姜波：扬帆出海——考古所见的海上文明交流

 　　(本文为4月3日“共识国际讲坛”姜波老师讲座的文字整理稿。姜老师为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特聘教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原所长。)

　　各位屏幕上的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参加共识国际讲坛，在线上和各位交流。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扬帆出海：考古所见的海上文明交流”。最近几天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与中央电视台的直播，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考古行业的巨大关注，我自己也是心存感激的——因为考古行业多年来都是比较冷僻的行业，一线的工作人员付出了辛勤努力，取得了巨大成果，社会各界能够关注他们的工作，也关注文化遗产保护，对考古人而言是一件感到非常荣幸的事情。

　　今天的演讲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词，一是海上丝绸之路，二是水下考古。今天大概演讲一个小时左右，所以我想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讲：一是青花瓷;二是沉船“南海一号”(南宋时候的一艘沉船);三是海上贸易，茶叶向西传播，宝石向东传播，看看海上贸易交流;四是讨论，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共享之路，不同族群与人群怎样来到这条海上之路进行文化与贸易交流的情况。

　　考古的意义与水下考古的价值

　　讲到考古，学术界把考古人称为“与古人对话的学者群体”。这里有一个很著名的案例，是美国的一位很著名的考古学家萨拉·比思尔，他被我们称为“跟庞贝人对话的考古学家”。大家都知道，维苏威火山的爆发，把意大利一个很著名的古城、现在已经是世界遗产的庞贝完全掩埋起来了;他的工作就是研究这些庞贝遗址出土的人体骨骼，我们通过他的研究可以非常生动地解读古代文明社会的一些历史信息，非常丰满。他让我们可以看到一幅精彩的历史画卷。比如庞贝人的身高，男人平均身高大概是5.7英尺，女性身高是5.1英尺。我们国家长期是计划生育，一个妇女生育一胎，现在刚刚放开二胎;通过他的研究可以判断出来，庞贝人女性当时一般会有好几次生育。另外发现了一个小男孩的骨架，可以判断这个小男孩的职业是一个渔民，因为他在经常修理渔网的时候用牙齿去咬鱼线。也可以看到英勇的罗马战士的形象，他的膝盖很粗壮，是因为骑马，而且是不配鞍的骑马。有些很生动的凝固的画面：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婴儿——根据他的研究，这是一个女奴而不是孩子的母亲……当时各种各样的现象。

　　考古学家确实是通过田野考古发掘来解读古代文明、和古人对话的学者群体，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也很自豪。

　　今天讲的话题跟田野考古稍微有点不同：田野考古是做陆地考古发掘;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在海底做考古调查工作，在海洋深处和古代文明对话。这是一张很有名的画面(图1)，是在埃及亚历山大港做水下考古。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海洋世界蕴含了丰富的水下文化遗产，也是考古人解读古代文明的另一个场所。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在海底搜寻古代文明的踪迹。

　　沉入海底的文化遗产不仅仅是沉船，大家一看新闻或者看各种相关的书籍，说到水下考古，都想到是打捞沉船、发现古代的瓷器，等等。实际上，海底的文化遗产种类是丰富多彩的，还有城市、村庄，也有墓葬。所以，水下考古也是丰富多彩的，为我们揭开了历史画面的另一个场景。

　　有的水下考古的发现还是令人震惊的。这是在地中海埃及水下考古发现的一块石碑(图2)，从这个石碑可以看出，在托勒密王朝的时代(也就相当于中国的秦到西汉时期)，埃及、地中海东岸的中东地区、希腊-罗马世界，有着非常丰富的海上贸易活动，文化与贸易交流非常紧密。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块石碑，上面记载了当时开展贸易和财务税收的情况。这样的石碑一共发现两件，其中一件就是水下考古发现的;这让我们得到了解读地中海文化与贸易非常重要的考古材料，值得我们去关注。

　　水下考古往往还会有非常精彩的文物出品，这是一件曾经在大英博物馆展览引起轰动的文物精品(图3)，其美感不亚于“断臂的维纳斯”。这是埃及克诺珀斯(Canopus)海港遗址出水的一件雕像——公元前3世纪一个埃及女王的雕像。在托勒密王朝时代，出现的是一种文化混血现象，因为埃及已经进入希腊罗马化的时代。有一句学者们常用的话叫“希腊的王、埃及的神”，埃及被希腊文化征服以后，还保留了他们自己的神话传统，所以王的形象跟神的形象是融为一体的。但我们看到的这件文物，可以说是线条流畅、气韵生动，因为他身上穿的是丝绸，把人体的美展示得丰富充分。当然，这个丝绸的文化影响肯定来自东方的中国，从中国传入地中海世界。我们也知道，在当时的地中海世界，不但从中国输入丝绸，而且已经开始生产丝绸——像在土耳其等地，就有族群开始生产中国式的丝绸，在罗马世界风靡一时。所以，从这点可以看出，海上交流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今天要讲到的研究角度，跟一个很特殊的考古人群体有关，就是水下考古队员。他们真的是非常英勇、非常有敬业精神的一个群体，在水底找寻消失的文明。所以，我在这里演讲的时候，要对他们的工作和辛勤努力表示敬意。中国由国家文物局出面组织实施水下考古队员的培训，迄今已经培养了145位水下考古队员，这是指拥有国家文物局颁发水下考古证书的考古队员。我们现在培训的原则是，从年轻的田野考古学家中选择身体素质好、心理素质好的人，经过系统培训以后，达到做水下考古工作的要求。当然，我也很荣幸，我现在已经从田野考古学家转变成了一个水下考古人。我以前在西安与洛阳做田野考古，发掘西汉的长安城、隋唐时期的洛阳城;我从2010年开始转向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到现在开始做水下考古工作。我也觉得，对考古人的经历而言，这真的是一次很华丽的转身，让我看见了考古世界另外一个精彩的场面，我也感到很自豪。

　　这图片(图4)左侧是我在潜水培训时候的一个照片，右侧是我这几年带队在沙特阿拉伯、红海开展水下考古的一个场景的画面。

　　话题缘起：波斯商船远航至中国

　　今天的演讲，话题的缘起可以从一个案例开始。文献记载中，《全唐文》里曾经讲到，在9世纪，唐德宗的时候，曾经有波斯的船漂到中国来做海洋贸易。有这么一条记载，让很多人产生很多联想，甚至也有人在怀疑：真的是从波斯来的船到了中国吗?

　　这个说法得到了考古实证。这(图5)就是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一条著名的沉船，叫“黑石号”。这条船跟中国的船不一样，它是波斯、阿拉伯风格的船。在8-9世纪的时候，波斯、阿拉伯成为海上贸易的主力，开始实现远航的目标。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基础，即三大航海技术的发明。

　　第一，他们这个船是用重力榫进行绑合的，跟中国人用铁锔和铁钉封合的船板是不一样的。这个用重力榫捆绑的船板做得非常结实;我亲自观摩过，现场看的话，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它的船体结构有韧劲，可以抵抗海浪、海风的摇摆所带来的对船体结构的损伤，所以非常适合于远航。

　　第二，发明了三角帆，便于海上操控。因为海风可能是从不同方向吹过来，船帆需要随时进行调整;而三角帆使帆与舵的调整变得更容易了，更适合于船去远洋航行。

　　第三，海上的导航。他们发现了kamal(牵星板)这种天文导航的仪器，通过观测天上的星星，特别是北极星的位置来找到方向，实现了远航。

　　所以，当时波斯、阿拉伯人成为海上贸易的主力军，跟他们的海洋技术、航海技术的发展有很大关系。

　　所以，从我们考古角度来看，在古代时期，来中国的船基本都是波斯、阿拉伯人的船;我们的船很少出去。我们的船出去，主要是到宋元时候才大规模出海，造船技术、导航技术、航海技术提升之后，我们才开始后来居上。

　　这条船(“黑石号”)的发现很有意思。它的沉没年代非常准确。因为船上有一件中国长沙窑的瓷器，这件瓷器上写了非常清楚的字“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宝历”就是唐代的皇帝唐敬宗李湛的年号，“宝历二年“也就是公元826年。我们跟国际水下考古的同行进行交流的时候，国际同行经常跟我们讲，很希望在沉船里发现中国的文物，一旦发现中国的文物，很有可能就把年代锁定得非常准确;而且感谢我们的祖先很喜欢在器物上写字，所以对于年代给我们留下了很确切的证据。

　　这个船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是出水了大量的中国长沙窑的瓷器。考古人都知道，湖南长沙在唐代的时候兴起一个很著名的窑口叫长沙窑，但是我们在中国大陆的考古发现中，长沙窑的瓷器见得很少，以前发现的完完整整的这种器物可能不会超过100件;而这条船，一下出水了57000件左右的长沙窑瓷器。可以看出，瓷器在中国大陆腹地的长沙窑生产以后，到达长江口的扬州港进入海路，再到广州然后出海;在印度尼西亚海域的沉船被发现，它最终的目的地有可能就是印度洋一带，因为在那边的埃及的港口遗址、在波斯湾的港口遗址，都发现了长沙窑的瓷器。这就是当时在中国生产、面向海外市场的一种陶瓷产品，是国际贸易留下的文物。

　　这(图6)是黑石号出水的一件长沙窑瓷器，上面画了一条鱼——当时我们有些学者认为可能就是鳜鱼，后来仔细看，跟鳜鱼的形象还是不一样。很有意思的是，后来我在红海做水下考古，吃到了这种鱼，当地人叫狮子鱼。这件瓷器上这条鱼的周边还有一些波斯、阿拉伯风格的装饰纹样，鱼的形状也是那种狮子鱼的形状。所以这件文物的出水，让我们可以判断：长沙窑当时的造瓷工匠里一定有波斯、阿拉伯那边过来的人，所以它的纹样是按照那边的风格来画的。

　　“黑石号”沉船上的唐青花

　　但是我这里要讨论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现象就是这个船上出土了三件唐代的青花瓷，我们考古界称之为“唐青花”，这个更有代表性意义。这件东西(图7)在当时看来应该是在河南洛阳的巩县窑烧造的，通过大运河到了扬州港出海，有可能经过广州再整装出发，在印度尼西亚的黑石号沉船上发现。当然它的目的地也是阿拉伯世界，因为青花的符号在早期的时候是来自伊斯兰世界的。但是青花瓷在中国萌芽起来以后，通过元青花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蓬勃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人最喜欢的一种产品了。

　　青花瓷：行走的文化符号

　　这(图8)是我们在福建做水下考古的时候，“碗礁一号”沉船出水的一件典型的青花瓷器。如果对伊斯兰文化感兴趣的人，还是能够从这件瓷器上闻到浓烈的伊斯兰风格的味道。所以，青花瓷从唐代进入中国以后，在明清时期勃兴，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

　　到了明清时候，海洋贸易发展起来以后，中国瓷器以中国产品的形象开始远销海外。这(图9)是在英国的一个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瓷器，很有意思：这件瓷器是中国生产的，但是画面上把深目高鼻的洋人在广州的瓷器行购买瓷器的场景描述得非常生动。大家可以看到，货架上摆的就有青花瓷。这种海上瓷器贸易的交易场景，也得到了水下考古成果非常生动的证实。

　　1984年打捞的一艘1752年沉没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沉船“海尔德马尔森号”，出水了大量的中国瓷器(图10)，都是青花瓷。这个沉船上因为有当时的航海贸易档案，可以看出这个船上当时装载的总计有多少瓷器呢?23.9万件，是一个天文般的数字。这也是一个很有故事的话题。当时这艘沉船被发现以后，大量中国珍贵的瓷器在欧洲拍卖市场拍卖，引起了世人关注，轰动一时，而当时中国也派了三位专家去现场，带了3万美元。说白了，就是我们故宫博物院的著名学者冯先铭先生他们想去拿几件标本回来。手拿3万美元，我们看得上的瓷器买不起;我们买得起的，我们的专家又看不上。所以，3万美元又原封不动地回到了中国，一件瓷器都没有买回来。这个事件大大刺激了中国考古学界。从那年开始，中国开始讨论发展水下考古事业。到1987年发现了一条沉船，我们称为中国水下考古的元年。中国的水下考古跟这条沉船的打捞活动是具有明显关系的。所以，海洋打捞行为，导致了中国水下考古的兴起。

　　正是因为中国瓷器大量销往欧洲，导致欧洲开始了一种风格或者时尚，就是在王公贵族里兴修瓷器宫或者瓷器室，大量收藏来自中国的瓷器。这成为王公贵族生活和身份的一种很荣耀的象征。

　　这(图11)是在葡萄牙里斯本的桑托斯王宫的瓷器室，天花顶上贴的全是中国的瓷器。葡萄牙是欧洲最早到中国这边开展远洋海洋贸易的，所以瓷器、茶叶、丝绸最早通往欧洲的时候都是通过葡萄牙人去的。这个地方现在是法国驻葡萄牙大使馆，它的瓷器要出来展览也很麻烦。很荣幸的是，2019年3月的时候，这批瓷器第一次迈出葡萄牙国门前往法国做了一次展览，是在法国著名的吉美博物馆展览。当年我在巴黎参加世界遗产评审活动，也应邀参加了这家博物馆的这次展览开幕仪式，让我很有感触。

　　大家看，这(图12)是非常典型的具有浓烈的中国文化氛围的瓷器展品。左边的那件是嫦娥玉兔，月亮题材的作品;右边那件是水村山郭酒旗风的那种风格的中国画的作品。这样的中国文化因素的瓷器，在欧洲能够大受欢迎，所以瓷器输到欧洲，不仅带去的是物品，而且带去了文化影响和艺术影响。

　　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就是荷兰很著名的一位画家威廉·卡尔夫画的油画(图13)里，就有典型的中国的青花瓷。这个画作的年代和我前面提到的青花瓷沉船——福建的“碗礁一号”差不多是同一时期的。所以你看，海洋贸易的发展，给欧洲带来中国瓷器，引起了艺术方面的影响。后来在欧洲兴起一股风气叫“中国风”，就是建筑、装饰、艺术、油画等，包括音乐，都开始受到来自中国的影响。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要讲一下。我们做的一个水下考古项目，很多人关注的是另一方面，而我关注的是跟青花瓷有关的话题——那就是在辽宁丹东做的一个很著名的水下考古项目：甲午海战时候沉没的中国军舰“致远舰”。通过我们的一线水下考古队员周春水等人的辛勤工作，把这条军舰给找到了。这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这(图14)是致远舰的旧影。致远舰是1894年9月17日，跟日本人在大东沟海战中被击沉的中国军舰，舰长是著名的海军将领邓世昌。让人感到很悲壮的就是，9月17日，邓世昌跟这条船一起沉没——他受了英国皇家海军的影响，绝对不会离舰的，所以他和军舰一起沉没。9月17日正好也是邓世昌的生日。我们做水下考古，当时发现这条船的时候队员心情都非常沉痛。

　　我们找到这条船的时候，有很多行内行外的人都质疑我们找到的这条船到底是不是著名的致远舰，因为找了很多年一直都找不到。但是很幸运的是，我们水下考古队员通过他们辛勤的工作，找到了一件瓷盘，瓷盘上用中英文写明了“致远”两个字，就是这个图片(图15)。所以一下子锁定了这条沉舰的身份，当时成为一个很珍贵的文物，因此很多媒体、学者、行内行外人都很关注。

　　我也拿了这件瓷器仔细观摩，我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一件青花瓷，但是它是在英国很著名的一个瓷厂叫作伍斯特瓷厂制造的中国风格的青花瓷。我们经常讲的青花瓷，唐代的时候，从伊斯兰世界来到中国，到元、明、清的时候勃兴，成为中国的文化符号，大量销往印度洋、欧洲，影响了当地的文化与艺术，然后在欧洲开始仿造中国的青花瓷。德国很著名的梅森瓷厂，以及刚才提到的英国的伍斯特瓷厂，都是很著名的制造青花瓷的工厂。这些做好的青花瓷随着在英国制造的致远舰远涉重洋，重新回到中国，成为北洋海军船上生活用具。北洋海军训练是完全按照英国皇家海军训练模式进行的;海军军官吃的是西餐，用制式餐盘，有咖啡壶。青花瓷在欧洲制造以后回到中国，所以从这个文化符号的传播可以看到，青花瓷体现了海洋世界文明交流，真的是“无问东西”：伊斯兰的符号到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符号到欧洲，欧洲生产以后又回到了中国，里面有很丰富的内涵，值得我们反复思考海上文化交流的历史情况。

　　时间胶囊——“南海一号”：没有归途的启航

　　讲完这个话题以后，我们可以看下面一个讨论的对象，一艘很著名的南宋时期的沉船，我们称之为“南海一号”，我这里把它叫作“没有归途的启航”。为什么?这是一艘装满了船货，准备出发进行远洋贸易的海上商船，结果在出发之地沉没了，很不幸。但是它对于今天的人了解古代海上贸易留下了很珍贵的实物标本，因为保存得非常好，满船货物完完整整;也值得我们关注。

　　画面(图16)上看到的是我们现在复原的南海一号沉船模型。

       从(图17)这个画面大家可以看到这艘船沉没的地方，下面红色的点就是南海一号发现的地方。这个地方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放洋之地”，就是船从这个地方出去之后就走向了远海，离开了中国，我们称之为“放洋”。红点的右上角有一个岛叫下川岛，是中国古代海上贸易很重要的一个中间地带，也是澳门的前身;大陆岸上有当时宋代的巡检司，就相当于海关。船发现以后，挪到了左侧的海岛，即广东阳江的海陵岛，因为建了这艘沉船的博物馆，这个岛成为中国最有名的一个旅游胜地。

　　从考古角度讲，这是一个很巨大的工程(图18)，做了一个30多米长的巨大的铁箱子，在海底把整个沉船打捞起来，然后挪到了这样一个新修的博物馆(图19)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博物馆里清理、发掘这艘沉船。这也是世界海洋考古史上的一个创举，等于把在海上作业的一艘沉船挪到了博物馆里，就像实验室里一样，做一些精细的发掘。海洋考古是很艰难的，潜水员在水下，比如脚蹼掉了，要穿上都很费劲，更不用说要做很精细的海洋考古发掘工作了。所以，到了博物馆有一个好处，工作会做得很精细，会获得更加充分、丰富的历史与考古信息。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花了巨资把这艘船运到岸上来，又花了巨资修建了这样的博物馆，再投入海量经费做精细化发掘。这也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球推广的一个国际水下考古经典案例。2017年我曾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了一个专题演讲，后来他们的官方刊物《信使》立刻做了一次专访介绍中国海洋考古发展的情况，介绍南海一号。

　　这艘船(图20)对我们而言是很经典的案例，我们称之为一流的发掘、一流的现场文物保护、一流的博物馆展览。因为在博物馆里面发掘，所以观众可以在走廊上直接观摩考古队员是怎么发掘的，这对普通观众而言是很难得的体验。我们现场建了实验室，所有文物马上进入现场进行清理，所以文物得到了非常有效的保管。还有就是，文物精品和考古现场一同展示，从博物馆展览角度来讲也是很新颖的一种方式。

　　这艘船通过我们现在的考古清理，已经把船货基本清理完毕了。应该是15道船舱，船的长度应该是22米多，宽度接近10米，载货量应该在400吨上下，出水的文物现在已经超过了18万件——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超过了绝大多数省级博物馆的藏品数量。所以，一艘沉船就是一座博物馆。海洋就是人类最大的博物馆，为什么?因为海底沉船太多了，虽然中国目前发现的还非常有限。我的朋友、法国国家水下与海洋考古研究所的所长米歇尔·卢赫(Michel L'Hour)先生告诉我，在法国，经过调查、确认、建立档案的沉船有19000艘。我相信中国会发现更多，只是我们现在还刚刚起步，正在找寻过程中。

　　这(图21)是船舱里堆满货物的情形，你能看到的主要是瓷器。其实船在表层，甲板上面还堆了很多铁屑，大概100多吨。有的船舱里是空的，其实当时不是空的，可能放的有丝绸等有机质文物，但是在海底埋葬的时候腐烂了。我们这次做了科学检测，在南海一号沉船的样品标本里发现了蛋白的东西，可以确认船上是有丝绸的，所以“海上丝绸之路”名不虚传。

　　这艘船经过我们的研究判断，应该是从福建泉州地区出来的一艘海上贸易船，我们也把这种船称之为“福船”。这(图22)是清代海船图所见的“福船”的情形。这个船当时大致是这么一个样子，后面还绑了一个小船。这是海上贸易常见的一个现象，——用小船进行接驳。

　　令人惊讶的就是这艘船的年代，大概是1180年代，距今有900年的历史，是很遥远的历史，在南宋时期。但是在我们考古人把这个船上的文物清理出来的时候，这些瓷器光亮如新，就像现在瓷器厂刚刚生产出来的瓷器，所以文物精品特别多。

　　这(图23)是沉船上出水的一件瓷器菊瓣碗。很有意思的是，我在红海做考古的时候，在塞林港遗址上也发现了同类型的器物。所以，南海一号沉船的货物一定是真的运到了很遥远的国度。

　　这(图24)是船上文物里最多的一个窑口——福建的德化窑生产的白瓷壶。这件器物很有意思。中国人古代生产瓷器，用的方法叫“快轮制造”，把瓷器做成圆形很容易，很规整，但是这件器物是仿造当时的金银器壶来生产的，为什么?它的目标是要销往伊斯兰世界，所以这件器物采用磨制的方法，特地把这个器物的形状磨成方形，很有意思。市场决定了产品设计，产品设计决定了产品生产，在古代就是这样。

　　南海一号上面出土了大量的中国瓷器。我们孙键领队、崔勇领队个人都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根据我们目前统计的结果，应该说以福建德化窑的白瓷为最多，当然也有福建本地的磁灶窑，都是泉州附近的，以泉州为海港出口的;还有福建闽清的义窑。外省的窑口有浙江的龙泉窑，还有著名的瓷都江西景德镇的瓷窑。这艘沉船反映了宋元时期中国瓷器参与海洋贸易的盛况。

　　由于船上器物保存得非常好，所以对我们现代人研究古代航海人的船上生活特别有帮助。这件器物(图25)，海上发现的，写了几个字叫作“桥前公用”，就是摆在船的后舱、后阁楼的前面一个地方，供大家公用的一件器物。这让我们可以想见法显《佛国记》写海上航行活动的生动的情形，这些情形在我们考古的证据面前都会得到很生动的体现。

　　特别是船上还发现了很多食物，动物里面有牛、羊、鸡、鸭、鹅等这样的东西，还发现了很多吃物的遗骸。海上航行的时候，干果比较适合保存，所以有这样的东西被发现。

　　通过海上贸易，植物与作物的交流也是很重要的内容，值得我们做历史与考古的人去关注。比如明代的时候，玉米、甘薯、辣椒这些东西都逐渐传入中国，对中国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旱地作物进入中国以后，使中国人口迅速增长到了清代道光年间的4亿。以前中国的人口，从汉代开始一直到明代前期，一般在5000-6000万左右。中国这么大的土地，按照中国的传统作物生产出来的粮食就供这么多人，所以人口一直大致是这样。但是由于海洋贸易的发展，玉米、甘薯这些东西传入中国以后，粮食作物增加，人口开始增加，很快从五六千万逐渐增加到乾隆时候突破一亿，然后一个亿、两个亿、三个亿，到道光皇帝的时候达到4亿。我们五四运动的时候说四万万同胞团结起来，那就是4个亿。1949年以后，我们的农业生产技术得到提升，作物种子水平也得到了提炼，袁隆平先生贡献巨大，杂交水稻发展;我们的人口由于作物生产能力的提升、医疗水平的提高，现在达到14亿。

　　还有一点，海上贸易是交易行为，做水下考古的人做沉船、海洋港口的时候，往往会发现度量衡器。语言要交流，东西要称量。南海一号上发现的天平与砝码(图26)，是组合的，很有意思。

      我在沙特阿拉伯的港口遗址塞林港做考古发掘也发现了这种砝码(图27)。塞林港发现的这个砝码的重量大概197克，不到200克。这是很关键的数字：200克左右是汉代时候的一斤，所以这个砝码在古代的时候，衡量的重量应该是一斤左右。

　　另外还发现了这种(图28)很有意思的东西，叫金叶子，说白了就是当时的大额黄金支票。一张金叶子的重量是黄金一两，上面还打有店铺的名字叫“韩四郎”;这个韩四郎店铺后来我们查到了，在杭州。这是当时的现金支票。因为在海洋贸易的时候，货物流量很大，所以携带的用于支付的东西需要有大额的。黄金支票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现象。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白银。中国产的银子并不多，但是从明清时候开始，白银逐渐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里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中国是海洋贸易大国，世界各地自中国进口货物，而它们支付的银子从秘鲁、墨西哥、日本等产地大量流向中国，所以白银是外来流入中国的。

　　船上还出土了很多很珍贵的黄金饰品。比如，在船的外面发现了一个小木盒子，这个木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有七十多件这样的金器(图29)：不光制作工艺很好，上面还镶嵌有很多宝石，宝石的价值含量更超过黄金。我们估计，当时盒子是一个船上的海商跳水逃生的时候遗落在船体外面的，幸好遗落得不远，我们做铁箱子整箱套取南海一号的时候无意间把这个盒子套回了博物馆，所以能够得到发现。图中左侧的黄金项链很精致，一看就是外来的风格;称重量，接近一斤重。

　　特别是，前期调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文物(图30)，是黄金做的一个腰带。类似的器物在埃及、中东地区和伊朗等地都有发现，所以这件东西一定说明船上当时有穆斯林商人。穆斯林商人有一种行商传统，在迁徙或者旅行的时候会把家产变卖以后做成黄金腰带系在腰上。在汉语世界里留下了一个说法叫作“腰缠万贯”，就是把自己的财产系在腰上随身携带。但是穆斯林商人也有一个行规，路途多艰险，如果商人倒毙在路上了，发现的人可以把这条腰带取走，但是要有一个回报，就是一定要把商人的遗体埋葬。在中国汉文的文献里我查到了也有同样的记载，所以这种行事风格已经传到了中国，而且出现了“腰缠万贯”这种成语，说明这种做法也流传到了中国。这很有意思。

　　通过考古学家的辛勤工作，可以看出这是一艘从事海洋贸易、国际贸易的海上商船，船上还发现了有阿拉伯文字样的陶器，而且是实用的。据说最初打捞的时候，在船上还发现了眼镜蛇的头骨——眼镜蛇使人联想到印度商人。另外还有别的风格的文物。所以，这艘船一定是从事国际贸易的船，这是宋元时代海上国际贸易的一个缩影。

　　而且，宋元时候可以确切地说是国际海洋贸易的巅峰时期，由类似于南海一号这样的沉船还有其他的水下考古成果得到证实。比如在西沙我们发现了“华光礁一号”沉船，装载有大量的中国瓷器，是龙泉窑的青瓷。这(图31)是现场我们水下考古队员拍到的一张照片。华光礁一号，看年代和南海一号非常接近。再早一点的时候，韩国的新安发现了一艘新安沉船;这是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一条沉船，是从中国宁波出海到今天说的韩国或者日本。这艘船也出水了海量的中国文物。所以，宋元时期一定是中国海洋贸易的重要高峰时期。

　　漂洋过海的“东方神叶”——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茶叶贸易

　　讲了这么多，我们想再换一个小小的话题。我们前面讲的都是沉船和瓷器，其实海上贸易的交流内涵非常丰富，我用茶叶作为一个例子。茶叶是中国对世界饮食的巨大贡献。世界上有三大饮料——咖啡、可可和茶叶，而茶叶的母源国就是中国。海上贸易里，由于中国茶叶的对外运输，让全世界的人都学会喝茶。我们从水下考古也可以得到很生动的印证。

　　大家来看一看，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现象。瑞典有一条很著名的沉船叫“哥德堡号”，这条船当时曾经三次远航中国到达广州;最终第三次远航的时候，1745年9月在离哥德堡港大概不到900米的地方，岸上已经锣鼓喧天欢迎它的时候，结果这条船沉掉了。当时就做了打捞，打捞起来一批丝绸和瓷器，把这些丝绸和瓷器拍卖以后，整趟航行过程还获利了14%——就是说船都沉了，还获利14%，大家可以看出在古代海上贸易的利润的含金量是很高的，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远涉重洋、冒着生命危险去开拓远洋贸易的重要原因。这条沉船出水了中国的茶叶(图32)，据说有人还把这个茶叶送到了中国，还有中国的人进行了品尝，说这个茶叶的品尝效果非常好——这是一种恭维的话。

　　毫无疑问，中国是向世界贡献茶文化的宗主国。我们唐代的法门寺出土了著名的玻璃茶托。南宋刘松年的一幅很有名的《碾茶图》的画，可以看出茶叶是怎样制作的、当时的文人雅集的时候是怎样品茶的——这些都得到了很生动的展示。唐宋的时候，中国和日本交流很多，所以中国的茶文化就传到了日本。日本当时喝茶也按照中国的方法，把茶叶碾碎喝茶汤，和现在的中国人喝茶还不完全一样。

　　这个茶怎么传入欧洲的?最早当然是因为葡萄牙人从中国把茶带到了欧洲，但是在欧洲发扬光大的是英国人干的事情，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入英国皇室，把饮茶的习俗带到英国皇室。这很有意思。葡萄牙公主嫁入英国皇室的时候有三件嫁妆：一是印度的孟买海港;二是摩洛哥的一个城市丹吉尔海港——这个丹吉尔海港也很有名，一个很著名的航海家叫伊本白图泰，就是从这个港出发前往中国的;第三个嫁妆就是中国的茶叶和茶具。她把茶带到英国皇室以后，使得英国皇室开始喝中国的茶;上行下效，整个英国社会开始学着喝中国的茶。

　　正是因为在欧洲市场，茶叶销量越来越大，利润又高，所以就出现了两种商业行为。一种行为是种茶的场地离欧洲市场越来越近。比如说，从中国的福建和广东生产茶叶运到欧洲，由于路途遥远，茶叶变质发霉，喝起来像红茶的味道，所以欧洲人认为中国的茶就是那种味道，这反过来影响了中国茶叶的生产——中国传统是喝绿茶的，而在同欧洲茶叶贸易的影响之下，中国把茶叶进行发酵加工以后，变成了红茶。为了节省运输成本，英国人开始在斯里兰卡种茶，叫锡兰红茶——现在还是著名的品牌。印度也开始种茶，然后英国人到非洲的肯尼亚去种茶，塞舌尔群岛也种茶，越来越接近欧洲市场。

　　还有一种行为是，想办法对船进行改造，由此出现了一种航速特别快的帆船，英国人叫作“茶叶剪刀船”。这种船从广州或者其他地方，用最快的速度把中国当年的茶运到欧洲市场获得更高利润。所以中国现在有一种说法“明前茶”——清明节前的茶，是最好的，价格也是最高的;古代当时也是这样，谁抢先把当年的茶叶运到欧洲，获利肯定是最高的。这样就出现了这种很有名的叫茶叶贸易船。有一条船保存到了现在，就是现在收藏在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附近的英国皇家海事博物馆的Cutty Sark，就是这条船(图33)，这是我在现场拍的一张照片。它的展览方式也是世界著名的一个展览方式：从地表上可以看见船的主体，下面就是船的展览室，结合得很好。

　　这(图34)是当时这条船的运输茶叶线路。鸦片战争以后，是以上海为母港，装了茶叶以后运到欧洲、运到伦敦。这条船很有意思。我当时登上了这条船展览的展室里，还是博物馆的馆长亲自带着我们给我们讲解。我看船舱里堆了很多茶叶箱子，上面写着“正山小种”，就是我们中国福建的红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久，1877年，它第一次把当年应季的茶叶从上海运到伦敦——以前都是跨一年才运到的，因为海上航行时间很长——这是它做到的。而且，这条船曾经多次深入长江，到了武汉;所以我们现在讲万里茶道的时候，说武汉就是因为茶叶贸易，成为内外贸易的一个枢纽——当年武汉的汉口港发展很快。

　　这对欧洲也产生巨大影响。这(图35)是流传下来的一张很珍贵的照片：一个身穿清朝服装的英国女孩——原著里说这是一个茶叶女商人，我觉得是不是女商人很难说，因为这个女孩看样子太年轻了——手上拿的是中国的折扇，身上穿的是中国的衣服，头上还戴着中国的帽子，坐在中国的茶叶箱子上面。可以看出，中国茶叶在欧洲风行一时的状况。

　　现在很有意思的一种现象就是茶叶从中国传出去以后，对世界各地都产生深远影响。比如说，印度种茶，阿萨姆茶场和大吉岭茶场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产茶地;英国立顿的红茶、绿茶，也是世界市场上销售份额很大的茶叶产品;日本、韩国也都在种茶。所以，茶叶已经从中国传开，遍布了世界各地。当时读文献的时候我还觉得，这个茶叶要运到国外去种植存活，得有多少茶树运出去;后来查了一下，英国人把中国的茶树移植到印度的大吉岭茶场和阿萨姆茶场，栽种成活的茶树有多少呢?11838棵茶树，整个茶场的茶树都运过去了，所以他们的茶树是从中国移栽过去的。

　　说到这里，我们要讲讲我们的国际文化发展战略。这个铁路(图36)很有名，是一个世界遗产，是在印度通往大吉岭茶场的一条铁路。而且关键的一点，现在日本、印度甚至韩国都在讨论茶文化申报世界遗产，这对中国——茶的宗主国而言，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挑战。2019年我在巴黎参加了世界遗产评估工作会议，回来以后专门向有关部门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国要赶紧加快茶文化世界遗产申报脚步，不然的话就像端午节、中国的书院一样，被别的国家申报成世界遗产，对我们而言是一种巨大的遗憾。正因为这样，中国当机立断，有可能在本年度，云南景迈山的普洱茶古茶林就会申报世界遗产——我祝他们好运。

　　从印度洋飘洋过海来到中国的宝石

　　刚刚讲到茶叶、瓷器飘洋航海到了西方，而贸易从来都是讲究平衡的，反过来看，海外又有哪些东西到了中国呢?很多，比如象牙、香料，大家讨论很多。我这里讨论一个有些重要考古发现但是大家不太注意的例子，就是宝石。我介绍两个研究案例，一个是北京明代定陵的考古发现，一个是湖北的梁庄王墓的考古发现(梁庄王墓是明代的一个藩王墓)。这两个墓都出土了很多宝石，而宝石在古代中国是不产的，必须从海外输入中国。

　　明代的定陵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个皇后一起埋葬的墓葬，大家可以去参观。万历皇帝对我们讲海上文明交流很重要，因为他在位的时代是中国海上贸易最鼎盛的时期之一。他的墓葬里发现了很多从海外输入中国的宝石。

　　大家看一看这件器物(图37)，是一个簪子，上面镶嵌了很多宝石——红宝石、蓝宝石、猫眼石、祖母绿。这(图38)是一件很著名的文物，是皇后戴的耳环，题材是玉兔捣药。这个题材是很典型的中国的，但是装饰的东西，头顶上顶的这个红宝石，脚下有蓝宝石，还有一颗猫眼石。

　　万历皇帝这个皇冠(图39)上的宝石，除了绿松石以外，还有珍珠、红宝石、蓝宝石。大家都知道印度的红宝石和斯里兰卡的蓝宝石是世界级的珍品。凤冠(图40)上也可以看到镶嵌了很多宝石。在皇冠、凤冠上面镶嵌宝石这种做法，只有在明代海洋贸易大大发展以后，才会在中国的相应年代考古发现里得到体现。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墓，湖北钟祥发现的梁庄王墓，梁庄王是明代一个很著名的藩王，这个墓是主人和他夫人合葬的，年代正好和郑和航海的年代非常接近。郑和下西洋是1405-1433年，这个墓葬的下葬时间是1441年。这个墓葬里出了一些和郑和航海有关的文物，一枚金锭上写着“西洋等处买到八成色金壹锭伍拾两重”，就是郑和当年从海外带回来的东西。而且，与此可以相佐证的是，这个墓葬也发现了海外市场流入中国的宝石。

　　这(图41)是一个簪子，做得非常精致，非常美，上面也是镶着蓝宝石、红宝石、猫眼石。出土的一条腰带上面镶嵌各种各样不同形状的宝石。当时这个工艺叫“随形”，为什么?就是说宝石的硬度很高，要改变形状很难，所以镶嵌上去的时候就保持原样镶嵌，用几个爪子把它抓住，这跟南海一号上发现的情况是一样的。

　　另外，墓中还发现了很多戒指(图42)，有的上面镶嵌了红宝石或蓝宝石，有的是两种宝石都镶嵌了，中间那个是绿松石。戒指在当时海洋贸易里也是很重要的一种产品，所以在南海一号发掘的时候发现了很多戒指。我们在沙特的塞林港做考古发掘的时候也发现有戒指。特别有意思的是，南海一号出水的戒指，跟一同出水的项链一样，上面的宝石都被抠下来了，可能是单独另行存放，因为宝石可能比戒指还要珍贵。

　　所以，到了明清的时候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形容一个贵族、上等人穿着很高贵的时候，有一句诗词叫作“条环平安祖母绿，帽顶高嵌佛头青”，就是这个人穿着太高贵了，他的腰带上镶嵌祖母绿那种宝石，帽子的顶上有佛头青(蓝宝石)。很有意思的是，明定陵出的一件腰带上面就镶嵌了很多祖母绿，大家可以看到(图43)左侧的这件。在明代的梁庄王墓出土的一个黄金做的帽顶(图43的右图)上面，正中间就镶嵌了一个大的蓝宝石，接近200克，很昂贵。在相隔千里的两座墓葬各出的一件文物，非常生动地印证了中国古代的一首诗词当时的情形，读起来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明代的墓葬发现了这么多宝石。根据现在矿物学的知识，我们知道宝石分为五大种类：印度的红宝石、斯里兰卡的蓝宝石、猫眼石、祖母绿、钻石。中国传统宝石只有绿松石，大概是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明清。刚才说的五种宝石在古代中国是不生产的，找不到矿的，所以只能从海外输入中国。我们现在考古发现，前面四种都得到考古实物的印证，只有钻石在我们的考古中没有发现过。对梁庄王墓出土的宝石做过一个统计，红宝石、蓝宝石、猫眼石、祖母绿都得到了发现。

　　这些宝石是不是真的从海外市场输入中国的呢?我们查一查郑和当年航海的记录。他的团队成员留下了三本作品：费信的《星槎胜览》(1436年);马欢的《瀛涯胜览》(1451年);巩珍的《西洋番国志》(1434年)。我后来仔细翻了一下，其间可以找到郑和团队在海外购宝石的记载。

　　这张图(图44)上大家可以看到，郑和航海的时候从南京港出发，在国外最主要的几个停泊的港口，有越南的占城、印度尼西亚的旧港、马来西亚的马六甲，然后是斯里兰卡的锡兰山，还有印度的古里，终点之一就是波斯湾湾口的忽鲁谟斯。很有意思，他停靠的几个重要的点里，印度和斯里兰卡是重要宝石产地，满剌加(马六甲)、旧港和忽鲁谟斯是当时古代世界最著名的宝石交易场所。所以，从郑和航海的航线上看，他是到过宝石产地、宝石交易中心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当时留下的航海文献。巩珍的《西洋番国志》描述了波斯湾湾口忽鲁谟斯港口的情形，讲当时到这个港口采购宝石的情况。他就说，各种宝物都有，这个地方有红宝石、剌石、祖把碧、祖母绿、猫睛石等——都成为郑和团队购买的对象;而且提到了有金刚钻，所以钻石当时也有可能购买，只是现在考古还没有发现。

　　由此可见，在明代，宝石在中国大量出现，就是因为海上贸易带入中国，对中国文化影响极其深远。我们现在讲到一个人穿着高贵，叫“珠光宝气”。“珠”就是珍珠，海上来的，从汉代的合浦港就开始进口珍珠，当然中国自己也产珍珠;但是明清的时候，文献记载得非常清晰，大颗珍贵的大珍珠都是从海外市场进口的。我到广西的合浦调查的时候，在当地碰见一个很著名的家族，一直到海外采购珍珠。我才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他们家族的人，每年都到红海去采珍珠，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我之所以说宝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深，是因为它甚至影响到了根深蒂固的丧葬文化。在中国古代墓葬里有一种习俗，是受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放置五色石——五种不同颜色的石头放在墓葬里;但是，到了明清的时候，高等级的墓葬里面开始用宝石替代五色石。这(图45)是明代定陵出土的五色石。

　　刺桐城内的锡兰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族群、语言与宗教交流

　　前面讲了那么多水下考古、陆地考古的研究对象，我们考古人最关心的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不同族群、语言与宗教的交流，因为最关键的还是人的交流。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很生动的历史事实，可能长期以来不被历史学家所关注。

　　郑和航海的时候曾经在斯里兰卡立了一块碑(图46)，这块碑后来在一个著名的世界遗产地、海港城市加勒港被发现，碑上用三种文字——汉文、波斯文和泰米尔文，分别向佛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主神写了贡献之词，来贡献物品。这成为我们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族群、语言与宗教交流的很重要、很珍贵的一件文物，现在是斯里兰卡的国宝。从这块碑的内容可以看出，在古代世界里，海上丝绸之路上不仅仅有中国人，还有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斯里兰卡人，可能还有马来人等不同的族群。所以，“命运共同体”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是体现得非常充分的。

　　我讲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族群融合。我这里讲的是从斯里兰卡来到中国定居泉州的一个族群的故事，我们称之为锡兰人，锡兰就是斯里兰卡。我们找到了这个家族留下的墓碑(图47)，左边的墓碑是“世氏祖茔”，右边那块碑写的是“使臣世公”。世氏是什么人呢?锡兰人，也就是斯里兰卡人，到中国以后改成了汉姓叫世氏。但是，你看他们的身份认同有一个很显著的变化：早期的墓碑上写的是锡兰，锡兰就是他们的故土斯里兰卡;后来的时候，他们自认为是明朝人了，所以写的是“明”使臣，身份上已经从外国人变成了中国人。很有意思。

　　通过考古工作的辛勤努力，在当地找到了“世家坑”，就是锡兰人后裔留下的祖坟;而且找到了一处房子，是当时这些人常年定居的——世氏旧居。找到了他们留下的族谱(图48)，从最早的祖先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

　　最关键的是，还找到了这个家族的后人，这位女士(图49，右)叫“世吟娥”;后来她把她丈夫的姓加在前面，她丈夫是一个考古学家，姓许，所以她现在叫“许世吟娥”。

     这个人现在还在做珠宝生意;早年斯里兰卡人到中国来最主要的从业就是做珠宝生意，因为斯里兰卡是蓝宝石的产地。后来斯里兰卡的外宾到泉州访问的时候，很兴奋，突然发现在泉州还找到了他们家的亲戚。从斯里兰卡人和许世吟娥的合影(图49)，大家看，族群融合混血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从肤色来看，这两个人已经有很明显的区别。这样的例子还有，比如我们去肯尼亚的时候，拉穆岛那一带，当地人说他们是中国人，说是郑和时代的水手上岸以后一直繁衍生息到了现在;但是你看他们的肤色也是典型的黑人的，但是他们认为他们有中国血统。再比如，我是一个老球迷，我看球的时候——范志毅的年代，中国队曾经到欧洲荷兰比赛;当时荷兰国家队有一个很著名的黑人运动员叫赖特，中国球员和他握手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我是中国人”，让中国队员感到很惊讶。什么意思呢?其实他的奶奶还是姥姥，曾经是一个中国人，在那边跟黑人结婚了，这位中国人生的子女又生下了他。所以，很有意思，可以看出海上丝绸之路是族群融合。后来许世吟娥应邀到斯里兰卡访问，当地人称她为“锡兰公主”，用了最隆重的土著礼节欢迎她;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陪同她访问，据说还给了她一片地，作为“公主”的驻所地。

　　泉州有一个很著名的桥叫洛阳桥，洛阳桥上刻下了很多当地郡望名流的名字。这些人都是鸿儒硕学，是最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其中就有一位斯里兰卡人的后裔叫世寰望。这就可以看出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一个外族人——锡兰人，到了中国以后，改成中国的汉姓世氏，自称是中国明朝的使臣去从事海外贸易，因为有语言优势，所以担任通事，就是翻译，后来定居泉州，变成耕商人家，学习汉文化，通过进士考试进入官场，他们家族被称为“诗书门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一个外族人怎么样逐渐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而且其家族还成为中国文化底蕴特别深厚的家族。这种现象得到了很多的考古证实。泉州还发现了一块碑，是一个混血儿的碑，这个混血儿叫爱哈默德。他的碑是用波斯文和汉文两种文字书写的，是元代的至治二年留下的，至治二年是1322年，他写到他的母亲是泉州人，父亲是波斯湾来的人，这就是一个混血儿。这个碑文里也讲到了“刺桐”;西方文献里提到中国有一个东方大城叫刺桐，考古一开始很多人找不到这个城市在哪儿，后来发现这个碑上面写着刺桐，原来刺桐就是泉州。所以，泉州现在在申报世界遗产。

　　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族群交流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明代有一位大思想家，号称中国启蒙思想家之一，叫李贽。他的墓就在北京通州。这个人的思想非常古怪，跟道家、儒家、佛家都有很大区别，比如他重视商业贸易——中国传统是重农抑商，他是重商抑农;比如他提倡公平教育，讨论妇女问题，这在中国古代都是很少见到的现象。其实你要看他的背景就知道，他是一个混血儿，他有色目人的血统，他的祖先曾经是波斯湾地区的人，也许正因此，他才会有这样与众不同的思想。所以，讨论水下考古、海上丝绸之路，可以看出古代海上文明交流的情况——它不但融入了我们的血液，还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思想。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新时代的中国水下考古人做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是新时代的海上人文交流;这张照片(图50)是我在沙特阿拉伯做水下考古的时候，当地市长在官邸迎接中国考古队的一张合影，我也把这作为我今天演讲的结束。谢谢大家，欢迎大家交流讨论!

　　问答

　　提问：从中外交流角度看，中国对外出口的主要是茶叶、丝绸、瓷器这些日常消费品，而中国进口的主要是宝石这类奢侈品，是否意味着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皇帝贵族而服务的呢?

　　姜波：这个问题很好。通过我们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研究，对海洋贸易的目的有很多深入了解。中国出口的东西主要是丝绸、瓷器、茶叶、铁器、漆器，还有很多别的物品，进口的东西有香料、象牙、宝石之类的东西，还有名贵的木材。应该说，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易是不同文明板块的人实施的，不同板块的人有自己的东西参与交易：中国是丝绸、瓷器、茶叶、铁器，东南亚地区可能有铜料、铁矿、锡矿等这些东西，印度那边有宝石等这类的东西，非洲有象牙、奴隶，香料群岛主要输出香料。不同板块之间的贸易是互补的，只有互补的情况下海洋贸易才能持续发展。我不认为我们主要的海洋贸易目的就是为了满足皇帝贵族——皇帝贵族可能需求量比较大，但是不能代表全部;海洋贸易是立体、综合的，满足了市场各种各样的多种需求。

　　提问：什么时候可以对新会崖门进行水下考古?据说那里有很多南宋灭亡时的沉船。

　　姜波：这是元灭南宋的一次海战的战场所在地。有句俗话叫“崖山之后无中国”，就是说南宋海战失败，元征服了中国。南宋最后一次海战就是在崖山这个地方进行的。水下考古的人很关注这个地点，此前也进行了一些现场交流和探讨，但是这个地方水陆变迁很大，有的地方已经变成了陆地。我们曾经想在合适的时间在当地做一些系统化的考古工作，大致范围和地点我们是知道的，但是还没有做系统、完整、科学的考古工作。相信以后可能会找一些机会来做。与之类似的，就是元代征战日本，有两次海战;对海战战场的所在地，日本考古学家做了调查工作，发现了元代的沉船，找到了一些炮火、武器之类的，得到了确证。

　　提问：以您对郑和下西洋的考古观察，您对郑和下西洋有什么自己的评价?

　　姜波：对郑和下西洋，历史学界评论很多，我们做海洋考古的人也很关注。我个人感觉，不要纯粹从政治层面、外交层面考察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是一个很立体的行动，当时之前有很长的海洋贸易发展时期;到了郑和下西洋的时代，郑和船队的贸易作为一种官方贸易，达到了一个顶峰。而且他航行的时候，船队很多，人员最多的时候达到了27000人，除了士兵、外交官员以外，大量的都是商人。所以，郑和下西洋也是海洋贸易的重要内容。我们现在做历史研究工作的人，很多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纯粹的政治与官方外交行为，这是不对的。郑和当年自己也积累了大量财富。从考古发现来看，他捐建了很多寺院，刻了很多经书。他自己有很多财富，所以他自己肯定也做了很多生意。

　　与郑和下西洋相关联的一个事情就是古代中国和琉球的交往。从官方文献读到的都是官方使节往来，但是从历史学的细节研究和考古的证实来看，当时主要的都是海洋贸易，挂着官使的名义开展的民间贸易行为。这也提醒我们，中国史学界研究也好，考古学家的研究也好，很多人受了一定的影响，只关心政治与外交层面，不关心贸易;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贸易视角历史应该多多引入到我们的史学研究、考古学研究的。只有有利可图，海上交流才能持续发展;海上交流持续发展，贸易经济行为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政府层面才会介入——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提问：水下考古如何测定年代，也是碳14吗?误差有多大?

　　姜波：很好的问题。考古测年是一个系统的方法，我们测年有很多依据，像田野考古一样的，碳14是最重要的;但是海洋考古里涉及的沉船很多都是年代偏晚的，就有几种更加方便的方法来确定沉船年代。比如上面有文字，明确讲到了什么时代，就像我前面讲的黑石号，里面的器物上有“宝历二年”(就是公元826年)字样。韩国的新安发现的新安沉船，器物上面有“至治三年”(就是1323年)字样。对于南海一号，我们现在也找到了确切证据;现在正在沟通，我们考古队可能会公布报告，给大家一个确定的说法。还有一种就是有档案的：有的海洋沉船，比如“海尔德马尔森号”，是有档案的，明确讲到这个船是什么时候的;再比如瑞典的“哥德堡号”，沉没年代是1745年9月份……都是有准确档案年的。所以，对于年代的测定，我们讲究证据链。如果说没有任何其他年代学的证据，而有瓷器的发现，也很好办，因为中国瓷器的年代已经做得相对比较准确了。其实东南亚很多地方的考古工作也都是拿中国瓷器作为档案，海洋考古同样如此。

　　提问：古代的澳大利亚、美洲都是土著，现在的美国和澳大利亚是不是都没有水下考古队?

　　姜波：问到国际水下考古的情况，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水下考古学之父”，指的是美国得克萨斯一个大学的教授叫乔治·巴斯(George Fletcher Bass)。他1966年第一次把田野考古的方法用于土耳其的一个水下遗址的考古发掘，所以他是开启了水下考古大门的学者。中国方面，我原来所在的单位，也把他的著作《水下考古》翻译出版了。澳大利亚也是水下考古很重要的一个国家，他们有一个西澳博物馆，有很著名的水下考古学家杰里米·格林(Jeremy Green)——他是中国水下考古启动时候的一个重要人物，中国的第一批水下考古队员都是和他进行训练的，就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做水下考古训练——所以他们也有很强的水下考古。我们把1987年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启动元年，就是南海一号发现那一年。

　　提问：中国从满清以后进入闭关锁国状态，当时只有广州对外开放贸易活动，这段时间对外贸易对中国社会是否有所影响?

　　姜波：中国历史学研究、考古学研究，大部分人还是站在陆地考古的角度，所以认为中国是黄土文明，因为像华东地区，中原地区主要是内陆文明。实际上从很早的时代开始，福建、广东、海南岛这一带已经有航海行为了，而且有一部分族群就是面向海洋发展的，只是没有进入到我们正统文献的视野;就像改革开放以后，有海量温州人闯荡海外，发展自己的经济与事业，这些人所作所为留下的贡献，在我们的《人民日报》《新闻联播》里，其实很少看到。这其实是一个缺陷。所以，中国有一部分族群始终是面向海洋的，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另外一种性格。当然，也不要说中国就是海洋文明帝国，我们应该说海洋文明也是我们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历史上有几个海洋航海的高峰时期。唐朝的时候对外很开放;宋元时候是海洋贸易的一个高峰。到了明代，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闭关锁国的;从洪武年末期开始，到了郑和下西洋又达到一个高峰;郑和下西洋后来又停止了;再后面到隆庆元年开海，中国海洋贸易重新进入到一个高峰时期。清代的时候曾经也是有开放有封闭，当然到后来是“一口通商”，主要以广州作为对外海洋贸易的港口。广州十三行，作为中国的对外窗口，留下了很多丰富的历史文献与文物证据，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古代的海洋贸易。这种局面的打破就是鸦片战争，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我们卷入世界贸易体系。

　　提问：能从航海的角度说说我国古代南粮北运为什么不走海路吗?海运损耗的成本，真比维护人工运河大吗?

　　姜波：这是经济史里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在一段时间里，对南粮北运，确实讨论比较多的是大运河。大运河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价值，无论怎样评估都不过分——它不但是经济的大动脉，也是文化的大动脉，还是南北交流的大动脉;如果没有大运河，中国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局面。元代的时候确实开始发展多样化的漕运，希望通过海路向北方运送粮食;甚至后来还开凿了胶莱运河，不用绕山东半岛那么远的距离。

　　海路运输有几个问题：一是风险、成本比较大。你出过海就知道，海上运输是一条艰险之路，路线上有很多要命的地方——比如长三角，古来就是风浪很大、海船沉没很多的地方;进入黄金水道，也是事故多发之地。所以，古代有一句诗说“沉舟侧畔千帆过”，可以解读为，海上交通有很多风险，有些地方老沉船，但是还有很多船在那里走。南海一号的发现就是这么一个例子。当时中英探险队去找一艘叫“莱茵堡号”沉船，莱茵堡号没有找到，找到了南海一号。南海一号上面还发现了一件青花瓷，什么意思?就是在明清的时候还有船从那个地方经过，掉下了一块青花瓷的瓷片，正好掉到南海一号上面——这个概率是很小的，但是它确实发生了。这可以说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的一个生动案例。所以，元代海上漕运粮食的时候，从当时的记载可以看到，损耗非常大。后来为什么有一段时间不得不放弃，风险、成本是最主要的原因。

　　提问：请问老师对于华北和东北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是否有所研究?

　　姜波：我个人知道一些情况。我们现在讲海外贸易大部分讲的还是福建、广东、浙江、海南岛、广西等东南沿海;华北地区也是有海外贸易的，比如连云港、登州港都曾经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近现代的青岛等这些地方也是很重要的港口。由于北方海岸线的变化非常大，海岸线向海里拓展了很多，可能有的古代航海的港口已经变成了今天的陆地，所以，我们源于现代的考古工作做得不够充分，研究相对比较少。但是，像连云港、登州港，古代海外贸易的研究前景应该是非常好的，我也觉得学者们应该予以更多的关注。

　　提问：请教老师，水下考古的线索一般来说从何得来?

　　姜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给大家解答一下。“大海捞针”，找沉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以前我们做水下考古的人有一条经验，从两个方向入手。第一个是收集沿海的文献档案，找这些有沉船线索的记载。另外是跟渔民打交道，因为渔民打鱼的时候，沉船一定会把网子刮坏，渔民会很细心地勾出来哪个地方有沉船，这为我们水下考古提供了线索。但是，水下考古发展到今天，更多依靠科技手段。我们主要是依靠声光电三方面的仪器设备找古代的沉船，比如声纳、浅地层剖面仪能搜寻水下的沉船。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中国沿海能见度很差，甚至有的船，像南海一号，都是被淤泥覆盖了，即使潜水员下去也不见得能找得到，所以更需要依赖技术装备。当然更先进的是，现在已经开始采用水下机器人，开始采用载人深潜器到水下去找潜水员所不能到达的地方的沉船。

　　海洋考古是一个科技含量很高、资金密集、人员风险很大但又非常值得大家去探索、学术前景非常好的领域。我也欢迎大家为我们水下考古多做宣传，欢迎有更多的同行关心关注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关心水下考古。

 　　(本文为4月3日“共识国际讲坛”姜波老师讲座的文字整理稿。姜老师为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特聘教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原所长。)

　　各位屏幕上的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参加共识国际讲坛，在线上和各位交流。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扬帆出海：考古所见的海上文明交流”。最近几天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与中央电视台的直播，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考古行业的巨大关注，我自己也是心存感激的——因为考古行业多年来都是比较冷僻的行业，一线的工作人员付出了辛勤努力，取得了巨大成果，社会各界能够关注他们的工作，也关注文化遗产保护，对考古人而言是一件感到非常荣幸的事情。

　　今天的演讲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词，一是海上丝绸之路，二是水下考古。今天大概演讲一个小时左右，所以我想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讲：一是青花瓷;二是沉船“南海一号”(南宋时候的一艘沉船);三是海上贸易，茶叶向西传播，宝石向东传播，看看海上贸易交流;四是讨论，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共享之路，不同族群与人群怎样来到这条海上之路进行文化与贸易交流的情况。

　　考古的意义与水下考古的价值

　　讲到考古，学术界把考古人称为“与古人对话的学者群体”。这里有一个很著名的案例，是美国的一位很著名的考古学家萨拉·比思尔，他被我们称为“跟庞贝人对话的考古学家”。大家都知道，维苏威火山的爆发，把意大利一个很著名的古城、现在已经是世界遗产的庞贝完全掩埋起来了;他的工作就是研究这些庞贝遗址出土的人体骨骼，我们通过他的研究可以非常生动地解读古代文明社会的一些历史信息，非常丰满。他让我们可以看到一幅精彩的历史画卷。比如庞贝人的身高，男人平均身高大概是5.7英尺，女性身高是5.1英尺。我们国家长期是计划生育，一个妇女生育一胎，现在刚刚放开二胎;通过他的研究可以判断出来，庞贝人女性当时一般会有好几次生育。另外发现了一个小男孩的骨架，可以判断这个小男孩的职业是一个渔民，因为他在经常修理渔网的时候用牙齿去咬鱼线。也可以看到英勇的罗马战士的形象，他的膝盖很粗壮，是因为骑马，而且是不配鞍的骑马。有些很生动的凝固的画面：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婴儿——根据他的研究，这是一个女奴而不是孩子的母亲……当时各种各样的现象。

　　考古学家确实是通过田野考古发掘来解读古代文明、和古人对话的学者群体，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也很自豪。

　　今天讲的话题跟田野考古稍微有点不同：田野考古是做陆地考古发掘;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在海底做考古调查工作，在海洋深处和古代文明对话。这是一张很有名的画面(图1)，是在埃及亚历山大港做水下考古。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海洋世界蕴含了丰富的水下文化遗产，也是考古人解读古代文明的另一个场所。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在海底搜寻古代文明的踪迹。

　　沉入海底的文化遗产不仅仅是沉船，大家一看新闻或者看各种相关的书籍，说到水下考古，都想到是打捞沉船、发现古代的瓷器，等等。实际上，海底的文化遗产种类是丰富多彩的，还有城市、村庄，也有墓葬。所以，水下考古也是丰富多彩的，为我们揭开了历史画面的另一个场景。

　　有的水下考古的发现还是令人震惊的。这是在地中海埃及水下考古发现的一块石碑(图2)，从这个石碑可以看出，在托勒密王朝的时代(也就相当于中国的秦到西汉时期)，埃及、地中海东岸的中东地区、希腊-罗马世界，有着非常丰富的海上贸易活动，文化与贸易交流非常紧密。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块石碑，上面记载了当时开展贸易和财务税收的情况。这样的石碑一共发现两件，其中一件就是水下考古发现的;这让我们得到了解读地中海文化与贸易非常重要的考古材料，值得我们去关注。

　　水下考古往往还会有非常精彩的文物出品，这是一件曾经在大英博物馆展览引起轰动的文物精品(图3)，其美感不亚于“断臂的维纳斯”。这是埃及克诺珀斯(Canopus)海港遗址出水的一件雕像——公元前3世纪一个埃及女王的雕像。在托勒密王朝时代，出现的是一种文化混血现象，因为埃及已经进入希腊罗马化的时代。有一句学者们常用的话叫“希腊的王、埃及的神”，埃及被希腊文化征服以后，还保留了他们自己的神话传统，所以王的形象跟神的形象是融为一体的。但我们看到的这件文物，可以说是线条流畅、气韵生动，因为他身上穿的是丝绸，把人体的美展示得丰富充分。当然，这个丝绸的文化影响肯定来自东方的中国，从中国传入地中海世界。我们也知道，在当时的地中海世界，不但从中国输入丝绸，而且已经开始生产丝绸——像在土耳其等地，就有族群开始生产中国式的丝绸，在罗马世界风靡一时。所以，从这点可以看出，海上交流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今天要讲到的研究角度，跟一个很特殊的考古人群体有关，就是水下考古队员。他们真的是非常英勇、非常有敬业精神的一个群体，在水底找寻消失的文明。所以，我在这里演讲的时候，要对他们的工作和辛勤努力表示敬意。中国由国家文物局出面组织实施水下考古队员的培训，迄今已经培养了145位水下考古队员，这是指拥有国家文物局颁发水下考古证书的考古队员。我们现在培训的原则是，从年轻的田野考古学家中选择身体素质好、心理素质好的人，经过系统培训以后，达到做水下考古工作的要求。当然，我也很荣幸，我现在已经从田野考古学家转变成了一个水下考古人。我以前在西安与洛阳做田野考古，发掘西汉的长安城、隋唐时期的洛阳城;我从2010年开始转向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到现在开始做水下考古工作。我也觉得，对考古人的经历而言，这真的是一次很华丽的转身，让我看见了考古世界另外一个精彩的场面，我也感到很自豪。

　　这图片(图4)左侧是我在潜水培训时候的一个照片，右侧是我这几年带队在沙特阿拉伯、红海开展水下考古的一个场景的画面。

　　话题缘起：波斯商船远航至中国

　　今天的演讲，话题的缘起可以从一个案例开始。文献记载中，《全唐文》里曾经讲到，在9世纪，唐德宗的时候，曾经有波斯的船漂到中国来做海洋贸易。有这么一条记载，让很多人产生很多联想，甚至也有人在怀疑：真的是从波斯来的船到了中国吗?

　　这个说法得到了考古实证。这(图5)就是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一条著名的沉船，叫“黑石号”。这条船跟中国的船不一样，它是波斯、阿拉伯风格的船。在8-9世纪的时候，波斯、阿拉伯成为海上贸易的主力，开始实现远航的目标。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基础，即三大航海技术的发明。

　　第一，他们这个船是用重力榫进行绑合的，跟中国人用铁锔和铁钉封合的船板是不一样的。这个用重力榫捆绑的船板做得非常结实;我亲自观摩过，现场看的话，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它的船体结构有韧劲，可以抵抗海浪、海风的摇摆所带来的对船体结构的损伤，所以非常适合于远航。

　　第二，发明了三角帆，便于海上操控。因为海风可能是从不同方向吹过来，船帆需要随时进行调整;而三角帆使帆与舵的调整变得更容易了，更适合于船去远洋航行。

　　第三，海上的导航。他们发现了kamal(牵星板)这种天文导航的仪器，通过观测天上的星星，特别是北极星的位置来找到方向，实现了远航。

　　所以，当时波斯、阿拉伯人成为海上贸易的主力军，跟他们的海洋技术、航海技术的发展有很大关系。

　　所以，从我们考古角度来看，在古代时期，来中国的船基本都是波斯、阿拉伯人的船;我们的船很少出去。我们的船出去，主要是到宋元时候才大规模出海，造船技术、导航技术、航海技术提升之后，我们才开始后来居上。

　　这条船(“黑石号”)的发现很有意思。它的沉没年代非常准确。因为船上有一件中国长沙窑的瓷器，这件瓷器上写了非常清楚的字“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宝历”就是唐代的皇帝唐敬宗李湛的年号，“宝历二年“也就是公元826年。我们跟国际水下考古的同行进行交流的时候，国际同行经常跟我们讲，很希望在沉船里发现中国的文物，一旦发现中国的文物，很有可能就把年代锁定得非常准确;而且感谢我们的祖先很喜欢在器物上写字，所以对于年代给我们留下了很确切的证据。

　　这个船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是出水了大量的中国长沙窑的瓷器。考古人都知道，湖南长沙在唐代的时候兴起一个很著名的窑口叫长沙窑，但是我们在中国大陆的考古发现中，长沙窑的瓷器见得很少，以前发现的完完整整的这种器物可能不会超过100件;而这条船，一下出水了57000件左右的长沙窑瓷器。可以看出，瓷器在中国大陆腹地的长沙窑生产以后，到达长江口的扬州港进入海路，再到广州然后出海;在印度尼西亚海域的沉船被发现，它最终的目的地有可能就是印度洋一带，因为在那边的埃及的港口遗址、在波斯湾的港口遗址，都发现了长沙窑的瓷器。这就是当时在中国生产、面向海外市场的一种陶瓷产品，是国际贸易留下的文物。

　　这(图6)是黑石号出水的一件长沙窑瓷器，上面画了一条鱼——当时我们有些学者认为可能就是鳜鱼，后来仔细看，跟鳜鱼的形象还是不一样。很有意思的是，后来我在红海做水下考古，吃到了这种鱼，当地人叫狮子鱼。这件瓷器上这条鱼的周边还有一些波斯、阿拉伯风格的装饰纹样，鱼的形状也是那种狮子鱼的形状。所以这件文物的出水，让我们可以判断：长沙窑当时的造瓷工匠里一定有波斯、阿拉伯那边过来的人，所以它的纹样是按照那边的风格来画的。

　　“黑石号”沉船上的唐青花

　　但是我这里要讨论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现象就是这个船上出土了三件唐代的青花瓷，我们考古界称之为“唐青花”，这个更有代表性意义。这件东西(图7)在当时看来应该是在河南洛阳的巩县窑烧造的，通过大运河到了扬州港出海，有可能经过广州再整装出发，在印度尼西亚的黑石号沉船上发现。当然它的目的地也是阿拉伯世界，因为青花的符号在早期的时候是来自伊斯兰世界的。但是青花瓷在中国萌芽起来以后，通过元青花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蓬勃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人最喜欢的一种产品了。

　　青花瓷：行走的文化符号

　　这(图8)是我们在福建做水下考古的时候，“碗礁一号”沉船出水的一件典型的青花瓷器。如果对伊斯兰文化感兴趣的人，还是能够从这件瓷器上闻到浓烈的伊斯兰风格的味道。所以，青花瓷从唐代进入中国以后，在明清时期勃兴，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

　　到了明清时候，海洋贸易发展起来以后，中国瓷器以中国产品的形象开始远销海外。这(图9)是在英国的一个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瓷器，很有意思：这件瓷器是中国生产的，但是画面上把深目高鼻的洋人在广州的瓷器行购买瓷器的场景描述得非常生动。大家可以看到，货架上摆的就有青花瓷。这种海上瓷器贸易的交易场景，也得到了水下考古成果非常生动的证实。

　　1984年打捞的一艘1752年沉没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沉船“海尔德马尔森号”，出水了大量的中国瓷器(图10)，都是青花瓷。这个沉船上因为有当时的航海贸易档案，可以看出这个船上当时装载的总计有多少瓷器呢?23.9万件，是一个天文般的数字。这也是一个很有故事的话题。当时这艘沉船被发现以后，大量中国珍贵的瓷器在欧洲拍卖市场拍卖，引起了世人关注，轰动一时，而当时中国也派了三位专家去现场，带了3万美元。说白了，就是我们故宫博物院的著名学者冯先铭先生他们想去拿几件标本回来。手拿3万美元，我们看得上的瓷器买不起;我们买得起的，我们的专家又看不上。所以，3万美元又原封不动地回到了中国，一件瓷器都没有买回来。这个事件大大刺激了中国考古学界。从那年开始，中国开始讨论发展水下考古事业。到1987年发现了一条沉船，我们称为中国水下考古的元年。中国的水下考古跟这条沉船的打捞活动是具有明显关系的。所以，海洋打捞行为，导致了中国水下考古的兴起。

　　正是因为中国瓷器大量销往欧洲，导致欧洲开始了一种风格或者时尚，就是在王公贵族里兴修瓷器宫或者瓷器室，大量收藏来自中国的瓷器。这成为王公贵族生活和身份的一种很荣耀的象征。

　　这(图11)是在葡萄牙里斯本的桑托斯王宫的瓷器室，天花顶上贴的全是中国的瓷器。葡萄牙是欧洲最早到中国这边开展远洋海洋贸易的，所以瓷器、茶叶、丝绸最早通往欧洲的时候都是通过葡萄牙人去的。这个地方现在是法国驻葡萄牙大使馆，它的瓷器要出来展览也很麻烦。很荣幸的是，2019年3月的时候，这批瓷器第一次迈出葡萄牙国门前往法国做了一次展览，是在法国著名的吉美博物馆展览。当年我在巴黎参加世界遗产评审活动，也应邀参加了这家博物馆的这次展览开幕仪式，让我很有感触。

　　大家看，这(图12)是非常典型的具有浓烈的中国文化氛围的瓷器展品。左边的那件是嫦娥玉兔，月亮题材的作品;右边那件是水村山郭酒旗风的那种风格的中国画的作品。这样的中国文化因素的瓷器，在欧洲能够大受欢迎，所以瓷器输到欧洲，不仅带去的是物品，而且带去了文化影响和艺术影响。

　　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就是荷兰很著名的一位画家威廉·卡尔夫画的油画(图13)里，就有典型的中国的青花瓷。这个画作的年代和我前面提到的青花瓷沉船——福建的“碗礁一号”差不多是同一时期的。所以你看，海洋贸易的发展，给欧洲带来中国瓷器，引起了艺术方面的影响。后来在欧洲兴起一股风气叫“中国风”，就是建筑、装饰、艺术、油画等，包括音乐，都开始受到来自中国的影响。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要讲一下。我们做的一个水下考古项目，很多人关注的是另一方面，而我关注的是跟青花瓷有关的话题——那就是在辽宁丹东做的一个很著名的水下考古项目：甲午海战时候沉没的中国军舰“致远舰”。通过我们的一线水下考古队员周春水等人的辛勤工作，把这条军舰给找到了。这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这(图14)是致远舰的旧影。致远舰是1894年9月17日，跟日本人在大东沟海战中被击沉的中国军舰，舰长是著名的海军将领邓世昌。让人感到很悲壮的就是，9月17日，邓世昌跟这条船一起沉没——他受了英国皇家海军的影响，绝对不会离舰的，所以他和军舰一起沉没。9月17日正好也是邓世昌的生日。我们做水下考古，当时发现这条船的时候队员心情都非常沉痛。

　　我们找到这条船的时候，有很多行内行外的人都质疑我们找到的这条船到底是不是著名的致远舰，因为找了很多年一直都找不到。但是很幸运的是，我们水下考古队员通过他们辛勤的工作，找到了一件瓷盘，瓷盘上用中英文写明了“致远”两个字，就是这个图片(图15)。所以一下子锁定了这条沉舰的身份，当时成为一个很珍贵的文物，因此很多媒体、学者、行内行外人都很关注。

　　我也拿了这件瓷器仔细观摩，我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一件青花瓷，但是它是在英国很著名的一个瓷厂叫作伍斯特瓷厂制造的中国风格的青花瓷。我们经常讲的青花瓷，唐代的时候，从伊斯兰世界来到中国，到元、明、清的时候勃兴，成为中国的文化符号，大量销往印度洋、欧洲，影响了当地的文化与艺术，然后在欧洲开始仿造中国的青花瓷。德国很著名的梅森瓷厂，以及刚才提到的英国的伍斯特瓷厂，都是很著名的制造青花瓷的工厂。这些做好的青花瓷随着在英国制造的致远舰远涉重洋，重新回到中国，成为北洋海军船上生活用具。北洋海军训练是完全按照英国皇家海军训练模式进行的;海军军官吃的是西餐，用制式餐盘，有咖啡壶。青花瓷在欧洲制造以后回到中国，所以从这个文化符号的传播可以看到，青花瓷体现了海洋世界文明交流，真的是“无问东西”：伊斯兰的符号到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符号到欧洲，欧洲生产以后又回到了中国，里面有很丰富的内涵，值得我们反复思考海上文化交流的历史情况。

　　时间胶囊——“南海一号”：没有归途的启航

　　讲完这个话题以后，我们可以看下面一个讨论的对象，一艘很著名的南宋时期的沉船，我们称之为“南海一号”，我这里把它叫作“没有归途的启航”。为什么?这是一艘装满了船货，准备出发进行远洋贸易的海上商船，结果在出发之地沉没了，很不幸。但是它对于今天的人了解古代海上贸易留下了很珍贵的实物标本，因为保存得非常好，满船货物完完整整;也值得我们关注。

　　画面(图16)上看到的是我们现在复原的南海一号沉船模型。

       从(图17)这个画面大家可以看到这艘船沉没的地方，下面红色的点就是南海一号发现的地方。这个地方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放洋之地”，就是船从这个地方出去之后就走向了远海，离开了中国，我们称之为“放洋”。红点的右上角有一个岛叫下川岛，是中国古代海上贸易很重要的一个中间地带，也是澳门的前身;大陆岸上有当时宋代的巡检司，就相当于海关。船发现以后，挪到了左侧的海岛，即广东阳江的海陵岛，因为建了这艘沉船的博物馆，这个岛成为中国最有名的一个旅游胜地。

　　从考古角度讲，这是一个很巨大的工程(图18)，做了一个30多米长的巨大的铁箱子，在海底把整个沉船打捞起来，然后挪到了这样一个新修的博物馆(图19)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博物馆里清理、发掘这艘沉船。这也是世界海洋考古史上的一个创举，等于把在海上作业的一艘沉船挪到了博物馆里，就像实验室里一样，做一些精细的发掘。海洋考古是很艰难的，潜水员在水下，比如脚蹼掉了，要穿上都很费劲，更不用说要做很精细的海洋考古发掘工作了。所以，到了博物馆有一个好处，工作会做得很精细，会获得更加充分、丰富的历史与考古信息。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花了巨资把这艘船运到岸上来，又花了巨资修建了这样的博物馆，再投入海量经费做精细化发掘。这也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球推广的一个国际水下考古经典案例。2017年我曾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了一个专题演讲，后来他们的官方刊物《信使》立刻做了一次专访介绍中国海洋考古发展的情况，介绍南海一号。

　　这艘船(图20)对我们而言是很经典的案例，我们称之为一流的发掘、一流的现场文物保护、一流的博物馆展览。因为在博物馆里面发掘，所以观众可以在走廊上直接观摩考古队员是怎么发掘的，这对普通观众而言是很难得的体验。我们现场建了实验室，所有文物马上进入现场进行清理，所以文物得到了非常有效的保管。还有就是，文物精品和考古现场一同展示，从博物馆展览角度来讲也是很新颖的一种方式。

　　这艘船通过我们现在的考古清理，已经把船货基本清理完毕了。应该是15道船舱，船的长度应该是22米多，宽度接近10米，载货量应该在400吨上下，出水的文物现在已经超过了18万件——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超过了绝大多数省级博物馆的藏品数量。所以，一艘沉船就是一座博物馆。海洋就是人类最大的博物馆，为什么?因为海底沉船太多了，虽然中国目前发现的还非常有限。我的朋友、法国国家水下与海洋考古研究所的所长米歇尔·卢赫(Michel L'Hour)先生告诉我，在法国，经过调查、确认、建立档案的沉船有19000艘。我相信中国会发现更多，只是我们现在还刚刚起步，正在找寻过程中。

　　这(图21)是船舱里堆满货物的情形，你能看到的主要是瓷器。其实船在表层，甲板上面还堆了很多铁屑，大概100多吨。有的船舱里是空的，其实当时不是空的，可能放的有丝绸等有机质文物，但是在海底埋葬的时候腐烂了。我们这次做了科学检测，在南海一号沉船的样品标本里发现了蛋白的东西，可以确认船上是有丝绸的，所以“海上丝绸之路”名不虚传。

　　这艘船经过我们的研究判断，应该是从福建泉州地区出来的一艘海上贸易船，我们也把这种船称之为“福船”。这(图22)是清代海船图所见的“福船”的情形。这个船当时大致是这么一个样子，后面还绑了一个小船。这是海上贸易常见的一个现象，——用小船进行接驳。

　　令人惊讶的就是这艘船的年代，大概是1180年代，距今有900年的历史，是很遥远的历史，在南宋时期。但是在我们考古人把这个船上的文物清理出来的时候，这些瓷器光亮如新，就像现在瓷器厂刚刚生产出来的瓷器，所以文物精品特别多。

　　这(图23)是沉船上出水的一件瓷器菊瓣碗。很有意思的是，我在红海做考古的时候，在塞林港遗址上也发现了同类型的器物。所以，南海一号沉船的货物一定是真的运到了很遥远的国度。

　　这(图24)是船上文物里最多的一个窑口——福建的德化窑生产的白瓷壶。这件器物很有意思。中国人古代生产瓷器，用的方法叫“快轮制造”，把瓷器做成圆形很容易，很规整，但是这件器物是仿造当时的金银器壶来生产的，为什么?它的目标是要销往伊斯兰世界，所以这件器物采用磨制的方法，特地把这个器物的形状磨成方形，很有意思。市场决定了产品设计，产品设计决定了产品生产，在古代就是这样。

　　南海一号上面出土了大量的中国瓷器。我们孙键领队、崔勇领队个人都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根据我们目前统计的结果，应该说以福建德化窑的白瓷为最多，当然也有福建本地的磁灶窑，都是泉州附近的，以泉州为海港出口的;还有福建闽清的义窑。外省的窑口有浙江的龙泉窑，还有著名的瓷都江西景德镇的瓷窑。这艘沉船反映了宋元时期中国瓷器参与海洋贸易的盛况。

　　由于船上器物保存得非常好，所以对我们现代人研究古代航海人的船上生活特别有帮助。这件器物(图25)，海上发现的，写了几个字叫作“桥前公用”，就是摆在船的后舱、后阁楼的前面一个地方，供大家公用的一件器物。这让我们可以想见法显《佛国记》写海上航行活动的生动的情形，这些情形在我们考古的证据面前都会得到很生动的体现。

　　特别是船上还发现了很多食物，动物里面有牛、羊、鸡、鸭、鹅等这样的东西，还发现了很多吃物的遗骸。海上航行的时候，干果比较适合保存，所以有这样的东西被发现。

　　通过海上贸易，植物与作物的交流也是很重要的内容，值得我们做历史与考古的人去关注。比如明代的时候，玉米、甘薯、辣椒这些东西都逐渐传入中国，对中国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旱地作物进入中国以后，使中国人口迅速增长到了清代道光年间的4亿。以前中国的人口，从汉代开始一直到明代前期，一般在5000-6000万左右。中国这么大的土地，按照中国的传统作物生产出来的粮食就供这么多人，所以人口一直大致是这样。但是由于海洋贸易的发展，玉米、甘薯这些东西传入中国以后，粮食作物增加，人口开始增加，很快从五六千万逐渐增加到乾隆时候突破一亿，然后一个亿、两个亿、三个亿，到道光皇帝的时候达到4亿。我们五四运动的时候说四万万同胞团结起来，那就是4个亿。1949年以后，我们的农业生产技术得到提升，作物种子水平也得到了提炼，袁隆平先生贡献巨大，杂交水稻发展;我们的人口由于作物生产能力的提升、医疗水平的提高，现在达到14亿。

　　还有一点，海上贸易是交易行为，做水下考古的人做沉船、海洋港口的时候，往往会发现度量衡器。语言要交流，东西要称量。南海一号上发现的天平与砝码(图26)，是组合的，很有意思。

      我在沙特阿拉伯的港口遗址塞林港做考古发掘也发现了这种砝码(图27)。塞林港发现的这个砝码的重量大概197克，不到200克。这是很关键的数字：200克左右是汉代时候的一斤，所以这个砝码在古代的时候，衡量的重量应该是一斤左右。

　　另外还发现了这种(图28)很有意思的东西，叫金叶子，说白了就是当时的大额黄金支票。一张金叶子的重量是黄金一两，上面还打有店铺的名字叫“韩四郎”;这个韩四郎店铺后来我们查到了，在杭州。这是当时的现金支票。因为在海洋贸易的时候，货物流量很大，所以携带的用于支付的东西需要有大额的。黄金支票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现象。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白银。中国产的银子并不多，但是从明清时候开始，白银逐渐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里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中国是海洋贸易大国，世界各地自中国进口货物，而它们支付的银子从秘鲁、墨西哥、日本等产地大量流向中国，所以白银是外来流入中国的。

　　船上还出土了很多很珍贵的黄金饰品。比如，在船的外面发现了一个小木盒子，这个木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有七十多件这样的金器(图29)：不光制作工艺很好，上面还镶嵌有很多宝石，宝石的价值含量更超过黄金。我们估计，当时盒子是一个船上的海商跳水逃生的时候遗落在船体外面的，幸好遗落得不远，我们做铁箱子整箱套取南海一号的时候无意间把这个盒子套回了博物馆，所以能够得到发现。图中左侧的黄金项链很精致，一看就是外来的风格;称重量，接近一斤重。

　　特别是，前期调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文物(图30)，是黄金做的一个腰带。类似的器物在埃及、中东地区和伊朗等地都有发现，所以这件东西一定说明船上当时有穆斯林商人。穆斯林商人有一种行商传统，在迁徙或者旅行的时候会把家产变卖以后做成黄金腰带系在腰上。在汉语世界里留下了一个说法叫作“腰缠万贯”，就是把自己的财产系在腰上随身携带。但是穆斯林商人也有一个行规，路途多艰险，如果商人倒毙在路上了，发现的人可以把这条腰带取走，但是要有一个回报，就是一定要把商人的遗体埋葬。在中国汉文的文献里我查到了也有同样的记载，所以这种行事风格已经传到了中国，而且出现了“腰缠万贯”这种成语，说明这种做法也流传到了中国。这很有意思。

　　通过考古学家的辛勤工作，可以看出这是一艘从事海洋贸易、国际贸易的海上商船，船上还发现了有阿拉伯文字样的陶器，而且是实用的。据说最初打捞的时候，在船上还发现了眼镜蛇的头骨——眼镜蛇使人联想到印度商人。另外还有别的风格的文物。所以，这艘船一定是从事国际贸易的船，这是宋元时代海上国际贸易的一个缩影。

　　而且，宋元时候可以确切地说是国际海洋贸易的巅峰时期，由类似于南海一号这样的沉船还有其他的水下考古成果得到证实。比如在西沙我们发现了“华光礁一号”沉船，装载有大量的中国瓷器，是龙泉窑的青瓷。这(图31)是现场我们水下考古队员拍到的一张照片。华光礁一号，看年代和南海一号非常接近。再早一点的时候，韩国的新安发现了一艘新安沉船;这是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一条沉船，是从中国宁波出海到今天说的韩国或者日本。这艘船也出水了海量的中国文物。所以，宋元时期一定是中国海洋贸易的重要高峰时期。

　　漂洋过海的“东方神叶”——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茶叶贸易

　　讲了这么多，我们想再换一个小小的话题。我们前面讲的都是沉船和瓷器，其实海上贸易的交流内涵非常丰富，我用茶叶作为一个例子。茶叶是中国对世界饮食的巨大贡献。世界上有三大饮料——咖啡、可可和茶叶，而茶叶的母源国就是中国。海上贸易里，由于中国茶叶的对外运输，让全世界的人都学会喝茶。我们从水下考古也可以得到很生动的印证。

　　大家来看一看，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现象。瑞典有一条很著名的沉船叫“哥德堡号”，这条船当时曾经三次远航中国到达广州;最终第三次远航的时候，1745年9月在离哥德堡港大概不到900米的地方，岸上已经锣鼓喧天欢迎它的时候，结果这条船沉掉了。当时就做了打捞，打捞起来一批丝绸和瓷器，把这些丝绸和瓷器拍卖以后，整趟航行过程还获利了14%——就是说船都沉了，还获利14%，大家可以看出在古代海上贸易的利润的含金量是很高的，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远涉重洋、冒着生命危险去开拓远洋贸易的重要原因。这条沉船出水了中国的茶叶(图32)，据说有人还把这个茶叶送到了中国，还有中国的人进行了品尝，说这个茶叶的品尝效果非常好——这是一种恭维的话。

　　毫无疑问，中国是向世界贡献茶文化的宗主国。我们唐代的法门寺出土了著名的玻璃茶托。南宋刘松年的一幅很有名的《碾茶图》的画，可以看出茶叶是怎样制作的、当时的文人雅集的时候是怎样品茶的——这些都得到了很生动的展示。唐宋的时候，中国和日本交流很多，所以中国的茶文化就传到了日本。日本当时喝茶也按照中国的方法，把茶叶碾碎喝茶汤，和现在的中国人喝茶还不完全一样。

　　这个茶怎么传入欧洲的?最早当然是因为葡萄牙人从中国把茶带到了欧洲，但是在欧洲发扬光大的是英国人干的事情，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入英国皇室，把饮茶的习俗带到英国皇室。这很有意思。葡萄牙公主嫁入英国皇室的时候有三件嫁妆：一是印度的孟买海港;二是摩洛哥的一个城市丹吉尔海港——这个丹吉尔海港也很有名，一个很著名的航海家叫伊本白图泰，就是从这个港出发前往中国的;第三个嫁妆就是中国的茶叶和茶具。她把茶带到英国皇室以后，使得英国皇室开始喝中国的茶;上行下效，整个英国社会开始学着喝中国的茶。

　　正是因为在欧洲市场，茶叶销量越来越大，利润又高，所以就出现了两种商业行为。一种行为是种茶的场地离欧洲市场越来越近。比如说，从中国的福建和广东生产茶叶运到欧洲，由于路途遥远，茶叶变质发霉，喝起来像红茶的味道，所以欧洲人认为中国的茶就是那种味道，这反过来影响了中国茶叶的生产——中国传统是喝绿茶的，而在同欧洲茶叶贸易的影响之下，中国把茶叶进行发酵加工以后，变成了红茶。为了节省运输成本，英国人开始在斯里兰卡种茶，叫锡兰红茶——现在还是著名的品牌。印度也开始种茶，然后英国人到非洲的肯尼亚去种茶，塞舌尔群岛也种茶，越来越接近欧洲市场。

　　还有一种行为是，想办法对船进行改造，由此出现了一种航速特别快的帆船，英国人叫作“茶叶剪刀船”。这种船从广州或者其他地方，用最快的速度把中国当年的茶运到欧洲市场获得更高利润。所以中国现在有一种说法“明前茶”——清明节前的茶，是最好的，价格也是最高的;古代当时也是这样，谁抢先把当年的茶叶运到欧洲，获利肯定是最高的。这样就出现了这种很有名的叫茶叶贸易船。有一条船保存到了现在，就是现在收藏在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附近的英国皇家海事博物馆的Cutty Sark，就是这条船(图33)，这是我在现场拍的一张照片。它的展览方式也是世界著名的一个展览方式：从地表上可以看见船的主体，下面就是船的展览室，结合得很好。

　　这(图34)是当时这条船的运输茶叶线路。鸦片战争以后，是以上海为母港，装了茶叶以后运到欧洲、运到伦敦。这条船很有意思。我当时登上了这条船展览的展室里，还是博物馆的馆长亲自带着我们给我们讲解。我看船舱里堆了很多茶叶箱子，上面写着“正山小种”，就是我们中国福建的红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久，1877年，它第一次把当年应季的茶叶从上海运到伦敦——以前都是跨一年才运到的，因为海上航行时间很长——这是它做到的。而且，这条船曾经多次深入长江，到了武汉;所以我们现在讲万里茶道的时候，说武汉就是因为茶叶贸易，成为内外贸易的一个枢纽——当年武汉的汉口港发展很快。

　　这对欧洲也产生巨大影响。这(图35)是流传下来的一张很珍贵的照片：一个身穿清朝服装的英国女孩——原著里说这是一个茶叶女商人，我觉得是不是女商人很难说，因为这个女孩看样子太年轻了——手上拿的是中国的折扇，身上穿的是中国的衣服，头上还戴着中国的帽子，坐在中国的茶叶箱子上面。可以看出，中国茶叶在欧洲风行一时的状况。

　　现在很有意思的一种现象就是茶叶从中国传出去以后，对世界各地都产生深远影响。比如说，印度种茶，阿萨姆茶场和大吉岭茶场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产茶地;英国立顿的红茶、绿茶，也是世界市场上销售份额很大的茶叶产品;日本、韩国也都在种茶。所以，茶叶已经从中国传开，遍布了世界各地。当时读文献的时候我还觉得，这个茶叶要运到国外去种植存活，得有多少茶树运出去;后来查了一下，英国人把中国的茶树移植到印度的大吉岭茶场和阿萨姆茶场，栽种成活的茶树有多少呢?11838棵茶树，整个茶场的茶树都运过去了，所以他们的茶树是从中国移栽过去的。

　　说到这里，我们要讲讲我们的国际文化发展战略。这个铁路(图36)很有名，是一个世界遗产，是在印度通往大吉岭茶场的一条铁路。而且关键的一点，现在日本、印度甚至韩国都在讨论茶文化申报世界遗产，这对中国——茶的宗主国而言，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挑战。2019年我在巴黎参加了世界遗产评估工作会议，回来以后专门向有关部门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国要赶紧加快茶文化世界遗产申报脚步，不然的话就像端午节、中国的书院一样，被别的国家申报成世界遗产，对我们而言是一种巨大的遗憾。正因为这样，中国当机立断，有可能在本年度，云南景迈山的普洱茶古茶林就会申报世界遗产——我祝他们好运。

　　从印度洋飘洋过海来到中国的宝石

　　刚刚讲到茶叶、瓷器飘洋航海到了西方，而贸易从来都是讲究平衡的，反过来看，海外又有哪些东西到了中国呢?很多，比如象牙、香料，大家讨论很多。我这里讨论一个有些重要考古发现但是大家不太注意的例子，就是宝石。我介绍两个研究案例，一个是北京明代定陵的考古发现，一个是湖北的梁庄王墓的考古发现(梁庄王墓是明代的一个藩王墓)。这两个墓都出土了很多宝石，而宝石在古代中国是不产的，必须从海外输入中国。

　　明代的定陵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个皇后一起埋葬的墓葬，大家可以去参观。万历皇帝对我们讲海上文明交流很重要，因为他在位的时代是中国海上贸易最鼎盛的时期之一。他的墓葬里发现了很多从海外输入中国的宝石。

　　大家看一看这件器物(图37)，是一个簪子，上面镶嵌了很多宝石——红宝石、蓝宝石、猫眼石、祖母绿。这(图38)是一件很著名的文物，是皇后戴的耳环，题材是玉兔捣药。这个题材是很典型的中国的，但是装饰的东西，头顶上顶的这个红宝石，脚下有蓝宝石，还有一颗猫眼石。

　　万历皇帝这个皇冠(图39)上的宝石，除了绿松石以外，还有珍珠、红宝石、蓝宝石。大家都知道印度的红宝石和斯里兰卡的蓝宝石是世界级的珍品。凤冠(图40)上也可以看到镶嵌了很多宝石。在皇冠、凤冠上面镶嵌宝石这种做法，只有在明代海洋贸易大大发展以后，才会在中国的相应年代考古发现里得到体现。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墓，湖北钟祥发现的梁庄王墓，梁庄王是明代一个很著名的藩王，这个墓是主人和他夫人合葬的，年代正好和郑和航海的年代非常接近。郑和下西洋是1405-1433年，这个墓葬的下葬时间是1441年。这个墓葬里出了一些和郑和航海有关的文物，一枚金锭上写着“西洋等处买到八成色金壹锭伍拾两重”，就是郑和当年从海外带回来的东西。而且，与此可以相佐证的是，这个墓葬也发现了海外市场流入中国的宝石。

　　这(图41)是一个簪子，做得非常精致，非常美，上面也是镶着蓝宝石、红宝石、猫眼石。出土的一条腰带上面镶嵌各种各样不同形状的宝石。当时这个工艺叫“随形”，为什么?就是说宝石的硬度很高，要改变形状很难，所以镶嵌上去的时候就保持原样镶嵌，用几个爪子把它抓住，这跟南海一号上发现的情况是一样的。

　　另外，墓中还发现了很多戒指(图42)，有的上面镶嵌了红宝石或蓝宝石，有的是两种宝石都镶嵌了，中间那个是绿松石。戒指在当时海洋贸易里也是很重要的一种产品，所以在南海一号发掘的时候发现了很多戒指。我们在沙特的塞林港做考古发掘的时候也发现有戒指。特别有意思的是，南海一号出水的戒指，跟一同出水的项链一样，上面的宝石都被抠下来了，可能是单独另行存放，因为宝石可能比戒指还要珍贵。

　　所以，到了明清的时候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形容一个贵族、上等人穿着很高贵的时候，有一句诗词叫作“条环平安祖母绿，帽顶高嵌佛头青”，就是这个人穿着太高贵了，他的腰带上镶嵌祖母绿那种宝石，帽子的顶上有佛头青(蓝宝石)。很有意思的是，明定陵出的一件腰带上面就镶嵌了很多祖母绿，大家可以看到(图43)左侧的这件。在明代的梁庄王墓出土的一个黄金做的帽顶(图43的右图)上面，正中间就镶嵌了一个大的蓝宝石，接近200克，很昂贵。在相隔千里的两座墓葬各出的一件文物，非常生动地印证了中国古代的一首诗词当时的情形，读起来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明代的墓葬发现了这么多宝石。根据现在矿物学的知识，我们知道宝石分为五大种类：印度的红宝石、斯里兰卡的蓝宝石、猫眼石、祖母绿、钻石。中国传统宝石只有绿松石，大概是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明清。刚才说的五种宝石在古代中国是不生产的，找不到矿的，所以只能从海外输入中国。我们现在考古发现，前面四种都得到考古实物的印证，只有钻石在我们的考古中没有发现过。对梁庄王墓出土的宝石做过一个统计，红宝石、蓝宝石、猫眼石、祖母绿都得到了发现。

　　这些宝石是不是真的从海外市场输入中国的呢?我们查一查郑和当年航海的记录。他的团队成员留下了三本作品：费信的《星槎胜览》(1436年);马欢的《瀛涯胜览》(1451年);巩珍的《西洋番国志》(1434年)。我后来仔细翻了一下，其间可以找到郑和团队在海外购宝石的记载。

　　这张图(图44)上大家可以看到，郑和航海的时候从南京港出发，在国外最主要的几个停泊的港口，有越南的占城、印度尼西亚的旧港、马来西亚的马六甲，然后是斯里兰卡的锡兰山，还有印度的古里，终点之一就是波斯湾湾口的忽鲁谟斯。很有意思，他停靠的几个重要的点里，印度和斯里兰卡是重要宝石产地，满剌加(马六甲)、旧港和忽鲁谟斯是当时古代世界最著名的宝石交易场所。所以，从郑和航海的航线上看，他是到过宝石产地、宝石交易中心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当时留下的航海文献。巩珍的《西洋番国志》描述了波斯湾湾口忽鲁谟斯港口的情形，讲当时到这个港口采购宝石的情况。他就说，各种宝物都有，这个地方有红宝石、剌石、祖把碧、祖母绿、猫睛石等——都成为郑和团队购买的对象;而且提到了有金刚钻，所以钻石当时也有可能购买，只是现在考古还没有发现。

　　由此可见，在明代，宝石在中国大量出现，就是因为海上贸易带入中国，对中国文化影响极其深远。我们现在讲到一个人穿着高贵，叫“珠光宝气”。“珠”就是珍珠，海上来的，从汉代的合浦港就开始进口珍珠，当然中国自己也产珍珠;但是明清的时候，文献记载得非常清晰，大颗珍贵的大珍珠都是从海外市场进口的。我到广西的合浦调查的时候，在当地碰见一个很著名的家族，一直到海外采购珍珠。我才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他们家族的人，每年都到红海去采珍珠，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我之所以说宝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深，是因为它甚至影响到了根深蒂固的丧葬文化。在中国古代墓葬里有一种习俗，是受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放置五色石——五种不同颜色的石头放在墓葬里;但是，到了明清的时候，高等级的墓葬里面开始用宝石替代五色石。这(图45)是明代定陵出土的五色石。

　　刺桐城内的锡兰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族群、语言与宗教交流

　　前面讲了那么多水下考古、陆地考古的研究对象，我们考古人最关心的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不同族群、语言与宗教的交流，因为最关键的还是人的交流。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很生动的历史事实，可能长期以来不被历史学家所关注。

　　郑和航海的时候曾经在斯里兰卡立了一块碑(图46)，这块碑后来在一个著名的世界遗产地、海港城市加勒港被发现，碑上用三种文字——汉文、波斯文和泰米尔文，分别向佛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主神写了贡献之词，来贡献物品。这成为我们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族群、语言与宗教交流的很重要、很珍贵的一件文物，现在是斯里兰卡的国宝。从这块碑的内容可以看出，在古代世界里，海上丝绸之路上不仅仅有中国人，还有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斯里兰卡人，可能还有马来人等不同的族群。所以，“命运共同体”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是体现得非常充分的。

　　我讲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族群融合。我这里讲的是从斯里兰卡来到中国定居泉州的一个族群的故事，我们称之为锡兰人，锡兰就是斯里兰卡。我们找到了这个家族留下的墓碑(图47)，左边的墓碑是“世氏祖茔”，右边那块碑写的是“使臣世公”。世氏是什么人呢?锡兰人，也就是斯里兰卡人，到中国以后改成了汉姓叫世氏。但是，你看他们的身份认同有一个很显著的变化：早期的墓碑上写的是锡兰，锡兰就是他们的故土斯里兰卡;后来的时候，他们自认为是明朝人了，所以写的是“明”使臣，身份上已经从外国人变成了中国人。很有意思。

　　通过考古工作的辛勤努力，在当地找到了“世家坑”，就是锡兰人后裔留下的祖坟;而且找到了一处房子，是当时这些人常年定居的——世氏旧居。找到了他们留下的族谱(图48)，从最早的祖先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

　　最关键的是，还找到了这个家族的后人，这位女士(图49，右)叫“世吟娥”;后来她把她丈夫的姓加在前面，她丈夫是一个考古学家，姓许，所以她现在叫“许世吟娥”。

     这个人现在还在做珠宝生意;早年斯里兰卡人到中国来最主要的从业就是做珠宝生意，因为斯里兰卡是蓝宝石的产地。后来斯里兰卡的外宾到泉州访问的时候，很兴奋，突然发现在泉州还找到了他们家的亲戚。从斯里兰卡人和许世吟娥的合影(图49)，大家看，族群融合混血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从肤色来看，这两个人已经有很明显的区别。这样的例子还有，比如我们去肯尼亚的时候，拉穆岛那一带，当地人说他们是中国人，说是郑和时代的水手上岸以后一直繁衍生息到了现在;但是你看他们的肤色也是典型的黑人的，但是他们认为他们有中国血统。再比如，我是一个老球迷，我看球的时候——范志毅的年代，中国队曾经到欧洲荷兰比赛;当时荷兰国家队有一个很著名的黑人运动员叫赖特，中国球员和他握手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我是中国人”，让中国队员感到很惊讶。什么意思呢?其实他的奶奶还是姥姥，曾经是一个中国人，在那边跟黑人结婚了，这位中国人生的子女又生下了他。所以，很有意思，可以看出海上丝绸之路是族群融合。后来许世吟娥应邀到斯里兰卡访问，当地人称她为“锡兰公主”，用了最隆重的土著礼节欢迎她;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陪同她访问，据说还给了她一片地，作为“公主”的驻所地。

　　泉州有一个很著名的桥叫洛阳桥，洛阳桥上刻下了很多当地郡望名流的名字。这些人都是鸿儒硕学，是最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其中就有一位斯里兰卡人的后裔叫世寰望。这就可以看出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一个外族人——锡兰人，到了中国以后，改成中国的汉姓世氏，自称是中国明朝的使臣去从事海外贸易，因为有语言优势，所以担任通事，就是翻译，后来定居泉州，变成耕商人家，学习汉文化，通过进士考试进入官场，他们家族被称为“诗书门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一个外族人怎么样逐渐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而且其家族还成为中国文化底蕴特别深厚的家族。这种现象得到了很多的考古证实。泉州还发现了一块碑，是一个混血儿的碑，这个混血儿叫爱哈默德。他的碑是用波斯文和汉文两种文字书写的，是元代的至治二年留下的，至治二年是1322年，他写到他的母亲是泉州人，父亲是波斯湾来的人，这就是一个混血儿。这个碑文里也讲到了“刺桐”;西方文献里提到中国有一个东方大城叫刺桐，考古一开始很多人找不到这个城市在哪儿，后来发现这个碑上面写着刺桐，原来刺桐就是泉州。所以，泉州现在在申报世界遗产。

　　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族群交流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明代有一位大思想家，号称中国启蒙思想家之一，叫李贽。他的墓就在北京通州。这个人的思想非常古怪，跟道家、儒家、佛家都有很大区别，比如他重视商业贸易——中国传统是重农抑商，他是重商抑农;比如他提倡公平教育，讨论妇女问题，这在中国古代都是很少见到的现象。其实你要看他的背景就知道，他是一个混血儿，他有色目人的血统，他的祖先曾经是波斯湾地区的人，也许正因此，他才会有这样与众不同的思想。所以，讨论水下考古、海上丝绸之路，可以看出古代海上文明交流的情况——它不但融入了我们的血液，还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思想。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新时代的中国水下考古人做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是新时代的海上人文交流;这张照片(图50)是我在沙特阿拉伯做水下考古的时候，当地市长在官邸迎接中国考古队的一张合影，我也把这作为我今天演讲的结束。谢谢大家，欢迎大家交流讨论!

　　问答

　　提问：从中外交流角度看，中国对外出口的主要是茶叶、丝绸、瓷器这些日常消费品，而中国进口的主要是宝石这类奢侈品，是否意味着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皇帝贵族而服务的呢?

　　姜波：这个问题很好。通过我们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研究，对海洋贸易的目的有很多深入了解。中国出口的东西主要是丝绸、瓷器、茶叶、铁器、漆器，还有很多别的物品，进口的东西有香料、象牙、宝石之类的东西，还有名贵的木材。应该说，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易是不同文明板块的人实施的，不同板块的人有自己的东西参与交易：中国是丝绸、瓷器、茶叶、铁器，东南亚地区可能有铜料、铁矿、锡矿等这些东西，印度那边有宝石等这类的东西，非洲有象牙、奴隶，香料群岛主要输出香料。不同板块之间的贸易是互补的，只有互补的情况下海洋贸易才能持续发展。我不认为我们主要的海洋贸易目的就是为了满足皇帝贵族——皇帝贵族可能需求量比较大，但是不能代表全部;海洋贸易是立体、综合的，满足了市场各种各样的多种需求。

　　提问：什么时候可以对新会崖门进行水下考古?据说那里有很多南宋灭亡时的沉船。

　　姜波：这是元灭南宋的一次海战的战场所在地。有句俗话叫“崖山之后无中国”，就是说南宋海战失败，元征服了中国。南宋最后一次海战就是在崖山这个地方进行的。水下考古的人很关注这个地点，此前也进行了一些现场交流和探讨，但是这个地方水陆变迁很大，有的地方已经变成了陆地。我们曾经想在合适的时间在当地做一些系统化的考古工作，大致范围和地点我们是知道的，但是还没有做系统、完整、科学的考古工作。相信以后可能会找一些机会来做。与之类似的，就是元代征战日本，有两次海战;对海战战场的所在地，日本考古学家做了调查工作，发现了元代的沉船，找到了一些炮火、武器之类的，得到了确证。

　　提问：以您对郑和下西洋的考古观察，您对郑和下西洋有什么自己的评价?

　　姜波：对郑和下西洋，历史学界评论很多，我们做海洋考古的人也很关注。我个人感觉，不要纯粹从政治层面、外交层面考察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是一个很立体的行动，当时之前有很长的海洋贸易发展时期;到了郑和下西洋的时代，郑和船队的贸易作为一种官方贸易，达到了一个顶峰。而且他航行的时候，船队很多，人员最多的时候达到了27000人，除了士兵、外交官员以外，大量的都是商人。所以，郑和下西洋也是海洋贸易的重要内容。我们现在做历史研究工作的人，很多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纯粹的政治与官方外交行为，这是不对的。郑和当年自己也积累了大量财富。从考古发现来看，他捐建了很多寺院，刻了很多经书。他自己有很多财富，所以他自己肯定也做了很多生意。

　　与郑和下西洋相关联的一个事情就是古代中国和琉球的交往。从官方文献读到的都是官方使节往来，但是从历史学的细节研究和考古的证实来看，当时主要的都是海洋贸易，挂着官使的名义开展的民间贸易行为。这也提醒我们，中国史学界研究也好，考古学家的研究也好，很多人受了一定的影响，只关心政治与外交层面，不关心贸易;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贸易视角历史应该多多引入到我们的史学研究、考古学研究的。只有有利可图，海上交流才能持续发展;海上交流持续发展，贸易经济行为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政府层面才会介入——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提问：水下考古如何测定年代，也是碳14吗?误差有多大?

　　姜波：很好的问题。考古测年是一个系统的方法，我们测年有很多依据，像田野考古一样的，碳14是最重要的;但是海洋考古里涉及的沉船很多都是年代偏晚的，就有几种更加方便的方法来确定沉船年代。比如上面有文字，明确讲到了什么时代，就像我前面讲的黑石号，里面的器物上有“宝历二年”(就是公元826年)字样。韩国的新安发现的新安沉船，器物上面有“至治三年”(就是1323年)字样。对于南海一号，我们现在也找到了确切证据;现在正在沟通，我们考古队可能会公布报告，给大家一个确定的说法。还有一种就是有档案的：有的海洋沉船，比如“海尔德马尔森号”，是有档案的，明确讲到这个船是什么时候的;再比如瑞典的“哥德堡号”，沉没年代是1745年9月份……都是有准确档案年的。所以，对于年代的测定，我们讲究证据链。如果说没有任何其他年代学的证据，而有瓷器的发现，也很好办，因为中国瓷器的年代已经做得相对比较准确了。其实东南亚很多地方的考古工作也都是拿中国瓷器作为档案，海洋考古同样如此。

　　提问：古代的澳大利亚、美洲都是土著，现在的美国和澳大利亚是不是都没有水下考古队?

　　姜波：问到国际水下考古的情况，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水下考古学之父”，指的是美国得克萨斯一个大学的教授叫乔治·巴斯(George Fletcher Bass)。他1966年第一次把田野考古的方法用于土耳其的一个水下遗址的考古发掘，所以他是开启了水下考古大门的学者。中国方面，我原来所在的单位，也把他的著作《水下考古》翻译出版了。澳大利亚也是水下考古很重要的一个国家，他们有一个西澳博物馆，有很著名的水下考古学家杰里米·格林(Jeremy Green)——他是中国水下考古启动时候的一个重要人物，中国的第一批水下考古队员都是和他进行训练的，就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做水下考古训练——所以他们也有很强的水下考古。我们把1987年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启动元年，就是南海一号发现那一年。

　　提问：中国从满清以后进入闭关锁国状态，当时只有广州对外开放贸易活动，这段时间对外贸易对中国社会是否有所影响?

　　姜波：中国历史学研究、考古学研究，大部分人还是站在陆地考古的角度，所以认为中国是黄土文明，因为像华东地区，中原地区主要是内陆文明。实际上从很早的时代开始，福建、广东、海南岛这一带已经有航海行为了，而且有一部分族群就是面向海洋发展的，只是没有进入到我们正统文献的视野;就像改革开放以后，有海量温州人闯荡海外，发展自己的经济与事业，这些人所作所为留下的贡献，在我们的《人民日报》《新闻联播》里，其实很少看到。这其实是一个缺陷。所以，中国有一部分族群始终是面向海洋的，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另外一种性格。当然，也不要说中国就是海洋文明帝国，我们应该说海洋文明也是我们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历史上有几个海洋航海的高峰时期。唐朝的时候对外很开放;宋元时候是海洋贸易的一个高峰。到了明代，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闭关锁国的;从洪武年末期开始，到了郑和下西洋又达到一个高峰;郑和下西洋后来又停止了;再后面到隆庆元年开海，中国海洋贸易重新进入到一个高峰时期。清代的时候曾经也是有开放有封闭，当然到后来是“一口通商”，主要以广州作为对外海洋贸易的港口。广州十三行，作为中国的对外窗口，留下了很多丰富的历史文献与文物证据，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古代的海洋贸易。这种局面的打破就是鸦片战争，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我们卷入世界贸易体系。

　　提问：能从航海的角度说说我国古代南粮北运为什么不走海路吗?海运损耗的成本，真比维护人工运河大吗?

　　姜波：这是经济史里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在一段时间里，对南粮北运，确实讨论比较多的是大运河。大运河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价值，无论怎样评估都不过分——它不但是经济的大动脉，也是文化的大动脉，还是南北交流的大动脉;如果没有大运河，中国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局面。元代的时候确实开始发展多样化的漕运，希望通过海路向北方运送粮食;甚至后来还开凿了胶莱运河，不用绕山东半岛那么远的距离。

　　海路运输有几个问题：一是风险、成本比较大。你出过海就知道，海上运输是一条艰险之路，路线上有很多要命的地方——比如长三角，古来就是风浪很大、海船沉没很多的地方;进入黄金水道，也是事故多发之地。所以，古代有一句诗说“沉舟侧畔千帆过”，可以解读为，海上交通有很多风险，有些地方老沉船，但是还有很多船在那里走。南海一号的发现就是这么一个例子。当时中英探险队去找一艘叫“莱茵堡号”沉船，莱茵堡号没有找到，找到了南海一号。南海一号上面还发现了一件青花瓷，什么意思?就是在明清的时候还有船从那个地方经过，掉下了一块青花瓷的瓷片，正好掉到南海一号上面——这个概率是很小的，但是它确实发生了。这可以说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的一个生动案例。所以，元代海上漕运粮食的时候，从当时的记载可以看到，损耗非常大。后来为什么有一段时间不得不放弃，风险、成本是最主要的原因。

　　提问：请问老师对于华北和东北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是否有所研究?

　　姜波：我个人知道一些情况。我们现在讲海外贸易大部分讲的还是福建、广东、浙江、海南岛、广西等东南沿海;华北地区也是有海外贸易的，比如连云港、登州港都曾经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近现代的青岛等这些地方也是很重要的港口。由于北方海岸线的变化非常大，海岸线向海里拓展了很多，可能有的古代航海的港口已经变成了今天的陆地，所以，我们源于现代的考古工作做得不够充分，研究相对比较少。但是，像连云港、登州港，古代海外贸易的研究前景应该是非常好的，我也觉得学者们应该予以更多的关注。

　　提问：请教老师，水下考古的线索一般来说从何得来?

　　姜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给大家解答一下。“大海捞针”，找沉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以前我们做水下考古的人有一条经验，从两个方向入手。第一个是收集沿海的文献档案，找这些有沉船线索的记载。另外是跟渔民打交道，因为渔民打鱼的时候，沉船一定会把网子刮坏，渔民会很细心地勾出来哪个地方有沉船，这为我们水下考古提供了线索。但是，水下考古发展到今天，更多依靠科技手段。我们主要是依靠声光电三方面的仪器设备找古代的沉船，比如声纳、浅地层剖面仪能搜寻水下的沉船。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中国沿海能见度很差，甚至有的船，像南海一号，都是被淤泥覆盖了，即使潜水员下去也不见得能找得到，所以更需要依赖技术装备。当然更先进的是，现在已经开始采用水下机器人，开始采用载人深潜器到水下去找潜水员所不能到达的地方的沉船。

　　海洋考古是一个科技含量很高、资金密集、人员风险很大但又非常值得大家去探索、学术前景非常好的领域。我也欢迎大家为我们水下考古多做宣传，欢迎有更多的同行关心关注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关心水下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