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nathan Haidt & Sam Abrams：揭示美国政治困境的十大原因

　　钝角网按：特朗普执政满百日之时(4月29日)，曾面临一场联邦政府停摆的危机，如果停摆，将迫使数十万政府雇员留在家里，暂停众多服务。最终，在特朗普的努力下，共和党和民主党国会议员于5月3日就一份1.1万亿美元的支出法案达成一致，避免了联邦机构在现有资金用光后陷入关闭的窘境。美国政府的上次停摆发生在2013年9月20日至30日，从1977年到1996年19年间，联邦政府曾关门17次，几乎平均每年关门一次。这一危机与美国政治的分化加剧、“极化”明显的困境不无关系。

　　(美国洛杉矶，记者张娟)此文最初以英文发表于2015年1月7日《华盛顿邮报》。文章发表的背景是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共和党在2014年11月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共和党夺回了参议院的控制权，而这是2006年以来的首次。

　　作者海特(Haidt)是纽约大学教授，艾布拉姆斯(Abrams)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莎拉·劳伦斯学院教授。两位专长美国政治的学者以敏锐的视角和大量的数据解读了美国政治尤其是共和党所面临的巨大困境。这种困境在2014年的中期选举中是存在的，而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则是更进一步的加深。

　　作者艾布拉姆斯授权《新视角》杂志发表此文，并为此文的发表重新撰写了前言。 本文刊于《新视角》杂志第74期(2017年2月)。

　　文/Jonathan Haidt & Sam Abrams(美)

更新的前言

　　2016年的选举显示了美国政治制度赖以生存的政党政治陷入了严重的分裂状态。这些分裂直接导致了我们在特朗普执政头几个星期看到的政府瘫痪状态。可以肯定的是，虽然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共和党领导下的政府，但是学者和民众越来越对政府的低效混乱和两党缺乏强有力领导层的现象感到沮丧。

　　2016年显示了美国政治制度正处于临界点上：两党都变得如此偏执，如此依赖于他们的铁杆核心支持者。鉴于社交媒体，以及(社会上)独立于传统权力机构之外的筹款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影响，2016年的政治呈现出极左和极右倾向的兴起，但这种倾向和趋势又不能代表两党中普通选民的需要和需求。共和党作为一个政党已经分崩离析，它现在所面对的挑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重塑身份认同和发展方向。对于民主党来说，希拉里·克林顿直到初选的末期才最终击败伯尼·桑德斯，揭示了民主党内的深层分裂和党内一些未解决的问题。民粹主义者的信息使得克林顿的政治议程远离她以前更偏向中间的立场，也会在诸如桑德斯或者沃伦参议员的领导下继续他们的运动和口号。

　　原文

　　近期共和党接管参议院后，许多美国人想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有些人希望国会和总统之间可以进行更有建设性的合作。共和党也想要展示一下自己有能力有效治理国家。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近年来政治系统的持续崩溃不是一个或两个因素就可扭转的。相反，这是过去半个世纪发生的至少十个趋势的结果。我们下面一一解释为何华盛顿政治如此支离破碎。

　　1

　　双方在意识形态上净化自己

　　曾经有一段时间，共和党执政者聘用了很多自由主义者，民主党人也喜欢自己周围的许多保守派成员。然而，现在，双方比美国重建时期(1865～1877年)结束后的任何时期，思想上更单一，彼此意见更分散。共和党人日趋保守，民主党人则更秉承自由主义，他们的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比过去也要少得多。这张图显示了在历届国会中，两党的立法者自1879年以来在投票记录上的平均值。高意味着更认同保守，低意味着更倾向自由。

　　图一显示了三个特征。首先，图中的两条线在中间靠近。这表明从1930年到1980年是一段不寻常的时期。两党都尽量向中间派靠拢。这主要是因为有一些保守的民主党人(特别是在南方)和一些奉行自由主义的共和党人(特别是在东北部)。第二，该图显示自1980年以来，两党意识形态开始逐步分开。两党开始变得意识形态更自我：保守的民主党人和自由的共和党人消失了，几乎所有中间派都消失了。最后，在图的右侧有一个不对称，它显示了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快更多地偏离了中心。

　　2

　　在政治家两极分化的同时，许多美国民众也在分化

　　在1980年代之前，即便你知道某个美国人投票支持某一个党，你仍然不能很好地预测投票者是否持有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观点。图二显示投票者对党派支持与投票者对自由派和保守派认可的相关度。如果毫无关联，则系数为0。如果息息相关，系数则是1。在1972年，它是0.32，然而到2012年，几乎翻了一倍，达到了0.62。说明了对党派支持和对自由/保守意识形态的支持十分相关。

　　然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美国人在个性和生活方式上也日益分为两大派。自由和保守派有不同的穿着，有迥异的房间装饰，阅读不同的书籍，度假方式不同，甚至喜欢的酒也不同。由于两派支持者之间的差异更普遍也更明显，这使得彼此更容易发现其他派别的成员，然后就是对另外一派生活方式的嗤之以鼻。

　　3

　　城乡分化成为鸿沟，反映了利益和价值观的不同

　　随着各方及其支持者的净化，新的左右两派越来越映射到城市-农村方面。民主党在历史上是一个农业党，其权力基地在南方农业州。但随着政党的政治净化，民主党已经成为城市党，关注城市居民关心的问题，表达更多的国际性和世俗价值观。与此同时，农村地区居民开始倾向于共和党。共和党则开始对农村利益和价值观更热情，也更认同这些价值观中的看重家庭、宗教和爱国的内容。

　　4

　　不断增长的移民，导致更大的种族和族群分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大大减少了外来移民的数量。如图四上的红点显示，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居住在美国的移民比例暴跌。图中蓝线显示的是美国众议院两极化的程度。该图显示出，自从美国在1960年代重新开放其边境以来，众议院的两极化随着外国出生人口的百分比的增加而加剧。

　　极化曲线之间距离的扩张，更应归功于两党意识形态的分离，而不是移民政策的调整。社会心理学有一个基本原则：即便是微不足道的不同点，也会让人们随时自我归类。然而族群和种族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许多社会科学家指出，族群的一致性会使群体更容易达成合意。在共和党越来越是白人的政党时，使得政党越来越贴上种族标签。

　　5

　　所有这些趋势的净效应是党派之间更加厌恶

　　政党一直是代表不同阶级、地区和行业，有着不同利益的民众。政党通常需要通过谈判寻找双赢的政策。但是，这些趋势却表明，政党现在不仅代表物质利益不同的民众，也代表着道德价值和生活方式不同的民众。随着这些分歧的加剧，美国人越来越恨对方党派及其成员。图五就展示了这个变化。每两年，美国全国选举调查(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urvey)就会做一个民调，让民众说一说他们对生活中很多团体和机构的看法。这个民调的样本选取是十分有代表性的。参与者用数值表明自己的态度：0(非常冷，强烈不喜欢)到50(中性)到100(非常热情，强烈喜欢)。该图中顶部两栏显示了民主党人(蓝色)对民主党的感觉，以及共和党人(红色)对共和党的感觉。这些线条并没有什么时间趋势，因为民众都会对自己的政党有着积极态度。

　　但民众对另外一个政党的感觉自1980年以来就一直下降。2000年以来，下降趋势更明显。民主党人现在真的不喜欢共和党及其支持者。共和党人对民主党人也有同样的感觉。这种日益上升的跨党派敌对态度，将给党派伦理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也会给立法者施加压力，使得他们更加拒绝对另一党派妥协。

　　6

　　国会规则的改变及其文化变革，使跨党派的友谊更难保持

　　当共和党人在1995年接管众议院时，金里奇对民主党统治了40年的机构作了各种改变。最大的变化之一是鼓励新当选的议员不要搬到华盛顿。金里奇甚至改变了立法日期，使大多数工作得以在一周的中段完成，这使得议员可以在后面的两三天内飞离华盛顿(回家)。众所周知，如果众议院成员住在华盛顿，很可能会使他们的政见变得更温和，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很容易和另一政党的成员以及家庭成为好友。这个政策变化影响深远。

　　现在，很少有国会议员住在华盛顿。有些人在华盛顿城里与他们同党派的其他成员共享公寓;其他人就干脆住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周末和傍晚社交活动的减少，对跨党派的联谊而言是毁灭性的。这种众议院的新文化也转移至参议院。1995年的第二个重大变化是，参议院委员会主席和委员会成员的资历制度被取消。现在，这些职位由党的领导层，根据他们对党的承诺和忠诚度来任命。这种任命方式，使得国会议员抗拒党的领导层和与另一党派合作的成本更高。现在想获得席位，需要在党内拉关系，而不是考虑通过务实性工作和党派间谈判取得成绩。成功的政治家通常都有非常娴熟的社交能力，这些能力有助于他们在艰难的工作中找到妥协的办法。当政客不能运用这些技能时，系统就会崩溃。这就像，一方面想保持一架非常复杂的机器运行，另一方面却突然清除其所有的润滑剂。与长期任职的议员面临的这种情况相伴的是，剧变使它们更难以跨党派工作。

　　7

　　媒体环境发生了变化，使得党派支持者更容易证实他们最严重的怀疑，给政客们施加更大的压力，使他们走向极端

　　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美国报纸是有党派性的。但随着电视在战后年代的出现，以及像小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这样的新闻播音员的出名，大多数美国人几十年来都是从同样的几个新闻源，特别是三大全国电视网，获得几乎相同的消息。

　　所有这些都随着1980年代的有线电视和1990年代的互联网的出现而改变。现在，美国民众可以从数百个党派新闻来源中随意选择。其中很多新闻更关心的是情绪激发，而不是如何达到新闻的标准。这种来源的增加与人类认知中最臭名昭著的“证实偏见”的规律相互作用。“证实偏见”使人们在做出关于道德和政治事务的决定之前很少寻找正反两方的证据。相反，他们从自己最初的信念开始，然后找出证据来确认它。如今，如果你搜索几乎任何阴谋论的关键词，以及关于任何过去三个美国总统的名字，你会发现网站提供“证据”让你相信最坏的信息。这种新的和极度两极化的媒体环境，使得政客们更难以克服他们的政党阵线，从而难以与另一党派合作。如果他们与另一党派合作，他们自己的党派媒体会对支持者报道他们不好的一面;而另一党派媒体的一些赞美的话却丝毫不能让该党派的选民去投对方的支持票。

　　8

　　随着竞选宣传成本的增加，政治家越来越害怕违背捐助者

　　随着媒体环境变得更加分散和两极分化，对于政客及其挑战者来说，筹集大量资金变得越来越重要，如图七所示。

　　国会议员现在必须每天用数小时来寻找资金。他们花费在这项任务上的时间大大减少了他们与另一党派成员相互联系的时间。这项任务也使得他们更谄媚那些资助他们政党的大捐赠者。此外，现任者有时担心因为没有足够的党派色彩或意识形态而在竞争中出局。这种担心是一直以来都有的。这种担心与在全国范围内筹钱的趋势是相辅相成的。即便是针对某些区域，政客们也不得不屈服于富有的捐赠者和利益集团，致使这些政客甚至有着比该地区选民还极端的观点。

　　9

　　苏联解体后，美国失去了一个可以让内部团结起来的敌人

　　有一个贝都因谚语：我反对我的兄弟;我和我兄弟反对我们的表兄弟;我、我的兄弟和我的表兄弟一起反对陌生人。从1939年到1989年，美国有众多反映一群全副武装的陌生人团结在一起保卫民主和家园的照片。冷战就是一个获得两党一致支持的对象。到了1980年代，双方明显分裂为鹰派和鸽派，并且，这种分裂日益加深。随着双方意识形态的净化，他们的外交政策以及对外来威胁的像样应对也变得更加不同。

　　10

　　冷战结束的同时，美国民众从二战一代(最伟大的一代)到二战后的一代(婴儿潮的一代)转变;与二战一代相比，婴儿潮一代是更易有党派矛盾的超党派信奉者

　　五六十岁的人们，政治观点通常都受到他们在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经历的事件的强烈影响。最伟大的一代，则是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影响。他们的公共生活，在心理上一直是将国家利益置于党派争论之上。特别是当面临外部威胁时，诸如美苏对抗时期。但是在1990年代，随着这一代的最后一批人士从公共生活中退休，他们把指挥棒传递给了下一代人——婴儿潮一代。婴儿潮一代的政治本能是由1960年代开始的美国内部文化战争塑造的;他们通过互斗发展了他们的政治认同。这种变化的心态，可以从下面两个知名共和党人被问及他们对另一方新当选总统的看法的言论中体现出。

　　“我没有投他(肯尼迪)的票，但是他是我的总统，我希望他工作出色。”——约翰·韦恩(John Wayne，生于1907年，电影演员、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得主)在肯尼迪当选时的评论。

　　“我希望他(奥巴马)失败。”——拉什·林保(Rush Limbaugh，生于1951年，知名保守派新闻媒体人)在奥巴马当选时的评论。

　　这些言论并不意味着这种趋势是共和党人独有的——许多民主党人对小布什也有同样的感觉。这里只是指出，从老布什和奥尼尔(Tip O'Neil)一代到比尔·克林顿和纽特·金里奇一代，政治修辞和对共建两党的态度变化很大。虽然老一辈政治家肯定是党派忠实支持者，但与前面提到的贝都因谚语一致，他们可以根据外来威胁，变更他们之间的联盟。然而，超党派信奉者则不会改变。新的一代可以被定义为“不管我们和他们一起面临什么威胁，我们都反对他们”。

　　结语

　　总之，我们希望即将上任的共和党人一切都好。我们希望他们能有办法与奥巴马总统合作，使国家的各项事业成功。这里列出的十个趋势中没有一个有很快扭转的迹象。虽然长期趋势是令人沮丧的，但是，有一个共和党人很容易扭转的趋势。那就是改变可以让国会更好运作的政策和理念。有很多方案是关于国会如何更高效运作的——即便在其他九个趋势继续的前提之下。如果事实证明，华盛顿只能在一方控制所有权力杠杆的短暂时期内解决重大问题，这将使我们的宪法和民主制度蒙羞。如果国会和总统能够克服最近的历史，找到办法使两党建设性地合作，这将为我们带来希望，令我们为之钦佩。

　　(本文由杨欣欣翻译，张娟校对。更多精彩文章，请登录钝角网www.dunjiaodu.com)

　　钝角网按：特朗普执政满百日之时(4月29日)，曾面临一场联邦政府停摆的危机，如果停摆，将迫使数十万政府雇员留在家里，暂停众多服务。最终，在特朗普的努力下，共和党和民主党国会议员于5月3日就一份1.1万亿美元的支出法案达成一致，避免了联邦机构在现有资金用光后陷入关闭的窘境。美国政府的上次停摆发生在2013年9月20日至30日，从1977年到1996年19年间，联邦政府曾关门17次，几乎平均每年关门一次。这一危机与美国政治的分化加剧、“极化”明显的困境不无关系。

　　(美国洛杉矶，记者张娟)此文最初以英文发表于2015年1月7日《华盛顿邮报》。文章发表的背景是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共和党在2014年11月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共和党夺回了参议院的控制权，而这是2006年以来的首次。

　　作者海特(Haidt)是纽约大学教授，艾布拉姆斯(Abrams)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莎拉·劳伦斯学院教授。两位专长美国政治的学者以敏锐的视角和大量的数据解读了美国政治尤其是共和党所面临的巨大困境。这种困境在2014年的中期选举中是存在的，而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则是更进一步的加深。

　　作者艾布拉姆斯授权《新视角》杂志发表此文，并为此文的发表重新撰写了前言。 本文刊于《新视角》杂志第74期(2017年2月)。

　　文/Jonathan Haidt & Sam Abrams(美)

更新的前言

　　2016年的选举显示了美国政治制度赖以生存的政党政治陷入了严重的分裂状态。这些分裂直接导致了我们在特朗普执政头几个星期看到的政府瘫痪状态。可以肯定的是，虽然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共和党领导下的政府，但是学者和民众越来越对政府的低效混乱和两党缺乏强有力领导层的现象感到沮丧。

　　2016年显示了美国政治制度正处于临界点上：两党都变得如此偏执，如此依赖于他们的铁杆核心支持者。鉴于社交媒体，以及(社会上)独立于传统权力机构之外的筹款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影响，2016年的政治呈现出极左和极右倾向的兴起，但这种倾向和趋势又不能代表两党中普通选民的需要和需求。共和党作为一个政党已经分崩离析，它现在所面对的挑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重塑身份认同和发展方向。对于民主党来说，希拉里·克林顿直到初选的末期才最终击败伯尼·桑德斯，揭示了民主党内的深层分裂和党内一些未解决的问题。民粹主义者的信息使得克林顿的政治议程远离她以前更偏向中间的立场，也会在诸如桑德斯或者沃伦参议员的领导下继续他们的运动和口号。

　　原文

　　近期共和党接管参议院后，许多美国人想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有些人希望国会和总统之间可以进行更有建设性的合作。共和党也想要展示一下自己有能力有效治理国家。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近年来政治系统的持续崩溃不是一个或两个因素就可扭转的。相反，这是过去半个世纪发生的至少十个趋势的结果。我们下面一一解释为何华盛顿政治如此支离破碎。

　　1

　　双方在意识形态上净化自己

　　曾经有一段时间，共和党执政者聘用了很多自由主义者，民主党人也喜欢自己周围的许多保守派成员。然而，现在，双方比美国重建时期(1865～1877年)结束后的任何时期，思想上更单一，彼此意见更分散。共和党人日趋保守，民主党人则更秉承自由主义，他们的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比过去也要少得多。这张图显示了在历届国会中，两党的立法者自1879年以来在投票记录上的平均值。高意味着更认同保守，低意味着更倾向自由。

　　图一显示了三个特征。首先，图中的两条线在中间靠近。这表明从1930年到1980年是一段不寻常的时期。两党都尽量向中间派靠拢。这主要是因为有一些保守的民主党人(特别是在南方)和一些奉行自由主义的共和党人(特别是在东北部)。第二，该图显示自1980年以来，两党意识形态开始逐步分开。两党开始变得意识形态更自我：保守的民主党人和自由的共和党人消失了，几乎所有中间派都消失了。最后，在图的右侧有一个不对称，它显示了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快更多地偏离了中心。

　　2

　　在政治家两极分化的同时，许多美国民众也在分化

　　在1980年代之前，即便你知道某个美国人投票支持某一个党，你仍然不能很好地预测投票者是否持有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观点。图二显示投票者对党派支持与投票者对自由派和保守派认可的相关度。如果毫无关联，则系数为0。如果息息相关，系数则是1。在1972年，它是0.32，然而到2012年，几乎翻了一倍，达到了0.62。说明了对党派支持和对自由/保守意识形态的支持十分相关。

　　然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美国人在个性和生活方式上也日益分为两大派。自由和保守派有不同的穿着，有迥异的房间装饰，阅读不同的书籍，度假方式不同，甚至喜欢的酒也不同。由于两派支持者之间的差异更普遍也更明显，这使得彼此更容易发现其他派别的成员，然后就是对另外一派生活方式的嗤之以鼻。

　　3

　　城乡分化成为鸿沟，反映了利益和价值观的不同

　　随着各方及其支持者的净化，新的左右两派越来越映射到城市-农村方面。民主党在历史上是一个农业党，其权力基地在南方农业州。但随着政党的政治净化，民主党已经成为城市党，关注城市居民关心的问题，表达更多的国际性和世俗价值观。与此同时，农村地区居民开始倾向于共和党。共和党则开始对农村利益和价值观更热情，也更认同这些价值观中的看重家庭、宗教和爱国的内容。

　　4

　　不断增长的移民，导致更大的种族和族群分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大大减少了外来移民的数量。如图四上的红点显示，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居住在美国的移民比例暴跌。图中蓝线显示的是美国众议院两极化的程度。该图显示出，自从美国在1960年代重新开放其边境以来，众议院的两极化随着外国出生人口的百分比的增加而加剧。

　　极化曲线之间距离的扩张，更应归功于两党意识形态的分离，而不是移民政策的调整。社会心理学有一个基本原则：即便是微不足道的不同点，也会让人们随时自我归类。然而族群和种族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许多社会科学家指出，族群的一致性会使群体更容易达成合意。在共和党越来越是白人的政党时，使得政党越来越贴上种族标签。

　　5

　　所有这些趋势的净效应是党派之间更加厌恶

　　政党一直是代表不同阶级、地区和行业，有着不同利益的民众。政党通常需要通过谈判寻找双赢的政策。但是，这些趋势却表明，政党现在不仅代表物质利益不同的民众，也代表着道德价值和生活方式不同的民众。随着这些分歧的加剧，美国人越来越恨对方党派及其成员。图五就展示了这个变化。每两年，美国全国选举调查(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urvey)就会做一个民调，让民众说一说他们对生活中很多团体和机构的看法。这个民调的样本选取是十分有代表性的。参与者用数值表明自己的态度：0(非常冷，强烈不喜欢)到50(中性)到100(非常热情，强烈喜欢)。该图中顶部两栏显示了民主党人(蓝色)对民主党的感觉，以及共和党人(红色)对共和党的感觉。这些线条并没有什么时间趋势，因为民众都会对自己的政党有着积极态度。

　　但民众对另外一个政党的感觉自1980年以来就一直下降。2000年以来，下降趋势更明显。民主党人现在真的不喜欢共和党及其支持者。共和党人对民主党人也有同样的感觉。这种日益上升的跨党派敌对态度，将给党派伦理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也会给立法者施加压力，使得他们更加拒绝对另一党派妥协。

　　6

　　国会规则的改变及其文化变革，使跨党派的友谊更难保持

　　当共和党人在1995年接管众议院时，金里奇对民主党统治了40年的机构作了各种改变。最大的变化之一是鼓励新当选的议员不要搬到华盛顿。金里奇甚至改变了立法日期，使大多数工作得以在一周的中段完成，这使得议员可以在后面的两三天内飞离华盛顿(回家)。众所周知，如果众议院成员住在华盛顿，很可能会使他们的政见变得更温和，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很容易和另一政党的成员以及家庭成为好友。这个政策变化影响深远。

　　现在，很少有国会议员住在华盛顿。有些人在华盛顿城里与他们同党派的其他成员共享公寓;其他人就干脆住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周末和傍晚社交活动的减少，对跨党派的联谊而言是毁灭性的。这种众议院的新文化也转移至参议院。1995年的第二个重大变化是，参议院委员会主席和委员会成员的资历制度被取消。现在，这些职位由党的领导层，根据他们对党的承诺和忠诚度来任命。这种任命方式，使得国会议员抗拒党的领导层和与另一党派合作的成本更高。现在想获得席位，需要在党内拉关系，而不是考虑通过务实性工作和党派间谈判取得成绩。成功的政治家通常都有非常娴熟的社交能力，这些能力有助于他们在艰难的工作中找到妥协的办法。当政客不能运用这些技能时，系统就会崩溃。这就像，一方面想保持一架非常复杂的机器运行，另一方面却突然清除其所有的润滑剂。与长期任职的议员面临的这种情况相伴的是，剧变使它们更难以跨党派工作。

　　7

　　媒体环境发生了变化，使得党派支持者更容易证实他们最严重的怀疑，给政客们施加更大的压力，使他们走向极端

　　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美国报纸是有党派性的。但随着电视在战后年代的出现，以及像小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这样的新闻播音员的出名，大多数美国人几十年来都是从同样的几个新闻源，特别是三大全国电视网，获得几乎相同的消息。

　　所有这些都随着1980年代的有线电视和1990年代的互联网的出现而改变。现在，美国民众可以从数百个党派新闻来源中随意选择。其中很多新闻更关心的是情绪激发，而不是如何达到新闻的标准。这种来源的增加与人类认知中最臭名昭著的“证实偏见”的规律相互作用。“证实偏见”使人们在做出关于道德和政治事务的决定之前很少寻找正反两方的证据。相反，他们从自己最初的信念开始，然后找出证据来确认它。如今，如果你搜索几乎任何阴谋论的关键词，以及关于任何过去三个美国总统的名字，你会发现网站提供“证据”让你相信最坏的信息。这种新的和极度两极化的媒体环境，使得政客们更难以克服他们的政党阵线，从而难以与另一党派合作。如果他们与另一党派合作，他们自己的党派媒体会对支持者报道他们不好的一面;而另一党派媒体的一些赞美的话却丝毫不能让该党派的选民去投对方的支持票。

　　8

　　随着竞选宣传成本的增加，政治家越来越害怕违背捐助者

　　随着媒体环境变得更加分散和两极分化，对于政客及其挑战者来说，筹集大量资金变得越来越重要，如图七所示。

　　国会议员现在必须每天用数小时来寻找资金。他们花费在这项任务上的时间大大减少了他们与另一党派成员相互联系的时间。这项任务也使得他们更谄媚那些资助他们政党的大捐赠者。此外，现任者有时担心因为没有足够的党派色彩或意识形态而在竞争中出局。这种担心是一直以来都有的。这种担心与在全国范围内筹钱的趋势是相辅相成的。即便是针对某些区域，政客们也不得不屈服于富有的捐赠者和利益集团，致使这些政客甚至有着比该地区选民还极端的观点。

　　9

　　苏联解体后，美国失去了一个可以让内部团结起来的敌人

　　有一个贝都因谚语：我反对我的兄弟;我和我兄弟反对我们的表兄弟;我、我的兄弟和我的表兄弟一起反对陌生人。从1939年到1989年，美国有众多反映一群全副武装的陌生人团结在一起保卫民主和家园的照片。冷战就是一个获得两党一致支持的对象。到了1980年代，双方明显分裂为鹰派和鸽派，并且，这种分裂日益加深。随着双方意识形态的净化，他们的外交政策以及对外来威胁的像样应对也变得更加不同。

　　10

　　冷战结束的同时，美国民众从二战一代(最伟大的一代)到二战后的一代(婴儿潮的一代)转变;与二战一代相比，婴儿潮一代是更易有党派矛盾的超党派信奉者

　　五六十岁的人们，政治观点通常都受到他们在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经历的事件的强烈影响。最伟大的一代，则是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影响。他们的公共生活，在心理上一直是将国家利益置于党派争论之上。特别是当面临外部威胁时，诸如美苏对抗时期。但是在1990年代，随着这一代的最后一批人士从公共生活中退休，他们把指挥棒传递给了下一代人——婴儿潮一代。婴儿潮一代的政治本能是由1960年代开始的美国内部文化战争塑造的;他们通过互斗发展了他们的政治认同。这种变化的心态，可以从下面两个知名共和党人被问及他们对另一方新当选总统的看法的言论中体现出。

　　“我没有投他(肯尼迪)的票，但是他是我的总统，我希望他工作出色。”——约翰·韦恩(John Wayne，生于1907年，电影演员、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得主)在肯尼迪当选时的评论。

　　“我希望他(奥巴马)失败。”——拉什·林保(Rush Limbaugh，生于1951年，知名保守派新闻媒体人)在奥巴马当选时的评论。

　　这些言论并不意味着这种趋势是共和党人独有的——许多民主党人对小布什也有同样的感觉。这里只是指出，从老布什和奥尼尔(Tip O'Neil)一代到比尔·克林顿和纽特·金里奇一代，政治修辞和对共建两党的态度变化很大。虽然老一辈政治家肯定是党派忠实支持者，但与前面提到的贝都因谚语一致，他们可以根据外来威胁，变更他们之间的联盟。然而，超党派信奉者则不会改变。新的一代可以被定义为“不管我们和他们一起面临什么威胁，我们都反对他们”。

　　结语

　　总之，我们希望即将上任的共和党人一切都好。我们希望他们能有办法与奥巴马总统合作，使国家的各项事业成功。这里列出的十个趋势中没有一个有很快扭转的迹象。虽然长期趋势是令人沮丧的，但是，有一个共和党人很容易扭转的趋势。那就是改变可以让国会更好运作的政策和理念。有很多方案是关于国会如何更高效运作的——即便在其他九个趋势继续的前提之下。如果事实证明，华盛顿只能在一方控制所有权力杠杆的短暂时期内解决重大问题，这将使我们的宪法和民主制度蒙羞。如果国会和总统能够克服最近的历史，找到办法使两党建设性地合作，这将为我们带来希望，令我们为之钦佩。

　　(本文由杨欣欣翻译，张娟校对。更多精彩文章，请登录钝角网www.dunjiao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