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史》专题研讨：评《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

　　[编者按] 围绕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的新著《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外交史》杂志组织了一次专题研讨，从多个角度对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佩里·安德森

　　引人注目的天选之国

　　文/安德鲁·J.巴切维奇(Andrew J. Bacevich)

　　首先让我发表一些褒奖之词。本书具有卓越的原创性和富有穿透力的洞见，有着以下特征：涉猎广泛、细致、精妙、尖锐、不惧争议。

　　的确，在有些人看来，安德森的叙述有些显得过于井井有条了——仿佛被各种持续发展的事件弄得焦头烂额、不知所措的决策者心中其实有着透彻的见解一般，但事实并非如此。不过，与他希望我们关注的更加宏大的真相相比，这只不过是难以避免的一点瑕疵。

　　在这些真相中，最为突出的是“例外主义与普遍主义”这一主题。安德森的主旨是这样的：一群被选定的、有别于其他所有人的人民，却代表着其他所有人终将成为的样子。安德森写道：从一开始，美国就自认为“在各个民族之中是独特的;但与此同时，又是全世界的北极星：其秩序既是史无前例的，又终将成为令所有人无法抗拒的典范”(第6页)。

　　我的评论将聚焦于“令人无法抗拒的典范”这一语义有些不确定的表述。美国这一典范的不同之处是什么?是其吸引力，还是动用武力强迫他人顺从的意愿?此外，美国究竟是什么的典范?美国人总是不断提及却语焉不详的“自由”，指的是什么?

　　安德森相当正确地指出了，美国致力于的这项事业一向具有扩张主义特征。因此，他并没有花费时间去重复“理想主义vs.现实主义”或“孤立主义vs.干涉主义”等老生常谈。类似的，他也不认为有太大必要对历任政府的区别加以细致分析，指出其“观点的共性和目标的延续性”比任何差异都更为重要(第5页)。

　　美国人将本国崛起为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国家的原因归结为某种神圣的许可，加之此前“历代先贤”的美德、知识与勇气。事实上，除了极为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外，美国的成功还得益于精明且灵活的机会主义行为。具有扩张倾向的美国政治家常常非常清楚何时该采取行动，并且明白何种手段最有利于实现自己的目标。至于他们的这种能力是源自自身天赋、好运，还是受到了上帝的眷顾，就只能由他人来评判了。

　　当然，也存在着例外。如果说治国之策的目的在于增强权势和安全，那么入侵加拿大、侵占菲律宾就算得上是鲁莽之举，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并无必要的行为。然而总体来看，这一道漫长的崛起弧线——始于1787年通过的《西北土地协定》，以1945年日本投降为最高峰——还是代表了一系列不凡的成就。一般而言，美国政治家知道何时该出手，何时该收手。换一种比喻的说法也就是，他们知道何时应该等待果实自然脱落，何时应该将果实从树上摇落，何时应该“解放”整个果园。路易斯安那?买下它。佛罗里达?将原主人赶走。加利福尼亚?夺取它。

　　1945年后，美国政治家开始失去了这种判断力。在安德森看来，“情绪多变，容易激动”的凯南突然获得重用——凯南(George F. Kennan)得以进入华盛顿的核心圈子，要得益于甚至更加情绪多变、容易激动的詹姆斯•福里斯特尔(James Forrestal)——正是这一转折的象征(第27页)。

　　尽管如此，由于已经积累了巨大的优势，要等到数十年之后，这一转折的后果才会全面暴露出来。华盛顿现在持有一种全新的见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渐进式扩张主义”不再能够令人满足了，取而代之的是“自上而下地按照美国想象重塑世界这一计划的突然成形”(第21页)。对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共识性霸权”这一目标而言，任何地方的不顺从都构成了不可容忍的威胁(第21页)。仅仅发挥典范作用已经不再令人满意，美国这个“令人无法抗拒的典范”将通过强力令他人对自己顺从。

　　这意味着军事力量将更加受到重视。在此之前，尤其是与欧洲相比，美国一直认为自己可以避免染上军国主义习气，他们对于常备军一直持有戒备的态度。此时，戒备的态度渐渐淡去。在二战之后，掌控强大的军事打击能力就成为美国的一项标志性政策。此外，还需要保持全球性的军事存在。庞杂的安全机器负责管理这一项事业，该安全机器的成员宣誓效忠于“国家安全这一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全球性帝国为自身利益服务的一种意识形态(第30页)。

　　朝鲜战争令人深感不安的过程和结果是差错的最初征兆。不过，与越南相比，朝鲜半岛就不算什么了。尽管在越南付出了极大努力，但“令人无法抗拒的典范”依然遭受了彻底的失败。面对一个更小、更穷，但更加坚定的敌人，美国举起了白旗。

　　安德森正确地指出，是尼克松中止了国家安全意识形态，与毛泽东的红色中国达成协议，从而弥补了越南战争造成的损失(尽管他对潜在动机表示了否认)。尼克松“与魔鬼的交易”背叛了美国自认为所主张的一切。但这依然是过去半个世纪内美国最具创意的治国之策。

　　当然，尼克松同样也令人感到难堪。他“将自由世界的旗帜举得不够高”(第71页)。他本人也是令人尴尬、粗鲁和不值得信赖的。也许最为糟糕的是，他缺少罗斯福和肯尼迪那样圆滑的处事手段：纵然做出了同样不诚实、不道德的行为，但这两人依然能够获得记者和历史学家的厚待。

　　然而，尽管尼克松的下台令人长出了一口气，但抹去其总统任期以及越南战争的印记，依然需要时间。结果，是里根取得的惊人成就做到了这两点。没有人能指责里根将自由世界的旗帜举得不够高：他带着明确的信念发表了许多精心打磨的演说，加之为了重塑“令人无法抗拒的典范”形象而大幅增加的军事开支，能够根据局势的需要，分别起到吸引或是胁迫的作用。

　　出乎几乎所有人(也许除了里根本人)意料的是，苏联这一“邪恶帝国”很快就不复存在，美国发现自己“在战略上成为了这个单极世界的主人”(第85页)。在新自由主义规范的指引下，华盛顿迅速重构了自己对于资本主义的愿景，将其视作“单一霸权领导下的普世秩序”(第83页)。如今，美国在军事上处于至高地位——这一信念使得该愿景具有了一丝可信度。得益于所谓的新军事变革，美国部队如今拥有了“无法抵挡的”战斗力(第93页)。然而，一经实战检验，这些轻率的说法便破碎了，最为灾难性的后果出现在大中东地区。

　　数十年来，华盛顿一直将伊斯兰世界视为战略边缘地带。正如安德森所言：“对于该地区并没有总体计划”，五角大楼仅仅掌控着少数几个“散落在欧亚大陆大型炮台之间的临时营地”(第62页)。

　　随着美国于1970年代意识到自己对于外国石油的依赖，这一切都开始发生变化了。1980年“卡特主义”的颁布触发了战略重点的重新排序。五角大楼对大中东地区的兴趣也随之增强，“波斯湾变成了美国强权在该地区的一条军事通道”(第78页)。到了1990年代，掌控该地区已经变成了一项执念。在九一一之后，这更是成为了一项绝对命令：目的不仅仅在于防止再度发生恐怖袭击，更在于确认美国不容挑战的霸者地位。

　　然而，对于“令人无法抗拒的典范”而言，伊斯兰世界构成了格外艰巨的挑战。在该地区，美国文化既具有吸引力，又令人厌恶。在涉及性别与性的问题上尤其如此。对许多穆斯林而言，在当代美国的自由观中占据崇高地位的许多价值却如同是对真主的冒犯。

　　既然诱惑这一手段不可行，那么强制——释放出美国那无法抵挡的军事战斗力——就成为了默认选项。安德森描述了伊拉克是如何成为“显而易见”的目标的(第93页)。“招致”也许是更加恰当的词汇：伊拉克的脆弱使得美国能够轻易地确保胜利，从而使其他不顺从者变得顺从。

　　但随后的战争并未遂人愿。安德森称伊拉克战争的结果是“伤亡惨重的胜利”(第104页)。但这一判断是大错特错。的确，“既未发生鸭绿江畔的冬季溃败，也未出现西贡直升机大撤离类似场景”(第95页)，但仅仅避免了灾难算不上是成功。

　　认为“美国实现了军事和政治目标”(第95页)，是因为误解了这些目标。将伊拉克战争总结为“入侵巴拿马在沙漠里的重演，没有留下可察觉的痕迹”(第96页)，是因为没有抓住要害：美国战无不胜的声誉葬送在了沙漠里;在后冷战时代，华盛顿对于霸权地位的主张正是以这种声誉为基础的。安德森坚持认为，“战略上来说，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掌控着中东”(第104页)。更加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在中东地区，军事上令人失望的结果使得美国在战略上变得无足轻重了。证据比比皆是，不仅限于伊拉克，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也都是如此。

　　安德森认为，在二战期间，美国构想出了“历史上最为激进的实验之一：以美国的支配地位为核心，将整个世界统一起来”(第21页)。在伊拉克，这一实验寿终正寝了。关于美国例外主义的幻觉无疑仍将继续存在。至于关于普世支配地位的幻想，最好还是认为它已告破灭。

　　重谈帝业

　　文/梅尔文·P.莱弗勒(Melvyn P. Leffler)

　　安德森的文章引发了关注。他强调了经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等因素——正是这些因素激发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那些激烈的争论。他认为，美国“大战略”的目标一直在于通过“美国一国的支配地位”来促进“资本的普遍利益”(第111页)。安德森援引了加布里埃尔•科尔科(Gabriel Kolko)、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托马斯•麦考密克(Thomas McCormick)、托马斯•弗格森(Thomas Ferguson)、弗朗茨•舒尔曼(Franz Schurmann)、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等人的作品，促使我们探讨那些近年来在专注于性别、种族、宗教、言辞与情绪的书籍和文章对照之下显得相形见绌的话题。

　　在第二部分的分析中，他不厌其烦地对近年来美国“安全部门精英”——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 Mead)、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查尔斯•库普钱(Charles Kupchan)、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等——关于大战略的作品发表了评论。他提出了两个观点：这些作者的目标均在于重塑美国的霸权或是优势地位;他们并不了解是何种潜在机制导致了美国的衰落，也并不明白其对优势地位的追逐会导致何种后果。

　　安德森固然引发了关注，却令人感到失望。具有相似倾向的读者会为他重新激活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解读和对美国追逐霸业的行为表示谴责感到欢欣鼓舞。然而，他们不会发现任何支撑其论点的新证据，见到的只是对早已为人熟知的论证的精良重述。心存疑虑者也不会发现也许会促使他们改变想法的新信息。

　　在安德森看来，经济、地理、文化和政治等因素使得美国得以横扫北美洲。但在征服了这块大陆之后，美国资本主义的机制便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对自身帝业的追逐塑造了该国此后的轨迹。在二战之初，美国官员相信，“对于资本主义而言，世界必须变得安全;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美国应当占据支配地位”。1945年时，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已经做好了“进行历史上最为激进实验之一”的准备，即“以美国的支配地位为核心，将整个世界统一起来”(第16、21页)。

　　安德森的叙述中令人尤为惊讶之处在于，他没有考虑外国政府的行为，对其他国家的压迫和侵略行为，对这些行为构成的威胁、激发的情绪和催生的政治话语感到无动于衷。在谈及一战时，安德森写道，威尔逊作出了“并无合适理由的决定”，“令美国加入了”一场和其利益无关的冲突。就算并非威尔逊的捍卫者也会想到，即使是简要地分析美国参战的原因，也应当提及德国的战争目标及其发动无限制潜艇战的决定。但安德森并没有提到这一点(第9至11页)。在讨论美国加入二战的原因时，他同样既未提及日本的侵略行为，也未提及纳粹的性质：其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对支配地位的渴望，以及其贪得无厌的残暴领袖。这些因素对罗斯福的态度以及对美国国内的争论难道没有产生影响吗?在安德森看来，这些都不值一提(第11至17页)。在讨论冷战的开端时，我们得知斯大林的政策是防御性的;完全没有提及大清洗、摧毁富农阶层、1940至1941年间对波兰人的屠杀、在二战期间对少数族裔的种族灭绝行为，以及在东欧的扩张和镇压。至于这两种制度的性质，安德森指出，美国“的确是选举民主制国家，与一个并非民主制的社会-政治制度对抗”(第18至37页)。关于斯大林主义及其遗产和后果，就这么一笔带过!

　　那么，美国政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不是侵略，不是恐惧，不是宗教情绪，不是道德热情，不是国内政治因素。在安德森看来，美国政策的动机在于对市场和资本利益的追逐。当然，罗斯福政府和杜鲁门政府的官员十分聪明，不会承认真实的动机。于是，他们建构出了一种“围绕着安全的帝国话语”。通过“将进攻伪装成紧急防御”，他们力求确立以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实力优势”(第31、30页)。

　　我那本关于冷战起源的书名字就叫作《实力优势》，但我并不接受经济决定论。安德森在文中对我的作品持有尊重但批评的态度。我因假装受到了威廉斯的启发和回避了“作为世界资本大本营的这一充满活力的大陆经济体的政治逻辑”而遭到了指责(第37至38页)。在对我和韦斯塔(Odd Arne Westad)提出批评的一则脚注中，安德森引用了麦考密克的话：“后修正主义者(我们是后修正主义者?)固然适时地注意到了唯物主义因素，但他们又把这些因素藏进了一串未经区分的、彼此不相关的变量里。”(第37至38页，注释68)

　　我认为，这样总结我的作品是不公正的。我希望再简要地讨论下我们与后修正主义者的区别，因为这反映了学者评估经济因素的作用并把握政治、经济、地理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相互关联的不同方式。我固然展示了美国官方追求出口渠道的证据，但我也强调了其他重要动机，包括降低税收、平衡预算、避免通货膨胀。例如，我指出经济顾问委员会在1947年递交给总统的第一份报告中总结称，“认为依赖于目前的贸易顺差规模才能保持繁荣的想法是错误的”。

　　尽管如此，美国还是执行了马歇尔计划以及其他许多导致冷战的重大举措。我曾解释称，之所以采取这些行动，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不过我还指出，国家安全考虑总是与政治-经济事务密切相关的。我不仅没有无视威廉斯和科尔科的观点，还直接采纳和改造了他们的洞见。我写道：“国家安全的含义不仅限于捍卫领土。”苏联不必对美国发动进攻，就可以威胁到其安全。杜鲁门曾表示：“如果允许共产主义吞噬各个自由国家，那么我们就将被与补给的来源和盟友隔离开来。届时我们就不得不采取一些将导致经济破产、使得生活方式改变的措施，以至于我们变得不再是美国了。”我强调称，“苏联若支配着欧亚大陆上的多数资源，将迫使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发生改变”，变成一个“兵营国家”，并且——用杜鲁门的话来说就是——“采取一种与我们所知的制度都不相同的集中式的军团体制”。因此，与其说美国官方的动机是帮助他人，不如说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信念：如果极权主义敌人变得过于强大，(美国)其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就会面临危险”。

　　这种观点导致了许多重要的差别，但这并不是因为我没有意识到经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相互交织。国际舞台上的权力格局会对本国的民主资本主义制度造成影响。不过，对美国而言，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保持优势地位和遏制苏联，而不是人权、个人自由和私有产权。因此，美国官方愿意支持或容忍右翼的专制独裁政权和左翼的集体主义专制政权(例如铁托的南斯拉夫和后来毛泽东的中国)。至于美国何时、在何处、会以何种方式进行干涉，则要视情况而定，取决于诸多变量。

　　安德森无视复杂的细节，认为从冷战时期到后冷战时期，从杜鲁门时代到尼克松时代再到奥巴马时代，都是一以贯之的。几乎一切都可以用帝国的逻辑、对优势地位的渴望以及资本的利益加以解释。没有什么是敌人的行动、盟国采取的手段、附庸国的操纵或是国内政治的紧急要求所导致的。强调美国对优势地位的追逐以及进行海外干涉的嗜好，本无可厚非，但安德森并未阐明资本的普遍利益为何是导致此类政策和行为的原因。安德森习惯于在散漫、扭曲地叙述人们耳熟能详的事件之后，反复重申那些关键的论题，但并未对为何追逐优势地位的欲望源自资本的普遍利益，而非源自文化、意识形态、记忆、宗教、政治、对威胁的想象、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互动，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例如，他似乎认为小布什就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撒谎一事，至少能够被当作经济或资本利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间接证据(第89至111页，尤其是第93页)。但并非如此。

　　本书的下半部分“谋士”明显地暴露了安德森方法上的缺陷。安德森考察了伊肯伯里、布热津斯基等人近来关于“大战略”的论述。他们都对美国优势地位的削弱表示了哀叹(第115至167页)。但是，既然强调的是“资本的普遍利益”，那么为何还要专注于他们?为何不分析投资银行家、风险投资人、数码时代新巨头或是通信革命与新社交媒体设计师的观点?这些人难道不比米德和曼德尔鲍姆更为重要?哪些人有助于我们理解资本、技术创新、民族身份和外交政策之间的潜在关系?

　　自始至终，安德森的潜在假设都是：对于美国和世界而言，美国的优势地位都是一大灾难。他列举了美国的失败，但并没有审视如果美国采取不一样的行动的话，过去或是未来会有何不同。尽管在越南和伊拉克都造成了令人厌恶的后果，尽管美国官方在危地马拉、智利、阿根廷、印度尼西亚等地促成并纵容了许多压迫行为，但如果美国不运用其强权，二十世纪难道就会更加美好吗?如果美国向后退缩，二十一世纪难道会变得更加美好吗?

　　在阅读安德森文章的同时，历史学家还应该阅读卡根最近在《新共和》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卡根哀叹了美国权势的衰落，强调了自二战以来美国强权所带来的益处。安德森的文章和卡根的文章分别获得了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的赞誉。两位作者都对繁冗的外交政策进行了简化，轻视了复杂的决策过程，并低估了事件的偶然性和外生因素的重要作用。两人都认为美国塑造了二十世纪历史的轨迹——安德森认为这是坏事，卡根则认为是好事。

　　历史学家应该知道，真实情况要复杂得多，决策过程涉及诸多因素，世界并非尽在美国掌控之中，许多决策者也并非任由匿名的资本家摆布。我们应该感谢安德森提出了这一具有持久重要性的问题。尽管如此，我认为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最好还是更加严肃地探讨外部威胁与国内政治;探讨记忆、文化与宗教因素;探讨领导人的认知过程和情绪倾向;探讨他们在充满危险与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作出的判断与误判。经济、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固然重要，但并非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悲剧与成功的全部因素。

　　向自己的伴唱团布道

　　文/威尔逊·D.米斯坎布尔(Wilson D. Miscamble)

　　安德森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的下半部分“谋士”中考察了多位美国大战略学者/践行者的作品，他认为这些人是“安全部门精英”的关键成员。在安德森的叙述中，这是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知识群体，由“在政府、大学和基金会的各个职位间穿梭的思想家”构成。安德森认为，与外交史学家之间的交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些高产的作者之间“很少出现直接的争论或是论战。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共享许多相同的假设，还因为写作时常常考虑到晋升的因素，对此学术搏击并非良策”(第118至119页)。对于这种看法，我希望澄清一点：外交史是我的专业，但我写作的目的不是在官场或学术界获得晋升。我想对敏感的读者提出警告，他们也许会认为我对安德森的评论有些像“学术搏击”，不过我的目的仅仅在于纠正他对二十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严重误读。我相信无论读者是否敏感，都会对此感兴趣。

　　本书的上半部分名为“帝业”，内容主要是重新激活并更新威廉斯、麦考密克和科尔科等历史学家的作品。安德森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衍生性的，并非建立在重大的新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不过，安德森也并不需要借鉴新的研究，因为他显然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对美国外交政策解读的基调。为此，他挑选了那些有助于证明自己论点的事件。任何会限制、挑战或否定其宏大论点——即美国不断地朝着建立全球性帝国而努力，以维护“资本的普遍利益”和“美国一国的支配地位”(第111页)——的事件都遭到了忽视或扭曲。他不知疲倦、不出意料地将一切都纳入了早已确定的解释框架之内。结果就是，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叙述常常过于简单地忽视了具体环境，低估了国际舞台上其他行为方的作用。过多地顾及其他国家难免会使安德森一心想要讲述的故事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可能迫使他承认美国决策者总是需要作出艰难的选择和判断，而且如果由另外一群人制定政策的话，情况可能变得截然不同。

　　从一开始，安德森的重大局限就暴露了出来。在讨论美利坚帝国彻底崛起前的前身时，他表示，“威尔逊于1917 年令美国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10页)，而且“美国参加一战并非出于确切的国家利益”(第11页)。如果安德森对以下两点作出回应的话，也许还能稍稍增强如此粗略表述的说服力：首先，德国重新发动了潜艇战，正是随后在公海上击沉美国船只的举动促使威尔逊决定参战;其次，若欧洲处于渴望复仇的军国主义德国的霸权统治之下，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在他看来，这两点会令自己的论点受限，因而是无关紧要的。安德森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外交政策的叙述同样肤浅得令人感到难堪。他认为大萧条只不过“标志着美利坚帝国的前史即将结束”(第11页);金融市场的崩溃证明了“稳定中心的缺失使得整个资本秩序都面临着风险”(第12页)。但他并未深入解释美国在1930年代为何突然通过了一系列中立法案，远离了世界事务。这或许会迫使他承认混乱的国内政治有时的确会对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

　　安德森对于二战的讨论有几处令人感到意外，不过他对于罗斯福战时政策和规划的批评可能会令许多罗斯福的仰慕者感到不安。他几乎没有提及促使世界格局发生改变的军事与政治方面的巨大进展，反而声称罗斯福促使美国参战的原因主要在于令世界“对资本主义而言变得安全”，并确保美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支配。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被一笔带过。安德森大量借鉴了科尔科的《战争的政治》一书，他关注的反而是罗斯福治下“美利坚帝国主义的真正到来”(第21页)。他赞许地引用了舒尔曼的说法，称罗斯福试图进行“历史上最为激进的实验之一：以美国的支配地位为核心，将整个世界统一起来”(第21页)。安德森自己似乎意识到了，这样宏大的假设是经受不起仔细推敲的，于是他退后一步，表示在罗斯福去世之时许多事情尚未落实和完成。至少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

　　安德森对冷战起源与进程的考察带有修正主义史学的常见特征。他漫不经心地、天真地告诉我们：“在斯大林的统治之下，苏联的外交政策本质上是防御性的。”(第24页)安德森一如既往地在分析中完全没有提及1945至1946年间的“英苏冷战”。他并未解释为何像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这样的民主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斯大林的下属绝非“防御性”的，并且努力向美国人发出警告。安德森应该属于左派，但就和许多为斯大林的战后外交政策辩解的人一样，他也没有提及东欧共产党统治下民主左派的境遇。建议他去阅读或是重读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于1951年收集的东欧社会民主政党遭遇的悲剧命运。安奈林•贝文(Aneurin Bevan)为该书撰写了序言，并声称：“共产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政党及民主主义政党的宿敌。前者和后者合作的目的是为了摧毁后者。”安德森似乎还不知道在斯大林的糟糕统治之下发生着此类行为。

　　在很大程度上无视苏联行为的同时，安德森漫画式地刻画了美国的战后政策。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重建西欧、通过北约保障西欧的安全，美国的这些伟大成就都被歪曲成了欧洲国家被迫接受自己在美国的“帝国秩序”(第48页)中的位置。安德森不承认是各国有才能的决策者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协商后才制定了这些政策。他们为何要为此耗费精力?如果真如安德森所言，那么他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为了在美利坚“帝国”中晋升或是安于现状，自己需要做些什么。事实上，他们当然并不清楚应该怎么做。杜鲁门政府的外交政策无疑不是预先注定的，美国完全有可能走上其他道路。例如，我猜测安德森会对杜鲁门而非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成为罗斯福的继任者感到遗憾，纵使华莱士对斯大林持恭维的态度，可能依然无法令安德森感到满意。

　　更不用说的是，安德森对美国干涉阻止共产主义在整个朝鲜半岛都取得胜利表示了哀叹，并讽刺称南方获得了拯救，并在“日后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样板”。他提到了朝鲜在战争中遭受的惨重伤亡，但并未提及后来在金日成统治下数百万人承受的苦难。避免提及共产主义付出的人员代价，或是对此轻描淡写，是安德森的惯用手段。在自认为机智的对比中，他提出在1960年(注意这一日期!)和1990年间，“拉丁美洲的政治犯、酷刑受害者，以及遭到处决的非暴力政治异见人士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换句话说，1960至1990年间，以受害者数量衡量，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镇压要比整个苏东集团更加严酷”(第76至77页)。这种令人难堪的诡辩试图掩盖这一事实：那些政权也曾有过大规模杀戮和政治镇压的行为。如果安德森希望对受害者人数进行严肃比较，他应该参考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斯特凡纳•库尔图瓦(Stéphane Courtois)的《黑皮书》。哈维尔的《无权力者的权力》发人深省地呼吁人们过真实的生活，阅读该书肯定也将令安德森获益。

　　安德森有些伤感地看待苏联体制的失败。对他而言，苏联的问题主要在于落后的生产力，而不是以谎言为基础的错漏百出的政治制度。他隐晦地称赞了里根向戈尔巴乔夫施压的行为，尽管他显然希望里根采取其他做法。安德森对波兰团结工会的崛起并未表现出热情，尽管这是一场真正由工人和知识分子参与的运动。对于美利坚“帝国”的执念使得他甚至不会赞扬1989至1991年间的事件，即一个存在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真正帝国的解体。

　　安德森在对第三世界冷战的探讨中，将美国当成了所有问题的根源，苏联则被视为无足轻重的角色。敏锐的读者能够发现这种明显的不平衡。韦斯塔等人的作品能够让他们意识到，参与第三世界长达四十多年的复杂、丑陋和血腥冲突的不只有冷战的一方。美国贪婪地追寻市场和原材料这一假定显然不足以解释这些冲突。粗略地回顾一下美国对以色列长达半个世纪的支持就能证明这一点，安德森本人也讽刺性地承认了这一事实。然而，这并未阻止他一再夸大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支配程度。例如，安德森自信地向我们保证，在以色列于1973年击溃埃及军队之后，美国就成为“中东外交的主人”(第70页)。这种说法一定会让那些在同一年发起石油禁运的欧佩克国家感到吃惊。

　　无论如何，安德森对待后冷战时代历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的态度倒是不偏不倚的。他并不能容忍“自由主义好战者”，对他们提出了大量批评。克林顿扩张北约的行为当然是为了“伸张美国对于欧洲的霸权”(第87页);小布什因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遭到了严厉斥责;不过，安德森认为美国付出可以接受的代价，实现了反恐战争的真实目标，这一判断未必准确。安德森还认为，“2009 年民主党入主白宫几乎没有改变美利坚帝国政策”(第97页)，这也许会令那些患上了某种小布什“精神错乱症”的人士感到意外。奥巴马和小布什一样，“当务之急在于监管较不发达的地区”，以及“推进发达国家的一体化”(第105页)。在列举了奥巴马的一连串错误——包括“通过远程病毒发动电子攻击、刺杀美国及外国公民，以及大规模监听国内外通信”——之后，安德森将奥巴马称为“首席行刑者”(第108页)。这一称呼是恶意且不恰当的，并没有考虑奥巴马政府执行上述政策的理由。

　　篇幅所限，在此无法详细考察安德森对美国外交政策智囊的评判。无论如何，他对于众多学者立场的总结是颇有裨益的。这些总结再度证明了米德、卡根等人是多么出色和富有洞见，所有希望认真学习美国外交政策的学生都应当阅读他们的作品。考虑到布热津斯基对普京治下俄罗斯的先见之明，安德森对其作品的仔细审视甚至促使我要更加留心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的政策建议。我猜测这并非安德森期待的反应，因为他最终对所有这些作者未能建议“收缩帝国本身”(第166页)提出了批评。在他看来，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巴切维奇和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的分析才是值得一读的，此外还可以补充一些科尔科和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作品。这些人更希望令“帝国”解体，这也是安德森在乎的事情。

　　安德森对美国在全世界运用其权势的厌恶，以及他的意识形态偏见，促成了这本坚硬但易碎的作品。认可美国外交政策的任何成就，都会导致他的思想框架坍塌。他在文中没有对美国战胜纳粹、法西斯和苏联，从而为世界保留了一些民主自由这一贡献表示认可。类似的，他也不愿承认美国的领袖地位尽管无疑存在着局限、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但至少在二战结束后的数十年时间里维护了世界的秩序与稳定。无疑，安德森的观点会得到与他意识形态立场相近者的赞扬。然而，但愿那些愿意审视美国外交政策复杂性的学者能够发现更具洞见、与事实更加相符的解释因素。

　　帝业受挫之时

　　文/玛丽莲·B.扬(Marilyn B. Young)

　　安德森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文收获了诸多好评：无所不包、锐利、详尽、博学(使用了多种语言)。其他评论者也指出，安德森使用了许多生僻词汇，有的读者会对此感到恼火，有的会感到钦佩。除了文风上的某些令人不悦之处外，我大体上赞同安德森对美国帝业的评述，以及对其政策精英观点的总结。我们的分歧在于某些具体问题。

　　首先是个小细节，但仍然值得纠正。安德森曾表示日本最早征服的领土是朝鲜半岛。严格来说，日本最早征服的领土是琉球群岛(于1879年正式侵占)，其次是台湾岛(1895年)。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将朝鲜变成了自己的受保护国;在镇压了当地人民的反抗后，于1910年正式侵占了该国。

　　更加重要的是，安德森总结称凯南是冷战斗士中最狂热、最激烈的一位，这令我感到不解。凯南的观点随处可见，人们可以罗列出与安德森的脚注同样多的材料，展现出一个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形象。例如，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反对联合国军越过38度线北上，并敦促美国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他对反对意见不屑一顾，在日记中吐露道：“我希望，有朝一日历史将记载下这一因中华民国游说集团及其在美国国会中的朋友进行不负责任的、顽固的干预，从而对我们的外交政策造成伤害的案例。”凯南坚持认为，要点在于，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并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当中国共产党占领大陆之后，就大局已定了。”继续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只会意味着联合国“不具备普遍性”，只不过是一个“反苏联盟”。

　　凯南对于那种强迫所有人“声明自己是拥护我们(于是也就是拥护蒋介石)还是反对我们”的“情绪化反共立场”不屑一顾。他反对美国自以为正义的心态，主张更加谦逊地理解本国在世界上的位置，这些立场应该会赢得安德森的赞许：“在参与国际事务时，我们只不过是争夺在某块土地上领导某个民族这一特权的众多竞争者中的一个。”美国必须认识到“不同人之间在利益和哲学方面存在分歧是合理的”，而不是假装“某些通用的哲学概念能够使此类分歧消失不见”。

　　关于安德森对越南战争的叙述，我也有些疑问。他简短地概述了从肯尼迪至约翰逊时期美国的越南政策、美国在战争中造成的巨大破坏、美国阻挠越南革命的无功而返，以及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的兴起，这种情绪使得越战无以为继。“这是美国历史上遭受的最为惨重的失败。”(第59页)但在安德森的文字里，这场失败并未造成太大影响。在接下来的一页我们便得知苏哈托清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之举“大大弥补了在印度支那的挫折”。从某种角度来看，他是对的：“随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摧毁，在这个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最为短兵相接的地区，革命蔓延开来的危险也不复存在了。印度支那的战争结束时，资本在东南亚受到的任何威胁都已被排除。”(第60页)

　　然而，存在着一些时序上的问题，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清除(以及上万华人一同被杀，其中有些并非印尼共成员)一事发生于1965年，而越战要到十年后才结束。这样一来，印度尼西亚如何能够弥补印度支那的挫折?此外，难道越南革命的胜利本身不就是对资本的沉重一击吗?毕竟，一个小国迫使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强权放弃了将该国一分为二的努力。美国无法在越南复制曾在朝鲜半岛取得的有限胜利，这无疑会激励其他地方的革命者(尽管没有谁会愿意经受越南那样惨重的损失)。即使认为越南的胜利对资本并不构成威胁(事实恰恰相反)，那么原因也不在于印尼共被消灭了。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而言，越南战争还有着其他方面的影响，但在安德森看来，越战似乎并未造成任何后果。用数十年后老布什的话来说就是，越南综合症被“治愈”了;不仅如此，它似乎从未存在过。

　　科学主义的危险

　　文/戴维·米尔恩(David Milne)

　　杰出的博学家安德森写作了一部渊博、不惧争议的“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史。专业人士应该阅读此书。即使读者不接受他对时期的划分以及结论，也并不妨碍仰慕其广阔的范围以及文风。外交史学家很少尝试得出这样的综合性结论，他的成就——他的雄心以及经得住考验的可靠性——可谓对我们这一专业的无声批评。安德森的文章表明，探究长时段的——打破了通常的年代界限——美国外交政策，并且探寻具有涵盖一切的解释潜力的单一因果链条，是非常有益的。安德森有力地提出了经济决定论的主张，并重新对威廉斯和威斯康星学派表示了赞赏。

　　当然，安德森在“帝业”中进行的强有力整合也付出了一定代价。我认可这一观点：正如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一样，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也在于促进其经济利益。在这种意义上，我也认为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威廉斯等人的作品是那个时代党派之争的产物、执拗于某种虚假的单一因果关系，这种态度是傲慢和狭隘的。关于虔诚的后修正主义者，安德森恰当地引用了麦考密克的话：“后修正主义者固然适时地注意到了唯物主义因素，但他们又把这些因素藏进了一串未经区分的、彼此不相关的变量里。他们的做法是假定了：数量上的繁多，而不是详尽的叙述，等同于细致与复杂。”麦考密克的犀利观察在1982年时一语中的，在今天同样适用。

　　不过，有些政策的原因的确不是经济因素。美国对以色列的慷慨支持就是有力的例证，这种支持损害了美国更为广泛的经济利益。对于那些他认为无视经济因素的人，安德森显得过于严厉了。例如，安德森评论道，韦斯塔的《全球冷战》一书“用几页篇幅战战兢兢、犹豫不决地提到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经济考量——这些文字对该书接下来的讨论并无重要影响——最终的结论显然让作者感到解脱：正如入侵伊拉克所表明的，‘自由和安全曾是且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驱动因素’”(第38页)。在我看来，这样的解读过于狭隘。对比一下安德森的评判以及《全球冷战》中相关章节的内容：

　　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商业利益发挥着系统性作用的观点是正确的。美国精英自始至终都在主张将促进自由市场交易作为美国在海外的核心“国家利益”，当然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尽管对具体的个别资本家表示过拒绝，但从未有哪位总统不将保护自由市场交易视为自己的核心职责。

　　对安德森而言，这样的表述还不够勇敢，但对我而言，已经足够了。《全球冷战》非常成功地探究了美国(以及苏联)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但并非完全是由经济考量塑造的——是如何起到扩大冷战范围的作用的。换句话说：尽管所有国家的外交政策都会受到物质私利的影响，但只有通过解释“多重因素”才能理解许多现象。比如说，尝试一下将越南战争简化成关于美国经济私利的可悲故事。有些人的确进行了这样的尝试，安德森也在文章结尾处赞许地提到了乔姆斯基的名字。但在这一过程中，为了避免触及其他对政策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势必出现令人难堪的扭曲。

　　在“帝业”的开篇，安德森写道，“自20世纪中期以来，出现了围绕在总统周围的一小群外交政策精英，以及一套在国内政治中没有对应物的独特的意识形态词汇，即关于美国应该在全球事务中追求的‘大战略’的各种概念”(第5页)。1943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保罗•尼策(Paul Nitze)和克里斯蒂安•赫特(Christian Herter)于当年在华盛顿特区创建了高等国际研究学院，该学院于1950年演变成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日后，尼策曾回忆称当时自己对于外交政策学术思想之贫乏感到非常失望：

　　当我进入学术圈，开始考察相关文献时，我发现多数文献都是关于历史的。这对于当下的事务当然会有所启发，但它们完全不具备理论背景。我向很多人抱怨过，为何美国学术界无法以富有经验和具备理论性的方式来指导外交政策实践?

　　本书的第二部分“谋士”对今日许多最著名的“大战略家”提出了充满洞见的、时常是强有力的批评。这些大战略家大多受教于或任职于高等国际研究学院或是仿效该学院建立的威尔逊、肯尼迪、弗莱彻和沃尔什等学院。他们包括：米德、曼德尔鲍姆、伊肯伯里、库普钱、卡根和布热津斯基。安德森欣赏现实主义者胜于自由干涉主义者，但他也警告道，“真正的现实主义……指的不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一种立场，也不是关于这种立场的理论，而是指能够不加自我欺骗地直面现实，并坦率地描述现实”。安德森认为自己是一名“真正的”现实主义者。

　　在对美国大战略家作品的细致阅读中，安德森作为一名知识史学家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就论证美国的独特性而言，该国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学院的毕业生和教师进入政府就职并影响决策的方式肯定不是没有说服力的证据。在我看来，美国采取那些有利于其经济利益的外交政策，这一点算不上多么独特。正如马汉于1890年赞不绝口地注意到的一样，18和19世纪的英国遵循的是同一逻辑。然而，美国与英国及此前列强的巨大区别在于，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证性社会科学有着密切的关联。美国是首个由接受过该领域训练的人士来塑造外交政策的霸权国家。在18和19世纪指导英国外交政策的人士不具备类似的教育背景，因为当时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这两大学科压根就不存在。

　　安德森对卡根、布热津斯基、曼德尔鲍姆等人的讨论表明，政治学、国际关系和经济学等学科——尤其是国际关系与公共政策学院所讲授的此类学科——令太多毕业生自认为找到了国际事务中永恒不变的规律，他们在解释此类规律时“不言自明地”相信美国应该发挥领袖作用，也就是说，“美国的霸权地位继续服务于该国的特殊利益以及人类的普遍利益”(第163页)。自由干涉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和多数现实主义者都持有这一核心假设，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容易为“科学主义”所吸引。但正如约翰•格雷(John Gray)所言：“科学主义有许多特征，但最为核心的是拒绝承认人类事务中常常存在一些难以应对的困难。人类的许多冲突，即使可以充分地加以认知，也仍然是无法解决的。”

　　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曾经表示，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往往会“在对某个问题加以思考之前”就做出决定。安德森提到的许多思想家在认知问题时具有类似的狭隘性。在安德森讨论的书籍之外，再读读这些作者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社论，你就能意识到这一点。人们仅仅通过作者的名字，就可以把评论文章的内容猜个八九不离十。正因此，没有人真正地继承了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衣钵：很难预测他“今天与明天”专栏文章的内容。无论是撰写学术文章、媒体文章，还是担任决策职务，政治学家依据的都是关于美国权势宏伟目标的理论(有些理论甚至是个人标签式的)：米德描绘了美国塑造世界的能力，在那里，“历史的终结即上帝的和平”;伊肯伯里将美国尊崇为“自由性质的霸权势力，而非帝国”;布热津斯基刻画了一幅“大棋局”，“对美国而言，地缘政治上的最丰厚奖品是欧亚大陆”;卡根则强调美国对于“自己塑造的世界”的积极、强有力的领导是不可或缺的。被构想出来的大战略往往变得僵化，如同空想一般，当事态的发展不遂其所愿时——如果这些战略在某位总统任内能够产生影响的话——还有可能变得危险。

　　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对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学院提出了富有洞见的批评，他指出这些学院有着两大缺点：

　　我认为，首先，许多学院还在使用陈旧过时的模式。公共政策学院的标准模式是，讲授一些微观经济学，一些统计学，以及所谓的政策分析，也许还让他们获得一些领导经验，然后学生们就可以涉猎许多其他领域了。这一模式已经存在了30至35年。它缺乏历史课程。在公共政策学院里我们一般都不讲授历史。第二个问题在于，公共政策学院中的观点容易趋同。其他学科就没有这个问题。学术机构的优点就在于其独立性，可以存在有创意的不同声音。

　　具有政策导向的学术研究很容易丧失批判性，为了方便总统和有志成为总统之人的理解，观念往往被简化，原创性和重要性则被夸大。安德森揭示了这些大战略著作的通病：“从中很容易发现一脉相承的潜在绝望情绪：仿佛在这个世界上，令美国这位领袖的功绩与实力重回鼎盛时期(无论时间多么短暂)的唯一方法，就是干脆幻想出另一个世界。”(第166页)这一警示深入、有力地揭露了科学主义的危险。因为正是当美国的战略家脱离现实、幻想出别的世界时，他们才作出了那些最为糟糕的外交决策。

　　是时候熄灭煤气灯了

　　文/伊丽莎白·科布斯-霍夫曼(Elizabeth Cobbs-Hoffman)

　　新左派还在重复那些老生常谈。《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给人的感觉就像是1960年代参加满是红酒与奶酪的学院院长年度招待会的一位梳着马尾辫的同行：一边冲着人咆哮，吹嘘着自己参加的社会运动，一边渴望得到一瓶免费红酒。其确定无疑的自我正义感会激起一阵怀旧的微笑，但很快就会令人感到厌烦。

　　安德森这本书的基础是三条未经检验的假设。首先，美国是一个贪婪的“全球性帝国”。其次，美国的外交政策是精英的玩物，精英则在剥削无产阶级。第三，在表达上述永恒真理时，拉丁语和德语——外加一点儿法语和意大利语——比英语更加优越。

　　安德森的书由“帝业”和“谋士”两部分组成。“帝业”讲述的是自二战至今的美国外交政策史。“谋士”则对受安德森鄙视的为外交政策“辩解者”(如米德、卡根、曼德尔鲍姆、布热津斯基，等等)进行了概述，并隐晦地将这些人与勇敢的、应该被致以敬意的“不随波主流者”(如乔姆斯基、科尔科、巴切维奇、查默斯•约翰逊)进行了对比。总体而言，这两部分是在重复那些常见的论证，并未增添新的内容。本书无视良好的写作应当遵循的所有原则，除此之外，本书还是很不错的。历史学家也许会觉得，本书的用处在于可以作为原汁原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的范例，或是可以用来在闷热的教室里撑开一扇窗户。后一种用途倒是能够带来更多的光亮和新鲜空气。

　　上述评判听上去也许过于刺耳了。然而，对于一位毫不犹豫就将出身卑微的民选总统称为“统治者”、将奥巴马称为“首席行刑者”(第108页)的作者，没有必要闪烁其词。

　　安德森的这本书内容十分有限，不妨通过运用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的“第99页”测试来考察其所传递的信息及含有的错误，而不是辛苦地读完所有意料之中的文字。和安德森一样同为英国人的福特是20世纪初一位高产的诗人、小说家、社会批评家和杂志编辑。他的著名主张是，人们将任何一本书翻到第99页，“就可以明白整本书的质量如何”。本书的第99页由两段文字构成。第一段开始于第98页，第二段结束于第100页。公平起见，应该完整地考察这两段文字，因而可以将之称为“第99页半”测试。

　　这两段文字关注的是奥巴马就职之后的利比亚和伊朗局势。安德森认为，美国与这两国的关系体现了奥巴马“对帝国权力的运用”。没有试图提出任何量化佐证，安德森便断然表示，“自二战以来，总统不受法律约束与其说是例外，不如说是常态”。与前任一样，第四十四任美国总统的首要目标同样是巩固美国对世界的掌控。照安德森的说法，奥巴马之所以要推翻已遭到削弱的卡扎菲，仅仅是为了重振人道主义干涉的“信誉”，而这一信誉不过是美国更宏大目标的遮羞布。美国总统之所以反对伊朗的核武器计划，是为了保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追随者以色列。伊朗在长达35年的时间里一直将美国视为“大恶魔”，但这只不过是帝国需要时常应对的“意识形态上的烦恼”。

　　在这两个段落以及其他文字中，安德森反复重申了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论述。为了于1919年组建共产国际，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提出，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是帝国主义性质的;为了兴旺繁荣，它们势必征服并控制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为了争夺支配地位，它们彼此展开了残酷的争夺;弱者别无选择，只能通过武装斗争来反抗压迫;只有通过弱者的结盟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势力。和列宁一样，安德森也没有列出证明“资本”(第42、70、75、111、117等页)不可避免地需要支配周遭社会并使之陷入贫困的证据。他还无视所有的反面证据，例如过去七十年间世界范围内贫困率的下降和国家间暴力行为的减少。安德森同情地将包括九一一袭击在内的几乎所有反抗美国的行为总结为“典型的反帝国主义抵抗情绪”(第93页)。

　　与《新左派评论》编辑委员会的同事塔里克•阿里(Tariq Ali)一样，安德森似乎也无法理解历史上其他行为方的手段与自主性。阿里于2009年接受《国际社会主义者评论》采访时表示：“人们告诉我，美利坚帝国正在变弱。我表示：‘好吧，就经济而言，在某些方面的确如此。但其军事上和制度上的束缚依然是强有力的。不要低估这一点。’只要美国表示，必须这样做，必须那样做，欧洲和中东就会与之保持一致。如今世界上唯一真正的主权国家正是该帝国。”安德森在开始于第99页的那一段文字中则表示，“只要一国对美国足够顺从”(第100页)，华盛顿就向来乐于容忍任何野蛮行为。在本书中，美国不断被认定是一个“帝国”，但对此从未加以探究或是证明。

　　安德森的第二个错误在于，他坚持认为，和各国人民一样，美国公民也没有太多手段来对抗全知全能的“资本”。在第99页中，他将奥巴马刻画为以“史无前例的残忍”来惩罚那些泄露政府文件者的怪物。和安德森一样，许多美国人可能也不赞成对曼宁(Chelsea Manning)处以35年徒刑，但多数人会对此表示赞同：针对间谍活动和军队中违令行为的法规由来已久，在所有国家都存在，而且美国的这些法规出自民选代表之手。曼宁不必遭受枪毙或斩首等在极权主义国家和失败国家常见的“史有前例的残忍”，这是一件好事。

　　尽管如此，在安德森的叙述中，美国人对于在自己名义下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他写作时就如同将自己绑缚在城墙上，而且显然认为自己属于“能够不加自我欺骗地直面现实，并坦率地描述现实”的真正的“现实主义者”(第167页)。但安德森的震惊感并不真诚。并不存在保持缄默的约定。与普通公民相比，精英会更加深入地参与外交事务，这其实是老生常谈。出于工作职责与外国人接触更多者，自然会对此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然而，安德森将美国外交和国内政策的区别总结为“对帝国的管理”和“对本土家园的统治”的不同(第5页)。他对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而不见：他一本正经地揭露的大部分事件其实都曾刊登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上，并出现在1970年代中期以来的所有对外关系本科教科书上。他列举的事实都是旧闻。

　　最后，安德森对于自己古老的母语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尊重。文风优美的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称多数政治文章都充斥着“委婉用语和让人生疑、云遮雾罩的含糊之词”，安德森的文章同样如此。《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的作者在1946年曾写道：“糟糕的写作者，尤其是科学、政治和社会学文章的写作者，几乎都难以摆脱这样的想法：拉丁语或希腊语词汇要比撒克逊词汇显得更加壮丽;如expedite(加速)、ameliorate(改善)、predict(预测)、extraneous(不必要的)、deracinated(被根除的)、clandestine(隐秘的)、subaqueous(水中的)等不必要的词汇不停地侵占盎格鲁-撒克逊词汇的地盘;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特有的术语包含大量翻译自俄语、德语和法语的词汇。”这番话对安德森非常适用。

　　也许，矫揉造作的用词——其目的在于让英国人所谓的“闲话阶级”感到钦佩——最大的过错在于其精英主义。劳工也许无法读懂这些晦涩的文字，不过作者本来也没有指望他们阅读这些文字。

　　最糟糕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说，他轻快地写出了这样的句子：“‘遏制’政策……是消耗战(Ermattungskrieg)， 而非歼灭战(Niederwerfungskrieg)”(第29页);“尼克松下台后……美国关于世界政治(Weltpolitik)的基调和策略又回归标准风格”(第70页)。尽管如此，本书还是通过了“第99页”测试。那一段文字的开头是：“除此之外，与前任相比，总统的保密外衣被收得更紧了，任何胆敢违背官方缄默法则(omertà)者都会遭到更加无情的骚扰与迫害。”

　　官方缄默法则(omertà)?是的，就是这个词。给汝一本字典!谢谢你，牛剑高材生。

　　由于这些过错，安德森应当被罚在伊顿公学黑板上用行草抄写奥威尔的杰作《政治与英语》25遍。

　　《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可能会在那些出于包容的缘故还在订阅此类期刊的图书馆的档案室里积满灰尘。如果不是为了确认自己持有的阴谋论或是尖刻的偏见，很少会有读者愿意费力读完这些浮夸的文字。寻求细致的逻辑、新鲜的证据和原创的论证的读者最好去阅读弗兰克•宁科维奇(Frank Ninkovich)探讨同一主题的新著《全球共和国》。

　　幸好还有《全球共和国》这样更加出色的作品。新左派太过陈旧了。也许是时候熄灭煤气灯了。

　　回应

　　文/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首先，我要感谢《外交史》的编辑组织此次研讨，感谢安德斯•斯特凡松(Anders Stephanson)对本文的详细阐述，感谢各位学者向“帝业”和“谋士”提出批评。我很高兴能对此作出回应。综观各种评论，大家提出了三大问题，每个问题又涉及许多具体要点。这三大问题关注的分别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内驱动因素、外部敌人，以及总体轨迹及成败得失。让我简要地一一进行回应。

　　以不同的方式，莱弗勒、米斯坎布尔(严厉地)和米尔恩(温和地)指责我犯有源自威斯康星学派外交史学家的、为人熟知的经济决定论。莱弗勒和米尔恩认为这一观点过于狭隘，米斯坎布尔则认为该观点早已名声扫地。首先我想说明的是，我不认为与威斯康星学派这一传统有关联是应该被指责的，我给予该传统很高的评价;但认为我属于该传统，是错误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正如巴切维奇指出的——我认为最初孕育美国外交政策的母体是包括地理、意识形态、“首个新国家”这一政体，以及经济在内的一系列独特的坐标。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我绝不认为“门户开放”政策能够被当作解读美国外交政策延续性的秘诀。正如我曾解释过的和斯特凡松曾指出的，在这一问题上，与其说我继承了威斯康星学派的观点，不如说我采纳的是该学派的保守派批评者罗伯特•塔克(Robert Tucker)和自由派批评者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的观点(第38至39页)。从我对美国加入一战原因的评判中就能够看出，我的后续分析与任何一种经济决定论存在着多么鲜明的差别。讽刺的是，我对美国参加一战原因的评判恰恰令米斯坎布尔和莱弗勒感到痛心和愤怒。美国参战并非出于明确的物质利益，这一结论是很难质疑的。仰慕威尔逊的人士总是会求助于协约国的意识形态——例如德国残忍的战争目标(仿佛这会波及新世界似的)，以及匈人主宰旧世界这一噩梦——但这种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不列颠爱国主义的夸张说法罢了，并没有太多实际意义。事实上，一战这场对于自由主义文明而言的灾难源自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争斗，美国与之关系不大。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曾令人信服地论证道，如果英国不进行干涉，而德国于1914年迅速地复制普法战争的胜利，这样的局面要比欧洲遭遇长达四年的相互杀戮、签订导致希特勒崛起的《凡尔赛条约》有利得多。美国的干涉仅仅排除了任何因筋疲力尽而实现和平的可能性，而并未阻止复仇行为。

　　米斯坎布尔写道，在威尔逊总统任期结束后，“混乱的国内政治”影响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我没有理由不赞同这一表述，并且认为，大体上来看，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举措是临时性的，并未产生深远影响。对于美国在世界上应该扮演何种角色的一以贯之的见解要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形成。我向舒尔曼致以了敬意，因为他充满想象力地把握住了在罗斯福生命的最后两三年时间里发生的重大变化。同时我也指出了他的言论有夸张之处，许多任务尚待杜鲁门来完成;但指出这一点并非是在出尔反尔，而是想要表明，有力的洞见有时会超越实际证据的限制，并不妨碍我们为之产生钦佩之情。这种情况在学者身上并不罕见。舒尔曼的作品在1970年代激发的争论——威廉斯和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都写出了反思《世界强权的逻辑》的杰作——思想水平之高足以令我们在今天仍感到羡慕。舒尔曼并非历史学家，但从历史学家科尔科的文字中，我们能够认识到，华盛顿战时规划者的想法与舒尔曼所构想的美利坚全球霸权是多么接近。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发生。

　　正是我的文章中关于冷战开始前夕的这部分内容——将美国资本主义机制视为塑造那种自信与雄心均空前高涨的外交政策的条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代表着美国大战略的诞生——遭到了最猛烈的指控，认为其具有经济决定论的色彩。在莱弗勒看来，我似乎认为“华盛顿的决策者任由匿名的资本家摆布”。然而，这种批评却是基于误读作出的，因为我区分了资本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这里的“国家”是指任何能够毫无争议地被认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中的任何国家——而且我还强调了，美国的这两种利益尤其不一致。如果读者怀疑我是否有力地作出了上述表述，我愿意重复“帝业”中的文字。我首先指出了资本主义这一经济制度自身的起源，以及资本主义所身处的封建时代诸国林立的现实环境，由此确保了两种利益无法重合;随后，我又描述了即使在彻底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这两种利益之间依然会存在紧张关系的结构性原因：

　　一方面，这些国家如果违背了资本的利益，就势必葬送自己，因为它们的实力取决于经济的繁荣，而经济又受到盈利要求的支配。另一方面，国家行为所服从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一定不同于企业服从的一套机制，因为尽管国家间和企业间一样存在着竞争关系，但缺少可以对合理性及效率作出裁决的市场的制度性规则，或是透明的价格机制。外部协调问题无法像内部那样得以解决。后果就是，竞争各方不断面临着出现误判和次优(极端情况下会是灾难性的)选择的风险。

　　在我对战后进展的叙述中，斯皮克曼关于国家间体系的政治观点占据着中心位置。这也有助于打消读者对过度经济决定论的担心。

　　至于国家和资本之间结构性差异表现在美国身上的具体形式，我明确表示了，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我不赞同纯粹以“门户开放”政策来解释美国的扩张主义，而是赞同批评这种观点的意见，认为在麦金利和威尔逊时代，得益于美国国内市场的规模和活力，以及其丰富的资源禀赋，美国资本主义并不需要获得更广阔的海外市场，当时出口占美国GDP的比重依然很小。没有哪个资本主义经济体具有如此优越的条件;在20世纪中叶时，也没有哪个资本主义经济体能够接近美国的规模。这意味着：

　　对于战后的华盛顿而言，“权力优势”——如斯皮克曼所言，追求的“不是一种均衡的局面，而是实力上的大幅优势”—— 却并非任何大国都追求的常规目标。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不仅仅是世界上最为庞大、自足的工业化经济体，两大洋的庇护更是令对手或敌人难以对它发动任何攻击。客观上，这一独特之处赋予了“权力优势”这一概念另一层含义。于是，在世界政治这一舞台上，美国国家机器的潜在实力与其实际利益之间便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我认为，正是这一差距决定了美国在冷战中的行为。因为：

　　此时，以帝国霸权这一形式，美国权力之于美国利益的优先地位第一次充分体现了出来。此后，美国国家机器的行为主要不再是向外映射美国资本的关切，而是保卫所有资本的一般利益，并且在必要时为了国际收益而牺牲一国利益，相信这样做终究会带来回报。美国负担得起这样的做法，因为二战后和二战前一样，美国实力(如今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包括军事和政治上的)广度仍远远超出了美国银行和大公司的所及范围，有许多闲散之物可以让步给次一级的国家及其统治集团，这对于建立霸权体系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权力优先于美国利益”不仅仅体现于冷战时期对盟友的选择上，还体现在对敌人的选择上。米尔恩评论称越南战争不能被简化成“关于美国经济私利的可悲故事”。的确如此。越战反映的是“帝国国家机器的控制范围超越了本国资本的要求”，这一现象在第三世界持续的时间要比在第一世界更长，并且也是“帝业”讨论的中心主题。

　　米尔恩还补充称，美国对以色列的慷慨支持是违背了经济逻辑的另一案例。我完全同意这一点。事实上，这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特殊案例，因为从理性角度来看，该政策既非出自美国资本的利益，也非出自美国国家的利益。决定这一政策的因素在于犹太人群体在美国政治和文化体制中出人意料的巨大影响力。如今，美国的犹太人群体比以往更加分裂，但依然迫使美国在以色列问题上无法执行常规政策。承认这一点并非是临时地作出让步，我在许多文章中都曾表达过这一观点。总之，对于认为我的文章带有经济简化论色彩的批评，可以礼貌地以“不予受理”作为回应。这样的批评并不适用。我明确地表明了应该如何构想美国外交政策中资本与国家的关系。莱弗勒或是米尔恩曾提及的韦斯塔是否有此构想呢?我想，明智的读者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承认经济不是无关紧要的，但又说它不是决定性的，那么经济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在他们看来，经济的作用似乎并不大。因为韦斯塔认为，归根结底美国外交政策的驱动因素仍然是“自由与安全”。

　　关于敌人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情况又如何?在米斯坎布尔和莱弗勒看来，自从罗斯福时代以来，这些威胁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驱动因素，两人都对我“无视”这一因素表示惊讶和愤怒。日本的侵略行为、纳粹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斯大林的暴政——我怎么能认为美国的举措不是对这些威胁的回应，进而有益于人类?的确，我很少提及日本的侵略行为，但这是因为我认为当代学术研究早已明确证明了，认为美国对日本在远东地区的扩张行为持有上述立场实属误解。毕竟，正是在被日本在奉天和对马海峡的胜利所震慑的西奥多•罗斯福调停之下签署的《朴茨茅斯和约》保证了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控制和在南满的驻军。三十年后，日本在亚洲大陆的进一步扩张才令史汀生(Henry L. Stimson)感到惊恐。从东京的视角来看，情况自然大不相同：既然美国吞并半个墨西哥、占领菲律宾、入侵夏威夷，都没有令当时的“国际社会”大惊小怪，那么美国又有什么理由对资源远为贫瘠的日本在中国和东南亚采取的类似举动感到愤慨呢?詹姆斯•克劳利(James Crowley)早就指出，日本“追求安全与自主”的想法在它试图跻身的帝国势力身上很常见，但一旦这些帝国势力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征服的领土和殖民地得到了牢固的掌控，在它们眼中，这些就变成了前所未闻的侵略行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远不是突袭之下不知所措的受害者，而是在执行一种客观上会导致与日本开战的政策，这一点并非阴谋论。早在1958年，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日后他将成为世界范围内在世的最伟大外交史学家)便在他的首部著作《轴心国与1941年的日美关系》中提出了这一主旨。

　　与亚洲政策相比，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欧洲政策更多地是受到了情绪因素的驱动。身为威尔逊仰慕者的罗斯福作为海军的一员，参加了一战，这场战争在他心中留下了印记。当他在白宫已站稳脚跟时，他持有了许多并非总是一以贯之的观点。正如约翰•兰伯顿•哈珀(John Lamberton Harper)指出的，总体而言，罗斯福非常厌恶旧世界及其积习难改的行事方式，但与此同时他又赞赏墨索里尼“这位值得钦佩的意大利绅士”，对贝当有好感，并且帮助佛朗哥赢得了西班牙内战的胜利。在他看来，德国这个罪行累累的国家(正如《凡尔赛条约》庄严宣告的，德国负有一战罪责)情况截然不同。在随后的数十年时间里，罗斯福对德国的厌恶情绪都未曾减退，影响他对第三帝国态度的因素并非纳粹的种族主义或反犹主义。尽管罗斯福对“元首”并无好感，但其政府对于驱逐试图逃脱纳粹魔掌的无助犹太难民并不心存愧疚;当战争爆发后，也和丘吉尔一样并不太关注犹太人遭受的种族屠杀。希特勒的扩张行为——用莱弗勒的话说就是他“对支配地位的渴望”——则是另一回事。罗斯福害怕希特勒会重复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将军的胜利，并且希望动员美国与之对抗。日本在太平洋发动的意外一击帮助他收获了超过预期的胜利。

　　正如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所表明的，美国之所以加入二战，并非出自捍卫国家安全的需要。当然，这种观点与斯皮克曼的估测以及当时及以后人们习以为常的看法是背道而驰的。如果美国继续置身事外，即使日本在中国、德国在欧洲均取得胜利，那么美国依然能够掌控一个坚不可摧、自给自足的新世界。不过，阿特强调称，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参战决定是不理性的、像一战那样不是出于任何明确的国家利益。因为二战的胜利将令美国居于战略优势地位，并掌控至关重要的工业资源——否则，至少欧洲的工业资源会落入苏联之手，并转而被用于对抗美国。正是在此刻，美国形成了米斯坎布尔和莱弗勒为之滔滔不绝的那种见解，发现自己正面对着20世纪最危险的极权主义敌人：这一敌人对作为自由社会基础的私有产权的打击最为无情，其令人毛骨悚然的吸引力最具普遍性。米斯坎布尔和莱弗勒质问我怎么能对斯大林的政治暴行及其对世界范围内民主制度构成的威胁只字不提，而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应该被理解为对这种威胁的必要回应。

　　因为是对“帝业”进行评论，米斯坎布尔和莱弗勒考察的对象也就仅限于此。但如果他们的视野更加宽广的话，就会发现我并非没有意识到斯大林的暴行及其政权的性质，我在其他文章中讨论过这些问题。但即使只是扫了一眼“帝业”的内容，也不应该认为我无视或是低估了1945年后苏联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就研究美国外交政策而言，1945年后苏联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姿态本质上是防御性的(作为一个强权，它比美国弱小得多，且知道这一事实)，但其志向却是进攻性的(作为一种制度，其终极目的在于消灭资本世界)。我同时强调了这两个方面。我认为，甚至连最杰出的冷战史学作品也忽视了这种双重性质。修正派往往认为，经受了“巴巴罗萨行动”的沉重打击之后，苏联外交政策的主旨一直在于谨慎地保存自身;正统派往往认为，自从第三国际成立以来，共产主义的基因密码一直是无限度的扩张——赫鲁晓夫在联合国还自信满满地重复了这一威胁：“我们将埋葬你们!”两种学派往往都认为对方强调的那一方面只不过是在虚张声势：如果斯大林真的决心摧毁资本主义，其外交政策就不可能是防御性的;如果斯大林的外交政策真是防御性的，谈论世界革命就只不过是在做表面文章。

　　反过来，围绕美国冷战立场的争论也呈现出了类似的模式：美国所执行的是谨慎的、自我设限的遏制政策，其目标仅仅在于阻止苏联扩张?还是说美国的潜在目标更加宏大，致力于推翻苏联，解放受其奴役的人民?这一问题同样具有双重性。对冷战的双重性把握得最为出色的要数斯特凡松。冷战既是一场战略冲突(对具有哪些地缘政治及军事优势进行算计)，又是一场本体论意义上的冲突(一场关乎生死存亡、只会以强者的胜利告终的斗争，双方都试图摧毁对方)。

　　然而，冷战只是今日美利坚帝国体系构建过程中的一个漫长阶段。在对杜鲁门时期冷战的出色研究中，莱弗勒认为美国大战略的主旨在于对“实力优势”的追求。他解释称，追求“实力优势”的目的在于避免欧亚大陆的资源落入共产主义之手，从而危及美国“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我在“帝业”中指出，莱弗勒提出的关于“实力优势”的谱系学仍然并不明确;他认为促使美国追求“实力优势”的驱动因素在于恐惧和权势，但并未解释哪种因素更为重要。经过了二十年时间，如今当他再度探讨这一问题时，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对“实力优势”的追求是防御性的，是由于对美国的生活方式遭遇威胁感到恐惧。但是，这种说法面临着显而易见的问题：当苏联解体、共产主义对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构成的威胁——即“剥夺剥夺者”这一昔日的主张——消失之后，美国就会放弃对“实力优势”的追求?显然并非如此。美国不仅没有收缩，反而将“实力优势”扩张成了全球霸权。什么因素推动了这样的进展?仍然是恐惧?莱弗勒的评论本身就给出了答案：“如今美国的霸权角色必须重新获得合法性。”恐惧已经不再构成理由了。这一表述事实上已经作出了让步。追求“实力优势”的动机是一回事，其合法性来源(红色幽灵等)又是另一回事。从福里斯特尔推动的《国家安全法案》(National Security Act)，到斯诺登(Edward Snowden)披露的“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缩写同为“NSA”的二者也许恰恰象征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延续性。但这是帝国命令的产物，而并非出于安全考虑。

　　伴随着目的的延续性的，总是手段的多样性。手段的重大改变来自于尼克松。正如巴切维奇观察到的，他是一位真正的创新者。在美国战略武器库中选用何种武器的标准依旧是实用性：即这种武器是否有效。然而，事前很难对是否有效进行估测，著名的误判也屡屡发生。但总体而言，美国战略的成功是无可置疑的。莱弗勒认为的我作出的判断实际上恰恰与我的判断相反：“帝业”所列举的并非美国的一连串失败，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其取得的成功。在寻求成为世界强权的过程中，当然会遇到挫折，但总体进展抵消了这些挫败。美国的至上地位并非毫无弱点，有些矛盾的是，如今其横扫一切的胜势(而非败势)反而可能使得它遭遇危险。但即使如此，这种风险也是在最近才暴露出来的，而且无法使人相信“对美国人而言，美国的优势地位是一大灾难”。总体而言，美国的优势地位令美国人获益良多，即使获益的程度并不平等。当然，对于世界而言，情况并非如此。认为世界都从美国的帝国权势中获益并应心存感激，是大多数美国战略思想家持有的信念，这种现象也正是“谋士”这一部分探讨的主题之一。正如科布斯-霍夫曼指出的，我显然并不持有这种信念。

　　玛丽莲•扬与巴切维奇的总体评判与我一致。从关于美利坚帝国的激进史学的另一种观点出发，他们对我的某些具体结论提出了异议。扬正确地指出，我粗心地将朝鲜称为日本的首个殖民地。随后扬注意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遭到清洗一事无法抵消越战失败对美国国内造成的冲击，而且我低估了后者的重要程度。她是正确的。此外，她还质疑了我对凯南的评价。尽管扬承认凯南的观点“随处可见”，但她依旧认为凯南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应该占据的地位持有谦逊的看法，并且与情绪化的反共立场保持着距离，因而仍旧算得上是理性声音。这无疑是人们通常会对凯南作出的评价。这一评价固然符合凯南于1960年代末出版第一卷回忆录时希望塑造的自我形象，但却并不符合他在国家战争学院和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任职时的实际表现，在失去上述职务后他便试图对这段经历避而不谈。他并非一个一以贯之的人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这段时期的言论没有贯穿始终的主旨。“帝业”记录下了这位狂热的全球冷战斗士干涉行为的广度和激烈程度：从南欧到拉丁美洲，从东南亚到西非，从中东到中国周边海域。渐渐地，官场失意促使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去职之后，他依然在1960年支持入侵古巴，不仅在1954年、而且在1980年敦促打击伊朗。

　　中东是另一个引发争议的地区。米斯坎布尔不无道理地指出，考虑到沙特阿拉伯在赎罪日战争后发起的石油禁运，很难赞同我的这一判断——这场战争使得美国成为这一地区外交的主人。当然，对这一问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禁运仅仅维持了很短时间(六个月后即告解除)，其策划者沙特国王费萨尔于一年之后在利雅得遇刺身亡。如果说这不足以说明美国立刻成为中东地区的主人，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此后再没有哪位沙特统治者采取过类似的反抗行为。巴切维奇提出的反对意见更具分量。他认为，不能因为美国在伊拉克没有遭受军事上的失败，便认为伊拉克战争是一场胜利。这场战争摧毁了美国战无不胜的声誉，使得美国无法声称自己在该地区应占据霸权地位，导致它在战略上变得无关紧要。考虑到巴切维奇的权威性，在对他的这一判断进行思考之后，我认为自己的观点的确言过其实了。不过，他的结论同样有些言过其实。奥巴马在许多阿拉伯附庸国上空发动的无视国界的新型空战(这是帝国总统不受法律约束行为的又一次升级;土耳其无疑也参与了这些行动)也许并未实现目标，但对于该地区的命运而言，这难道是无关紧要的吗?

　　最后还要谈谈“谋士”。米斯坎布尔回忆道，在这部分的前言中，我对外交史学家和以政策为导向的战略家进行了区分，尽管二者的专业领域有所重合。米尔恩补充称，我使用了知识史学家的方法来考察那些以政策为导向的战略家。本次研讨会令我回想起了外交史与知识史这两种史学的区别。前者要求熟练地掌握档案材料，并具备政治现实感;后者要求具备对文本细节的分析能力，以及考察各文本间关联的能力。研究者也许可以同时符合这两种要求，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就整个史学领域而言，这样的反差就更加鲜明了。没有哪个学科像史学这样，形式与方法如此丰富，并且同样有效，没有哪种形式与方法比另一种更加优越。然而，外交史和知识史之间的分野仍然令我感到吃惊。像莱弗勒和米斯坎布尔这样杰出的外交史学家对档案材料的精熟程度堪称标杆。我们的政治观点显然有着极大差异，但正如“帝业”的注释表明的，他们的著作仍然令我获益良多。精确地阅读当代文本则属于另一门学科。经验告诉我，最为杰出的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或外交史学家并不总是能够熟练地掌握知识史学家的必备技能。如果允许我回忆一段个人经历的话，我想说的是，半个世纪之前与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杰出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E. P. Thompson)的一番交流令我第一次意识到了这一点。此后与研究“记忆空间”的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争论，以及印度历史学家对我近期一篇关于印度次大陆文章的评价，也都使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此类经历的价值总是要胜过差异所引发的困惑。本次研讨会同样如此。我之所以提及上述规律，只是想解释为何外交史学家对“谋士”这一部分主题的兴趣往往要小于知识史学家。莱弗勒认为“谋士”一文很沉重。如果他能推荐一些更加轻快的文章，我会感到羞愧不安。

　　(相关简介：巴切维奇，波士顿大学弗雷德里克·帕迪全球研究学院国际关系与历史学荣休教授;莱弗勒，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米斯坎布尔，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历史学教授;扬，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米尔恩，英国东英吉利大学外交史学与知识史学副教授;科布斯-霍夫曼，得克萨斯农业与机械大学历史学教授;安德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与社会学教授。限于篇幅，未保留文章注释。)

　　[编者按] 围绕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的新著《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外交史》杂志组织了一次专题研讨，从多个角度对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佩里·安德森

　　引人注目的天选之国

　　文/安德鲁·J.巴切维奇(Andrew J. Bacevich)

　　首先让我发表一些褒奖之词。本书具有卓越的原创性和富有穿透力的洞见，有着以下特征：涉猎广泛、细致、精妙、尖锐、不惧争议。

　　的确，在有些人看来，安德森的叙述有些显得过于井井有条了——仿佛被各种持续发展的事件弄得焦头烂额、不知所措的决策者心中其实有着透彻的见解一般，但事实并非如此。不过，与他希望我们关注的更加宏大的真相相比，这只不过是难以避免的一点瑕疵。

　　在这些真相中，最为突出的是“例外主义与普遍主义”这一主题。安德森的主旨是这样的：一群被选定的、有别于其他所有人的人民，却代表着其他所有人终将成为的样子。安德森写道：从一开始，美国就自认为“在各个民族之中是独特的;但与此同时，又是全世界的北极星：其秩序既是史无前例的，又终将成为令所有人无法抗拒的典范”(第6页)。

　　我的评论将聚焦于“令人无法抗拒的典范”这一语义有些不确定的表述。美国这一典范的不同之处是什么?是其吸引力，还是动用武力强迫他人顺从的意愿?此外，美国究竟是什么的典范?美国人总是不断提及却语焉不详的“自由”，指的是什么?

　　安德森相当正确地指出了，美国致力于的这项事业一向具有扩张主义特征。因此，他并没有花费时间去重复“理想主义vs.现实主义”或“孤立主义vs.干涉主义”等老生常谈。类似的，他也不认为有太大必要对历任政府的区别加以细致分析，指出其“观点的共性和目标的延续性”比任何差异都更为重要(第5页)。

　　美国人将本国崛起为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国家的原因归结为某种神圣的许可，加之此前“历代先贤”的美德、知识与勇气。事实上，除了极为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外，美国的成功还得益于精明且灵活的机会主义行为。具有扩张倾向的美国政治家常常非常清楚何时该采取行动，并且明白何种手段最有利于实现自己的目标。至于他们的这种能力是源自自身天赋、好运，还是受到了上帝的眷顾，就只能由他人来评判了。

　　当然，也存在着例外。如果说治国之策的目的在于增强权势和安全，那么入侵加拿大、侵占菲律宾就算得上是鲁莽之举，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并无必要的行为。然而总体来看，这一道漫长的崛起弧线——始于1787年通过的《西北土地协定》，以1945年日本投降为最高峰——还是代表了一系列不凡的成就。一般而言，美国政治家知道何时该出手，何时该收手。换一种比喻的说法也就是，他们知道何时应该等待果实自然脱落，何时应该将果实从树上摇落，何时应该“解放”整个果园。路易斯安那?买下它。佛罗里达?将原主人赶走。加利福尼亚?夺取它。

　　1945年后，美国政治家开始失去了这种判断力。在安德森看来，“情绪多变，容易激动”的凯南突然获得重用——凯南(George F. Kennan)得以进入华盛顿的核心圈子，要得益于甚至更加情绪多变、容易激动的詹姆斯•福里斯特尔(James Forrestal)——正是这一转折的象征(第27页)。

　　尽管如此，由于已经积累了巨大的优势，要等到数十年之后，这一转折的后果才会全面暴露出来。华盛顿现在持有一种全新的见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渐进式扩张主义”不再能够令人满足了，取而代之的是“自上而下地按照美国想象重塑世界这一计划的突然成形”(第21页)。对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共识性霸权”这一目标而言，任何地方的不顺从都构成了不可容忍的威胁(第21页)。仅仅发挥典范作用已经不再令人满意，美国这个“令人无法抗拒的典范”将通过强力令他人对自己顺从。

　　这意味着军事力量将更加受到重视。在此之前，尤其是与欧洲相比，美国一直认为自己可以避免染上军国主义习气，他们对于常备军一直持有戒备的态度。此时，戒备的态度渐渐淡去。在二战之后，掌控强大的军事打击能力就成为美国的一项标志性政策。此外，还需要保持全球性的军事存在。庞杂的安全机器负责管理这一项事业，该安全机器的成员宣誓效忠于“国家安全这一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全球性帝国为自身利益服务的一种意识形态(第30页)。

　　朝鲜战争令人深感不安的过程和结果是差错的最初征兆。不过，与越南相比，朝鲜半岛就不算什么了。尽管在越南付出了极大努力，但“令人无法抗拒的典范”依然遭受了彻底的失败。面对一个更小、更穷，但更加坚定的敌人，美国举起了白旗。

　　安德森正确地指出，是尼克松中止了国家安全意识形态，与毛泽东的红色中国达成协议，从而弥补了越南战争造成的损失(尽管他对潜在动机表示了否认)。尼克松“与魔鬼的交易”背叛了美国自认为所主张的一切。但这依然是过去半个世纪内美国最具创意的治国之策。

　　当然，尼克松同样也令人感到难堪。他“将自由世界的旗帜举得不够高”(第71页)。他本人也是令人尴尬、粗鲁和不值得信赖的。也许最为糟糕的是，他缺少罗斯福和肯尼迪那样圆滑的处事手段：纵然做出了同样不诚实、不道德的行为，但这两人依然能够获得记者和历史学家的厚待。

　　然而，尽管尼克松的下台令人长出了一口气，但抹去其总统任期以及越南战争的印记，依然需要时间。结果，是里根取得的惊人成就做到了这两点。没有人能指责里根将自由世界的旗帜举得不够高：他带着明确的信念发表了许多精心打磨的演说，加之为了重塑“令人无法抗拒的典范”形象而大幅增加的军事开支，能够根据局势的需要，分别起到吸引或是胁迫的作用。

　　出乎几乎所有人(也许除了里根本人)意料的是，苏联这一“邪恶帝国”很快就不复存在，美国发现自己“在战略上成为了这个单极世界的主人”(第85页)。在新自由主义规范的指引下，华盛顿迅速重构了自己对于资本主义的愿景，将其视作“单一霸权领导下的普世秩序”(第83页)。如今，美国在军事上处于至高地位——这一信念使得该愿景具有了一丝可信度。得益于所谓的新军事变革，美国部队如今拥有了“无法抵挡的”战斗力(第93页)。然而，一经实战检验，这些轻率的说法便破碎了，最为灾难性的后果出现在大中东地区。

　　数十年来，华盛顿一直将伊斯兰世界视为战略边缘地带。正如安德森所言：“对于该地区并没有总体计划”，五角大楼仅仅掌控着少数几个“散落在欧亚大陆大型炮台之间的临时营地”(第62页)。

　　随着美国于1970年代意识到自己对于外国石油的依赖，这一切都开始发生变化了。1980年“卡特主义”的颁布触发了战略重点的重新排序。五角大楼对大中东地区的兴趣也随之增强，“波斯湾变成了美国强权在该地区的一条军事通道”(第78页)。到了1990年代，掌控该地区已经变成了一项执念。在九一一之后，这更是成为了一项绝对命令：目的不仅仅在于防止再度发生恐怖袭击，更在于确认美国不容挑战的霸者地位。

　　然而，对于“令人无法抗拒的典范”而言，伊斯兰世界构成了格外艰巨的挑战。在该地区，美国文化既具有吸引力，又令人厌恶。在涉及性别与性的问题上尤其如此。对许多穆斯林而言，在当代美国的自由观中占据崇高地位的许多价值却如同是对真主的冒犯。

　　既然诱惑这一手段不可行，那么强制——释放出美国那无法抵挡的军事战斗力——就成为了默认选项。安德森描述了伊拉克是如何成为“显而易见”的目标的(第93页)。“招致”也许是更加恰当的词汇：伊拉克的脆弱使得美国能够轻易地确保胜利，从而使其他不顺从者变得顺从。

　　但随后的战争并未遂人愿。安德森称伊拉克战争的结果是“伤亡惨重的胜利”(第104页)。但这一判断是大错特错。的确，“既未发生鸭绿江畔的冬季溃败，也未出现西贡直升机大撤离类似场景”(第95页)，但仅仅避免了灾难算不上是成功。

　　认为“美国实现了军事和政治目标”(第95页)，是因为误解了这些目标。将伊拉克战争总结为“入侵巴拿马在沙漠里的重演，没有留下可察觉的痕迹”(第96页)，是因为没有抓住要害：美国战无不胜的声誉葬送在了沙漠里;在后冷战时代，华盛顿对于霸权地位的主张正是以这种声誉为基础的。安德森坚持认为，“战略上来说，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掌控着中东”(第104页)。更加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在中东地区，军事上令人失望的结果使得美国在战略上变得无足轻重了。证据比比皆是，不仅限于伊拉克，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也都是如此。

　　安德森认为，在二战期间，美国构想出了“历史上最为激进的实验之一：以美国的支配地位为核心，将整个世界统一起来”(第21页)。在伊拉克，这一实验寿终正寝了。关于美国例外主义的幻觉无疑仍将继续存在。至于关于普世支配地位的幻想，最好还是认为它已告破灭。

　　重谈帝业

　　文/梅尔文·P.莱弗勒(Melvyn P. Leffler)

　　安德森的文章引发了关注。他强调了经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等因素——正是这些因素激发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那些激烈的争论。他认为，美国“大战略”的目标一直在于通过“美国一国的支配地位”来促进“资本的普遍利益”(第111页)。安德森援引了加布里埃尔•科尔科(Gabriel Kolko)、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托马斯•麦考密克(Thomas McCormick)、托马斯•弗格森(Thomas Ferguson)、弗朗茨•舒尔曼(Franz Schurmann)、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等人的作品，促使我们探讨那些近年来在专注于性别、种族、宗教、言辞与情绪的书籍和文章对照之下显得相形见绌的话题。

　　在第二部分的分析中，他不厌其烦地对近年来美国“安全部门精英”——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 Mead)、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查尔斯•库普钱(Charles Kupchan)、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等——关于大战略的作品发表了评论。他提出了两个观点：这些作者的目标均在于重塑美国的霸权或是优势地位;他们并不了解是何种潜在机制导致了美国的衰落，也并不明白其对优势地位的追逐会导致何种后果。

　　安德森固然引发了关注，却令人感到失望。具有相似倾向的读者会为他重新激活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解读和对美国追逐霸业的行为表示谴责感到欢欣鼓舞。然而，他们不会发现任何支撑其论点的新证据，见到的只是对早已为人熟知的论证的精良重述。心存疑虑者也不会发现也许会促使他们改变想法的新信息。

　　在安德森看来，经济、地理、文化和政治等因素使得美国得以横扫北美洲。但在征服了这块大陆之后，美国资本主义的机制便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对自身帝业的追逐塑造了该国此后的轨迹。在二战之初，美国官员相信，“对于资本主义而言，世界必须变得安全;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美国应当占据支配地位”。1945年时，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已经做好了“进行历史上最为激进实验之一”的准备，即“以美国的支配地位为核心，将整个世界统一起来”(第16、21页)。

　　安德森的叙述中令人尤为惊讶之处在于，他没有考虑外国政府的行为，对其他国家的压迫和侵略行为，对这些行为构成的威胁、激发的情绪和催生的政治话语感到无动于衷。在谈及一战时，安德森写道，威尔逊作出了“并无合适理由的决定”，“令美国加入了”一场和其利益无关的冲突。就算并非威尔逊的捍卫者也会想到，即使是简要地分析美国参战的原因，也应当提及德国的战争目标及其发动无限制潜艇战的决定。但安德森并没有提到这一点(第9至11页)。在讨论美国加入二战的原因时，他同样既未提及日本的侵略行为，也未提及纳粹的性质：其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对支配地位的渴望，以及其贪得无厌的残暴领袖。这些因素对罗斯福的态度以及对美国国内的争论难道没有产生影响吗?在安德森看来，这些都不值一提(第11至17页)。在讨论冷战的开端时，我们得知斯大林的政策是防御性的;完全没有提及大清洗、摧毁富农阶层、1940至1941年间对波兰人的屠杀、在二战期间对少数族裔的种族灭绝行为，以及在东欧的扩张和镇压。至于这两种制度的性质，安德森指出，美国“的确是选举民主制国家，与一个并非民主制的社会-政治制度对抗”(第18至37页)。关于斯大林主义及其遗产和后果，就这么一笔带过!

　　那么，美国政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不是侵略，不是恐惧，不是宗教情绪，不是道德热情，不是国内政治因素。在安德森看来，美国政策的动机在于对市场和资本利益的追逐。当然，罗斯福政府和杜鲁门政府的官员十分聪明，不会承认真实的动机。于是，他们建构出了一种“围绕着安全的帝国话语”。通过“将进攻伪装成紧急防御”，他们力求确立以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实力优势”(第31、30页)。

　　我那本关于冷战起源的书名字就叫作《实力优势》，但我并不接受经济决定论。安德森在文中对我的作品持有尊重但批评的态度。我因假装受到了威廉斯的启发和回避了“作为世界资本大本营的这一充满活力的大陆经济体的政治逻辑”而遭到了指责(第37至38页)。在对我和韦斯塔(Odd Arne Westad)提出批评的一则脚注中，安德森引用了麦考密克的话：“后修正主义者(我们是后修正主义者?)固然适时地注意到了唯物主义因素，但他们又把这些因素藏进了一串未经区分的、彼此不相关的变量里。”(第37至38页，注释68)

　　我认为，这样总结我的作品是不公正的。我希望再简要地讨论下我们与后修正主义者的区别，因为这反映了学者评估经济因素的作用并把握政治、经济、地理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相互关联的不同方式。我固然展示了美国官方追求出口渠道的证据，但我也强调了其他重要动机，包括降低税收、平衡预算、避免通货膨胀。例如，我指出经济顾问委员会在1947年递交给总统的第一份报告中总结称，“认为依赖于目前的贸易顺差规模才能保持繁荣的想法是错误的”。

　　尽管如此，美国还是执行了马歇尔计划以及其他许多导致冷战的重大举措。我曾解释称，之所以采取这些行动，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不过我还指出，国家安全考虑总是与政治-经济事务密切相关的。我不仅没有无视威廉斯和科尔科的观点，还直接采纳和改造了他们的洞见。我写道：“国家安全的含义不仅限于捍卫领土。”苏联不必对美国发动进攻，就可以威胁到其安全。杜鲁门曾表示：“如果允许共产主义吞噬各个自由国家，那么我们就将被与补给的来源和盟友隔离开来。届时我们就不得不采取一些将导致经济破产、使得生活方式改变的措施，以至于我们变得不再是美国了。”我强调称，“苏联若支配着欧亚大陆上的多数资源，将迫使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发生改变”，变成一个“兵营国家”，并且——用杜鲁门的话来说就是——“采取一种与我们所知的制度都不相同的集中式的军团体制”。因此，与其说美国官方的动机是帮助他人，不如说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信念：如果极权主义敌人变得过于强大，(美国)其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就会面临危险”。

　　这种观点导致了许多重要的差别，但这并不是因为我没有意识到经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相互交织。国际舞台上的权力格局会对本国的民主资本主义制度造成影响。不过，对美国而言，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保持优势地位和遏制苏联，而不是人权、个人自由和私有产权。因此，美国官方愿意支持或容忍右翼的专制独裁政权和左翼的集体主义专制政权(例如铁托的南斯拉夫和后来毛泽东的中国)。至于美国何时、在何处、会以何种方式进行干涉，则要视情况而定，取决于诸多变量。

　　安德森无视复杂的细节，认为从冷战时期到后冷战时期，从杜鲁门时代到尼克松时代再到奥巴马时代，都是一以贯之的。几乎一切都可以用帝国的逻辑、对优势地位的渴望以及资本的利益加以解释。没有什么是敌人的行动、盟国采取的手段、附庸国的操纵或是国内政治的紧急要求所导致的。强调美国对优势地位的追逐以及进行海外干涉的嗜好，本无可厚非，但安德森并未阐明资本的普遍利益为何是导致此类政策和行为的原因。安德森习惯于在散漫、扭曲地叙述人们耳熟能详的事件之后，反复重申那些关键的论题，但并未对为何追逐优势地位的欲望源自资本的普遍利益，而非源自文化、意识形态、记忆、宗教、政治、对威胁的想象、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互动，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例如，他似乎认为小布什就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撒谎一事，至少能够被当作经济或资本利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间接证据(第89至111页，尤其是第93页)。但并非如此。

　　本书的下半部分“谋士”明显地暴露了安德森方法上的缺陷。安德森考察了伊肯伯里、布热津斯基等人近来关于“大战略”的论述。他们都对美国优势地位的削弱表示了哀叹(第115至167页)。但是，既然强调的是“资本的普遍利益”，那么为何还要专注于他们?为何不分析投资银行家、风险投资人、数码时代新巨头或是通信革命与新社交媒体设计师的观点?这些人难道不比米德和曼德尔鲍姆更为重要?哪些人有助于我们理解资本、技术创新、民族身份和外交政策之间的潜在关系?

　　自始至终，安德森的潜在假设都是：对于美国和世界而言，美国的优势地位都是一大灾难。他列举了美国的失败，但并没有审视如果美国采取不一样的行动的话，过去或是未来会有何不同。尽管在越南和伊拉克都造成了令人厌恶的后果，尽管美国官方在危地马拉、智利、阿根廷、印度尼西亚等地促成并纵容了许多压迫行为，但如果美国不运用其强权，二十世纪难道就会更加美好吗?如果美国向后退缩，二十一世纪难道会变得更加美好吗?

　　在阅读安德森文章的同时，历史学家还应该阅读卡根最近在《新共和》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卡根哀叹了美国权势的衰落，强调了自二战以来美国强权所带来的益处。安德森的文章和卡根的文章分别获得了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的赞誉。两位作者都对繁冗的外交政策进行了简化，轻视了复杂的决策过程，并低估了事件的偶然性和外生因素的重要作用。两人都认为美国塑造了二十世纪历史的轨迹——安德森认为这是坏事，卡根则认为是好事。

　　历史学家应该知道，真实情况要复杂得多，决策过程涉及诸多因素，世界并非尽在美国掌控之中，许多决策者也并非任由匿名的资本家摆布。我们应该感谢安德森提出了这一具有持久重要性的问题。尽管如此，我认为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最好还是更加严肃地探讨外部威胁与国内政治;探讨记忆、文化与宗教因素;探讨领导人的认知过程和情绪倾向;探讨他们在充满危险与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作出的判断与误判。经济、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固然重要，但并非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悲剧与成功的全部因素。

　　向自己的伴唱团布道

　　文/威尔逊·D.米斯坎布尔(Wilson D. Miscamble)

　　安德森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的下半部分“谋士”中考察了多位美国大战略学者/践行者的作品，他认为这些人是“安全部门精英”的关键成员。在安德森的叙述中，这是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知识群体，由“在政府、大学和基金会的各个职位间穿梭的思想家”构成。安德森认为，与外交史学家之间的交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些高产的作者之间“很少出现直接的争论或是论战。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共享许多相同的假设，还因为写作时常常考虑到晋升的因素，对此学术搏击并非良策”(第118至119页)。对于这种看法，我希望澄清一点：外交史是我的专业，但我写作的目的不是在官场或学术界获得晋升。我想对敏感的读者提出警告，他们也许会认为我对安德森的评论有些像“学术搏击”，不过我的目的仅仅在于纠正他对二十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严重误读。我相信无论读者是否敏感，都会对此感兴趣。

　　本书的上半部分名为“帝业”，内容主要是重新激活并更新威廉斯、麦考密克和科尔科等历史学家的作品。安德森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衍生性的，并非建立在重大的新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不过，安德森也并不需要借鉴新的研究，因为他显然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对美国外交政策解读的基调。为此，他挑选了那些有助于证明自己论点的事件。任何会限制、挑战或否定其宏大论点——即美国不断地朝着建立全球性帝国而努力，以维护“资本的普遍利益”和“美国一国的支配地位”(第111页)——的事件都遭到了忽视或扭曲。他不知疲倦、不出意料地将一切都纳入了早已确定的解释框架之内。结果就是，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叙述常常过于简单地忽视了具体环境，低估了国际舞台上其他行为方的作用。过多地顾及其他国家难免会使安德森一心想要讲述的故事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可能迫使他承认美国决策者总是需要作出艰难的选择和判断，而且如果由另外一群人制定政策的话，情况可能变得截然不同。

　　从一开始，安德森的重大局限就暴露了出来。在讨论美利坚帝国彻底崛起前的前身时，他表示，“威尔逊于1917 年令美国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10页)，而且“美国参加一战并非出于确切的国家利益”(第11页)。如果安德森对以下两点作出回应的话，也许还能稍稍增强如此粗略表述的说服力：首先，德国重新发动了潜艇战，正是随后在公海上击沉美国船只的举动促使威尔逊决定参战;其次，若欧洲处于渴望复仇的军国主义德国的霸权统治之下，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在他看来，这两点会令自己的论点受限，因而是无关紧要的。安德森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外交政策的叙述同样肤浅得令人感到难堪。他认为大萧条只不过“标志着美利坚帝国的前史即将结束”(第11页);金融市场的崩溃证明了“稳定中心的缺失使得整个资本秩序都面临着风险”(第12页)。但他并未深入解释美国在1930年代为何突然通过了一系列中立法案，远离了世界事务。这或许会迫使他承认混乱的国内政治有时的确会对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

　　安德森对于二战的讨论有几处令人感到意外，不过他对于罗斯福战时政策和规划的批评可能会令许多罗斯福的仰慕者感到不安。他几乎没有提及促使世界格局发生改变的军事与政治方面的巨大进展，反而声称罗斯福促使美国参战的原因主要在于令世界“对资本主义而言变得安全”，并确保美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支配。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被一笔带过。安德森大量借鉴了科尔科的《战争的政治》一书，他关注的反而是罗斯福治下“美利坚帝国主义的真正到来”(第21页)。他赞许地引用了舒尔曼的说法，称罗斯福试图进行“历史上最为激进的实验之一：以美国的支配地位为核心，将整个世界统一起来”(第21页)。安德森自己似乎意识到了，这样宏大的假设是经受不起仔细推敲的，于是他退后一步，表示在罗斯福去世之时许多事情尚未落实和完成。至少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

　　安德森对冷战起源与进程的考察带有修正主义史学的常见特征。他漫不经心地、天真地告诉我们：“在斯大林的统治之下，苏联的外交政策本质上是防御性的。”(第24页)安德森一如既往地在分析中完全没有提及1945至1946年间的“英苏冷战”。他并未解释为何像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这样的民主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斯大林的下属绝非“防御性”的，并且努力向美国人发出警告。安德森应该属于左派，但就和许多为斯大林的战后外交政策辩解的人一样，他也没有提及东欧共产党统治下民主左派的境遇。建议他去阅读或是重读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于1951年收集的东欧社会民主政党遭遇的悲剧命运。安奈林•贝文(Aneurin Bevan)为该书撰写了序言，并声称：“共产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政党及民主主义政党的宿敌。前者和后者合作的目的是为了摧毁后者。”安德森似乎还不知道在斯大林的糟糕统治之下发生着此类行为。

　　在很大程度上无视苏联行为的同时，安德森漫画式地刻画了美国的战后政策。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重建西欧、通过北约保障西欧的安全，美国的这些伟大成就都被歪曲成了欧洲国家被迫接受自己在美国的“帝国秩序”(第48页)中的位置。安德森不承认是各国有才能的决策者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协商后才制定了这些政策。他们为何要为此耗费精力?如果真如安德森所言，那么他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为了在美利坚“帝国”中晋升或是安于现状，自己需要做些什么。事实上，他们当然并不清楚应该怎么做。杜鲁门政府的外交政策无疑不是预先注定的，美国完全有可能走上其他道路。例如，我猜测安德森会对杜鲁门而非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成为罗斯福的继任者感到遗憾，纵使华莱士对斯大林持恭维的态度，可能依然无法令安德森感到满意。

　　更不用说的是，安德森对美国干涉阻止共产主义在整个朝鲜半岛都取得胜利表示了哀叹，并讽刺称南方获得了拯救，并在“日后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样板”。他提到了朝鲜在战争中遭受的惨重伤亡，但并未提及后来在金日成统治下数百万人承受的苦难。避免提及共产主义付出的人员代价，或是对此轻描淡写，是安德森的惯用手段。在自认为机智的对比中，他提出在1960年(注意这一日期!)和1990年间，“拉丁美洲的政治犯、酷刑受害者，以及遭到处决的非暴力政治异见人士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换句话说，1960至1990年间，以受害者数量衡量，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镇压要比整个苏东集团更加严酷”(第76至77页)。这种令人难堪的诡辩试图掩盖这一事实：那些政权也曾有过大规模杀戮和政治镇压的行为。如果安德森希望对受害者人数进行严肃比较，他应该参考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斯特凡纳•库尔图瓦(Stéphane Courtois)的《黑皮书》。哈维尔的《无权力者的权力》发人深省地呼吁人们过真实的生活，阅读该书肯定也将令安德森获益。

　　安德森有些伤感地看待苏联体制的失败。对他而言，苏联的问题主要在于落后的生产力，而不是以谎言为基础的错漏百出的政治制度。他隐晦地称赞了里根向戈尔巴乔夫施压的行为，尽管他显然希望里根采取其他做法。安德森对波兰团结工会的崛起并未表现出热情，尽管这是一场真正由工人和知识分子参与的运动。对于美利坚“帝国”的执念使得他甚至不会赞扬1989至1991年间的事件，即一个存在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真正帝国的解体。

　　安德森在对第三世界冷战的探讨中，将美国当成了所有问题的根源，苏联则被视为无足轻重的角色。敏锐的读者能够发现这种明显的不平衡。韦斯塔等人的作品能够让他们意识到，参与第三世界长达四十多年的复杂、丑陋和血腥冲突的不只有冷战的一方。美国贪婪地追寻市场和原材料这一假定显然不足以解释这些冲突。粗略地回顾一下美国对以色列长达半个世纪的支持就能证明这一点，安德森本人也讽刺性地承认了这一事实。然而，这并未阻止他一再夸大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支配程度。例如，安德森自信地向我们保证，在以色列于1973年击溃埃及军队之后，美国就成为“中东外交的主人”(第70页)。这种说法一定会让那些在同一年发起石油禁运的欧佩克国家感到吃惊。

　　无论如何，安德森对待后冷战时代历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的态度倒是不偏不倚的。他并不能容忍“自由主义好战者”，对他们提出了大量批评。克林顿扩张北约的行为当然是为了“伸张美国对于欧洲的霸权”(第87页);小布什因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遭到了严厉斥责;不过，安德森认为美国付出可以接受的代价，实现了反恐战争的真实目标，这一判断未必准确。安德森还认为，“2009 年民主党入主白宫几乎没有改变美利坚帝国政策”(第97页)，这也许会令那些患上了某种小布什“精神错乱症”的人士感到意外。奥巴马和小布什一样，“当务之急在于监管较不发达的地区”，以及“推进发达国家的一体化”(第105页)。在列举了奥巴马的一连串错误——包括“通过远程病毒发动电子攻击、刺杀美国及外国公民，以及大规模监听国内外通信”——之后，安德森将奥巴马称为“首席行刑者”(第108页)。这一称呼是恶意且不恰当的，并没有考虑奥巴马政府执行上述政策的理由。

　　篇幅所限，在此无法详细考察安德森对美国外交政策智囊的评判。无论如何，他对于众多学者立场的总结是颇有裨益的。这些总结再度证明了米德、卡根等人是多么出色和富有洞见，所有希望认真学习美国外交政策的学生都应当阅读他们的作品。考虑到布热津斯基对普京治下俄罗斯的先见之明，安德森对其作品的仔细审视甚至促使我要更加留心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的政策建议。我猜测这并非安德森期待的反应，因为他最终对所有这些作者未能建议“收缩帝国本身”(第166页)提出了批评。在他看来，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巴切维奇和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的分析才是值得一读的，此外还可以补充一些科尔科和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作品。这些人更希望令“帝国”解体，这也是安德森在乎的事情。

　　安德森对美国在全世界运用其权势的厌恶，以及他的意识形态偏见，促成了这本坚硬但易碎的作品。认可美国外交政策的任何成就，都会导致他的思想框架坍塌。他在文中没有对美国战胜纳粹、法西斯和苏联，从而为世界保留了一些民主自由这一贡献表示认可。类似的，他也不愿承认美国的领袖地位尽管无疑存在着局限、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但至少在二战结束后的数十年时间里维护了世界的秩序与稳定。无疑，安德森的观点会得到与他意识形态立场相近者的赞扬。然而，但愿那些愿意审视美国外交政策复杂性的学者能够发现更具洞见、与事实更加相符的解释因素。

　　帝业受挫之时

　　文/玛丽莲·B.扬(Marilyn B. Young)

　　安德森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文收获了诸多好评：无所不包、锐利、详尽、博学(使用了多种语言)。其他评论者也指出，安德森使用了许多生僻词汇，有的读者会对此感到恼火，有的会感到钦佩。除了文风上的某些令人不悦之处外，我大体上赞同安德森对美国帝业的评述，以及对其政策精英观点的总结。我们的分歧在于某些具体问题。

　　首先是个小细节，但仍然值得纠正。安德森曾表示日本最早征服的领土是朝鲜半岛。严格来说，日本最早征服的领土是琉球群岛(于1879年正式侵占)，其次是台湾岛(1895年)。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将朝鲜变成了自己的受保护国;在镇压了当地人民的反抗后，于1910年正式侵占了该国。

　　更加重要的是，安德森总结称凯南是冷战斗士中最狂热、最激烈的一位，这令我感到不解。凯南的观点随处可见，人们可以罗列出与安德森的脚注同样多的材料，展现出一个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形象。例如，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反对联合国军越过38度线北上，并敦促美国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他对反对意见不屑一顾，在日记中吐露道：“我希望，有朝一日历史将记载下这一因中华民国游说集团及其在美国国会中的朋友进行不负责任的、顽固的干预，从而对我们的外交政策造成伤害的案例。”凯南坚持认为，要点在于，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并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当中国共产党占领大陆之后，就大局已定了。”继续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只会意味着联合国“不具备普遍性”，只不过是一个“反苏联盟”。

　　凯南对于那种强迫所有人“声明自己是拥护我们(于是也就是拥护蒋介石)还是反对我们”的“情绪化反共立场”不屑一顾。他反对美国自以为正义的心态，主张更加谦逊地理解本国在世界上的位置，这些立场应该会赢得安德森的赞许：“在参与国际事务时，我们只不过是争夺在某块土地上领导某个民族这一特权的众多竞争者中的一个。”美国必须认识到“不同人之间在利益和哲学方面存在分歧是合理的”，而不是假装“某些通用的哲学概念能够使此类分歧消失不见”。

　　关于安德森对越南战争的叙述，我也有些疑问。他简短地概述了从肯尼迪至约翰逊时期美国的越南政策、美国在战争中造成的巨大破坏、美国阻挠越南革命的无功而返，以及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的兴起，这种情绪使得越战无以为继。“这是美国历史上遭受的最为惨重的失败。”(第59页)但在安德森的文字里，这场失败并未造成太大影响。在接下来的一页我们便得知苏哈托清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之举“大大弥补了在印度支那的挫折”。从某种角度来看，他是对的：“随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摧毁，在这个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最为短兵相接的地区，革命蔓延开来的危险也不复存在了。印度支那的战争结束时，资本在东南亚受到的任何威胁都已被排除。”(第60页)

　　然而，存在着一些时序上的问题，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清除(以及上万华人一同被杀，其中有些并非印尼共成员)一事发生于1965年，而越战要到十年后才结束。这样一来，印度尼西亚如何能够弥补印度支那的挫折?此外，难道越南革命的胜利本身不就是对资本的沉重一击吗?毕竟，一个小国迫使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强权放弃了将该国一分为二的努力。美国无法在越南复制曾在朝鲜半岛取得的有限胜利，这无疑会激励其他地方的革命者(尽管没有谁会愿意经受越南那样惨重的损失)。即使认为越南的胜利对资本并不构成威胁(事实恰恰相反)，那么原因也不在于印尼共被消灭了。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而言，越南战争还有着其他方面的影响，但在安德森看来，越战似乎并未造成任何后果。用数十年后老布什的话来说就是，越南综合症被“治愈”了;不仅如此，它似乎从未存在过。

　　科学主义的危险

　　文/戴维·米尔恩(David Milne)

　　杰出的博学家安德森写作了一部渊博、不惧争议的“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史。专业人士应该阅读此书。即使读者不接受他对时期的划分以及结论，也并不妨碍仰慕其广阔的范围以及文风。外交史学家很少尝试得出这样的综合性结论，他的成就——他的雄心以及经得住考验的可靠性——可谓对我们这一专业的无声批评。安德森的文章表明，探究长时段的——打破了通常的年代界限——美国外交政策，并且探寻具有涵盖一切的解释潜力的单一因果链条，是非常有益的。安德森有力地提出了经济决定论的主张，并重新对威廉斯和威斯康星学派表示了赞赏。

　　当然，安德森在“帝业”中进行的强有力整合也付出了一定代价。我认可这一观点：正如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一样，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也在于促进其经济利益。在这种意义上，我也认为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威廉斯等人的作品是那个时代党派之争的产物、执拗于某种虚假的单一因果关系，这种态度是傲慢和狭隘的。关于虔诚的后修正主义者，安德森恰当地引用了麦考密克的话：“后修正主义者固然适时地注意到了唯物主义因素，但他们又把这些因素藏进了一串未经区分的、彼此不相关的变量里。他们的做法是假定了：数量上的繁多，而不是详尽的叙述，等同于细致与复杂。”麦考密克的犀利观察在1982年时一语中的，在今天同样适用。

　　不过，有些政策的原因的确不是经济因素。美国对以色列的慷慨支持就是有力的例证，这种支持损害了美国更为广泛的经济利益。对于那些他认为无视经济因素的人，安德森显得过于严厉了。例如，安德森评论道，韦斯塔的《全球冷战》一书“用几页篇幅战战兢兢、犹豫不决地提到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经济考量——这些文字对该书接下来的讨论并无重要影响——最终的结论显然让作者感到解脱：正如入侵伊拉克所表明的，‘自由和安全曾是且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驱动因素’”(第38页)。在我看来，这样的解读过于狭隘。对比一下安德森的评判以及《全球冷战》中相关章节的内容：

　　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商业利益发挥着系统性作用的观点是正确的。美国精英自始至终都在主张将促进自由市场交易作为美国在海外的核心“国家利益”，当然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尽管对具体的个别资本家表示过拒绝，但从未有哪位总统不将保护自由市场交易视为自己的核心职责。

　　对安德森而言，这样的表述还不够勇敢，但对我而言，已经足够了。《全球冷战》非常成功地探究了美国(以及苏联)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但并非完全是由经济考量塑造的——是如何起到扩大冷战范围的作用的。换句话说：尽管所有国家的外交政策都会受到物质私利的影响，但只有通过解释“多重因素”才能理解许多现象。比如说，尝试一下将越南战争简化成关于美国经济私利的可悲故事。有些人的确进行了这样的尝试，安德森也在文章结尾处赞许地提到了乔姆斯基的名字。但在这一过程中，为了避免触及其他对政策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势必出现令人难堪的扭曲。

　　在“帝业”的开篇，安德森写道，“自20世纪中期以来，出现了围绕在总统周围的一小群外交政策精英，以及一套在国内政治中没有对应物的独特的意识形态词汇，即关于美国应该在全球事务中追求的‘大战略’的各种概念”(第5页)。1943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保罗•尼策(Paul Nitze)和克里斯蒂安•赫特(Christian Herter)于当年在华盛顿特区创建了高等国际研究学院，该学院于1950年演变成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日后，尼策曾回忆称当时自己对于外交政策学术思想之贫乏感到非常失望：

　　当我进入学术圈，开始考察相关文献时，我发现多数文献都是关于历史的。这对于当下的事务当然会有所启发，但它们完全不具备理论背景。我向很多人抱怨过，为何美国学术界无法以富有经验和具备理论性的方式来指导外交政策实践?

　　本书的第二部分“谋士”对今日许多最著名的“大战略家”提出了充满洞见的、时常是强有力的批评。这些大战略家大多受教于或任职于高等国际研究学院或是仿效该学院建立的威尔逊、肯尼迪、弗莱彻和沃尔什等学院。他们包括：米德、曼德尔鲍姆、伊肯伯里、库普钱、卡根和布热津斯基。安德森欣赏现实主义者胜于自由干涉主义者，但他也警告道，“真正的现实主义……指的不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一种立场，也不是关于这种立场的理论，而是指能够不加自我欺骗地直面现实，并坦率地描述现实”。安德森认为自己是一名“真正的”现实主义者。

　　在对美国大战略家作品的细致阅读中，安德森作为一名知识史学家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就论证美国的独特性而言，该国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学院的毕业生和教师进入政府就职并影响决策的方式肯定不是没有说服力的证据。在我看来，美国采取那些有利于其经济利益的外交政策，这一点算不上多么独特。正如马汉于1890年赞不绝口地注意到的一样，18和19世纪的英国遵循的是同一逻辑。然而，美国与英国及此前列强的巨大区别在于，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证性社会科学有着密切的关联。美国是首个由接受过该领域训练的人士来塑造外交政策的霸权国家。在18和19世纪指导英国外交政策的人士不具备类似的教育背景，因为当时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这两大学科压根就不存在。

　　安德森对卡根、布热津斯基、曼德尔鲍姆等人的讨论表明，政治学、国际关系和经济学等学科——尤其是国际关系与公共政策学院所讲授的此类学科——令太多毕业生自认为找到了国际事务中永恒不变的规律，他们在解释此类规律时“不言自明地”相信美国应该发挥领袖作用，也就是说，“美国的霸权地位继续服务于该国的特殊利益以及人类的普遍利益”(第163页)。自由干涉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和多数现实主义者都持有这一核心假设，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容易为“科学主义”所吸引。但正如约翰•格雷(John Gray)所言：“科学主义有许多特征，但最为核心的是拒绝承认人类事务中常常存在一些难以应对的困难。人类的许多冲突，即使可以充分地加以认知，也仍然是无法解决的。”

　　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曾经表示，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往往会“在对某个问题加以思考之前”就做出决定。安德森提到的许多思想家在认知问题时具有类似的狭隘性。在安德森讨论的书籍之外，再读读这些作者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社论，你就能意识到这一点。人们仅仅通过作者的名字，就可以把评论文章的内容猜个八九不离十。正因此，没有人真正地继承了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衣钵：很难预测他“今天与明天”专栏文章的内容。无论是撰写学术文章、媒体文章，还是担任决策职务，政治学家依据的都是关于美国权势宏伟目标的理论(有些理论甚至是个人标签式的)：米德描绘了美国塑造世界的能力，在那里，“历史的终结即上帝的和平”;伊肯伯里将美国尊崇为“自由性质的霸权势力，而非帝国”;布热津斯基刻画了一幅“大棋局”，“对美国而言，地缘政治上的最丰厚奖品是欧亚大陆”;卡根则强调美国对于“自己塑造的世界”的积极、强有力的领导是不可或缺的。被构想出来的大战略往往变得僵化，如同空想一般，当事态的发展不遂其所愿时——如果这些战略在某位总统任内能够产生影响的话——还有可能变得危险。

　　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对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学院提出了富有洞见的批评，他指出这些学院有着两大缺点：

　　我认为，首先，许多学院还在使用陈旧过时的模式。公共政策学院的标准模式是，讲授一些微观经济学，一些统计学，以及所谓的政策分析，也许还让他们获得一些领导经验，然后学生们就可以涉猎许多其他领域了。这一模式已经存在了30至35年。它缺乏历史课程。在公共政策学院里我们一般都不讲授历史。第二个问题在于，公共政策学院中的观点容易趋同。其他学科就没有这个问题。学术机构的优点就在于其独立性，可以存在有创意的不同声音。

　　具有政策导向的学术研究很容易丧失批判性，为了方便总统和有志成为总统之人的理解，观念往往被简化，原创性和重要性则被夸大。安德森揭示了这些大战略著作的通病：“从中很容易发现一脉相承的潜在绝望情绪：仿佛在这个世界上，令美国这位领袖的功绩与实力重回鼎盛时期(无论时间多么短暂)的唯一方法，就是干脆幻想出另一个世界。”(第166页)这一警示深入、有力地揭露了科学主义的危险。因为正是当美国的战略家脱离现实、幻想出别的世界时，他们才作出了那些最为糟糕的外交决策。

　　是时候熄灭煤气灯了

　　文/伊丽莎白·科布斯-霍夫曼(Elizabeth Cobbs-Hoffman)

　　新左派还在重复那些老生常谈。《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给人的感觉就像是1960年代参加满是红酒与奶酪的学院院长年度招待会的一位梳着马尾辫的同行：一边冲着人咆哮，吹嘘着自己参加的社会运动，一边渴望得到一瓶免费红酒。其确定无疑的自我正义感会激起一阵怀旧的微笑，但很快就会令人感到厌烦。

　　安德森这本书的基础是三条未经检验的假设。首先，美国是一个贪婪的“全球性帝国”。其次，美国的外交政策是精英的玩物，精英则在剥削无产阶级。第三，在表达上述永恒真理时，拉丁语和德语——外加一点儿法语和意大利语——比英语更加优越。

　　安德森的书由“帝业”和“谋士”两部分组成。“帝业”讲述的是自二战至今的美国外交政策史。“谋士”则对受安德森鄙视的为外交政策“辩解者”(如米德、卡根、曼德尔鲍姆、布热津斯基，等等)进行了概述，并隐晦地将这些人与勇敢的、应该被致以敬意的“不随波主流者”(如乔姆斯基、科尔科、巴切维奇、查默斯•约翰逊)进行了对比。总体而言，这两部分是在重复那些常见的论证，并未增添新的内容。本书无视良好的写作应当遵循的所有原则，除此之外，本书还是很不错的。历史学家也许会觉得，本书的用处在于可以作为原汁原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的范例，或是可以用来在闷热的教室里撑开一扇窗户。后一种用途倒是能够带来更多的光亮和新鲜空气。

　　上述评判听上去也许过于刺耳了。然而，对于一位毫不犹豫就将出身卑微的民选总统称为“统治者”、将奥巴马称为“首席行刑者”(第108页)的作者，没有必要闪烁其词。

　　安德森的这本书内容十分有限，不妨通过运用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的“第99页”测试来考察其所传递的信息及含有的错误，而不是辛苦地读完所有意料之中的文字。和安德森一样同为英国人的福特是20世纪初一位高产的诗人、小说家、社会批评家和杂志编辑。他的著名主张是，人们将任何一本书翻到第99页，“就可以明白整本书的质量如何”。本书的第99页由两段文字构成。第一段开始于第98页，第二段结束于第100页。公平起见，应该完整地考察这两段文字，因而可以将之称为“第99页半”测试。

　　这两段文字关注的是奥巴马就职之后的利比亚和伊朗局势。安德森认为，美国与这两国的关系体现了奥巴马“对帝国权力的运用”。没有试图提出任何量化佐证，安德森便断然表示，“自二战以来，总统不受法律约束与其说是例外，不如说是常态”。与前任一样，第四十四任美国总统的首要目标同样是巩固美国对世界的掌控。照安德森的说法，奥巴马之所以要推翻已遭到削弱的卡扎菲，仅仅是为了重振人道主义干涉的“信誉”，而这一信誉不过是美国更宏大目标的遮羞布。美国总统之所以反对伊朗的核武器计划，是为了保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追随者以色列。伊朗在长达35年的时间里一直将美国视为“大恶魔”，但这只不过是帝国需要时常应对的“意识形态上的烦恼”。

　　在这两个段落以及其他文字中，安德森反复重申了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论述。为了于1919年组建共产国际，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提出，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是帝国主义性质的;为了兴旺繁荣，它们势必征服并控制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为了争夺支配地位，它们彼此展开了残酷的争夺;弱者别无选择，只能通过武装斗争来反抗压迫;只有通过弱者的结盟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势力。和列宁一样，安德森也没有列出证明“资本”(第42、70、75、111、117等页)不可避免地需要支配周遭社会并使之陷入贫困的证据。他还无视所有的反面证据，例如过去七十年间世界范围内贫困率的下降和国家间暴力行为的减少。安德森同情地将包括九一一袭击在内的几乎所有反抗美国的行为总结为“典型的反帝国主义抵抗情绪”(第93页)。

　　与《新左派评论》编辑委员会的同事塔里克•阿里(Tariq Ali)一样，安德森似乎也无法理解历史上其他行为方的手段与自主性。阿里于2009年接受《国际社会主义者评论》采访时表示：“人们告诉我，美利坚帝国正在变弱。我表示：‘好吧，就经济而言，在某些方面的确如此。但其军事上和制度上的束缚依然是强有力的。不要低估这一点。’只要美国表示，必须这样做，必须那样做，欧洲和中东就会与之保持一致。如今世界上唯一真正的主权国家正是该帝国。”安德森在开始于第99页的那一段文字中则表示，“只要一国对美国足够顺从”(第100页)，华盛顿就向来乐于容忍任何野蛮行为。在本书中，美国不断被认定是一个“帝国”，但对此从未加以探究或是证明。

　　安德森的第二个错误在于，他坚持认为，和各国人民一样，美国公民也没有太多手段来对抗全知全能的“资本”。在第99页中，他将奥巴马刻画为以“史无前例的残忍”来惩罚那些泄露政府文件者的怪物。和安德森一样，许多美国人可能也不赞成对曼宁(Chelsea Manning)处以35年徒刑，但多数人会对此表示赞同：针对间谍活动和军队中违令行为的法规由来已久，在所有国家都存在，而且美国的这些法规出自民选代表之手。曼宁不必遭受枪毙或斩首等在极权主义国家和失败国家常见的“史有前例的残忍”，这是一件好事。

　　尽管如此，在安德森的叙述中，美国人对于在自己名义下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他写作时就如同将自己绑缚在城墙上，而且显然认为自己属于“能够不加自我欺骗地直面现实，并坦率地描述现实”的真正的“现实主义者”(第167页)。但安德森的震惊感并不真诚。并不存在保持缄默的约定。与普通公民相比，精英会更加深入地参与外交事务，这其实是老生常谈。出于工作职责与外国人接触更多者，自然会对此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然而，安德森将美国外交和国内政策的区别总结为“对帝国的管理”和“对本土家园的统治”的不同(第5页)。他对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而不见：他一本正经地揭露的大部分事件其实都曾刊登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上，并出现在1970年代中期以来的所有对外关系本科教科书上。他列举的事实都是旧闻。

　　最后，安德森对于自己古老的母语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尊重。文风优美的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称多数政治文章都充斥着“委婉用语和让人生疑、云遮雾罩的含糊之词”，安德森的文章同样如此。《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的作者在1946年曾写道：“糟糕的写作者，尤其是科学、政治和社会学文章的写作者，几乎都难以摆脱这样的想法：拉丁语或希腊语词汇要比撒克逊词汇显得更加壮丽;如expedite(加速)、ameliorate(改善)、predict(预测)、extraneous(不必要的)、deracinated(被根除的)、clandestine(隐秘的)、subaqueous(水中的)等不必要的词汇不停地侵占盎格鲁-撒克逊词汇的地盘;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特有的术语包含大量翻译自俄语、德语和法语的词汇。”这番话对安德森非常适用。

　　也许，矫揉造作的用词——其目的在于让英国人所谓的“闲话阶级”感到钦佩——最大的过错在于其精英主义。劳工也许无法读懂这些晦涩的文字，不过作者本来也没有指望他们阅读这些文字。

　　最糟糕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说，他轻快地写出了这样的句子：“‘遏制’政策……是消耗战(Ermattungskrieg)， 而非歼灭战(Niederwerfungskrieg)”(第29页);“尼克松下台后……美国关于世界政治(Weltpolitik)的基调和策略又回归标准风格”(第70页)。尽管如此，本书还是通过了“第99页”测试。那一段文字的开头是：“除此之外，与前任相比，总统的保密外衣被收得更紧了，任何胆敢违背官方缄默法则(omertà)者都会遭到更加无情的骚扰与迫害。”

　　官方缄默法则(omertà)?是的，就是这个词。给汝一本字典!谢谢你，牛剑高材生。

　　由于这些过错，安德森应当被罚在伊顿公学黑板上用行草抄写奥威尔的杰作《政治与英语》25遍。

　　《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可能会在那些出于包容的缘故还在订阅此类期刊的图书馆的档案室里积满灰尘。如果不是为了确认自己持有的阴谋论或是尖刻的偏见，很少会有读者愿意费力读完这些浮夸的文字。寻求细致的逻辑、新鲜的证据和原创的论证的读者最好去阅读弗兰克•宁科维奇(Frank Ninkovich)探讨同一主题的新著《全球共和国》。

　　幸好还有《全球共和国》这样更加出色的作品。新左派太过陈旧了。也许是时候熄灭煤气灯了。

　　回应

　　文/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首先，我要感谢《外交史》的编辑组织此次研讨，感谢安德斯•斯特凡松(Anders Stephanson)对本文的详细阐述，感谢各位学者向“帝业”和“谋士”提出批评。我很高兴能对此作出回应。综观各种评论，大家提出了三大问题，每个问题又涉及许多具体要点。这三大问题关注的分别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内驱动因素、外部敌人，以及总体轨迹及成败得失。让我简要地一一进行回应。

　　以不同的方式，莱弗勒、米斯坎布尔(严厉地)和米尔恩(温和地)指责我犯有源自威斯康星学派外交史学家的、为人熟知的经济决定论。莱弗勒和米尔恩认为这一观点过于狭隘，米斯坎布尔则认为该观点早已名声扫地。首先我想说明的是，我不认为与威斯康星学派这一传统有关联是应该被指责的，我给予该传统很高的评价;但认为我属于该传统，是错误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正如巴切维奇指出的——我认为最初孕育美国外交政策的母体是包括地理、意识形态、“首个新国家”这一政体，以及经济在内的一系列独特的坐标。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我绝不认为“门户开放”政策能够被当作解读美国外交政策延续性的秘诀。正如我曾解释过的和斯特凡松曾指出的，在这一问题上，与其说我继承了威斯康星学派的观点，不如说我采纳的是该学派的保守派批评者罗伯特•塔克(Robert Tucker)和自由派批评者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的观点(第38至39页)。从我对美国加入一战原因的评判中就能够看出，我的后续分析与任何一种经济决定论存在着多么鲜明的差别。讽刺的是，我对美国参加一战原因的评判恰恰令米斯坎布尔和莱弗勒感到痛心和愤怒。美国参战并非出于明确的物质利益，这一结论是很难质疑的。仰慕威尔逊的人士总是会求助于协约国的意识形态——例如德国残忍的战争目标(仿佛这会波及新世界似的)，以及匈人主宰旧世界这一噩梦——但这种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不列颠爱国主义的夸张说法罢了，并没有太多实际意义。事实上，一战这场对于自由主义文明而言的灾难源自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争斗，美国与之关系不大。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曾令人信服地论证道，如果英国不进行干涉，而德国于1914年迅速地复制普法战争的胜利，这样的局面要比欧洲遭遇长达四年的相互杀戮、签订导致希特勒崛起的《凡尔赛条约》有利得多。美国的干涉仅仅排除了任何因筋疲力尽而实现和平的可能性，而并未阻止复仇行为。

　　米斯坎布尔写道，在威尔逊总统任期结束后，“混乱的国内政治”影响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我没有理由不赞同这一表述，并且认为，大体上来看，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举措是临时性的，并未产生深远影响。对于美国在世界上应该扮演何种角色的一以贯之的见解要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形成。我向舒尔曼致以了敬意，因为他充满想象力地把握住了在罗斯福生命的最后两三年时间里发生的重大变化。同时我也指出了他的言论有夸张之处，许多任务尚待杜鲁门来完成;但指出这一点并非是在出尔反尔，而是想要表明，有力的洞见有时会超越实际证据的限制，并不妨碍我们为之产生钦佩之情。这种情况在学者身上并不罕见。舒尔曼的作品在1970年代激发的争论——威廉斯和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都写出了反思《世界强权的逻辑》的杰作——思想水平之高足以令我们在今天仍感到羡慕。舒尔曼并非历史学家，但从历史学家科尔科的文字中，我们能够认识到，华盛顿战时规划者的想法与舒尔曼所构想的美利坚全球霸权是多么接近。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发生。

　　正是我的文章中关于冷战开始前夕的这部分内容——将美国资本主义机制视为塑造那种自信与雄心均空前高涨的外交政策的条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代表着美国大战略的诞生——遭到了最猛烈的指控，认为其具有经济决定论的色彩。在莱弗勒看来，我似乎认为“华盛顿的决策者任由匿名的资本家摆布”。然而，这种批评却是基于误读作出的，因为我区分了资本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这里的“国家”是指任何能够毫无争议地被认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中的任何国家——而且我还强调了，美国的这两种利益尤其不一致。如果读者怀疑我是否有力地作出了上述表述，我愿意重复“帝业”中的文字。我首先指出了资本主义这一经济制度自身的起源，以及资本主义所身处的封建时代诸国林立的现实环境，由此确保了两种利益无法重合;随后，我又描述了即使在彻底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这两种利益之间依然会存在紧张关系的结构性原因：

　　一方面，这些国家如果违背了资本的利益，就势必葬送自己，因为它们的实力取决于经济的繁荣，而经济又受到盈利要求的支配。另一方面，国家行为所服从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一定不同于企业服从的一套机制，因为尽管国家间和企业间一样存在着竞争关系，但缺少可以对合理性及效率作出裁决的市场的制度性规则，或是透明的价格机制。外部协调问题无法像内部那样得以解决。后果就是，竞争各方不断面临着出现误判和次优(极端情况下会是灾难性的)选择的风险。

　　在我对战后进展的叙述中，斯皮克曼关于国家间体系的政治观点占据着中心位置。这也有助于打消读者对过度经济决定论的担心。

　　至于国家和资本之间结构性差异表现在美国身上的具体形式，我明确表示了，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我不赞同纯粹以“门户开放”政策来解释美国的扩张主义，而是赞同批评这种观点的意见，认为在麦金利和威尔逊时代，得益于美国国内市场的规模和活力，以及其丰富的资源禀赋，美国资本主义并不需要获得更广阔的海外市场，当时出口占美国GDP的比重依然很小。没有哪个资本主义经济体具有如此优越的条件;在20世纪中叶时，也没有哪个资本主义经济体能够接近美国的规模。这意味着：

　　对于战后的华盛顿而言，“权力优势”——如斯皮克曼所言，追求的“不是一种均衡的局面，而是实力上的大幅优势”—— 却并非任何大国都追求的常规目标。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不仅仅是世界上最为庞大、自足的工业化经济体，两大洋的庇护更是令对手或敌人难以对它发动任何攻击。客观上，这一独特之处赋予了“权力优势”这一概念另一层含义。于是，在世界政治这一舞台上，美国国家机器的潜在实力与其实际利益之间便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我认为，正是这一差距决定了美国在冷战中的行为。因为：

　　此时，以帝国霸权这一形式，美国权力之于美国利益的优先地位第一次充分体现了出来。此后，美国国家机器的行为主要不再是向外映射美国资本的关切，而是保卫所有资本的一般利益，并且在必要时为了国际收益而牺牲一国利益，相信这样做终究会带来回报。美国负担得起这样的做法，因为二战后和二战前一样，美国实力(如今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包括军事和政治上的)广度仍远远超出了美国银行和大公司的所及范围，有许多闲散之物可以让步给次一级的国家及其统治集团，这对于建立霸权体系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权力优先于美国利益”不仅仅体现于冷战时期对盟友的选择上，还体现在对敌人的选择上。米尔恩评论称越南战争不能被简化成“关于美国经济私利的可悲故事”。的确如此。越战反映的是“帝国国家机器的控制范围超越了本国资本的要求”，这一现象在第三世界持续的时间要比在第一世界更长，并且也是“帝业”讨论的中心主题。

　　米尔恩还补充称，美国对以色列的慷慨支持是违背了经济逻辑的另一案例。我完全同意这一点。事实上，这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特殊案例，因为从理性角度来看，该政策既非出自美国资本的利益，也非出自美国国家的利益。决定这一政策的因素在于犹太人群体在美国政治和文化体制中出人意料的巨大影响力。如今，美国的犹太人群体比以往更加分裂，但依然迫使美国在以色列问题上无法执行常规政策。承认这一点并非是临时地作出让步，我在许多文章中都曾表达过这一观点。总之，对于认为我的文章带有经济简化论色彩的批评，可以礼貌地以“不予受理”作为回应。这样的批评并不适用。我明确地表明了应该如何构想美国外交政策中资本与国家的关系。莱弗勒或是米尔恩曾提及的韦斯塔是否有此构想呢?我想，明智的读者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承认经济不是无关紧要的，但又说它不是决定性的，那么经济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在他们看来，经济的作用似乎并不大。因为韦斯塔认为，归根结底美国外交政策的驱动因素仍然是“自由与安全”。

　　关于敌人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情况又如何?在米斯坎布尔和莱弗勒看来，自从罗斯福时代以来，这些威胁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驱动因素，两人都对我“无视”这一因素表示惊讶和愤怒。日本的侵略行为、纳粹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斯大林的暴政——我怎么能认为美国的举措不是对这些威胁的回应，进而有益于人类?的确，我很少提及日本的侵略行为，但这是因为我认为当代学术研究早已明确证明了，认为美国对日本在远东地区的扩张行为持有上述立场实属误解。毕竟，正是在被日本在奉天和对马海峡的胜利所震慑的西奥多•罗斯福调停之下签署的《朴茨茅斯和约》保证了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控制和在南满的驻军。三十年后，日本在亚洲大陆的进一步扩张才令史汀生(Henry L. Stimson)感到惊恐。从东京的视角来看，情况自然大不相同：既然美国吞并半个墨西哥、占领菲律宾、入侵夏威夷，都没有令当时的“国际社会”大惊小怪，那么美国又有什么理由对资源远为贫瘠的日本在中国和东南亚采取的类似举动感到愤慨呢?詹姆斯•克劳利(James Crowley)早就指出，日本“追求安全与自主”的想法在它试图跻身的帝国势力身上很常见，但一旦这些帝国势力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征服的领土和殖民地得到了牢固的掌控，在它们眼中，这些就变成了前所未闻的侵略行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远不是突袭之下不知所措的受害者，而是在执行一种客观上会导致与日本开战的政策，这一点并非阴谋论。早在1958年，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日后他将成为世界范围内在世的最伟大外交史学家)便在他的首部著作《轴心国与1941年的日美关系》中提出了这一主旨。

　　与亚洲政策相比，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欧洲政策更多地是受到了情绪因素的驱动。身为威尔逊仰慕者的罗斯福作为海军的一员，参加了一战，这场战争在他心中留下了印记。当他在白宫已站稳脚跟时，他持有了许多并非总是一以贯之的观点。正如约翰•兰伯顿•哈珀(John Lamberton Harper)指出的，总体而言，罗斯福非常厌恶旧世界及其积习难改的行事方式，但与此同时他又赞赏墨索里尼“这位值得钦佩的意大利绅士”，对贝当有好感，并且帮助佛朗哥赢得了西班牙内战的胜利。在他看来，德国这个罪行累累的国家(正如《凡尔赛条约》庄严宣告的，德国负有一战罪责)情况截然不同。在随后的数十年时间里，罗斯福对德国的厌恶情绪都未曾减退，影响他对第三帝国态度的因素并非纳粹的种族主义或反犹主义。尽管罗斯福对“元首”并无好感，但其政府对于驱逐试图逃脱纳粹魔掌的无助犹太难民并不心存愧疚;当战争爆发后，也和丘吉尔一样并不太关注犹太人遭受的种族屠杀。希特勒的扩张行为——用莱弗勒的话说就是他“对支配地位的渴望”——则是另一回事。罗斯福害怕希特勒会重复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将军的胜利，并且希望动员美国与之对抗。日本在太平洋发动的意外一击帮助他收获了超过预期的胜利。

　　正如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所表明的，美国之所以加入二战，并非出自捍卫国家安全的需要。当然，这种观点与斯皮克曼的估测以及当时及以后人们习以为常的看法是背道而驰的。如果美国继续置身事外，即使日本在中国、德国在欧洲均取得胜利，那么美国依然能够掌控一个坚不可摧、自给自足的新世界。不过，阿特强调称，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参战决定是不理性的、像一战那样不是出于任何明确的国家利益。因为二战的胜利将令美国居于战略优势地位，并掌控至关重要的工业资源——否则，至少欧洲的工业资源会落入苏联之手，并转而被用于对抗美国。正是在此刻，美国形成了米斯坎布尔和莱弗勒为之滔滔不绝的那种见解，发现自己正面对着20世纪最危险的极权主义敌人：这一敌人对作为自由社会基础的私有产权的打击最为无情，其令人毛骨悚然的吸引力最具普遍性。米斯坎布尔和莱弗勒质问我怎么能对斯大林的政治暴行及其对世界范围内民主制度构成的威胁只字不提，而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应该被理解为对这种威胁的必要回应。

　　因为是对“帝业”进行评论，米斯坎布尔和莱弗勒考察的对象也就仅限于此。但如果他们的视野更加宽广的话，就会发现我并非没有意识到斯大林的暴行及其政权的性质，我在其他文章中讨论过这些问题。但即使只是扫了一眼“帝业”的内容，也不应该认为我无视或是低估了1945年后苏联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就研究美国外交政策而言，1945年后苏联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姿态本质上是防御性的(作为一个强权，它比美国弱小得多，且知道这一事实)，但其志向却是进攻性的(作为一种制度，其终极目的在于消灭资本世界)。我同时强调了这两个方面。我认为，甚至连最杰出的冷战史学作品也忽视了这种双重性质。修正派往往认为，经受了“巴巴罗萨行动”的沉重打击之后，苏联外交政策的主旨一直在于谨慎地保存自身;正统派往往认为，自从第三国际成立以来，共产主义的基因密码一直是无限度的扩张——赫鲁晓夫在联合国还自信满满地重复了这一威胁：“我们将埋葬你们!”两种学派往往都认为对方强调的那一方面只不过是在虚张声势：如果斯大林真的决心摧毁资本主义，其外交政策就不可能是防御性的;如果斯大林的外交政策真是防御性的，谈论世界革命就只不过是在做表面文章。

　　反过来，围绕美国冷战立场的争论也呈现出了类似的模式：美国所执行的是谨慎的、自我设限的遏制政策，其目标仅仅在于阻止苏联扩张?还是说美国的潜在目标更加宏大，致力于推翻苏联，解放受其奴役的人民?这一问题同样具有双重性。对冷战的双重性把握得最为出色的要数斯特凡松。冷战既是一场战略冲突(对具有哪些地缘政治及军事优势进行算计)，又是一场本体论意义上的冲突(一场关乎生死存亡、只会以强者的胜利告终的斗争，双方都试图摧毁对方)。

　　然而，冷战只是今日美利坚帝国体系构建过程中的一个漫长阶段。在对杜鲁门时期冷战的出色研究中，莱弗勒认为美国大战略的主旨在于对“实力优势”的追求。他解释称，追求“实力优势”的目的在于避免欧亚大陆的资源落入共产主义之手，从而危及美国“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我在“帝业”中指出，莱弗勒提出的关于“实力优势”的谱系学仍然并不明确;他认为促使美国追求“实力优势”的驱动因素在于恐惧和权势，但并未解释哪种因素更为重要。经过了二十年时间，如今当他再度探讨这一问题时，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对“实力优势”的追求是防御性的，是由于对美国的生活方式遭遇威胁感到恐惧。但是，这种说法面临着显而易见的问题：当苏联解体、共产主义对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构成的威胁——即“剥夺剥夺者”这一昔日的主张——消失之后，美国就会放弃对“实力优势”的追求?显然并非如此。美国不仅没有收缩，反而将“实力优势”扩张成了全球霸权。什么因素推动了这样的进展?仍然是恐惧?莱弗勒的评论本身就给出了答案：“如今美国的霸权角色必须重新获得合法性。”恐惧已经不再构成理由了。这一表述事实上已经作出了让步。追求“实力优势”的动机是一回事，其合法性来源(红色幽灵等)又是另一回事。从福里斯特尔推动的《国家安全法案》(National Security Act)，到斯诺登(Edward Snowden)披露的“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缩写同为“NSA”的二者也许恰恰象征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延续性。但这是帝国命令的产物，而并非出于安全考虑。

　　伴随着目的的延续性的，总是手段的多样性。手段的重大改变来自于尼克松。正如巴切维奇观察到的，他是一位真正的创新者。在美国战略武器库中选用何种武器的标准依旧是实用性：即这种武器是否有效。然而，事前很难对是否有效进行估测，著名的误判也屡屡发生。但总体而言，美国战略的成功是无可置疑的。莱弗勒认为的我作出的判断实际上恰恰与我的判断相反：“帝业”所列举的并非美国的一连串失败，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其取得的成功。在寻求成为世界强权的过程中，当然会遇到挫折，但总体进展抵消了这些挫败。美国的至上地位并非毫无弱点，有些矛盾的是，如今其横扫一切的胜势(而非败势)反而可能使得它遭遇危险。但即使如此，这种风险也是在最近才暴露出来的，而且无法使人相信“对美国人而言，美国的优势地位是一大灾难”。总体而言，美国的优势地位令美国人获益良多，即使获益的程度并不平等。当然，对于世界而言，情况并非如此。认为世界都从美国的帝国权势中获益并应心存感激，是大多数美国战略思想家持有的信念，这种现象也正是“谋士”这一部分探讨的主题之一。正如科布斯-霍夫曼指出的，我显然并不持有这种信念。

　　玛丽莲•扬与巴切维奇的总体评判与我一致。从关于美利坚帝国的激进史学的另一种观点出发，他们对我的某些具体结论提出了异议。扬正确地指出，我粗心地将朝鲜称为日本的首个殖民地。随后扬注意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遭到清洗一事无法抵消越战失败对美国国内造成的冲击，而且我低估了后者的重要程度。她是正确的。此外，她还质疑了我对凯南的评价。尽管扬承认凯南的观点“随处可见”，但她依旧认为凯南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应该占据的地位持有谦逊的看法，并且与情绪化的反共立场保持着距离，因而仍旧算得上是理性声音。这无疑是人们通常会对凯南作出的评价。这一评价固然符合凯南于1960年代末出版第一卷回忆录时希望塑造的自我形象，但却并不符合他在国家战争学院和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任职时的实际表现，在失去上述职务后他便试图对这段经历避而不谈。他并非一个一以贯之的人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这段时期的言论没有贯穿始终的主旨。“帝业”记录下了这位狂热的全球冷战斗士干涉行为的广度和激烈程度：从南欧到拉丁美洲，从东南亚到西非，从中东到中国周边海域。渐渐地，官场失意促使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去职之后，他依然在1960年支持入侵古巴，不仅在1954年、而且在1980年敦促打击伊朗。

　　中东是另一个引发争议的地区。米斯坎布尔不无道理地指出，考虑到沙特阿拉伯在赎罪日战争后发起的石油禁运，很难赞同我的这一判断——这场战争使得美国成为这一地区外交的主人。当然，对这一问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禁运仅仅维持了很短时间(六个月后即告解除)，其策划者沙特国王费萨尔于一年之后在利雅得遇刺身亡。如果说这不足以说明美国立刻成为中东地区的主人，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此后再没有哪位沙特统治者采取过类似的反抗行为。巴切维奇提出的反对意见更具分量。他认为，不能因为美国在伊拉克没有遭受军事上的失败，便认为伊拉克战争是一场胜利。这场战争摧毁了美国战无不胜的声誉，使得美国无法声称自己在该地区应占据霸权地位，导致它在战略上变得无关紧要。考虑到巴切维奇的权威性，在对他的这一判断进行思考之后，我认为自己的观点的确言过其实了。不过，他的结论同样有些言过其实。奥巴马在许多阿拉伯附庸国上空发动的无视国界的新型空战(这是帝国总统不受法律约束行为的又一次升级;土耳其无疑也参与了这些行动)也许并未实现目标，但对于该地区的命运而言，这难道是无关紧要的吗?

　　最后还要谈谈“谋士”。米斯坎布尔回忆道，在这部分的前言中，我对外交史学家和以政策为导向的战略家进行了区分，尽管二者的专业领域有所重合。米尔恩补充称，我使用了知识史学家的方法来考察那些以政策为导向的战略家。本次研讨会令我回想起了外交史与知识史这两种史学的区别。前者要求熟练地掌握档案材料，并具备政治现实感;后者要求具备对文本细节的分析能力，以及考察各文本间关联的能力。研究者也许可以同时符合这两种要求，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就整个史学领域而言，这样的反差就更加鲜明了。没有哪个学科像史学这样，形式与方法如此丰富，并且同样有效，没有哪种形式与方法比另一种更加优越。然而，外交史和知识史之间的分野仍然令我感到吃惊。像莱弗勒和米斯坎布尔这样杰出的外交史学家对档案材料的精熟程度堪称标杆。我们的政治观点显然有着极大差异，但正如“帝业”的注释表明的，他们的著作仍然令我获益良多。精确地阅读当代文本则属于另一门学科。经验告诉我，最为杰出的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或外交史学家并不总是能够熟练地掌握知识史学家的必备技能。如果允许我回忆一段个人经历的话，我想说的是，半个世纪之前与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杰出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E. P. Thompson)的一番交流令我第一次意识到了这一点。此后与研究“记忆空间”的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争论，以及印度历史学家对我近期一篇关于印度次大陆文章的评价，也都使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此类经历的价值总是要胜过差异所引发的困惑。本次研讨会同样如此。我之所以提及上述规律，只是想解释为何外交史学家对“谋士”这一部分主题的兴趣往往要小于知识史学家。莱弗勒认为“谋士”一文很沉重。如果他能推荐一些更加轻快的文章，我会感到羞愧不安。

　　(相关简介：巴切维奇，波士顿大学弗雷德里克·帕迪全球研究学院国际关系与历史学荣休教授;莱弗勒，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米斯坎布尔，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历史学教授;扬，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米尔恩，英国东英吉利大学外交史学与知识史学副教授;科布斯-霍夫曼，得克萨斯农业与机械大学历史学教授;安德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与社会学教授。限于篇幅，未保留文章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