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从安东尼斯库到齐奥塞斯库，“爱国”不能反人类

　　历史不是翻烙饼

　　其实这件事的意义也不止对罗马尼亚。

　　众所周知，前“东欧”地区的这些“卫星国”之所以发生“剧变”，基本原因都是两个：一因为旧体制的压迫，二因为依附于苏联霸主所受的窝囊气。前者导致人们对自-由民-煮产生强烈的诉求，而后者则激发了反苏的民族主义。“卫星国体制”就是被这两种诉求联合弄垮的。

　　但是自由民主诉求与民族主义毕竟是两回事。前者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共同底线，它反对一切专制压迫，不管是来自外国的纳粹还是STL，抑或本国“极右”的安东尼斯库还是“极左”的齐奥塞斯库。

　　而民族主义就不同了，它可能只反对外国与外族敌人(包括强于自己的外族压迫者和弱于自己的外族抵抗者)，而对本国本族的专*制暴政麻木不仁。对于自由民煮诉求淡漠而脑子里只有民族主义的人而言，齐奥塞斯库坏，是因为他依附苏联。而他的敌人安东尼斯库抵抗苏联，所以是好的。什么，你说他依附德国?但他毕竟收复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那齐奥塞斯库收复了什么?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捕

　　剧变以后旧体制这个共同的敌人没有了，自由民主诉求与民族主义就再度分离，乃至可能成为新的对手。一般地说，如果政治经济转轨顺利，国际环境又比较正常，民族主义尤其极端民族主义很难主导社会，而自由民主诉求的两翼：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右派(与极右民族主义相比应该说是中派)自由主义的博弈应该是政治的主流。但是如果转轨危机过不去，或者国际环境失常，极右民族主义就会成为大问题，而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反倒必须联手予以抵制。

　　正常的民族主义，就是以国人权利(不等于国君权力)为重，对外反霸权以护主权;对内争人权而保民权。在存在民族国家的世界上，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是必要的。我们过去常说强国大国的民族主义会变成沙文主义去欺负别人，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好的，是反压迫的。这话有一定道理,“卫星国”时期的东欧民族主义确实具有反抗“新沙皇”的正面意义，但也不全对。事实上强国需要国家认同和凝聚力，也会有民族主义，而且有适当制衡机制的话这种民族主义也未必会变成沙文主义去欺负别人——过去我们作为弱国不这样说，现在中国已经“坐二望一”了，再说强国民族主义一定是坏的，岂不等于说我们一定会变坏?同样，弱国民族主义如果闹得跟义和团一样，能说是好的吗?

　　所以，民族主义是好是坏不在于它是强国的还是弱国的，而在于它是正常的还是极端的。

　　而极端民族主义的坏处，以前多说是会导致对外的沙文主义。其实，强国的极端民族主义确实如此，弱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往往内心自卑，对外，尤其是对强国根本沙文不起来，但却喜欢“窝里横”，按“我爱国，你反对我，你就是叛国”的逻辑去欺负本国人。

　　例如二战时的南斯拉夫，按说塞尔维亚人的传统是亲俄反德，克罗地亚人的传统是亲德反俄，可是当时塞克两族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塞族的切特尼克怯于抗德却勇于屠杀克族平民，克族的乌斯塔沙也怯于抗苏却勇于屠杀塞族平民——这不实际上就是一丘之貉吗?

　　其实，强国的极端民族主义除了对外“沙文”外，对内同样有上述特点。所以无论强国弱国，极端民族主义的主要特点，都是只知“爱国”不知人权，但能开疆拓土，不惜屠戮妇孺;违我就是叛国，哪怕滥杀无辜。强国如希特勒是如此，弱国如安东尼斯库也是如此。这样的“民族主义”不仅对外族残暴，对本族百姓更是“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的，于百姓何益焉!

　　罗共如何变成“罗马尼亚人的共产党”

　　在屠杀犹太人、驱赶德裔的同时，安东尼斯库对罗马尼亚人民当然也是“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顺从者大量充作炮灰，不满和反抗者格杀勿论。他统治期间对罗马尼亚人中的反对派，从极右的铁卫队到极左的罗马尼亚gcd，镇压也非常残酷。

　　但平心而论，由于罗共不像铁托的南共那样拥有强大的抵抗武装，在与米哈伊国王和各反对派共谋的8.23起义推翻安东尼斯库并得到苏军支持以前，罗共力量很小，据说只有一千名党员，所以被镇压的规模也不大。倒是党内斗争使罗共早期常陷于腥风血雨中。该党早期以非罗族成员为主，多数党员是匈牙利人、犹太人、保加利亚人和波兰人等少数民族，派系复杂，与苏联及相关各国的党内斗争相纠缠，内斗惨烈。

　　从1921年罗共建党到1944年由苏军扶持上台，期间的六任罗共总书记，除首任克里斯蒂斯库(1921-24年任)外全都不是罗马尼亚族，而且6人中没有一个有好结果。但却都不是死于敌人(无论纳粹还是安东尼斯库)之手。

　　其中四人死于党内清洗：柯布洛斯，匈牙利族，1924-27年任，后在莫斯科死于苏联大肃反。霍洛斯滕科，乌克兰人，1927-1931任，在苏属摩尔达维亚死于大肃反。斯特凡斯基，波兰人，1931-36任,也死于苏联大肃反，死地不详。弗里什，匈牙利人，1940-1944任，8.23后在国内被乔治乌-德治一派诬指为间谍而遭抓捕，1946年被处决，1968年平反。总计3人死于流亡苏联时的内斗，1人死于国内的“冤杀”。

　　而创党时的总书记克里斯蒂斯库很早就被开除，罗共掌权后被捕，长期劳改，一直熬到1968年平反。6任总书记中最“幸运”的一个要算保加利亚族的斯特法诺夫，1940年他被撤职后在罗共党内被打成反党分子。幸好没杀，当时的地下党又没法办劳改营，他得以免囹圄之灾，避居原籍保加利亚。1960年代保共为其平反，反倒引起了罗共的抗议——那时的罗共是一定要让自己这位前辈倒霉一辈子的。

　　罗共掌权后进入乔治乌-德治时代(1944-1965)，党内清洗更加激烈。乔治乌-德治、阿波斯托尔等人被苏军救出监狱后获得重用，号称“监狱派”。

　　他们先诬告没被捕的总书记弗里什等“狱外派”是间谍，清洗了弗里什等，又向斯大林告发从苏联回来的犹太族罗共领导人安娜. 波克、瓦西里. 卢卡等有“犹太复国主义”之类问题，消除了所谓“莫斯科派”，甚至在斯大林死后、其他东欧国家的肃反基本结束后的1954年，还在罗马尼亚杀害了罗共政治局委员、司法部长、著名学者帕特拉斯卡努教授等一些知识分子干部……

　　显然，罗共先烈的血主要是因自己人而流。而安东尼斯库的屠杀暴行，主要还是以对犹太人、辛提罗姆人等“非我族类”为主的。但是1945年罗共在苏联支持下掌权后，却把自己的抵抗事业和安东尼斯库对自己的镇压都加以夸大，同时强调安东尼斯库依附于轴心国“出卖国家利益”，被罗共领导的“爱国军民”推翻。二战时期的历史就成了似乎只有“卖国的”安东尼斯库镇压罗共领导的“爱国者”以及后者的英勇抵抗那么一回事。

　　这种状况其实与苏共也差不多。沙皇时代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骨干都是非俄罗斯人，尤其是犹太、波兰和格鲁吉亚这三大盛产“社会主义者”的少数民族。但经过长期党内斗争，犹太-波兰-格鲁吉亚为主的红色老一代被诛锄殆尽。马克思主义也变成了俄罗斯沙文主义色彩强烈的斯大林主义。罗共则是到了乔治乌-德治时代，非罗族的老一代死光了，才变成“罗马尼亚人的共产党”的。

　　“爱国”不能反人类

　　1965年齐奥塞斯库上台后，罗马尼亚的政策又有所调整，齐在内政更为僵化强硬的同时，在华沙条约“卫星国”中却相对比较自主——就如安东尼斯库当年对内残暴专横，在“仆从国”中却也相对比较自主一样。“六天战争”后苏联集团力挺阿拉伯反以，华沙条约成员国中只有罗与以色列保持友好。中苏对立时代“卫星国”全都拥苏反华，只有罗马尼亚与中国关系不错就是那个时期罗马尼亚电影给国人留下深刻印象。

　　他发展的“齐奥塞斯库主义”也被视为一种“民族共产主义”或“共产民族主义”，除了通常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外，还加进了许多宣传“罗马尼亚民族历史自豪感”的东西，像改革前封闭的中国人曾经为之大开眼界的罗马尼亚“帝王电影”《斯特凡大公》、《勇敢的米哈伊》等就是体现——这样的电影在gcd时期的南斯拉夫是绝对不会有的。

　　于是，除了反共的旧账仍然要算之外，罗马尼亚历史上的负面都成为忌讳，当年罗马尼亚“自主屠犹”的恐怖一幕就被认为有损于民族形象而被屏蔽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这就像改革前乃至改革初期的几十年中国大陆几乎从不提南京大屠杀，人们只知道“日寇在敌后根据地杀人放火搞三光政策”一样。

　　在剧变前的罗马尼亚，安东尼斯库虽然被描绘成大坏蛋，但却很少人听说他煽动罗马尼亚人屠犹，只听说“卖国”的安东尼斯库屠杀“爱国的”罗共军民。剧变后罗共的形象变成反面，被罗共镇压的安东尼斯库似乎就不那么坏了，加上又听说他曾收复故土，使罗马尼亚的版图比今天大好多，这不是“爱国”吗?怎么过去说他“卖国”呢?

　　为安东尼斯库平反的呼声就是这么来的。而今天罗马尼亚的主流政界学界组织维塞尔委员会，把过去罗共时期几乎不提的二战大屠杀，尤其是在“把一切献给国家”旗号下的反犹大屠杀告诉大家，就是要说明，尽管齐奥塞斯库时期的教科书歪曲了历史，安东尼斯库未必“卖国”，但这不是给这个杀人如麻的暴君平反的理由，因为你再“爱国”也不能反人类呀。

　　历史不是翻烙饼

　　其实这件事的意义也不止对罗马尼亚。

　　众所周知，前“东欧”地区的这些“卫星国”之所以发生“剧变”，基本原因都是两个：一因为旧体制的压迫，二因为依附于苏联霸主所受的窝囊气。前者导致人们对自-由民-煮产生强烈的诉求，而后者则激发了反苏的民族主义。“卫星国体制”就是被这两种诉求联合弄垮的。

　　但是自由民主诉求与民族主义毕竟是两回事。前者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共同底线，它反对一切专制压迫，不管是来自外国的纳粹还是STL，抑或本国“极右”的安东尼斯库还是“极左”的齐奥塞斯库。

　　而民族主义就不同了，它可能只反对外国与外族敌人(包括强于自己的外族压迫者和弱于自己的外族抵抗者)，而对本国本族的专*制暴政麻木不仁。对于自由民煮诉求淡漠而脑子里只有民族主义的人而言，齐奥塞斯库坏，是因为他依附苏联。而他的敌人安东尼斯库抵抗苏联，所以是好的。什么，你说他依附德国?但他毕竟收复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那齐奥塞斯库收复了什么?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捕

　　剧变以后旧体制这个共同的敌人没有了，自由民主诉求与民族主义就再度分离，乃至可能成为新的对手。一般地说，如果政治经济转轨顺利，国际环境又比较正常，民族主义尤其极端民族主义很难主导社会，而自由民主诉求的两翼：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右派(与极右民族主义相比应该说是中派)自由主义的博弈应该是政治的主流。但是如果转轨危机过不去，或者国际环境失常，极右民族主义就会成为大问题，而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反倒必须联手予以抵制。

　　正常的民族主义，就是以国人权利(不等于国君权力)为重，对外反霸权以护主权;对内争人权而保民权。在存在民族国家的世界上，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是必要的。我们过去常说强国大国的民族主义会变成沙文主义去欺负别人，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好的，是反压迫的。这话有一定道理,“卫星国”时期的东欧民族主义确实具有反抗“新沙皇”的正面意义，但也不全对。事实上强国需要国家认同和凝聚力，也会有民族主义，而且有适当制衡机制的话这种民族主义也未必会变成沙文主义去欺负别人——过去我们作为弱国不这样说，现在中国已经“坐二望一”了，再说强国民族主义一定是坏的，岂不等于说我们一定会变坏?同样，弱国民族主义如果闹得跟义和团一样，能说是好的吗?

　　所以，民族主义是好是坏不在于它是强国的还是弱国的，而在于它是正常的还是极端的。

　　而极端民族主义的坏处，以前多说是会导致对外的沙文主义。其实，强国的极端民族主义确实如此，弱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往往内心自卑，对外，尤其是对强国根本沙文不起来，但却喜欢“窝里横”，按“我爱国，你反对我，你就是叛国”的逻辑去欺负本国人。

　　例如二战时的南斯拉夫，按说塞尔维亚人的传统是亲俄反德，克罗地亚人的传统是亲德反俄，可是当时塞克两族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塞族的切特尼克怯于抗德却勇于屠杀克族平民，克族的乌斯塔沙也怯于抗苏却勇于屠杀塞族平民——这不实际上就是一丘之貉吗?

　　其实，强国的极端民族主义除了对外“沙文”外，对内同样有上述特点。所以无论强国弱国，极端民族主义的主要特点，都是只知“爱国”不知人权，但能开疆拓土，不惜屠戮妇孺;违我就是叛国，哪怕滥杀无辜。强国如希特勒是如此，弱国如安东尼斯库也是如此。这样的“民族主义”不仅对外族残暴，对本族百姓更是“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的，于百姓何益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