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无法成为第二个尼克松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前往北京的“破冰之旅”改变了世界格局，并使美国收获了丰厚的冷战红利：美军随后从越南战场逐步撤出，而苏联却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沼。尼克松访华不到20载，曾经在冷战中盛极一时的苏联阵营便轰然倒塌。如今，尼克松和他的搭档基辛格博士通过改善中美关系来撬动中美苏三角关系的举动早已成为国际社会广为传唱的经典和佳话。

　　自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国际社会普遍存在一种“特朗普焦虑症”，特别是特朗普在当选前后发表的一些对华强硬言论更是引起了无数猜测。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关于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讨论再度出现。一些美国学者甚至认为，尼克松和基辛格倡导发展对华关系的看法早已过时。似乎只要与俄罗斯“联手”，美国就能遏制中国崛起，重现冷战结束之初的荣光。

　　特朗普真的可以成为第二个尼克松吗?至少笔者对此并不乐观。简言之，尼克松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特朗普总统只能创造属于当今这个时代的伟大，却无法成为“第二个尼克松”。任何试图借鉴昔日尼克松总统的战略，通过“联俄遏中”政策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说法都不过是刻舟求剑的无稽之谈。

　　首先，今日之中国完全不同于当年的苏联。外交上，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即开始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既不寻求建立“华约”或“北约”那样的国家集团，也没有像当年前苏联入侵捷克、阿富汗一样到处穷兵黩武、划定势力范围。经济上，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走上了以自由竞争和对外开放为特征的市场经济道路，庞大的中国市场为西方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商机。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共吸收外资1356亿美元，在全球排名第三。中国美国商会2016年调查显示，超过60%的会员企业将中国列为全球三大投资目的地之一，68%的企业有扩大在华投资计划。政治上，虽然中国坚持自身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中国共产党执政，但已不再寻求对外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也不再以颠覆或挑战西方价值体系为目标。近年来被国际学界广为热议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更多是中国对于自身发展历程的总结，但其官方从未显示出对外输出这一经验的国际主义热情和意愿。

　　其次，今日之中美关系也完全不同于当年的苏美关系。上世纪60、70年代，美苏双方仍处在冷战对抗的高峰，除了一触即发的“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外，双方还支持各自的代理人在欧洲、中东、亚洲和非洲等地进行激烈对抗和热战。两大阵营之间在经济上也几乎没有往来，1970年美苏贸易只有2亿美元，不到美国外贸总额的0.5%。70年代以来，中国已不再寻求与美国对抗，只是小心翼翼地在维护二战后美国所倡议的国际秩序基础上谋求自身利益和发展。换言之，当今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以损害美国利益为代价换来的，而是一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非对抗性双边关系。正因为如此，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程度也远非当年苏美关系可比。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5和2016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分为5980.7亿美元和5785.9亿美元。2014年中国对美投资首次超过美国对华投资，2016年中国对美投资预计超过30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还持有1万亿美元以上的美国国债。2015-16学年，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已达32.8万人，占全美国际留学生总数的31.5%。仅此一项，即可为美国经济贡献114.3亿美元。在应对气候变暖、环境保护、跨国犯罪、核不扩散等其他全球性议题上，中美双方也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合作。

　　最后，当今中美俄关系与当年中美苏关系同样不可同日而语。在美苏为首的东西方冷战大背景下，中苏关系经历了一个从50年代结盟的“蜜月期”到珍宝岛武装冲突的决裂过程，美苏关系则经历了从冷战初期的“美强苏弱”到60年代末“苏攻美守”的态势。无论在欧洲、中东、南亚还是中南半岛，当时美国都面临来自苏联的强大压力。正是在苏联全球军事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共同威胁面前，中美关系完成了从朝鲜战争时期的正面军事对抗到重新认识和尊重对方的转变。中美两国老一辈领导人果断调整外交战略，使冷战率先在亚洲地区成功实现了上世纪50年代中苏结盟以来的“第二次转型”。尼克松总统本人在《超越和平》一书中也写道：“在冷战期间，促使美国与中国相互靠拢并将两国联系在一起的力量是恐惧。”如今，冷战已经随着苏联阵营的瓦解烟消云散，中国不仅与继承前苏联的俄罗斯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还解决了长期面临的共同边界问题，并在2014年建立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无论战略互信，还是合作领域与合作层次，中俄关系之亲密在当今大国中并不多见。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也已从早期较为单一的军事和政治合作发展为更加全面、深入的互惠合作，并形成了或许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当今中美俄关系中，任何一方要想利用对方来针对第三方的做法都是不现实的。此种战略设想不仅代价高昂，而且存在着极大风险和不确定性。

　　以此观之，那些将今日中美俄关系视同当年中美苏“大三角”的做法未免过于浅薄。今日美国之最大敌人并非中国或俄罗斯，而是来自其自身尚未克服的“心魔”：不肯承认美国霸权衰落、不能跳出同盟体系中的“联盟陷阱”、不愿平等地尊重其他国家的利益和正当诉求，甚至无法正视自身的战略失误。对美国领导人来说，在国际社会寻找替罪羊来掩盖自身错误并不困难，但这并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更多时候，它反而会让潜在盟友成为“自我实现”的敌人，将国家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前往北京的“破冰之旅”改变了世界格局，并使美国收获了丰厚的冷战红利：美军随后从越南战场逐步撤出，而苏联却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沼。尼克松访华不到20载，曾经在冷战中盛极一时的苏联阵营便轰然倒塌。如今，尼克松和他的搭档基辛格博士通过改善中美关系来撬动中美苏三角关系的举动早已成为国际社会广为传唱的经典和佳话。

　　自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国际社会普遍存在一种“特朗普焦虑症”，特别是特朗普在当选前后发表的一些对华强硬言论更是引起了无数猜测。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关于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讨论再度出现。一些美国学者甚至认为，尼克松和基辛格倡导发展对华关系的看法早已过时。似乎只要与俄罗斯“联手”，美国就能遏制中国崛起，重现冷战结束之初的荣光。

　　特朗普真的可以成为第二个尼克松吗?至少笔者对此并不乐观。简言之，尼克松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特朗普总统只能创造属于当今这个时代的伟大，却无法成为“第二个尼克松”。任何试图借鉴昔日尼克松总统的战略，通过“联俄遏中”政策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说法都不过是刻舟求剑的无稽之谈。

　　首先，今日之中国完全不同于当年的苏联。外交上，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即开始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既不寻求建立“华约”或“北约”那样的国家集团，也没有像当年前苏联入侵捷克、阿富汗一样到处穷兵黩武、划定势力范围。经济上，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走上了以自由竞争和对外开放为特征的市场经济道路，庞大的中国市场为西方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商机。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共吸收外资1356亿美元，在全球排名第三。中国美国商会2016年调查显示，超过60%的会员企业将中国列为全球三大投资目的地之一，68%的企业有扩大在华投资计划。政治上，虽然中国坚持自身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中国共产党执政，但已不再寻求对外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也不再以颠覆或挑战西方价值体系为目标。近年来被国际学界广为热议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更多是中国对于自身发展历程的总结，但其官方从未显示出对外输出这一经验的国际主义热情和意愿。

　　其次，今日之中美关系也完全不同于当年的苏美关系。上世纪60、70年代，美苏双方仍处在冷战对抗的高峰，除了一触即发的“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外，双方还支持各自的代理人在欧洲、中东、亚洲和非洲等地进行激烈对抗和热战。两大阵营之间在经济上也几乎没有往来，1970年美苏贸易只有2亿美元，不到美国外贸总额的0.5%。70年代以来，中国已不再寻求与美国对抗，只是小心翼翼地在维护二战后美国所倡议的国际秩序基础上谋求自身利益和发展。换言之，当今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以损害美国利益为代价换来的，而是一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非对抗性双边关系。正因为如此，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程度也远非当年苏美关系可比。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5和2016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分为5980.7亿美元和5785.9亿美元。2014年中国对美投资首次超过美国对华投资，2016年中国对美投资预计超过30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还持有1万亿美元以上的美国国债。2015-16学年，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已达32.8万人，占全美国际留学生总数的31.5%。仅此一项，即可为美国经济贡献114.3亿美元。在应对气候变暖、环境保护、跨国犯罪、核不扩散等其他全球性议题上，中美双方也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合作。

　　最后，当今中美俄关系与当年中美苏关系同样不可同日而语。在美苏为首的东西方冷战大背景下，中苏关系经历了一个从50年代结盟的“蜜月期”到珍宝岛武装冲突的决裂过程，美苏关系则经历了从冷战初期的“美强苏弱”到60年代末“苏攻美守”的态势。无论在欧洲、中东、南亚还是中南半岛，当时美国都面临来自苏联的强大压力。正是在苏联全球军事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共同威胁面前，中美关系完成了从朝鲜战争时期的正面军事对抗到重新认识和尊重对方的转变。中美两国老一辈领导人果断调整外交战略，使冷战率先在亚洲地区成功实现了上世纪50年代中苏结盟以来的“第二次转型”。尼克松总统本人在《超越和平》一书中也写道：“在冷战期间，促使美国与中国相互靠拢并将两国联系在一起的力量是恐惧。”如今，冷战已经随着苏联阵营的瓦解烟消云散，中国不仅与继承前苏联的俄罗斯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还解决了长期面临的共同边界问题，并在2014年建立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无论战略互信，还是合作领域与合作层次，中俄关系之亲密在当今大国中并不多见。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也已从早期较为单一的军事和政治合作发展为更加全面、深入的互惠合作，并形成了或许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当今中美俄关系中，任何一方要想利用对方来针对第三方的做法都是不现实的。此种战略设想不仅代价高昂，而且存在着极大风险和不确定性。

　　以此观之，那些将今日中美俄关系视同当年中美苏“大三角”的做法未免过于浅薄。今日美国之最大敌人并非中国或俄罗斯，而是来自其自身尚未克服的“心魔”：不肯承认美国霸权衰落、不能跳出同盟体系中的“联盟陷阱”、不愿平等地尊重其他国家的利益和正当诉求，甚至无法正视自身的战略失误。对美国领导人来说，在国际社会寻找替罪羊来掩盖自身错误并不困难，但这并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更多时候，它反而会让潜在盟友成为“自我实现”的敌人，将国家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