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盛起：当年，苏联人都痛骂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

　　他原本是数学高材生，如果按照预想，也许会在象牙塔中穷其一生钻研数学。可是，命运的捉弄使他历尽苦难，促使他从对数字的思考转为对人生和国家的思考，并最终像一座照亮黑暗的灯塔一样屹立于世界文学之巅。

　　1941年，他大学毕业，随即应征入伍，前往反法西斯前线对德作战。怀着保家卫国的信念，他作战时非常勇敢，两次获得英雄勋章，很快被提升为炮兵连长，并被授予大尉军衔。

　　1945年3月，二战即将结束，索尔仁尼琴就要和出生入死的战友们荣归故里的前夕，灾难突然降临。几个身着便装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人员赶到东普鲁士前线，在战场上将他逮捕，原因是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使用了“那个蓄着八字胡的人、主人、老板”等字词，克格勃认为那是在讽刺斯大林。国家英雄转瞬变为罪犯。

　　索尔仁尼琴被押解回国，并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8年劳改。在劳改营，他经受了酷刑、苦役等各种磨难。1953年，他劳改刑满，随即又被判处流放哈萨克斯坦，直到1956年才解除流放。

　　11年的苦难摧残着他的身体，也磨练着他的意志，同时迫使他重新审视他曾经引以为傲并且誓死保卫的国家。

　　1957年，就像他突如其来获罪入狱一样，他又被突然宣布“无犯罪事实”，恢复名誉。如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戏弄，使他意识到，在极权体制之下，每个人其实都是水中的浮草，一会儿被浪花托出水面，一会儿又被激流旋入水下，命运完全不由自己掌握。他不能不愤怒地骂一句：“这个鬼祖国!”

索尔仁尼琴

　　1962年被称为苏联的“大阳春时代”，言论、文学、出版等出现前所未有的自由、宽松和繁荣。那年，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处女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这是苏联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人们第一次见识了那个人间地狱的残酷面目。小说刊出后立刻在国内外引起轰动。

　　其后，索尔仁尼琴接连发表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品，在民众中迅速树立起良心作家的形象。

　　然而，春天是短暂的，冰霜重又覆盖大地。因为，体制依然，浮草的命运依然。

　　1964年，赫鲁晓夫被罢免，勃列日涅夫上台，当局立即查封了《新世界》杂志，并对索尔仁尼琴展开围剿。以前那些对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极尽赞美之词的评论家们，转而用最恶毒最肮脏的语言进行批判谩骂。他的作品从此一律被禁止刊印出版。

　　1965年，他的描写政治犯特别收容所的长篇小说《第一圈》刚一完稿，立即遭到抄家，稿件被没收销毁。无奈和愤怒之下，以后他将所有著作都偷运出国在西欧出版。

　　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倔强的索尔仁尼琴不畏风险，向代表们散发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对此，索尔仁尼琴唯一的公开的支持者、女作家利季娅给他发去电报：“您用自己的声音让失语的人们开口说话。我不知道还有比您更加受到人们翘首期盼、不可缺少的作家。凡言论未死之地，前途必定有救。您的著作折磨灵魂，也治疗灵魂。您使俄罗斯文学重新恢复了雷霆万钧的威力。”然而，大会召开后，却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索尔仁尼琴是“苏联作家的叛徒”。

　　1968年，索尔仁尼琴的《第一圈》和描写苏联社会现状的长篇小说《癌症楼》在西欧出版。苏联当局恼羞成怒，于次年将他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

　　国际社会对苏联当局的做法的回应是：众多知名人士发表评论和演说表示抗议，瑞典皇家学院于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这位“具有巨人般意志和力量的奇人”。

　　索尔仁尼琴获得世界文学界最高荣誉，并没有使在极权重压下已经变得麻木的民众感到一丝骄傲，没有庆祝，没有欢呼，甚至在官方的引导之下，表现出极大的愤怒。《消息报》刊文《一场卑劣的游戏：评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宣称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于是，令人瞠目的一幕在苏联上演：各界纷纷口诛笔伐，强烈谴责瑞典皇家学院将诺贝尔奖授予苏联作家。

　　索尔仁尼琴受到警告和威胁，不得不放弃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

　　可是，意志如铁的索尔仁尼琴并没有放弃手中的笔。

　　1971年，重现整个20世纪俄国和苏联历史的鸿篇巨制《红轮》第一卷《1914年8月》在西德和法国同时出版。这是世界文学史上篇幅最为宏大、卷帙最为浩繁的小说。

　　1973年12月，揭露斯大林时代监狱和劳动营真相、被赞誉为“使人从千万个棺材中复活的作品”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在法国巴黎出版。索尔仁尼琴把自己在劳动营里亲眼目睹的那些受尽折磨终于死去的难友，一个个栩栩如生地写入书中。该书堪称书中之王，它的出版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次“伟大的事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售出3000多万册。

　　苏联当局终于坐不住了，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对索尔仁尼琴进行批判攻击，报纸杂志、电台电视以至大街小巷，到处都充满了对索尔仁尼琴的指责和谩骂。

　　1974年2月12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索尔仁尼琴的苏联国籍，当天就以叛国罪将索尔仁尼琴逮捕，并于第二天将他驱逐出境。

　　他的好友利季娅在日记中愤怒地写到：有知识的畜生骂，没有知识的畜生也骂!送给畜生们一位天才，而他们却用自己的尺寸去衡量。……在他面前连沙皇都要卑躬屈膝。眼看他马上就要像晚霞的影子那样消失——而他们还对他吹毛求疵。他和我们的区别就像普希金不同于那个时代的凡人：天才和勇气。……这位命运伟丈夫能推动世界历史!……几乎所有人都攻击他，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还存在不存在?是不是全都死绝了?

　　被驱逐出境后，索尔仁尼琴先后前往西德和瑞士，最后在美国定居。

　　1994年，这位“上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才应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邀请，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他受到了国王般的欢迎。在阔别20年之后，祖国人民才认识到他的巨大价值。

　　2008年8月3日，“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的一生都在于冲破阻拦而能够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的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家中与世长辞，享年89岁。俄罗斯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以索尔仁尼琴的话结束本文：我们不要忘记，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凡是曾经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虚假选作他的原则。暴力在出生时就公开行动，甚至骄傲地行动着。但一旦它变得强大，得到了牢固的确立，它就立即感受到它周围的空气的稀薄，而且倘若不自贬成一团谎言的浓雾又用甜言蜜语将这些谎言包裹起来的话，它就不能够继续存在。它并非总是公开使喉咙窒息，也并不是必然使喉咙窒息，更为经常的是，它只要求其臣民发誓忠于虚假，只要求其臣民在虚假上共谋。

 　　索尔仁尼琴，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

　　他原本是数学高材生，如果按照预想，也许会在象牙塔中穷其一生钻研数学。可是，命运的捉弄使他历尽苦难，促使他从对数字的思考转为对人生和国家的思考，并最终像一座照亮黑暗的灯塔一样屹立于世界文学之巅。

　　1941年，他大学毕业，随即应征入伍，前往反法西斯前线对德作战。怀着保家卫国的信念，他作战时非常勇敢，两次获得英雄勋章，很快被提升为炮兵连长，并被授予大尉军衔。

　　1945年3月，二战即将结束，索尔仁尼琴就要和出生入死的战友们荣归故里的前夕，灾难突然降临。几个身着便装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人员赶到东普鲁士前线，在战场上将他逮捕，原因是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使用了“那个蓄着八字胡的人、主人、老板”等字词，克格勃认为那是在讽刺斯大林。国家英雄转瞬变为罪犯。

　　索尔仁尼琴被押解回国，并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8年劳改。在劳改营，他经受了酷刑、苦役等各种磨难。1953年，他劳改刑满，随即又被判处流放哈萨克斯坦，直到1956年才解除流放。

　　11年的苦难摧残着他的身体，也磨练着他的意志，同时迫使他重新审视他曾经引以为傲并且誓死保卫的国家。

　　1957年，就像他突如其来获罪入狱一样，他又被突然宣布“无犯罪事实”，恢复名誉。如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戏弄，使他意识到，在极权体制之下，每个人其实都是水中的浮草，一会儿被浪花托出水面，一会儿又被激流旋入水下，命运完全不由自己掌握。他不能不愤怒地骂一句：“这个鬼祖国!”

索尔仁尼琴

　　1962年被称为苏联的“大阳春时代”，言论、文学、出版等出现前所未有的自由、宽松和繁荣。那年，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处女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这是苏联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人们第一次见识了那个人间地狱的残酷面目。小说刊出后立刻在国内外引起轰动。

　　其后，索尔仁尼琴接连发表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品，在民众中迅速树立起良心作家的形象。

　　然而，春天是短暂的，冰霜重又覆盖大地。因为，体制依然，浮草的命运依然。

　　1964年，赫鲁晓夫被罢免，勃列日涅夫上台，当局立即查封了《新世界》杂志，并对索尔仁尼琴展开围剿。以前那些对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极尽赞美之词的评论家们，转而用最恶毒最肮脏的语言进行批判谩骂。他的作品从此一律被禁止刊印出版。

　　1965年，他的描写政治犯特别收容所的长篇小说《第一圈》刚一完稿，立即遭到抄家，稿件被没收销毁。无奈和愤怒之下，以后他将所有著作都偷运出国在西欧出版。

　　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倔强的索尔仁尼琴不畏风险，向代表们散发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对此，索尔仁尼琴唯一的公开的支持者、女作家利季娅给他发去电报：“您用自己的声音让失语的人们开口说话。我不知道还有比您更加受到人们翘首期盼、不可缺少的作家。凡言论未死之地，前途必定有救。您的著作折磨灵魂，也治疗灵魂。您使俄罗斯文学重新恢复了雷霆万钧的威力。”然而，大会召开后，却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索尔仁尼琴是“苏联作家的叛徒”。

　　1968年，索尔仁尼琴的《第一圈》和描写苏联社会现状的长篇小说《癌症楼》在西欧出版。苏联当局恼羞成怒，于次年将他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

　　国际社会对苏联当局的做法的回应是：众多知名人士发表评论和演说表示抗议，瑞典皇家学院于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这位“具有巨人般意志和力量的奇人”。

　　索尔仁尼琴获得世界文学界最高荣誉，并没有使在极权重压下已经变得麻木的民众感到一丝骄傲，没有庆祝，没有欢呼，甚至在官方的引导之下，表现出极大的愤怒。《消息报》刊文《一场卑劣的游戏：评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宣称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于是，令人瞠目的一幕在苏联上演：各界纷纷口诛笔伐，强烈谴责瑞典皇家学院将诺贝尔奖授予苏联作家。

　　索尔仁尼琴受到警告和威胁，不得不放弃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

　　可是，意志如铁的索尔仁尼琴并没有放弃手中的笔。

　　1971年，重现整个20世纪俄国和苏联历史的鸿篇巨制《红轮》第一卷《1914年8月》在西德和法国同时出版。这是世界文学史上篇幅最为宏大、卷帙最为浩繁的小说。

　　1973年12月，揭露斯大林时代监狱和劳动营真相、被赞誉为“使人从千万个棺材中复活的作品”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在法国巴黎出版。索尔仁尼琴把自己在劳动营里亲眼目睹的那些受尽折磨终于死去的难友，一个个栩栩如生地写入书中。该书堪称书中之王，它的出版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次“伟大的事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售出3000多万册。

　　苏联当局终于坐不住了，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对索尔仁尼琴进行批判攻击，报纸杂志、电台电视以至大街小巷，到处都充满了对索尔仁尼琴的指责和谩骂。

　　1974年2月12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索尔仁尼琴的苏联国籍，当天就以叛国罪将索尔仁尼琴逮捕，并于第二天将他驱逐出境。

　　他的好友利季娅在日记中愤怒地写到：有知识的畜生骂，没有知识的畜生也骂!送给畜生们一位天才，而他们却用自己的尺寸去衡量。……在他面前连沙皇都要卑躬屈膝。眼看他马上就要像晚霞的影子那样消失——而他们还对他吹毛求疵。他和我们的区别就像普希金不同于那个时代的凡人：天才和勇气。……这位命运伟丈夫能推动世界历史!……几乎所有人都攻击他，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还存在不存在?是不是全都死绝了?

　　被驱逐出境后，索尔仁尼琴先后前往西德和瑞士，最后在美国定居。

　　1994年，这位“上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才应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邀请，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他受到了国王般的欢迎。在阔别20年之后，祖国人民才认识到他的巨大价值。

　　2008年8月3日，“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的一生都在于冲破阻拦而能够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的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家中与世长辞，享年89岁。俄罗斯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以索尔仁尼琴的话结束本文：我们不要忘记，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凡是曾经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虚假选作他的原则。暴力在出生时就公开行动，甚至骄傲地行动着。但一旦它变得强大，得到了牢固的确立，它就立即感受到它周围的空气的稀薄，而且倘若不自贬成一团谎言的浓雾又用甜言蜜语将这些谎言包裹起来的话，它就不能够继续存在。它并非总是公开使喉咙窒息，也并不是必然使喉咙窒息，更为经常的是，它只要求其臣民发誓忠于虚假，只要求其臣民在虚假上共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