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从档案看东欧各国社会制度转型

 　　《东方历史评论》：沈老师您好，由您担任总主编的九卷本《东欧各国社会制度转型档案文献编目》近期正式出版，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您当年远赴俄罗斯搜集苏联解密档案的传奇故事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不过这次的这套档案编目主要是东欧国家的档案文献。所以首先能否请您谈一下，您是如何关注到东欧国家的档案文献，进而决定开展相关工作的?

　　沈志华：那是2011年夏天吧，我和李丹慧教授在匈牙利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王俊逸(Péter Vámos)的全程陪同下前往东欧各国的主要档案馆进行了实地考察，同行的还有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的理事钱晓华和于建东两位先生。我们先后去了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捷克、波兰和德国，就是说，当年的8个东欧国家当中除了阿尔巴尼亚没去之外，其他的都去了，历时二十多天。

　　看下来才知道，原来大多数这些东欧国家的档案开放情况比俄罗斯还要好，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档案，包括党的和政府的档案，基本上都是对外开放的。这些档案主要收藏在本国的国家档案馆、外交档案馆等主要档案馆里面。比如我们在保加利亚的时候，人家工作人员还直接把我们带进档案库作了参观。在捷克，工作人员也特别热心，还主动给我们展示了好多当年中国发来的公文电报等文件。德国就更不用说了，除了某些涉及到个人隐私的档案有特别规定之外，东德时期的档案也都全部解密开放了。这里头比较差的可能就是阿尔巴尼亚，因为我们听知情人士讲，阿尔巴尼亚的档案馆基本不对外开放，档案管理也比较混乱，除非能找到特殊关系，才有可能进得去档案馆。所以那次我们就没去阿尔巴尼亚。

　　总体来说，现在这些东欧国家的档案开放和管理制度已经大体上跟英美等西方国家差不多了，在有的档案馆拍照还不要钱，他就希望你对档案进行利用。所以当时我们就意识到，研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历史，东欧国家目前的档案开放条件是相对最好的，比俄罗斯还要好，俄罗斯的档案管理还时放时收的，有很大不确定性。而且因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相互关联的，所以搜集和整理东欧各国的档案文献，对于研究其本国历史、苏联史、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历史，都会有很好的推动作用。所以回国后不久，我们就启动了这项工作。

　　《东方历史评论》：那在您那次欧洲行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让您印象深刻的经历和感受?

　　沈志华：一个经历是有次跟罗马尼亚原来那些共产党高官开了半天会，他们之前都担任过诸如总统、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职，一帮老头。交流下来，整体感觉他们的思想还是比较保守。他们也听我们讲中国的改革开放，听完之后就对我们说，幸亏你们党走了改革开放这条路，不然结果会跟我们(罗马尼亚共产党)一样!

　　我们在罗马尼亚的时候感觉这个地方确实比较落后，真的很穷，保加利亚也很穷。而且这已经是转型二十多年后了，当年在苏联体制下的情况就更加糟糕。你说你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搞成这个样子，老百姓当然不满意了。更何况他们还有欧洲领国作比较。其实苏联当年也是这样的，为什么二战后很多人提出要改革，要废除集体农庄，就是因为跟西欧这么一比，还不是西欧了，那会苏联人看到的主要就是东欧的匈牙利和捷克，一看这都比苏联强多了。你想想这些人被宣传了几十年，之前都觉得自己是最幸福天下最好的，结果一到东欧看到的是这样的情形。

　　还有一件事也让人印象深刻，就是当时参观了布达佩斯的恐怖屋博物馆。博物馆所在的这幢大楼，之前曾被匈牙利纳粹党箭十字党和匈牙利共产党先后用作自身秘密警察的总部，所以里面展示的主要也是匈牙利从二战末期到政治剧变这段时期的历史。它的馆长当时带着我们作了参观，其中很多展馆都可谓独具创意，给人很大的冲击和触动。比如它有个展厅叫做“皮特的房间”，展示了时任国家保安局局长皮特·加博尔的办公室。但是这个房间被设计成了阴阳两面的风格，只有一半是豪华的办公室，另一半却被设计成了阴冷的牢房。这是因为当时负责执行党内清洗任务的皮特，随后也没能逃脱被清洗的命运。施害者转瞬就成了受害者，类似的案例在当年的东欧各国绝不止皮特这一例。而这个展厅可以说非常直观地呈现了那种恶性循环，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恐怖屋博物馆

　　《东方历史评论》：我们注意到这次东欧档案编目的体量很大，总共有四万多件，其中有哪些文献值得为大家重点推荐一下?

　　沈志华：我们这次的档案搜集编目工作还是有一条主线，就是关注东欧各国的社会制度转型。东欧各国在冷战时期的这段历史，概括来说就是一个走进和走出苏联体制的过程。在建立苏联体制之后，你会发现多数东欧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排斥和反抗，从1948年的苏南冲突，到1953年的东柏林起义，到1956年的波匈事件，到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再到1980年代初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最后到1989年的东欧剧变。可以说，各国试图挣脱苏联体制束缚的尝试一直就没有断过。而围绕着以上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专题档案文献，可以说都值得予以重点关注。

　　进一步说，我们都知道80年代末发生了一场东欧剧变。牛津大学教授提摩西·加顿·阿什的那段经典概括也广为流传，他说“东欧的变革，在波兰用了10年的时间，在匈牙利用了10个月，在东德用了10周，在捷克斯洛伐克用了10天，在罗马尼亚只用了10个小时。”可是，当时东欧各国在这10年、10个月、10周、10天和10小时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有哪些因素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国内学界对此并未作过特别系统深入的研究。以对波兰和匈牙利的社会转型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圆桌谈判为例，如今共产党高层的会议纪要、反对派内部的会议纪要，以及朝野双方举行圆桌谈判的会议纪要都可以看得到，这就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非常好的史料条件。所幸我们在开展相关工作的过程中，已经有学者开始着手利用这些史料展开了研究。但是总体而言，相关研究还是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东方历史评论》：由于以往不为人知的档案文献被大量披露出来，人们发现过去对很多历史事件或过程的基本叙事存在重大缺陷或舛误。能否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相关档案文献的披露对于国内东欧历史研究的推进和价值?

        沈志华：国内学界之前关注东欧历史本来就不多，对苏联史的关注要多一些，还有就是跟中国有关的历史。所以，我们当年从俄罗斯搜集的苏联档案对于史实重建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方面的案例很多，比如姚海教授对于1917年俄国革命的研究，以及我本人对于朝鲜战争的相关研究等等。

　　对于东欧历史的研究来说，这次搜集的档案文献可以说能为我们提供很多之前根本不知道的信息。比如在苏南分裂之后，斯大林在其他东欧国家推行苏联模式，同时就伴随着东欧各国所谓“国内派”和“苏联派”的政治斗争，以及由此引发的党内大清洗。当时东欧各国普遍出现了重大政治案件，比如匈牙利的拉伊克案、波兰的哥穆尔卡案、捷克的斯兰斯基案、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案、罗马尼亚的帕特拉什卡努案等等。许多高层领导人都受到了牵连，他们轻则被判入狱，重则被施以极刑。可是事后看来，当时绝大多数此类案件都是出于苏联当局的政治需要以及各国党内的政治斗争而造成的冤假错案。有些案件在斯大林去世后没多久就得到了平反，但是有些当事人早已被处决了。当时对于法制的破坏由此可见一斑，党的高层领导人都缺乏基本的权利保障，普通民众的命运就更加可想而知了。而东欧各国民众对于苏联体制的反感和抗拒，就是经由这些事件而逐渐累积起来的。

　　可以说，基于这些东欧档案所进行的历史研究，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填补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这里面值得做的选题真的太多了。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够通过这套书的出版，吸引更多年轻人进入这个研究领域，利用我们所整理的档案文献开展东欧社会制度转型研究。它们还真的正在发挥作用，最近就有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给我打来电话，说是看到了这套书，想要研究阿尔巴尼亚史。我就跟他说非常欢迎，我们华东师大冷战史研究中心的数据库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你来想看什么都有。另外我今年还招了一个做南斯拉夫史的博士生，计划明年派去塞尔维亚访问交流。我还有一个博士生是研究保加利亚史的，目前正在索非亚大学访问。另外还有一个已经毕业的博士，他读博期间研究的是匈牙利的圆桌谈判，之后打算接着研究波兰的圆桌谈判。这么看来，这套书对学生还是有影响的，希望今后能有更大更持续的影响。

　　《东方历史评论》：如沈老师所说，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时期始终存在着对苏联体制的排斥和反抗，并且最终都抛弃了苏联体制，您觉得这背后主要有哪些原因?

　　沈志华：这主要还是跟东欧国家的历史传统有关。一方面人家还是受到过宗教改革和启蒙主义的影响和熏陶，不少国家在二战之前就已经有过民主政治的实践了，经济发展得也不错。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它在一战后已经初步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后来更是一度跻身于世界前十大工业国。接下来再跟实行苏联体制后的那些情形一比，当然就显出差距了。所以东欧人还是有民主思想，即便是共产党，你看还是要比苏联人开明一些吧。进一步说，苏东剧变之后，多数东欧国家都基本完成了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而俄罗斯在经历了一段过渡时期之后又出现了重回威权体制的趋势，这恐怕也是因为俄罗斯的历史包袱相对而言要更重一些。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不少东欧国家历史上就跟俄国及后来的苏联有很深的过节，比如当年匈牙利的1848年革命已经把奥地利军队给赶出去了，结果第二年又被俄奥联军给打了回来。波兰就更不用说了，历史上其领土曾遭到俄国及苏联的数度瓜分，后来又发生了卡廷惨案、华沙起义等重大事件，都跟苏联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在匈牙利和波兰等国也一直存在着反苏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又跟他们对苏联体制的反感形成了共振。你看在东欧剧变的时间序列里，恰恰就是这两个国家排在了头两个。

　　最核心的原因自然还是苏联体制本身的问题，所以它在东欧各国是不受欢迎的。后来它的维持基本上靠的是暴力，靠的是武力。为什么80年代末发生了东欧剧变?当然主观的原因是因为各国都反对这个体制，客观的原因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苏联没有能力和意愿再使用暴力了。它自己的经济发展都捉襟见肘了，再加上阿富汗战争的拖累，所以对东欧各国的控制也开始逐渐松动。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最终决定不再对东欧进行武力干预，人家自然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了。当然现在解密的档案文献显示，这个具体的过程其实要更加复杂一些，但是总体趋势大致是这样的。

　　《东方历史评论》：中国学者研究东欧国家的历史，尤其是各国社会经济制度转型的历史，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沈志华：可以说，冷战时期东欧各国的历史从一个特定的区域和角度，反映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20世纪下半叶兴衰起伏直至失败的全过程。认真研究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好地总结东欧各国转轨进程的成败得失，这对于深刻反思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地位，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去和未来，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曾经也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甚至一度成为阵营的领导者之一，与东欧各国一起受到苏联模式的决定性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东欧各国的变革也大体上处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因此，对冷战时期东欧各国进入和逐步摆脱苏联模式的历史过程的深入了解，可以从比较研究的角度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

　　目前有一个状况很令人担忧，就是我国老一代东欧研究人员退休之后，东欧历史研究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既掌握对象国语言，又做对象国历史研究的学者，可以说少之又少。从现实来讲，跟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地位也是很不匹配的。你想想，中国这么大国家，连研究东欧历史的都没有。我们现在就是对几个西方大国比如英美德日研究的多，对其他国家就很少了，这个真的是很不相称。何况现在出现了中美对峙的新情况，中国就更加需要跟欧盟搞好关系。但是如果你对他们的基本历史都不了解，就很难理解他们的民族感情和政策选择，要想实现有效沟通和切实合作的难度也会大大增加。

　　《东方历史评论》：最后一个问题，近期出现的一些现象比如中美贸易摩擦，似乎显示了冷战重演的苗头。沈老师如何理解冷战这一历史现象，“新冷战”有可能得以避免吗?

　　沈志华：二战结束之后，原本为安排战后世界秩序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逐渐受到侵蚀，作为在战争中崛起的新兴大国，苏联与美国之间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异质性致使双方的战略互疑不断升级，逐渐从合作转向对抗，主动型“大国合作”机制即转变为被动型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危机控制”机制。虽然受到核武器等新的技术因素制约，这种对抗始终没有衍变成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但以“冷战”形式表现的两级对抗的世界格局存在了近半个世纪。最终，在争霸中被拖得筋疲力尽、国力日益衰竭的苏联在内外矛盾交织中宣布解体，冷战结束。

　　而面对后冷战时代的大国关系的变动——正在崛起的中国在客观上形成对冷战胜利者美国的挑战，如今确实有不少人在谈论是否会出现“新冷战”的局面。实际上，中国与当年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当时尚未进入统一的国际体系，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上与美国实质上仍是异质性和替代性的关系。而中国目前在科技、经济、环境等方面已经基本融入了国际体系，尽管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方面与美国存在差异，但并非完全对立的异质性和替代性矛盾。因此，客观上并不存在重演美苏冷战类型的“新冷战”的条件。只要中国坚持以改革开放为主导的国家战略，坚持不当头、不争霸、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在解决具体冲突时头脑冷静，处置得当，中美两国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建立起合作互利的新型大国关系，避免走向新的“冷战”。

 　　《东方历史评论》：沈老师您好，由您担任总主编的九卷本《东欧各国社会制度转型档案文献编目》近期正式出版，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您当年远赴俄罗斯搜集苏联解密档案的传奇故事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不过这次的这套档案编目主要是东欧国家的档案文献。所以首先能否请您谈一下，您是如何关注到东欧国家的档案文献，进而决定开展相关工作的?

　　沈志华：那是2011年夏天吧，我和李丹慧教授在匈牙利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王俊逸(Péter Vámos)的全程陪同下前往东欧各国的主要档案馆进行了实地考察，同行的还有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的理事钱晓华和于建东两位先生。我们先后去了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捷克、波兰和德国，就是说，当年的8个东欧国家当中除了阿尔巴尼亚没去之外，其他的都去了，历时二十多天。

　　看下来才知道，原来大多数这些东欧国家的档案开放情况比俄罗斯还要好，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档案，包括党的和政府的档案，基本上都是对外开放的。这些档案主要收藏在本国的国家档案馆、外交档案馆等主要档案馆里面。比如我们在保加利亚的时候，人家工作人员还直接把我们带进档案库作了参观。在捷克，工作人员也特别热心，还主动给我们展示了好多当年中国发来的公文电报等文件。德国就更不用说了，除了某些涉及到个人隐私的档案有特别规定之外，东德时期的档案也都全部解密开放了。这里头比较差的可能就是阿尔巴尼亚，因为我们听知情人士讲，阿尔巴尼亚的档案馆基本不对外开放，档案管理也比较混乱，除非能找到特殊关系，才有可能进得去档案馆。所以那次我们就没去阿尔巴尼亚。

　　总体来说，现在这些东欧国家的档案开放和管理制度已经大体上跟英美等西方国家差不多了，在有的档案馆拍照还不要钱，他就希望你对档案进行利用。所以当时我们就意识到，研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历史，东欧国家目前的档案开放条件是相对最好的，比俄罗斯还要好，俄罗斯的档案管理还时放时收的，有很大不确定性。而且因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相互关联的，所以搜集和整理东欧各国的档案文献，对于研究其本国历史、苏联史、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历史，都会有很好的推动作用。所以回国后不久，我们就启动了这项工作。

　　《东方历史评论》：那在您那次欧洲行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让您印象深刻的经历和感受?

　　沈志华：一个经历是有次跟罗马尼亚原来那些共产党高官开了半天会，他们之前都担任过诸如总统、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职，一帮老头。交流下来，整体感觉他们的思想还是比较保守。他们也听我们讲中国的改革开放，听完之后就对我们说，幸亏你们党走了改革开放这条路，不然结果会跟我们(罗马尼亚共产党)一样!

　　我们在罗马尼亚的时候感觉这个地方确实比较落后，真的很穷，保加利亚也很穷。而且这已经是转型二十多年后了，当年在苏联体制下的情况就更加糟糕。你说你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搞成这个样子，老百姓当然不满意了。更何况他们还有欧洲领国作比较。其实苏联当年也是这样的，为什么二战后很多人提出要改革，要废除集体农庄，就是因为跟西欧这么一比，还不是西欧了，那会苏联人看到的主要就是东欧的匈牙利和捷克，一看这都比苏联强多了。你想想这些人被宣传了几十年，之前都觉得自己是最幸福天下最好的，结果一到东欧看到的是这样的情形。

　　还有一件事也让人印象深刻，就是当时参观了布达佩斯的恐怖屋博物馆。博物馆所在的这幢大楼，之前曾被匈牙利纳粹党箭十字党和匈牙利共产党先后用作自身秘密警察的总部，所以里面展示的主要也是匈牙利从二战末期到政治剧变这段时期的历史。它的馆长当时带着我们作了参观，其中很多展馆都可谓独具创意，给人很大的冲击和触动。比如它有个展厅叫做“皮特的房间”，展示了时任国家保安局局长皮特·加博尔的办公室。但是这个房间被设计成了阴阳两面的风格，只有一半是豪华的办公室，另一半却被设计成了阴冷的牢房。这是因为当时负责执行党内清洗任务的皮特，随后也没能逃脱被清洗的命运。施害者转瞬就成了受害者，类似的案例在当年的东欧各国绝不止皮特这一例。而这个展厅可以说非常直观地呈现了那种恶性循环，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恐怖屋博物馆

　　《东方历史评论》：我们注意到这次东欧档案编目的体量很大，总共有四万多件，其中有哪些文献值得为大家重点推荐一下?

　　沈志华：我们这次的档案搜集编目工作还是有一条主线，就是关注东欧各国的社会制度转型。东欧各国在冷战时期的这段历史，概括来说就是一个走进和走出苏联体制的过程。在建立苏联体制之后，你会发现多数东欧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排斥和反抗，从1948年的苏南冲突，到1953年的东柏林起义，到1956年的波匈事件，到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再到1980年代初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最后到1989年的东欧剧变。可以说，各国试图挣脱苏联体制束缚的尝试一直就没有断过。而围绕着以上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专题档案文献，可以说都值得予以重点关注。

　　进一步说，我们都知道80年代末发生了一场东欧剧变。牛津大学教授提摩西·加顿·阿什的那段经典概括也广为流传，他说“东欧的变革，在波兰用了10年的时间，在匈牙利用了10个月，在东德用了10周，在捷克斯洛伐克用了10天，在罗马尼亚只用了10个小时。”可是，当时东欧各国在这10年、10个月、10周、10天和10小时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有哪些因素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国内学界对此并未作过特别系统深入的研究。以对波兰和匈牙利的社会转型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圆桌谈判为例，如今共产党高层的会议纪要、反对派内部的会议纪要，以及朝野双方举行圆桌谈判的会议纪要都可以看得到，这就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非常好的史料条件。所幸我们在开展相关工作的过程中，已经有学者开始着手利用这些史料展开了研究。但是总体而言，相关研究还是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东方历史评论》：由于以往不为人知的档案文献被大量披露出来，人们发现过去对很多历史事件或过程的基本叙事存在重大缺陷或舛误。能否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相关档案文献的披露对于国内东欧历史研究的推进和价值?

        沈志华：国内学界之前关注东欧历史本来就不多，对苏联史的关注要多一些，还有就是跟中国有关的历史。所以，我们当年从俄罗斯搜集的苏联档案对于史实重建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方面的案例很多，比如姚海教授对于1917年俄国革命的研究，以及我本人对于朝鲜战争的相关研究等等。

　　对于东欧历史的研究来说，这次搜集的档案文献可以说能为我们提供很多之前根本不知道的信息。比如在苏南分裂之后，斯大林在其他东欧国家推行苏联模式，同时就伴随着东欧各国所谓“国内派”和“苏联派”的政治斗争，以及由此引发的党内大清洗。当时东欧各国普遍出现了重大政治案件，比如匈牙利的拉伊克案、波兰的哥穆尔卡案、捷克的斯兰斯基案、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案、罗马尼亚的帕特拉什卡努案等等。许多高层领导人都受到了牵连，他们轻则被判入狱，重则被施以极刑。可是事后看来，当时绝大多数此类案件都是出于苏联当局的政治需要以及各国党内的政治斗争而造成的冤假错案。有些案件在斯大林去世后没多久就得到了平反，但是有些当事人早已被处决了。当时对于法制的破坏由此可见一斑，党的高层领导人都缺乏基本的权利保障，普通民众的命运就更加可想而知了。而东欧各国民众对于苏联体制的反感和抗拒，就是经由这些事件而逐渐累积起来的。

　　可以说，基于这些东欧档案所进行的历史研究，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填补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这里面值得做的选题真的太多了。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够通过这套书的出版，吸引更多年轻人进入这个研究领域，利用我们所整理的档案文献开展东欧社会制度转型研究。它们还真的正在发挥作用，最近就有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给我打来电话，说是看到了这套书，想要研究阿尔巴尼亚史。我就跟他说非常欢迎，我们华东师大冷战史研究中心的数据库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你来想看什么都有。另外我今年还招了一个做南斯拉夫史的博士生，计划明年派去塞尔维亚访问交流。我还有一个博士生是研究保加利亚史的，目前正在索非亚大学访问。另外还有一个已经毕业的博士，他读博期间研究的是匈牙利的圆桌谈判，之后打算接着研究波兰的圆桌谈判。这么看来，这套书对学生还是有影响的，希望今后能有更大更持续的影响。

　　《东方历史评论》：如沈老师所说，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时期始终存在着对苏联体制的排斥和反抗，并且最终都抛弃了苏联体制，您觉得这背后主要有哪些原因?

　　沈志华：这主要还是跟东欧国家的历史传统有关。一方面人家还是受到过宗教改革和启蒙主义的影响和熏陶，不少国家在二战之前就已经有过民主政治的实践了，经济发展得也不错。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它在一战后已经初步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后来更是一度跻身于世界前十大工业国。接下来再跟实行苏联体制后的那些情形一比，当然就显出差距了。所以东欧人还是有民主思想，即便是共产党，你看还是要比苏联人开明一些吧。进一步说，苏东剧变之后，多数东欧国家都基本完成了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而俄罗斯在经历了一段过渡时期之后又出现了重回威权体制的趋势，这恐怕也是因为俄罗斯的历史包袱相对而言要更重一些。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不少东欧国家历史上就跟俄国及后来的苏联有很深的过节，比如当年匈牙利的1848年革命已经把奥地利军队给赶出去了，结果第二年又被俄奥联军给打了回来。波兰就更不用说了，历史上其领土曾遭到俄国及苏联的数度瓜分，后来又发生了卡廷惨案、华沙起义等重大事件，都跟苏联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在匈牙利和波兰等国也一直存在着反苏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又跟他们对苏联体制的反感形成了共振。你看在东欧剧变的时间序列里，恰恰就是这两个国家排在了头两个。

　　最核心的原因自然还是苏联体制本身的问题，所以它在东欧各国是不受欢迎的。后来它的维持基本上靠的是暴力，靠的是武力。为什么80年代末发生了东欧剧变?当然主观的原因是因为各国都反对这个体制，客观的原因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苏联没有能力和意愿再使用暴力了。它自己的经济发展都捉襟见肘了，再加上阿富汗战争的拖累，所以对东欧各国的控制也开始逐渐松动。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最终决定不再对东欧进行武力干预，人家自然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了。当然现在解密的档案文献显示，这个具体的过程其实要更加复杂一些，但是总体趋势大致是这样的。

　　《东方历史评论》：中国学者研究东欧国家的历史，尤其是各国社会经济制度转型的历史，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沈志华：可以说，冷战时期东欧各国的历史从一个特定的区域和角度，反映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20世纪下半叶兴衰起伏直至失败的全过程。认真研究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好地总结东欧各国转轨进程的成败得失，这对于深刻反思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地位，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去和未来，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曾经也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甚至一度成为阵营的领导者之一，与东欧各国一起受到苏联模式的决定性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东欧各国的变革也大体上处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因此，对冷战时期东欧各国进入和逐步摆脱苏联模式的历史过程的深入了解，可以从比较研究的角度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

　　目前有一个状况很令人担忧，就是我国老一代东欧研究人员退休之后，东欧历史研究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既掌握对象国语言，又做对象国历史研究的学者，可以说少之又少。从现实来讲，跟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地位也是很不匹配的。你想想，中国这么大国家，连研究东欧历史的都没有。我们现在就是对几个西方大国比如英美德日研究的多，对其他国家就很少了，这个真的是很不相称。何况现在出现了中美对峙的新情况，中国就更加需要跟欧盟搞好关系。但是如果你对他们的基本历史都不了解，就很难理解他们的民族感情和政策选择，要想实现有效沟通和切实合作的难度也会大大增加。

　　《东方历史评论》：最后一个问题，近期出现的一些现象比如中美贸易摩擦，似乎显示了冷战重演的苗头。沈老师如何理解冷战这一历史现象，“新冷战”有可能得以避免吗?

　　沈志华：二战结束之后，原本为安排战后世界秩序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逐渐受到侵蚀，作为在战争中崛起的新兴大国，苏联与美国之间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异质性致使双方的战略互疑不断升级，逐渐从合作转向对抗，主动型“大国合作”机制即转变为被动型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危机控制”机制。虽然受到核武器等新的技术因素制约，这种对抗始终没有衍变成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但以“冷战”形式表现的两级对抗的世界格局存在了近半个世纪。最终，在争霸中被拖得筋疲力尽、国力日益衰竭的苏联在内外矛盾交织中宣布解体，冷战结束。

　　而面对后冷战时代的大国关系的变动——正在崛起的中国在客观上形成对冷战胜利者美国的挑战，如今确实有不少人在谈论是否会出现“新冷战”的局面。实际上，中国与当年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当时尚未进入统一的国际体系，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上与美国实质上仍是异质性和替代性的关系。而中国目前在科技、经济、环境等方面已经基本融入了国际体系，尽管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方面与美国存在差异，但并非完全对立的异质性和替代性矛盾。因此，客观上并不存在重演美苏冷战类型的“新冷战”的条件。只要中国坚持以改革开放为主导的国家战略，坚持不当头、不争霸、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在解决具体冲突时头脑冷静，处置得当，中美两国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建立起合作互利的新型大国关系，避免走向新的“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