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强：“低感染率、低死亡率”的日本是如何软着陆成功的？

　　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已满3年。被视为病毒性减弱的奥密克戎，仍用其最强的感染力，撕破人类的防疫底线，击碎人们的抗疫信心。不过，最近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是：疫情三年，日本是如何在一个超高龄社会里，将感染率和死亡率控制在“双低”的？又是如何最先兼顾疫情和经济两面，迈出后疫情时代新生活样式的？

　　他们做对了什么？我们先看一组数据。

　　日本是在2020年1月16日，首次发现新冠病毒感染者（一位来自中国武汉的男性），到2023年1月4日为止，日本国内阳性数累计达29571931人。1.2亿人口数的日本，相当于全国每4人中有1人感染过新冠病毒。死者数累计58162人，是感染者数的0.2%。

　　我们再来看另一组数据。

　　同样是2023年1月4日这一天，美国国内阳性数累计达102963370人，死亡数累计1120040人。美国人口是3.3亿人。英国国内阳性数累计达24135084人，死亡数累计198937人。英国人口是6860万人。德国国内阳性数累计达37446795人，死亡数累计162021人。德国人口是8407万人。韩国国内阳性数累计达29299166人，死亡数累计32421人。韩国人口是5173万人。从人口数看这些国家的感染率和死亡率，日本无疑属于“双低”的优等生。即便是被我们视为防疫楷模的新加坡，截止今年的1月4日，累计感染人数是2205237人，按照564万人口比计算，其阳性率也远超日本了。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新冠死亡累计数，还是采用宽口径统计标准下取得的。所谓宽口径就是说只要死者身上查出有新冠病毒（die from COVID），则一律被视为“新冠致死”。

　　这三年来，日本没有实施过硬封城（只有三次短暂的宣布“紧急事态宣言”），全国各个住宅小区没有“大白”的封控，超市没有停业过，地铁等公共交通没有停驶过，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虽按过暂停键，但绝无整学期的关闭。自去年年初奥密克戎开始流行后，日本更是走向放开，展示了与病毒不是清零而是共存的关系。同样是放开，日本没有出现海啸式的感染，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医疗资源挤兑和门急诊瘫痪，应该说是属于平稳有序的过渡。那么日本是如何做到的呢？这里笔者通过自己的观察归纳几点看法。

　　第一，听取专家的意见，政府抗疫方针和政策的转换调整，都依据专家的判断来实施。而专家不唯上，只唯科学，这是关键。

　　举例说明。一般而言，放开后餐饮是易感染之地。不过究竟每周去餐饮多少次才有被感染的可能？没有人知道。但人们想知道。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去年9～10月间，大阪国际癌症中心的专家教授们实施一项追踪调查。该调查得到了3万人的回答。回答2个月内与朋友一起饮酒聚餐每月不到1次的人，在两个月内感染新冠的概率为6.3％；回答每周为1～2次，控制次数适度参加聚会的人，其感染概率为8.4％，与前者自制型仅相差2.1个百分点；而回答每周3次以上较高频率就餐的人，其感染概率为12.8％，约为自律型的两倍。这个调查结果，就为政府彻底放开餐饮业提供了依据。虽说是放开了，但毕竟还有聚餐感染的风险，于是政府又强调餐饮业必须做足防疫措施，不可怠慢。比如为客人提供手指消毒酒精，饭桌之间用透明塑料板间隔，客人走后做好相关设施的消杀，有条件的料理店尽可能间隔各个小包间等。这就把聚餐感染的风险降至最低了。

　　再举一例。日本最早于2022年1月14日就特例承认美国辉瑞Paxlovid的抗病毒药（パキロビッドパック），说有重症化可能的12岁以上的患者，在感染后5天之内服用的话，能降低88%的死亡风险。但就是有一位自己开内科诊所的医生久住英二，不想人云亦云，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思路。这位医生说，这款抗病毒药上面所言的数据只是针对没有打过疫苗的对象得出的。其实，通过其他路径的调查显示，打过3针以上疫苗人，服用该药后的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只能降低44%。而且问题在于感染者即便不服用该药，住院率和死亡率也只在0.55%。为此在这位医生看来，很多感染者只要有解热镇痛药，有能缓和咳嗽和鼻塞等的对症药就可以，或者作为汉方药的葛根汤等，根据自身状况与体质，灵活适用就足够。这位内科医生强调说，无基础病的健康患者，应该是不需要抗病毒药的。大街上药妆店的非处方感冒药，就能很好地解决问题。他举例说，11月24日政府紧急承认的盐野义的国产新冠药Xocova（ゾコ－バ），提供的数据是治愈时间从8天缩短至7天。试问，服用与否，这还有很大区别吗？“这都是我在日常诊疗新冠患者的感受，我想那些开设了发烧门诊的大医院的医生，或许与我有着相差无几的看法吧。”

　　现在看来，恰恰是来自这些第一线医生专家的意见，为日本政府制定整治的基本方针——重症患者收治医疗，轻症患者居家静养，提供了绝好的科学依据。如神奈川县的地方政府，在去年2月就率先以重症化风险较低的感染者为对象，引入了“自主疗养申报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无需到医疗机构就诊，自己到市面购买药物即可进行疗养。

　　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我们看到的都是没有戴口罩的观众，对比日本人还念念不忘戴口罩，于是日本国内也是质疑声四起。对此，有日本防疫专家提出看法：日本与海外的情况非常不同。如在英国，N抗体阳性率是80%以上，国民5人中有4人感染过。这是即便被感染也难以形成海啸式的一大原因。而日本人的N抗体目前只有26.5%，到80%还需要相当的时间。所以，为了不让恐怖的海啸式感染发生，还必须戴口罩，还必须遵守基本的防疫要求，让其缓慢地达成抗体的高数值。当然，英国达成现在这个状态，也不是“无伤”软着陆成功的。从人口比的死亡率来看，英国是日本的8倍，表明其被害程度，英国要远远大于日本。相信日本政府也是基于防疫专家们的这些见解，才坚持认为全民戴口罩在现阶段的必要性。

　　第二，放开并不是躺平，缓和感染对策并不是不要任何的感染对策。注重细节的日本人，这方面的做法堪称经典。日本从2022年1月开始实施的“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已于同年3月21日在日本所有都道府县范围内全面解除。解除后，政府仍然请求民众继续做好防疫。如日本政府官网“内阁官房”上面，就对放开后的防疫提出了具体建议。

　　如对聚餐的建议就提出了6点：

　　1，选择通风良好、客人不多、座位之间留有足够距离的料理店。2，餐饮的桌面要设有大小合适的丙烯隔板。3，聚餐时间要短，不过量饮酒，不大声喧哗。4，喝酒吃饭时摘口罩，谈话时戴口罩。5，尽量控制在家人之内或4人以内聚餐。6，座位朝向斜对面，尽量避免正面坐或旁边坐。

　　如对举办活动等提出了4点建议：

　　1，活动无论规模大小，都应采取基本防疫措施。2，座位布局不发生“三密”、保持距离、佩戴口罩。3，举办“发出大声”的活动时，容纳率上限为50%。4，举办“不发出大声”的活动时，容纳率的上限可100%。

　　如对上班出勤等提出了3点建议：

　　1，尽量采取居家办公（远程办公）、错峰上班、骑自行车上班等措施，减少人员接触。2，尤其要注意工作场所中“地点切换”（如休息室、更衣室、吸烟室等）的防疫。3，安装二氧化碳浓度测量装置等。

　　日本文部科学省在去年11月底发出通知称，小学生在餐饮时可以说话，不要求“默食”了。为什么要发出这个可以说话的通知呢？原来，在这之前为了防止飞沫感染，有文件规定小学生用餐时被禁止交谈说话，只能低着头默不作声的吃。想想这些小学生也不容易，规定这些喜爱叽叽喳喳的学童们，进食时不语不嚷，他们居然像大人一样自觉地做到了，而且一做就是三年。可见日本人的自肃性，是从孩童时就开始养成的。

　　第三，努力消除老人接种疫苗的的后顾之忧——一旦发生不测怎么办？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虽说较为“温和”，但对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来说，染上成重症的概率还是较高，而且发生集体感染的可能性也很大。为此，日本厚劳省近半年来就不断呼吁加快对在养老设施中的老人接种。到去年9月为止，在完成第4剂接种的老人设施中占87.6%的40835家，已在去年年底完成第了5剂接种。从都道府县来看，年底前完成接种的设施比例，在岐阜县和佐贺县为100%，静冈县、京都府、冲绳县为6成多。这样看，管住了养老院等设施，也就管住了重症率和病死率。当然，要这些老人自愿接种疫苗，就要消除这些老人的后顾之忧——接种后一旦发生不测怎么办？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去年12月15日，日本第一回接种率达81.4%，第二回接种率达80.4%，第三回接种率达67.3%，第四回接种率达42%，接种对应奥米克戎毒株疫苗达28%。而根据疫苗接种与副作用关连的资料显示，日本从2021年2月17日开始接种疫苗到2022年7月10日为止，发生疫苗接种后的死亡事例共1616件。其中，第一回接种死亡的有754人，第二回接种死亡的有612人，第三回接种死亡的有155人，第四回接种死亡的有1人。接种回数不明的死亡有94人。再从100万人接种比与死亡比来看，754人是8.8件，612人是7.2件，155人是3.2件，1人是0.5件。总起来看100万人接种，大概有7.4人死亡。

各地政府邮寄到家的接种通知书

　　2021年2月，日本政府为鼓励民众接种疫苗，曾表示如果接种新冠疫苗后因副作用等原因死亡，将以抚恤金形式向遗属支付442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80万元）。从去年7月开始，日本为已经判定因果关系的死者家族支付赔赏金。此外，日本全国大约有5000件接种新冠疫苗后的赔偿申请，其中900多件获得了日本政府不同程度的赔偿金。可见，有的时候底层逻辑就是这样的鲜明：因为人的生命受到疫情的威胁，所以必须接种疫苗。而就在这个“必须”中，政府所能做的就是必须为这个“必须”买单。政府越是诚实地的买单，才能有更多的民众敢于接种多回次的疫苗。而多回次的疫苗接种率越高，起到的保护作用就越强，效果就越好——低感染率低和低死亡率。逻辑地看，日本的“双低”就是这样达成的。

　　第四，抱有忧患意识，根据疫情波段不断呼吁市民做好各种准备。如在最近第8波感染潮中，大阪府的感染人数不断增加，重症也在增加。于是在12月26日，大阪府决定将判断新冠疫情程度的独立标准“大阪模式”警戒度上调至最高的“非常事态”（红灯）。此举是考虑到作为指标的病床使用率已超过50%，以及预示疫情扩大的20至30多岁感染人数有增加倾向。不过，大阪府政府表示不会对民众要求限制行动。其知事吉村洋文就不限制行动的理由向记者表示：社会正迈向与新冠共存的方向，呼吁有必要每个人都采取基本对策。作为对策，大阪府政府呼吁民众储备退烧药和抗原检测试剂盒。东京都政府也在去年年底宣布，根据专家分析判断的结果，决定将东京都医疗保障体系的警戒级别上调至“紧迫”，即4个级别中最高一级。据悉，这是自去年9月以来，时隔3个月东京都再次将该警戒级别提至最高。截止1月5日，东京都病床使用率是55.3%，住院患者4035人，确保病床数7291床。为了兼顾正常医疗，小池表示将调整病床确保体制，减少医疗机构的新冠病床，增加支持护理和康复的“老年人等医疗支援型设施”，开设供氧等的“氧气和医疗提供站”。

　　从上述四点来看，日本政府提出“with新冠”的放开策，绝非心血来潮的一味跟风，而是基于非常谨慎的科学认识和判断。日本著名的传染病专门医生忽那贤志教授，去年12月28日在雅虎网站上发表《奥密克戎如何改变了世界？新冠是感冒吗？》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2022年日本感染者死亡数是过去最多。截至12月23日，共有36000人死去。他说这种死法，是季节性流感所没有的。所以，能说新冠就是感冒吗？他认为不能。这是基于4点：

　　1，一年有3万多人死去，流感只有数百或数千。2，新冠一年内能多次流行，而流感基本限定冬季。3，感染新冠后有一定程度的后遗症，但流感基本没有。4，对医疗的冲击和挤兑，新冠也远胜于流感。

　　在他看来，日本软着陆成功的最大要因就是高效疫苗接种抑制了感染者/重症者/死亡者。而流行期间不放松感染对策的实施，使得流行的规模无法形成海啸式感染。但他告诫人们必须要记住这个概念：奥密克戎毒株不是最后的变异株。因此，感染对策的缓和并不等于什么感染对策都不要。

　　确实，日本也是在艰难中前行的。如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12月27日的数据表明，救护车因联系不上接受的医院而形成的“救急搬送困难事案”，在12月19日至25日的一周内达到了6800件，这其中新冠感染者有2130件。无医院可送，不就是医疗崩溃的人间悲剧吗？或许正由此故，日本虽然早在去年上半年就提出要将新冠级别下调（即从现在的2类下调至与季节性流感同格的5类），但就是讨论来讨论去没有进展。显然这里的思虑在于：如果降格，政府当然要省事很多，况且看病有料化（注：即看病收费），政府还能增加收入。不过，一旦下调管控级别，感染数和死亡数或许会大增，这是为民的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你看，任何一项政策的改变与实施，日本人都是论证再论证才定夺的。这样就把因变化而可能带来的负面风险，降至最低。这样做，是保护了谁？当然是最大程度地保护了社会层面的普通百姓和弱势群体。

　　笔者早在2020年4月，在“一览扶桑”公号的专栏上写过《日式抗疫：温水煮青蛙与私权的不可侵犯》文章，说日本的抗疫，成了世界瞩目的一个话题。“日本温水煮青蛙的抗疫方式，能行吗？不强制不封城，能有效果吗？其实，笔者以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日本所固有的耻感文化，能稀释人所自带的那种任性和随意，而不添别人麻烦精神则连带着自肃这朵花。”“这样来看，即便是面临百年不遇的国难，即便是面临从未经验过的事态，如果法律上不能作为的依旧还是不能作为。一切在法律的框架下行事，任何紧急状态的发生，任何突发事件的发生，都不能以此为借口而凌驾和超越法律。这是日本政府做任何事情的底线，当然也是面对这次疫情的底线。”现在看日本抗疫软着陆的成功，很大程度就是这种文化精神和思考底线的成功。

　　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已满3年。被视为病毒性减弱的奥密克戎，仍用其最强的感染力，撕破人类的防疫底线，击碎人们的抗疫信心。不过，最近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是：疫情三年，日本是如何在一个超高龄社会里，将感染率和死亡率控制在“双低”的？又是如何最先兼顾疫情和经济两面，迈出后疫情时代新生活样式的？

　　他们做对了什么？我们先看一组数据。

　　日本是在2020年1月16日，首次发现新冠病毒感染者（一位来自中国武汉的男性），到2023年1月4日为止，日本国内阳性数累计达29571931人。1.2亿人口数的日本，相当于全国每4人中有1人感染过新冠病毒。死者数累计58162人，是感染者数的0.2%。

　　我们再来看另一组数据。

　　同样是2023年1月4日这一天，美国国内阳性数累计达102963370人，死亡数累计1120040人。美国人口是3.3亿人。英国国内阳性数累计达24135084人，死亡数累计198937人。英国人口是6860万人。德国国内阳性数累计达37446795人，死亡数累计162021人。德国人口是8407万人。韩国国内阳性数累计达29299166人，死亡数累计32421人。韩国人口是5173万人。从人口数看这些国家的感染率和死亡率，日本无疑属于“双低”的优等生。即便是被我们视为防疫楷模的新加坡，截止今年的1月4日，累计感染人数是2205237人，按照564万人口比计算，其阳性率也远超日本了。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新冠死亡累计数，还是采用宽口径统计标准下取得的。所谓宽口径就是说只要死者身上查出有新冠病毒（die from COVID），则一律被视为“新冠致死”。

　　这三年来，日本没有实施过硬封城（只有三次短暂的宣布“紧急事态宣言”），全国各个住宅小区没有“大白”的封控，超市没有停业过，地铁等公共交通没有停驶过，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虽按过暂停键，但绝无整学期的关闭。自去年年初奥密克戎开始流行后，日本更是走向放开，展示了与病毒不是清零而是共存的关系。同样是放开，日本没有出现海啸式的感染，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医疗资源挤兑和门急诊瘫痪，应该说是属于平稳有序的过渡。那么日本是如何做到的呢？这里笔者通过自己的观察归纳几点看法。

　　第一，听取专家的意见，政府抗疫方针和政策的转换调整，都依据专家的判断来实施。而专家不唯上，只唯科学，这是关键。

　　举例说明。一般而言，放开后餐饮是易感染之地。不过究竟每周去餐饮多少次才有被感染的可能？没有人知道。但人们想知道。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去年9～10月间，大阪国际癌症中心的专家教授们实施一项追踪调查。该调查得到了3万人的回答。回答2个月内与朋友一起饮酒聚餐每月不到1次的人，在两个月内感染新冠的概率为6.3％；回答每周为1～2次，控制次数适度参加聚会的人，其感染概率为8.4％，与前者自制型仅相差2.1个百分点；而回答每周3次以上较高频率就餐的人，其感染概率为12.8％，约为自律型的两倍。这个调查结果，就为政府彻底放开餐饮业提供了依据。虽说是放开了，但毕竟还有聚餐感染的风险，于是政府又强调餐饮业必须做足防疫措施，不可怠慢。比如为客人提供手指消毒酒精，饭桌之间用透明塑料板间隔，客人走后做好相关设施的消杀，有条件的料理店尽可能间隔各个小包间等。这就把聚餐感染的风险降至最低了。

　　再举一例。日本最早于2022年1月14日就特例承认美国辉瑞Paxlovid的抗病毒药（パキロビッドパック），说有重症化可能的12岁以上的患者，在感染后5天之内服用的话，能降低88%的死亡风险。但就是有一位自己开内科诊所的医生久住英二，不想人云亦云，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思路。这位医生说，这款抗病毒药上面所言的数据只是针对没有打过疫苗的对象得出的。其实，通过其他路径的调查显示，打过3针以上疫苗人，服用该药后的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只能降低44%。而且问题在于感染者即便不服用该药，住院率和死亡率也只在0.55%。为此在这位医生看来，很多感染者只要有解热镇痛药，有能缓和咳嗽和鼻塞等的对症药就可以，或者作为汉方药的葛根汤等，根据自身状况与体质，灵活适用就足够。这位内科医生强调说，无基础病的健康患者，应该是不需要抗病毒药的。大街上药妆店的非处方感冒药，就能很好地解决问题。他举例说，11月24日政府紧急承认的盐野义的国产新冠药Xocova（ゾコ－バ），提供的数据是治愈时间从8天缩短至7天。试问，服用与否，这还有很大区别吗？“这都是我在日常诊疗新冠患者的感受，我想那些开设了发烧门诊的大医院的医生，或许与我有着相差无几的看法吧。”

　　现在看来，恰恰是来自这些第一线医生专家的意见，为日本政府制定整治的基本方针——重症患者收治医疗，轻症患者居家静养，提供了绝好的科学依据。如神奈川县的地方政府，在去年2月就率先以重症化风险较低的感染者为对象，引入了“自主疗养申报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无需到医疗机构就诊，自己到市面购买药物即可进行疗养。

　　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我们看到的都是没有戴口罩的观众，对比日本人还念念不忘戴口罩，于是日本国内也是质疑声四起。对此，有日本防疫专家提出看法：日本与海外的情况非常不同。如在英国，N抗体阳性率是80%以上，国民5人中有4人感染过。这是即便被感染也难以形成海啸式的一大原因。而日本人的N抗体目前只有26.5%，到80%还需要相当的时间。所以，为了不让恐怖的海啸式感染发生，还必须戴口罩，还必须遵守基本的防疫要求，让其缓慢地达成抗体的高数值。当然，英国达成现在这个状态，也不是“无伤”软着陆成功的。从人口比的死亡率来看，英国是日本的8倍，表明其被害程度，英国要远远大于日本。相信日本政府也是基于防疫专家们的这些见解，才坚持认为全民戴口罩在现阶段的必要性。

　　第二，放开并不是躺平，缓和感染对策并不是不要任何的感染对策。注重细节的日本人，这方面的做法堪称经典。日本从2022年1月开始实施的“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已于同年3月21日在日本所有都道府县范围内全面解除。解除后，政府仍然请求民众继续做好防疫。如日本政府官网“内阁官房”上面，就对放开后的防疫提出了具体建议。

　　如对聚餐的建议就提出了6点：

　　1，选择通风良好、客人不多、座位之间留有足够距离的料理店。2，餐饮的桌面要设有大小合适的丙烯隔板。3，聚餐时间要短，不过量饮酒，不大声喧哗。4，喝酒吃饭时摘口罩，谈话时戴口罩。5，尽量控制在家人之内或4人以内聚餐。6，座位朝向斜对面，尽量避免正面坐或旁边坐。

　　如对举办活动等提出了4点建议：

　　1，活动无论规模大小，都应采取基本防疫措施。2，座位布局不发生“三密”、保持距离、佩戴口罩。3，举办“发出大声”的活动时，容纳率上限为50%。4，举办“不发出大声”的活动时，容纳率的上限可100%。

　　如对上班出勤等提出了3点建议：

　　1，尽量采取居家办公（远程办公）、错峰上班、骑自行车上班等措施，减少人员接触。2，尤其要注意工作场所中“地点切换”（如休息室、更衣室、吸烟室等）的防疫。3，安装二氧化碳浓度测量装置等。

　　日本文部科学省在去年11月底发出通知称，小学生在餐饮时可以说话，不要求“默食”了。为什么要发出这个可以说话的通知呢？原来，在这之前为了防止飞沫感染，有文件规定小学生用餐时被禁止交谈说话，只能低着头默不作声的吃。想想这些小学生也不容易，规定这些喜爱叽叽喳喳的学童们，进食时不语不嚷，他们居然像大人一样自觉地做到了，而且一做就是三年。可见日本人的自肃性，是从孩童时就开始养成的。

　　第三，努力消除老人接种疫苗的的后顾之忧——一旦发生不测怎么办？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虽说较为“温和”，但对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来说，染上成重症的概率还是较高，而且发生集体感染的可能性也很大。为此，日本厚劳省近半年来就不断呼吁加快对在养老设施中的老人接种。到去年9月为止，在完成第4剂接种的老人设施中占87.6%的40835家，已在去年年底完成第了5剂接种。从都道府县来看，年底前完成接种的设施比例，在岐阜县和佐贺县为100%，静冈县、京都府、冲绳县为6成多。这样看，管住了养老院等设施，也就管住了重症率和病死率。当然，要这些老人自愿接种疫苗，就要消除这些老人的后顾之忧——接种后一旦发生不测怎么办？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去年12月15日，日本第一回接种率达81.4%，第二回接种率达80.4%，第三回接种率达67.3%，第四回接种率达42%，接种对应奥米克戎毒株疫苗达28%。而根据疫苗接种与副作用关连的资料显示，日本从2021年2月17日开始接种疫苗到2022年7月10日为止，发生疫苗接种后的死亡事例共1616件。其中，第一回接种死亡的有754人，第二回接种死亡的有612人，第三回接种死亡的有155人，第四回接种死亡的有1人。接种回数不明的死亡有94人。再从100万人接种比与死亡比来看，754人是8.8件，612人是7.2件，155人是3.2件，1人是0.5件。总起来看100万人接种，大概有7.4人死亡。

各地政府邮寄到家的接种通知书

　　2021年2月，日本政府为鼓励民众接种疫苗，曾表示如果接种新冠疫苗后因副作用等原因死亡，将以抚恤金形式向遗属支付442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80万元）。从去年7月开始，日本为已经判定因果关系的死者家族支付赔赏金。此外，日本全国大约有5000件接种新冠疫苗后的赔偿申请，其中900多件获得了日本政府不同程度的赔偿金。可见，有的时候底层逻辑就是这样的鲜明：因为人的生命受到疫情的威胁，所以必须接种疫苗。而就在这个“必须”中，政府所能做的就是必须为这个“必须”买单。政府越是诚实地的买单，才能有更多的民众敢于接种多回次的疫苗。而多回次的疫苗接种率越高，起到的保护作用就越强，效果就越好——低感染率低和低死亡率。逻辑地看，日本的“双低”就是这样达成的。

　　第四，抱有忧患意识，根据疫情波段不断呼吁市民做好各种准备。如在最近第8波感染潮中，大阪府的感染人数不断增加，重症也在增加。于是在12月26日，大阪府决定将判断新冠疫情程度的独立标准“大阪模式”警戒度上调至最高的“非常事态”（红灯）。此举是考虑到作为指标的病床使用率已超过50%，以及预示疫情扩大的20至30多岁感染人数有增加倾向。不过，大阪府政府表示不会对民众要求限制行动。其知事吉村洋文就不限制行动的理由向记者表示：社会正迈向与新冠共存的方向，呼吁有必要每个人都采取基本对策。作为对策，大阪府政府呼吁民众储备退烧药和抗原检测试剂盒。东京都政府也在去年年底宣布，根据专家分析判断的结果，决定将东京都医疗保障体系的警戒级别上调至“紧迫”，即4个级别中最高一级。据悉，这是自去年9月以来，时隔3个月东京都再次将该警戒级别提至最高。截止1月5日，东京都病床使用率是55.3%，住院患者4035人，确保病床数7291床。为了兼顾正常医疗，小池表示将调整病床确保体制，减少医疗机构的新冠病床，增加支持护理和康复的“老年人等医疗支援型设施”，开设供氧等的“氧气和医疗提供站”。

　　从上述四点来看，日本政府提出“with新冠”的放开策，绝非心血来潮的一味跟风，而是基于非常谨慎的科学认识和判断。日本著名的传染病专门医生忽那贤志教授，去年12月28日在雅虎网站上发表《奥密克戎如何改变了世界？新冠是感冒吗？》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2022年日本感染者死亡数是过去最多。截至12月23日，共有36000人死去。他说这种死法，是季节性流感所没有的。所以，能说新冠就是感冒吗？他认为不能。这是基于4点：

　　1，一年有3万多人死去，流感只有数百或数千。2，新冠一年内能多次流行，而流感基本限定冬季。3，感染新冠后有一定程度的后遗症，但流感基本没有。4，对医疗的冲击和挤兑，新冠也远胜于流感。

　　在他看来，日本软着陆成功的最大要因就是高效疫苗接种抑制了感染者/重症者/死亡者。而流行期间不放松感染对策的实施，使得流行的规模无法形成海啸式感染。但他告诫人们必须要记住这个概念：奥密克戎毒株不是最后的变异株。因此，感染对策的缓和并不等于什么感染对策都不要。

　　确实，日本也是在艰难中前行的。如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12月27日的数据表明，救护车因联系不上接受的医院而形成的“救急搬送困难事案”，在12月19日至25日的一周内达到了6800件，这其中新冠感染者有2130件。无医院可送，不就是医疗崩溃的人间悲剧吗？或许正由此故，日本虽然早在去年上半年就提出要将新冠级别下调（即从现在的2类下调至与季节性流感同格的5类），但就是讨论来讨论去没有进展。显然这里的思虑在于：如果降格，政府当然要省事很多，况且看病有料化（注：即看病收费），政府还能增加收入。不过，一旦下调管控级别，感染数和死亡数或许会大增，这是为民的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你看，任何一项政策的改变与实施，日本人都是论证再论证才定夺的。这样就把因变化而可能带来的负面风险，降至最低。这样做，是保护了谁？当然是最大程度地保护了社会层面的普通百姓和弱势群体。

　　笔者早在2020年4月，在“一览扶桑”公号的专栏上写过《日式抗疫：温水煮青蛙与私权的不可侵犯》文章，说日本的抗疫，成了世界瞩目的一个话题。“日本温水煮青蛙的抗疫方式，能行吗？不强制不封城，能有效果吗？其实，笔者以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日本所固有的耻感文化，能稀释人所自带的那种任性和随意，而不添别人麻烦精神则连带着自肃这朵花。”“这样来看，即便是面临百年不遇的国难，即便是面临从未经验过的事态，如果法律上不能作为的依旧还是不能作为。一切在法律的框架下行事，任何紧急状态的发生，任何突发事件的发生，都不能以此为借口而凌驾和超越法律。这是日本政府做任何事情的底线，当然也是面对这次疫情的底线。”现在看日本抗疫软着陆的成功，很大程度就是这种文化精神和思考底线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