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设想的危机：从中东战火、日本拥核到印巴冲突

　　如果日本决定拥核，会怎样?

　　Eva Pejsova(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亚太事务高级分析师)

　　最终，日本还是听从了特朗普竞选时的建议，于2020年决定研制核武器。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促使日本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和平政策：朝鲜的核计划早已令人生畏，金正恩又于2017年新年讲话中宣布要加紧研发洲际弹道导弹，随后不久便进行了试射。过去的导弹发射距离日本越来越近，这一决定加之朝鲜基于历史和意识形态理由对日本的憎恨导致东京认定，自己是主要的潜在打击目标。

日本的反核示威

　　中国的军事实力还在不断增长，现代化仍在推进，这令东京的安全局势分析师和决策者倍感焦虑。在他们看来，北京在东亚地区的战略雄心，尤其是在东海和南海愈发咄咄逼人的态势，对日本的国家利益及主权构成了直接威胁。最后，俄罗斯于2016年11月底在有争议的北方四岛中的两座岛屿部署了反舰导弹系统，成为压倒日本决策者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早就认为，作为该地区大国中唯一不拥有核威慑者，自己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是核国家)。

　　日本在安全方面的首要盟友美国迎来了一届更具孤立主义倾向的政府，这令日本的焦虑心态更加严重。特朗普政府不像此前历任政府那样在意日本的安全问题，但在对待中国和朝鲜的态度上却更加咄咄逼人，如此一来，日本就不得不同时维护自己和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日本希望通过获得核能力，来重新确立地区关系，威慑朝鲜，实现双极稳定(核威慑理论构成了这一设想的基础)，提高自己在谈判中的议价能力。上述利益，加之面临的诸多外部风险，使得日本有理由为了维持本地区的现状，而向传统的和平政策说再见。

　　后果

　　事实表明，核和平理论在东北亚的效用有限。在名义上和事实上，自从1953年的朝鲜战争以来，朝鲜与美国及其盟国就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它将日本拥核视为公然的挑衅和威胁。考虑到该国政府强硬的意识形态立场，以及该国人民艰苦的生活条件，“相互确保摧毁”或是巨大的平民伤亡等威胁并不能起到东京所希望的效果。由于历史和意识形态原因，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朝鲜的盟友，本身也是个核国家，它将日本拥核的决定视为对朝鲜及本国安全的威胁，便加大了对朝鲜的支持力度。

　　本地区的其他国家也产生了类似的感受，担心日本过去的军国主义倾向再度复燃。朝鲜和韩国虽然在政治问题上有着巨大分歧，但都对日本再度扩张的可能性心存警惕。中国对于日本重整军备之举的批评尤为激烈，加大了对自身核能力的投入，并争取到了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等其他核国家的支持。此外，日本的拥核决定在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都激起了反响，印度和美国为了维护本国利益，也都加大了军事投入。因误判和意外而引发战争的风险变得格外严重，使得印度-太平洋地区都陷入了持久的紧张状态。

　　问题何在

　　长期来看，下列因素为东京的拥核决定埋下了伏笔。此前数年，日本国内政治环境的意识形态色彩变得愈发严重。经过几乎20年的经济增速放缓后，右翼民族主义情绪日渐抬头。不少右翼团体对日本过去的军事实力及帝国荣耀倍感怀念，开始宣扬日本例外论，并且以地区局势日益紧张为由，要求加强日本在安全问题上的独立性。这些团体起初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在安倍晋三治下，爱国主义观点渐渐成为主流。

　　极具影响力的民族主义游说团体“日本会议”呼吁修改禁止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日本宪法第九条，并且大力宣扬修正主义历史观，他们在国会两院都赢得了诸多议员支持;截至2016年，其成员已经在内阁中占据了多数。安倍晋三决心“突破战后体制”，他先是提出了新的安全战略，并主张修改立法，使得日本能够在东亚及其他地区的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倍晋三的首相任期延长至2021年，使得他有充分的时间推动宪法改革。

　　传统上，日本社会一直坚持和平主义立场，并且对核的安全性感到担忧(尤其是在2011年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之后)，但由于朝鲜的核威胁愈发迫在眉睫、东亚地区的势力均衡发生变化、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支持修改宪法的声音逐渐大了起来。对战后时光并无鲜活记忆的年轻一代开始将中国、朝鲜和韩国对日本的批评视为不公和好斗的，也转而支持日本变得强大、自主。

　　在过去，日本也考虑过出于防御目的购买小型战术核武器。1970年，日本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8年，朝鲜试射了第一枚可载核武导弹(大浦洞1号);当时核问题都曾在日本引发争论，但民众还是认为美国的核保护伞足以维护日本的安全。然而，此时这把保护伞已经被收起了。数十年来对于民用核科学研究的投入使得日本在该领域居于领先地位;从资源角度看，日本拥有充足的可用于核反应堆的钚及浓缩铀，足以制造出多枚核弹。日本早就拥有了必要的技术和设施，能够在数月之内便制造出核武器。最终，它也正是这么做的。

 　　前言

　　Antonio Missiroli(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所长)

　　在这个不期而至的事件和进展——从九一一袭击或阿拉伯之春等“战略意外”，到常常本意良好的决策引发的意料之外的后果——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世界上，想象一下对当下预设提出挑战的那些偶发事件，也许将是大有裨益的。但想象也不应该天马行空，如此一来结论也就失去了可信度。想象至少应该建立在可获得的证据基础上，探究较少为人讨论的情境，并挑战人们在思维和行动上的定式。因此，此类想象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提升决策者(既包括主动制定计划者，也包括紧急回应者)的警觉意识，令其做好准备，避免骄傲自满和陷入“团体迷思”。

　　当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的团队着手准备这一选题时，大家首先考虑的想象方式就是提出一系列以“如果……会怎样”开头的问题。跟在“如果”后面的内容常常是与各种历史过往及其可能后果相关的虚拟场景，这样的叙事方式始于菲利普•迪克的《高堡奇人》和罗伯特•哈里斯的《祖国》等想象二战不同结果的幻想作品，终于尼尔•弗格森和罗伯特•考利等人提出的“虚拟历史”和理查德•埃文斯提出的“更改了的过去”。类似的，《经济学人》杂志也推出了“假如的世界”这一专题，将商界、科学界和政界的虚拟未来、另类过去和各种假设情景结合了起来。

　　近来采用的另一类方法更适合进行预测和风险分析，即在于辨识出所谓“灰天鹅”——比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利卜于2007年提出的极其不可能发生的“黑天鹅”事件较可预测，但仍然是意料之外、不期而至、令人手足无措的。2014年在乌克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令这一方法更加受到重视。并体现为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的一系列出版物。

　　本报告中场景的选择——由Florence Gaub、Daniel Fiott及John-Joseph Wilkins合作来协调——试图将上述两种方法综合起来，在专注于重大进程的同时(即可能喷薄而出的巨大潜流)，将其想象为已经发生了，同时侧重于考察局势在近期还能演变得多糟糕，以及在不久之前的过去如何避免其实际发生。这些场景的“灰度”各不相同，加以探讨时虚拟与现实所占比重也不同，但都跨越了三个时间区域——就如同著名的《回到未来》系列电影一样，不过时间跨度要短于三十年(引言中将更加详细地对这一方法进行介绍)。这些场景地理分布广泛，涵盖了多种行动主题，但未对欧盟的具体政策与行动提出质疑——质疑的只是总体而言的原则和利益。本报告的总体意图并非在于预测将来的危机——恰恰相反，作者实际上乐于被证明是错误的——而是在于通过出色的文字，激发具有创造力的思维和睿智的规划。

　　如果以色列和真主党战火重燃，会怎样?

　　Julia Lisiecka(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中东与北非事务初级分析师)

　　真主党高级指挥官穆斯塔法•穆加尼耶于2019年4月在以色列对叙利亚戈兰高地的一次空袭中遇害，这则新闻看上去并不特别令人担心：在叙利亚内战期间，以色列利用巴沙尔政权和真主党疲于作战的心态，屡屡突破这个邻国的领空。然而这一次，这起事件并未像往常那样以口头威胁和边界交火告终。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在一份电视直播的讲话中表示，如果以色列不立即从有争议的谢巴农场——这一小块土地位于叙利亚和黎巴嫩之间，自1967年以来就处于以色列的实际控制之下——撤军，该组织就将动用远程导弹攻击海法附近基顺的一家化工厂。作为回应，以色列总参谋长加比•艾森科特宣布将在黎巴嫩展开一场新的军事行动，表示“以色列将让黎巴嫩政府为真主党的一切行动负责”。

以色列与真主党在2006年就曾开战

　　不久之后，以色列空军开始打击处于贝鲁特、黎巴嫩南部和贝卡谷地的真主党及黎巴嫩军队。真主党用密集的炮火予以回击，打击范围远至特拉维夫和塔马拉海上天然气钻井。谢巴农场成为最重要的交锋地带，而在黎巴嫩-以色列和叙利亚-以色列边境的东西两侧同样爆发了战火。真主党每天能够发射1000枚导弹(是2006年冲突期间的十倍)，导致以色列北部半数人口流离失所;黎巴嫩和叙利亚的难民潮更加严重，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使得食物、药品和能源的短缺状况愈发严重。贝鲁特和特拉维夫的机场都不再对平民开放，两国的发电站都遭到了重创。

　　与此前的战争相比，真主党如今能够维持多条战线，使得战事更加频密，对双方的社会经济都带来了沉重压力。黎巴嫩的伤亡超过1000人，大多为平民。尽管得益于反导弹系统，以色列避免了大批人员伤亡，但真主党成功地将黎以边境处梅纳拉集体农场的10个家庭劫为人质，他们的命运如何尚不得而知。

　　联合国的会谈仍无定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和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宣布暂时撤出黎以和叙以边界地区。但多数人员仍然被困在战区，只能等待达成停火协议后再撤出。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派出了数十人，经由伊拉克和叙利亚，抵达了黎巴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往莫斯科，试图说服俄罗斯总统普京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避免伊朗和叙利亚进一步介入这场冲突。

　　后果

　　和2006年的战争一样，此次战争令黎巴嫩再度陷入政治和经济危机之中。2006年之后黎巴嫩最慷慨的资助国沙特阿拉伯宣布这一次自己将不再为这个被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主宰的国家提供财政支持。如此一来，黎巴嫩官员不得不呼吁欧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重建资金。据估计，耗资将超过150亿美元，耗时将长达10年。

　　尽管受到了批评，但通过将自己展现为巴勒斯坦民众权利的合法捍卫者，真主党在战争之初似乎重新赢得了黎巴嫩逊尼派民众的信任(此前由于参与叙利亚内战，逊尼派对该组织的信任有所削弱)。但随后的人道主义危机很快就使得黎巴嫩各政党之间脆弱的权力共享机制无法再维系下去，导致议会自2017年大选以来首度陷入严重的僵局。

　　问题还不限于国内：战争使得正从叙利亚内战中缓慢恢复的这一地区再度陷入动荡，大批难民不得不逃离黎巴嫩，寻求避难。国内流离失所者数量越来越多，这些人出逃至地中海沿岸其他国家，令国际组织及欧洲国家的政府颇感担忧。超过90万人逃往叙利亚的阿勒颇，希望能够穿越土叙边界，其他人则试图通过海路抵达塞浦路斯。这场战争还调动了这一地区的众多军事团体，令以色列乃至埃及和沙特阿拉伯都惶恐不安，这些国家指责伊朗为也门的胡塞武装团体提供了财政支持，要求联合国和欧盟对其实施制裁。这样的紧张局势使得欧洲与伊朗刚刚转暖的关系又再度恶化，核协议的前景也变得不明朗起来。

　　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公开冲突还破坏了该地区脆弱的联盟体系。此前数年，俄罗斯通过政治平衡术成为中东地区的一大势力：为伊朗和真主党提供战略支持，同时与以色列加强军事和经济合作。这场军事冲突使得普京的现实政治考虑受到了挑战，而站在真主党一边则会导致冲突更加不可收拾，甚至会令美国也介入其中。

　　意识到了这一风险，欧盟只得将双方停火的希望寄托在俄罗斯的斡旋上。参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和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欧盟16国(身处险境的欧洲士兵人数超过3600人)对于任何可能影响到本国公民命运的举动都小心翼翼。

　　问题何在

　　由于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口头交锋和有限的交火——过去十来年间这仅仅是一种威慑手段——突然成为冲突的导火索。急速恶化的局势令国际社会深感意外，它们低估了真主党和以色列展开军事对峙的意愿。但在双方的政治领导层看来，战争却愈发成为解决所面临挑战的唯一途径。

　　以色列早就觉察到了真主党军事实力的增长，叙利亚内战就是明证。俄罗斯的军事技能加上从伊朗处获得的新式武器，使得局势更加糟糕。这些新式武器包括中程和远程导弹，例如射程达700公里的斯库德D型地对地导弹，S-300地对空导弹，以及可用于打击海上天然气钻井的亚洪特地对海导弹。特拉维夫的政治精英感到压力越来越大，需要在真主党获得伊朗核保护之前削弱其战斗力。

　　随着叙利亚内战渐渐平息，真主党开始探寻利用在戈兰高地获得的战略深度的方式。该组织希望重新与自己的基地取得联系，并恢复因叙利亚内战受损的声誉。真主党也充分意识到了，在以色列空袭中损失惨重的黎巴嫩军队无法充分利用前几年的军事投资(其提供者包括欧盟及其成员国)，并且在沙特阿拉伯于2016年冻结财政支持后面临着资源短缺的问题。真主党希望通过在心理和宣传战线上的胜利，加强自己的独立性，避免受到文职部门的监督，并为自己的盟友创造一个统一的叙事——叙利亚当局仍在竭力试图重新控制全境。

　　如果日本决定拥核，会怎样?

　　Eva Pejsova(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亚太事务高级分析师)

　　最终，日本还是听从了特朗普竞选时的建议，于2020年决定研制核武器。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促使日本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和平政策：朝鲜的核计划早已令人生畏，金正恩又于2017年新年讲话中宣布要加紧研发洲际弹道导弹，随后不久便进行了试射。过去的导弹发射距离日本越来越近，这一决定加之朝鲜基于历史和意识形态理由对日本的憎恨导致东京认定，自己是主要的潜在打击目标。

日本的反核示威

　　中国的军事实力还在不断增长，现代化仍在推进，这令东京的安全局势分析师和决策者倍感焦虑。在他们看来，北京在东亚地区的战略雄心，尤其是在东海和南海愈发咄咄逼人的态势，对日本的国家利益及主权构成了直接威胁。最后，俄罗斯于2016年11月底在有争议的北方四岛中的两座岛屿部署了反舰导弹系统，成为压倒日本决策者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早就认为，作为该地区大国中唯一不拥有核威慑者，自己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是核国家)。

　　日本在安全方面的首要盟友美国迎来了一届更具孤立主义倾向的政府，这令日本的焦虑心态更加严重。特朗普政府不像此前历任政府那样在意日本的安全问题，但在对待中国和朝鲜的态度上却更加咄咄逼人，如此一来，日本就不得不同时维护自己和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日本希望通过获得核能力，来重新确立地区关系，威慑朝鲜，实现双极稳定(核威慑理论构成了这一设想的基础)，提高自己在谈判中的议价能力。上述利益，加之面临的诸多外部风险，使得日本有理由为了维持本地区的现状，而向传统的和平政策说再见。

　　后果

　　事实表明，核和平理论在东北亚的效用有限。在名义上和事实上，自从1953年的朝鲜战争以来，朝鲜与美国及其盟国就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它将日本拥核视为公然的挑衅和威胁。考虑到该国政府强硬的意识形态立场，以及该国人民艰苦的生活条件，“相互确保摧毁”或是巨大的平民伤亡等威胁并不能起到东京所希望的效果。由于历史和意识形态原因，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朝鲜的盟友，本身也是个核国家，它将日本拥核的决定视为对朝鲜及本国安全的威胁，便加大了对朝鲜的支持力度。

　　本地区的其他国家也产生了类似的感受，担心日本过去的军国主义倾向再度复燃。朝鲜和韩国虽然在政治问题上有着巨大分歧，但都对日本再度扩张的可能性心存警惕。中国对于日本重整军备之举的批评尤为激烈，加大了对自身核能力的投入，并争取到了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等其他核国家的支持。此外，日本的拥核决定在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都激起了反响，印度和美国为了维护本国利益，也都加大了军事投入。因误判和意外而引发战争的风险变得格外严重，使得印度-太平洋地区都陷入了持久的紧张状态。

　　问题何在

　　长期来看，下列因素为东京的拥核决定埋下了伏笔。此前数年，日本国内政治环境的意识形态色彩变得愈发严重。经过几乎20年的经济增速放缓后，右翼民族主义情绪日渐抬头。不少右翼团体对日本过去的军事实力及帝国荣耀倍感怀念，开始宣扬日本例外论，并且以地区局势日益紧张为由，要求加强日本在安全问题上的独立性。这些团体起初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在安倍晋三治下，爱国主义观点渐渐成为主流。

　　极具影响力的民族主义游说团体“日本会议”呼吁修改禁止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日本宪法第九条，并且大力宣扬修正主义历史观，他们在国会两院都赢得了诸多议员支持;截至2016年，其成员已经在内阁中占据了多数。安倍晋三决心“突破战后体制”，他先是提出了新的安全战略，并主张修改立法，使得日本能够在东亚及其他地区的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倍晋三的首相任期延长至2021年，使得他有充分的时间推动宪法改革。

　　传统上，日本社会一直坚持和平主义立场，并且对核的安全性感到担忧(尤其是在2011年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之后)，但由于朝鲜的核威胁愈发迫在眉睫、东亚地区的势力均衡发生变化、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支持修改宪法的声音逐渐大了起来。对战后时光并无鲜活记忆的年轻一代开始将中国、朝鲜和韩国对日本的批评视为不公和好斗的，也转而支持日本变得强大、自主。

　　在过去，日本也考虑过出于防御目的购买小型战术核武器。1970年，日本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8年，朝鲜试射了第一枚可载核武导弹(大浦洞1号);当时核问题都曾在日本引发争论，但民众还是认为美国的核保护伞足以维护日本的安全。然而，此时这把保护伞已经被收起了。数十年来对于民用核科学研究的投入使得日本在该领域居于领先地位;从资源角度看，日本拥有充足的可用于核反应堆的钚及浓缩铀，足以制造出多枚核弹。日本早就拥有了必要的技术和设施，能够在数月之内便制造出核武器。最终，它也正是这么做的。

　　如果印度与巴基斯坦爆发冲突，会怎样?

　　John-Joseph Wilkins(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研究人员)

　　印度拉贾斯坦邦塔尔沙漠里一次出人意料的爆炸导致印度和巴基斯坦陷入了1999年的卡吉尔战争以来最糟糕的危机。一个印度装甲兵团在印巴边界处进行演习时遭到了袭击，肇事者是巴基斯坦空军一名有着极端主义思想的无赖指挥官，他的举动并未获得政府的许可。和印度不一样，巴基斯坦并未承诺“不率先动用(核武器)”;于是，新德里那些惊慌的决策者便以为伊斯兰堡对自己发动了战术核打击。作为回应，印度政府立刻向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哨所发动袭击，西部和西南部空军司令部也奋力集结起了飞机。包括印度唯一一艘航母“维克拉马蒂亚”号在内的舰队也被派往西海岸巡逻，以展示印度的军力。

剑拔弩张的克什米尔地区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的回应也是迅速且史无前例的。该国总理代表本国向印度表示了歉意，提出要对伤亡士兵家属予以优厚的补偿。至关重要的是，伊斯兰堡还关押了(但并不同意引渡)多位高调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包括“虔诚军”的创建者哈菲兹•赛义德)。巴基斯坦还立刻对本国社会中的伊斯兰主义元素进行了大规模镇压，发动袭击的那名无赖指挥官也在与巴基斯坦特种部队的交火中被击毙。由于巴基斯坦采取了上述举动，再加上国际社会持续不断地施压，要求避免全面打响核战争，新德里也顶住了某些内部集团的压力，并未采取进一步的报复措施。

　　由于使用的都是常规武器，交火也发生在相对而言人烟稀少的地带，此次冲突导致的人员伤亡并不特别严重。但尽管如此，印度人民党高级官员此前对巴方袭击的表态(例如“十倍奉还”)，还是得到了更多愤怒民众的支持。慷慨激昂的民族主义专家在主流媒体上宣扬沙文主义情绪，比此前几年曾喧嚣一时的“外科手术式打击”及其他报复手段更加极端。再加上民众认为政府在此事上“不作为”，印度的穆斯林社群(约有1.8亿人)就成了众人发泄怒火的对象。治安队的报复式袭击和大范围的骚乱开始在动荡不安的阿利加尔等印度北部城市蔓延开来，并波及全国各地。

　　后果

　　无力阻止社群性骚乱的间或发生，令印度世俗、多宗教的民主制陷入了险境。该国的穆斯林人口已超过两亿，地位却更加边缘化，权利愈发受限。结果就是，武装反抗的现象不再局限于此前出现过圣战暴力行为的地区。印度很快就将超越印度尼西亚，成为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在遭遇不公的少数群体中，极端主义情绪已经在蔓延开来，这只会令多数群体的态度更加咄咄逼人。在强硬派于数次关键的地区选举中取胜之后，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终于被敲定，约吉•阿迪特亚纳特等容易导致分裂的人物成为一系列政策的执行者。尽管危机之后，外国直接投资略有下降，印度那令人惊叹的经济高速增长也有所放缓，但不久之后外国公司和政府便开始重新向印度投资。印度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市场似乎使得国际社会对其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倒退视而不见。

　　地区一体化努力(由于印巴之间的敌对关系，这一尝试实际上早已胎死腹中)彻底失败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于2021年正式解散。印度军方在政界越来越具有影响力，并开启了为期十年的浩大的现代化工程。经济因此经历了重组，大笔资源被用于国防预算，这使得本就捉襟见肘的教育等部门更加举步维艰，产生的连锁反应便是失业率扶摇直上。印度在2022年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由于用来解决环境污染和医疗等问题的资金不足，许多印度人的生活质量开始恶化。

　　此次危机造成的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是，新德里放弃了在国际事务中的中立立场，转而与美国结成了松散的联盟，而美国也乐于对印度国内一系列负面的进展视而不见。但与美国结盟的事实，加上与中国之间不断发酵的领土争端以及就青藏高原水资源控制权引发的龃龉，使得中印之间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的部落地区变得愈发好斗，俾路支省等地区的分离主义情绪愈发高涨，这令该国深受其苦。以旁遮普为核心的仍处在政府掌控之下的那些地区虽然尚未实行神权统治，但其强硬的军事独裁者深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影响。中国与巴基斯坦缔结了更加正式的盟友关系，以巩固战略联盟，使得北京能够完成经济走廊的建设，并遏制来自印度的地缘政治竞争。

　　问题何在

　　尽管在危机发生之前，两国便采取了一系列旨在降低风险、建立信任的官方举措，例如签署了导弹发射预警协定，并设立了军方对军方的热线，但对于巴基斯坦而言，持有极端主义思想的无赖军官发动常规(乃至核)打击，或是向恐怖分子与犯罪分子泄露核原料及数据的危险依旧存在。此外，尽管十分重视本国的核武器，但伊斯兰堡的核武库仍存在诸多风险：由于担心核武器落入敌人之手，在全国各地运输核武器的是不受保护、没有标记的车辆。尽管巴基斯坦在指挥与控制领域也下了一番功夫，但战术核武器的扩散加之指挥及武器维护体系日益去中心化的事实，还是令许多人在此次危机的初期担心和怀疑发生了一场核打击。

　　巴基斯坦多次拒绝根除教育系统和军队中的极端主义元素，这使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观念在整个社会蔓延开来，就连商界精英、政府官员和军队高层也受其影响。自齐亚•哈克于1977年通过政变上台以来，巴基斯坦便经历了大范围的伊斯兰化过程，在此期间，除了禁止军官饮酒外，还要求军队执行视穆斯林优于印度教徒的军事条例。在文职部门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例如，废除遭到滥用的亵渎法的努力屡屡受挫，就令强硬分子气焰更盛。

　　印度教民族主义愈发咄咄逼人，加之印度总理莫迪不愿(甚至是无能)约束本党之内那些反动的元素或是与之有染的“国民志愿组织”等团体，使得印度社会更加两极分化。对外来看，这些动向激怒了包括巴基斯坦军方某些人士在内的全世界的穆斯林。此外，由于不愿终结世袭式政治，曾不可一世的印度国大党已然崩溃，这使得印度人民党在议会中失去了强大的对手。

　　最后，印度军方和准军事力量在2017年初对克什米尔地区的抗议者采取的暴力行为更加激化了当地的抵抗力量，也使得印巴控制线巴基斯坦一侧民众的怒火愈发高涨。长期以来，《武装力量(特别权力)法》便被指责为导致军方滥用权力的帮凶，但印度长期以来一直拒绝修订此法，这也是导致印巴关系日趋紧张的一大因素。在这个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中，克什米尔的暴力行为达到了1990年代那样的程度，导致控制线两侧的极端化倾向和紧张局势都更趋严重。

　　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77期(2017年8月)。本文原文为英文，系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报告(EUISS Report)第34期，由Florence Gaub主编，于2017年6月首刊于该所网站(https://www.iss.europa.eu/content/what-if-conceivable-crises-unpredictable-2017-unmanageable-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