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扎诺夫：哈萨克汗国的历史财富将我们从殖民主义和极权主义实验中拯救出来

　　一、哈萨克汗国的起源

　　哈萨克汗国有极为悠久的前史。他是20多个国家和两大帝国——古突厥帝国和大蒙古国——的继承者。在两千多年里，从塞人时代直到金帐汗国，这些国家的各民族都对世界历史运动产生积极影响。

　　塞人国家的军事艺术高超。塞人(塞种，或称为斯基泰人，汉译本写为“玛撒该塔伊人”——译者注)战士与马其顿亚历山大和居鲁士的英勇作战事迹被写入军事史。据说“他们在双方对峙的情况下相互射箭，很快地在他们的箭全部射完的时候，他们便相互猛冲上来用枪剑之类的武器进行殊死的厮杀。据说，他们便这样地厮杀了很长的一个时候，哪一方面都不想退却。结果是玛撒该塔伊人取得了胜利。波斯的军队大部分都死在了那里，而居鲁士本人也在统治了二十九年之后在这一场战争中战死了”。 因此，希腊史学家详细描述了玛撒该塔伊人、萨尔马特人、伊塞顿人等塞人部落及其对自由、独立价值的追求和经济生活，这绝非偶然。在这些史学家的笔下，塞人认为“马儿嘶鸣比最优美的音乐还要动听”。古代突厥人继承了塞人的传统，并创造出伟大的文化——文字。该时期的书面文献包含着关于国家和统治者、国际关系和外交的丰富信息。因此，为了纪念突厥统治者闕特勒和暾欲谷，在石刻铭文中反映了突厥人反抗中国统治的斗争。

　　自古以来，“大草原”(即欧亚草原)就以其智力天才而自豪。塞人思想家阿纳哈尔西斯有一句非常生动的格言：“希腊人那里，说话的是智者，而主事的是文盲”。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雅典社会的矛盾。阿里-法拉比、Х.А.亚萨维的名字已经被永远写入世界知识精英的史册。甚至阿拉伯人和蒙古人入侵都未能中断这种文化和国家的传承关系。波斯语词汇“达什提-基布恰克人”在从“大草原”到迷雾的英伦诸岛、到非洲的尼罗河都非常知名。

　　在我国境内出现过的每个国家的命运都非常独特。这些国家为草原民主制、宽容、经济文化-类型奠定基础，而这些都在后来构成了哈萨克民族国家的本质属性。

据称是哈萨克汗国的旗帜

　　二、哈萨克汗国与世界

　　哈萨克汗国是在世界历史、大陆历史、乃至地区历史上非常复杂的时期形成的。当时的西欧正处在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期，开始了文艺复兴。东方民族成为游牧帝国解体的见证人。非洲和美洲出现了殖民地，М.Х.杜拉提写道，“在那些日子里，阿布海尔汗全盘控制了达什提基布恰克人，他还袭击了一些术赤系的苏丹们：加尼别克汗和基莱汗出逃，前往蒙兀儿斯坦。伊桑布哈汗盛情接待了他们，并将蒙兀儿斯坦西部、楚河上的克孜巴希(在今日哈萨克斯坦东南部——译注)交给他们。他们平安到达那里的时候，乌兹别克人的乌鲁斯在阿布海尔汗去世后陷入动乱，出现纷争，多数人都投向基莱汗和加尼别克汗。这样，他们的人数就达到20万人，他们也被称为乌兹别克-哈萨克人。真主最清楚，哈萨克苏丹的统治从870年(公元1465或1466年)开始，结束于940年(公元1533年或1534年)，哈萨克人完全控制了乌兹别克斯坦大部”。

　　从哈萨克汗国建立之初，其命运就与世界性事件和周邻国家的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例如在14-15世纪里，历史进程的核心是金帐汗国和帖木儿国家解体的因素，这些事件显著地改变了欧亚的政治生态，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诺盖帐、游牧的乌兹别克人国家、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蒙兀儿斯坦，这些国家相互之间并非友善。同时，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波及哈萨克汗国。杜拉提证实，以基莱汗、加尼别克汗为一方，阿布海尔汗为另一方，双方的敌意由来已久。因此，阿布海尔汗的子女们对蒙兀儿诸汗敌意很深，而蒙兀儿诸汗也总是撇开基莱汗和加尼别克汗，单独行事。

　　战争始终是解决国家间问题的最通行的办法。15到18世纪的所有波斯语或突厥语著作中都充斥着对军事冲突的描述。许多大汗在战场上倒下了。例如，阿施塔尔汗人与塔乌凯勒汗(1592-1598在位)的军队作战近一个月，双方进行肉搏。《基布恰克人史》中说，“有一次，塔乌凯勒汗夜间发起袭击，发生了激烈战斗。塔乌凯勒汗受了重伤，因为这次受伤，塔乌凯勒汗去了亡灵的世界”。

　　早期的哈萨克统治者及其继承人都密切关注俄国、中国、伊朗和土耳其方向发生的政治等变化。每一位统治者都在哈萨克汗国的历史上留下烙印。在15世纪中期，莫斯科大公国开始摆脱了大帐的统治，一个半世纪之后出现了俄罗斯帝国。15世纪下半期还自给自足的中华帝国到了17世纪末处在满洲人的统治之下。1453年夺取君士坦丁堡后，奥斯曼帝国崛起，但因被“神圣同盟”打败以及1699年的《卡尔洛维茨和约》，其崛起之路被一时打断。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哈萨克汗国推行了多元的外交政策。广泛利用了敌国的矛盾和内讧、以及王朝联姻、外交使团和制胜战争的机会。哈萨克民族及其统治者有值得自豪的、也有为之担心的和为之捍卫的。大草原有发展畜牧业和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全部条件，也有合理生活和劳动的全部条件。《阿布海尔汗历史》中指出，还在哈萨克汗国建立之前，“达什提-基布恰克已是天界嫉妒的对象”。“从一边走到另一边，包括赛音汗的宝座所在地，所到之处，空气和水都非常美妙宜人，异于其他地区”。哈菲兹-塔内什多次强调了阿布达拉汗对乌雷套及其周边地区的印象：“在这无边无际的草原上，其高山连鸟儿都难以飞越，其平原风儿都无力刮过，汗看见了一座山，高耸入云，还发现一块巨石，撕开天幕…其顶端的高度难以想象…要登顶的想法毫无意义。山腰点缀了一些高大无比的石头，宛如双子座的璀璨星星一般。山顶则点缀了各色石头编织的桂冠。山脚下延伸着广袤的谷地，河谷有许多活水，大量的河流，无数的树木，到处都是美丽的草丛，无比可爱的草场。就如瑰丽的天国花园，如树叶般不计其数的、绚丽绽放的鲜花”。

　　因此，汗国需要强大而可靠的盟友。奥斯曼帝国被寄予厚望。哈萨克诸汗希望得到土耳其帝国的支持和援助并非没有理由：首先，双方都清楚地意识到了相同的突厥人起源;其次，共同的宗教信仰提供了合作的机会;其三，双方的一些盘算是基于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矛盾。在这方面，哈萨克统治者给土耳其苏丹艾哈迈德三世的信函具有重大历史价值——该信多半写于1711年俄罗斯和土耳其签署和约之后。信函的开头是对土耳其国家及其统治者的赞颂：“两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仆人，权力和无畏，强大和公正，荣誉和仁慈都属于你，统治陆地和海洋的大汗，汗中之汗，苏丹艾哈迈德汗，用您的光荣，和平、和谐，用心纯一的无限信仰，因对待信仰纯洁专一而成为真诚的信仰庇护者，成为伟大的统治王朝和高贵的奥斯曼汗被推举和称颂的后人”。然后强调了哈萨克汗国的立场和共同的宗教信仰：“您的真诚朋友，端坐在塔什干的阿芙拉夏布的宝座上。与自己的臣民和属地在一起，如突厥斯坦、安集延、赛拉姆、卡拉卡尔帕克人等民族，早晨和傍晚，我们都满心愉快地祷告，升起教法的旗帜。”之后道出实质：“我国与莫斯科国家之间有一块领地，称为阿卡-阿史塔克，居民都是逊尼派。此前，当这块领地处于分裂状态的时候，被莫斯科用武力侵占。之后他们就成为莫斯科的臣民，并向其缴纳赋税(巴吉)。现在，这些人民对莫斯科非常害怕，被穆斯林信仰所鼓舞，带着自己的军队和旗帜移居到我们这里。如果您援助我们，我们就可以从异教徒(卡菲尔)那里夺取这块领地上的八座城市。如果我们协同行动，我们就可以毁灭莫斯科的这些领地”。

　　但是，哈萨克-土耳其同盟最终并未达成。

　　如果看表面特征，15世纪、甚至16世纪的西欧都尚未进入哈萨克汗国的生活。但是，席卷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物质生产领域的深刻变化以及地理大发现展示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和旧大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无可置疑的优势。欧洲人对美洲和非洲的殖民化进程让人明白：等待那些经济和军事-技术方面衰弱的民族和国家是什么前景。世界历史空间充斥着残酷的竞争性斗争，征服他国领土成为平常事，没有人受到谴责，而是错在那些待宰的羔羊。

　　甚至成功的西方列强的历史道路也并不平衡。对于15-17世纪的欧洲来说，较为典型的特点是：曾经强大的国家衰落而出现了一些新的帝国。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帝国在哈萨克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上产生了不容低估的作用。例如，按照《世界史》(2013年俄罗斯科学院通史所出版)的作者的观点，曾经于15世纪盛极一时的西班牙，到了17世纪末已经不再觊觎强国的地位，开始重建自己的外交政策，只是试图保住自己在欧洲和海外的广阔领地。国家陷入分裂，连续战败摧毁了其威望。而英帝国则如旭日东升。

哈萨克汗国的位置

　　但是，应该将衰落和危机引起的困难与成长带来的困难区分开来。到塔乌凯勒汗去世(1715年)之前，哈萨克汗国如法国、英国和俄国一样，首先面临的是人口、领土、经济、外交、军事性增长带来的困难。在智识界，这些困难并不总是得到应有的对待。

　　杜拉提写道，在16世纪，“布依达什汗的时代，哈萨克人(总共)只剩下2万人。到940年(公元1533年或1534年)布依达什汗去世后，哈萨克人就完全没有了”。显然，缺乏客观信息令作者陷入迷途。哈萨克人及其汗国并未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相反，哈萨克汗国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国际联系、民族传统和特征：哈萨克民族及其语言、文化已经形成——萨尔吉兹-哲拉乌(1465-1560)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证明。哲拉乌流传至今的诗作中提及巴赫恰萨赖、克里米亚和诺盖帐，歌颂了伊斯兰宗教的价值观以及许多勇士和巴依的功勋。作者号召同时代人要和平、和谐相处，主张扩大国际联系。这是其一。其次，在16世纪二三十年代，哲迪苏不再是蒙兀儿斯坦的一部分，哈萨克诸汗在此地确立了政权，并将政权延及吉尔吉斯人。17世纪的一部著作中说：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塔希尔汗)开始统治吉尔吉斯人各部，并在该族之中逗留，直到希望他死的人对他善意地说：请到永恒之宫殿吧!布依达什汗(1532-1559年在位)巩固了塔希尔汗的外交成就。

　　大草原永远对外部世界开放。尽管大丝绸之路走向衰落，汗国与中亚、前亚、阿拉伯半岛、中国、印度、俄国、欧洲商贸界的政治和经贸关系仍未中断。塔希尔汗(1522-1532)、哈克纳扎尔(1538-1580)、塔乌凯勒汗(1582-1598)、叶西姆汗(1598-1613/1614年在位，此后于1626或1627到1628年在位)都在不同年份都与蒙兀儿斯坦、诺盖帐、马维兰纳赫尔、莫斯科公国、喀尔玛克人进行了异常复杂的谈判，解决领土问题、盟友关系、商贸关系等等。同时也发生了精神文化、价值观的交流。拉施德《史集》详细描述了东突厥斯坦、印度、西藏、巴达赫尚、克什米尔的日常生活、传统、经济、气候，这些地方经常有一些具有哈萨克人精神特质的人士。《史集》的一些信息有助于我们得出上述结论。

　　留存下来的统治精英的往来文书(信函的接收人标记为许多国家的高官)、以及在接待外国贵宾时的外交规则和礼仪都能够证实哈萨克汗国早已融入国际关系体系。例如，杜拉提这样还原卡西姆汗(1511-1521在位)和苏丹赛义德汗会晤时的情景：那时卡西姆汗的年龄已经六十开外，已近七旬，赛义德汗正值壮年，三十岁上下。卡西姆汗请求赛义德汗谅解，因为年迈不能亲往迎接，吩咐三四十位术赤家族的苏丹(其中一些也已五六十岁，如加尼施汗、塔尼施汗、穆玛施汗、江-海达尔苏丹、卡利施苏丹)跪倒在汗的面前，欢迎大汗的到来。加尼施汗和塔尼施汗跪倒时，赛义德苏丹赶紧站起来;而其他苏丹跪倒时，汗便坐在那里致意.

　　哈萨克统治者及其随从在访问外国的时候受到尊重和礼遇。哈菲兹-塔内什(17世纪)在其著作《胜利书》 («Шараф наме-ий шахи»)中描述了昔盖汗(1580-1582年在位)与昔班尼汗的后人阿布达拉汗的谈判情形：“昔盖汗多年里就是草原和沙漠的统治者，久已是陛下(阿布达拉汗)的支持者。昔盖汗与塔乌凯勒汗等诸子抵达阿布达拉汗的宫殿，俨如土星的最里层一般。经由贵戚的引导，他有幸会晤了公正的大汗。陛下以其仁慈和大度，展示出对昔盖汗的尊敬和至诚。阿布达拉汗对昔盖汗极尽尊崇，并把霍毡的一块地给他。他还给昔盖汗善意的建议，答应提供忠实援助，并设下皇宴”。

　　对15-17世纪的成功国家的经验和历史的研究证明，成功往往降临这样的国家：统治者及其通过的法律都充满向上、向着未来的精神，国家管理和机构不断完善。路易十四(1643-1715年)开启了法国绝对君主制的辉煌时期，被称为“太阳王”;《权利法案》奠定了英国立宪君主制的法律基础，被称为“光荣革命”(1688年);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组建军队。

　　一、哈萨克汗国的起源

　　哈萨克汗国有极为悠久的前史。他是20多个国家和两大帝国——古突厥帝国和大蒙古国——的继承者。在两千多年里，从塞人时代直到金帐汗国，这些国家的各民族都对世界历史运动产生积极影响。

　　塞人国家的军事艺术高超。塞人(塞种，或称为斯基泰人，汉译本写为“玛撒该塔伊人”——译者注)战士与马其顿亚历山大和居鲁士的英勇作战事迹被写入军事史。据说“他们在双方对峙的情况下相互射箭，很快地在他们的箭全部射完的时候，他们便相互猛冲上来用枪剑之类的武器进行殊死的厮杀。据说，他们便这样地厮杀了很长的一个时候，哪一方面都不想退却。结果是玛撒该塔伊人取得了胜利。波斯的军队大部分都死在了那里，而居鲁士本人也在统治了二十九年之后在这一场战争中战死了”。 因此，希腊史学家详细描述了玛撒该塔伊人、萨尔马特人、伊塞顿人等塞人部落及其对自由、独立价值的追求和经济生活，这绝非偶然。在这些史学家的笔下，塞人认为“马儿嘶鸣比最优美的音乐还要动听”。古代突厥人继承了塞人的传统，并创造出伟大的文化——文字。该时期的书面文献包含着关于国家和统治者、国际关系和外交的丰富信息。因此，为了纪念突厥统治者闕特勒和暾欲谷，在石刻铭文中反映了突厥人反抗中国统治的斗争。

　　自古以来，“大草原”(即欧亚草原)就以其智力天才而自豪。塞人思想家阿纳哈尔西斯有一句非常生动的格言：“希腊人那里，说话的是智者，而主事的是文盲”。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雅典社会的矛盾。阿里-法拉比、Х.А.亚萨维的名字已经被永远写入世界知识精英的史册。甚至阿拉伯人和蒙古人入侵都未能中断这种文化和国家的传承关系。波斯语词汇“达什提-基布恰克人”在从“大草原”到迷雾的英伦诸岛、到非洲的尼罗河都非常知名。

　　在我国境内出现过的每个国家的命运都非常独特。这些国家为草原民主制、宽容、经济文化-类型奠定基础，而这些都在后来构成了哈萨克民族国家的本质属性。

据称是哈萨克汗国的旗帜

　　二、哈萨克汗国与世界

　　哈萨克汗国是在世界历史、大陆历史、乃至地区历史上非常复杂的时期形成的。当时的西欧正处在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期，开始了文艺复兴。东方民族成为游牧帝国解体的见证人。非洲和美洲出现了殖民地，М.Х.杜拉提写道，“在那些日子里，阿布海尔汗全盘控制了达什提基布恰克人，他还袭击了一些术赤系的苏丹们：加尼别克汗和基莱汗出逃，前往蒙兀儿斯坦。伊桑布哈汗盛情接待了他们，并将蒙兀儿斯坦西部、楚河上的克孜巴希(在今日哈萨克斯坦东南部——译注)交给他们。他们平安到达那里的时候，乌兹别克人的乌鲁斯在阿布海尔汗去世后陷入动乱，出现纷争，多数人都投向基莱汗和加尼别克汗。这样，他们的人数就达到20万人，他们也被称为乌兹别克-哈萨克人。真主最清楚，哈萨克苏丹的统治从870年(公元1465或1466年)开始，结束于940年(公元1533年或1534年)，哈萨克人完全控制了乌兹别克斯坦大部”。

　　从哈萨克汗国建立之初，其命运就与世界性事件和周邻国家的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例如在14-15世纪里，历史进程的核心是金帐汗国和帖木儿国家解体的因素，这些事件显著地改变了欧亚的政治生态，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诺盖帐、游牧的乌兹别克人国家、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蒙兀儿斯坦，这些国家相互之间并非友善。同时，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波及哈萨克汗国。杜拉提证实，以基莱汗、加尼别克汗为一方，阿布海尔汗为另一方，双方的敌意由来已久。因此，阿布海尔汗的子女们对蒙兀儿诸汗敌意很深，而蒙兀儿诸汗也总是撇开基莱汗和加尼别克汗，单独行事。

　　战争始终是解决国家间问题的最通行的办法。15到18世纪的所有波斯语或突厥语著作中都充斥着对军事冲突的描述。许多大汗在战场上倒下了。例如，阿施塔尔汗人与塔乌凯勒汗(1592-1598在位)的军队作战近一个月，双方进行肉搏。《基布恰克人史》中说，“有一次，塔乌凯勒汗夜间发起袭击，发生了激烈战斗。塔乌凯勒汗受了重伤，因为这次受伤，塔乌凯勒汗去了亡灵的世界”。

　　早期的哈萨克统治者及其继承人都密切关注俄国、中国、伊朗和土耳其方向发生的政治等变化。每一位统治者都在哈萨克汗国的历史上留下烙印。在15世纪中期，莫斯科大公国开始摆脱了大帐的统治，一个半世纪之后出现了俄罗斯帝国。15世纪下半期还自给自足的中华帝国到了17世纪末处在满洲人的统治之下。1453年夺取君士坦丁堡后，奥斯曼帝国崛起，但因被“神圣同盟”打败以及1699年的《卡尔洛维茨和约》，其崛起之路被一时打断。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哈萨克汗国推行了多元的外交政策。广泛利用了敌国的矛盾和内讧、以及王朝联姻、外交使团和制胜战争的机会。哈萨克民族及其统治者有值得自豪的、也有为之担心的和为之捍卫的。大草原有发展畜牧业和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全部条件，也有合理生活和劳动的全部条件。《阿布海尔汗历史》中指出，还在哈萨克汗国建立之前，“达什提-基布恰克已是天界嫉妒的对象”。“从一边走到另一边，包括赛音汗的宝座所在地，所到之处，空气和水都非常美妙宜人，异于其他地区”。哈菲兹-塔内什多次强调了阿布达拉汗对乌雷套及其周边地区的印象：“在这无边无际的草原上，其高山连鸟儿都难以飞越，其平原风儿都无力刮过，汗看见了一座山，高耸入云，还发现一块巨石，撕开天幕…其顶端的高度难以想象…要登顶的想法毫无意义。山腰点缀了一些高大无比的石头，宛如双子座的璀璨星星一般。山顶则点缀了各色石头编织的桂冠。山脚下延伸着广袤的谷地，河谷有许多活水，大量的河流，无数的树木，到处都是美丽的草丛，无比可爱的草场。就如瑰丽的天国花园，如树叶般不计其数的、绚丽绽放的鲜花”。

　　因此，汗国需要强大而可靠的盟友。奥斯曼帝国被寄予厚望。哈萨克诸汗希望得到土耳其帝国的支持和援助并非没有理由：首先，双方都清楚地意识到了相同的突厥人起源;其次，共同的宗教信仰提供了合作的机会;其三，双方的一些盘算是基于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矛盾。在这方面，哈萨克统治者给土耳其苏丹艾哈迈德三世的信函具有重大历史价值——该信多半写于1711年俄罗斯和土耳其签署和约之后。信函的开头是对土耳其国家及其统治者的赞颂：“两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仆人，权力和无畏，强大和公正，荣誉和仁慈都属于你，统治陆地和海洋的大汗，汗中之汗，苏丹艾哈迈德汗，用您的光荣，和平、和谐，用心纯一的无限信仰，因对待信仰纯洁专一而成为真诚的信仰庇护者，成为伟大的统治王朝和高贵的奥斯曼汗被推举和称颂的后人”。然后强调了哈萨克汗国的立场和共同的宗教信仰：“您的真诚朋友，端坐在塔什干的阿芙拉夏布的宝座上。与自己的臣民和属地在一起，如突厥斯坦、安集延、赛拉姆、卡拉卡尔帕克人等民族，早晨和傍晚，我们都满心愉快地祷告，升起教法的旗帜。”之后道出实质：“我国与莫斯科国家之间有一块领地，称为阿卡-阿史塔克，居民都是逊尼派。此前，当这块领地处于分裂状态的时候，被莫斯科用武力侵占。之后他们就成为莫斯科的臣民，并向其缴纳赋税(巴吉)。现在，这些人民对莫斯科非常害怕，被穆斯林信仰所鼓舞，带着自己的军队和旗帜移居到我们这里。如果您援助我们，我们就可以从异教徒(卡菲尔)那里夺取这块领地上的八座城市。如果我们协同行动，我们就可以毁灭莫斯科的这些领地”。

　　但是，哈萨克-土耳其同盟最终并未达成。

　　如果看表面特征，15世纪、甚至16世纪的西欧都尚未进入哈萨克汗国的生活。但是，席卷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物质生产领域的深刻变化以及地理大发现展示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和旧大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无可置疑的优势。欧洲人对美洲和非洲的殖民化进程让人明白：等待那些经济和军事-技术方面衰弱的民族和国家是什么前景。世界历史空间充斥着残酷的竞争性斗争，征服他国领土成为平常事，没有人受到谴责，而是错在那些待宰的羔羊。

　　甚至成功的西方列强的历史道路也并不平衡。对于15-17世纪的欧洲来说，较为典型的特点是：曾经强大的国家衰落而出现了一些新的帝国。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帝国在哈萨克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上产生了不容低估的作用。例如，按照《世界史》(2013年俄罗斯科学院通史所出版)的作者的观点，曾经于15世纪盛极一时的西班牙，到了17世纪末已经不再觊觎强国的地位，开始重建自己的外交政策，只是试图保住自己在欧洲和海外的广阔领地。国家陷入分裂，连续战败摧毁了其威望。而英帝国则如旭日东升。

哈萨克汗国的位置

　　但是，应该将衰落和危机引起的困难与成长带来的困难区分开来。到塔乌凯勒汗去世(1715年)之前，哈萨克汗国如法国、英国和俄国一样，首先面临的是人口、领土、经济、外交、军事性增长带来的困难。在智识界，这些困难并不总是得到应有的对待。

　　杜拉提写道，在16世纪，“布依达什汗的时代，哈萨克人(总共)只剩下2万人。到940年(公元1533年或1534年)布依达什汗去世后，哈萨克人就完全没有了”。显然，缺乏客观信息令作者陷入迷途。哈萨克人及其汗国并未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相反，哈萨克汗国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国际联系、民族传统和特征：哈萨克民族及其语言、文化已经形成——萨尔吉兹-哲拉乌(1465-1560)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证明。哲拉乌流传至今的诗作中提及巴赫恰萨赖、克里米亚和诺盖帐，歌颂了伊斯兰宗教的价值观以及许多勇士和巴依的功勋。作者号召同时代人要和平、和谐相处，主张扩大国际联系。这是其一。其次，在16世纪二三十年代，哲迪苏不再是蒙兀儿斯坦的一部分，哈萨克诸汗在此地确立了政权，并将政权延及吉尔吉斯人。17世纪的一部著作中说：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塔希尔汗)开始统治吉尔吉斯人各部，并在该族之中逗留，直到希望他死的人对他善意地说：请到永恒之宫殿吧!布依达什汗(1532-1559年在位)巩固了塔希尔汗的外交成就。

　　大草原永远对外部世界开放。尽管大丝绸之路走向衰落，汗国与中亚、前亚、阿拉伯半岛、中国、印度、俄国、欧洲商贸界的政治和经贸关系仍未中断。塔希尔汗(1522-1532)、哈克纳扎尔(1538-1580)、塔乌凯勒汗(1582-1598)、叶西姆汗(1598-1613/1614年在位，此后于1626或1627到1628年在位)都在不同年份都与蒙兀儿斯坦、诺盖帐、马维兰纳赫尔、莫斯科公国、喀尔玛克人进行了异常复杂的谈判，解决领土问题、盟友关系、商贸关系等等。同时也发生了精神文化、价值观的交流。拉施德《史集》详细描述了东突厥斯坦、印度、西藏、巴达赫尚、克什米尔的日常生活、传统、经济、气候，这些地方经常有一些具有哈萨克人精神特质的人士。《史集》的一些信息有助于我们得出上述结论。

　　留存下来的统治精英的往来文书(信函的接收人标记为许多国家的高官)、以及在接待外国贵宾时的外交规则和礼仪都能够证实哈萨克汗国早已融入国际关系体系。例如，杜拉提这样还原卡西姆汗(1511-1521在位)和苏丹赛义德汗会晤时的情景：那时卡西姆汗的年龄已经六十开外，已近七旬，赛义德汗正值壮年，三十岁上下。卡西姆汗请求赛义德汗谅解，因为年迈不能亲往迎接，吩咐三四十位术赤家族的苏丹(其中一些也已五六十岁，如加尼施汗、塔尼施汗、穆玛施汗、江-海达尔苏丹、卡利施苏丹)跪倒在汗的面前，欢迎大汗的到来。加尼施汗和塔尼施汗跪倒时，赛义德苏丹赶紧站起来;而其他苏丹跪倒时，汗便坐在那里致意.

　　哈萨克统治者及其随从在访问外国的时候受到尊重和礼遇。哈菲兹-塔内什(17世纪)在其著作《胜利书》 («Шараф наме-ий шахи»)中描述了昔盖汗(1580-1582年在位)与昔班尼汗的后人阿布达拉汗的谈判情形：“昔盖汗多年里就是草原和沙漠的统治者，久已是陛下(阿布达拉汗)的支持者。昔盖汗与塔乌凯勒汗等诸子抵达阿布达拉汗的宫殿，俨如土星的最里层一般。经由贵戚的引导，他有幸会晤了公正的大汗。陛下以其仁慈和大度，展示出对昔盖汗的尊敬和至诚。阿布达拉汗对昔盖汗极尽尊崇，并把霍毡的一块地给他。他还给昔盖汗善意的建议，答应提供忠实援助，并设下皇宴”。

　　对15-17世纪的成功国家的经验和历史的研究证明，成功往往降临这样的国家：统治者及其通过的法律都充满向上、向着未来的精神，国家管理和机构不断完善。路易十四(1643-1715年)开启了法国绝对君主制的辉煌时期，被称为“太阳王”;《权利法案》奠定了英国立宪君主制的法律基础，被称为“光荣革命”(1688年);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组建军队。

　　三、汗国的经典时期和消极时期

　　加尼别克汗等人继承了哈萨克汗国的国父们的创造性传统。他的立法动议获得成功。在人民的记忆中，卡西姆汗(1511-1521)是汗国的“康庄大道”的奠基人;叶西姆汗(1598-1628)则是“快速路”的作者;塔乌凯勒汗(1652-1715)则是哈萨克律法《七项法典》(Жеті Жарғы)的集大成者。依靠哈萨克诸汗的政治智慧、律法和传统的人道性、政权机构在人的活动和生活中自由参与，没有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哈萨克汗国维持长期稳定直到18世纪。人民将塔乌凯勒汗统治期间称为“黄金时代”，汗本人获得美称“英明的”(«Әз»)。一个自足的地区性国家充满乐观地注视着未来。作为一个与英国、西班牙、法国等同代的中央集权国家，哈萨克汗国的人口在两个世纪里增长了9倍多，领土相当于今日哈萨克斯坦的范围。这就是两百多年里争夺锡尔河沿岸诸城市和哲迪苏、争夺从阿尔泰到里海之间的地域、争夺萨雷阿尔卡的斗争的主要结果。自然气候条件和土地经济确保民众能够得到较高的福利。国家的国际地位也表现出稳定性。世界列强的目光都投向了美洲和非洲，阿布海尔汗的汗国、蒙兀儿斯坦、诺盖帐、昔班尼的后人、阿施塔尔汗的后人最终都离开了哈萨克的土地：一些人是在16世纪离开的，还有人是17世纪离开的。哈萨克汗国历史上的经典阶段持续250年左右，在塔乌凯勒汗去世后随之终结。

　　但是，哈萨克汗国的社会和国家中的变革范围和深度与欧洲近代的发展经验不可同年而语。用世界标尺来衡量实力对比，18世纪初的哈萨克斯坦对于殖民国家乃是一件战利品。近代初期，明显地表现出了历史进程的严酷、但却客观的 规律性。在那些欧洲国家里，人口优势结合了持续不断地积蓄社会的智力潜力——主要是数学物理学、自然科学知识、技术，并将其成就运用到了经济和军事方面，开始迅速前进。政府和有钱人在国家争夺最好的艺术、教育和大学典范的竞争中所持立场也意义重大。奥斯曼帝国的经验表明，甚至大规模借鉴外国智力成就、而缺乏本国的技术配套和创新生产，也没能产生理想效果。

　　哈萨克汗国历史上的消极阶段开始了。其内容和结果是由这样一些重大事件决定的：欧洲国家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加强;与准噶尔开战;“大灾难”年代;臣服俄国;对抗满洲中国;与中亚诸汗国发生军事冲突。在这种条件下，甚至哈萨克人在与准噶尔部在布兰特和昂拉山战役大获全胜，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以阿布莱汗为首的成打的贵族勇士也不能确保哈萨克汗国公民的安全和和平生活。

　　1731年、1740,年，中玉兹和小玉兹并入俄罗斯帝国，但还保留了汗政权。随着政治上失败，曾经统一的经济、信息、外交和人文空间陷于混乱。社会进步、时空运动丧失灵活性。但是来自他国的威胁并未消失。最大的危险是中国因素。因此，阿布莱汗(1771-1781)于1757年8月31日致函乾隆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从我们的先祖伊西姆汗和杨吉尔汗的时代就无缘聆听中国的训诫。蒙大皇帝眷顾边地部众，现在才得幸跪受大皇帝至高无上的谕令。您的仆人与部属难以掩饰对仁君的喜悦和尊敬。您的忠实仆人阿布莱率哈萨克举族人民一心向化，永远效力中国”。这多半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阿布莱汗是一位杰出的统治者，他之前还曾坚决反抗俄国在哈萨克斯坦的殖民政策，不可能马上就臣服中国。

　　在哈萨克汗国的消极时期，政权内部的阴谋倾轧成为常态，而且往往有俄国政府方面的参与。1748年，苏丹巴拉克杀死了小玉兹的阿布海尔汗，于1786年夺取努拉雷的汗位，1801年建立的布凯耶夫汗国也于事无补。最后一位大汗杨吉尔汗于1845年死亡，死因不明。这样，哈萨克汗国的国家命运已经注定。

　　四、错失良机

　　我们认为，在世界历史进程的背景下，哈萨克汗国的落后是由政治和技术层面的原因导致的。哈萨克分裂为三玉兹，多半发生在17世纪，原因是必须高效地管理辽远的领土。在早期阶段，作为行政疆域现象的三玉兹的出现，并不影响汗国的单一制国家制度。汗的谕旨和法律文件对所有人都有强制效力。例如，塔乌凯勒汗于1675、1676年间发布的关于任命卡吉-巴巴担任市长、长老和任命塞格纳克为伊斯兰区谢赫的最高谕令中强调：“所有看到这份谕令的人都要承认此人为市长、长老和伊斯兰区的谢赫，按照古老礼俗，给予其尊崇的地位，表示尊重，并予以馈赠。在任何地方，所有人都要为其效力，不得违抗”。大约在17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随着《七项法典》的通过，对汗国的中央集权管理加强了。其证明是确定了在中央和地方上的参与司法审理者的人选范围的法律原则：“审理、辩论和对罪犯做出判决的，如果不是汗本人，那就应该是原告和被告所在村屯的统治者、长老，还应该邀请原告和被告双方选定的两个中间人参加案件的审理”。

　　不仅于此。每年还举行全国性活动“讨论民事案件”，大汗本人和所有苏丹、长老、氏族头人都必须参加。M.蒂内什巴耶夫认为，在塔乌凯勒汗的时期，共计有六位最尊贵的伯克：大玉兹的托雷伯克，阿里别科夫(杜拉特部落，加内什分支);中玉兹的卡兹伯克(来自阿尔贡部落，卡拉克赛克分支);3.小玉兹的阿依泰克伯克(似乎来自阿里木部落，托特-卡拉分支);4.卡拉吉尔吉斯部的考凯姆伯克，克拉-乔林伯克;5.卡拉卡尔帕克的萨塞克伯克;6.卡塔罕伯克、斋麻等伯克——一些姓名无法识别。

　　总之，应该对汗国的爵位、职务等级、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权力等进行专门研究。在当时的历史文献中提及这样一些概念-术语：哈基姆、达鲁花、伊旗吉、明波吉、森奇、阿塔雷克、伊吉特等。从塞格纳克省的文书中能够列出一个很长的职务明细表。1543年撰写的第二份文书中——当时塞格纳克省还属于哈萨克汗国管辖——写道：“现在在塞格纳克省，将报告大赛义德、高尚的谢赫、尊贵的埃米尔、高贵的阿尔巴巴、依兹别吉和所有大小凯德胡和属于和桌阶层的拉亚特和教法学家，我们授予尊贵的大人、精通教法的希拉特-谢赫纳吉布尊号，任命他为伊斯兰区的库扎特、纳菲兹-阿里-阿赫卡姆，命令他通过法律途径，并依据法律条文，完成合婚礼仪——不论监护人是否在场;分配施舍的财物，决断应该按照教法审理的案件;停止纷争。现在，在看到这枚印信后，对该人不要保密我的命令，给予他应有的尊荣，不要阻挠他做出高尚合法的决断”。之后还指出了复责人员的资金来源：“完成婚礼后，他从每个妇女收取1个提拉，从处女收取半个提拉，向每个离婚女人收取40提拉，并在克孜-塔尔水渠上堆一个小土丘。如果认为他是不收取实物或钱财的达干，那么就在祝祷仪式和宴席上拿出一块肉，严格按照传统习俗，分成几块，由婚宴的参加者将这块肉分食;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涉及特别税”。总之，文书证实了当时政权和国家管理的高度集权化。

　　但是，塔武凯勒汗去世后，中央集权汗国急剧衰落。三玉兹的老大汗卡伊普总共在位三年，三玉兹逐渐摆脱中央政权的控制，导致老汗的地位丧失。统一的整体解体为几部分，为离心力量打开通道，开始了兄弟阋墙的内讧。在政治方面，自由放任的统治形式完全不符合此前的单一制国家制度。换句话说，如果说在中央集权国家里是现实的垂直权力体系在发挥功能，那么到大灾难前夕，在哈萨克汗国垂直权力体系已经不复存在。国家制度弱化导致哈萨克民族的氏族部落组织活跃起来。这是倒退的步骤，与公民社会毫无共同之处。更糟糕的是，政治分裂蜕化为精英之间的权力之争。М.蒂内什巴耶夫写道：1726年，吉尔吉斯诸汗纷争不休。显然，纷争的原因是由于布拉特汗死后，推举他的儿子——较年轻的阿布玛穆贝特——为三帐之汗。阿布玛穆贝特的叔叔(布拉特汗的弟弟萨梅克老头，即谢赫穆罕默德)、以及吉尔吉斯军队统帅(小玉兹汗)、年迈的阿布海尔都认为对自己不公，正在急行军并即将夺取决定性胜利的当头，他们放弃阵地，向西北越过俄国国界，臣服俄国。多半是由于：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权、人民代表-司法体系在功能、组织、法律等方面的不相协调一致，断绝了哈萨克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机会，其结果是出现了大玉兹、中玉兹、小玉兹三个汗国，阿布莱汗欲实现中央集权的努力归于无效。阿布莱汗离世后，国家政权和统治形式迅速地从传统的法律规范和标准向不稳定的政治体制演化。更谈不到什么技术创新。一切都在经验主义水平上完成。土地政策脆弱、低水平的城市化、大量民众的游牧生活方式、以及生产力衰退，最终导致国家脱离了进步轨道。历史开始倒退。但是，这种倒退并未摧毁人民追求自由的意志。

　　五、末代大汗

　　正是在哈萨克汗国历史上的消极阶段，世界列强的殖民政策达到顶峰。这种殖民政策带来了很多灾难，破坏了许多民族的自然的历史进程，从而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据阿布基洛夫教授的资料，从1832年到1847年，在阿卜杜阿里卡迪尔埃米尔的领导下，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抗法国殖民者的民族解放运动持续不断。1857-1859年间，印度爆发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起义。仅仅在美国境内就有3千万印第安人消灭，而在非洲，殖民者在镇压反抗或贩卖人口到美洲的过程中，有1亿多人被杀害。

　　19世纪，俄国、英国、法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在哈萨克斯坦发生了冲突。凯涅萨雷(阿布莱汗的孙子)领导下的起义最为持久。此前，大汗的统治形式已经被废除，民族的土地和疆界被粗暴地破坏，南部处在浩罕人的统治之下。1841年，凯涅萨雷被推举为三玉兹的大汗，直到1847年去世。因而哈萨克汗国的消极阶段持续了132年，汗国本身以不同的制度存在了382年。而凯涅萨雷正是哈萨克汗国的末代大汗。

哈萨克斯坦发行的阿布勒海尔汗邮票

　　六、历史教训

　　哈萨克汗国是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在各大洲和不同文明的交汇处建立起来的。这主要是社会和民族依靠自身实现政治发展的结果。实际上，从时代深处走来的所有较大氏族、部落都参与了民族汗国的创建，确保了哈萨克人的发展和安全，并保留其独特的世界。到18世纪初，独立国家如日中天。克服了源自内部和外部的困难，一系列政治进程和社会经济进程令汗国步入稳定国家的行列。

　　18世纪(瓦利汉诺夫评价为“血腥”和“恐怖”的世纪)里，尽管哈萨克民族历史上涌现出了许多个性鲜明的领导人和人物，但是，哈萨克民族在同一穹顶下的生活被打破了。哈萨克汗国与世界历史的长河相融近四个世纪。与周围现实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丰富了世界历史空间，使其具有新的特征、属性和联系。

　　哈萨克汗国为我们留下两大财富：广袤的地域;统一、宽容、有竞争力的民族，且拥有丰富的精神世界。这些都是无价的财富。这些财富将我们从殖民主义和极权主义实验中拯救出来，构成当代哈萨克斯坦的物质和社会基础。对故土和人民的无尽热爱揭开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创造性使命，鼓舞他建立伟大功勋，这也就是他提出的民族国家思想“永恒国家”和“百步计划”的源泉。

　　作者系哈萨克斯坦瓦利汉诺夫历史学-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哈萨克斯坦科学院通讯院士，2015年8月在济南召开国际世界历史学科代表大会的时候，作者已经将文稿交给译者，并授予全权处理。译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原题《哈萨克汗国与世界历史空间——纪念哈萨克汗国成立55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