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革命成为历史尴尬：切·格瓦拉“彻底消灭个人主义”红色理想的代价

　　作为一波全球性思潮与革命运动，20世纪勃兴的国际共运已退潮落篷，渐去渐远。但这场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续时最长的革命浪潮，留下一大片极具特征极富含蕴的红色遗迹，切•格瓦拉现象即其中之一。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学生喊出口号——

　　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一想到革命，我就要做爱。

　　消费社会不得好死，异化社会不得好死。权力归于想象!

　　在用最后一个资本家的肠子勒死最后一个官僚之前，人是不自由的……

　　切!切!切!

　　1997年，切•格瓦拉三十周年忌辰，西方及拉美报刊为他热闹过一阵，封以各种眩目称号：“红色罗宾汉”、“浪漫冒险家”、“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拉丁美洲的加里波第”(加里波第为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尘世耶稣”。萨特给其赠号“我们时代最完美的人”。2002年，中国出版《完美的人——切•格瓦拉传》。

　　切•格瓦拉肖像(摄于1960年)，已成为理想主义象征、国际左翼运动标志、1960年代末美国校园反越战偶像，入选《时代》周刊二十世纪“百名影响力人物”。他的被俘日——1967年10月8日，古巴定为“英雄的游击队员纪念日”，四～七年级古巴少先队员的口号：

　　我们要像“切”少校一样，做共产主义的先锋。

　　墨西哥有一个切•格瓦拉镇，西班牙有一条切•格瓦拉街。他的头像作为反叛者偶像印上书刊、旗帜、T恤、茶杯……

　　正因为切•格瓦拉至今仍有相当影响，故很有必要仔细洞察一番，深入分析复杂的“切•格瓦拉现象”。

1951年, 22岁的格瓦拉

　　一、热血青年

　　阿根廷人切•格瓦拉(1928～1967年)，1928年6月14日出生于阿根廷“儒商”家庭。父亲毕业于大学建筑系，母亲大学预科肄业生。1945年，格瓦拉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对政治并无兴趣。1953年6月通过大学考试，取得医生资格。此时，他已接受红色学说，写下一段相当狂热的文字——

　　我情愿是一位不识字的印第安人，也不愿当美国的百万富翁。

　　我们的人民更需要的是拯救他们、解放他们。我已下定决心和人民共患难……我要冲向堡垒和战壕，用鲜血染红我手中的武器……我将用我的全部热血去实现无产者全力追求的未来。

　　他与好友第二次赴拉美旅行，希望去异乡开辟红色事业。短短一段文字，已显露这位青年的热情与偏激：从一开始就将理想挂钩暴力，认定只有通过战斗、鲜血，才是实现无产者理想未来的途径。

　　1954年，古巴革命者安东尼奥•洛佩斯在危地马拉使馆避难，他给格瓦拉另起一名——“切”，意为“我的东西”(瓜拉尼语)。潘帕斯草原语言中，“切”随语境不同而表示惊讶、喜悦、悲伤、温存。此后，格瓦拉经常使用这个更简捷的“切”，成了他最响亮的名字。

　　二、迷醉革命

　　1955年7月下旬，墨西哥城斯帕兰49号小公寓，格瓦拉见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相谈甚契。此前，格瓦拉就深深迷醉卡斯特罗的法庭演讲——《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两人都十分欣赏古巴独立英雄——“青铜泰坦”马塞奥将军的一句名言：

　　不能乞求，只能靠利剑来争取。

　　格瓦拉立即追随卡斯特罗，投身古巴革命。1959年1月，古巴革命取得胜利，执掌国柄。切•格瓦拉少校乃这场军事行动第一指挥官，古巴革命二号人物，官封工业部长、国家银行行长，登上国际政治舞台，游欧访苏，两度来华，毛、周接见。

　　但这位职业革命家无法忍受和平环境中的平庸，生活重复，缺少色彩，鲜有变化，无法体现自身不同寻常的独特价值，也实现不了世界革命。日常重复单调的行政工作及琐碎细屑的生活，都使他无法忍受。格瓦拉极其看不惯人们自私自利的慵惰庸俗。他向往艰苦危险条件下才有的共产主义崇高感情。此外，在实现古巴的国家工业化、与俄中的外交等重大决策上，他与卡斯特罗之间也出现豁差较大的“不同政见”。

　　他瞅准非洲与拉美中小国家武装力量薄弱，注入小股游击队较易夺权(像古巴一样)。1965年4月1日，切•格瓦拉向卡斯特罗递交辞职信，并在卡斯特罗协助下，带领二十余名古巴老战士进入刚果(金)。但当地非洲土著游击队员，尽管大多出身贫苦，仍好逸恶劳，每次出征都要举行驱赶死神的宗教仪式。这些非洲人只想快点离开刚果，他们视参加游击队为走向外面花花世界的快捷通道。1965年11月底，切•格瓦拉对刚果革命绝望，带着古巴人撤出，辗转于1966年5月回到古巴，11月7日，进入玻利维亚游击基地——达喀尔拉米那农场。

　　三、追求纯洁道德

　　作为狂热的红色革命者，切•格瓦拉具有道德洁癖，追求思想纯洁性。古巴工业部长任上，他认为：

　　工作是道德的必需!工厂应是每天带着热情和乐趣前往的地方!劳动应该是美好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

　　但他面对的是一进工厂就“只想回家的工人”。他深深失望，意识到和平环境中无法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红色思想无法植入大多数公民头脑。

　　此时，美苏和解，赫鲁晓夫启动经济改革，苏联正悄悄“解冻”，开始承认市场经济规律。切•格瓦拉敏感意识到：苏联正在向右转，背弃了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原则。他批评苏联承认价值规律、承认个人利益，与革命目的背道而驰;苏联工人与美国工人的劳动目的已无区别，都是为了钱，而非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目标。

　　他在刚果(金)的游击战失败后，辗转半年回到古巴。卡斯特罗等老战友希望他“参加古巴的社会主义建设”，他则认为自己的辞职信已在古巴公开，信中已放弃古巴国籍，不便再吃回头草。此前的1965年10月3日，当切•格瓦拉已神秘隐身半年，古巴朝野腾议四起，卡斯特罗实在顶不住，只得在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全文宣读切•格瓦拉的辞职信。

　　在等待去玻利维亚的几个月中，切•格瓦拉写了一些类似理论总结的文章，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乃是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之始。他抨击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就是绥靖政策，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的退让乃是懦弱的背叛。一次，他接受英国记者采访，甚至说如果当时导弹按钮在古巴人手里，很可能就发射出去了。他称颂当时中国的人民公社，十分欣赏中国人强调精神力量的价值趋向。这些，自然说明这位激情燃烧的革命者的“暴力倾向”与“唯意志论”。

1958年11月的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当然清楚游击队的危险，但他醉心于革命的刺激，闻斗起舞。1965年4月1日，他在给卡斯特罗的辞职信中说：

　　革命中(如果是真正的革命)，的的确确不是胜利就是牺牲。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很多同志都倒下了。……哪里有帝国主义就在哪里同它斗争。这一切足以鼓舞人心，治愈任何创伤。

　　1967年8月8日，他的玻利维亚丛林日记中说：

　　这种形式的斗争使我们有机会变成革命者。这是人类攀登的最高一级阶梯，能使我们受到最好的锻炼。

　　从道德纯洁角度指斥社会不公、人心丑陋，常常是革命发轫的起源，也是古今中外底层暴动的价值支撑点。切•格瓦拉要求实现“灭人欲存天理”(天理即红色理想)，当然也是走在这一路子上。但他走得实在极端，自己无“欲”也禁止他人有“欲”，当然走到事物的反面。如果所有人都无“欲”，还需要革命吗?难道革命的目标不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应予满足而未满足的种种欲望么?切•格瓦拉将革命的终极服务对象都否了，这场革命还剩下什么?难道仅仅为革命而革命，革命过程便是“一切”?事实上，这位切少校也只享受革命的刺激，对革命目的不甚了了。

　　作为一波全球性思潮与革命运动，20世纪勃兴的国际共运已退潮落篷，渐去渐远。但这场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续时最长的革命浪潮，留下一大片极具特征极富含蕴的红色遗迹，切•格瓦拉现象即其中之一。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学生喊出口号——

　　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一想到革命，我就要做爱。

　　消费社会不得好死，异化社会不得好死。权力归于想象!

　　在用最后一个资本家的肠子勒死最后一个官僚之前，人是不自由的……

　　切!切!切!

　　1997年，切•格瓦拉三十周年忌辰，西方及拉美报刊为他热闹过一阵，封以各种眩目称号：“红色罗宾汉”、“浪漫冒险家”、“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拉丁美洲的加里波第”(加里波第为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尘世耶稣”。萨特给其赠号“我们时代最完美的人”。2002年，中国出版《完美的人——切•格瓦拉传》。

　　切•格瓦拉肖像(摄于1960年)，已成为理想主义象征、国际左翼运动标志、1960年代末美国校园反越战偶像，入选《时代》周刊二十世纪“百名影响力人物”。他的被俘日——1967年10月8日，古巴定为“英雄的游击队员纪念日”，四～七年级古巴少先队员的口号：

　　我们要像“切”少校一样，做共产主义的先锋。

　　墨西哥有一个切•格瓦拉镇，西班牙有一条切•格瓦拉街。他的头像作为反叛者偶像印上书刊、旗帜、T恤、茶杯……

　　正因为切•格瓦拉至今仍有相当影响，故很有必要仔细洞察一番，深入分析复杂的“切•格瓦拉现象”。

1951年, 22岁的格瓦拉

　　一、热血青年

　　阿根廷人切•格瓦拉(1928～1967年)，1928年6月14日出生于阿根廷“儒商”家庭。父亲毕业于大学建筑系，母亲大学预科肄业生。1945年，格瓦拉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对政治并无兴趣。1953年6月通过大学考试，取得医生资格。此时，他已接受红色学说，写下一段相当狂热的文字——

　　我情愿是一位不识字的印第安人，也不愿当美国的百万富翁。

　　我们的人民更需要的是拯救他们、解放他们。我已下定决心和人民共患难……我要冲向堡垒和战壕，用鲜血染红我手中的武器……我将用我的全部热血去实现无产者全力追求的未来。

　　他与好友第二次赴拉美旅行，希望去异乡开辟红色事业。短短一段文字，已显露这位青年的热情与偏激：从一开始就将理想挂钩暴力，认定只有通过战斗、鲜血，才是实现无产者理想未来的途径。

　　1954年，古巴革命者安东尼奥•洛佩斯在危地马拉使馆避难，他给格瓦拉另起一名——“切”，意为“我的东西”(瓜拉尼语)。潘帕斯草原语言中，“切”随语境不同而表示惊讶、喜悦、悲伤、温存。此后，格瓦拉经常使用这个更简捷的“切”，成了他最响亮的名字。

　　二、迷醉革命

　　1955年7月下旬，墨西哥城斯帕兰49号小公寓，格瓦拉见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相谈甚契。此前，格瓦拉就深深迷醉卡斯特罗的法庭演讲——《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两人都十分欣赏古巴独立英雄——“青铜泰坦”马塞奥将军的一句名言：

　　不能乞求，只能靠利剑来争取。

　　格瓦拉立即追随卡斯特罗，投身古巴革命。1959年1月，古巴革命取得胜利，执掌国柄。切•格瓦拉少校乃这场军事行动第一指挥官，古巴革命二号人物，官封工业部长、国家银行行长，登上国际政治舞台，游欧访苏，两度来华，毛、周接见。

　　但这位职业革命家无法忍受和平环境中的平庸，生活重复，缺少色彩，鲜有变化，无法体现自身不同寻常的独特价值，也实现不了世界革命。日常重复单调的行政工作及琐碎细屑的生活，都使他无法忍受。格瓦拉极其看不惯人们自私自利的慵惰庸俗。他向往艰苦危险条件下才有的共产主义崇高感情。此外，在实现古巴的国家工业化、与俄中的外交等重大决策上，他与卡斯特罗之间也出现豁差较大的“不同政见”。

　　他瞅准非洲与拉美中小国家武装力量薄弱，注入小股游击队较易夺权(像古巴一样)。1965年4月1日，切•格瓦拉向卡斯特罗递交辞职信，并在卡斯特罗协助下，带领二十余名古巴老战士进入刚果(金)。但当地非洲土著游击队员，尽管大多出身贫苦，仍好逸恶劳，每次出征都要举行驱赶死神的宗教仪式。这些非洲人只想快点离开刚果，他们视参加游击队为走向外面花花世界的快捷通道。1965年11月底，切•格瓦拉对刚果革命绝望，带着古巴人撤出，辗转于1966年5月回到古巴，11月7日，进入玻利维亚游击基地——达喀尔拉米那农场。

　　三、追求纯洁道德

　　作为狂热的红色革命者，切•格瓦拉具有道德洁癖，追求思想纯洁性。古巴工业部长任上，他认为：

　　工作是道德的必需!工厂应是每天带着热情和乐趣前往的地方!劳动应该是美好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

　　但他面对的是一进工厂就“只想回家的工人”。他深深失望，意识到和平环境中无法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红色思想无法植入大多数公民头脑。

　　此时，美苏和解，赫鲁晓夫启动经济改革，苏联正悄悄“解冻”，开始承认市场经济规律。切•格瓦拉敏感意识到：苏联正在向右转，背弃了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原则。他批评苏联承认价值规律、承认个人利益，与革命目的背道而驰;苏联工人与美国工人的劳动目的已无区别，都是为了钱，而非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目标。

　　他在刚果(金)的游击战失败后，辗转半年回到古巴。卡斯特罗等老战友希望他“参加古巴的社会主义建设”，他则认为自己的辞职信已在古巴公开，信中已放弃古巴国籍，不便再吃回头草。此前的1965年10月3日，当切•格瓦拉已神秘隐身半年，古巴朝野腾议四起，卡斯特罗实在顶不住，只得在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全文宣读切•格瓦拉的辞职信。

　　在等待去玻利维亚的几个月中，切•格瓦拉写了一些类似理论总结的文章，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乃是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之始。他抨击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就是绥靖政策，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的退让乃是懦弱的背叛。一次，他接受英国记者采访，甚至说如果当时导弹按钮在古巴人手里，很可能就发射出去了。他称颂当时中国的人民公社，十分欣赏中国人强调精神力量的价值趋向。这些，自然说明这位激情燃烧的革命者的“暴力倾向”与“唯意志论”。

1958年11月的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当然清楚游击队的危险，但他醉心于革命的刺激，闻斗起舞。1965年4月1日，他在给卡斯特罗的辞职信中说：

　　革命中(如果是真正的革命)，的的确确不是胜利就是牺牲。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很多同志都倒下了。……哪里有帝国主义就在哪里同它斗争。这一切足以鼓舞人心，治愈任何创伤。

　　1967年8月8日，他的玻利维亚丛林日记中说：

　　这种形式的斗争使我们有机会变成革命者。这是人类攀登的最高一级阶梯，能使我们受到最好的锻炼。

　　从道德纯洁角度指斥社会不公、人心丑陋，常常是革命发轫的起源，也是古今中外底层暴动的价值支撑点。切•格瓦拉要求实现“灭人欲存天理”(天理即红色理想)，当然也是走在这一路子上。但他走得实在极端，自己无“欲”也禁止他人有“欲”，当然走到事物的反面。如果所有人都无“欲”，还需要革命吗?难道革命的目标不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应予满足而未满足的种种欲望么?切•格瓦拉将革命的终极服务对象都否了，这场革命还剩下什么?难道仅仅为革命而革命，革命过程便是“一切”?事实上，这位切少校也只享受革命的刺激，对革命目的不甚了了。

　　四、两处关键点

　　切•格瓦拉被捕与处决，有两处很重要且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第一，切•格瓦拉“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行踪的暴露，除了土农的报告，还有切•格瓦拉最后一位情人塔玛拉•邦克的出卖。这位比他小九岁的德裔美女竟是克格勃特工。1960年，格瓦拉访问东德，东德情报部门便派出翻译塔玛拉小姐，任务是爱上这位英雄，掌握这位古巴二号人物的动态。塔玛拉父母均为德国共产党员，1935年为躲避纳粹而迁居阿根廷，1937年塔玛拉出生，1952年随父母回国，毕业于柏林名校洪堡大学，精通西班牙语与德语，愿意以身许国。风流多情的英雄与美丽可人的女译员很快坠入情网。现在，莫斯科认为切•格瓦拉推行的卡斯特罗牌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克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不相兼容;如果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成功了，玻就将落入卡斯特罗的手中，并导致其他拉美国家也走格瓦拉式革命道路，而这些国家最终会纳入哈瓦那而非莫斯科的轨道。因此，克格勃向塔玛拉发出指示：“你必须背叛你所爱的这个人!”这是革命的需要!

切·格瓦拉被捕时的情景

　　第二，1967年10月8日，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尤罗峡谷被捕。玻国无死刑，美国中情局也拟将切•格瓦拉收押利用。但玻利维亚总统巴里恩托斯认为长期关押格瓦拉不现实，舆论只会对这位大名鼎鼎的游击专家有利，古巴政府也会想尽一切办法营救格瓦拉，或用人质来交换。玻国军方认为也不能交给美国中情局，“这样一来，会给人一种印象：玻利维亚与美国沆瀣一气”。于是，玻利维亚军政府迅速统一意见：次日就地处决(格瓦拉与五名游击队员)，宣布其死于战斗，以免被指责违反法律屠杀俘虏。普拉多上尉负责执行，他说格瓦拉没想到会被处决，还以为会接受一场审判，然后能像卡斯特罗一样发表“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进行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辩论。

　　五、“切”式崇高

　　切•格瓦拉严于律己、克己奉公，先进事迹不胜枚举、广为流传。如他身兼工业部长、国家银行行长，退回另一份工资;幼孩生急病也不准用自己的公车送医;搬家时妻子拆走原屋吊灯，他马上送回;经济困难时，古巴政府给高干家庭发放特殊配给证，他立即退回;业余时间积极参加义务劳动;未给子女留下任何财产并为此高兴……他确实不是那种驱赶他人的“给我上”，而是以身作则的“跟我上”，道德号召力强大。问题的关键是，“上”哪儿?什么方向?

　　切•格瓦拉说热爱人民乃是革命家最起码的质量，但他却偏偏无视人民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不理解“先管好自己再帮助别人”这一价值序列，一个劲倡导“无私”，走入我们文革逻辑——“狠斗私字一闪念”。1960年8月一次演讲中，他一语中的：“革命的核心就是消灭个人主义”。

　　这种以彻底改变人性为前提的革命，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革命革到剿灭社会成员对物质需求的本能欲念，必须时时刻刻想到他人，不能一分一秒想到自己，没有一点个人权利意识，那么，所谓的集体利益还剩下什么?还有必要捍卫不包含个人利益的集体利益么?既然每个社会成员都那么高尚，都已不需要自己的个人权益。

　　可是，古巴人民会甘愿全部牺牲自己的个人权益么?会像切•格瓦拉一样那么看轻自己的物质需求?更要紧的是：切•格瓦拉能真正“代表”人民吗?古巴需要这样的“崇高”吗?人类需要这样的“崇高”吗?现代文明史恰恰从正反两面证明：个人权利是一切公共利益的地基。否定个人权利、蔑弃个人价值，实为国际共运之所以落败的关键性内核——违背现代文明大方向。

　　卡斯特罗高调标举切•格瓦拉的道德与牺牲，当然意在推行他的“主义”。无论如何，国际共运的实绩无法为切•格瓦拉的崇高献身输送价值。拉美共运的“闹红”，既冲击拉美各国，也牺牲游击队员的生命。1967年，古巴情报总局支持拉美游击战的经费为110万美元/年，且有三千拉美人接受训练回国活动。切•格瓦拉死后，古巴“输出革命”趋缓，对拉美革命、世界革命采取“等待”姿态。

　　切•格瓦拉“崇高献身”是一种红色狂热，人们从他身上既清晰看到“信仰的力量”，更深切感受方向路线的重要。信仰有误，方向出错，代价沉重呵!

　　六、尴尬理想

　　社会进化，术有专攻，辨识各种“主义”，对大多数人来说，实在太难。他们的一生亦无必要参与这一难度很高的专业性分辨。因此，大多数世人只需捧接前人传递的人文原则就可以了。如最核心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史实一再证明，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即在各种学说接受质疑与讨论的前提下，人们才可能择优而取。不让质疑、不许讨论、不能比较，还有“择优而取”的可能么?既然一则学说必须“万岁”，还需要“择优”么?还可能“择优”么?

　　为落实自由，人们设计出民主，分权制衡的民主政制成为近代文明重要的人文成果。历史一再证明：失去民主，自由立失屏障。因此，民主因自由而产生，自由则因民主而得保障。

　　切•格瓦拉的两则尴尬：1.他的“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竟长期得不到被解放对象——当地农民——的支持。切•格瓦拉《玻利维亚日记》中：“没有一个人参加游击队”(1967-4小结)、“我们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1967-5-16)、“农民群众一点也不帮助我们，而且变成了告密者”(1967-9小结)。1967年10月8日，格瓦拉受伤被俘，路边几百名土民兴奋地指指点点，面对这些他希望解放的人们，格瓦拉或许感到自己真的是失败了。2.切•格瓦拉的死使他的形象“更加完美”，尤其那张酷似耶稣蒙难的遗体照片，使他几乎等于神。他也确实是为了穷人而死，只是他为实现理想的暴力方式以及理想内在的问题，他的奉献与实际价值的脱节，只能成为“历史的尴尬”。

2016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古巴，古巴首都哈瓦那街头欢迎奥巴马到访的海报

　　最令切•格瓦拉没想到的是：他抛头颅洒热血迎来的公有制，竟使古巴深陷社会主义贫穷。2008年，古巴一家国企副总，全家月收入仅800比索(约240元人民币)，这在古巴已经算高了。卡斯特罗的月薪也仅300元人民币。所有食品凭卡配给。2010年，古巴国营面包厂职工月薪仅15美元。万般无奈之下，2011年古巴只得部分恢复私有制，那位面包厂职工下海开比萨店，但人们贫穷，市场购买力有限，有时一天都没一个顾客。截至2012年，古巴网民仅占人口的1%，因为上网费用太高。

　　哈瓦那的夜总会“红色沙龙”，女士免票、男人十个红比索，赠送一杯美酒。不过，十个红比索乃是普通古巴人的半月收入。舞台上，浓妆女郎、性感舞蹈。古巴青年思想迷惘，多年前政府教导他们“宗教是迷信”，现在政府却让他们参加弥撒。2012年3月28日，教皇在哈瓦那革命广场主持盛大弥撒，劳尔•卡斯特罗与多位部长就坐前排。而古巴电视台40%的歌曲来自美国，80%的电影电视也是美国的。

　　连卡斯特罗也穿起西装，热衷邀请美国大资本家投资古巴。中国人民很少知道：卡斯特罗的女儿也像斯大林女儿一样叛逃，1993年逃往美国，纽约记者招待会上控诉其父为“专制暴君”，她为自己体内流着卡斯特罗的血而羞耻。

　　就是切•格瓦拉很看中的拉美革命沃土，如今劲刮“西风”，一个个走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道路。而美洲“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古巴，连温饱也不能完全满足。

　　切•格瓦拉如回到古巴，一定惊得目瞪口呆：“我的革命呢?!革命的效益呢??”

　　七、解剖与分析

　　就像“越是片面的才越是深刻的”，切•格瓦拉以其“片面”(自我牺牲)，凸显其“深刻”——所擎举的主义。以个人献身带来瞩目、同情，类似宗教圣战，以“彻底牺牲”推行“深刻理想”。如此这般，甚需分析解剖，需要对切•格瓦拉多角度考察，不能一叶障目，不能因为他的献身而认可他的价值方向。

　　把握分寸本就不易，加上一些人刻意的价值误导，人们只看到这位“红色罗宾汉”的自我牺牲——放弃古巴二号交椅，从事艰苦危险的丛林游击战，忽视其“崇高”之下压着的渺小动机——暴力推行一己理念，以自我牺牲换取人们对暴力革命的同情、降低批判力度、召募热血青年、推动暴力革命生生不息。

　　切•格瓦拉撰有《人与社会主义在古巴》，结语中说——

　　我们的自由随着不断的牺牲而膨胀，这种自由和它每天的营养物就是鲜血。

　　1965年2月，哈瓦那第一届拉美青年大会，格瓦拉演讲道——

　　今天的古巴人民想让你们知道，即便他们在一场为彻底解放而引发的热核战争中被全部消灭，只要你们接过革命的火种，他们也会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感到无比幸福。

　　1967年10月9日上午，临刑前，美国特工专家冈萨雷斯问他：“此时此刻，你在想什么?”切•格瓦拉安详回答：“我在想，革命是不朽的。”为一张乌托邦图纸，用生命去换取推行权，视鲜血为白水，虽然任何牺牲都显得很崇高，但无法掩饰方向的错误。

　　任何一项社会运动，方向当然是第一位，方向路线错了，过程再壮烈、手段再凄美、牺牲再崇高，还有什么价值与意义?人们有权质疑：这一切为了什么?令人扼腕的沉重呵!

　　八、模式之觞

　　一个世纪的国际共运，实践沉痛证明：格瓦拉式革命未能通过实践检验，而是一张乌托邦图纸。社会前进虽然离不开革命，但革命不能以割裂传统为代价，因为传统不仅凝结着历史理性，更标示着革命目前能前伸的界限，超越此限即会造成“革命灾祸”。换言之，一个时代的革命势必受制于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即受制于那一时代的历史可能性和那个时代有限的历史延伸;脱离历史可能性的超越，都有可能造成人文灾难。因此，革命亦须有度，不可能也无必要“彻底”;大拆大卸的“一步到位”，风险很大，实践证明南辕北辙，徒留尴尬。

　　从相当意义上，革命实等于尝试。像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样的“彻底革命”，重起炉灶的大破大立，当然应千谨万慎，千审万核，再三论证，宁慢勿迫，搞试点看效果。莽莽然以暴力推进，只能以闯祸缴学费。

　　古训：兄弟不共财。兄弟共财都易失谐，何况全社会共财呢?实践证明：“消灭私有”违反历史理性，要求社会成员无私，违背人性，既无可能亦无必要，更无可能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认同。现实中，废“私”成“公”，打破既有社会平衡，强行拉平人际差异，摧毁了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历史理性的精妙在于：掌握各种分寸。这也是古今中外法律的难点，迄今为止所有成功法规的灵魂。设若人性无私、奸宄绝迹，还需要繁杂的法律法规么?还需要执法司法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此来看，一种模式如果致使一亿生命“非正常死亡”、至少二十亿人“非正常生存”，尽管推行者“无私”、切•格瓦拉少校崇高、牺牲壮烈，那么价值呢?意义呢?

　　各国一些人士大力扶立切•格瓦拉这座偶像，酒翁之意并不在“切”，而在“切”携带的那则主义。这则学说今已处于低位，因而他们淡化其“暴力倾向”，单极标举“崇高献身”，以高尚道德遮掩学说的“问题”，当然意在继续吸引下一代青年。

古巴首都哈瓦那街头的切·格瓦拉像

　　结语

　　颠倒价值序列的思潮，养育出数代是非观念错乱的国人。笔者熟识的两位女性，一位是1980年代初的大学二年级女生、一位是1990年代的女博士生，都曾表示：能嫁希特勒乃莫大荣幸。那位复旦博士生的英语女外教，听后惊得闭不上嘴。她不知道这正是中国大陆人文落后的“典型体现”。

　　从根子上，包括纳粹主义、恐怖主义，均可归结为：“都是认识惹的祸!”历史经验一再告诫：尽量留有余地，既让各种创新能破土萌芽，又对各种革命持审慎之态，滤以历史理性，以防各种各样的“切”式偏激。

　　相关简介：裴毅然，文史学者。限于篇幅，未保留注释，有需要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