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宇青：苏联官场文化的表现形态探析

 　　在苏联，苏共是唯一的政党，自然也是唯一的执政党。由于苏联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建立起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秉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苏共在苏联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干部是党的意志、党的路线的具体执行者，斯大林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由此可见，干部在苏联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尽管从理论上说，苏共及其党员、干部具有先进的、崇高的无产阶级道德觉悟，是工人阶级最先进的部分，是引导全体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走向正确道路的工具。然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这种理论上的应然性并没有变为实然的结果，这种弥赛亚的救世情怀却为日后执政者漠视人民权利，并利用手中职权攫取利益埋下了伏笔。于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形成了颇具苏联特色的官场与官场文化。

　　总体而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苏联官场文化的表现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因而，为了研究的方便，对此只能使用共时性的研究方法，以作出一个相对客观的宏观把握。基于共时性的分析，苏联的官场文化主要有如下几种表现形态：

　　一、浓厚的官本位文化

　　所谓“官本位文化”，是指一个国家和社会判断一个人是否成功及价值大小通常以是否为“官”以及官职大小为标准。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原本属于公共组织的权力颠倒为个人权力，并将其运用到个人的一切活动领域。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环境之下，做官、做大官常常成为人们一生的追求。而在这一狭窄的官场道路上，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之付出了青春年华，不知道多少人耗尽了一生的聪明才智，而他们又在不知不觉中扮演着或悲或喜的无谓角色。与此同时，正是因为以“官”为本位，使得那些行政体系以外的职业也常常以“官位”来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价值。毫无疑问，官本位文化是一种不健康的政治文化。在苏联的官场中就弥漫着严重的官本位文化。

　　应当说，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官本位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虽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源于苏联建政之初经济、文化落后的残酷现实，源于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渴求，它有助于实现工业化的初期目标，但同时，这种体制自身却在运行过程中逐渐陷入官本位的窠臼之中。这主要表现为：一是对政治权力的崇拜。由于政治权力垄断了几乎全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而政治权力的全能化、万能化倾向导致了人们对政治权力的崇拜。与此相对应，则是人们对于底层群众的蔑视。列宁就曾指出：一些共产党员“对那些靠汗水和辛劳挣面包、享受不到任何特权、没有‘官场门路’的人心怀鄙夷”。二是“权力=真理”。在苏联，存在着“权力越大，掌握的真理越多”的现象。至于最高领袖，那就掌握着至高无上的真理了。以斯大林为例。美国学者罗斯托认为，斯大林获得无可争议的最高领导权是在1929年他50岁生日的时候开始的。在他获得最高权力的同时，自然就成为真理的化身，成为永不犯错和全知全能的人。1939年12月21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斯大林60岁寿辰宴会上，莫洛托夫说道：“我没有见过比列宁更伟大的思想巨人，更伟大的领袖。但是应当说，斯大林同志具有比列宁更出色的品质。……斯大林同志可以有资格称为人民的领袖。”既然斯大林是全知全能的人，那么，他必然是理论上的权威。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认为，斯大林是“专门领域里的科学家——革新者”，是“一切科学的泰斗”。1930年10月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召开会议，斯大林在会上明确表示，在社会科学中只能有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就是担任政治领袖的人。于是，斯大林就成为了对苏联社会一切领域发号施令的领袖，他的言论也就成为裁剪苏联社会一切现实和评判人们行为的准则。三是权力的私有化。本来，苏联的政治权力源于人民，理应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公共性质。但是，让人遗憾的是，公共的政治权力却转化成了具有私人性质的、为个人服务的场所。在苏联，官员的贪污腐化现象、任人唯亲现象、特权阶层的形成以及特权阶层为自己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特殊福利等等，就可以看作是权力私有化的表现。特别是干部任命制的实施，上级领导掌握着对下级的任免权，这样，下级干部为了获得晋升，必然会千方百计投上级之所好。前苏联学者巴甫洛维奇就认为，一个人职位的升降“并不取决于工作成绩，而是取决于‘领袖’的赏识”，这种状况自然导致了上下级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有学者指出，“在民主社会中，每一个政治家都‘向下看’，都需要面向社会和选民，因为他需要选票。但在一个受‘共产党名录’系统控制的官僚体系中，一切都正好相反，官员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关心其选民的想法。他‘向上看’，关注于他的领导，因为如果领导满意，那其他一切都尽在掌握之中”。同时，在苏联还存在着一种变相的权力世袭现象，也可以看作是权力私有化的一种表现。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干部制度的超级稳定，各级权力部门被一批人长期把持着，不仅出现了“老人政治”现象，也产生了封建性的“权力圈地运动”，使得苏联政治具有了亲属化、帮派化、圈子化的特征，出现了苏联人所称的“官僚氏族集团”或变相的世袭制。有资料披露，勃列日涅夫曾亲自出马找内务部长谢洛科夫，为其女婿丘尔巴诺夫疏通，让他当上了内务部副部长。之后，这位驸马爷收受贿赂654200卢布(折合美元105万)，官位却是照样稳坐。对此，有学者指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除了他本人之外，还有许多“小勃列日涅夫”式的人物，“他们都是些不慌不忙、没有棱角的平庸之辈，不太关心事业，却精于挥霍财富”。

　　二、鲜明的政治忠诚意识

　　在苏联的官场文化中，政治忠诚意识居于特别突出的位置。托洛茨基在1937年曾经针对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特别强调政治忠诚意识的情形指出，“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虽然我们不能说托洛茨基的话完全正确，但是，他在这里却明确无误地道出了苏共在干部政策问题上的特殊主义的政治伦理和价值取向。巴林顿·摩尔也持有与托洛茨基类似的观点，他指出，苏联权力的政治标准的选择，只能在“卑躬屈膝的合理性”和传统的特殊主义之间进行，或者只能是二者的结合。还有学者如G.格罗斯曼甚至指称苏联的政治制度是一个“盗窃政体”：这意味着个人一旦成为党的权力机关的一员，就如同参加了一个盗窃团伙，个人献给组织忠诚和服从，组织则给他以职位、晋升和物质利益上的好处。斯大林时期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马林科夫的副手安娜·楚卡诺娃以其亲身的经历，证明了托洛茨基等人的观点。她说，中央并不总是根据受贿、腐化堕落等实际情况和诸如党的监察委员会、国家安全机关的报告，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处置措施。这里所谓的不同的人，其实就是由政治领导人根据这些人的政治忠诚度来判断和甄别的。那些被政治领导人认为具有高度的政治忠诚度意识的，常常不至于因受贿、腐化堕落等受到惩罚;而那些被政治领导人认为政治忠诚度不高的，通常难逃厄运。

　　针对苏联党政官僚特权阶层的特殊主义政治伦理和价值取向，大卫·科兹一针见血地指出：“除了少数几个极高级的领导外，他们所有的人都完全依附于上一级官僚机构并最终依附于党。要想保住现有的位置，要想有所提升，就得要有上级党组织的嘉许才行。”一旦失宠，在斯大林时期即意味着坐牢或杀头。而在斯大林之后，“虽然不再意味着坐牢或杀头，但也要在失去位置的同时，失去物质优惠，失去权力”。就是到了苏联解体前夕，苏联的党政干部也没有摆脱政治忠诚意识的束缚。在1990年苏共中央召开的一次思想理论工作者会议上，利沃夫区党委书记贡恰鲁克仍然强调要政治忠诚，并保护政治忠诚，他说：“社会应当保护那些忠于党的思想的人们。”

　　的确，苏共要求其成员对党、对事业忠诚是合乎政治逻辑的，但是，它所要求的具有特殊主义性质的政治忠诚，对于其成员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外部强加的，却不是他们自己内在的选择。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科恩所说：“如果一致奉行的目标系由外部强加的，公民对这种社会的忠诚就绝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这种对政治忠诚的特殊主义要求，在政治权力分配领域往往造成任人唯亲、裙带现象严重的不良后果（当然还有出卖、贿赂、逢迎等其他副产品)，而激烈的党内权力斗争，在客观上也促使着政治领袖、政党将那些较为核心和重要的且能够带来丰厚利益的工作给予其值得信赖的人，借此增加他们手中权力的砝码，增强他们在权力斗争中获胜的权重。

　　三、严重的官僚特权现象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苏共领导人十分担心苏共会转变为一个官僚主义集团，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苏联社会中还是最终形成了一个党政官僚特权阶层。一般认为，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萌芽于斯大林时期，发展于赫鲁晓夫时期，形成于勃列日涅夫时期。据俄国学者的保守估计，官僚特权阶层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人口的1.5%。

　　布哈林早在1922年就认为在苏联出现了一个“新阶级”。他指出：“即使是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即使手上长满了老茧……也不能担保不会变成一个新阶级，因为如果我们设想一下，一部分从工人阶级中上升的人，脱离了工人群众，并以过去当过工人的资格获得了垄断地位，那么他们同样会成为某种种姓，并且也可能成为一个‘新阶级’。”他还说：“特别是在普遍贫穷的情况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行政机关和领导机关都必定比普通工人拿多得多的消费品时，工人群众文化上的落后就会引起部分自身来自工人群众的干部极其严重地脱离群众的危险……拿工人阶级出身和无产阶级优良品质这样的话来否定这种危险是无济于事的。”布哈林这里所指的“新阶级”，其实就是后来在苏联社会中形成的党政官僚特权阶层。应当说，苏联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党政官僚特权阶层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苏联怀有好感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1935年应邀对苏联作了一个月的访问，他敏锐地观察到：“对党自身来说，可能不知不觉地形成由久经考验的领导人、忠于党的技术工作者、各种先进生产者以及工人大军、集体农庄庄员大军和士兵大军的精英人物组成的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美国学者科迪维拉也认为：“在苏维埃政治制度的74年中，无数一文不名的人的社会层次升高了，得到了富裕的生活。有些人是在运动领域得到这种生活，其他人则是在技术领域或军事领域得到这种生活的。”

　　那么，就这样一个队伍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来说，他们所享受的特权则是名目繁多的。二次大战以后，苏联官僚特权现象“制度化”，特权主要表现为：一是发放“钱袋”。除工资外，每个领导干部还能得到一个封好了的装钱信封。里面有多少钱，这些追加的钱按什么样的标准分发，出自哪一项基金，普通老百姓无从知道。这种红包超越正常收入之大是惊人的。二是享受豪华住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住房不是商品，不能在市场上流通。干部住房均由国家分配使用。高级干部往往可以获得多套住房。据称，部长以上干部可享有4套住房：一为在莫斯科的公寓房，二为莫斯科市内豪华别墅，三为乡间别墅，四为黑海休假别墅。按规定，除公寓及黑海休假别墅外，其余两套住房可以由子女继承。三是享受名目繁多的特殊服务。高级干部都配有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医护人员、勤杂人员等，均由国家支付工资。其中有部分属于工作需要，但大量的是公私不分，化公为私。至于特供的紧俏商品的代购券等，仍按惯例发放。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主要有：(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他商品。(3)特教权。在苏联，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卫权。高级官员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产生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对于苏联官僚特权现象，大卫·科兹评论道：“在苏联体制中，最好的东西不是拿来卖的。单靠有钱并不能得到它们。消费和你的地位高低、职位大小密不可分。我们可以把这种视地位和职位高于财富的制度为半封建的，但它却是现代苏联官僚机构的高效发动机。”

　　四、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所谓官僚主义是指，“国家工作人员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只知发号施令的坏作风。表现为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独断专行，压制民主，以至专横跋扈，称王称霸等等;还包括部门林立，机构臃肿，层次繁多，互相扯皮，人浮于事，虚职过多，工作效率低下等现象”。据此观察，官僚主义作风则是苏联官场文化的又一表现形态。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列宁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在经济文化落后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已变成了一个“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他明确指出，“官僚主义就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在1920年9月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中也指出：官僚主义已经“普遍存在于我们的许多管理总局和中央机关中”。列宁还谈到了官僚主义的危害：“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之所以在苏联官场当中会出现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主要在于：党与国家同构、党政机构重叠且人员臃肿、党政职能不分、以党代政以及党的官僚化等等体制架构上的不合理，使得在苏联政治生活中，在党政官员、机构之间，互相扯皮、遇事推诿、无人负责、办事拖拉和缺乏效率等。在1920年1月，列宁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说道：“我几乎在人民委员会每一次的会议上都给令人厌恶的本位主义的争吵弄得痛苦不堪。……我有多次体验，因此我说，总有一天我们开完一次会后我会去跳水自杀。”列宁为什么会如此的痛心，以至于要“跳水自杀”?主要原因就是他对各部门的职能划分不清，工作机制不顺畅，相互扯皮，无人负责，运转缺乏效率，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等现象感到不满。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也正是这种情况，使得有些问题的解决只好依靠领导人的批示、通信、便条等非制度化的方法。而这种不依靠正式制度的情况，到最后反而为人治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由于党内民主和监督机制的实质上的缺失，党的领导脱离普通党员和劳动者的倾向越来越严重。

　　应当说，列宁认识到了官僚主义在苏联政治生活中的危害，并对之进行了斗争，但令人遗憾的是，列宁并没有从根本上铲除官僚主义，以至于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效率低下的官僚主义作风问题成了苏共的一个顽疾。在斯大林时期，为了克服庞大的官僚体系及其所带来的官僚主义现象，斯大林也曾采取了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的措施，但是，官僚主义的严重程度甚至达到了如斯大林这样的“钢铁巨人”都无法对付的地步。甚至有人认为，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斯大林一手导演的“大恐怖”，就是因为官僚体系过于庞大繁复，他感觉到难以对付，于是在“他走投无路情急之下想出来的对策，用以克服‘官僚阵营的重重障碍，对政府控制禁令的种种回避伎俩’”。但是，这些措施不仅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反而导致官僚队伍的愈加庞大。“每次欲改进行政效率及弹性的尝试，却都难逃失败的命运，反使行政系统愈加肿大，其存在更不可少。到30年代的最后几年，行政人员每年以二倍半于总就业人口的速度增长，战争逐渐到来，苏联已经发展成每两名蓝领工人，就有一名行政人员的头重脚轻之势。”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前，部级单位已由列宁后期的13个增加到68个。

　　在赫鲁晓夫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后，曾采取干部轮换制以反对官僚主义，然而，赫鲁晓夫却因动了官僚队伍的奶酪，最终被他们逼宫而下台。深谙斯大林提出的“干部决定一切”真谛的勃列日涅夫，在其任内保障了干部队伍的稳定，但是也使这一时期的官僚主义达到了严重的地步。所以，霍布斯鲍姆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这个僵化的结果终于出现。”

　　五、严重的形式主义做派

　　所谓形式主义是指，“片面追求形式而忽视内容的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方法和作风……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为只图虚名，不讲实效，满足于做追求形式的表面文章”。在苏联的官场文化中，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做派。

　　苏联官场文化中的形式主义做法，最典型的体现就是理论以及按照这种理论制定出来的政策与苏联社会实际的脱节。我们知道，苏联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的，这一事实本身即表明苏共所秉持的意识形态与落后俄国现实之间存在落差。但是，这种落差并不能阻止苏共在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由于必须使自己国家的实践像是社会主义的样子，于是，在这一动机的促使下，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弥漫着形式主义的空气。在苏维埃政权建立时，经托洛茨基提议，列宁同意把政府称作人民委员会，部长称作人民委员，从而摆脱资产阶级色彩，并使无产阶级政府具有革命色彩。同时，列宁还认为，“雇农”这一名称“带有侮辱的意思”，主张改称“农业工人”这一社会主义称呼。在1929年底，斯大林不顾具体国情，宣布废止新经济政策，强制在农村推行全盘集体化政策，进而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因为，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不能允许作为剥削阶级的富农阶级存在的，消灭富农阶级也就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消灭富农阶级的运动也被看作是在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于是就出现了1929-1930年的针对富农进行的“清洗”。到1936年，斯大林在宪法中宣布苏联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时候，更是不允许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存在了。这一政策给当时的农村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即使是严重违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个人崇拜和“大清洗”，斯大林也都把它们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而对于那些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相符合的政策和措施，即使是切实可行的，也不允许存在。进入20世纪50年代，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的分离已经不再适应当时的生产发展形势了，但是，斯大林依然相信生产资料公有制程度越高越是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单位越大越是社会主义，因此，仍然在50年代初合并集体农庄，使其规模扩大一倍多。在1952年经济学家萨宁娜和温什尔写信给斯大林，建议把机器拖拉机站的基本生产工具出售给集体农庄时，斯大林批评道：这“就是向落后方面倒退一步，就是企图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转”。因为在斯大林看来，如果允许这些不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政策、措施存在，就称不上社会主义了。在苏联其他领导人那里，这种情况也是同样存在的。在赫鲁晓夫时期，他为了建立所谓的“全民国家”，并向共产主义过渡，径直把许多集体农庄改为国营农场，二百多万农庄庄员即由此一跃而成为农场工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

　　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作为苏共最高领导人如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者，都不能摆脱形式主义的羁绊，且为人们提供了形式主义的样板，那么，在其周围乃至整个苏联都染上了形式主义的毛病。而且，领导人的爱好经过强大的国家宣传机器的渲染，便更加强化了形式主义。在苏联，标语、口号满天飞，许多工厂和车间都以领导人的名字或“红色”词语来命名，在人们的日常的辞藻中充满着“革命话语”等现象。事实上，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不仅拉大了官员与民众的心理距离，也造成了民众政治心理上的冷漠等后果。

　　其实，在苏联的官场文化中，还有其他类型的表现形态，例如骄奢淫逸的享乐主义等。如勃列日涅夫本人酷爱打猎、居住豪华别墅和收藏高级轿车。在他坐上总书记宝座后，当他母亲从乡下赶来看他时，他竟自豪地领着他的母亲观看他的精美家具、豪华别墅，俨然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哪里还有什么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可言。又如，曾任戈尔巴乔夫总统办公室主任的瓦·博尔金根据亲身经历而指出：“我到基层出差，看到那里有客必请，常常大摆宴席，不顾来宾而自己狂饮。向客人赠送礼品总忘不了也给自己留一份。很难相信，有谁到企业参观视察之后，其汽车后备箱中没有放进参观‘纪念品’。”

　　毫无疑问，这种官场文化是和先进、崇高等绝缘的，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破坏了苏共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败坏了苏共的政治形象，到最后落得个众叛亲离的悲惨结局。因此，对于斯大林那句著名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以及在这句口号指导下的政治实践，值得深刻反思。而综观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真正的主人。在此，我们记住列宁的话是有益的。他说：“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

 　　在苏联，苏共是唯一的政党，自然也是唯一的执政党。由于苏联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建立起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秉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苏共在苏联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干部是党的意志、党的路线的具体执行者，斯大林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由此可见，干部在苏联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尽管从理论上说，苏共及其党员、干部具有先进的、崇高的无产阶级道德觉悟，是工人阶级最先进的部分，是引导全体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走向正确道路的工具。然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这种理论上的应然性并没有变为实然的结果，这种弥赛亚的救世情怀却为日后执政者漠视人民权利，并利用手中职权攫取利益埋下了伏笔。于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形成了颇具苏联特色的官场与官场文化。

　　总体而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苏联官场文化的表现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因而，为了研究的方便，对此只能使用共时性的研究方法，以作出一个相对客观的宏观把握。基于共时性的分析，苏联的官场文化主要有如下几种表现形态：

　　一、浓厚的官本位文化

　　所谓“官本位文化”，是指一个国家和社会判断一个人是否成功及价值大小通常以是否为“官”以及官职大小为标准。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原本属于公共组织的权力颠倒为个人权力，并将其运用到个人的一切活动领域。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环境之下，做官、做大官常常成为人们一生的追求。而在这一狭窄的官场道路上，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之付出了青春年华，不知道多少人耗尽了一生的聪明才智，而他们又在不知不觉中扮演着或悲或喜的无谓角色。与此同时，正是因为以“官”为本位，使得那些行政体系以外的职业也常常以“官位”来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价值。毫无疑问，官本位文化是一种不健康的政治文化。在苏联的官场中就弥漫着严重的官本位文化。

　　应当说，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官本位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虽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源于苏联建政之初经济、文化落后的残酷现实，源于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渴求，它有助于实现工业化的初期目标，但同时，这种体制自身却在运行过程中逐渐陷入官本位的窠臼之中。这主要表现为：一是对政治权力的崇拜。由于政治权力垄断了几乎全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而政治权力的全能化、万能化倾向导致了人们对政治权力的崇拜。与此相对应，则是人们对于底层群众的蔑视。列宁就曾指出：一些共产党员“对那些靠汗水和辛劳挣面包、享受不到任何特权、没有‘官场门路’的人心怀鄙夷”。二是“权力=真理”。在苏联，存在着“权力越大，掌握的真理越多”的现象。至于最高领袖，那就掌握着至高无上的真理了。以斯大林为例。美国学者罗斯托认为，斯大林获得无可争议的最高领导权是在1929年他50岁生日的时候开始的。在他获得最高权力的同时，自然就成为真理的化身，成为永不犯错和全知全能的人。1939年12月21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斯大林60岁寿辰宴会上，莫洛托夫说道：“我没有见过比列宁更伟大的思想巨人，更伟大的领袖。但是应当说，斯大林同志具有比列宁更出色的品质。……斯大林同志可以有资格称为人民的领袖。”既然斯大林是全知全能的人，那么，他必然是理论上的权威。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认为，斯大林是“专门领域里的科学家——革新者”，是“一切科学的泰斗”。1930年10月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召开会议，斯大林在会上明确表示，在社会科学中只能有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就是担任政治领袖的人。于是，斯大林就成为了对苏联社会一切领域发号施令的领袖，他的言论也就成为裁剪苏联社会一切现实和评判人们行为的准则。三是权力的私有化。本来，苏联的政治权力源于人民，理应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公共性质。但是，让人遗憾的是，公共的政治权力却转化成了具有私人性质的、为个人服务的场所。在苏联，官员的贪污腐化现象、任人唯亲现象、特权阶层的形成以及特权阶层为自己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特殊福利等等，就可以看作是权力私有化的表现。特别是干部任命制的实施，上级领导掌握着对下级的任免权，这样，下级干部为了获得晋升，必然会千方百计投上级之所好。前苏联学者巴甫洛维奇就认为，一个人职位的升降“并不取决于工作成绩，而是取决于‘领袖’的赏识”，这种状况自然导致了上下级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有学者指出，“在民主社会中，每一个政治家都‘向下看’，都需要面向社会和选民，因为他需要选票。但在一个受‘共产党名录’系统控制的官僚体系中，一切都正好相反，官员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关心其选民的想法。他‘向上看’，关注于他的领导，因为如果领导满意，那其他一切都尽在掌握之中”。同时，在苏联还存在着一种变相的权力世袭现象，也可以看作是权力私有化的一种表现。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干部制度的超级稳定，各级权力部门被一批人长期把持着，不仅出现了“老人政治”现象，也产生了封建性的“权力圈地运动”，使得苏联政治具有了亲属化、帮派化、圈子化的特征，出现了苏联人所称的“官僚氏族集团”或变相的世袭制。有资料披露，勃列日涅夫曾亲自出马找内务部长谢洛科夫，为其女婿丘尔巴诺夫疏通，让他当上了内务部副部长。之后，这位驸马爷收受贿赂654200卢布(折合美元105万)，官位却是照样稳坐。对此，有学者指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除了他本人之外，还有许多“小勃列日涅夫”式的人物，“他们都是些不慌不忙、没有棱角的平庸之辈，不太关心事业，却精于挥霍财富”。

　　二、鲜明的政治忠诚意识

　　在苏联的官场文化中，政治忠诚意识居于特别突出的位置。托洛茨基在1937年曾经针对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特别强调政治忠诚意识的情形指出，“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虽然我们不能说托洛茨基的话完全正确，但是，他在这里却明确无误地道出了苏共在干部政策问题上的特殊主义的政治伦理和价值取向。巴林顿·摩尔也持有与托洛茨基类似的观点，他指出，苏联权力的政治标准的选择，只能在“卑躬屈膝的合理性”和传统的特殊主义之间进行，或者只能是二者的结合。还有学者如G.格罗斯曼甚至指称苏联的政治制度是一个“盗窃政体”：这意味着个人一旦成为党的权力机关的一员，就如同参加了一个盗窃团伙，个人献给组织忠诚和服从，组织则给他以职位、晋升和物质利益上的好处。斯大林时期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马林科夫的副手安娜·楚卡诺娃以其亲身的经历，证明了托洛茨基等人的观点。她说，中央并不总是根据受贿、腐化堕落等实际情况和诸如党的监察委员会、国家安全机关的报告，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处置措施。这里所谓的不同的人，其实就是由政治领导人根据这些人的政治忠诚度来判断和甄别的。那些被政治领导人认为具有高度的政治忠诚度意识的，常常不至于因受贿、腐化堕落等受到惩罚;而那些被政治领导人认为政治忠诚度不高的，通常难逃厄运。

　　针对苏联党政官僚特权阶层的特殊主义政治伦理和价值取向，大卫·科兹一针见血地指出：“除了少数几个极高级的领导外，他们所有的人都完全依附于上一级官僚机构并最终依附于党。要想保住现有的位置，要想有所提升，就得要有上级党组织的嘉许才行。”一旦失宠，在斯大林时期即意味着坐牢或杀头。而在斯大林之后，“虽然不再意味着坐牢或杀头，但也要在失去位置的同时，失去物质优惠，失去权力”。就是到了苏联解体前夕，苏联的党政干部也没有摆脱政治忠诚意识的束缚。在1990年苏共中央召开的一次思想理论工作者会议上，利沃夫区党委书记贡恰鲁克仍然强调要政治忠诚，并保护政治忠诚，他说：“社会应当保护那些忠于党的思想的人们。”

　　的确，苏共要求其成员对党、对事业忠诚是合乎政治逻辑的，但是，它所要求的具有特殊主义性质的政治忠诚，对于其成员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外部强加的，却不是他们自己内在的选择。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科恩所说：“如果一致奉行的目标系由外部强加的，公民对这种社会的忠诚就绝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这种对政治忠诚的特殊主义要求，在政治权力分配领域往往造成任人唯亲、裙带现象严重的不良后果（当然还有出卖、贿赂、逢迎等其他副产品)，而激烈的党内权力斗争，在客观上也促使着政治领袖、政党将那些较为核心和重要的且能够带来丰厚利益的工作给予其值得信赖的人，借此增加他们手中权力的砝码，增强他们在权力斗争中获胜的权重。

　　三、严重的官僚特权现象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苏共领导人十分担心苏共会转变为一个官僚主义集团，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苏联社会中还是最终形成了一个党政官僚特权阶层。一般认为，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萌芽于斯大林时期，发展于赫鲁晓夫时期，形成于勃列日涅夫时期。据俄国学者的保守估计，官僚特权阶层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人口的1.5%。

　　布哈林早在1922年就认为在苏联出现了一个“新阶级”。他指出：“即使是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即使手上长满了老茧……也不能担保不会变成一个新阶级，因为如果我们设想一下，一部分从工人阶级中上升的人，脱离了工人群众，并以过去当过工人的资格获得了垄断地位，那么他们同样会成为某种种姓，并且也可能成为一个‘新阶级’。”他还说：“特别是在普遍贫穷的情况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行政机关和领导机关都必定比普通工人拿多得多的消费品时，工人群众文化上的落后就会引起部分自身来自工人群众的干部极其严重地脱离群众的危险……拿工人阶级出身和无产阶级优良品质这样的话来否定这种危险是无济于事的。”布哈林这里所指的“新阶级”，其实就是后来在苏联社会中形成的党政官僚特权阶层。应当说，苏联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党政官僚特权阶层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苏联怀有好感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1935年应邀对苏联作了一个月的访问，他敏锐地观察到：“对党自身来说，可能不知不觉地形成由久经考验的领导人、忠于党的技术工作者、各种先进生产者以及工人大军、集体农庄庄员大军和士兵大军的精英人物组成的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美国学者科迪维拉也认为：“在苏维埃政治制度的74年中，无数一文不名的人的社会层次升高了，得到了富裕的生活。有些人是在运动领域得到这种生活，其他人则是在技术领域或军事领域得到这种生活的。”

　　那么，就这样一个队伍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来说，他们所享受的特权则是名目繁多的。二次大战以后，苏联官僚特权现象“制度化”，特权主要表现为：一是发放“钱袋”。除工资外，每个领导干部还能得到一个封好了的装钱信封。里面有多少钱，这些追加的钱按什么样的标准分发，出自哪一项基金，普通老百姓无从知道。这种红包超越正常收入之大是惊人的。二是享受豪华住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住房不是商品，不能在市场上流通。干部住房均由国家分配使用。高级干部往往可以获得多套住房。据称，部长以上干部可享有4套住房：一为在莫斯科的公寓房，二为莫斯科市内豪华别墅，三为乡间别墅，四为黑海休假别墅。按规定，除公寓及黑海休假别墅外，其余两套住房可以由子女继承。三是享受名目繁多的特殊服务。高级干部都配有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医护人员、勤杂人员等，均由国家支付工资。其中有部分属于工作需要，但大量的是公私不分，化公为私。至于特供的紧俏商品的代购券等，仍按惯例发放。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主要有：(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他商品。(3)特教权。在苏联，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卫权。高级官员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产生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对于苏联官僚特权现象，大卫·科兹评论道：“在苏联体制中，最好的东西不是拿来卖的。单靠有钱并不能得到它们。消费和你的地位高低、职位大小密不可分。我们可以把这种视地位和职位高于财富的制度为半封建的，但它却是现代苏联官僚机构的高效发动机。”

　　四、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所谓官僚主义是指，“国家工作人员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只知发号施令的坏作风。表现为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独断专行，压制民主，以至专横跋扈，称王称霸等等;还包括部门林立，机构臃肿，层次繁多，互相扯皮，人浮于事，虚职过多，工作效率低下等现象”。据此观察，官僚主义作风则是苏联官场文化的又一表现形态。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列宁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在经济文化落后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已变成了一个“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他明确指出，“官僚主义就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在1920年9月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中也指出：官僚主义已经“普遍存在于我们的许多管理总局和中央机关中”。列宁还谈到了官僚主义的危害：“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之所以在苏联官场当中会出现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主要在于：党与国家同构、党政机构重叠且人员臃肿、党政职能不分、以党代政以及党的官僚化等等体制架构上的不合理，使得在苏联政治生活中，在党政官员、机构之间，互相扯皮、遇事推诿、无人负责、办事拖拉和缺乏效率等。在1920年1月，列宁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说道：“我几乎在人民委员会每一次的会议上都给令人厌恶的本位主义的争吵弄得痛苦不堪。……我有多次体验，因此我说，总有一天我们开完一次会后我会去跳水自杀。”列宁为什么会如此的痛心，以至于要“跳水自杀”?主要原因就是他对各部门的职能划分不清，工作机制不顺畅，相互扯皮，无人负责，运转缺乏效率，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等现象感到不满。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也正是这种情况，使得有些问题的解决只好依靠领导人的批示、通信、便条等非制度化的方法。而这种不依靠正式制度的情况，到最后反而为人治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由于党内民主和监督机制的实质上的缺失，党的领导脱离普通党员和劳动者的倾向越来越严重。

　　应当说，列宁认识到了官僚主义在苏联政治生活中的危害，并对之进行了斗争，但令人遗憾的是，列宁并没有从根本上铲除官僚主义，以至于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效率低下的官僚主义作风问题成了苏共的一个顽疾。在斯大林时期，为了克服庞大的官僚体系及其所带来的官僚主义现象，斯大林也曾采取了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的措施，但是，官僚主义的严重程度甚至达到了如斯大林这样的“钢铁巨人”都无法对付的地步。甚至有人认为，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斯大林一手导演的“大恐怖”，就是因为官僚体系过于庞大繁复，他感觉到难以对付，于是在“他走投无路情急之下想出来的对策，用以克服‘官僚阵营的重重障碍，对政府控制禁令的种种回避伎俩’”。但是，这些措施不仅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反而导致官僚队伍的愈加庞大。“每次欲改进行政效率及弹性的尝试，却都难逃失败的命运，反使行政系统愈加肿大，其存在更不可少。到30年代的最后几年，行政人员每年以二倍半于总就业人口的速度增长，战争逐渐到来，苏联已经发展成每两名蓝领工人，就有一名行政人员的头重脚轻之势。”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前，部级单位已由列宁后期的13个增加到68个。

　　在赫鲁晓夫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后，曾采取干部轮换制以反对官僚主义，然而，赫鲁晓夫却因动了官僚队伍的奶酪，最终被他们逼宫而下台。深谙斯大林提出的“干部决定一切”真谛的勃列日涅夫，在其任内保障了干部队伍的稳定，但是也使这一时期的官僚主义达到了严重的地步。所以，霍布斯鲍姆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这个僵化的结果终于出现。”

　　五、严重的形式主义做派

　　所谓形式主义是指，“片面追求形式而忽视内容的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方法和作风……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为只图虚名，不讲实效，满足于做追求形式的表面文章”。在苏联的官场文化中，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做派。

　　苏联官场文化中的形式主义做法，最典型的体现就是理论以及按照这种理论制定出来的政策与苏联社会实际的脱节。我们知道，苏联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的，这一事实本身即表明苏共所秉持的意识形态与落后俄国现实之间存在落差。但是，这种落差并不能阻止苏共在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由于必须使自己国家的实践像是社会主义的样子，于是，在这一动机的促使下，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弥漫着形式主义的空气。在苏维埃政权建立时，经托洛茨基提议，列宁同意把政府称作人民委员会，部长称作人民委员，从而摆脱资产阶级色彩，并使无产阶级政府具有革命色彩。同时，列宁还认为，“雇农”这一名称“带有侮辱的意思”，主张改称“农业工人”这一社会主义称呼。在1929年底，斯大林不顾具体国情，宣布废止新经济政策，强制在农村推行全盘集体化政策，进而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因为，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不能允许作为剥削阶级的富农阶级存在的，消灭富农阶级也就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消灭富农阶级的运动也被看作是在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于是就出现了1929-1930年的针对富农进行的“清洗”。到1936年，斯大林在宪法中宣布苏联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时候，更是不允许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存在了。这一政策给当时的农村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即使是严重违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个人崇拜和“大清洗”，斯大林也都把它们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而对于那些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相符合的政策和措施，即使是切实可行的，也不允许存在。进入20世纪50年代，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的分离已经不再适应当时的生产发展形势了，但是，斯大林依然相信生产资料公有制程度越高越是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单位越大越是社会主义，因此，仍然在50年代初合并集体农庄，使其规模扩大一倍多。在1952年经济学家萨宁娜和温什尔写信给斯大林，建议把机器拖拉机站的基本生产工具出售给集体农庄时，斯大林批评道：这“就是向落后方面倒退一步，就是企图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转”。因为在斯大林看来，如果允许这些不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政策、措施存在，就称不上社会主义了。在苏联其他领导人那里，这种情况也是同样存在的。在赫鲁晓夫时期，他为了建立所谓的“全民国家”，并向共产主义过渡，径直把许多集体农庄改为国营农场，二百多万农庄庄员即由此一跃而成为农场工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

　　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作为苏共最高领导人如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者，都不能摆脱形式主义的羁绊，且为人们提供了形式主义的样板，那么，在其周围乃至整个苏联都染上了形式主义的毛病。而且，领导人的爱好经过强大的国家宣传机器的渲染，便更加强化了形式主义。在苏联，标语、口号满天飞，许多工厂和车间都以领导人的名字或“红色”词语来命名，在人们的日常的辞藻中充满着“革命话语”等现象。事实上，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不仅拉大了官员与民众的心理距离，也造成了民众政治心理上的冷漠等后果。

　　其实，在苏联的官场文化中，还有其他类型的表现形态，例如骄奢淫逸的享乐主义等。如勃列日涅夫本人酷爱打猎、居住豪华别墅和收藏高级轿车。在他坐上总书记宝座后，当他母亲从乡下赶来看他时，他竟自豪地领着他的母亲观看他的精美家具、豪华别墅，俨然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哪里还有什么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可言。又如，曾任戈尔巴乔夫总统办公室主任的瓦·博尔金根据亲身经历而指出：“我到基层出差，看到那里有客必请，常常大摆宴席，不顾来宾而自己狂饮。向客人赠送礼品总忘不了也给自己留一份。很难相信，有谁到企业参观视察之后，其汽车后备箱中没有放进参观‘纪念品’。”

　　毫无疑问，这种官场文化是和先进、崇高等绝缘的，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破坏了苏共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败坏了苏共的政治形象，到最后落得个众叛亲离的悲惨结局。因此，对于斯大林那句著名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以及在这句口号指导下的政治实践，值得深刻反思。而综观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真正的主人。在此，我们记住列宁的话是有益的。他说：“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