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茂荣、李富娟：试析全球能源格局变化及其影响

　　近十年来，随着美国非常规能源开发的突破和新能源的迅猛发展，国际能源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美洲能源崛起，全球能源供需趋于宽松，由此引发国际油价大跌、美国能源地位上升、欧佩克控制力下降、俄罗斯深陷困境、国际能源贸易转移、亚洲话语权增强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并给中国国际能源合作和能源安全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需采取措施善加利用与应对。

　　一、全球能源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新兴经济体取代发达经济体，成为拉动世界能源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

　　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漫长时期内，发达国家都是世界能源的主要需求方，同时也是世界能源需求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强势崛起，世界能源需求增长的天平开始逐渐向新兴经济体倾斜。尤其是本轮“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能源需求持续低迷，新兴经济体能源需求继续较快增长，两者此消彼长，新兴经济体在世界能源需求增长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

　　自2012年开始，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日渐低迷，全球能源需求呈现疲软态势，增速逐步放缓。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2012～2015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分别为3.49%、3.34%、3.42%、3.20%，均在3.5%以下，且呈逐步回落之势，预计2016年将进一步降至3.08%。与此相对应，2012～2015年，世界能源消费增速分别为1.4%、2.0%、1.1%和1.0%，显著低于之前十年2.7%的年均增速。然而，亚洲、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仍有较大发展空间。根据IMF的数据，虽然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也出现回落，但整体增速仍在4%以上，远高于发达国家整体不足2%的增速。而且，新兴经济体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人口规模持续扩大，成为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据英国石油公司(BP)预测，在新兴经济体能源消费持续增长的带动下，2035年世界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249亿吨标准煤，较2015年增加61亿吨标准煤，累计增长34%，年均增长1.4%，增速与近几年相比将小幅提升。

　　分地区来看，传统的高能源消费地区如北美、欧洲等，受经济和人口增长放缓、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等因素影响，未来能源消费总量基本维持不变。而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将在未来20年间占据几乎全部的能源需求增长。在所有拉动未来能源需求增长的新兴经济体中，印度表现将最为突出。近年来，印度经济在大型经济体中表现亮眼，经济增速一直保持在7%以上。虽然2015年印度能源消费量仅为10亿吨标准煤，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不足6%，但与10年前相比，其消费量几乎翻了一倍，且这一增长趋势并未减缓，近几年增速仍维持在5%～6%。目前，印度对世界能源需求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初步显现。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能源消费增长放缓，但仍将在世界能源消费增长中占据很大比重。预计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印两国对世界能源消费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50%以上。

　　美洲能源崛起，全球能源供应趋于多极化

　　过去50多年来，世界石油版图一直以中东为中心。但如果再往前追溯，在波斯湾取得支配性地位之前，墨西哥湾掌控着世界石油的中枢神经。就石油供应板块的重心而言，现代石油工业从北美东部产生，后来重心逐步集中于墨西哥湾，到20世纪中叶开始逐步转移到波斯湾。1970年代初，波斯湾石油产量开始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石油生产的“心脏地带”。世界石油版图的中心从墨西哥湾转移至波斯湾用了近30年时间。冷战结束后，从全球范围看，由北非经波斯湾、环里海地带到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所形成的巨大的“内新月形储油带”构成了全球能源生产的中心区域，蕴藏着世界石油储量的近3/4和天然气储量的40%，而波斯湾则是这一区域的“心脏地带”。这里的油气资源储量和产量都足以使英国北海、墨西哥湾、拉美和几内亚湾在世界能源供应格局中处于边缘化地位。由于油气资源的有限性及其分布的不均衡性，围绕石油开发权和控制权而展开的争夺使得中东成为大国角逐的焦点。

　　然而，近年来油气勘探开发技术取得的突破释放了美洲非常规能源的开发潜力，波斯湾地区在世界能源格局中的地位呈相对下降趋势。一条新的能源轴线正在显现，它自北向南依次连接加拿大、美国、委内瑞拉和巴西，重塑了世界能源格局版图。从地缘分布上看，这一纵贯西半球南北美洲的区域形成了一个新的“巨型新月储量带”。世界油气开采呈现出向西迁移的趋势，美国、加拿大、巴西、委内瑞拉等美洲国家正在逐步取代俄罗斯、中亚和中东，成为全球油气开发和供应的热点区域。

　　变革首先始于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发生在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堪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水平钻井、水力压裂和三维地震勘探技术的突破大大降低了从页岩层中开采天然气的成本，页岩气开始进入大规模商业化勘探开发阶段。受益于页岩气革命，美国、加拿大、巴西、委内瑞拉等美洲国家丰富的油气资源得以开发利用。而随着页岩油、页岩气、油砂等非常规油气的兴起，全球能源供应日趋多极化。据BP统计，在2015年石油剩余可探明储量中，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占到世界的33.4%，为中东剩余可探明储量的70.6%，美洲的石油(包括原油、页岩油、液化天然气等)供应由2005年的2100万桶/日增加到2015年的2740万桶/日，年均增加64万桶/日，增长潜力巨大。若美洲石油供应继续以年均2.7%的速度增长，其将在2025年左右超过中东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供应区。同样得益于页岩气开发技术的突破，2009年美国以5840亿立方米的产量首次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并以4.7%的速度持续增长，2015年产量达到7673亿立方米，较俄罗斯产量多出1940亿立方米。截至2015年，美国已经连续7年成为世界最大产气国，页岩气产量的激增正在推动美国由天然气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

　　随着非常规油气开发日趋成熟和壮大，美洲有望成为“新中东”。从发展速度看，美国尤其令人瞩目。据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2014年美国页岩气产量达3800亿立方米，是2007年产量的10.4倍;2015年，美国原油产量达941.5万桶/日，较2008年的500万桶/日增长了88%。随着技术的提升，美国页岩油开采效率不断提高，开采成本不断下降。据美国RNB能源咨询公司数据，过去5年，美国页岩油井的平均产量增长三倍，且钻机打井效率明显提高。以在得克萨斯州伊格尔福德(Eagle Ford)地区开采页岩油的EOG能源公司为例，从2011年到2014年，该公司打一口页岩油井的时间缩短了83%，而每个钻机一年的打井数量增长了151%。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能源安全项目负责人查尔斯•埃宾格尔表示，近期国际油价下跌导致美国页岩油产量下滑，但未来只要油价再度抬头，美国目前的开采能力将使页岩油产量很快恢复。据BP预测，美国将在2030年成为石油净出口国，美国“能源独立”战略有望实现。

　　幅员辽阔、能源资源丰富的加拿大也可能成为新的能源超级大国。丰富的油砂资源使加拿大成为仅次于委内瑞拉和沙特的世界第三石油储量大国，其储量超过了伊拉克、伊朗和科威特。据国际能源署(IEA)预测，到2040年加拿大石油产量将达到300～400万桶/日。另外，巴西的深海石油和委内瑞拉的重油也蕴含巨大开发潜力。2007年以来，巴西在东南沿海大陆架海底盐层之下相继发现深海大油气田，这些蕴藏在海床底下7000～8000米深处的石油，被称为深海石油或盐下石油。预计到2035年，巴西石油产量有望比目前增长三倍，达到600万桶/日，成为全球第六大石油生产国。委内瑞拉石油资源十分丰富，目前其石油探明储量为2980亿桶，超过了沙特的2660亿桶，排名世界第一。委内瑞拉的大部分探明石油储量位于世界上最大的重油蕴藏区——奥里诺科重油带，具有很大开发前景。美洲能源的强势崛起，大大推动了全球能源供应的多极化趋势。

　　清洁能源发展迅猛，世界能源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到目前为止，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为代表的化石能源在世界能源消费中的主体地位仍难以撼动，但其内部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进入20世纪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石油和天然气消费量持续增加，石油取代煤炭成为最主要的能源。据BP统计，石油占世界能源消费量的比重在1973年达到48.7%的峰值后逐年降低，到2015年降至32.9%;天然气所占份额不断提升，由1965年的15.8%上升到2015年的23.9%，提高约8个百分点;煤炭占比在1999年降到25%最低点后出现小幅回升，近几年维持在30%左右;核能占比在经历了短暂上升后又开始下滑，到2015年占比不足4.5%;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稳步增加(主要以水电为主)，所占比重由1965年的5.6%上升到2015年的9.6%，提高4个百分点。可见，迄今为止石油仍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化石能源内部各种类占比此消彼长，但其整体占世界能源消费量的比重一直维持在80%以上，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占比依旧很小。

　　尽管短期内化石能源作为主导能源的地位难以改变，但受全球气候变化、新技术发展等因素影响，未来能源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

　　一方面，由于碳排放政策日趋严格和能源新技术快速发展，天然气开采成本越来越低，美国页岩气革命使天然气产量大增，天然气供应进入“黄金时代”，有望取代煤炭成为第二大燃料。IEA强调，为了实现全球升温幅度不超过2摄氏度的目标，未来必须不断提高天然气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这不仅是因为天然气资源储量丰富，还因为天然气是最清洁的化石燃料。其中，页岩气将进一步成为全球天然气产量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预计页岩气在天然气总产量中的比重将由2014年的略大于10%上升到2035年的接近25%;未来10年页岩气产量的增长几乎都来源于美国，而到2035年中国将成为对页岩气产量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日产量将达到3.7亿立方米左右。与此同时，天然气供应正由“集中式”向“分布式”转变，这缓解了制约天然气发展的远距离输送问题，天然气在未来能源供应中的地位将不断提升。

　　另一方面，在可预见的未来，化石能源所占比重将不断下降，可再生能源比重将不断上升。近年来，以风能、太阳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迅猛，其作为一种更加清洁的能源，在能源供应多元化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据世界风能协会的数据，2015年全球风能新增装机容量6.3吉瓦，较2014年增长22%，总容量达到420吉瓦。欧洲光伏发电相关产学官组成的Solar Power Europe(原欧洲光伏产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太阳能新增装机容量达到50.6吉瓦，比上年增长25.6%，创历史新高。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REN21)发布的《2016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约147吉瓦，为历年最高;可再生能源发电占全球发电量的比重，已从2009年的18%上升到2015年的23.7%。

　　从长期来看，能源结构转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人类对能源的利用将朝着清洁化转型。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最终成果《巴黎协定》，将推动全球从依赖化石能源的经济形态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变，新能源市场将进一步扩大，传统能源市场份额将进一步受到冲击。《巴黎协定》首次奠定了各国广泛参与减排的基本格局，确立了2020年后以“国家自主贡献”为主体的国际应对气候变化机制安排。目前，全球2/3的温室气体排放与能源生产和消费相关，而要实现《巴黎协定》的减排目标，未来各国将大力加强在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天然气这一高热效能源以及水能、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将成为各国扶持的重点。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发布研究报告称，如果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较目前翻一番，可为全球经济每年节省4.2万亿美元，并能帮助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即确保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的升幅控制在两摄氏度以内。未来，在各国扶持下，新能源技术将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将持续快速增长。据IEA预测，203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包括水电)将占全球发电量增长的一半，在全球发电总量中的占比将增至31%，成为电力行业最主要的发电动力类型。此外，欧盟将继续引领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但到2035年，中国将成为可再生能源发电增幅最大的国家，超过欧盟与美国之和。

　　总体来看，随着各国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化石能源在世界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将显著降低。可再生能源地位将不断上升，能源供应持续向更为高效、清洁的多元化方向发展。其中，石油预计以年均0.9%的速度稳定增长，但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不断下降，尽管如此，其仍是最重要的燃料;天然气预计以年均1.8%的速度增长，成为增长最快的化石能源，到2030年将取代煤炭成为第二大燃料。非化石能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所占比重迅速上升。在IEA全球升温控制在两摄氏度以内的计划下，2040年化石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将降至60%，可再生能源、生物质能和生物燃料的比例将提升至30%。

　　在全球能源结构逐步发生变化的同时，世界各地能源结构也随之改变。受碳排放量制约，未来亚太地区煤炭消费比重将显著降低，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比重将趋于上升。以中国为例，据中国能源研究会预测，到2030年，煤炭占中国能源消费的比重将大幅下降至49%，较2015年下降15个百分点;石油消费占比将降至17%，降幅不大;清洁能源(包括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合计占比将达到34%，较2015年提高16个百分点。

　　二、能源格局变化产生深远影响

　　国际能源价格将长期受压，传统产油国经济受损

　　在新的国际能源格局下，能源供应总体充裕，加之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全球能源供需关系呈现宽松态势。在此形势下，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国际能源价格自高位大幅下跌。国际油价在2016年初跌穿30美元/桶大关，此后在波动中逐渐企稳反弹，在低位进入新的均衡状态。在中长期内，国际油价难以回到2014年以前100美元/桶左右的价位，预计将在30～60美元/桶区间内波动。据IMF预测，国际油价在2016年达到年均34.8美元/桶的新低后会小幅上升，2020年将达到年均49.4美元/桶;天然气价格将由2016年的2.1美元/百万英热单位上升至2020年的2.7美元/百万英热单位。

　　在低能源价格下，诸多能源出口国经济深陷困境。作为“欧佩克老大”，沙特自2014年11月的欧佩克不减产会议后，就拉开了与美国页岩油生产商的市场份额争夺战。沙特希望不减产政策能拖垮高成本的美国生产商，从而夺回自己的市场份额。但从其效果来看，不减产战略的副作用不小。

　　价格战令欧佩克饱受“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之苦，沙特也付出了惨痛代价。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国际油价下跌过半，依赖原油出口的国家财政压力巨大，赤字不断攀升。2015年8月，沙特计划发行债券筹集270亿美元，这是迄今为止该国财政紧张的最明确迹象;之前其已以地方债形式发行40亿美元，为2007年以来沙特政府首次发行主权债券。如今，沙特更是计划于2018年将国有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上市以获得投资。自油价暴跌以来，沙特动用了大量财政储备以维持政府开支，2015年财政赤字达到创纪录的近1000亿美元，外汇储备从2014年8月的峰值7370亿美元降至2016年8月的5620亿美元。IMF警告称，若油价持续眼下的低水平，未来五年中东石油出口国将面临1万亿美元的预算缺口。

　　有些欧佩克成员国，如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等，财政盈余和已有资本较多，对低油价的承受能力较强;但有些“脆弱国家”，如利比亚、伊朗、委内瑞拉、伊拉克等，财政和经济“压力山大”，面临生存危机。其中，委内瑞拉经济已经深陷衰退泥潭。据IMF数据，2015年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2%，预计2016年将进一步下降10%，2017年再度下降4.5%。2016年委内瑞拉有100亿美元外债到期，债务违约几无悬念。彭博社称，海湾国家已陷入政府预算混乱、股市暴跌、银行流动性趋紧的困局，取消货币钉住美元机制的可能性正在上升。欧佩克成员国之间分歧加大，凝聚力削弱。有鉴于此，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欧佩克内部面临政治稳定风险。

　　俄罗斯经济遭遇重挫，能源实力和影响力将大打折扣。俄罗斯政府总收入的50%以上来源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因而俄罗斯经济与油价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油价低迷和西方制裁效应累积，对俄罗斯经济构成双重压力。自2014年年中国际油价开始暴跌以来，俄罗斯经济就处于衰退之中。据IMF数据，2015年俄罗斯经济萎缩3.7%，2016年将再萎缩0.8%。俄罗斯国内金融市场动荡，资本大量外流，货币急剧贬值，通胀居高不下，民众生活水平下降。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卢布兑美元贬值24%。物价飙升，2016年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升幅达15%;财政收入大减，2016年财政预算削减10%。2008年7月国际油价最高时，俄罗斯外汇储备曾达到5800亿美元，但到2016年初已降至3700亿美元。

　　俄罗斯“能源武器”威力开始丧失。美国油气产量超越俄罗斯和沙特之后，将发挥类似沙特的“机动国”作用，即在未来油气产量增减方面直接影响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美国天然气自给有余将为欧洲液化天然气进口留出较大的资源空间，从而使后者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程度，美国的能源出口将增加欧洲与俄罗斯谈判的筹码并降低欧洲能源价格。此外，加拿大的管道气和卡塔尔的液化气都在寻找新买家，若它们进一步占领欧洲市场，俄罗斯能源出口环境将更加恶化。实际上，此前向美国市场大量出口液化天然气的卡塔尔已经被迫转向欧洲。由于突然出现的充足气源，欧洲天然气价格大幅下滑。这一趋势使俄罗斯不得不改变其天然气开发和出口计划。2014年3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使欧洲下定决心降低对俄能源依赖，俄罗斯处境更为不妙。可以大胆预测，新的能源秩序令俄罗斯在21世纪衰落的机率大增。从长远来看，天然气价格下跌、消费市场萎缩对俄罗斯国家复兴战略产生重要影响，非常规油气的开采和美国能源地位的上升会对俄罗斯大国地位构成沉重一击。低迷的油价也给俄罗斯政治前景蒙上阴影。1986年国际油价暴跌使苏联等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财政收入大减，经济陷入衰退，加之各种矛盾交织，最终苏联于1991年解体。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支持率尚高，但历史之鉴仍需警惕。

　　能源贸易重心从大西洋盆地向亚太地区转移，亚洲市场话语权上升

　　随着能源供需格局的改变，世界能源贸易重心正在从大西洋盆地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强劲的经济增长推动能源需求快速增长，世界能源贸易中心逐步转向亚太地区。当前，仅中国和印度的石油进口量就达到1260万桶/日，超过美国940万桶/日的进口量，直逼欧洲的1360万桶/日。据IEA预测，到2035年，亚洲将成为全球石油贸易的中心。

　　分地区来看，北美逐步向石油出口区转变，对外依存度不断降低。以美国为例，为扭转能源供应受制于中东的局面，美国一直致力于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能源路径。在提升能源自给率的同时，美国还将加拿大、墨西哥等周边国家发展成稳定可靠的石油供应国，对地缘政治复杂、地区冲突不断的中东及非洲等地区的石油依赖明显降低。据BP统计，2015年美国从加拿大的石油净进口量高达280万桶/日，而从中东的石油净进口量仅为150万桶/日，与2000年相比下降一半。美国来自本国及周边国家的石油供应已占到其消费总量的80%以上，逐渐退出了全球能源贸易的中心。

　　为满足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亚洲将成长为新的全球能源贸易中心。到2035年，亚洲占区域间净进口的比重将接近80%，且其超过40%的能源需求将依赖进口，基本占据了全部新增能源贸易量。以中国为例，“十二五”期间中国石油进口量不断增加，由2010年的580万桶/日增加到2015年的740万桶/日，2030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8%。目前来看，中东仍是中国石油进口的最大供应方，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比重一直保持在50%左右。其中，沙特曾是中国第一大原油供应国，但从2014年10月开始，中国逐渐减少自沙特的原油进口量，转而大幅增加从俄罗斯的石油进口。

　　随着能源贸易重心从大西洋盆地向亚太地区转移，国际能源市场区域化趋势隐现。目前，国际能源市场形成了三大板块：美国率先锁定了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以及南美的巴西等诸多产油国，并将触角延伸至大西洋东岸的尼日利亚等国，形成“大西洋供需区”;欧盟在不得不依赖俄罗斯的情况下加大从中亚、北非的能源进口力度，形成“环欧供需区”。而以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为代表的东亚消费中心，则更加明确中东这个主渠道，中国还试图拓展俄罗斯、中亚的油气进口，联合东亚国家确定“中亚-东亚”供需大布局，通过中亚从陆上打通与中东对接的通道，打造“中东-东亚”的“大中东战略”，以此形成“环亚供需区”。当然，三大板块不会割裂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大格局，但未来国际市场形成有重点的供需区域不可避免。

　　国际能源格局转变，油价大跌，严重依赖能源进口的亚洲国家受益匪浅。印度约75%的能源需要进口，油价下跌有助于印度政府减少巨额能源补贴并缓解通胀压力。如今，印度国营加油站出售的柴油已不再亏损。油价疲软也为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减少燃油补贴扫清了道路。燃油补贴虽然令当地燃油价格低于市场价，但产生了巨额成本，导致本应用于医疗、教育、基建等方面的支出减少。油价下跌还为亚洲国家调整货币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国际能源格局的转变使亚太市场成为油气出口国竞争的焦点，亚洲的战略买家地位增强，进口议价能力提升，有利于修改油气贸易中的卖方垄断条款，调整定价机制，消除长期强加于亚洲的不合理溢价。

　　美国对中东能源依赖度降低，全球战略自由度进一步扩大

　　页岩气革命使美国成为全球能源格局变化的大赢家。美国对中东能源的依赖度降低，使其在中东事务上相对超脱，对中东政策立场更趋灵活，这为美国加速战略东移、构建“太平洋新秩序”创造了条件和空间。目前，美国试图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取代“10+1”、“10+3”、“10+6”、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乃至亚太经合组织(APEC)，进而主导亚太经济合作的未来，塑造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区域经贸新秩序。这将使亚洲各国的贸易和投资格局做出重大调整，由东盟主导、中国大力支持、将美国排除在外的RCEP模式与美国力推的TPP模式之间的竞争与互动将成为无法回避的焦点，从而对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战略布局造成重大影响。

　　页岩气革命为美国提供了在全球范围内加快重构区域经济合作网络的有效筹码，密切其与盟友的经济关系。1938年，鉴于天然气的稀缺性和极端重要性且二战爆发在即，美国出台法律规定出口天然气违反国家利益。据此，美国公司长久以来没有出口天然气的自由，除非获得美国能源部矿物能源局的批准。在页岩气革命逆转了美国天然气供需形势以后，截至2014年5月，美国已经批准了7项对非自由贸易协定国的天然气出口许可，加快了向国际市场供气的步伐。目前，美国政府已同意向韩国、日本、欧洲等出口天然气。将来美国对欧洲真正出口天然气后，将进一步密切大西洋两岸的经贸联系，欧洲国家天然气消费单一依赖俄罗斯的局面将发生实质性改变，北美地区将成为欧洲天然气供应多元化的重要来源。

　　页岩气革命带来的天然气产量和消费量的大幅增加增强了美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地位。目前，美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降至199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天然气在发电中的比例大幅上升，火电发电量下降。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12年6月，天然气取代煤炭成为美国发电动力供应的最大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6月，美国天然气发电占总发电量的33.5%，而燃煤发电占28.1%。预计到2020年，天然气将成为美国能源组合中最主要的燃料。显著的减排效果将增加美国政府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上的筹码，这对印度等新兴大国构成巨大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页岩气革命虽然使美国对中东石油的进口依赖减小，但美国仍难以从中东彻底抽身。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和政策受到政治、安全、宗教、军事等一系列因素交织影响，并非仅出于获取石油的考虑。就现阶段而言，维护全球石油供应稳定和石油价格平稳、保障主要能源及贸易运输线安全等利益对美国仍然至关重要，而这些利益无一不包含中东因素。短期看，叙利亚问题、伊朗核问题、巴以冲突等议题决定了美国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中东完全抽身。中长期看，中东在政治、经济、地缘等层面的战略意义，以及美国在该地区错综复杂形势中实现自身利益的需要，也使美国难以完全超脱于中东事务。

　　欧佩克地位相对下降，减产协议效果将大打折扣

　　随着美国页岩油的大规模开发，美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控制力和定价权大大增强，欧佩克的地位不可避免地出现下滑。目前，美国页岩油边际成本成为国际原油定价的重要指标。据美国能源信息署估算，2014年美国页岩油产量约为420万桶/日，同年欧佩克闲置产能为200万桶/日。美国原油产量已高于欧佩克内除沙特外的任何成员国。高盛集团认为，随着美国页岩油产出超过欧佩克闲置产能，欧佩克已经丧失定价权，原油市场定价机制将主要由美国页岩油边际成本决定。因此，虽然欧佩克仍是影响国际油价变化的重要因素，但已难凭一己之力平衡市场，目前其正试图通过减产来提振油价，但效果恐怕有限。

　　2016年以来，欧佩克尝试通过控制产量来推升油价的努力已经进行了两次。2016年2月，沙特、俄罗斯、卡塔尔、委内瑞拉四国石油部长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闭门会议并达成有条件协议，同意将石油产量冻结在1月11日的水平，以应对供应过剩，阻止油价持续大幅下跌。这是自2014年下半年国际油价下跌以来，产油国为稳定油价达成的首个协议，标志着沙特及欧佩克态度发生转变，开始向限产保价方向努力。但是，此次努力以失败告终。2016年9月，欧佩克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举行特别会议，决定将石油产量减至3250～3300万桶/日，以平衡市场供求。欧佩克将成立一个技术委员会，以确定各成员国的产量配额，具体结果将在11月于维也纳召开的正式会议上公布。但是，且不说内部矛盾重重的欧佩克能否就产量配额达成一致，即使减产协议顺利生效，其未来执行情况和对油价的提振作用仍难言乐观。

　　一是产油国在遵守产量纪律方面的过往记录不佳。由于缺乏有效的约束，1982年实施产量配额制度以来，欧佩克成员国超产行为屡见不鲜。2011年欧佩克设定了3000万桶/日的产油目标，但据彭博社统计，最近两年多欧佩克产量均超此上限。美银美林指出，近两年欧佩克国家实际产油量未曾低于3000万桶/日，反而高出约180万桶/日。伊拉克为重建经济和对抗“伊斯兰国”，增产增收的冲动强烈，2016年1月，原油产量已达438.4万桶/日，在欧佩克内仅次于沙特。

　　同样，虽然俄罗斯表达了与欧佩克共同采取措施以平衡市场的意愿，但欧佩克成员国对俄罗斯能否真正减产也有疑虑。能源与大宗商品信息提供商普氏能源资讯(Platts)指出，过去俄罗斯与欧佩克的合作“充满了由争夺市场份额带来的剑拔弩张的局面”：1998年，在国际油价从超过22美元/桶跌至12美元/桶之后，作为欧佩克与非欧佩克减产协议的一部分，俄罗斯同意将出口量减少6.1万桶/日，结果其原油产量减少7万桶/日，出口量却增加约10万桶/日;1999年，随着油价暴跌至10美元/桶，欧佩克同意将产量减少200万桶/日，俄罗斯同意减产10万桶/日，但最终俄原油产量却增加5万桶/日，达到613万桶/日;2001年11月，由于沙特的施压，俄罗斯同意将产量减少3万桶/日，后改为减少5万桶/日，12月进一步同意在2002年第一季度将原油出口量减少15万桶/日，然而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尽管作出了承诺，该季度俄罗斯原油产量几乎未变，为736万桶/日。牛津能源研究所俄罗斯石油产业研究专家詹姆斯•亨德森(James Henderson)分析称：“与欧佩克的历史关系表明，俄罗斯企业并不愿意减产，它们面临很多操作上的困难，这些公司宁愿让其他人减产，坐收油价上涨的好处。”

　　二是监督难以落实。各国产量数据不透明，可信度受到质疑。2016年初，能源咨询公司Energy Aspects表示，委内瑞拉声称其日均产量为260万桶，“但根据包括我们在内的第三方机构估算，实际只有230万桶/日”;伊拉克产量的不确定性更高，“部分因为库尔德人控制的产量难以精确统计——伊拉克石油部长最近称其产量达到450万桶/日，但1月份伊拉克官方向欧佩克提交的数字是418万桶/日”。高盛集团表示，产出水平的不确定使减产协议执行起来非常困难。

　　三是即便协议得到严格执行，也难改全球原油供应过剩格局。一方面，没有伊朗的参与，其他产油国减产效果将大打折扣。作为石油探明储量位列世界第四的产油大国，伊朗回归全球原油市场影响巨大。2015年伊朗核协议达成后，伊朗就迅速发布高达1850亿美元的50个石油和天然气竞标项目，欲将产量恢复至制裁前水平。目前，伊朗的石油产量正稳步上升。

　　另一方面，美国页岩油“强敌在侧”，传统产油国已无力独自平衡市场。当前国际油价低迷的根本原因在于供需失衡：美国页岩油异军突起，使全球石油供应快速膨胀，超出需求增速。有分析认为，未来十年是页岩油的黄金时期，沙特、俄罗斯等传统产油国早已失去了领导力，勒令全球减产显然不现实。美国凭借页岩油开发跃居世界第三大产油国。过去两年，以美国页岩油生产商为主要对象，沙特为首的欧佩克执行“挤出策略”，但收效不如预期。虽然油价低迷使美国油气钻井大量关停，但得益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美国页岩油开发成本一降再降，生产“韧性”不断提高。花旗银行指出，当前美国大部分页岩油生产商的现金成本仍低于油价，加之负债累累，只要油价高于其现金成本，企业就有动力继续生产。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2015年第二季度后美国原油产量开始出现下降趋势，2016年7月产量为869万桶/日，比2015年4月的峰值969万桶/日下降11.5%，但仍处于较高水平。面对国际石油市场持续“寒冬”，美国页岩油生产商采取“钻而不采”的方式，大量储油于地下，预计其规模为5亿桶。美国资源基础仍在、生产“内功”增强，与中东常规石油相比具有反应速度快、灵活性较强的优势，一俟国际油价反弹，恢复到40美元/桶以上，美国页岩油即很快大规模重返市场。2016年2月，欧佩克前秘书长巴德里表示，美国页岩油行业对价格和产量的变化反应迅速，如果原油市场有任何减产，它们会迅速补上;“关于美国页岩油，我不知道该如何与其共存”。自2016年夏天以来，随着国际油价逐渐回升至40美元/桶以上，美国页岩油行业开始再度扩张。

　　三、国际能源格局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

　　总体来看，国际能源格局变动使供需关系宽松常态化，对作为世界主要能源进口国之一的中国而言利远大于弊。

　　从经济方面看，油价下跌对中国经济是较大利好。一是可以降低石油进口成本。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按照2015年中国原油进口量计算，油价每下降1美元/桶，将为中国节省24.5亿美元。二是能降低通货膨胀压力，货币政策具有更大操作空间。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油价下跌可以使中国央行动用货币政策来避免经济增长率无法达到政府设定的目标。三是为增加战略石油储备提供了好时机。据估计，目前中国战略石油储备约为70天，距离90天的储备目标尚有一定距离。在低油价的当下，中国可适时增加战略储备。四是在国际能源市场取得战略优势。油价下跌反映了全球原油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这增加了中国作为最大原油进口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腾挪空间，使中国成为平衡世界石油价格的关键力量。以中俄能源合作为例，面对国际能源格局的新变化，俄罗斯能源战略不得不进一步“向东看”，中国成为重中之重，谈判地位明显提高。在此形势下，中俄已就能源贸易人民币结算达成意向，这对打破“石油-美元挂钩结算体系”具有重大意义，在稳定石油价格的同时，人民币也有望成为新的“石油货币”;2014年5月，中石油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签署《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结束了始于2004年的中俄天然气谈判“马拉松”。

　　从国际政治方面看，中国获得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机会，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和挑战。首先，不断提高的能源对外依存度要求中国更多地参与到本地区外的事务中去。中国作为未来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将成为各供应国争抢的贸易对象。中国与中东、非洲和美洲资源供应国的关系将得到全面深化，对于相关地区与国家地缘政治事件的介入程度将有所加深，例如在南北苏丹、中东、伊朗和叙利亚等热点问题上，中国有可能发挥更大作用。其次，中国有可能承担更多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义务。美国进行全球战略收缩客观上为中国介入国际安全事务提供了空间。随着中国海外能源进口来源地的不断增加，中国的国际视野将从地区层面逐步提高到全球层面。中国将有意逐步改变在国际安全事务中“搭便车”的角色，更加主动地承担起维护通道安全和地区安全的国际义务。最后，中国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拥有更大话语权。在全球能源供应充足的背景下，供应方更担心能源的需求安全，因为需求发生问题将严重影响资源输出国的收入。美国等国家已经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希望中国加入IEA或者其他类似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的意愿。无论中国是否同意，单从中美两国的体量来看，最大的生产国和最大的需求国有可能在能源领域实现实质上的“G2”，这一趋势将伴随中国介入更多国际事务和承担更多国际义务而逐步延伸到其他领域。需要指出的是，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大责任，也意味着更严峻的挑战。

　　事实上，在全球能源和气候治理方面，中国已经开始发挥积极作用。2015年12月，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一致同意通过全球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中国对巴黎大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在推动大会取得成功上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早在2015年6月，中国就正式向联合国提交了雄心勃勃的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致力于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这些目标显示出中国开始承担全球气候行动的领导责任，受到国际社会好评。在巴黎大会之前，中国相继与美国、印度、巴西、欧盟、法国等国家和区域组织发表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并宣布出资200亿元人民币设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在大会伊始，中国领导人开展穿梭外交，同其他与会领导人坦诚、务实沟通协调，最大程度凝聚共识;在大会尾声，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通电话，就中美加强协调、共同推动《巴黎协定》的达成取得一致意见。在中国的大力推动下，《巴黎协定》最终达成，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迎来历史性转折点。

　　中美能源合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当前，能源瓶颈已是中国崛起的“阿喀琉斯之踵”。对中国来说，能源安全不再是低政治性的国内经济政策问题，而已经成为关系国家安全的高政治性问题。总体看，如果美国开始出口液化天然气，将降低亚洲的天然气价格，冲击亚洲天然气定价机制，“亚洲溢价”将消失，有助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经济繁荣。美国非常规能源的大发展使中美能源合作迎来新机遇。中国已经从美国进口煤炭，目前从美国进口煤炭的到岸价格，甚至低于一些从中国北方运往南方的煤炭的价格。而随着美国页岩气革命的推进，中美能源合作也向页岩油气等领域扩展。中美在页岩气开发领域的合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层面的协同合作。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期间，中国国家能源局与美国国务院签署了《关于页岩气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二是中国能源企业通过兼并、股权收购进入美国市场，美国能源公司通过设立合资公司、达成“产量分成协议”等方式进入中国市场。2010年10月，中海油斥资10.8亿美元收购切萨皮克能源公司(Chesapeake)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伊格尔福德的页岩天然气项目33%的股权。2013年2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批准了中海油收购加拿大能源公司尼克森(Nexen)的交易，意味着中海油成功收购了尼克森。此外，由于美国对外能源关系的收缩调整和中国对外能源关系的不断扩展，中美双边能源关系和合作领域逐步超越双边，走向多边。中美与第三国之间的多边能源竞争和合作关系凸显。美国将利用能源自给率上升的机动性和北美能源地位，加大对全球能源治理秩序重构的影响，重点体现在资源开发理念、良好的治理标准、多边合作规则以及新技术转让保护等方面。在这些方面，中国与美国将形成相互影响、相互合作和相互竞争的复杂关系。

　　面对国际能源格局变动带来的挑战与风险，中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应对，以保障能源安全。

　　进一步推动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中国应借助当前国际能源价格低迷之机，抓紧完善战略储备，努力拓宽油气进口渠道，实现进口来源多元化。周边能源资源已成为中国未来能源安全的重要支点。2014年，中国从周边国家进口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分别占全部进口量的15%、65.9%和79.8%。周边能源资源不仅能够确保中国能源来源的充足稳定，输送通道也更为安全可靠。因此，中国能源外交应适度转向中亚国家、俄罗斯及东盟友好国家，构建富有建设性的制度性合作框架，创立机构性协调机制，形成周边能源安全战略协作机制，着力打造新时代的能源丝绸之路。同时，继续深化与中东、拉美和非洲的能源合作，积极营造多元化能源外交格局。

　　深化国际能源合作机制，加强能源安全领域的公共外交。提高能源经济外交战略意识，把能源作为处理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的重要战略要素，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能源安全、能源政策和能源协调等多边交流与机制。建立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协作关系和利益纽带，强化与主要能源消费国的战略对话与合作，实现共赢的国际能源合作格局。继续深化与能源出口国的协调和合作，与主要国际能源机构和组织加强沟通和合作，加强政策协调，完善国际能源市场监测和应急机制，促进能源开发以保障供给实现能源供应多样化和全球化。为减少欧美等发达国家和俄罗斯中东等生产国对我国能源投资、贸易、并购等的担心，应继续加强各种形式的能源公共交流，建立高规格的民间对话机制，减少相互猜疑;为弱化能源生产国对中国海外投资和资源进口的戒备心理，应大力营造互利双赢的和谐氛围，遵守当地法律制度，支持当地公益事业，加强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建设。

　　加强区域能源合作。坚持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积极参与区域能源资源开发，扩大区域能源对外贸易和技术合作，提升运输、金融等配套保障能力，构建区域能源合作新格局，共同维护区域能源安全。结合“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区域能源合作关系和合作机制的建立。中国应借助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等金融机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大力推动与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加强资金、技术和人员交流。推动建立区域油气交易市场等能源合作机制，促进区内各国共同参与风险管控，保障能源市场稳定。

　　积极推进新能源国际合作。新能源技术是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重要环节。把新能源国际合作和节能减排相结合，积极引进国外新能源技术、设备和成果，可有效提升中国新能源产业竞争力。重视与发达国家的能源对话机制，阐述中国在新能源发展方面的立场和政策，争取国际话语权，有效维护中国能源经济利益与国家政治利益。

　　融入并引导全球能源治理。全球没有统一的能源安全组织，现有能源机制既有全球性的也有区域性的，既有消费国组织也有生产国组织，机制之间缺乏协调并且十分松散。中国应该重点参与IEA改革，加强二十国集团(G20)在能源治理方面的宏观决策能力。依托G20平台加强与全球能源治理机构的网络化合作，就相关重要议题与IEA、欧佩克等国际机构进行交流与合作，通过发挥G20的领导作用整合众多的国际能源治理机构，健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缓解全球能源治理的统一与治理机构碎片化之间的突出矛盾;积极推进G20改革，不断提高G20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决策效率与执行力。此外，中国还应派员参与欧佩克、天然气输出国论坛等资源国协调机制，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形成建章立制的能力。

　　(相关简介：张茂荣，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娟，任职于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近十年来，随着美国非常规能源开发的突破和新能源的迅猛发展，国际能源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美洲能源崛起，全球能源供需趋于宽松，由此引发国际油价大跌、美国能源地位上升、欧佩克控制力下降、俄罗斯深陷困境、国际能源贸易转移、亚洲话语权增强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并给中国国际能源合作和能源安全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需采取措施善加利用与应对。

　　一、全球能源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新兴经济体取代发达经济体，成为拉动世界能源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

　　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漫长时期内，发达国家都是世界能源的主要需求方，同时也是世界能源需求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强势崛起，世界能源需求增长的天平开始逐渐向新兴经济体倾斜。尤其是本轮“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能源需求持续低迷，新兴经济体能源需求继续较快增长，两者此消彼长，新兴经济体在世界能源需求增长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

　　自2012年开始，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日渐低迷，全球能源需求呈现疲软态势，增速逐步放缓。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2012～2015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分别为3.49%、3.34%、3.42%、3.20%，均在3.5%以下，且呈逐步回落之势，预计2016年将进一步降至3.08%。与此相对应，2012～2015年，世界能源消费增速分别为1.4%、2.0%、1.1%和1.0%，显著低于之前十年2.7%的年均增速。然而，亚洲、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仍有较大发展空间。根据IMF的数据，虽然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也出现回落，但整体增速仍在4%以上，远高于发达国家整体不足2%的增速。而且，新兴经济体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人口规模持续扩大，成为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据英国石油公司(BP)预测，在新兴经济体能源消费持续增长的带动下，2035年世界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249亿吨标准煤，较2015年增加61亿吨标准煤，累计增长34%，年均增长1.4%，增速与近几年相比将小幅提升。

　　分地区来看，传统的高能源消费地区如北美、欧洲等，受经济和人口增长放缓、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等因素影响，未来能源消费总量基本维持不变。而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将在未来20年间占据几乎全部的能源需求增长。在所有拉动未来能源需求增长的新兴经济体中，印度表现将最为突出。近年来，印度经济在大型经济体中表现亮眼，经济增速一直保持在7%以上。虽然2015年印度能源消费量仅为10亿吨标准煤，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不足6%，但与10年前相比，其消费量几乎翻了一倍，且这一增长趋势并未减缓，近几年增速仍维持在5%～6%。目前，印度对世界能源需求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初步显现。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能源消费增长放缓，但仍将在世界能源消费增长中占据很大比重。预计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印两国对世界能源消费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50%以上。

　　美洲能源崛起，全球能源供应趋于多极化

　　过去50多年来，世界石油版图一直以中东为中心。但如果再往前追溯，在波斯湾取得支配性地位之前，墨西哥湾掌控着世界石油的中枢神经。就石油供应板块的重心而言，现代石油工业从北美东部产生，后来重心逐步集中于墨西哥湾，到20世纪中叶开始逐步转移到波斯湾。1970年代初，波斯湾石油产量开始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石油生产的“心脏地带”。世界石油版图的中心从墨西哥湾转移至波斯湾用了近30年时间。冷战结束后，从全球范围看，由北非经波斯湾、环里海地带到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所形成的巨大的“内新月形储油带”构成了全球能源生产的中心区域，蕴藏着世界石油储量的近3/4和天然气储量的40%，而波斯湾则是这一区域的“心脏地带”。这里的油气资源储量和产量都足以使英国北海、墨西哥湾、拉美和几内亚湾在世界能源供应格局中处于边缘化地位。由于油气资源的有限性及其分布的不均衡性，围绕石油开发权和控制权而展开的争夺使得中东成为大国角逐的焦点。

　　然而，近年来油气勘探开发技术取得的突破释放了美洲非常规能源的开发潜力，波斯湾地区在世界能源格局中的地位呈相对下降趋势。一条新的能源轴线正在显现，它自北向南依次连接加拿大、美国、委内瑞拉和巴西，重塑了世界能源格局版图。从地缘分布上看，这一纵贯西半球南北美洲的区域形成了一个新的“巨型新月储量带”。世界油气开采呈现出向西迁移的趋势，美国、加拿大、巴西、委内瑞拉等美洲国家正在逐步取代俄罗斯、中亚和中东，成为全球油气开发和供应的热点区域。

　　变革首先始于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发生在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堪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水平钻井、水力压裂和三维地震勘探技术的突破大大降低了从页岩层中开采天然气的成本，页岩气开始进入大规模商业化勘探开发阶段。受益于页岩气革命，美国、加拿大、巴西、委内瑞拉等美洲国家丰富的油气资源得以开发利用。而随着页岩油、页岩气、油砂等非常规油气的兴起，全球能源供应日趋多极化。据BP统计，在2015年石油剩余可探明储量中，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占到世界的33.4%，为中东剩余可探明储量的70.6%，美洲的石油(包括原油、页岩油、液化天然气等)供应由2005年的2100万桶/日增加到2015年的2740万桶/日，年均增加64万桶/日，增长潜力巨大。若美洲石油供应继续以年均2.7%的速度增长，其将在2025年左右超过中东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供应区。同样得益于页岩气开发技术的突破，2009年美国以5840亿立方米的产量首次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并以4.7%的速度持续增长，2015年产量达到7673亿立方米，较俄罗斯产量多出1940亿立方米。截至2015年，美国已经连续7年成为世界最大产气国，页岩气产量的激增正在推动美国由天然气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

　　随着非常规油气开发日趋成熟和壮大，美洲有望成为“新中东”。从发展速度看，美国尤其令人瞩目。据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2014年美国页岩气产量达3800亿立方米，是2007年产量的10.4倍;2015年，美国原油产量达941.5万桶/日，较2008年的500万桶/日增长了88%。随着技术的提升，美国页岩油开采效率不断提高，开采成本不断下降。据美国RNB能源咨询公司数据，过去5年，美国页岩油井的平均产量增长三倍，且钻机打井效率明显提高。以在得克萨斯州伊格尔福德(Eagle Ford)地区开采页岩油的EOG能源公司为例，从2011年到2014年，该公司打一口页岩油井的时间缩短了83%，而每个钻机一年的打井数量增长了151%。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能源安全项目负责人查尔斯•埃宾格尔表示，近期国际油价下跌导致美国页岩油产量下滑，但未来只要油价再度抬头，美国目前的开采能力将使页岩油产量很快恢复。据BP预测，美国将在2030年成为石油净出口国，美国“能源独立”战略有望实现。

　　幅员辽阔、能源资源丰富的加拿大也可能成为新的能源超级大国。丰富的油砂资源使加拿大成为仅次于委内瑞拉和沙特的世界第三石油储量大国，其储量超过了伊拉克、伊朗和科威特。据国际能源署(IEA)预测，到2040年加拿大石油产量将达到300～400万桶/日。另外，巴西的深海石油和委内瑞拉的重油也蕴含巨大开发潜力。2007年以来，巴西在东南沿海大陆架海底盐层之下相继发现深海大油气田，这些蕴藏在海床底下7000～8000米深处的石油，被称为深海石油或盐下石油。预计到2035年，巴西石油产量有望比目前增长三倍，达到600万桶/日，成为全球第六大石油生产国。委内瑞拉石油资源十分丰富，目前其石油探明储量为2980亿桶，超过了沙特的2660亿桶，排名世界第一。委内瑞拉的大部分探明石油储量位于世界上最大的重油蕴藏区——奥里诺科重油带，具有很大开发前景。美洲能源的强势崛起，大大推动了全球能源供应的多极化趋势。

　　清洁能源发展迅猛，世界能源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到目前为止，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为代表的化石能源在世界能源消费中的主体地位仍难以撼动，但其内部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进入20世纪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石油和天然气消费量持续增加，石油取代煤炭成为最主要的能源。据BP统计，石油占世界能源消费量的比重在1973年达到48.7%的峰值后逐年降低，到2015年降至32.9%;天然气所占份额不断提升，由1965年的15.8%上升到2015年的23.9%，提高约8个百分点;煤炭占比在1999年降到25%最低点后出现小幅回升，近几年维持在30%左右;核能占比在经历了短暂上升后又开始下滑，到2015年占比不足4.5%;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稳步增加(主要以水电为主)，所占比重由1965年的5.6%上升到2015年的9.6%，提高4个百分点。可见，迄今为止石油仍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化石能源内部各种类占比此消彼长，但其整体占世界能源消费量的比重一直维持在80%以上，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占比依旧很小。

　　尽管短期内化石能源作为主导能源的地位难以改变，但受全球气候变化、新技术发展等因素影响，未来能源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

　　一方面，由于碳排放政策日趋严格和能源新技术快速发展，天然气开采成本越来越低，美国页岩气革命使天然气产量大增，天然气供应进入“黄金时代”，有望取代煤炭成为第二大燃料。IEA强调，为了实现全球升温幅度不超过2摄氏度的目标，未来必须不断提高天然气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这不仅是因为天然气资源储量丰富，还因为天然气是最清洁的化石燃料。其中，页岩气将进一步成为全球天然气产量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预计页岩气在天然气总产量中的比重将由2014年的略大于10%上升到2035年的接近25%;未来10年页岩气产量的增长几乎都来源于美国，而到2035年中国将成为对页岩气产量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日产量将达到3.7亿立方米左右。与此同时，天然气供应正由“集中式”向“分布式”转变，这缓解了制约天然气发展的远距离输送问题，天然气在未来能源供应中的地位将不断提升。

　　另一方面，在可预见的未来，化石能源所占比重将不断下降，可再生能源比重将不断上升。近年来，以风能、太阳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迅猛，其作为一种更加清洁的能源，在能源供应多元化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据世界风能协会的数据，2015年全球风能新增装机容量6.3吉瓦，较2014年增长22%，总容量达到420吉瓦。欧洲光伏发电相关产学官组成的Solar Power Europe(原欧洲光伏产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太阳能新增装机容量达到50.6吉瓦，比上年增长25.6%，创历史新高。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REN21)发布的《2016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约147吉瓦，为历年最高;可再生能源发电占全球发电量的比重，已从2009年的18%上升到2015年的23.7%。

　　从长期来看，能源结构转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人类对能源的利用将朝着清洁化转型。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最终成果《巴黎协定》，将推动全球从依赖化石能源的经济形态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变，新能源市场将进一步扩大，传统能源市场份额将进一步受到冲击。《巴黎协定》首次奠定了各国广泛参与减排的基本格局，确立了2020年后以“国家自主贡献”为主体的国际应对气候变化机制安排。目前，全球2/3的温室气体排放与能源生产和消费相关，而要实现《巴黎协定》的减排目标，未来各国将大力加强在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天然气这一高热效能源以及水能、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将成为各国扶持的重点。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发布研究报告称，如果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较目前翻一番，可为全球经济每年节省4.2万亿美元，并能帮助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即确保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的升幅控制在两摄氏度以内。未来，在各国扶持下，新能源技术将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将持续快速增长。据IEA预测，203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包括水电)将占全球发电量增长的一半，在全球发电总量中的占比将增至31%，成为电力行业最主要的发电动力类型。此外，欧盟将继续引领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但到2035年，中国将成为可再生能源发电增幅最大的国家，超过欧盟与美国之和。

　　总体来看，随着各国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化石能源在世界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将显著降低。可再生能源地位将不断上升，能源供应持续向更为高效、清洁的多元化方向发展。其中，石油预计以年均0.9%的速度稳定增长，但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不断下降，尽管如此，其仍是最重要的燃料;天然气预计以年均1.8%的速度增长，成为增长最快的化石能源，到2030年将取代煤炭成为第二大燃料。非化石能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所占比重迅速上升。在IEA全球升温控制在两摄氏度以内的计划下，2040年化石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将降至60%，可再生能源、生物质能和生物燃料的比例将提升至30%。

　　在全球能源结构逐步发生变化的同时，世界各地能源结构也随之改变。受碳排放量制约，未来亚太地区煤炭消费比重将显著降低，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比重将趋于上升。以中国为例，据中国能源研究会预测，到2030年，煤炭占中国能源消费的比重将大幅下降至49%，较2015年下降15个百分点;石油消费占比将降至17%，降幅不大;清洁能源(包括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合计占比将达到34%，较2015年提高16个百分点。

　　二、能源格局变化产生深远影响

　　国际能源价格将长期受压，传统产油国经济受损

　　在新的国际能源格局下，能源供应总体充裕，加之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全球能源供需关系呈现宽松态势。在此形势下，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国际能源价格自高位大幅下跌。国际油价在2016年初跌穿30美元/桶大关，此后在波动中逐渐企稳反弹，在低位进入新的均衡状态。在中长期内，国际油价难以回到2014年以前100美元/桶左右的价位，预计将在30～60美元/桶区间内波动。据IMF预测，国际油价在2016年达到年均34.8美元/桶的新低后会小幅上升，2020年将达到年均49.4美元/桶;天然气价格将由2016年的2.1美元/百万英热单位上升至2020年的2.7美元/百万英热单位。

　　在低能源价格下，诸多能源出口国经济深陷困境。作为“欧佩克老大”，沙特自2014年11月的欧佩克不减产会议后，就拉开了与美国页岩油生产商的市场份额争夺战。沙特希望不减产政策能拖垮高成本的美国生产商，从而夺回自己的市场份额。但从其效果来看，不减产战略的副作用不小。

　　价格战令欧佩克饱受“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之苦，沙特也付出了惨痛代价。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国际油价下跌过半，依赖原油出口的国家财政压力巨大，赤字不断攀升。2015年8月，沙特计划发行债券筹集270亿美元，这是迄今为止该国财政紧张的最明确迹象;之前其已以地方债形式发行40亿美元，为2007年以来沙特政府首次发行主权债券。如今，沙特更是计划于2018年将国有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上市以获得投资。自油价暴跌以来，沙特动用了大量财政储备以维持政府开支，2015年财政赤字达到创纪录的近1000亿美元，外汇储备从2014年8月的峰值7370亿美元降至2016年8月的5620亿美元。IMF警告称，若油价持续眼下的低水平，未来五年中东石油出口国将面临1万亿美元的预算缺口。

　　有些欧佩克成员国，如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等，财政盈余和已有资本较多，对低油价的承受能力较强;但有些“脆弱国家”，如利比亚、伊朗、委内瑞拉、伊拉克等，财政和经济“压力山大”，面临生存危机。其中，委内瑞拉经济已经深陷衰退泥潭。据IMF数据，2015年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2%，预计2016年将进一步下降10%，2017年再度下降4.5%。2016年委内瑞拉有100亿美元外债到期，债务违约几无悬念。彭博社称，海湾国家已陷入政府预算混乱、股市暴跌、银行流动性趋紧的困局，取消货币钉住美元机制的可能性正在上升。欧佩克成员国之间分歧加大，凝聚力削弱。有鉴于此，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欧佩克内部面临政治稳定风险。

　　俄罗斯经济遭遇重挫，能源实力和影响力将大打折扣。俄罗斯政府总收入的50%以上来源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因而俄罗斯经济与油价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油价低迷和西方制裁效应累积，对俄罗斯经济构成双重压力。自2014年年中国际油价开始暴跌以来，俄罗斯经济就处于衰退之中。据IMF数据，2015年俄罗斯经济萎缩3.7%，2016年将再萎缩0.8%。俄罗斯国内金融市场动荡，资本大量外流，货币急剧贬值，通胀居高不下，民众生活水平下降。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卢布兑美元贬值24%。物价飙升，2016年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升幅达15%;财政收入大减，2016年财政预算削减10%。2008年7月国际油价最高时，俄罗斯外汇储备曾达到5800亿美元，但到2016年初已降至3700亿美元。

　　俄罗斯“能源武器”威力开始丧失。美国油气产量超越俄罗斯和沙特之后，将发挥类似沙特的“机动国”作用，即在未来油气产量增减方面直接影响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美国天然气自给有余将为欧洲液化天然气进口留出较大的资源空间，从而使后者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程度，美国的能源出口将增加欧洲与俄罗斯谈判的筹码并降低欧洲能源价格。此外，加拿大的管道气和卡塔尔的液化气都在寻找新买家，若它们进一步占领欧洲市场，俄罗斯能源出口环境将更加恶化。实际上，此前向美国市场大量出口液化天然气的卡塔尔已经被迫转向欧洲。由于突然出现的充足气源，欧洲天然气价格大幅下滑。这一趋势使俄罗斯不得不改变其天然气开发和出口计划。2014年3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使欧洲下定决心降低对俄能源依赖，俄罗斯处境更为不妙。可以大胆预测，新的能源秩序令俄罗斯在21世纪衰落的机率大增。从长远来看，天然气价格下跌、消费市场萎缩对俄罗斯国家复兴战略产生重要影响，非常规油气的开采和美国能源地位的上升会对俄罗斯大国地位构成沉重一击。低迷的油价也给俄罗斯政治前景蒙上阴影。1986年国际油价暴跌使苏联等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财政收入大减，经济陷入衰退，加之各种矛盾交织，最终苏联于1991年解体。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支持率尚高，但历史之鉴仍需警惕。

　　能源贸易重心从大西洋盆地向亚太地区转移，亚洲市场话语权上升

　　随着能源供需格局的改变，世界能源贸易重心正在从大西洋盆地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强劲的经济增长推动能源需求快速增长，世界能源贸易中心逐步转向亚太地区。当前，仅中国和印度的石油进口量就达到1260万桶/日，超过美国940万桶/日的进口量，直逼欧洲的1360万桶/日。据IEA预测，到2035年，亚洲将成为全球石油贸易的中心。

　　分地区来看，北美逐步向石油出口区转变，对外依存度不断降低。以美国为例，为扭转能源供应受制于中东的局面，美国一直致力于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能源路径。在提升能源自给率的同时，美国还将加拿大、墨西哥等周边国家发展成稳定可靠的石油供应国，对地缘政治复杂、地区冲突不断的中东及非洲等地区的石油依赖明显降低。据BP统计，2015年美国从加拿大的石油净进口量高达280万桶/日，而从中东的石油净进口量仅为150万桶/日，与2000年相比下降一半。美国来自本国及周边国家的石油供应已占到其消费总量的80%以上，逐渐退出了全球能源贸易的中心。

　　为满足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亚洲将成长为新的全球能源贸易中心。到2035年，亚洲占区域间净进口的比重将接近80%，且其超过40%的能源需求将依赖进口，基本占据了全部新增能源贸易量。以中国为例，“十二五”期间中国石油进口量不断增加，由2010年的580万桶/日增加到2015年的740万桶/日，2030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8%。目前来看，中东仍是中国石油进口的最大供应方，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比重一直保持在50%左右。其中，沙特曾是中国第一大原油供应国，但从2014年10月开始，中国逐渐减少自沙特的原油进口量，转而大幅增加从俄罗斯的石油进口。

　　随着能源贸易重心从大西洋盆地向亚太地区转移，国际能源市场区域化趋势隐现。目前，国际能源市场形成了三大板块：美国率先锁定了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以及南美的巴西等诸多产油国，并将触角延伸至大西洋东岸的尼日利亚等国，形成“大西洋供需区”;欧盟在不得不依赖俄罗斯的情况下加大从中亚、北非的能源进口力度，形成“环欧供需区”。而以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为代表的东亚消费中心，则更加明确中东这个主渠道，中国还试图拓展俄罗斯、中亚的油气进口，联合东亚国家确定“中亚-东亚”供需大布局，通过中亚从陆上打通与中东对接的通道，打造“中东-东亚”的“大中东战略”，以此形成“环亚供需区”。当然，三大板块不会割裂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大格局，但未来国际市场形成有重点的供需区域不可避免。

　　国际能源格局转变，油价大跌，严重依赖能源进口的亚洲国家受益匪浅。印度约75%的能源需要进口，油价下跌有助于印度政府减少巨额能源补贴并缓解通胀压力。如今，印度国营加油站出售的柴油已不再亏损。油价疲软也为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减少燃油补贴扫清了道路。燃油补贴虽然令当地燃油价格低于市场价，但产生了巨额成本，导致本应用于医疗、教育、基建等方面的支出减少。油价下跌还为亚洲国家调整货币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国际能源格局的转变使亚太市场成为油气出口国竞争的焦点，亚洲的战略买家地位增强，进口议价能力提升，有利于修改油气贸易中的卖方垄断条款，调整定价机制，消除长期强加于亚洲的不合理溢价。

　　美国对中东能源依赖度降低，全球战略自由度进一步扩大

　　页岩气革命使美国成为全球能源格局变化的大赢家。美国对中东能源的依赖度降低，使其在中东事务上相对超脱，对中东政策立场更趋灵活，这为美国加速战略东移、构建“太平洋新秩序”创造了条件和空间。目前，美国试图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取代“10+1”、“10+3”、“10+6”、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乃至亚太经合组织(APEC)，进而主导亚太经济合作的未来，塑造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区域经贸新秩序。这将使亚洲各国的贸易和投资格局做出重大调整，由东盟主导、中国大力支持、将美国排除在外的RCEP模式与美国力推的TPP模式之间的竞争与互动将成为无法回避的焦点，从而对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战略布局造成重大影响。

　　页岩气革命为美国提供了在全球范围内加快重构区域经济合作网络的有效筹码，密切其与盟友的经济关系。1938年，鉴于天然气的稀缺性和极端重要性且二战爆发在即，美国出台法律规定出口天然气违反国家利益。据此，美国公司长久以来没有出口天然气的自由，除非获得美国能源部矿物能源局的批准。在页岩气革命逆转了美国天然气供需形势以后，截至2014年5月，美国已经批准了7项对非自由贸易协定国的天然气出口许可，加快了向国际市场供气的步伐。目前，美国政府已同意向韩国、日本、欧洲等出口天然气。将来美国对欧洲真正出口天然气后，将进一步密切大西洋两岸的经贸联系，欧洲国家天然气消费单一依赖俄罗斯的局面将发生实质性改变，北美地区将成为欧洲天然气供应多元化的重要来源。

　　页岩气革命带来的天然气产量和消费量的大幅增加增强了美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地位。目前，美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降至199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天然气在发电中的比例大幅上升，火电发电量下降。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12年6月，天然气取代煤炭成为美国发电动力供应的最大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6月，美国天然气发电占总发电量的33.5%，而燃煤发电占28.1%。预计到2020年，天然气将成为美国能源组合中最主要的燃料。显著的减排效果将增加美国政府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上的筹码，这对印度等新兴大国构成巨大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页岩气革命虽然使美国对中东石油的进口依赖减小，但美国仍难以从中东彻底抽身。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和政策受到政治、安全、宗教、军事等一系列因素交织影响，并非仅出于获取石油的考虑。就现阶段而言，维护全球石油供应稳定和石油价格平稳、保障主要能源及贸易运输线安全等利益对美国仍然至关重要，而这些利益无一不包含中东因素。短期看，叙利亚问题、伊朗核问题、巴以冲突等议题决定了美国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中东完全抽身。中长期看，中东在政治、经济、地缘等层面的战略意义，以及美国在该地区错综复杂形势中实现自身利益的需要，也使美国难以完全超脱于中东事务。

　　欧佩克地位相对下降，减产协议效果将大打折扣

　　随着美国页岩油的大规模开发，美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控制力和定价权大大增强，欧佩克的地位不可避免地出现下滑。目前，美国页岩油边际成本成为国际原油定价的重要指标。据美国能源信息署估算，2014年美国页岩油产量约为420万桶/日，同年欧佩克闲置产能为200万桶/日。美国原油产量已高于欧佩克内除沙特外的任何成员国。高盛集团认为，随着美国页岩油产出超过欧佩克闲置产能，欧佩克已经丧失定价权，原油市场定价机制将主要由美国页岩油边际成本决定。因此，虽然欧佩克仍是影响国际油价变化的重要因素，但已难凭一己之力平衡市场，目前其正试图通过减产来提振油价，但效果恐怕有限。

　　2016年以来，欧佩克尝试通过控制产量来推升油价的努力已经进行了两次。2016年2月，沙特、俄罗斯、卡塔尔、委内瑞拉四国石油部长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闭门会议并达成有条件协议，同意将石油产量冻结在1月11日的水平，以应对供应过剩，阻止油价持续大幅下跌。这是自2014年下半年国际油价下跌以来，产油国为稳定油价达成的首个协议，标志着沙特及欧佩克态度发生转变，开始向限产保价方向努力。但是，此次努力以失败告终。2016年9月，欧佩克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举行特别会议，决定将石油产量减至3250～3300万桶/日，以平衡市场供求。欧佩克将成立一个技术委员会，以确定各成员国的产量配额，具体结果将在11月于维也纳召开的正式会议上公布。但是，且不说内部矛盾重重的欧佩克能否就产量配额达成一致，即使减产协议顺利生效，其未来执行情况和对油价的提振作用仍难言乐观。

　　一是产油国在遵守产量纪律方面的过往记录不佳。由于缺乏有效的约束，1982年实施产量配额制度以来，欧佩克成员国超产行为屡见不鲜。2011年欧佩克设定了3000万桶/日的产油目标，但据彭博社统计，最近两年多欧佩克产量均超此上限。美银美林指出，近两年欧佩克国家实际产油量未曾低于3000万桶/日，反而高出约180万桶/日。伊拉克为重建经济和对抗“伊斯兰国”，增产增收的冲动强烈，2016年1月，原油产量已达438.4万桶/日，在欧佩克内仅次于沙特。

　　同样，虽然俄罗斯表达了与欧佩克共同采取措施以平衡市场的意愿，但欧佩克成员国对俄罗斯能否真正减产也有疑虑。能源与大宗商品信息提供商普氏能源资讯(Platts)指出，过去俄罗斯与欧佩克的合作“充满了由争夺市场份额带来的剑拔弩张的局面”：1998年，在国际油价从超过22美元/桶跌至12美元/桶之后，作为欧佩克与非欧佩克减产协议的一部分，俄罗斯同意将出口量减少6.1万桶/日，结果其原油产量减少7万桶/日，出口量却增加约10万桶/日;1999年，随着油价暴跌至10美元/桶，欧佩克同意将产量减少200万桶/日，俄罗斯同意减产10万桶/日，但最终俄原油产量却增加5万桶/日，达到613万桶/日;2001年11月，由于沙特的施压，俄罗斯同意将产量减少3万桶/日，后改为减少5万桶/日，12月进一步同意在2002年第一季度将原油出口量减少15万桶/日，然而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尽管作出了承诺，该季度俄罗斯原油产量几乎未变，为736万桶/日。牛津能源研究所俄罗斯石油产业研究专家詹姆斯•亨德森(James Henderson)分析称：“与欧佩克的历史关系表明，俄罗斯企业并不愿意减产，它们面临很多操作上的困难，这些公司宁愿让其他人减产，坐收油价上涨的好处。”

　　二是监督难以落实。各国产量数据不透明，可信度受到质疑。2016年初，能源咨询公司Energy Aspects表示，委内瑞拉声称其日均产量为260万桶，“但根据包括我们在内的第三方机构估算，实际只有230万桶/日”;伊拉克产量的不确定性更高，“部分因为库尔德人控制的产量难以精确统计——伊拉克石油部长最近称其产量达到450万桶/日，但1月份伊拉克官方向欧佩克提交的数字是418万桶/日”。高盛集团表示，产出水平的不确定使减产协议执行起来非常困难。

　　三是即便协议得到严格执行，也难改全球原油供应过剩格局。一方面，没有伊朗的参与，其他产油国减产效果将大打折扣。作为石油探明储量位列世界第四的产油大国，伊朗回归全球原油市场影响巨大。2015年伊朗核协议达成后，伊朗就迅速发布高达1850亿美元的50个石油和天然气竞标项目，欲将产量恢复至制裁前水平。目前，伊朗的石油产量正稳步上升。

　　另一方面，美国页岩油“强敌在侧”，传统产油国已无力独自平衡市场。当前国际油价低迷的根本原因在于供需失衡：美国页岩油异军突起，使全球石油供应快速膨胀，超出需求增速。有分析认为，未来十年是页岩油的黄金时期，沙特、俄罗斯等传统产油国早已失去了领导力，勒令全球减产显然不现实。美国凭借页岩油开发跃居世界第三大产油国。过去两年，以美国页岩油生产商为主要对象，沙特为首的欧佩克执行“挤出策略”，但收效不如预期。虽然油价低迷使美国油气钻井大量关停，但得益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美国页岩油开发成本一降再降，生产“韧性”不断提高。花旗银行指出，当前美国大部分页岩油生产商的现金成本仍低于油价，加之负债累累，只要油价高于其现金成本，企业就有动力继续生产。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2015年第二季度后美国原油产量开始出现下降趋势，2016年7月产量为869万桶/日，比2015年4月的峰值969万桶/日下降11.5%，但仍处于较高水平。面对国际石油市场持续“寒冬”，美国页岩油生产商采取“钻而不采”的方式，大量储油于地下，预计其规模为5亿桶。美国资源基础仍在、生产“内功”增强，与中东常规石油相比具有反应速度快、灵活性较强的优势，一俟国际油价反弹，恢复到40美元/桶以上，美国页岩油即很快大规模重返市场。2016年2月，欧佩克前秘书长巴德里表示，美国页岩油行业对价格和产量的变化反应迅速，如果原油市场有任何减产，它们会迅速补上;“关于美国页岩油，我不知道该如何与其共存”。自2016年夏天以来，随着国际油价逐渐回升至40美元/桶以上，美国页岩油行业开始再度扩张。

　　三、国际能源格局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

　　总体来看，国际能源格局变动使供需关系宽松常态化，对作为世界主要能源进口国之一的中国而言利远大于弊。

　　从经济方面看，油价下跌对中国经济是较大利好。一是可以降低石油进口成本。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按照2015年中国原油进口量计算，油价每下降1美元/桶，将为中国节省24.5亿美元。二是能降低通货膨胀压力，货币政策具有更大操作空间。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油价下跌可以使中国央行动用货币政策来避免经济增长率无法达到政府设定的目标。三是为增加战略石油储备提供了好时机。据估计，目前中国战略石油储备约为70天，距离90天的储备目标尚有一定距离。在低油价的当下，中国可适时增加战略储备。四是在国际能源市场取得战略优势。油价下跌反映了全球原油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这增加了中国作为最大原油进口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腾挪空间，使中国成为平衡世界石油价格的关键力量。以中俄能源合作为例，面对国际能源格局的新变化，俄罗斯能源战略不得不进一步“向东看”，中国成为重中之重，谈判地位明显提高。在此形势下，中俄已就能源贸易人民币结算达成意向，这对打破“石油-美元挂钩结算体系”具有重大意义，在稳定石油价格的同时，人民币也有望成为新的“石油货币”;2014年5月，中石油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签署《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结束了始于2004年的中俄天然气谈判“马拉松”。

　　从国际政治方面看，中国获得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机会，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和挑战。首先，不断提高的能源对外依存度要求中国更多地参与到本地区外的事务中去。中国作为未来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将成为各供应国争抢的贸易对象。中国与中东、非洲和美洲资源供应国的关系将得到全面深化，对于相关地区与国家地缘政治事件的介入程度将有所加深，例如在南北苏丹、中东、伊朗和叙利亚等热点问题上，中国有可能发挥更大作用。其次，中国有可能承担更多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义务。美国进行全球战略收缩客观上为中国介入国际安全事务提供了空间。随着中国海外能源进口来源地的不断增加，中国的国际视野将从地区层面逐步提高到全球层面。中国将有意逐步改变在国际安全事务中“搭便车”的角色，更加主动地承担起维护通道安全和地区安全的国际义务。最后，中国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拥有更大话语权。在全球能源供应充足的背景下，供应方更担心能源的需求安全，因为需求发生问题将严重影响资源输出国的收入。美国等国家已经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希望中国加入IEA或者其他类似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的意愿。无论中国是否同意，单从中美两国的体量来看，最大的生产国和最大的需求国有可能在能源领域实现实质上的“G2”，这一趋势将伴随中国介入更多国际事务和承担更多国际义务而逐步延伸到其他领域。需要指出的是，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大责任，也意味着更严峻的挑战。

　　事实上，在全球能源和气候治理方面，中国已经开始发挥积极作用。2015年12月，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一致同意通过全球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中国对巴黎大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在推动大会取得成功上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早在2015年6月，中国就正式向联合国提交了雄心勃勃的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致力于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这些目标显示出中国开始承担全球气候行动的领导责任，受到国际社会好评。在巴黎大会之前，中国相继与美国、印度、巴西、欧盟、法国等国家和区域组织发表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并宣布出资200亿元人民币设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在大会伊始，中国领导人开展穿梭外交，同其他与会领导人坦诚、务实沟通协调，最大程度凝聚共识;在大会尾声，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通电话，就中美加强协调、共同推动《巴黎协定》的达成取得一致意见。在中国的大力推动下，《巴黎协定》最终达成，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迎来历史性转折点。

　　中美能源合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当前，能源瓶颈已是中国崛起的“阿喀琉斯之踵”。对中国来说，能源安全不再是低政治性的国内经济政策问题，而已经成为关系国家安全的高政治性问题。总体看，如果美国开始出口液化天然气，将降低亚洲的天然气价格，冲击亚洲天然气定价机制，“亚洲溢价”将消失，有助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经济繁荣。美国非常规能源的大发展使中美能源合作迎来新机遇。中国已经从美国进口煤炭，目前从美国进口煤炭的到岸价格，甚至低于一些从中国北方运往南方的煤炭的价格。而随着美国页岩气革命的推进，中美能源合作也向页岩油气等领域扩展。中美在页岩气开发领域的合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层面的协同合作。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期间，中国国家能源局与美国国务院签署了《关于页岩气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二是中国能源企业通过兼并、股权收购进入美国市场，美国能源公司通过设立合资公司、达成“产量分成协议”等方式进入中国市场。2010年10月，中海油斥资10.8亿美元收购切萨皮克能源公司(Chesapeake)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伊格尔福德的页岩天然气项目33%的股权。2013年2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批准了中海油收购加拿大能源公司尼克森(Nexen)的交易，意味着中海油成功收购了尼克森。此外，由于美国对外能源关系的收缩调整和中国对外能源关系的不断扩展，中美双边能源关系和合作领域逐步超越双边，走向多边。中美与第三国之间的多边能源竞争和合作关系凸显。美国将利用能源自给率上升的机动性和北美能源地位，加大对全球能源治理秩序重构的影响，重点体现在资源开发理念、良好的治理标准、多边合作规则以及新技术转让保护等方面。在这些方面，中国与美国将形成相互影响、相互合作和相互竞争的复杂关系。

　　面对国际能源格局变动带来的挑战与风险，中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应对，以保障能源安全。

　　进一步推动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中国应借助当前国际能源价格低迷之机，抓紧完善战略储备，努力拓宽油气进口渠道，实现进口来源多元化。周边能源资源已成为中国未来能源安全的重要支点。2014年，中国从周边国家进口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分别占全部进口量的15%、65.9%和79.8%。周边能源资源不仅能够确保中国能源来源的充足稳定，输送通道也更为安全可靠。因此，中国能源外交应适度转向中亚国家、俄罗斯及东盟友好国家，构建富有建设性的制度性合作框架，创立机构性协调机制，形成周边能源安全战略协作机制，着力打造新时代的能源丝绸之路。同时，继续深化与中东、拉美和非洲的能源合作，积极营造多元化能源外交格局。

　　深化国际能源合作机制，加强能源安全领域的公共外交。提高能源经济外交战略意识，把能源作为处理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的重要战略要素，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能源安全、能源政策和能源协调等多边交流与机制。建立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协作关系和利益纽带，强化与主要能源消费国的战略对话与合作，实现共赢的国际能源合作格局。继续深化与能源出口国的协调和合作，与主要国际能源机构和组织加强沟通和合作，加强政策协调，完善国际能源市场监测和应急机制，促进能源开发以保障供给实现能源供应多样化和全球化。为减少欧美等发达国家和俄罗斯中东等生产国对我国能源投资、贸易、并购等的担心，应继续加强各种形式的能源公共交流，建立高规格的民间对话机制，减少相互猜疑;为弱化能源生产国对中国海外投资和资源进口的戒备心理，应大力营造互利双赢的和谐氛围，遵守当地法律制度，支持当地公益事业，加强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建设。

　　加强区域能源合作。坚持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积极参与区域能源资源开发，扩大区域能源对外贸易和技术合作，提升运输、金融等配套保障能力，构建区域能源合作新格局，共同维护区域能源安全。结合“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区域能源合作关系和合作机制的建立。中国应借助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等金融机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大力推动与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加强资金、技术和人员交流。推动建立区域油气交易市场等能源合作机制，促进区内各国共同参与风险管控，保障能源市场稳定。

　　积极推进新能源国际合作。新能源技术是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重要环节。把新能源国际合作和节能减排相结合，积极引进国外新能源技术、设备和成果，可有效提升中国新能源产业竞争力。重视与发达国家的能源对话机制，阐述中国在新能源发展方面的立场和政策，争取国际话语权，有效维护中国能源经济利益与国家政治利益。

　　融入并引导全球能源治理。全球没有统一的能源安全组织，现有能源机制既有全球性的也有区域性的，既有消费国组织也有生产国组织，机制之间缺乏协调并且十分松散。中国应该重点参与IEA改革，加强二十国集团(G20)在能源治理方面的宏观决策能力。依托G20平台加强与全球能源治理机构的网络化合作，就相关重要议题与IEA、欧佩克等国际机构进行交流与合作，通过发挥G20的领导作用整合众多的国际能源治理机构，健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缓解全球能源治理的统一与治理机构碎片化之间的突出矛盾;积极推进G20改革，不断提高G20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决策效率与执行力。此外，中国还应派员参与欧佩克、天然气输出国论坛等资源国协调机制，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形成建章立制的能力。

　　(相关简介：张茂荣，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娟，任职于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