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曾有过一段“兄弟般”友谊的关系密切时期，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事业的飞速发展也得到过苏联的帮助。不过在这一时期，苏方宣传“无私援助”时曾以居高临下的不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还斤斤计较一些装备费用并记下款务，在过惯了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中国领导人心中也留下了一些不满。60年代两国反目后，欠款和还债成为中苏关系的一项重大问题，在中国国内多年间还曾引出了“逼债”一类传言。如今，在人们已经习惯了市场经济并强调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形势下，再回顾这段让人感慨的历史，仍可引发一些深层次的反思。

　　抗美援朝时苏联以半价对华提供武器，留下13亿美元军火债

　　新中国从成立起便同苏联结盟，是由中苏两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特殊联系所决定。从共产国际时代起，苏联便以国际主义为立国原则，出资援助他国共产党，同时又伴以“老子党”式的指手画脚。这种两重性体现在苏共对中共的关系上，决定了中苏两国会走向结盟，又注定了后来随着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而会出现关系破裂。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立起，便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实际由苏联出钱)，在建党初期还是地下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以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的外援而论，革命战争期间援助中共的钱款只是微小数目，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还远比不上对国民党的援款。例如按中共历史档案中的财务统计，1927年国际方面秘密拨付的各种款项总额不足100万银元，而按顾问鲍罗廷被解职回国时所称，苏联向国民党政府和西北冯玉祥部的援助价值累计超过5000万银元。后来中国共产党人转入被包围的农村根据地，经济来源基本靠自力更生，在政治上也能摆脱“老子党”式的指挥而独立自主。在解放战争期间，苏联只是秘密向东北解放区转交过部分缴获日本的旧武器(同时还从东北索要了许多物资)，并没有提供过本国制造的军事装备。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于1949年7月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提出购买飞机舰艇等解放台湾急需的装备，斯大林表示同意，从此开始向解放军提供武器。

　　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购买武器缺少现汇。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中苏双方于1950年2月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宣布对华提供3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机器等物资，实际上内部议定这笔钱大部用于对苏联提供的海空装备付款。

　　1950年10月，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并派周恩来、林彪赴苏联洽商武器问题。斯大林急切地希望中国参战，表示可提供所需各种武器。当时任翻译的师哲回忆说：“我们和苏联谈判时，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谈军火的价格。”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过惯了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对商品经济很不熟悉。一向以办事精细著称的周恩来私下对师哲说：“我们接受苏方的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贡献而接收的。”长期在苏联生活过的师哲却回答说：“他们办具体事情的人不会同意我们不付钱的想法。”事后证明，并非是“办具体事情的人”要同中国算账，斯大林本人的态度也是如此。

　　中国入朝部队出发前，10月13日毛泽东致电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希望他向斯大林交涉，所取得的武器最好采用租借方式，苏方却要将装备折价算作对华贷款。1951年2月，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在北京签订了关于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贷款的协定，规定以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界，此前订货以全价付款，此后以半价付款。对此，苏方的解释是援朝应“共同负担”，两国各出一半的钱。当时中国对朝鲜的全部人力物力援助都是无偿的，苏联却对武器款斤斤计较。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从美国得到的约100亿美元的租借物资，直到70年代才同意象征性地偿还了3亿美元。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斯大林也曾无偿提供过部分装备，主要是为了弥补双方不愉快而做出的政治姿态。此间苏联提供的陆军装备，几乎全部是二次大战用过的旧品。如苏军已装备AK-47自动枪，对华只提供波波沙-41冲锋枪。苏军已逐步用T-54坦克换装，便把淘汰下来的3000余辆T-34运到中国，许多车体上还留有对德作战时的弹痕，只是刷上一层新漆。苏联起初对华提供的七个师空军装备，有六个师配备米格-9这种1946年苏联研制出而感到不满意的第一种喷气式战斗机。中国空军领导人认为其无法同美军F-84交锋，更不能抗衡F-86，为此同苏联顾问发生争吵。斯大林考虑到两国关系，才于1951年5月两次致电毛泽东致歉，并无偿送给372架米格-15。中国接受苏援第一批武器后，将三个师装备无偿转交朝鲜人民军，斯大林闻讯后为显示其更高的风格，决定再无偿对华援助二十个陆军师的武器。1952年，苏联决定将60架伊尔-28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卖给中国，这也是斯大林在世时唯一对新中国提供的现役新式装备。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大部分装备系有偿(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人民币的装备。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中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以上。解放军掌握这些武器，对于迅速提高战术技术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1970年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说：“我看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

　　苏联领导人中间赫鲁晓夫对华援助的质量最高、意义最重大

　　中苏关系破裂后的很长时间里，国内曾出现一种传说，即称斯大林时期援华慷慨热情，赫鲁晓夫则扮演了撕毁援助合同和“逼债”的角色。其实，若是仔细研究历史档案和亲历者的回忆，在苏联历届领导人中，对华提供援助最多且质量最高者恰恰是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临终前没有明确指定接班人，这使苏联领导层出现最高权力的争夺。同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其地位还不能同斯大林担任的总书记相比，急需得到中国党的支持。据俄罗斯解密的档案记载，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礼物。伏罗希洛夫发言称这是苏联经济难以承受的，赫鲁晓夫则说非如此不能使中国人感受到友谊。果然，在这次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典期间，赫鲁晓夫改变了斯大林过去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废除了中苏关系中一些不平等约定，议定从旅顺撤军和交还基地。对于提供常规武器，苏联也改变了斯大林时期主要提供已淘汰的旧品的做法，改为提供现役新装备样品和生产技术。

　　1954年11月起，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米格-17样品及全套资料，中国于1956年仿制成功命名为歼-5歼击机。1955年1月以后，苏联向中国转交了AK-47自动枪、C-41半自动步枪、捷克加列夫轻机枪等技术资料，中国于翌年分别仿制成56式冲锋枪(实际应称自动步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苏联还提供了现役的T-54A坦克和各种火炮的样品图纸，中国仿造成功后命名为59式坦克和带“5”字头的各式火炮。中国军工水平就此于50年代后期又实现了一次代的飞跃，在常规装备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援华苏联专家的工资也由中方付。不过根据中苏两国的科技协定，提供技术是免费的，只交纸张和复印费，而技术援助恰恰是中国方面最需要的。1952年中国制定“一五”计划时，斯大林同意帮助建设141项重点工程，1954年赫鲁晓夫又追加15项并提升质量，成为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著名的“156项”。后来落实的工程共150项，其中44项是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的制造厂。这样，在不到十年时间内，中国以几十亿人民币费用就建立起配套的国防工业基础，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创造了成本最低和规模速度空前的纪录。

　　赫鲁晓夫时代对中国提供的最重要的援助，是帮助建造核弹、导弹生产企业和相应技术。1954年赫鲁晓夫来华时，毛泽东曾提出过是否能在核弹、导弹技术方面提供帮助，苏方采取了婉拒态度。1956年东欧出现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1957年6月苏共党内莫洛托夫等元老又要求推翻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掌握军队的朱可夫主持下打倒了多数中央主席团成员，却未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同年7月上旬，赫鲁晓夫派主席团委员米高扬来华介绍情况，希望中共中央对他表示支持。毛泽东连夜主持开会研究，中共中央最后决定为照顾中苏关系，并考虑到赫鲁晓夫是当时苏共领导中比较好打交道的一位，公开表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鉴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7月18日聂荣臻提出，应利用这一机会交涉核技术援助，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马上做出安排。此次苏方反应空前迅速，7月20日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代表政府做出同意答复。据前些年已经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记载，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

　　1957年9月，聂荣臻所率的中国代表团访苏，赫鲁晓夫在确认毛泽东同意访苏的消息后，同意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同年11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了六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在大会发言中表示了支持赫鲁晓夫战胜“反党集团”，同时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为首”地位。从同年末开始，苏联开始履行协议，对华提供了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事业的起步的最早样品。翌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了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千名专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的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的核实验场，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

　　1958年夏天，中苏之间因“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发生争执，翌年6月赫鲁晓夫通知中国“暂缓两年”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制造技术。1960年7月，苏联又撤回在中国核工业和军工部门的专家，不再履行这一领域的协定，不过此前苏联的技术援助还是大大加快了中国“两弹”事业的进程。中国能完成“两弹一星”这一伟大事业，主要因素无疑是本国科技人员的努力和全国各部门的团结奋斗，苏联短时期的援助也毕竟起到了一些作用。笔者同周恩来总理最后两任军事秘书周家鼎、王亚志谈到此事时，这两位当年亲自参与其事的老前辈都感叹说，苏联中断合同撤走专家，留下一堆“半拉子”工厂，却毕竟比我们白手起家要好得多。

　　回顾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军事援华的这段令人感慨不已的历史，可以看到赫鲁晓夫在原则问题上反复摇摆且缺乏信义，最后采取撤退专家、中断合同的方式，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在后来的多年间，赫鲁晓夫成为中国人指责的对象也属咎由自取，不过他对华给予过的高质量援助还是应该在史册上写下一笔。

　　“大跃进”时不能按时对苏交货又欠下一笔经济债

　　1958年中国发起“大跃进”后，经济很快陷入困境。当时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中对苏联贸易占一半，出口主要是粮、油、肉、蛋，进口主要是机器和武器装备。在1959、1960年两年间，国内因副食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对苏联交货，贸易欠债达25亿卢布。

　　后来国内有一种传说，称中国是在困难年代向苏联归还了抗美援朝所欠的巨大债务。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借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其他有些资料列举的欠债数字与此略有不同(一说为59亿元人民币)，主要是因计算方式(如利息折算等)的差别造成。根据《中国财政统计》中公布的数字，从50年代初至1960年，我国对苏联已经还债33亿元人民币，即已将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此时所欠的债务主要已经不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务，而多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

　　1959年以后，国家每年有50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财政支出，偿还这笔23亿元的欠款，按正常情况而论不应是一个大数目。不过此时国内因极“左”错误指导造成的经济恶果已完全显现，饥荒蔓延各省，用救赈饥民急需的农业产品还债便有一些困难。1960年6月，中苏两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因对国际形势和评价斯大林的看法发生争执，赫鲁晓夫在气恼中竟口出赌气式的恶言称：“我们可以把斯大林的尸体运到北京，供你们欣赏。”为施加政治压力，同年7月间苏联政府又从中国撤走全部专家并中止多数合同。鉴于国内出现的困境，同年底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以口头声明表示，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在贸易方面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五年内还清。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后来国内一度传说所谓苏联“逼债”，能够找到的主要根据便是指此事，而随后的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

　　1960年11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中苏两党在争吵后出于各自战略需求，都采取了防止破裂的措施，最终达成了共同宣言。随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访苏，几个月前双方的紧张关系又得到缓和。刘少奇访苏期间，米高扬曾表示很快会恢复一些援华项目并再派专家，随之赫鲁晓夫又提出中国可延期还清贸易欠款。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曾说明：“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由此可看出，在60年代前期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以节衣缩食实行援外的数目(主要是援助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也远超过对苏还债。

　　60年代前期，中国在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对苏仍如期提供实物抵债甚至提前还款。据国内已公布的统计数字，在1960至1964年这五年间，中国每年对苏还债额分别为3.63亿、5.19亿、8.54亿、9.61亿、12.16亿元人民币，至1965年提前还清了对苏欠款。如排除情绪化的传言来进行量化分析，可看出这一时期中国平均每年对苏还债数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2%左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述这段历史，可看出中国对苏还债无疑增加了国家部分开支，在总支出中比例却很小，当然不会是造成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

　　中苏关系恶化后毛泽东为表示“争气”提前还债

　　中苏关系恶化后，对苏还债一事被提到很重要的议题上，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1989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来到北京时，邓小平曾向他深刻说明了过去中苏矛盾“真正的实质问题在于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当年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对苏欠款，苏联领导人乘机以恩人自居，这在两党出现严重分歧时无疑会使中方产生严重心理压力，还债这一经济行为便被上纲到“争气”和“反修”的高度，并与国内经济困难的起因联系起来。

　　中苏关系良好时，出现商贸拖欠这一经济交往中的常见现象，并未引起双方领导人的特别重视。1960年春夏之际中苏双方出现严重分歧，同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重点讨论“反修”问题。会议期间，传来赫鲁晓夫于7月16日突然通知撤退在华全部专家的消息，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会上有人说：“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在本国已经严重缺粮、缺副食的情况下，要“争口气”提前还债，确实显示了一种自强和无畏的气概。从同年10月起，毛泽东还带头不吃肉，以示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中国方面显示出不向苏联压力屈服的态度，使一心想维护在国际共运中“为首”地位的赫鲁晓夫处境尴尬。他为缓和对华关系，从1960年末至1961年春天一度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1961年2月，赫鲁晓夫写信给周恩来，主动提出愿意提供当时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技术资料，以供中国仿制。2月27日，赫鲁晓夫又致函毛泽东提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口头答复，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再欠苏联粮食的原因，中共中央提出可将这些粮食作为后备而未接受，还是立足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进口粮食(当时美国提出的售粮报价最低，因中美敌对的政治原因不能购买)。对于古巴糖，中国方面接受下来，在三年困难时成为下发的重要滋补品。

　　1961年3月，苏联政府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间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4月间双方就此达成协议。当时这一消息由《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中国广大群众中间产生了好的影响。同年夏天，中苏关系因阿尔巴尼亚等问题严重恶化后，苏联又不肯兑现再派对华专家和恢复援助的承诺，中国也开始了全面的“反修”斗争，“逼债”及由此造成经济困难一说又以基层干部宣讲和民间传说方式长期传播。不过在中共中央致苏共的公开信和政府声明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有“逼债”一事。

　　1965年中国提前还清了对苏欠款，随后又还清了国内公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成为国内宣传中自豪的话语。中国在国际债务中严守信用，此后多年间还成为国外愿意对华大量投资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看当年对苏还债一事确实造成了长远的良好影响，也显示了中国人的志气。不过从与世界接轨长远地发展经济的角度看，当时的中国人受长期自然经济的历史局限，对如何引进外资以促进国内建设的确认识不足，在接受外援和对外援助时如何贯彻经济上互利的原则也缺乏经验，一些做法和说法并不合乎国家长远的经济利益。

　　历史证明，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乃至整个经济建设要取得迅速的发展，必须注重引进国外先进的装备和技术，一些正常的借款也是需要的。中国的对外交往特别是引进装备技术，应着重国家利益考虑而不应过多纠缠政治原则的概念分歧，如果在对外交往中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一旦发生政治分歧便往往会由亲转仇。这些经验教训不仅体现在中苏关系中，在中国援外中也充分显现出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确立以国家利益而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按照市场规律处理对外经济交往等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才得以树立起来。

　　(徐焰，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少将，博士生导师，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历史分会副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曾有过一段“兄弟般”友谊的关系密切时期，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事业的飞速发展也得到过苏联的帮助。不过在这一时期，苏方宣传“无私援助”时曾以居高临下的不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还斤斤计较一些装备费用并记下款务，在过惯了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中国领导人心中也留下了一些不满。60年代两国反目后，欠款和还债成为中苏关系的一项重大问题，在中国国内多年间还曾引出了“逼债”一类传言。如今，在人们已经习惯了市场经济并强调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形势下，再回顾这段让人感慨的历史，仍可引发一些深层次的反思。

　　抗美援朝时苏联以半价对华提供武器，留下13亿美元军火债

　　新中国从成立起便同苏联结盟，是由中苏两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特殊联系所决定。从共产国际时代起，苏联便以国际主义为立国原则，出资援助他国共产党，同时又伴以“老子党”式的指手画脚。这种两重性体现在苏共对中共的关系上，决定了中苏两国会走向结盟，又注定了后来随着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而会出现关系破裂。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立起，便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实际由苏联出钱)，在建党初期还是地下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以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的外援而论，革命战争期间援助中共的钱款只是微小数目，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还远比不上对国民党的援款。例如按中共历史档案中的财务统计，1927年国际方面秘密拨付的各种款项总额不足100万银元，而按顾问鲍罗廷被解职回国时所称，苏联向国民党政府和西北冯玉祥部的援助价值累计超过5000万银元。后来中国共产党人转入被包围的农村根据地，经济来源基本靠自力更生，在政治上也能摆脱“老子党”式的指挥而独立自主。在解放战争期间，苏联只是秘密向东北解放区转交过部分缴获日本的旧武器(同时还从东北索要了许多物资)，并没有提供过本国制造的军事装备。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于1949年7月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提出购买飞机舰艇等解放台湾急需的装备，斯大林表示同意，从此开始向解放军提供武器。

　　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购买武器缺少现汇。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中苏双方于1950年2月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宣布对华提供3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机器等物资，实际上内部议定这笔钱大部用于对苏联提供的海空装备付款。

　　1950年10月，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并派周恩来、林彪赴苏联洽商武器问题。斯大林急切地希望中国参战，表示可提供所需各种武器。当时任翻译的师哲回忆说：“我们和苏联谈判时，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谈军火的价格。”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过惯了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对商品经济很不熟悉。一向以办事精细著称的周恩来私下对师哲说：“我们接受苏方的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贡献而接收的。”长期在苏联生活过的师哲却回答说：“他们办具体事情的人不会同意我们不付钱的想法。”事后证明，并非是“办具体事情的人”要同中国算账，斯大林本人的态度也是如此。

　　中国入朝部队出发前，10月13日毛泽东致电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希望他向斯大林交涉，所取得的武器最好采用租借方式，苏方却要将装备折价算作对华贷款。1951年2月，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在北京签订了关于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贷款的协定，规定以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界，此前订货以全价付款，此后以半价付款。对此，苏方的解释是援朝应“共同负担”，两国各出一半的钱。当时中国对朝鲜的全部人力物力援助都是无偿的，苏联却对武器款斤斤计较。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从美国得到的约100亿美元的租借物资，直到70年代才同意象征性地偿还了3亿美元。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斯大林也曾无偿提供过部分装备，主要是为了弥补双方不愉快而做出的政治姿态。此间苏联提供的陆军装备，几乎全部是二次大战用过的旧品。如苏军已装备AK-47自动枪，对华只提供波波沙-41冲锋枪。苏军已逐步用T-54坦克换装，便把淘汰下来的3000余辆T-34运到中国，许多车体上还留有对德作战时的弹痕，只是刷上一层新漆。苏联起初对华提供的七个师空军装备，有六个师配备米格-9这种1946年苏联研制出而感到不满意的第一种喷气式战斗机。中国空军领导人认为其无法同美军F-84交锋，更不能抗衡F-86，为此同苏联顾问发生争吵。斯大林考虑到两国关系，才于1951年5月两次致电毛泽东致歉，并无偿送给372架米格-15。中国接受苏援第一批武器后，将三个师装备无偿转交朝鲜人民军，斯大林闻讯后为显示其更高的风格，决定再无偿对华援助二十个陆军师的武器。1952年，苏联决定将60架伊尔-28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卖给中国，这也是斯大林在世时唯一对新中国提供的现役新式装备。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大部分装备系有偿(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人民币的装备。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中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以上。解放军掌握这些武器，对于迅速提高战术技术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1970年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说：“我看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

　　苏联领导人中间赫鲁晓夫对华援助的质量最高、意义最重大

　　中苏关系破裂后的很长时间里，国内曾出现一种传说，即称斯大林时期援华慷慨热情，赫鲁晓夫则扮演了撕毁援助合同和“逼债”的角色。其实，若是仔细研究历史档案和亲历者的回忆，在苏联历届领导人中，对华提供援助最多且质量最高者恰恰是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临终前没有明确指定接班人，这使苏联领导层出现最高权力的争夺。同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其地位还不能同斯大林担任的总书记相比，急需得到中国党的支持。据俄罗斯解密的档案记载，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礼物。伏罗希洛夫发言称这是苏联经济难以承受的，赫鲁晓夫则说非如此不能使中国人感受到友谊。果然，在这次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典期间，赫鲁晓夫改变了斯大林过去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废除了中苏关系中一些不平等约定，议定从旅顺撤军和交还基地。对于提供常规武器，苏联也改变了斯大林时期主要提供已淘汰的旧品的做法，改为提供现役新装备样品和生产技术。

　　1954年11月起，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米格-17样品及全套资料，中国于1956年仿制成功命名为歼-5歼击机。1955年1月以后，苏联向中国转交了AK-47自动枪、C-41半自动步枪、捷克加列夫轻机枪等技术资料，中国于翌年分别仿制成56式冲锋枪(实际应称自动步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苏联还提供了现役的T-54A坦克和各种火炮的样品图纸，中国仿造成功后命名为59式坦克和带“5”字头的各式火炮。中国军工水平就此于50年代后期又实现了一次代的飞跃，在常规装备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援华苏联专家的工资也由中方付。不过根据中苏两国的科技协定，提供技术是免费的，只交纸张和复印费，而技术援助恰恰是中国方面最需要的。1952年中国制定“一五”计划时，斯大林同意帮助建设141项重点工程，1954年赫鲁晓夫又追加15项并提升质量，成为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著名的“156项”。后来落实的工程共150项，其中44项是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的制造厂。这样，在不到十年时间内，中国以几十亿人民币费用就建立起配套的国防工业基础，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创造了成本最低和规模速度空前的纪录。

　　赫鲁晓夫时代对中国提供的最重要的援助，是帮助建造核弹、导弹生产企业和相应技术。1954年赫鲁晓夫来华时，毛泽东曾提出过是否能在核弹、导弹技术方面提供帮助，苏方采取了婉拒态度。1956年东欧出现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1957年6月苏共党内莫洛托夫等元老又要求推翻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掌握军队的朱可夫主持下打倒了多数中央主席团成员，却未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同年7月上旬，赫鲁晓夫派主席团委员米高扬来华介绍情况，希望中共中央对他表示支持。毛泽东连夜主持开会研究，中共中央最后决定为照顾中苏关系，并考虑到赫鲁晓夫是当时苏共领导中比较好打交道的一位，公开表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鉴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7月18日聂荣臻提出，应利用这一机会交涉核技术援助，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马上做出安排。此次苏方反应空前迅速，7月20日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代表政府做出同意答复。据前些年已经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记载，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

　　1957年9月，聂荣臻所率的中国代表团访苏，赫鲁晓夫在确认毛泽东同意访苏的消息后，同意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同年11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了六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在大会发言中表示了支持赫鲁晓夫战胜“反党集团”，同时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为首”地位。从同年末开始，苏联开始履行协议，对华提供了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事业的起步的最早样品。翌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了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千名专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的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的核实验场，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

　　1958年夏天，中苏之间因“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发生争执，翌年6月赫鲁晓夫通知中国“暂缓两年”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制造技术。1960年7月，苏联又撤回在中国核工业和军工部门的专家，不再履行这一领域的协定，不过此前苏联的技术援助还是大大加快了中国“两弹”事业的进程。中国能完成“两弹一星”这一伟大事业，主要因素无疑是本国科技人员的努力和全国各部门的团结奋斗，苏联短时期的援助也毕竟起到了一些作用。笔者同周恩来总理最后两任军事秘书周家鼎、王亚志谈到此事时，这两位当年亲自参与其事的老前辈都感叹说，苏联中断合同撤走专家，留下一堆“半拉子”工厂，却毕竟比我们白手起家要好得多。

　　回顾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军事援华的这段令人感慨不已的历史，可以看到赫鲁晓夫在原则问题上反复摇摆且缺乏信义，最后采取撤退专家、中断合同的方式，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在后来的多年间，赫鲁晓夫成为中国人指责的对象也属咎由自取，不过他对华给予过的高质量援助还是应该在史册上写下一笔。

　　“大跃进”时不能按时对苏交货又欠下一笔经济债

　　1958年中国发起“大跃进”后，经济很快陷入困境。当时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中对苏联贸易占一半，出口主要是粮、油、肉、蛋，进口主要是机器和武器装备。在1959、1960年两年间，国内因副食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对苏联交货，贸易欠债达25亿卢布。

　　后来国内有一种传说，称中国是在困难年代向苏联归还了抗美援朝所欠的巨大债务。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借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其他有些资料列举的欠债数字与此略有不同(一说为59亿元人民币)，主要是因计算方式(如利息折算等)的差别造成。根据《中国财政统计》中公布的数字，从50年代初至1960年，我国对苏联已经还债33亿元人民币，即已将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此时所欠的债务主要已经不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务，而多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

　　1959年以后，国家每年有50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财政支出，偿还这笔23亿元的欠款，按正常情况而论不应是一个大数目。不过此时国内因极“左”错误指导造成的经济恶果已完全显现，饥荒蔓延各省，用救赈饥民急需的农业产品还债便有一些困难。1960年6月，中苏两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因对国际形势和评价斯大林的看法发生争执，赫鲁晓夫在气恼中竟口出赌气式的恶言称：“我们可以把斯大林的尸体运到北京，供你们欣赏。”为施加政治压力，同年7月间苏联政府又从中国撤走全部专家并中止多数合同。鉴于国内出现的困境，同年底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以口头声明表示，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在贸易方面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五年内还清。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后来国内一度传说所谓苏联“逼债”，能够找到的主要根据便是指此事，而随后的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

　　1960年11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中苏两党在争吵后出于各自战略需求，都采取了防止破裂的措施，最终达成了共同宣言。随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访苏，几个月前双方的紧张关系又得到缓和。刘少奇访苏期间，米高扬曾表示很快会恢复一些援华项目并再派专家，随之赫鲁晓夫又提出中国可延期还清贸易欠款。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曾说明：“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由此可看出，在60年代前期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以节衣缩食实行援外的数目(主要是援助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也远超过对苏还债。

　　60年代前期，中国在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对苏仍如期提供实物抵债甚至提前还款。据国内已公布的统计数字，在1960至1964年这五年间，中国每年对苏还债额分别为3.63亿、5.19亿、8.54亿、9.61亿、12.16亿元人民币，至1965年提前还清了对苏欠款。如排除情绪化的传言来进行量化分析，可看出这一时期中国平均每年对苏还债数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2%左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述这段历史，可看出中国对苏还债无疑增加了国家部分开支，在总支出中比例却很小，当然不会是造成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

　　中苏关系恶化后毛泽东为表示“争气”提前还债

　　中苏关系恶化后，对苏还债一事被提到很重要的议题上，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1989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来到北京时，邓小平曾向他深刻说明了过去中苏矛盾“真正的实质问题在于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当年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对苏欠款，苏联领导人乘机以恩人自居，这在两党出现严重分歧时无疑会使中方产生严重心理压力，还债这一经济行为便被上纲到“争气”和“反修”的高度，并与国内经济困难的起因联系起来。

　　中苏关系良好时，出现商贸拖欠这一经济交往中的常见现象，并未引起双方领导人的特别重视。1960年春夏之际中苏双方出现严重分歧，同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重点讨论“反修”问题。会议期间，传来赫鲁晓夫于7月16日突然通知撤退在华全部专家的消息，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会上有人说：“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在本国已经严重缺粮、缺副食的情况下，要“争口气”提前还债，确实显示了一种自强和无畏的气概。从同年10月起，毛泽东还带头不吃肉，以示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中国方面显示出不向苏联压力屈服的态度，使一心想维护在国际共运中“为首”地位的赫鲁晓夫处境尴尬。他为缓和对华关系，从1960年末至1961年春天一度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1961年2月，赫鲁晓夫写信给周恩来，主动提出愿意提供当时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技术资料，以供中国仿制。2月27日，赫鲁晓夫又致函毛泽东提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口头答复，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再欠苏联粮食的原因，中共中央提出可将这些粮食作为后备而未接受，还是立足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进口粮食(当时美国提出的售粮报价最低，因中美敌对的政治原因不能购买)。对于古巴糖，中国方面接受下来，在三年困难时成为下发的重要滋补品。

　　1961年3月，苏联政府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间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4月间双方就此达成协议。当时这一消息由《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中国广大群众中间产生了好的影响。同年夏天，中苏关系因阿尔巴尼亚等问题严重恶化后，苏联又不肯兑现再派对华专家和恢复援助的承诺，中国也开始了全面的“反修”斗争，“逼债”及由此造成经济困难一说又以基层干部宣讲和民间传说方式长期传播。不过在中共中央致苏共的公开信和政府声明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有“逼债”一事。

　　1965年中国提前还清了对苏欠款，随后又还清了国内公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成为国内宣传中自豪的话语。中国在国际债务中严守信用，此后多年间还成为国外愿意对华大量投资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看当年对苏还债一事确实造成了长远的良好影响，也显示了中国人的志气。不过从与世界接轨长远地发展经济的角度看，当时的中国人受长期自然经济的历史局限，对如何引进外资以促进国内建设的确认识不足，在接受外援和对外援助时如何贯彻经济上互利的原则也缺乏经验，一些做法和说法并不合乎国家长远的经济利益。

　　历史证明，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乃至整个经济建设要取得迅速的发展，必须注重引进国外先进的装备和技术，一些正常的借款也是需要的。中国的对外交往特别是引进装备技术，应着重国家利益考虑而不应过多纠缠政治原则的概念分歧，如果在对外交往中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一旦发生政治分歧便往往会由亲转仇。这些经验教训不仅体现在中苏关系中，在中国援外中也充分显现出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确立以国家利益而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按照市场规律处理对外经济交往等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才得以树立起来。

　　(徐焰，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少将，博士生导师，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历史分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