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肖普：拜登智囊的财阀背景

 　 作者：劳伦斯·肖普(Laurence H. Shoup)

　　译者：蔚泽洋、王允文

　　由有色人种领导的美国工人阶级暂时击败了疯狂的特朗普政府和流氓一样的新法西斯主义。特朗普这个种族主义者犯下了众多罪行，其中之一是试图推翻美国大选的结果。不过现在我们的注意力要转向分析拜登政府的人员和政策构成了，他们可能会跟进气候危机、对华战略等重要问题。

　　有人认为，拜登总统当选时正值美国和全世界的危险时刻。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包括气候危机、与中国的冲突、新冠疫情、削弱的同盟体系和经济衰退。此外，右翼势力威胁要摧毁美国仍然存在的小民主制度(little democracy)(它在大多数人眼中具有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财阀资本阶级的主导部门——垄断性金融资本的主要领导人开始感到担心，并希望控制未来关键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的走向。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拜登组建了一个主要由专业人士构成的顶级决策团队，其中绝大多数人通过知名智库、战略咨询政策组织和大型公司等方式，与财阀集团有着密切联系。他们也大多是顶尖大学的校友，而这些学校也与财阀集团有着联系。长期以来，这些训练有素、联系密切的内部人士在系统内部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设计垄断性金融资本主义问题的解决方案，同时始终保持着新自由主义，例如通过国家职能私有化的方法将其纳入到资本主义利润与积累制度。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具有共同的教育、生活经历。

　　图为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哈里斯和总统内阁成员

　　准备拍摄内阁肖像的场景

　　图片来源：原文配图

　　拜登的团队

　　拜登曾承诺，他的内阁将是“历史上最具多样性的”，他补充说，“他们看起来就像这个国家”。这个目标引发了一场混乱，就像是战争胜利者为战利品而争吵，每个利益群体都坚持并游说，以图在新政府中占据重要地位。代议制是每个群体主张的基础，种族、性别和性取向都在发挥作用。代表很重要，他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它为受压迫的群体提供了一种方式，让他们能在谈判桌上获得一个难得的席位。但这就忽略了推选他们上位、与他们联系密切的财阀阶级的考虑。拜登和其他做出决定的人显然仔细考虑过这一核心因素。

　　大多数媒体报道也忽略了阶级这一关键因素，而只关注了身份，这往往脱离了更大的社会因素。媒体甚至没有提到基本常识：美国是一个阶级社会，人们生活中获得的机会——健康、教育、成功和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出生在哪个阶级(以及什么种族、性别)。工人阶级通常是社会最底层。专业阶层的人，如果能为经济、政治权力努力服务，还是能有更好的机会。最重要的是，财阀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掌握、掠夺了社会的大部分利益，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看看大多数拜登团队成员与占统治地位的阶层，尤其是传统贵族阶层的密切关系，比起经常挂在嘴边的种族、性别，前者更能说明拜登政府可能实施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总而言之，身份的多样性掩盖了阶级联盟有限的多样性。

　　拜登团队的前30名成员被视为一个领导小组，其中包括所有的最高领导人，而不仅仅局限于内阁。他们与统治阶层的紧密关系的关键形式之一就是家庭关系。在这项研究中，拜登的团队将被分为两组，前者与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有关系，后者没有。前一组人数很多，而两组都与美国较大的财阀阶级有着广泛的联系。(列举见下文)

　　拜登团队与重要财阀机构的联系

　　对外关系委员会是由传统财阀阶级的成员资助和领导的。例如，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担任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15年，同时一直是对外关系委员会主要的财务捐助者。不少于17名拜登团队成员(在30名成员中，即56.7%)要么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要么与对外关系委员会有密切的家庭关系或其他联系(见上文列举)。其中包括：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中情局局长威廉·J·伯恩斯，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农业部长托马斯·维尔萨克，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国土安全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办公室主任罗恩·克莱恩，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美国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苏珊·赖斯，印度-太平洋地区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经济顾问委员会塞西莉亚·劳斯，科技办公室主任埃里克·兰德尔，总统顾问杰弗里·赞恩茨。[1] 所有人都对对外关系委员会有最低水平的承诺，包括保持必要的联系，尽到成员所需的努力，并支付昂贵的年费。这个小组中有几个人与对外关系委员会关系密切。例如，国务卿布林肯不仅自己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他的妻子、父亲和叔叔也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自2004年以来，布林肯也经常为推动年度基金活动向委员会捐款。气候问题特使克里的家族是波士顿的传统财阀，家族财富超过10亿美元，在对外关系委员会至少还有其他四名他的家庭成员。经济顾问委员会劳斯自2018年以来一直担任委员会主任。农业部长维尔萨克在2007年是对外关系委员会一个独立特别工作小组的联合主席。许多人曾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过，比如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就在2011年6月的会议上发言。

　　17人中，只有副总统哈里斯和办公室主任克莱恩自己不是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而是其家人与对外关系委员会有关系。哈里斯的姐姐玛雅，也是她的竞选经理，自2013年以来一直是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克莱恩的妻子莫妮卡则于2016年被选为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2]

　　虽然目前不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但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与该委员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他为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内部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写了不少于五篇文章，并在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纽约总部发表了讲话。

　　最后，拜登本人在总统竞选期间也为《外交事务》写一篇文章。在2019-2020年大选期间，拜登和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参议员是唯二受邀在《外交事务》上宣传自己及观点的总统候选人。

　　另外两个传统财阀阶级的主要智库都与对外关系委员会有密切关系，这两个智库分别是成立于1916年的布鲁金斯学会和成立于1910年的卡内基基金会。自2002年以来，布鲁金斯学会的主席也一直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布鲁金斯学会最大的捐赠者包括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个人(如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大卫·鲁本斯坦(David Rubenstein))和机构(如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创始机构成员摩根大通银行(JP Morgan Chase bank))。拜登团队的三个成员曾在布鲁金斯学会工作过：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美国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苏珊·赖斯和国家情报总监艾薇儿·海恩斯。卡内基基金会长期以来也一直与对外关系委员会保持联系。自1946年以来，每一位卡内基基金会的主席都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而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现任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在成为主席之前也是卡内基的高级助理。拜登团队的两个成员，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曾在卡内基基金会担任领导职务。[3]

　　最后一个与拜登团队相关的智库是最新成立的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成立于2003年)。尼拉·坦登(Neera Tanden)是这个智库的董事兼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它是一个与克林顿-奥巴马阵营关系较好的中间派民主党智库，主要由新贵亿万富翁阶层的成员资助，这些资助者很多也与对外关系委员会有联系，包括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和格伦·哈钦斯(Glenn Hutchins)。传统财阀资助的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成立于1936年)是另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4] 他们和其他统治阶级的人都支持美国进步中心，以加强民主党中的保守派力量，与目前由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领导的进步派斗争。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团队成员很少有来自民主党进步派的代表，尽管进步派约占民主党选民的40%。

　　据所知，在拜登的前30名团队成员中，有超过一半(19人，即63.3%)与上述四个智库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人中大多数是团队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关键决策者。

　　战略咨询组织

　　近几十年来，那些声名极佳的私人战略咨询组织的数量和影响力都在急剧上升。由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创办的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关系和人脉网来帮助(以高额收费为对价)私人公司和他们富有的财阀阶级所有人从政府合同和活动中获益。拜登团队与一家名为西部执行(WestExec)的咨询公司关系最密切，该公司的座右铭是“把董事会会议室变成战略分析室”。西部执行战略咨询公司与一家名为松岛资本(Pine Island Capital)的私募股权公司是战略合作伙伴。这些公司背后的理念是投资、提供地缘政治和政策专业知识，与大型公司和有前途的中小公司建立联系。拜登团队成员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都是西部执行战略咨询公司和松岛资本的成员。布林肯和米歇尔·佛洛诺伊(Michele Flournoy)于2017年创立了西部执行战略咨询公司。正如松岛资本官网上所说，这个想法是结合“一个经验丰富的投资团队和一群非常有成就的前政府高级官员和军事官员。我们的每一个团队都与投资专业人员合作，积极参与采购交易、分析、中标、完成交易，并直接为松岛资本投资的公司提供咨询。” [5]

　　这代表了前政府官员利用自己的内部关系的一种方式，也就是通过为垄断公司及背后财阀阶级服务来赚钱。布林肯的披露声明列出了以下西部执行战略咨询公司的一些客户：波音、黑石、美国银行、谷歌、ATT、优步、软银、脸书、拉扎德和麦肯锡。除了优步和软银之外，这些顶级企业客户都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机构成员。据报道，布林肯在西部执行战略咨询公司获得了超过110万美元的工作报酬。[6]

　　另一个战略咨询组织是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该集团以创始人、前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的名字命名，她也长期活跃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中，担任了十年的董事。奥尔布赖特目前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名誉董事。奥尔布赖特石桥官网宣传该公司如何通过其明智的建议帮助企业客户“解锁全球市场”。在加入拜登团队之前，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是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的高级副总裁。[7]

　　另一个类似组织是科恩集团(Cohen Group)，由前国防部长威廉·科恩(William Cohen)创立，也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前董事。拜登团队成员交通部长布蒂吉格曾在2004年和2005年为科恩集团工作。赖斯和布蒂吉格还为对外关系委员会机构成员麦肯锡工作，该公司为许多跨国公司就如何改善其基本运营提供建议。亚洲集团为企业在亚洲的商业战略提供咨询。拜登团队中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是该组织的首席执行官和主席。

　　最后一个有关的战略咨询组织是宏观咨询(Macro Advisory Partners)，它专注于为企业和其他客户提供地缘政治的预测建议。优步和来福车是两个已知的客户。拜登团队成员，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长麦克多诺曾为宏观咨询工作，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是该公司全球咨询委员会的一员，沙利文曾代表该公司和优步与工会进行谈判。[8]

　　总结来说，在拜登团队的30名成员中，有10人(33%)与战略咨询公司有关联。

　　公司

　　这些机构投入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创造商品和服务，为背后的财阀阶级创造巨额财富。拜登团队的一些成员曾为大公司提供咨询、担任董事会成员或以其他方式服务。财政部长耶伦首当其冲。她的披露声明显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她通过在头部金融公司演讲获得了超过700万美元。其中包括：花旗集团(Citigroup)(9次演讲，近100万美元)、城堡对冲基金(hedge fund Citadel)(3次演讲，超过80万美元)、高盛(Goldman Sachs)、巴克莱银行(Barclays)、瑞银集团(UBS)、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巴黎银行(BNP Paribas)和谷歌。耶伦还曾是麦哲伦公司(Magellan Financial Group)的一名顾问，从中获得了35万美元的顾问费和演讲费。她的公职为她带来相当的财富;她现在拥有数百万笔投资基金和至少13家大公司的资产。[9]

　　副总统哈里斯也与大型公司、其他资产阶级机构有着密切的家庭关系。在她成为副总统之前，她的丈夫是顶级跨国律师事务所欧华(DLA Piper)的合伙人。她的姐姐玛雅是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的分析师，在福特基金会工作，也是哈佛法学院的访问学者。玛雅的丈夫托尼·韦斯特是百事可乐公司的法律顾问，目前是零工经济巨头优步的首席合规官。优步公司曾因其不道德的行为、忽视当地法律、通过核心商业模式将司机认定为独立承包商等方式损害工会和工人权利而受到批评。[10]

　　塞西莉亚·劳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名院长，也是普信投资集团(T. Rowe Price Equity Mutual Funds)的董事会成员。在2018年，这家财富管理公司管理的资产有近1万亿美元(9911亿)，目前可能超过了这一数字。普信的董事也与摩根大通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和其他重要的财阀公司有关联。[11]

　　奥斯汀将军于2016年4月退役。同月，他立刻加入了私人企业，利用自己的政府公职，加入了国防承包商雷神公司(Raytheon)的董事会。到2020年，他通过职位获得的总薪酬为每年140万美元。此外，他在2017年成为纽柯钢铁公司(Nucor Corporation)的董事，在2018年成为泰尼特健保公司(Tenet Healthcare)的董事。

　　多年以来，被提名为司法部长的梅里克·加兰德一直是凯寿律所(Arnold & Porter)(著名的美国“白鞋”所)从事公司诉讼的合伙人律师，尽管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法官。“白鞋”所是最顶级和最负盛名的律所，经常代理顶级公司的案件。据报道，他的净资产至少为760万美元，可能高达2500万美元。政治上他是中间派，是一名“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能源部长格兰霍姆曾是马里内特海洋公司(Marinette Marine Corporation)、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通用林产品公司(Universal Forest Products)和Talmer Bancorp公司的董事。

　　拜登团队成员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当选公职之前是一名罗德艾兰州的风险投资家。她在私人股本公司贝恩资本(Bain Capital)的支持下，创立了该州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也就是PJC公司。她的丈夫在麦肯锡工作。

　　在担任政府公职之前，拜登团队成员贸易代表戴琪在一家国际知名律所工作，该律所为各大公司提供服务。戴琪曾在贝克·麦坚时(Baker McKenzie)和Miller & Chevalier两家律所工作。后一家律所在官网上表示，他们的律师最近代理了世界500强公司中40%以上的案件。该律所补充到，“我所相当一部分律师都在美国政府担任高级职位，撰写了许多规章帮助所服务客户合规行事。” [12]

　　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也在两家顶级的全球性律所工作过。在加入奥巴马-拜登政府之前，他在洛杉矶的美迈斯律所(O’Melveny & Myers)工作;2017年，他回到华盛顿的威凯平和而德律所(Wilmer Cutler Pickering Hale and Dorr LLP)执业，后来负责新冠疫情专门工作组。威凯平和而德律所在最近的全美律所排名中位列第二。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负责人迈克尔·里根在环保局工作了约10年，之后加入环境保护基金担任清洁能源部副总裁，在那里又工作了8年。环境保护基金是一个主流的、基于市场的机构，接受来自财阀基层的大量捐赠。举一个例子，由沃尔玛创始家族控制的沃尔顿基金会(Walton Foundation)仅在2010年就捐给了环境保护基金7180万美元，这一年里根在环境保护基金工作。该基金致力于与沃尔玛等造成污染的公司建立伙伴关系，与他们进行谈判，建议通过微小改变以减少公司造成的损害。作为交换，这些公司获得了正面宣传作为掩饰。

　　最近，里根成为了北卡罗来纳州环境质量部的负责人。作为环境保护基金的一部分，通过这一角色，他与杜克能源公司(Duke Energy)谈判了一项重要协议，要求杜克清理其造成污染的工厂煤灰。但在可能的交换条件下，他还批准允许杜克能源公司和道明尼资源公司(Dominion Energy)按计划建造约600英里的大西洋海岸天然气管道，这与反对该项目的环保人士、印第安人和土地拥有者发生冲突。反对者提起诉讼，并成功地阻止了该项目。

　　拜登的农业部长维尔萨克也是奥巴马的农业部长，他在该职位工作了八年。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维尔萨克被称为“孟山都先生”(Mr. Monsanto)。因为他批准的新转基因生物比之前任何时期的农业部长都多，其中包括孟山都公司的有毒产品，如孟山都的抗草甘膦大豆(Roundup Ready)。

　　自2017年初卸任公职以来，到2021年初，维尔萨克担任美国乳制品出口委员会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年薪为100万美元，这是一个代表120家公司和农业组织的游说机构，以望增加出口。这是一个农业企业，而非受到大型农业公司压迫、剥削的小农经济。随着小农经济的倒闭，大型企业的垄断地位也越来越强。维尔萨克的职业生涯就是从服务于大型农业企业开始的。但可持续的家庭式农业和国家粮食安全才是优先事项，而不是大型农业企业的利润。因此综合来看，维尔萨克是拜登做出的最差选择。维尔萨克承诺保持现状，而不是“重现往日辉煌”。美国农村是特朗普的关注重心，特朗普需要民主党达成一项新协议，其中措施包括更公平的价格、限制企业合并、给被排除在外的群体以土地使用权以及重建农村社区的资金。现在看来，农民不可能从维尔萨克那里得到这些东西了。

　　办公室主任克莱恩是美迈斯律所的合伙人，房利美(Fannie Mae)的在册说客，风险投资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和法律顾问。

　　在成为总统顾问和新冠疫情协调员之前，赞恩茨曾是克兰默集团(Cranemere)的首席执行官。该集团是一家私募股本公司，投资过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s)、梅伦家族(Mellons)和哈里曼家族(Harrimans)等传统贵族家族。在此之前，他曾在贝恩公司工作，后来担任一家咨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主席，同时也是脸书的董事会成员。

　　总结来看，拜登团队成员中有13人(43.3%)与财阀阶级企业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大学

　　美国顶尖大学，也是排名最高、捐赠基金(由富人资助)最多的大学，致力于培养多种精英。大学的一个关键功能是向学生灌输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美国的顶尖大学都是私立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都有着大量的捐赠基金，学费非常昂贵，但同时也是世界前十的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也是世界前十的大学。

　　在哈佛大学获得至少一个学位的拜登团队成员：国务卿布林肯、经济顾问委员会劳斯、商务部长雷蒙多、贸易代表戴琪、能源部长格兰霍姆、办公室主任克莱恩、交通部长布蒂吉格和司法部长加兰德。曾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拜登团队成员：财政部长耶伦、美国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赖斯、印度-太平洋地区协调员坎贝尔、科技办公室主任兰德尔和司法部长加兰德。加兰德还曾在哈佛大学监督委会任职并担任主席。因此，30人中有12人(40%)与这所领先的大学有关。

　　在耶鲁大学获得至少一个学位的拜登团队成员：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财政部长耶伦、贸易代表戴琪、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坦登、商务部长雷蒙多。沙利文也曾在耶鲁大学任教。与耶鲁大学有关的成员共有六位。

　　在牛津大学获得至少一个学位的拜登团队成员：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中情局局长伯恩斯、美国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赖斯、交通部长布蒂吉格、商务部长雷蒙多、印度-太平洋地区协调员坎贝尔和科技办公室主任兰德尔。与牛津大学有关的成员共有七位。

　　在斯坦福大学获得至少一个学位的拜登团队成员：美国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赖斯和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贝塞拉。

　　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至少一个学位的拜登团队成员：国务卿布林肯。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在芝加哥大学获得至少一个学位的拜登团队成员：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

　　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至少一个学位的拜登团队成员：科技办公室主任兰德尔。经济顾问委员会劳斯曾在本校任教并担任院长。

　　总结来看，拜登团队的30名成员中有18名(60%)获得了世界前十大学的学位，或在前十大学工作过。这些学校也拥有最大的捐赠基金。该团队由专家构成，受过精英大学的良好训练。

　　工人阶级的代表

　　尽管拜登任命的大部分人选(30人中的25人)都有着与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十分密切的联系和见解，但其中至少有5人看起来是更能代表占多数的工人阶级的专家。他们是教育部长米格尔·卡多纳，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马西娅·福吉，劳工部长马蒂·沃尔什，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泽维尔·贝塞拉，以及内政部长德布·哈兰。

　　被提名为教育部长的卡多纳拥有一所州立大学的理学学士学位，以及康涅狄格大学的博士学位。他的学位论文以成绩差异为主题，他也致力于消除有色人种学生和白人学生之间的成绩落差。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小学四年级的教学工作，由于他的工作过于出色，他在破纪录的时间内就升任校长，并以28岁的年龄成为了州内最年轻的校长。2019年，他被任命为康涅狄格州教育局局长。他有望迅速废止特朗普任命的反动分子贝齐·德沃斯(Betsy DeVos)强加给国家的破坏性反教育政策。

　　俄亥俄州众议员福吉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理学学士学位)和克利夫兰州立大学(法学学位)。福吉是詹姆斯·克莱伯恩(James Clyburn)众议员的盟友。据称她希望出任农业部长以解决劳动人民和穷人的食物供应问题。克莱伯恩为此进行了游说，但遭到了拒绝，维尔萨克成为了最终的人选。福吉获得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职位，这显然是妥协的结果。她抱怨过，表示民主党领导人应当“停止只把特定机构看作适合我这样人的地方”(特朗普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是本·卡森，也是一位非裔美国人)。

　　劳工部长沃尔什长期以来都是工会领导人，他在当选波士顿市长之前曾经领导过波士顿建筑行业组织。他的任命得到了包括财务主管理查德·特拉姆卡(Richard Trumka)在内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领导人的大力支持。

　　被提名为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的贝塞拉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了他的文学学士学位和法学学位，但在此之外与财阀统治集团并不存在明确的联系。他曾是洛杉矶地区的众议员，随后被选为加利福尼亚州的总检察长。在被委任为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时，他仍在担任这一职位。

　　拜登团队中最后一位正面的候选人是被提名为内政部长的印第安裔德布·哈兰。哈兰的母亲是新墨西哥州的拉古纳普韦布洛人(Laguna Pueblo)，她的父亲是挪威裔美国人，并曾是海军陆战队的职业军人。作为军人家庭的一员，哈兰经常搬家，她在童年时期曾在13所不同的公立学校学习。哈兰是一位单身母亲，她直到28岁才进入大学，从新墨西哥大学获得了本科和法学学位。她随后活跃于民主党政坛，并于2018年当选为众议员。她将成为第一位领导内政部门的印第安裔美国人。她对化石燃料产业一直持批判态度。

　　共和党和民主党政治中的排斥性与多样性

　　由于共和党不能对美国的跨国工人阶级提供什么(这主要是因为共和党通过减税、去管制、公司补贴以及其他福利来满足财阀的要求)，因此它在围绕白人的排斥性政治而存在的文化问题和仇恨上大做文章，并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问题。麻烦之处在于，这常常以对他人的压迫为基础(美国拥有奴隶制、种族隔离、移民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长期历史)。从财阀的角度来看，这种方法还有额外的好处，那就是能够利用种族主义分裂并控制工人阶级。至少，自从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以来，这一直都是共和党获胜并统治国家的主要方式。对此，民主党也一直给出了相反的回应，强调对多样化群体预期代表性提升的必要。

　　对拜登团队关系的讨论显示，在他的30人团队之中，有足足25名成员(占83.3%)都与巨富的财阀阶级存在密切联系。30人中的许多人拥有多重联系，而那些与财阀联系最密切的人往往拥有最为重要和有影响力的职位，特别是与经济和外交政策相关的那些。但是这些团队成员在被推销给美国大众时，却不知为何代表了多样性和普通人——他们“看起来就像这个国家”。我们被指望相信，对于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而言，通过服务于权力而获得个人事业和家庭财富积累的生平很快就会无关紧要了，他们现在会代表人民的利益。正因如此，民主党实行的政治是流于表面的，现实是财阀统治阶级政治没有改变。

　　对于民主党(如果被桑德斯这样的左派领导的话)而言，一种更为激进的方式是从多样性政治转向阶级政治。但这不是拜登及其团队所做的。他们对于多样性的强调(经常只是表面文章)要比特朗普的方式(非常低的标准)好，但是却正中右翼势力下怀。这是因为，基于文化和阶级隔阂，他们激起了共和党基础选民的愤怒和恐惧。出于排他性的白人政治观点，这些基础选民都已经做好了违背自身经济利益而行动的准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关注阶级政治，包括劳动人民共同面对的广泛的经济和社会不公平，就像在20世纪30年代做的那样，在同时将前线人口和团体的需求放在首位——他们由于种族、国际、性别、性取向、残疾和其他令人生厌的资本主义社会促成的区分而受到压迫。这种阶级观是重新赢得并统一工人阶级群众的方式。新冠疫情救援计划显然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主要政策成果：气候与中国

　　在灾难性的特朗普岁月之后，拜登政府有许多需要关注的重点，包括气候危机、与中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冲突、新冠疫情、经济衰退、民主复兴的需求，以及直面美国社会持续存在的种族主义和厌女倾向等。我将集中讨论两个事关存亡的重要威胁，也就是气候危机和与中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

　　拜登政府与绿色新政计划

　　大约15年前，绿党提出了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的概念，希望通过建设可持续绿色能源基础设施来实现零排放，并在同时以生活工资实现充分就业、减少经济不平等，并提供“公平的过渡”。自2010年起，绿党候选人就开始将绿色新政列入他们州和全国选举的纲领。由于主流媒体对绿党理念和候选人的报道持续失败，直到2018年，一些民主党官员认识到绿色新政概念的价值，并开始倡导其初步计划时，绿色新政概念才得到了全国范围内的关注。但坚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民主党人普遍反对进一步倡导基于市场的方案。

　　桑德斯参议员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例外，他赞同公用事业公有化，并正确地提出国家需要消除能源等基本需求分配中的利润动机。这一方案准确地指明了问题：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制度对气候危机负有首要责任，如果不正视这一危机，它将很快使得地球不再适宜于人类和其他生物居住。但绝大多数其他民主党人和几乎所有共和党人都拒绝跨越私有企业和公有制之间的界限。他们知道这么做标志着既有商业模式的终结，也标志着市场高于一切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而正是这种制度当初造成了气候危机。财阀阶级能否继续统治将存在疑问。

　　对于强有力的绿色新政的恰当政策实施必须体现气候危机的紧迫性，以及克服造成这一问题的集中私人权力的必要性。比起利用市场牟取暴利的错误解决方案，正确的解答要在各政府机构克服危机、促进公共福利的协调与合作中寻找。美国在危机时期通过公共投资和国有制提升公共福利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不为人所知，但它能够让人们相信，在当下和未来可以采取同样的措施。回顾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有化历史，能够发现许多政府出于国家利益收购、国有化、管理企业的例子。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武器制造企业、电话公司和铁路公司都被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国有化了。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能源垄断企业、铁路、煤矿、卡车公司，甚至一些百货公司都被收归国有。在朝鲜战争期间，钢铁厂被国有化。20世纪80年代的储蓄信贷丑闻又是一个例子。这些将公司和产业置于民主控制之下的政府行为确保了生产和分配符合标准，从而服务于公共利益。这些政府行为与某种形式的阶级政治相关，公司富豪获取更多利润的利益被公共福利的需求所取代。由于当下的私有制模式不能够适应避免生态崩溃和确保人类生存的需要，我们迫切需要大胆而强有力的绿色新政，这将涉及国有化和沿着可持续发展的路线重建美国经济的重要部分。

　　绿色新政最近和最成熟的版本出现于2020年绿党候选人霍伊·霍金斯(Howie Hawkins)的总统竞选活动中。他提出了包含两部分在内的气候危机的解决方案，他预计将在未来10年内花费42万亿美元，而资金的来源是累进税收、减少的军费开支、公共借款和公共货币扩张。方案的第一部分是霍金斯的绿色经济重建项目。这一项目将在2030年建立一个100%的清洁能源系统，涉及美国经济中所有经济部门的可持续性重建。项目的执行需要对经济关键部门实行社会所有制，以便民主地规划一个广泛覆盖农业、制造业、住房和交通等方方面面的联邦公共工程项目。第二部分的经济权利法案(Economic Bill of Rights)聚焦于社会正义，保证为所有人提供有着生活工资的充分就业、贫困线之上的收入、体面的家庭、全面的免费医疗、良好的公共教育以及有保障的退休生活。[13]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在2020年的竞选活动中提出了一项规模相对较小、但仍然十分重大的绿色新政方案，预估将在未来10年内花费16.3万亿美元的公共投资。桑德斯的方案也涉及实行社会所有制，但仅仅是在美国经济的电力部门。令人遗憾的是，桑德斯错误地说明，“贪婪”，而不是资本主义，才是“气候危机的核心”。尽管如此，桑德斯仍然强调，他的方案会提供数百万的绿色工作岗位，为那些原本被排斥在外的人实现社会正义，削减军费开支，并大幅降低碳排放。[14]

　　与霍金斯和桑德斯的方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拜登的方案，到目前为止，其预计支出只有2万亿美元。不过，拜登仍然因为他轻量的绿色新政方案而遭到了共和党人的攻击，尽管他只计划在2035年之前停止将煤、石油、天然气作为电力资源。该项目的另一承诺是在2030年之前节约30%的国土资源和水资源。拜登仅仅以在2050年之前实现净零排放为目标，30年后，加剧的气候危机可能会使这种承诺毫无意义;与之相较，霍金斯和桑德斯的方案重点关注在2030年之前实现主要转变。拜登及其团队显然并未足够重视气候危机。拜登的计划明显不足以拯救这个人类和其他生物适于居住的星球。同样不明确的是，是否会有足够的活动家和公众压力迫使拜登及其团队将其方案拓展，使其与人类和地球所面对的巨大问题的程度相匹配。

　　拜登团队仍然希望延续改良新自由主义，而这一意识形态在当下的时点显然已经失败。在私有制和私人利益之下，维持经济运转的巨额支出和公共医疗体系的明显缺陷最为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新冠疫情下，美国的感染和死亡规模体现了私人利益驱动的“医疗保健”系统的社会谋杀。针对公共卫生采取更加集体主义的政府方案，而不受“自由”的神话阻碍的国家和地区(例如中国、中国台湾地区、古巴、越南、挪威、芬兰、冰岛、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等)在控制病毒、挽救生命上比美国做得好得多。美国新的公共卫生方案应当重视平等、社会正义和医疗保健，而不是少数人的私人利益。

　　拜登团队，对外关系委员会与中国

　　自从1939年以来，对外关系委员会及其成员就在制定美国的帝国大战略上非常有影响力，因而也对这一时期美国参与的所有主要战争负有重要责任，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15] 中国是美国在当今的全球化世界中的主要竞争对手，在过去的几年中，该委员会一直在积极制定新的、令人担忧的美国对华战略。很明显，美中关系现在几乎影响到所有其他问题。

　　此前提出的分析显示，对外关系委员会将在拜登政府中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担任领导职位的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名单已经足以说明这一组织的非凡影响力以及未被重视的核心作用。对外关系委员会2015年的对华战略报告得出结论，“确保美国在全球体系下的首要地位仍然应当是21世纪美国大战略的核心目标”。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能力挑战美国霸权的大国，由于中国正试图在亚洲取得首要地位，而在美国的权力集团看来，这就是走向主导世界的第一步，所以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规划者们得出结论，认为现在需要从“基本”政策出发。这包括美国采取更加不合作、更加对抗性的政策来阻截中国，即使这可能造成——按他们的话来说——“危险的状况”。换言之，对外关系委员会显然认为，为了维持美国霸权，冒着一场灾难性战争的风险是值得的。[16]

　　在该报告发表以来的六年间，对外关系委员会表达的看法被美国统治阶级的更大一部分人接纳为公认的观点。2015年之前与中国乐观地接触，旨在影响北京方面做出改变的时代现在显然已经结束。为了成功应对中国在经济、技术、军事和外交等方面快速发展，而美国开始衰弱、内部分裂也进一步加剧的新局面，对外关系委员会提出了最新的观点，一方面表现在题为“实施对华大战略：22项政策建议”(Implementing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Twenty-Two Policy Prescriptions)的一篇新报告中，一方面也体现在至少一篇刊登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中。[17]

　　这篇长达73页的“实施对华大战略”报告的作者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是对外关系委员会中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亨利·基辛格高级研究员，按照他在与詹妮弗·哈里斯(Jennifer M. Harris)合著的《依靠他种手段的战争》(War By Other Means)一书中的宣传，他也是推动进攻性地缘经济战略(一种混合战争模式)的领导人物。[18] 作为一位前政府官员、大使，以及作者，布莱克威尔在报告的致谢部分感谢了基辛格的协助，并经常在报告中援引这位前国务卿的观点，还补充说他“特别感谢基辛格博士的友谊，他给我的启发，以及[他]在几乎整个成年时期给我的指导”。[19]

　　在他的引言中，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表示，美中关系对于未来非常关键：“没有任何其他双边关系能够更好地界定这一世纪的基本性质。”美国本世纪大战略的“核心目标”仍然是维持“美国在塑造国际体系中的关键角色”，因此，美国应当在与中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的同时平衡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20]

　　布莱克威尔的报告有一个令人震惊的开头，而他很明显希望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崛起的中国力量在许多方面令人印象深刻”，美国不再有着“在亚洲拥有存在广泛基础的首要地位”的选择。他认识到，中国不仅仅是另一个大国，它的目标是成为现代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通过严重威胁美国长期国家利益的方式增强了自己的国家实力”。但与此同时，美国能够，也应当阻止中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和世界范围之内获得首要地位。美国如何“成功应对中国在地缘经济、军事、技术和外交等方面的系统性的挑战，将决定未来几十年国际秩序的形态”。接下来的问题的就是，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霸权的体系中，如何开展区域性和全球性的行动。布莱克威尔接着列举了6个国内政策建议和16个国际政策建议。与对外关系委员会“外交政策始于国内”的看法相一致，6条国内政策建议从在美国“应对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分裂”所需的一大类事项入手。这些建议包括推动基础设施现代化、进行移民体系改革、巧妙管理经济、削减应享权益支出，以及改善教育水平。其他国内政策建议还包括保护美国的民主模式、教导美国民众中国的挑战，以及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庞大的曼哈顿计划的投入程度来提升美国的技术发展。[21]

　　布莱克威尔的国际政策建议则始于一条诫命：中国必须成为关注的焦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应当转移注意力到世界中的许多其他问题上。随之而来的是其他诫命。在与中国的斗争中，美国在同盟体系上拥有潜在的巨大优势，但这一优势被特朗普削弱了。这应当在密切、频繁的磋商与必要的妥协之下耐心地恢复。初次之外，美国在亚洲的力量投放必须变得更为强有力、更富攻击性。布莱克威尔提出：“美国应当大力加强在亚洲的军事力量投放，从欧洲和中东战区抽调资源来增强美国的军事力量，以有效地在第一和第二岛链之内施加影响力，而不应当顾及中国的任何反对。”

　　接着就是几页有关改善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以及若干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和政策协调的建议。布莱克威尔相信，这种力量投放会使美国得以要求中国在贸易上“严格对等”，更强大的美国军事力量也被视作避免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关键，因为这将进一步在该问题上推动必要的灵活外交。这也会使得美国能够更加容易地与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达成协议，因为美国“应当以建立比中俄关系更好的美中和美俄关系为目标”。在与盟友的磋商过程中，对俄罗斯做出的让步应当包括停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张、停止美国的制裁，以及允许俄罗斯重返八国集团(G8)。作为回报，俄罗斯应当离开乌克兰东部并停止其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干涉。[23]

　　在布莱克威尔的报告接近尾声的部分，他建议“与中国就气候变化展开迫切和全面的双边对话”。在特朗普的领导下，他提出，美国“愚蠢地”允许中国在绿色能源投资和一些清洁技术上发挥领导作用，但是，通过合作，两国可以成功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在报告的最后，布莱克威尔再一次强调以全面力量支持外交的作用：

　　“为了使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加强的高层双边对话富有成效，美国应当首先清楚确定一点，即美国要增强对亚洲的军事、外交、经济力量投放，加强与盟友、伙伴与朋友们的互动，帮助他们提升经济和军事力量。成功的外交依赖于可部署的筹码，华盛顿方面需要按照本报告中的政策建议增加自己的筹码。中国奉行基于权力平衡的经典的现实主义政策，如果不做到这些，就无法使北京方面相信他们有理由基于国家利益与美国进行认真的谈判。” [24]

　　几乎在布莱克威尔撰写他的报告的同时，另外两位注定要在拜登团队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对外关系委员会相关人士——委员会成员坎贝尔，拜登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协调员，负责协调对华政策，以及委员会作者沙利文，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也在为《外交事务》起草一篇有关美中政策的文章。他们的文章“竞争而不是灾难：美国如何在挑战中国的同时与中国共存”(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对于洞悉当下和未来的政策非常重要。

　　坎贝尔和沙利文的文章表明，他们基本上接受了布莱克威尔提出的方案，但更加关注其实施。例如，和布莱克威尔一样，他们认识到中国非常“难以对付”，也知道美国无法在亚洲重新确立其首要地位，因此共存是有必要的。他们也接受美国无力决定中国的长期发展。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也同样被着重论述。坎贝尔和沙利文强调，美中之间的竞争不是一些权威智库倾向于描述成的那种新冷战(参见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于2021年1月28日公布的报告“更长的电报”(The Longer Telegram)，其针对中国采取了更强硬的路线)。相反，坎贝尔和沙利文认为，当下的情况既需要竞争也需要合作。在竞争的一侧，美国所具有的重大优势在于其同盟系统：“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加起来的分量可以决定中国在所有领域的选择，但前提是华盛顿深化所有这些关系并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尽管有关美中竞争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双边层面，但美国最终需要将其中国战略嵌入到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密集关系和制度网络之中。” [25]

　　这将使得对于中期和长期共存不可或缺的互惠关系得以可能。在合作领域，中国被视作许多核心问题的关键合作者，特别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即使中国已经成为比苏联更加难以对付的竞争者，它也是美国的重要伙伴。对于那些在美国和中国合作之下仍然难以解决的全球问题而言，如果两国不进行合作，就完全不可能解决——考虑到美国和中国是两个最大的污染排放国，气候变化就是首当其冲的问题。许多其他跨国挑战(经济危机、核扩散、全球疫情等)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共同努力。这种合作的必要性在冷战时期几乎不存在。” [26]

　　处于领导岗位的大量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以及拜登2020年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文章体现了在未来数月和数年中将会采取的中国政策和其他政策的明显迹象。拜登的文章与对外关系委员会讨论的方案相一致。在他2020年题为“为什么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的文章中，这位未来的总统论证，美国必须在世界中获得领导地位。对于中国，他采取了强硬的路线：“美国的确需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即使我们在拥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寻求与北京进行合作。”拜登团队方案的特点也体现在拜登的这段陈述中：

　　“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将使美国重新回到谈判桌的上首……世界不会自己组织起来。70年来，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的领导下，美国主导了规则的制定、协议的达成，并推动引导国家间关系的机构发挥作用……直到特朗普上台。如果我们继续任由他放弃这一责任，那么就会发生以下两种情况之一：要么别国会取代美国的位置，但不会推行相同的利益和价值观;要么没有国家取代美国，然后混乱会相继而来。无论哪种情况会发生，都对美国不利。” [27]

　　结论

　　与反映财阀阶级的需要和希望的私人智库一起，美国政府不断面临着国内外的挑战。拜登政府从对外关系委员会、其他私人智库、战略咨询组织和公司中请到了许多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专家，试图应对在灾难性的特朗普岁月中积累的问题的“完美风暴”。但美国群众的怀疑态度以及来自民主党内大量进步派的压力都意味着，拜登及其团队打着民主党版本的代表政治的幌子，试图用有关“多样性”的华丽辞藻来掩盖他们的财阀本质。

　　一个核心问题是对外关系委员会以及美国财阀统治阶级比起生态可持续性远远更关注全球主导地位。长期以来，美国既拒绝承认气候危机的严重性，又对其他国家采取帝国主义姿态。这两种倾向都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迟早都会显现出来，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就是其表现。这是真实存在的情况，尽管也有一些迹象表明，拜登团队的一些成员认识到了认真推行绿色新政的必要性，又或发现了中国当下的整体国力与美国处于伯仲之间，而新的、更加温和、谨慎的外交政策是必需的。从根本上来说，我们的运动需要独立于民主党，以阶级为基础更加紧密地组织起来，以迫使拜登政府将强有力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绿色新政计划以及和平的对华和对他国方案纳入议程。由于拜登团队是由“内部人士”主导的，他们的专长就在于敲定协议，并忽视运动的要求或就此讨价还价，因此，有组织和团结一致的美国跨国工人阶级需要对他们施加巨大的压力。财阀政治家和他们的专业专家希望人民投票给他们，然后消失，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受打扰地服务于公司统治阶级主人的利益，而迫使人民成为旁观者。这就是奥巴马做过的事情，他迅速瓦解了那些将其选举为总统的运动。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特朗普吸引了相当一部分沮丧的民众。

　　由于拜登团队很可能在压力之下才会去做应当做的事情，而且他们只对权力做出反映，所以活动人士必须造成并施加最大的压力。可以想见政府倾向于对劳动人民——他们才是政府得以上台的原因——采取鄙夷的姿态和轻蔑的态度，考虑到政府由内而外都已经受到财阀集团的影响。因此，如果要避免我们和整个世界面临的危险，我们正需要美国人口中构成最多样化的、来自社会底层的、在民主制之中占多数的劳动人民来施加强大压力。

 　 作者：劳伦斯·肖普(Laurence H. Shoup)

　　译者：蔚泽洋、王允文

　　由有色人种领导的美国工人阶级暂时击败了疯狂的特朗普政府和流氓一样的新法西斯主义。特朗普这个种族主义者犯下了众多罪行，其中之一是试图推翻美国大选的结果。不过现在我们的注意力要转向分析拜登政府的人员和政策构成了，他们可能会跟进气候危机、对华战略等重要问题。

　　有人认为，拜登总统当选时正值美国和全世界的危险时刻。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包括气候危机、与中国的冲突、新冠疫情、削弱的同盟体系和经济衰退。此外，右翼势力威胁要摧毁美国仍然存在的小民主制度(little democracy)(它在大多数人眼中具有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财阀资本阶级的主导部门——垄断性金融资本的主要领导人开始感到担心，并希望控制未来关键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的走向。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拜登组建了一个主要由专业人士构成的顶级决策团队，其中绝大多数人通过知名智库、战略咨询政策组织和大型公司等方式，与财阀集团有着密切联系。他们也大多是顶尖大学的校友，而这些学校也与财阀集团有着联系。长期以来，这些训练有素、联系密切的内部人士在系统内部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设计垄断性金融资本主义问题的解决方案，同时始终保持着新自由主义，例如通过国家职能私有化的方法将其纳入到资本主义利润与积累制度。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具有共同的教育、生活经历。

　　图为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哈里斯和总统内阁成员

　　准备拍摄内阁肖像的场景

　　图片来源：原文配图

　　拜登的团队

　　拜登曾承诺，他的内阁将是“历史上最具多样性的”，他补充说，“他们看起来就像这个国家”。这个目标引发了一场混乱，就像是战争胜利者为战利品而争吵，每个利益群体都坚持并游说，以图在新政府中占据重要地位。代议制是每个群体主张的基础，种族、性别和性取向都在发挥作用。代表很重要，他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它为受压迫的群体提供了一种方式，让他们能在谈判桌上获得一个难得的席位。但这就忽略了推选他们上位、与他们联系密切的财阀阶级的考虑。拜登和其他做出决定的人显然仔细考虑过这一核心因素。

　　大多数媒体报道也忽略了阶级这一关键因素，而只关注了身份，这往往脱离了更大的社会因素。媒体甚至没有提到基本常识：美国是一个阶级社会，人们生活中获得的机会——健康、教育、成功和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出生在哪个阶级(以及什么种族、性别)。工人阶级通常是社会最底层。专业阶层的人，如果能为经济、政治权力努力服务，还是能有更好的机会。最重要的是，财阀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掌握、掠夺了社会的大部分利益，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看看大多数拜登团队成员与占统治地位的阶层，尤其是传统贵族阶层的密切关系，比起经常挂在嘴边的种族、性别，前者更能说明拜登政府可能实施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总而言之，身份的多样性掩盖了阶级联盟有限的多样性。

　　拜登团队的前30名成员被视为一个领导小组，其中包括所有的最高领导人，而不仅仅局限于内阁。他们与统治阶层的紧密关系的关键形式之一就是家庭关系。在这项研究中，拜登的团队将被分为两组，前者与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有关系，后者没有。前一组人数很多，而两组都与美国较大的财阀阶级有着广泛的联系。(列举见下文)

　　拜登团队与重要财阀机构的联系

　　对外关系委员会是由传统财阀阶级的成员资助和领导的。例如，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担任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15年，同时一直是对外关系委员会主要的财务捐助者。不少于17名拜登团队成员(在30名成员中，即56.7%)要么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要么与对外关系委员会有密切的家庭关系或其他联系(见上文列举)。其中包括：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中情局局长威廉·J·伯恩斯，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农业部长托马斯·维尔萨克，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国土安全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办公室主任罗恩·克莱恩，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美国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苏珊·赖斯，印度-太平洋地区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经济顾问委员会塞西莉亚·劳斯，科技办公室主任埃里克·兰德尔，总统顾问杰弗里·赞恩茨。[1] 所有人都对对外关系委员会有最低水平的承诺，包括保持必要的联系，尽到成员所需的努力，并支付昂贵的年费。这个小组中有几个人与对外关系委员会关系密切。例如，国务卿布林肯不仅自己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他的妻子、父亲和叔叔也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自2004年以来，布林肯也经常为推动年度基金活动向委员会捐款。气候问题特使克里的家族是波士顿的传统财阀，家族财富超过10亿美元，在对外关系委员会至少还有其他四名他的家庭成员。经济顾问委员会劳斯自2018年以来一直担任委员会主任。农业部长维尔萨克在2007年是对外关系委员会一个独立特别工作小组的联合主席。许多人曾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过，比如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就在2011年6月的会议上发言。

　　17人中，只有副总统哈里斯和办公室主任克莱恩自己不是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而是其家人与对外关系委员会有关系。哈里斯的姐姐玛雅，也是她的竞选经理，自2013年以来一直是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克莱恩的妻子莫妮卡则于2016年被选为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2]

　　虽然目前不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但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与该委员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他为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内部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写了不少于五篇文章，并在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纽约总部发表了讲话。

　　最后，拜登本人在总统竞选期间也为《外交事务》写一篇文章。在2019-2020年大选期间，拜登和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参议员是唯二受邀在《外交事务》上宣传自己及观点的总统候选人。

　　另外两个传统财阀阶级的主要智库都与对外关系委员会有密切关系，这两个智库分别是成立于1916年的布鲁金斯学会和成立于1910年的卡内基基金会。自2002年以来，布鲁金斯学会的主席也一直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布鲁金斯学会最大的捐赠者包括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个人(如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大卫·鲁本斯坦(David Rubenstein))和机构(如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创始机构成员摩根大通银行(JP Morgan Chase bank))。拜登团队的三个成员曾在布鲁金斯学会工作过：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美国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苏珊·赖斯和国家情报总监艾薇儿·海恩斯。卡内基基金会长期以来也一直与对外关系委员会保持联系。自1946年以来，每一位卡内基基金会的主席都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而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现任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在成为主席之前也是卡内基的高级助理。拜登团队的两个成员，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曾在卡内基基金会担任领导职务。[3]

　　最后一个与拜登团队相关的智库是最新成立的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成立于2003年)。尼拉·坦登(Neera Tanden)是这个智库的董事兼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它是一个与克林顿-奥巴马阵营关系较好的中间派民主党智库，主要由新贵亿万富翁阶层的成员资助，这些资助者很多也与对外关系委员会有联系，包括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和格伦·哈钦斯(Glenn Hutchins)。传统财阀资助的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成立于1936年)是另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4] 他们和其他统治阶级的人都支持美国进步中心，以加强民主党中的保守派力量，与目前由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领导的进步派斗争。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团队成员很少有来自民主党进步派的代表，尽管进步派约占民主党选民的40%。

　　据所知，在拜登的前30名团队成员中，有超过一半(19人，即63.3%)与上述四个智库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人中大多数是团队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关键决策者。

　　战略咨询组织

　　近几十年来，那些声名极佳的私人战略咨询组织的数量和影响力都在急剧上升。由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创办的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关系和人脉网来帮助(以高额收费为对价)私人公司和他们富有的财阀阶级所有人从政府合同和活动中获益。拜登团队与一家名为西部执行(WestExec)的咨询公司关系最密切，该公司的座右铭是“把董事会会议室变成战略分析室”。西部执行战略咨询公司与一家名为松岛资本(Pine Island Capital)的私募股权公司是战略合作伙伴。这些公司背后的理念是投资、提供地缘政治和政策专业知识，与大型公司和有前途的中小公司建立联系。拜登团队成员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都是西部执行战略咨询公司和松岛资本的成员。布林肯和米歇尔·佛洛诺伊(Michele Flournoy)于2017年创立了西部执行战略咨询公司。正如松岛资本官网上所说，这个想法是结合“一个经验丰富的投资团队和一群非常有成就的前政府高级官员和军事官员。我们的每一个团队都与投资专业人员合作，积极参与采购交易、分析、中标、完成交易，并直接为松岛资本投资的公司提供咨询。” [5]

　　这代表了前政府官员利用自己的内部关系的一种方式，也就是通过为垄断公司及背后财阀阶级服务来赚钱。布林肯的披露声明列出了以下西部执行战略咨询公司的一些客户：波音、黑石、美国银行、谷歌、ATT、优步、软银、脸书、拉扎德和麦肯锡。除了优步和软银之外，这些顶级企业客户都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机构成员。据报道，布林肯在西部执行战略咨询公司获得了超过110万美元的工作报酬。[6]

　　另一个战略咨询组织是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该集团以创始人、前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的名字命名，她也长期活跃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中，担任了十年的董事。奥尔布赖特目前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名誉董事。奥尔布赖特石桥官网宣传该公司如何通过其明智的建议帮助企业客户“解锁全球市场”。在加入拜登团队之前，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是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的高级副总裁。[7]

　　另一个类似组织是科恩集团(Cohen Group)，由前国防部长威廉·科恩(William Cohen)创立，也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前董事。拜登团队成员交通部长布蒂吉格曾在2004年和2005年为科恩集团工作。赖斯和布蒂吉格还为对外关系委员会机构成员麦肯锡工作，该公司为许多跨国公司就如何改善其基本运营提供建议。亚洲集团为企业在亚洲的商业战略提供咨询。拜登团队中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是该组织的首席执行官和主席。

　　最后一个有关的战略咨询组织是宏观咨询(Macro Advisory Partners)，它专注于为企业和其他客户提供地缘政治的预测建议。优步和来福车是两个已知的客户。拜登团队成员，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长麦克多诺曾为宏观咨询工作，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是该公司全球咨询委员会的一员，沙利文曾代表该公司和优步与工会进行谈判。[8]

　　总结来说，在拜登团队的30名成员中，有10人(33%)与战略咨询公司有关联。

　　公司

　　这些机构投入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创造商品和服务，为背后的财阀阶级创造巨额财富。拜登团队的一些成员曾为大公司提供咨询、担任董事会成员或以其他方式服务。财政部长耶伦首当其冲。她的披露声明显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她通过在头部金融公司演讲获得了超过700万美元。其中包括：花旗集团(Citigroup)(9次演讲，近100万美元)、城堡对冲基金(hedge fund Citadel)(3次演讲，超过80万美元)、高盛(Goldman Sachs)、巴克莱银行(Barclays)、瑞银集团(UBS)、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巴黎银行(BNP Paribas)和谷歌。耶伦还曾是麦哲伦公司(Magellan Financial Group)的一名顾问，从中获得了35万美元的顾问费和演讲费。她的公职为她带来相当的财富;她现在拥有数百万笔投资基金和至少13家大公司的资产。[9]

　　副总统哈里斯也与大型公司、其他资产阶级机构有着密切的家庭关系。在她成为副总统之前，她的丈夫是顶级跨国律师事务所欧华(DLA Piper)的合伙人。她的姐姐玛雅是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的分析师，在福特基金会工作，也是哈佛法学院的访问学者。玛雅的丈夫托尼·韦斯特是百事可乐公司的法律顾问，目前是零工经济巨头优步的首席合规官。优步公司曾因其不道德的行为、忽视当地法律、通过核心商业模式将司机认定为独立承包商等方式损害工会和工人权利而受到批评。[10]

　　塞西莉亚·劳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名院长，也是普信投资集团(T. Rowe Price Equity Mutual Funds)的董事会成员。在2018年，这家财富管理公司管理的资产有近1万亿美元(9911亿)，目前可能超过了这一数字。普信的董事也与摩根大通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和其他重要的财阀公司有关联。[11]

　　奥斯汀将军于2016年4月退役。同月，他立刻加入了私人企业，利用自己的政府公职，加入了国防承包商雷神公司(Raytheon)的董事会。到2020年，他通过职位获得的总薪酬为每年140万美元。此外，他在2017年成为纽柯钢铁公司(Nucor Corporation)的董事，在2018年成为泰尼特健保公司(Tenet Healthcare)的董事。

　　多年以来，被提名为司法部长的梅里克·加兰德一直是凯寿律所(Arnold & Porter)(著名的美国“白鞋”所)从事公司诉讼的合伙人律师，尽管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法官。“白鞋”所是最顶级和最负盛名的律所，经常代理顶级公司的案件。据报道，他的净资产至少为760万美元，可能高达2500万美元。政治上他是中间派，是一名“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能源部长格兰霍姆曾是马里内特海洋公司(Marinette Marine Corporation)、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通用林产品公司(Universal Forest Products)和Talmer Bancorp公司的董事。

　　拜登团队成员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当选公职之前是一名罗德艾兰州的风险投资家。她在私人股本公司贝恩资本(Bain Capital)的支持下，创立了该州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也就是PJC公司。她的丈夫在麦肯锡工作。

　　在担任政府公职之前，拜登团队成员贸易代表戴琪在一家国际知名律所工作，该律所为各大公司提供服务。戴琪曾在贝克·麦坚时(Baker McKenzie)和Miller & Chevalier两家律所工作。后一家律所在官网上表示，他们的律师最近代理了世界500强公司中40%以上的案件。该律所补充到，“我所相当一部分律师都在美国政府担任高级职位，撰写了许多规章帮助所服务客户合规行事。” [12]

　　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也在两家顶级的全球性律所工作过。在加入奥巴马-拜登政府之前，他在洛杉矶的美迈斯律所(O’Melveny & Myers)工作;2017年，他回到华盛顿的威凯平和而德律所(Wilmer Cutler Pickering Hale and Dorr LLP)执业，后来负责新冠疫情专门工作组。威凯平和而德律所在最近的全美律所排名中位列第二。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负责人迈克尔·里根在环保局工作了约10年，之后加入环境保护基金担任清洁能源部副总裁，在那里又工作了8年。环境保护基金是一个主流的、基于市场的机构，接受来自财阀基层的大量捐赠。举一个例子，由沃尔玛创始家族控制的沃尔顿基金会(Walton Foundation)仅在2010年就捐给了环境保护基金7180万美元，这一年里根在环境保护基金工作。该基金致力于与沃尔玛等造成污染的公司建立伙伴关系，与他们进行谈判，建议通过微小改变以减少公司造成的损害。作为交换，这些公司获得了正面宣传作为掩饰。

　　最近，里根成为了北卡罗来纳州环境质量部的负责人。作为环境保护基金的一部分，通过这一角色，他与杜克能源公司(Duke Energy)谈判了一项重要协议，要求杜克清理其造成污染的工厂煤灰。但在可能的交换条件下，他还批准允许杜克能源公司和道明尼资源公司(Dominion Energy)按计划建造约600英里的大西洋海岸天然气管道，这与反对该项目的环保人士、印第安人和土地拥有者发生冲突。反对者提起诉讼，并成功地阻止了该项目。

　　拜登的农业部长维尔萨克也是奥巴马的农业部长，他在该职位工作了八年。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维尔萨克被称为“孟山都先生”(Mr. Monsanto)。因为他批准的新转基因生物比之前任何时期的农业部长都多，其中包括孟山都公司的有毒产品，如孟山都的抗草甘膦大豆(Roundup Ready)。

　　自2017年初卸任公职以来，到2021年初，维尔萨克担任美国乳制品出口委员会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年薪为100万美元，这是一个代表120家公司和农业组织的游说机构，以望增加出口。这是一个农业企业，而非受到大型农业公司压迫、剥削的小农经济。随着小农经济的倒闭，大型企业的垄断地位也越来越强。维尔萨克的职业生涯就是从服务于大型农业企业开始的。但可持续的家庭式农业和国家粮食安全才是优先事项，而不是大型农业企业的利润。因此综合来看，维尔萨克是拜登做出的最差选择。维尔萨克承诺保持现状，而不是“重现往日辉煌”。美国农村是特朗普的关注重心，特朗普需要民主党达成一项新协议，其中措施包括更公平的价格、限制企业合并、给被排除在外的群体以土地使用权以及重建农村社区的资金。现在看来，农民不可能从维尔萨克那里得到这些东西了。

　　办公室主任克莱恩是美迈斯律所的合伙人，房利美(Fannie Mae)的在册说客，风险投资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和法律顾问。

　　在成为总统顾问和新冠疫情协调员之前，赞恩茨曾是克兰默集团(Cranemere)的首席执行官。该集团是一家私募股本公司，投资过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s)、梅伦家族(Mellons)和哈里曼家族(Harrimans)等传统贵族家族。在此之前，他曾在贝恩公司工作，后来担任一家咨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主席，同时也是脸书的董事会成员。

　　总结来看，拜登团队成员中有13人(43.3%)与财阀阶级企业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大学

　　美国顶尖大学，也是排名最高、捐赠基金(由富人资助)最多的大学，致力于培养多种精英。大学的一个关键功能是向学生灌输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美国的顶尖大学都是私立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都有着大量的捐赠基金，学费非常昂贵，但同时也是世界前十的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也是世界前十的大学。

　　在哈佛大学获得至少一个学位的拜登团队成员：国务卿布林肯、经济顾问委员会劳斯、商务部长雷蒙多、贸易代表戴琪、能源部长格兰霍姆、办公室主任克莱恩、交通部长布蒂吉格和司法部长加兰德。曾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拜登团队成员：财政部长耶伦、美国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赖斯、印度-太平洋地区协调员坎贝尔、科技办公室主任兰德尔和司法部长加兰德。加兰德还曾在哈佛大学监督委会任职并担任主席。因此，30人中有12人(40%)与这所领先的大学有关。

　　在耶鲁大学获得至少一个学位的拜登团队成员：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财政部长耶伦、贸易代表戴琪、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坦登、商务部长雷蒙多。沙利文也曾在耶鲁大学任教。与耶鲁大学有关的成员共有六位。

　　在牛津大学获得至少一个学位的拜登团队成员：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中情局局长伯恩斯、美国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赖斯、交通部长布蒂吉格、商务部长雷蒙多、印度-太平洋地区协调员坎贝尔和科技办公室主任兰德尔。与牛津大学有关的成员共有七位。

　　在斯坦福大学获得至少一个学位的拜登团队成员：美国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赖斯和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贝塞拉。

　　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至少一个学位的拜登团队成员：国务卿布林肯。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在芝加哥大学获得至少一个学位的拜登团队成员：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

　　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至少一个学位的拜登团队成员：科技办公室主任兰德尔。经济顾问委员会劳斯曾在本校任教并担任院长。

　　总结来看，拜登团队的30名成员中有18名(60%)获得了世界前十大学的学位，或在前十大学工作过。这些学校也拥有最大的捐赠基金。该团队由专家构成，受过精英大学的良好训练。

　　工人阶级的代表

　　尽管拜登任命的大部分人选(30人中的25人)都有着与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十分密切的联系和见解，但其中至少有5人看起来是更能代表占多数的工人阶级的专家。他们是教育部长米格尔·卡多纳，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马西娅·福吉，劳工部长马蒂·沃尔什，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泽维尔·贝塞拉，以及内政部长德布·哈兰。

　　被提名为教育部长的卡多纳拥有一所州立大学的理学学士学位，以及康涅狄格大学的博士学位。他的学位论文以成绩差异为主题，他也致力于消除有色人种学生和白人学生之间的成绩落差。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小学四年级的教学工作，由于他的工作过于出色，他在破纪录的时间内就升任校长，并以28岁的年龄成为了州内最年轻的校长。2019年，他被任命为康涅狄格州教育局局长。他有望迅速废止特朗普任命的反动分子贝齐·德沃斯(Betsy DeVos)强加给国家的破坏性反教育政策。

　　俄亥俄州众议员福吉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理学学士学位)和克利夫兰州立大学(法学学位)。福吉是詹姆斯·克莱伯恩(James Clyburn)众议员的盟友。据称她希望出任农业部长以解决劳动人民和穷人的食物供应问题。克莱伯恩为此进行了游说，但遭到了拒绝，维尔萨克成为了最终的人选。福吉获得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职位，这显然是妥协的结果。她抱怨过，表示民主党领导人应当“停止只把特定机构看作适合我这样人的地方”(特朗普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是本·卡森，也是一位非裔美国人)。

　　劳工部长沃尔什长期以来都是工会领导人，他在当选波士顿市长之前曾经领导过波士顿建筑行业组织。他的任命得到了包括财务主管理查德·特拉姆卡(Richard Trumka)在内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领导人的大力支持。

　　被提名为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的贝塞拉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了他的文学学士学位和法学学位，但在此之外与财阀统治集团并不存在明确的联系。他曾是洛杉矶地区的众议员，随后被选为加利福尼亚州的总检察长。在被委任为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时，他仍在担任这一职位。

　　拜登团队中最后一位正面的候选人是被提名为内政部长的印第安裔德布·哈兰。哈兰的母亲是新墨西哥州的拉古纳普韦布洛人(Laguna Pueblo)，她的父亲是挪威裔美国人，并曾是海军陆战队的职业军人。作为军人家庭的一员，哈兰经常搬家，她在童年时期曾在13所不同的公立学校学习。哈兰是一位单身母亲，她直到28岁才进入大学，从新墨西哥大学获得了本科和法学学位。她随后活跃于民主党政坛，并于2018年当选为众议员。她将成为第一位领导内政部门的印第安裔美国人。她对化石燃料产业一直持批判态度。

　　共和党和民主党政治中的排斥性与多样性

　　由于共和党不能对美国的跨国工人阶级提供什么(这主要是因为共和党通过减税、去管制、公司补贴以及其他福利来满足财阀的要求)，因此它在围绕白人的排斥性政治而存在的文化问题和仇恨上大做文章，并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问题。麻烦之处在于，这常常以对他人的压迫为基础(美国拥有奴隶制、种族隔离、移民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长期历史)。从财阀的角度来看，这种方法还有额外的好处，那就是能够利用种族主义分裂并控制工人阶级。至少，自从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以来，这一直都是共和党获胜并统治国家的主要方式。对此，民主党也一直给出了相反的回应，强调对多样化群体预期代表性提升的必要。

　　对拜登团队关系的讨论显示，在他的30人团队之中，有足足25名成员(占83.3%)都与巨富的财阀阶级存在密切联系。30人中的许多人拥有多重联系，而那些与财阀联系最密切的人往往拥有最为重要和有影响力的职位，特别是与经济和外交政策相关的那些。但是这些团队成员在被推销给美国大众时，却不知为何代表了多样性和普通人——他们“看起来就像这个国家”。我们被指望相信，对于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而言，通过服务于权力而获得个人事业和家庭财富积累的生平很快就会无关紧要了，他们现在会代表人民的利益。正因如此，民主党实行的政治是流于表面的，现实是财阀统治阶级政治没有改变。

　　对于民主党(如果被桑德斯这样的左派领导的话)而言，一种更为激进的方式是从多样性政治转向阶级政治。但这不是拜登及其团队所做的。他们对于多样性的强调(经常只是表面文章)要比特朗普的方式(非常低的标准)好，但是却正中右翼势力下怀。这是因为，基于文化和阶级隔阂，他们激起了共和党基础选民的愤怒和恐惧。出于排他性的白人政治观点，这些基础选民都已经做好了违背自身经济利益而行动的准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关注阶级政治，包括劳动人民共同面对的广泛的经济和社会不公平，就像在20世纪30年代做的那样，在同时将前线人口和团体的需求放在首位——他们由于种族、国际、性别、性取向、残疾和其他令人生厌的资本主义社会促成的区分而受到压迫。这种阶级观是重新赢得并统一工人阶级群众的方式。新冠疫情救援计划显然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主要政策成果：气候与中国

　　在灾难性的特朗普岁月之后，拜登政府有许多需要关注的重点，包括气候危机、与中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冲突、新冠疫情、经济衰退、民主复兴的需求，以及直面美国社会持续存在的种族主义和厌女倾向等。我将集中讨论两个事关存亡的重要威胁，也就是气候危机和与中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

　　拜登政府与绿色新政计划

　　大约15年前，绿党提出了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的概念，希望通过建设可持续绿色能源基础设施来实现零排放，并在同时以生活工资实现充分就业、减少经济不平等，并提供“公平的过渡”。自2010年起，绿党候选人就开始将绿色新政列入他们州和全国选举的纲领。由于主流媒体对绿党理念和候选人的报道持续失败，直到2018年，一些民主党官员认识到绿色新政概念的价值，并开始倡导其初步计划时，绿色新政概念才得到了全国范围内的关注。但坚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民主党人普遍反对进一步倡导基于市场的方案。

　　桑德斯参议员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例外，他赞同公用事业公有化，并正确地提出国家需要消除能源等基本需求分配中的利润动机。这一方案准确地指明了问题：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制度对气候危机负有首要责任，如果不正视这一危机，它将很快使得地球不再适宜于人类和其他生物居住。但绝大多数其他民主党人和几乎所有共和党人都拒绝跨越私有企业和公有制之间的界限。他们知道这么做标志着既有商业模式的终结，也标志着市场高于一切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而正是这种制度当初造成了气候危机。财阀阶级能否继续统治将存在疑问。

　　对于强有力的绿色新政的恰当政策实施必须体现气候危机的紧迫性，以及克服造成这一问题的集中私人权力的必要性。比起利用市场牟取暴利的错误解决方案，正确的解答要在各政府机构克服危机、促进公共福利的协调与合作中寻找。美国在危机时期通过公共投资和国有制提升公共福利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不为人所知，但它能够让人们相信，在当下和未来可以采取同样的措施。回顾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有化历史，能够发现许多政府出于国家利益收购、国有化、管理企业的例子。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武器制造企业、电话公司和铁路公司都被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国有化了。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能源垄断企业、铁路、煤矿、卡车公司，甚至一些百货公司都被收归国有。在朝鲜战争期间，钢铁厂被国有化。20世纪80年代的储蓄信贷丑闻又是一个例子。这些将公司和产业置于民主控制之下的政府行为确保了生产和分配符合标准，从而服务于公共利益。这些政府行为与某种形式的阶级政治相关，公司富豪获取更多利润的利益被公共福利的需求所取代。由于当下的私有制模式不能够适应避免生态崩溃和确保人类生存的需要，我们迫切需要大胆而强有力的绿色新政，这将涉及国有化和沿着可持续发展的路线重建美国经济的重要部分。

　　绿色新政最近和最成熟的版本出现于2020年绿党候选人霍伊·霍金斯(Howie Hawkins)的总统竞选活动中。他提出了包含两部分在内的气候危机的解决方案，他预计将在未来10年内花费42万亿美元，而资金的来源是累进税收、减少的军费开支、公共借款和公共货币扩张。方案的第一部分是霍金斯的绿色经济重建项目。这一项目将在2030年建立一个100%的清洁能源系统，涉及美国经济中所有经济部门的可持续性重建。项目的执行需要对经济关键部门实行社会所有制，以便民主地规划一个广泛覆盖农业、制造业、住房和交通等方方面面的联邦公共工程项目。第二部分的经济权利法案(Economic Bill of Rights)聚焦于社会正义，保证为所有人提供有着生活工资的充分就业、贫困线之上的收入、体面的家庭、全面的免费医疗、良好的公共教育以及有保障的退休生活。[13]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在2020年的竞选活动中提出了一项规模相对较小、但仍然十分重大的绿色新政方案，预估将在未来10年内花费16.3万亿美元的公共投资。桑德斯的方案也涉及实行社会所有制，但仅仅是在美国经济的电力部门。令人遗憾的是，桑德斯错误地说明，“贪婪”，而不是资本主义，才是“气候危机的核心”。尽管如此，桑德斯仍然强调，他的方案会提供数百万的绿色工作岗位，为那些原本被排斥在外的人实现社会正义，削减军费开支，并大幅降低碳排放。[14]

　　与霍金斯和桑德斯的方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拜登的方案，到目前为止，其预计支出只有2万亿美元。不过，拜登仍然因为他轻量的绿色新政方案而遭到了共和党人的攻击，尽管他只计划在2035年之前停止将煤、石油、天然气作为电力资源。该项目的另一承诺是在2030年之前节约30%的国土资源和水资源。拜登仅仅以在2050年之前实现净零排放为目标，30年后，加剧的气候危机可能会使这种承诺毫无意义;与之相较，霍金斯和桑德斯的方案重点关注在2030年之前实现主要转变。拜登及其团队显然并未足够重视气候危机。拜登的计划明显不足以拯救这个人类和其他生物适于居住的星球。同样不明确的是，是否会有足够的活动家和公众压力迫使拜登及其团队将其方案拓展，使其与人类和地球所面对的巨大问题的程度相匹配。

　　拜登团队仍然希望延续改良新自由主义，而这一意识形态在当下的时点显然已经失败。在私有制和私人利益之下，维持经济运转的巨额支出和公共医疗体系的明显缺陷最为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新冠疫情下，美国的感染和死亡规模体现了私人利益驱动的“医疗保健”系统的社会谋杀。针对公共卫生采取更加集体主义的政府方案，而不受“自由”的神话阻碍的国家和地区(例如中国、中国台湾地区、古巴、越南、挪威、芬兰、冰岛、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等)在控制病毒、挽救生命上比美国做得好得多。美国新的公共卫生方案应当重视平等、社会正义和医疗保健，而不是少数人的私人利益。

　　拜登团队，对外关系委员会与中国

　　自从1939年以来，对外关系委员会及其成员就在制定美国的帝国大战略上非常有影响力，因而也对这一时期美国参与的所有主要战争负有重要责任，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15] 中国是美国在当今的全球化世界中的主要竞争对手，在过去的几年中，该委员会一直在积极制定新的、令人担忧的美国对华战略。很明显，美中关系现在几乎影响到所有其他问题。

　　此前提出的分析显示，对外关系委员会将在拜登政府中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担任领导职位的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名单已经足以说明这一组织的非凡影响力以及未被重视的核心作用。对外关系委员会2015年的对华战略报告得出结论，“确保美国在全球体系下的首要地位仍然应当是21世纪美国大战略的核心目标”。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能力挑战美国霸权的大国，由于中国正试图在亚洲取得首要地位，而在美国的权力集团看来，这就是走向主导世界的第一步，所以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规划者们得出结论，认为现在需要从“基本”政策出发。这包括美国采取更加不合作、更加对抗性的政策来阻截中国，即使这可能造成——按他们的话来说——“危险的状况”。换言之，对外关系委员会显然认为，为了维持美国霸权，冒着一场灾难性战争的风险是值得的。[16]

　　在该报告发表以来的六年间，对外关系委员会表达的看法被美国统治阶级的更大一部分人接纳为公认的观点。2015年之前与中国乐观地接触，旨在影响北京方面做出改变的时代现在显然已经结束。为了成功应对中国在经济、技术、军事和外交等方面快速发展，而美国开始衰弱、内部分裂也进一步加剧的新局面，对外关系委员会提出了最新的观点，一方面表现在题为“实施对华大战略：22项政策建议”(Implementing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Twenty-Two Policy Prescriptions)的一篇新报告中，一方面也体现在至少一篇刊登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中。[17]

　　这篇长达73页的“实施对华大战略”报告的作者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是对外关系委员会中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亨利·基辛格高级研究员，按照他在与詹妮弗·哈里斯(Jennifer M. Harris)合著的《依靠他种手段的战争》(War By Other Means)一书中的宣传，他也是推动进攻性地缘经济战略(一种混合战争模式)的领导人物。[18] 作为一位前政府官员、大使，以及作者，布莱克威尔在报告的致谢部分感谢了基辛格的协助，并经常在报告中援引这位前国务卿的观点，还补充说他“特别感谢基辛格博士的友谊，他给我的启发，以及[他]在几乎整个成年时期给我的指导”。[19]

　　在他的引言中，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表示，美中关系对于未来非常关键：“没有任何其他双边关系能够更好地界定这一世纪的基本性质。”美国本世纪大战略的“核心目标”仍然是维持“美国在塑造国际体系中的关键角色”，因此，美国应当在与中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的同时平衡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20]

　　布莱克威尔的报告有一个令人震惊的开头，而他很明显希望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崛起的中国力量在许多方面令人印象深刻”，美国不再有着“在亚洲拥有存在广泛基础的首要地位”的选择。他认识到，中国不仅仅是另一个大国，它的目标是成为现代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通过严重威胁美国长期国家利益的方式增强了自己的国家实力”。但与此同时，美国能够，也应当阻止中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和世界范围之内获得首要地位。美国如何“成功应对中国在地缘经济、军事、技术和外交等方面的系统性的挑战，将决定未来几十年国际秩序的形态”。接下来的问题的就是，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霸权的体系中，如何开展区域性和全球性的行动。布莱克威尔接着列举了6个国内政策建议和16个国际政策建议。与对外关系委员会“外交政策始于国内”的看法相一致，6条国内政策建议从在美国“应对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分裂”所需的一大类事项入手。这些建议包括推动基础设施现代化、进行移民体系改革、巧妙管理经济、削减应享权益支出，以及改善教育水平。其他国内政策建议还包括保护美国的民主模式、教导美国民众中国的挑战，以及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庞大的曼哈顿计划的投入程度来提升美国的技术发展。[21]

　　布莱克威尔的国际政策建议则始于一条诫命：中国必须成为关注的焦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应当转移注意力到世界中的许多其他问题上。随之而来的是其他诫命。在与中国的斗争中，美国在同盟体系上拥有潜在的巨大优势，但这一优势被特朗普削弱了。这应当在密切、频繁的磋商与必要的妥协之下耐心地恢复。初次之外，美国在亚洲的力量投放必须变得更为强有力、更富攻击性。布莱克威尔提出：“美国应当大力加强在亚洲的军事力量投放，从欧洲和中东战区抽调资源来增强美国的军事力量，以有效地在第一和第二岛链之内施加影响力，而不应当顾及中国的任何反对。”

　　接着就是几页有关改善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以及若干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和政策协调的建议。布莱克威尔相信，这种力量投放会使美国得以要求中国在贸易上“严格对等”，更强大的美国军事力量也被视作避免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关键，因为这将进一步在该问题上推动必要的灵活外交。这也会使得美国能够更加容易地与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达成协议，因为美国“应当以建立比中俄关系更好的美中和美俄关系为目标”。在与盟友的磋商过程中，对俄罗斯做出的让步应当包括停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张、停止美国的制裁，以及允许俄罗斯重返八国集团(G8)。作为回报，俄罗斯应当离开乌克兰东部并停止其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干涉。[23]

　　在布莱克威尔的报告接近尾声的部分，他建议“与中国就气候变化展开迫切和全面的双边对话”。在特朗普的领导下，他提出，美国“愚蠢地”允许中国在绿色能源投资和一些清洁技术上发挥领导作用，但是，通过合作，两国可以成功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在报告的最后，布莱克威尔再一次强调以全面力量支持外交的作用：

　　“为了使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加强的高层双边对话富有成效，美国应当首先清楚确定一点，即美国要增强对亚洲的军事、外交、经济力量投放，加强与盟友、伙伴与朋友们的互动，帮助他们提升经济和军事力量。成功的外交依赖于可部署的筹码，华盛顿方面需要按照本报告中的政策建议增加自己的筹码。中国奉行基于权力平衡的经典的现实主义政策，如果不做到这些，就无法使北京方面相信他们有理由基于国家利益与美国进行认真的谈判。” [24]

　　几乎在布莱克威尔撰写他的报告的同时，另外两位注定要在拜登团队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对外关系委员会相关人士——委员会成员坎贝尔，拜登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协调员，负责协调对华政策，以及委员会作者沙利文，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也在为《外交事务》起草一篇有关美中政策的文章。他们的文章“竞争而不是灾难：美国如何在挑战中国的同时与中国共存”(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对于洞悉当下和未来的政策非常重要。

　　坎贝尔和沙利文的文章表明，他们基本上接受了布莱克威尔提出的方案，但更加关注其实施。例如，和布莱克威尔一样，他们认识到中国非常“难以对付”，也知道美国无法在亚洲重新确立其首要地位，因此共存是有必要的。他们也接受美国无力决定中国的长期发展。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也同样被着重论述。坎贝尔和沙利文强调，美中之间的竞争不是一些权威智库倾向于描述成的那种新冷战(参见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于2021年1月28日公布的报告“更长的电报”(The Longer Telegram)，其针对中国采取了更强硬的路线)。相反，坎贝尔和沙利文认为，当下的情况既需要竞争也需要合作。在竞争的一侧，美国所具有的重大优势在于其同盟系统：“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加起来的分量可以决定中国在所有领域的选择，但前提是华盛顿深化所有这些关系并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尽管有关美中竞争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双边层面，但美国最终需要将其中国战略嵌入到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密集关系和制度网络之中。” [25]

　　这将使得对于中期和长期共存不可或缺的互惠关系得以可能。在合作领域，中国被视作许多核心问题的关键合作者，特别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即使中国已经成为比苏联更加难以对付的竞争者，它也是美国的重要伙伴。对于那些在美国和中国合作之下仍然难以解决的全球问题而言，如果两国不进行合作，就完全不可能解决——考虑到美国和中国是两个最大的污染排放国，气候变化就是首当其冲的问题。许多其他跨国挑战(经济危机、核扩散、全球疫情等)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共同努力。这种合作的必要性在冷战时期几乎不存在。” [26]

　　处于领导岗位的大量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以及拜登2020年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文章体现了在未来数月和数年中将会采取的中国政策和其他政策的明显迹象。拜登的文章与对外关系委员会讨论的方案相一致。在他2020年题为“为什么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的文章中，这位未来的总统论证，美国必须在世界中获得领导地位。对于中国，他采取了强硬的路线：“美国的确需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即使我们在拥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寻求与北京进行合作。”拜登团队方案的特点也体现在拜登的这段陈述中：

　　“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将使美国重新回到谈判桌的上首……世界不会自己组织起来。70年来，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的领导下，美国主导了规则的制定、协议的达成，并推动引导国家间关系的机构发挥作用……直到特朗普上台。如果我们继续任由他放弃这一责任，那么就会发生以下两种情况之一：要么别国会取代美国的位置，但不会推行相同的利益和价值观;要么没有国家取代美国，然后混乱会相继而来。无论哪种情况会发生，都对美国不利。” [27]

　　结论

　　与反映财阀阶级的需要和希望的私人智库一起，美国政府不断面临着国内外的挑战。拜登政府从对外关系委员会、其他私人智库、战略咨询组织和公司中请到了许多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专家，试图应对在灾难性的特朗普岁月中积累的问题的“完美风暴”。但美国群众的怀疑态度以及来自民主党内大量进步派的压力都意味着，拜登及其团队打着民主党版本的代表政治的幌子，试图用有关“多样性”的华丽辞藻来掩盖他们的财阀本质。

　　一个核心问题是对外关系委员会以及美国财阀统治阶级比起生态可持续性远远更关注全球主导地位。长期以来，美国既拒绝承认气候危机的严重性，又对其他国家采取帝国主义姿态。这两种倾向都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迟早都会显现出来，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就是其表现。这是真实存在的情况，尽管也有一些迹象表明，拜登团队的一些成员认识到了认真推行绿色新政的必要性，又或发现了中国当下的整体国力与美国处于伯仲之间，而新的、更加温和、谨慎的外交政策是必需的。从根本上来说，我们的运动需要独立于民主党，以阶级为基础更加紧密地组织起来，以迫使拜登政府将强有力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绿色新政计划以及和平的对华和对他国方案纳入议程。由于拜登团队是由“内部人士”主导的，他们的专长就在于敲定协议，并忽视运动的要求或就此讨价还价，因此，有组织和团结一致的美国跨国工人阶级需要对他们施加巨大的压力。财阀政治家和他们的专业专家希望人民投票给他们，然后消失，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受打扰地服务于公司统治阶级主人的利益，而迫使人民成为旁观者。这就是奥巴马做过的事情，他迅速瓦解了那些将其选举为总统的运动。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特朗普吸引了相当一部分沮丧的民众。

　　由于拜登团队很可能在压力之下才会去做应当做的事情，而且他们只对权力做出反映，所以活动人士必须造成并施加最大的压力。可以想见政府倾向于对劳动人民——他们才是政府得以上台的原因——采取鄙夷的姿态和轻蔑的态度，考虑到政府由内而外都已经受到财阀集团的影响。因此，如果要避免我们和整个世界面临的危险，我们正需要美国人口中构成最多样化的、来自社会底层的、在民主制之中占多数的劳动人民来施加强大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