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庆：俄罗俄共产党信仰转型观察

　　巴捷诺娃是位举止优雅的女人，她出生在圣彼德堡，现在是莫斯科大学的老师，一位俄联邦共产党的资深党员。

　　莫斯大学最著名建筑是斯大林时期的塔式楼，莫斯科全城共有八座，其中一座就建在莫斯科大学校园内，这是前苏联全盛时期的标志。

　　站在莫斯科大学的观景台俯瞰整座城市，莫斯科的建筑层次十分分明，最高的是“普京楼”，这是后现代的高楼大厦;其次是苏联时期的塔式建筑，社会主义曾经的骄傲;而那些隐隐绰绰的巴罗克式的城堡，则是沙俄时期的遗产。从建筑上认识俄罗斯，像翻阅一部层次分明的历史。

　　习总每次访问俄罗斯，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都会作为普京的特邀代表，在官方重要场合与习总碰面，意味深长的是，双方却没有进行私下政党交流，此时的俄共正向社会党全面转型，但无论作怎样的努力，与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差距仍然巨大，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的阴影仍笼罩在俄罗斯人心里，挥之不去。久加诺夫所要做的，就是厘清马列的基要原理，改革政党的价值观，以期获得俄罗斯选民的心。

　　我2011年秋天去俄罗斯时，就曾在莫斯科大学与巴捷诺娃有过一次短暂的交流，巴捷诺娃曾是一位有挑战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怎么形容呢?反正有点像今天中国官媒所批的“唯恐天下不乱”的臭公知。

　　1991年“8•19事件”发生时，巴捷诺娃正是莫斯科大学政治学研二的学生，是叶利钦的超级粉丝，她说，叶利钦爬上坦克演讲时，她离他不到一百米，后来她的心又被年轻健壮，魅力四射的普京掳去，但普京和梅德维杰夫“双簧表演”后，她重新回归到了俄共的队伍中来，属久加诺夫“外三层”的特别顾问。

　　苏共曾经是一个无神论政党，与世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党魁就是国家的偶像和权力的象征!巴捷诺娃说，但时代不同了，俄共不能这样了，虽然党的共产主义理想没变，但每个党员都可以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俄共队伍中，有差不多有三四成的党员选择信奉东正教，也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党魁久加诺夫也毫不掩饰他对宗教的特别好感。他认为，共产党员可以信教，而且信教的信徒通常都是好党员。

　　久加诺夫认为，共产党的先辈布尔什维克当年犯下的最为愚蠢的错误就是没能同信徒和教会搞好关系。列宁当年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革命的惯性就是破除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理想由此成为社会灾难的开始……列宁死时，桌上摊开的唯一一本书就是《圣经》，这也是他终身所看的最后一本书。

　　他似乎是在寻找俄罗斯未来的答案……

　　巴捷诺娃对俄共摒弃无神论原则颇为赞赏，她甚至认为，共产党要求每个党员必须遵守的“建设共产主义道德准则”几乎完全抄袭自《圣经》四福音书中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而这一章，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平信徒，也会把这一伦理准则作为更新心灵的标准。

　　于是俄共出现了这样的奇观：他们一面继续向列宁、斯大林献花，一面却积极参加各种宗教活动，按巴捷诺娃的话说，不食人间烟火的俄共重回了人间。

　　梅普“双簧”后，普京在反对党的重压下，似乎很少去克林姆林宫办公，但每次迎接外国政要，克林姆林宫仍是传统首选的外事礼仪重地，以此彰显俄罗斯非凡的历史和震撼人心的信仰，的确，克林姆林宫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也是俄罗斯全天候的历史人文窗口。

　　但是，克林姆林宫不是宫，是一座东正教的建筑综合体，乌斯宾斯教堂、布拉格申斯基教堂、阿尔汉格尔斯教堂和波洛仁尼教堂组合成它的主体建筑，如果在伟大的伊万钟的鸣响里，再侧身沿克林姆林宫的红墙倚角向外瞭望的话，还可以看到红场上气势更为恢宏的瓦西里•布拉仁教堂。

　　巴捷诺娃说，东正教重回俄罗斯人文化与生活的中心后，最大的改变，其实正是对于共产主义者的宽容，1991年“8•19事件”后，所有参与政变的领导人，除内务部长克留奇科夫自杀外，其余组织、策划者均被轻判，最长的也在五六年后出狱，并全部得以安享晚年。

　　更为奇迹的是，俄罗斯包括整个独立国家联合体，没有发生清算共产主义者的报复运动，尽管他们中很多人在列宁和斯大宁时期，父辈甚至祖父辈都曾受尽了政治的欺压与凌辱，但全社会仍然选择了真相的和解，宗教对人心的浸润和净化，是第一要素的。

　　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为此感慨地说：“以任何形式打击和侮辱宗教以及教徒的做法对俄共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了。因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精神支柱，如果没有价值观念，如果没有理想和道德规范，那这个社会将无法存在下去更不能发展”。

　　从建造“地上天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的彻底失败，人们看到乌托邦的虚幻、冷酷无情和暴戾恣睢，宗教在原共产主义的试验地全面复苏的势头非常迅猛，尤以东欧最为显著，其实，正是宗教扎根在人心，推动了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全线崩溃。

　　巴捷诺娃也认为，东正教已成为调理俄联邦社会关系的融合剂，就像一辆跑动的车，若没有润滑油，它必然会瘫痪下来。

　　现在看来，改变了信仰本质的俄罗斯共产党，与前苏联时期的共产党进行了体统的继承与割裂，党不再是思想的机器，而是一个取悦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社群组织，就像门外的超市，进哪一家，或买什么东西，自由的支配权完全取决了公民自己，尽管俄罗斯民主仍处在“初级阶段”!

　　巴捷诺娃是位举止优雅的女人，她出生在圣彼德堡，现在是莫斯科大学的老师，一位俄联邦共产党的资深党员。

　　莫斯大学最著名建筑是斯大林时期的塔式楼，莫斯科全城共有八座，其中一座就建在莫斯科大学校园内，这是前苏联全盛时期的标志。

　　站在莫斯科大学的观景台俯瞰整座城市，莫斯科的建筑层次十分分明，最高的是“普京楼”，这是后现代的高楼大厦;其次是苏联时期的塔式建筑，社会主义曾经的骄傲;而那些隐隐绰绰的巴罗克式的城堡，则是沙俄时期的遗产。从建筑上认识俄罗斯，像翻阅一部层次分明的历史。

　　习总每次访问俄罗斯，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都会作为普京的特邀代表，在官方重要场合与习总碰面，意味深长的是，双方却没有进行私下政党交流，此时的俄共正向社会党全面转型，但无论作怎样的努力，与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差距仍然巨大，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的阴影仍笼罩在俄罗斯人心里，挥之不去。久加诺夫所要做的，就是厘清马列的基要原理，改革政党的价值观，以期获得俄罗斯选民的心。

　　我2011年秋天去俄罗斯时，就曾在莫斯科大学与巴捷诺娃有过一次短暂的交流，巴捷诺娃曾是一位有挑战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怎么形容呢?反正有点像今天中国官媒所批的“唯恐天下不乱”的臭公知。

　　1991年“8•19事件”发生时，巴捷诺娃正是莫斯科大学政治学研二的学生，是叶利钦的超级粉丝，她说，叶利钦爬上坦克演讲时，她离他不到一百米，后来她的心又被年轻健壮，魅力四射的普京掳去，但普京和梅德维杰夫“双簧表演”后，她重新回归到了俄共的队伍中来，属久加诺夫“外三层”的特别顾问。

　　苏共曾经是一个无神论政党，与世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党魁就是国家的偶像和权力的象征!巴捷诺娃说，但时代不同了，俄共不能这样了，虽然党的共产主义理想没变，但每个党员都可以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俄共队伍中，有差不多有三四成的党员选择信奉东正教，也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党魁久加诺夫也毫不掩饰他对宗教的特别好感。他认为，共产党员可以信教，而且信教的信徒通常都是好党员。

　　久加诺夫认为，共产党的先辈布尔什维克当年犯下的最为愚蠢的错误就是没能同信徒和教会搞好关系。列宁当年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革命的惯性就是破除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理想由此成为社会灾难的开始……列宁死时，桌上摊开的唯一一本书就是《圣经》，这也是他终身所看的最后一本书。

　　他似乎是在寻找俄罗斯未来的答案……

　　巴捷诺娃对俄共摒弃无神论原则颇为赞赏，她甚至认为，共产党要求每个党员必须遵守的“建设共产主义道德准则”几乎完全抄袭自《圣经》四福音书中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而这一章，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平信徒，也会把这一伦理准则作为更新心灵的标准。

　　于是俄共出现了这样的奇观：他们一面继续向列宁、斯大林献花，一面却积极参加各种宗教活动，按巴捷诺娃的话说，不食人间烟火的俄共重回了人间。

　　梅普“双簧”后，普京在反对党的重压下，似乎很少去克林姆林宫办公，但每次迎接外国政要，克林姆林宫仍是传统首选的外事礼仪重地，以此彰显俄罗斯非凡的历史和震撼人心的信仰，的确，克林姆林宫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也是俄罗斯全天候的历史人文窗口。

　　但是，克林姆林宫不是宫，是一座东正教的建筑综合体，乌斯宾斯教堂、布拉格申斯基教堂、阿尔汉格尔斯教堂和波洛仁尼教堂组合成它的主体建筑，如果在伟大的伊万钟的鸣响里，再侧身沿克林姆林宫的红墙倚角向外瞭望的话，还可以看到红场上气势更为恢宏的瓦西里•布拉仁教堂。

　　巴捷诺娃说，东正教重回俄罗斯人文化与生活的中心后，最大的改变，其实正是对于共产主义者的宽容，1991年“8•19事件”后，所有参与政变的领导人，除内务部长克留奇科夫自杀外，其余组织、策划者均被轻判，最长的也在五六年后出狱，并全部得以安享晚年。

　　更为奇迹的是，俄罗斯包括整个独立国家联合体，没有发生清算共产主义者的报复运动，尽管他们中很多人在列宁和斯大宁时期，父辈甚至祖父辈都曾受尽了政治的欺压与凌辱，但全社会仍然选择了真相的和解，宗教对人心的浸润和净化，是第一要素的。

　　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为此感慨地说：“以任何形式打击和侮辱宗教以及教徒的做法对俄共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了。因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精神支柱，如果没有价值观念，如果没有理想和道德规范，那这个社会将无法存在下去更不能发展”。

　　从建造“地上天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的彻底失败，人们看到乌托邦的虚幻、冷酷无情和暴戾恣睢，宗教在原共产主义的试验地全面复苏的势头非常迅猛，尤以东欧最为显著，其实，正是宗教扎根在人心，推动了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全线崩溃。

　　巴捷诺娃也认为，东正教已成为调理俄联邦社会关系的融合剂，就像一辆跑动的车，若没有润滑油，它必然会瘫痪下来。

　　现在看来，改变了信仰本质的俄罗斯共产党，与前苏联时期的共产党进行了体统的继承与割裂，党不再是思想的机器，而是一个取悦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社群组织，就像门外的超市，进哪一家，或买什么东西，自由的支配权完全取决了公民自己，尽管俄罗斯民主仍处在“初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