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经济民族主义之下的国家竞争表现为内部制度之争

　　“内部优先”是各国遵循实际规则

　　因此，经济民族主义并不意味着全球化会消失，但经济民族主义的崛起的确意味着国家间竞争或者国际竞争模式的变化，即从国际层面的竞争转向内部的体制竞争，以及通过重塑内部体制来重新强化其外部影响力。

　　全球化对各国内部体制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包括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分配结构等。不管各国公开声称什么，“内部优先”都是今天各国遵循的实际规则。

　　今天，无论是限制或者鼓励外国资本和技术的进入、吸引本国资本和技术的回流、减税，还是改善分配制度或者重新壮大中产阶层，都是为了强化内部制度在国际层面的竞争力。

　　西方国家在这么做，中国的政策也难以避免这个大趋势。过去数十年里，中国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并且因为其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紧密关联性，必然会继续努力推进全球化。但同时，中国如果不能实现和其他重要经济体的协调和合作，中国单方面的努力也会力不从心，很难产生预期的成效。从经验层面来说，也的确如此。

　　这样，中国也自然会把重点置于内部的改革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内部的制度建设来对世界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

　　实际上，人们也可以说，“内部优先”始终是中国领导层的世界经济哲学，因为中国领导层历来就强调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在于内部的可持续发展。内部发展实现可持续性，然后才会对世界经济作出贡献。

　　这一点对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对大国来说尤其如此。近年来，中国尽管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即中速发展阶段，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在30%以上，这主要是因为内部的稳定发展。

　　中国结构性改革举步维艰

　　如果说新一轮的竞争是内部制度的竞争，那么对中国来说，挑战不小。一方面，如果注重内部发展，就必须努力改善内部经济和营商环境。而对中国来说，这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内部的结构性改革。

　　尽管结构性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同时这方面也一直面临外在的压力，尤其是美国的压力，但结构性改革一直没有突破口。

　　这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上，两者之间是一种很不对称、很不平等的关系。尽管无论在国家法律还是意识形态层面，民营企业都获得了合法性，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种合法性就消失了。

　　从空间上说，国企尤其是央企往往占据垄断地位，国企所到之处，民企就很难得到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东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整个区域经济面临困难，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国企仍然处于垄断地位，民企没有空间;民企发展不起来，国企就没有竞争压力，没有变革动力，也就很难加以改革。

　　金融领域更是如此。国家掌控和垄断金融，并且国家银行都是大型银行。国家银行的服务对象便是大型的国企。尽管政府通过行政的，甚至是政治的方法“迫使”国有银行为民企服务，但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原因很简单，因为两者之间完全不对称，国有银行毫无动力服务民企，尤其是中小型民企。这就要求做结构上的改革，设立一大批中小型的国有或者民营金融机构，为中小型民企服务。

　　对民企来说，法治建设表现得更为迫切。尽管已经存在保护民营经济的法律，包括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但法律经常只停留在纸面上，很难执行下去。

　　要从法制转型成为法治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但如果不能让民企感觉到往这个方向的努力，它们仍然会感觉到巨大的不确定性，一有风吹草动，民营资本便到处流窜。

　　不论怎样，如果意识到经济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如果意识到在这个时候应当在制度建设方面做些什么，从长远看，不应当把经济民族主义视为负面的东西，更不是后退，而是要利用这段时间，通过内部方方面面的改革，强化自己的制度竞争能力，为了未来更好、更有效的发展。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原题《经济民族主义之下的国家竞争》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全球化之后，世界迎来了一波强劲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经济民族主义导致很多主权国家政府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尽管人们可以谴责经济民族主义的崛起，但历史地看，经济民族主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各国所需。

　　全球化并非必然是单向进程，而是一个有进步也有倒退的进程。人们须要对倒退的性质做具体分析，有时候倒退是为了更好的进步。从各方面看，这一波的逆全球化，单就经济要素而论，对很多国家来说，可能具有修正性质，而非真正的倒退。

　　全球化给各主权国家带来的挑战在于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之间的矛盾。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带动生产要素的流动，促进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因此在过去数十年里创造了巨量的财富。

　　但是，全球化至少在两个层面上造成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内部的社会和阶级出现巨大变化。

　　世界经济表现出“独享”特征

　　首先，随着全球化进程而加速的资本和技术，导致了政治与经济的错位，就是说，资本和技术失去了传统上的“主权性”(各国政府在传统上对本国的资本与技术拥有主权)。简单地说，这是福特工厂时代的特征。在这个时代，有了一项技术，就可以设置工厂，有了工厂就有就业和税收，就业促成人口从工人阶级到中产阶级的演变，而税收则赋权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

　　到了全球化时代，这种情况不再。即使有了技术，技术连同资本可以流向国外劳动力和土地便宜的地方。技术和资本一旦流出，国家就失去了就业和税收;没有就业和税收，社会和政府都会出现问题，例如失业人口增加、中产阶级缩小、政府无力提供社会服务、社会不稳定等。

　　其次，收入差异加大，社会越来越分化。全球化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财富流向主导全球化进程的绝少数人手中。如果考虑到由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主导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因素，财富的集中情况更为严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今天的经济已经完全失去福特经济时代的“共享”特征，而表现为“独享”。

　　贸易保护主义即经济民族主义

　　如果各国政府有能力应付全球化和技术所带来的挑战，全球化就可以照常进行下去，并且因为财富的激增等因素，全球化会继续呈现加速度。但问题在于，到现在为止，各国政府对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挑战几乎束手无策。这不仅招致那些成为全球化受害者社会群体的反抗与抵制，也引发对各国政府“是否过度全球化了?”的疑问，两者的结合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经历着的“逆全球化浪潮”。

　　尽管很多国家在话语层面还在继续谈论全球化，但在实际政策上已经选择了经济民族主义。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就是经济民族主义的体现。

　　在贸易保护主义下，世界市场正在变得越来越碎片化。贸易战为政治力量所驱动，没有一个经济体(无论大小)可以避免其负面影响。今天世界经济的一个有趣现象是，没有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和中国)有能力来稳定世界市场，但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可以为世界市场注入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经济民族主义如此盛行，不仅仅是因为各国政府采取经济民族主义政策，而且更是因为各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不稳定的情况下，都会开始要求本国政府来保护企业。这和政治领域并无多大的差别：在国家间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如果要避免发生冲突，就要求各国都不能太过于“自私”，而要考量到他国的利益;但实际情况刚好相反，因为一旦国家间出现紧张关系，各国国民的国际主义急剧消失，而民族主义急剧抬头。

　　换句话说，从理想层面来看，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时候，如果每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还可以继续开放，就可以缓解世界经济的恶化，甚至有助于世界经济的恢复。

　　大国开放是“公共品”

　　在这里，大国的开放尤其重要，因为大国开放本身就是世界经济的“公共品”。人们可以将此称为“最优”选择。

　　在学术界，很多学者把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归诸于大国(尤其是美国)没有提供此类“公共品”。但这里的大前提是，大国必须具有这样的能力。因为没有一个单一的大国，有能力单独提供如此大量的“公共品”，这种能力还应当包括这个大国协调其他国家经济行为的能力。

　　但是，问题在于，一旦经济民族主义盛行起来，各国便会趋向自保，变得自私，国家间的协调必然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没有任何可能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大国有意愿，也会感到力不从心。如果大国本身选择了经济民族主义，国际经济合作就无从谈起。今天中美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情形的反映。

　　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各国就会选择“次优”方案，即稳定内部经济形势，实现内部的可持续发展，在稳定内部发展的前提下，再考虑全球化问题。

　　这种选择尽管是“次优”，但却是现实主义的，因为较之超出自身能力的“最优”选择，这种选择具有切实可行性。实际上，像中美这样的巨量经济体，对世界经济最大的贡献在于内部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二战之后，美国之所以能够对世界经济如此重要，主要原因在于其市场的庞大和内部稳定的发展，以至于人们说美国的稳定几乎就是世界的稳定。反之，今天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这些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的内部出现了问题，变得不可持续。

　　全球化是资本的本质

　　也就是说，经济民族主义已经盛行起来，并且汇聚了足够的动力。尽管各国仍然努力呼吁逆转这个局势，但实际上很多国家都会选择聚焦内部事务。从这个角度上看，不难理解今天的逆全球化。

　　很多人开始对未来的全球化感到担忧，甚至认为世界经济会从全球化走向封闭。尽管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但悲观主义也没有必要。理由也很简单，有诸多因素在继续推进全球化。

　　首先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中国要继续推进全球化。中国这样做当然是符合其自身的经济发展需要。经过数十年的经济改革开放，中国从一个资本短缺经济体转型为资本过剩经济体，中国资本“走出去”变得不可避免。

　　这些年来，中国也在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推动全球化，包括“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等。同时，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大国，消费着大量的外国商品。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放弃和退出中国市场。除中国外，日本和印度等较大经济体也有继续全球化的需要。

　　其次，很多传统上出口导向的较小经济体，更须要依靠全球化来生存和发展，它们联合起来也在推进全球化。尽管有时候它们会感到力不从心，但也是一股力量。

　　再次，即使今天趋向于搞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些国家，包括美国，人们也可以把它们的行为理解成为在内部整顿好之后再出发。全球化基本上是资本推动的，政府可以加速或者拖慢全球化，但很难消除全球化。资本的本质是全球化的，只要美国和西方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全球化就必然会继续下去。全球化不是有无的问题，而只是快慢的问题。

　　“内部优先”是各国遵循实际规则

　　因此，经济民族主义并不意味着全球化会消失，但经济民族主义的崛起的确意味着国家间竞争或者国际竞争模式的变化，即从国际层面的竞争转向内部的体制竞争，以及通过重塑内部体制来重新强化其外部影响力。

　　全球化对各国内部体制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包括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分配结构等。不管各国公开声称什么，“内部优先”都是今天各国遵循的实际规则。

　　今天，无论是限制或者鼓励外国资本和技术的进入、吸引本国资本和技术的回流、减税，还是改善分配制度或者重新壮大中产阶层，都是为了强化内部制度在国际层面的竞争力。

　　西方国家在这么做，中国的政策也难以避免这个大趋势。过去数十年里，中国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并且因为其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紧密关联性，必然会继续努力推进全球化。但同时，中国如果不能实现和其他重要经济体的协调和合作，中国单方面的努力也会力不从心，很难产生预期的成效。从经验层面来说，也的确如此。

　　这样，中国也自然会把重点置于内部的改革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内部的制度建设来对世界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

　　实际上，人们也可以说，“内部优先”始终是中国领导层的世界经济哲学，因为中国领导层历来就强调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在于内部的可持续发展。内部发展实现可持续性，然后才会对世界经济作出贡献。

　　这一点对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对大国来说尤其如此。近年来，中国尽管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即中速发展阶段，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在30%以上，这主要是因为内部的稳定发展。

　　中国结构性改革举步维艰

　　如果说新一轮的竞争是内部制度的竞争，那么对中国来说，挑战不小。一方面，如果注重内部发展，就必须努力改善内部经济和营商环境。而对中国来说，这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内部的结构性改革。

　　尽管结构性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同时这方面也一直面临外在的压力，尤其是美国的压力，但结构性改革一直没有突破口。

　　这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上，两者之间是一种很不对称、很不平等的关系。尽管无论在国家法律还是意识形态层面，民营企业都获得了合法性，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种合法性就消失了。

　　从空间上说，国企尤其是央企往往占据垄断地位，国企所到之处，民企就很难得到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东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整个区域经济面临困难，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国企仍然处于垄断地位，民企没有空间;民企发展不起来，国企就没有竞争压力，没有变革动力，也就很难加以改革。

　　金融领域更是如此。国家掌控和垄断金融，并且国家银行都是大型银行。国家银行的服务对象便是大型的国企。尽管政府通过行政的，甚至是政治的方法“迫使”国有银行为民企服务，但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原因很简单，因为两者之间完全不对称，国有银行毫无动力服务民企，尤其是中小型民企。这就要求做结构上的改革，设立一大批中小型的国有或者民营金融机构，为中小型民企服务。

　　对民企来说，法治建设表现得更为迫切。尽管已经存在保护民营经济的法律，包括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但法律经常只停留在纸面上，很难执行下去。

　　要从法制转型成为法治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但如果不能让民企感觉到往这个方向的努力，它们仍然会感觉到巨大的不确定性，一有风吹草动，民营资本便到处流窜。

　　不论怎样，如果意识到经济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如果意识到在这个时候应当在制度建设方面做些什么，从长远看，不应当把经济民族主义视为负面的东西，更不是后退，而是要利用这段时间，通过内部方方面面的改革，强化自己的制度竞争能力，为了未来更好、更有效的发展。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原题《经济民族主义之下的国家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