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外主义与21世纪的国际冲突

　　我们都认为，现今世界格外动荡不安。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观察家表示，就国际安全而言，如今这段时期的动荡程度恐怕仅次于世界大战期间。例如，有俄罗斯与乌克兰危机;在中东有“伊斯兰国”、叙利亚问题、利比亚问题;就中国而言，有南中国海问题、台湾问题、东海引发的与日本的争议;等等。这些问题非常复杂，非常具有挑战性。为何会出现这么多问题?这些问题有何共同之处?

　　去年4月，我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发表了关于美国-伊朗关系的演讲，除此之外，我的研究领域还包括美俄关系和美中关系。人们自然很好奇，我怎么能同时研究三组双边关系。我认为，这三组关系的共同之处在于，这三对国家——美中、美俄、美伊——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战略信任赤字。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共同之处，那就是，这些国家都自认为是例外国家。

　　我们常常认为美国是个例外国家。事实上，长期以来，无论是哪个党派的总统，都将美国称为“一个例外国家”，有时甚至称为“例外的那个国家”。有很多书籍和文章讨论美国例外主义、其来源和影响。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的是，并且发人深省的是，世界上还有其他国家也自认为是例外国家，例如中国、俄罗斯和伊朗。

　　国际冲突为何发生

　　现在，我来简单回顾一下著名学者提出的三个解释国际冲突为何发生的理论。首先是弗朗西斯•福山和他的历史终结论。福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学者，也是一位前政府官员。他于1989年到1990年间提出了这一理论——首先是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后来形成了一本专著——其主要观点就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引发重大国际冲突的支点似乎消失了。基本上，这个观点总结为一句话就是：我们赢了，他们输了;民主制凯旋，独裁制名誉扫地。市场经济被认为是正确的选择，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被看作是一个失败的解决方案，或者就意味着失败。因此，从非常广泛的、观照整个人类历史与未来的意义上，福山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不存在什么固有的能够引发重大国际冲突的因素了。当时，该理论非常引人关注，也非常具有说服力。1989年时我还是一名学生，也对该理论深信不疑。然而，显然历史还没有终结。事实上，我认为现在完全可以探讨一下该理论的整个架构是否牢靠。无论如何，显然——我认为福山也会同意——历史终结于1989年的说法被证明是不正确的。有很多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最明显的莫过于9•11恐怖袭击、激进的伊斯兰或者伊斯兰主义，以及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更不用提涉及中国的紧张局势以及俄罗斯与乌克兰危机了。因此，很多事例都表明，历史终结论在当时似乎是正确的，但日后却被证明并不具有太高的解释价值。

　　历史终结论之后，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的主要论题是，存在过并依然存在着地缘-文明断层线，这些断层线基本上与文明的分界线是一致的;未来的冲突将沿着这些地缘-文明断层线发生。该理论看上去非常直观，似乎是承接了福山的理论，似乎承认了世界上仍旧有冲突——这一点在亨廷顿提出该理论的1993年就已经显而易见了，更不用提2001年，或者2015年了。在当时，文明冲突论具有直观的吸引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然他的论证中也存在着一些漏洞。一大漏洞在于，如果你以地缘-文明集团的眼光看待世界，例如将北美和西欧视为一个集团，儒家东亚、非洲、拉丁美洲、俄罗斯以及南亚作为其他集团，那么你会发现，事实上，在这些集团之间很少发生冲突。所以，如果认为导致冲突的唯一因素是地缘-文明分歧，那我们就应该发现沿着所有地缘-文明断层线会出现很多冲突和紧张局势，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这是一大漏洞。

　　当然，文明冲突论更为根本的漏洞在于，我们发现在某些地缘-文明集团的内部，冲突发生了，而根据亨廷顿的理论，这是不可能的。例如，伊斯兰世界中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他们之间有着深刻的不信任。在他们之间甚至还存在着公开的冲突。有一个例子可以最好地说明这一点，在同一个伊斯兰信仰之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敌意和仇恨。根据文明冲突论，这本不应该发生。所以，我认为该理论很显然也不能解释一切。

　　我要提的第三个理论出自托马斯•巴尼特，他曾经任职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他有一本非常有见地的著作，名叫《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他的主要观点，从安全角度看，对世界影响最为深远的问题是，某些国家是相互联系的——事实上大多数国家是相互联系的——有些国家和实体则被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巴尼特的“联系”一词指的是与全球经济、全球化进程、国际劳工市场、国际商品与服务市场、国际投资流相联系，以及可能同样重要的，与国际信息流、互联网本身相联系。巴尼特写这本书的时候大概是2006年到2007年间。与此同时，那些联系被切断了的国家与实体则是与上述种种毫无联系，他们与全球经济、市场或者信息流等都没有联系。同样的，和我此前提到的两个理论一样，这也是一个看上去非常直观、深刻的解释，非常值得研究。巴尼特的基本论题是，这些联系起来了的国家——要么是在美国的领导下，要么是与美国这个各方面联系程度都最高的国家相联系——务必“当心缝隙”，务必当心世界的联系网络中所谓的“臭氧空洞”，务必像系统管理员那样，甚至采取军事手段，来处理被切断了联系的世界所引发的麻烦。这就是他的论题。

　　该理论有两个问题。首先，2006年时似乎被切断了联系的世界，如今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再是失联的了。一个强有力的案例就是“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不是与外界失联的。他们的价值观显然与文明世界相距甚远，然而，他们使用推特、YouTube，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是与媒体及社交媒体没有联系的。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正因为他们与外界是联系着的，才使得他们能有效地把恐怖的信息传播出去，使得他们严重地威胁了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安全感。因此，认为失联的国家和实体是问题之所在，并不能够解释为何互相联系的国家和实体同样引发了深刻的问题。此外，那些巴尼特所描述的、普遍被认为联系十分紧密的地区，冲突也在不断发酵。例如，中国和日本都是与世界联系紧密的国家，然而东海问题和钓鱼岛争议令他们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因此，这一理论并不能解释此类冲突，不能解释俄罗斯-乌克兰危机，也不能解释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因核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导致的紧张局势。

　　例外主义与国际冲突

　　我想说明的是，已经有了许多解释国际冲突为何发生的作品，我对这些作品以及作者都十分尊敬，然而，显然这些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国际冲突为何发生。因此，我希望能够给出替代性的分析。我认为真正能够对国际冲突作出解释的概念，是例外主义。

　　我接下来想要谈论的是重大国际冲突的共同特点。我所谈论的并非“事实”，尽管我会用事实和证据来支撑我的观点。我所谈论的是一个论题、一种假设，或者说是解释国际冲突为何发生的一种理论;这有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错误的，不过我认为，它具有较高的解释价值。

　　简单地谈一下我采用的方法论。我向自己提了两个问题：首先，国际上的重大热点位于哪里?国际上潜在的重大热点或潜在的重大冲突位于哪里?其次，这些冲突的共同之处看上去是什么?这就是我所采取的方法论——“得克萨斯两步舞曲”。

　　我认为重大的国际冲突一般有五点共同之处。我首先从最基本的特点说起，然后遵循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陈述一下其他几个特点。最后一点是例外主义，我会重点展开。

　　首先，冲突的发生一定至少会涉及两方。我们这里谈论的是国际冲突，不是国内冲突，因此，至少还要涉及一项国际问题，这其中至少得有一个国家参与其中。这听上去像是老生常谈，但是环顾一下我们生活的世界，会发现不仅有非常多的国家行为体，而且有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我的观点是不会发生只涉及非国家行为体的重大国际冲突，即使冲突的一方是非国家行为体，也至少得有一个国家参与其中。

　　第二，冲突的双方中必须至少有一方是非民主制的，它可能是国家行为体，也可能是非国家行为体。如果冲突发生在两个国家之间，至少有一方是非民主国家。如果冲突的一方是非国家行为体，那么，可能这个国家是非民主制的，但更有可能的情况(几乎永远如此)是非国家主体是非民主制的。考虑到其内部治理方式，这些非国家行为体无论如何算不上是民主的。这就回到了很多人谈论了很多年的一个老生常谈的观点，那就是民主国家之间一般不发生战争。我认为这个观点很有道理。我认为，世界上维护和平的最伟大的力量就是拥有投票权的公众。如果公众有了投票权，该国家及其民众让自己、自己的孩子或是孙辈投入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使他们会发动战争，他们也不会鲁莽行事。所以，当两个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而且他们的领导人要对选民负责时，那么，在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呈几何级数下降。当我谈到非民主国家时，我有时候会用到“非民主选举的可问责性”一词。这是我为了研究而创造的术语。这一理论讨论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制，并非是要进行道德判断，不是要谴责或是打击哪一方。我要强调的是，缺乏民主选举可问责性的国家比具有民主选举可问责性的国家更容易卷入冲突。因此，非民主制的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必须是冲突的一方。

　　第三，冲突的双方，必须有一定的、明显的实力差距。我认为如果国家或者非国家实体之间在军事实力上或其他形式的国家实力上基本相当，那么他们之间不太可能发生冲突，因为他们很难相信自己会获胜。当然也有例外，但一般情况下，至少要有一方在开战之前相信自己能够取得胜利。由此类推，我认为另一方面，如果一方比其潜在对手强大太多，他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很小。例如，美国和斐济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坦率地讲，美国根本不需要发动战争，就可以从斐济等小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是不言自明的。美国可以通过战争之外的其他许多途径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基本上，当实力有明显差距时，大国一般没有必要跟很小的国家开战(当然，也并不总是这样，历史上有大国攻击小国的例子)。因此，在一定的实力差距范围之内，国际冲突才可能发生。

　　对于重大国际冲突的第三点共同之处，有两点需要加以说明。第一点是核武器，即虽然两个国家在实力上相差甚远，但如果他们都有核武器库，而处于弱势的一方又有能力向强势的一方实施核打击时，尽管强势的一方处于优势，但是因为核威慑会发生作用，冲突也不大可能发生。例如，中国和美国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国拥有数千核弹头，中国也许只有几百个，两国存在着差距。但是因为中国有能力向美国本土发射核武器，所以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两个国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另外一点就是，虽然大国一般不会攻击实力差距过大的小国。但是，当较弱的实体是非国家行为体时，也会出现例外情况，例如基地组织、塔利班——虽然塔利班曾经执政，但如今已经不再了——以及现在的“伊斯兰国”。在这些事例中，我们看到的是民族国家全力以赴应对那些非国家行为体造成的挑战。

　　第四点和第五点是我论证的核心。第四点讲的是国家之间为什么要开战。国家之间不会因为重大的国家安全利益而引发重大的国际冲突。那么，他们如何处理重大的国家安全利益问题?他们会就此进行谈判。“重大国家安全利益”这个概念是被人们讨论的，而不是通过战争解决的。这种说法也许有点反常规，但是，如果你审视一下目前的世界局势，就可以找到许多支持这个论点的例子。

　　如今，一般而言，国家之间不会因为食物、水资源和能源而战。如今国家之间开战的原因与500年前、200年前，甚至50年前大不相同，其原因是不断演变的。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处于饥饿的境地，基本上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政府的所作所为。饥饿不是国家之间开战的原因——直白的说，他们不会因为民众的饥饿这样的小事而开战。

　　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基本上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如果一个国家认为自己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尤其是对于非民主政权而言，这个国家会爆发(对外)冲突，会为生存而战。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导致国家开战的是事关生存的利益，而不仅仅是重大的利益和严重的利益。其次，国家会为了“身份利益”而战。这意味着每个国家对于自己是谁都有着非常独特的、规范性的、主观的感觉。当一个国家感受到身份遭到挑战时，它就会进行战争。国家为身份而战，而不是为食物、水而战。国家之间也不会因为能源而战，因为市场会解决这些问题。坦率地讲，我们虽然会在汽油开支上多付一些钱，但是运用市场的手段解决这个问题要比发动战争便宜很多。但是身份问题确实会成为国际冲突的原因。举几个例子：中国大陆认为台湾是中国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大陆实际上并未控制台湾，然而，如果台湾独立，大陆有可能进行战争。这不是因为中国的利益本身受到了损害，而是因为大陆的身份受到了冒犯和触动，它不可能允许失去台湾。因此，这事关身份利益。此外，这同样事关生存利益，因为失去台湾会关系到现政权的生死存亡。

　　就俄罗斯问题而言，多种因素之一在于俄罗斯感到必须夺回克里米亚。俄罗斯的身份里深植着这样一种信念：克里米亚理应是俄罗斯的一部分，这种身份要求克里米亚重归俄罗斯。因此，冲突与潜在的冲突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关键就在于身份利益和事关生存的利益。

　　第五点是例外主义。这是引发国际冲突的因素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例外主义是当今导致世界重大国际冲突的关键因素。光有前四点，没有这一点，可能还不会有重大国际冲突。冲突发生时，至少得有一个国家觉得自己是特别的，是例外的。这是我的主要观点。

　　在此要说明一点，不是说我认为A国、B国、C国是例外国家，而是说A国、B国、C国认为他们自己是例外的。所以，我提到“例外国家”时，不是在强加自己的判断。多数情况下，我认为自己的判断基本上不带偏见，是客观的。

　　为了便于讨论，先讲一下例外主义的定义：基本上是指，适用于别人的规则不适用于我自己，这就是例外主义。我是特别的一个;我按自己的方式做事;规则不允许你做的事情，我可以做，这就是例外国家的心态。

　　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不同种类的例外主义，这会导致国家或者非国家实体采取不同的行为。我认为主要有三种类型的例外主义。第一种是神授例外主义;第二种是本质例外主义，或曰文明例外主义;第三种是孤立例外主义。

　　首先是神授例外主义，指的是一个国家认为神站在自己这一边。他们相信，推动自己乘风破浪的是神的呼吸。他们真的相信神在背后支持着自己，自己做的一切都是神的旨意。他们是特别的，因为神不会支持其他所有人，甚至其他任何人。哪些国家属于这种例外主义呢?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不过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美国。很多美国人都认为，美国是被神眷顾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总统都会祈求神保佑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神”一词出现在货币上，出现在我们的誓言当中。作为一名外交官员，我曾手按《圣经》宣誓保护和捍卫宪法。神是美国国家身份的一部分。美国大大小小的事都蕴含着犹太-基督宗教文明传统。我认为，美国人真的相信这个国家是受神眷顾的。

　　美国是一个例子，“伊斯兰国”则是另外一个例子。他们相信自己是被神庇佑的。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种想法竟然导致他们犯下了种种暴行。伊朗是个神权国家，顾名思义，他们相信自己对国家的治理中带有神的元素。以色列也有这种元素，但和前三个例子相比程度较弱。因此，有许多国家或非国家实体都属于神授例外主义。我不评价这样是好是坏，但的确这些国家和非国家实体都认为神站在自己的肩膀上。

伊斯兰国的战士

　　第二种是本质例外主义，或曰文明例外主义。我使用“本质”一词，是因为这些国家认为起码在文明层面上，本国的本质让他们与众不同，甚至某种程度上比别国优越。可能是本国的历史、成就、国土面积或者其他方面使得他们自认为在文明上更加优越。这一类型的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美国的例外主义除了神授这方面外，可能也有这种因素。以色列可能也是。土耳其可能也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例外国家。这些国家都是认为自身的文明——有些是悠久历史的文明——让他们非常特别，与众不同。

　　第三种就是孤立例外主义。这种例外是被外部强加的。当某个地区觉得自己出于各种原因被文明世界抛弃在外，他们就陷入了孤立例外。他们被孤立了，被制裁了，不能加入联合国，被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谴责，或被国际舆论谴责。他们认为自己不能和其他人平起平坐，甚至让他们避之不及。这些地区包括朝鲜、截至目前为止的伊朗，台湾也是如此。过去古巴也是如此，但随着古美关系正常化，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也许我没有列全，但差不多就是这些。

　　当今世界的热点地区及问题

　　关于例外主义与引发冲突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还有三点需要指出：首先，一个国家并不只限于单独一种例外主义，而可能具有两种甚至全部三种特征。例如，美国属于其中的两类：我们的确觉得自己是神授例外国家，而由于有《独立宣言》和第一部成文宪法，我们也觉得自己在文明上是例外的。以色列可能属于两种或三种。伊朗三种都是。朝鲜最起码是两种——朝鲜虽然不认为自己是神授例外国家，因为名义上它是个无神论社会，但是它把神性投射到了自己历史上的领导人身上，所以具有一定神授元素。需要指出的是，所属于的例外主义种类越多，越可能卷入重大国际冲突之中;越认为自己例外，越可能卷入冲突。这是一个价值中立的判断。

　　其次，可以看到例外主义国家总数大约是十来个。我的观点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所有的重大国际冲突都将涉及这十来个国家中的一个乃至多个。

　　第三，这其中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孤立例外主义，因为另外两种都源自规范性的、根深蒂固的、存在已久的民族身份。我觉得没人可以让美国人相信我们不是被神保佑的国家。大多数美国人绝对不会同意的，其他国家和实体也类似。这些观念和思维都是刻在骨子里的。孤立例外主义则是外部强加的。能强加，也能够撤回，这才是孤立的意义。

　　为什么例外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容易陷入冲突?首先，大多数国际规则是禁止国际冲突的，如果你觉得规则不适用于自己的话，自然就会更容易陷入冲突。这些国家更可能认为，尽管许多国际条约，甚至《联合国宪章》等都明令禁止，但这些规则并不能制约自己，于是他们更容易引发冲突。

　　其次，不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自认为例外的国家都倾向于觉得自己是公正的，总觉得自己是正确的，其他不同意者是错误的，这样就更可能陷入冲突。美国的安全心态就是如此：非此即彼，非敌即友，没有中间地带。我认为不分政党，历任美国总统和政府都有这种价值观，而且更广泛地说，美国人整体都有这种心态。

　　第三，例外主义可能会扭曲这些国家看待自己利益的方式。这样，非例外国家可能认为属于重大利益的，在例外国家看来可能是事关生存的利益，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于是增大了。

　　孤立例外主义则是另一种心态——“我们还有什么输不起的呢”。不能和别国平起平坐，让别人唯恐避之不及，被国际社会甚至联合国抛弃，那还有什么输不起的呢?这些地区可能和国际经济联系不怎么紧密，可能遭受了制裁，可能因人权等问题受到来自媒体和NGO的种种压力，那么，卷入冲突也不会令情况变得更糟。

　　最后，在非民主国家或者缺乏民主选举可问责性的国家，卷入重大冲突也不会受到选举制度的限制。同时，这些国家对于政权稳定性、政权持续性以及维护权力垄断深感忧虑。所以这些非民主国家可能会更经常性地引发冲突。

　　第四，类似的是，例外主义会扭曲这些国家看待世界舆论的方式。他们会觉得自己是正确的：除了敌人之外，其他人的想法都与自己一致，都赞成自己的行为。而且由于国际舆论很少能够影响决策过程，这些国家对于世界对自己行为的看法的认识可能也是扭曲的。

　　关于例外主义的种类，还有几点需要指明。就神授例外主义而言，这些国家觉得神站在自己一边，就有一种天降大任、无往而不胜的感觉。神站在自己这边，怎么可能失败?所以神授例外主义还会导致这种战无不胜的使命感。

　　下面我举五个当下热点为例，这些都是现存的或潜在的重大国际冲突。总的来说，这些例子都具有之前提到的共同要素：至少一方是非民主国家;一定的实力差距;事关生存的利益或身份利益受到挑战;涉及一个到多个例外国家。

　　这五个例子按照动荡程度由低到高(也就是从最稳定到最不稳定)排列。第一个例子是中国，中国有三个可能的冲突。一是台湾问题，涉及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的身份问题，双方还都自认为是例外的，很容易擦枪走火;二是与日本就东海产生的争议;三是最近报道很多的南中国海问题。后两种局面还相对比较稳定，因为存在着核制约。中国是核国家，而在东海和南中国海，发生争议的国家中都至少有一个是美国的盟友，处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至少，涉及日本和菲律宾的冲突不大可能失控。台湾的情况有所不同，不过中国明白，美国密切地关注着台海局势的发展，而且中美之间的核机制也在发挥制约作用。

　　其次是朝鲜。朝鲜半岛现在有些进展让人忧心忡忡，比如导弹试验、核试验，等等。然而，实际上雷声大雨点小，真正的流血事件相对而言很少。这倒不是要低估它的严重程度，不过目前的情况还是以恐吓为主，近期事态不大可能失控，主要核大国也在牵制它。朝鲜自身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核国家，拥有小型的核武器库，它的核武器运载能力很不成熟但的确存在。总体而言，朝鲜的局势也不是特别令人担心。

　　第三个例子是俄罗斯，尤其是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俄乌纠纷导致约6500人丧生，这是真正的流血事件。话虽如此，我们会看到局势失控，对俄全面战争爆发吗?并非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双方都拥有大规模的核武器，他们不愿意也不会走上战争的道路。事实上，对于国际社会就俄罗斯的所作所为进行的指责，俄罗斯一直矢口否认。这至少意味着俄罗斯很在意国际社会的反应。从积极角度看，这表明俄罗斯至少在名义上是接受一些国际规范的，不愿意将暴力升级。这是一大忧患吗?绝对是。这将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吗?我认为不会。

　　第四个和第五个案例更成问题。第四个案例是伊朗及其核项目。有必要担心美国和伊朗将开战吗?不，不必。有可能伊朗和以色列会发生战争，然后——由于以色列是美国亲密、重要的盟国——将美国也卷入吗?这一点更加令人担心。原因在于，对于伊朗而言，核武器项目并非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利益之所在，这与国家身份及自豪感的关系更大一些。证据就是，迄今为止，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们都没有完成自己的核计划。然而，对于以色列而言，伊朗的核武器项目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存亡，因此，他们感觉局势更加紧迫。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是互不信任、敌对、火星四溅的，双方都认为自己是例外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很可能在他们之间发生。

　　最后是“伊斯兰国”。实际上我们是用“伊斯兰国”代指激进伊斯兰，代指所有这些恐怖主义组织：基地组织、塔利班、索马里青年党、博科圣地，等等。这个案例显然非常令人担忧，国际社会正以惊人的程度团结起来，试图与之作战，应对这一问题。阿拉伯国家、美国、欧洲甚至伊朗在这一问题上都持有同一立场，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该问题有多么紧迫了。这种局势无疑还将伴随我们一段时间，甚至有可能更加恶化。

　　那么，这一理论对于思考国际冲突有何价值?首先，我认为政策制定者凭此能够更好地认识到现实中国际冲突的共同之处是什么。我们曾以为是重大利益，是食物、水，是过高的油价，等等。然而，大多数经验证据都表明并非如此。如果简单地审视一下冲突发生于何处，就能够发现其共同之处在于身份利益和事关生存的利益。

　　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本身也是人们建构的产物，而不是内在的。所以，认为某国有着各种客观的国家利益，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国家利益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可以改变和演化的。例如，在20多年前的海湾战争中，当伊拉克的导弹射入以色列境内之后，以色列并未进行反击——而一般情况下，当外国在自己的国境内杀害本国人民时，进行反击被认为是维护重大利益的当然举措。因此，身份利益、事关生存的利益以及例外主义这些概念有助于我们的决策者将注意力放在真正的问题上，关心最有可能引发冲突的那十来个国家。

　　这一理论还表明，有些冲突是非常难以避免的，因为涉及的是十分根本的问题。诚然，有些类型的例外主义也是人们建构的产物，但它们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于是，简单的事实就是，神授例外主义、本质例外主义或曰文明例外主义是无法改变的，但孤立例外主义是可以改变的，但政策和军事解决方案很难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第三，这一理论为国防规划者提供了另一种全新的分析工具。例如，当考虑俄罗斯问题时，也许没有必要积极地为美俄战争做准备，因为存在着核威慑的关系。类似的，南中国海局势非常令人担心，但也不必为此做战争准备。

　　最后，对于令人十分担忧的伊朗问题和极端伊斯兰问题，这一理论提出了重要的启示。当事方都认为自己是神授例外国家，而这种例外主义是最难以根除的，因为这是人们身份的核心部分。

　　(相关简介：方大为(David J. Firestein)，美国东西方研究所副所长。本文为作者于2015年6月17日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发表的演讲。)

　　我们都认为，现今世界格外动荡不安。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观察家表示，就国际安全而言，如今这段时期的动荡程度恐怕仅次于世界大战期间。例如，有俄罗斯与乌克兰危机;在中东有“伊斯兰国”、叙利亚问题、利比亚问题;就中国而言，有南中国海问题、台湾问题、东海引发的与日本的争议;等等。这些问题非常复杂，非常具有挑战性。为何会出现这么多问题?这些问题有何共同之处?

　　去年4月，我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发表了关于美国-伊朗关系的演讲，除此之外，我的研究领域还包括美俄关系和美中关系。人们自然很好奇，我怎么能同时研究三组双边关系。我认为，这三组关系的共同之处在于，这三对国家——美中、美俄、美伊——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战略信任赤字。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共同之处，那就是，这些国家都自认为是例外国家。

　　我们常常认为美国是个例外国家。事实上，长期以来，无论是哪个党派的总统，都将美国称为“一个例外国家”，有时甚至称为“例外的那个国家”。有很多书籍和文章讨论美国例外主义、其来源和影响。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的是，并且发人深省的是，世界上还有其他国家也自认为是例外国家，例如中国、俄罗斯和伊朗。

　　国际冲突为何发生

　　现在，我来简单回顾一下著名学者提出的三个解释国际冲突为何发生的理论。首先是弗朗西斯•福山和他的历史终结论。福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学者，也是一位前政府官员。他于1989年到1990年间提出了这一理论——首先是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后来形成了一本专著——其主要观点就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引发重大国际冲突的支点似乎消失了。基本上，这个观点总结为一句话就是：我们赢了，他们输了;民主制凯旋，独裁制名誉扫地。市场经济被认为是正确的选择，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被看作是一个失败的解决方案，或者就意味着失败。因此，从非常广泛的、观照整个人类历史与未来的意义上，福山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不存在什么固有的能够引发重大国际冲突的因素了。当时，该理论非常引人关注，也非常具有说服力。1989年时我还是一名学生，也对该理论深信不疑。然而，显然历史还没有终结。事实上，我认为现在完全可以探讨一下该理论的整个架构是否牢靠。无论如何，显然——我认为福山也会同意——历史终结于1989年的说法被证明是不正确的。有很多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最明显的莫过于9•11恐怖袭击、激进的伊斯兰或者伊斯兰主义，以及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更不用提涉及中国的紧张局势以及俄罗斯与乌克兰危机了。因此，很多事例都表明，历史终结论在当时似乎是正确的，但日后却被证明并不具有太高的解释价值。

　　历史终结论之后，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的主要论题是，存在过并依然存在着地缘-文明断层线，这些断层线基本上与文明的分界线是一致的;未来的冲突将沿着这些地缘-文明断层线发生。该理论看上去非常直观，似乎是承接了福山的理论，似乎承认了世界上仍旧有冲突——这一点在亨廷顿提出该理论的1993年就已经显而易见了，更不用提2001年，或者2015年了。在当时，文明冲突论具有直观的吸引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然他的论证中也存在着一些漏洞。一大漏洞在于，如果你以地缘-文明集团的眼光看待世界，例如将北美和西欧视为一个集团，儒家东亚、非洲、拉丁美洲、俄罗斯以及南亚作为其他集团，那么你会发现，事实上，在这些集团之间很少发生冲突。所以，如果认为导致冲突的唯一因素是地缘-文明分歧，那我们就应该发现沿着所有地缘-文明断层线会出现很多冲突和紧张局势，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这是一大漏洞。

　　当然，文明冲突论更为根本的漏洞在于，我们发现在某些地缘-文明集团的内部，冲突发生了，而根据亨廷顿的理论，这是不可能的。例如，伊斯兰世界中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他们之间有着深刻的不信任。在他们之间甚至还存在着公开的冲突。有一个例子可以最好地说明这一点，在同一个伊斯兰信仰之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敌意和仇恨。根据文明冲突论，这本不应该发生。所以，我认为该理论很显然也不能解释一切。

　　我要提的第三个理论出自托马斯•巴尼特，他曾经任职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他有一本非常有见地的著作，名叫《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他的主要观点，从安全角度看，对世界影响最为深远的问题是，某些国家是相互联系的——事实上大多数国家是相互联系的——有些国家和实体则被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巴尼特的“联系”一词指的是与全球经济、全球化进程、国际劳工市场、国际商品与服务市场、国际投资流相联系，以及可能同样重要的，与国际信息流、互联网本身相联系。巴尼特写这本书的时候大概是2006年到2007年间。与此同时，那些联系被切断了的国家与实体则是与上述种种毫无联系，他们与全球经济、市场或者信息流等都没有联系。同样的，和我此前提到的两个理论一样，这也是一个看上去非常直观、深刻的解释，非常值得研究。巴尼特的基本论题是，这些联系起来了的国家——要么是在美国的领导下，要么是与美国这个各方面联系程度都最高的国家相联系——务必“当心缝隙”，务必当心世界的联系网络中所谓的“臭氧空洞”，务必像系统管理员那样，甚至采取军事手段，来处理被切断了联系的世界所引发的麻烦。这就是他的论题。

　　该理论有两个问题。首先，2006年时似乎被切断了联系的世界，如今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再是失联的了。一个强有力的案例就是“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不是与外界失联的。他们的价值观显然与文明世界相距甚远，然而，他们使用推特、YouTube，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是与媒体及社交媒体没有联系的。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正因为他们与外界是联系着的，才使得他们能有效地把恐怖的信息传播出去，使得他们严重地威胁了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安全感。因此，认为失联的国家和实体是问题之所在，并不能够解释为何互相联系的国家和实体同样引发了深刻的问题。此外，那些巴尼特所描述的、普遍被认为联系十分紧密的地区，冲突也在不断发酵。例如，中国和日本都是与世界联系紧密的国家，然而东海问题和钓鱼岛争议令他们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因此，这一理论并不能解释此类冲突，不能解释俄罗斯-乌克兰危机，也不能解释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因核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导致的紧张局势。

　　例外主义与国际冲突

　　我想说明的是，已经有了许多解释国际冲突为何发生的作品，我对这些作品以及作者都十分尊敬，然而，显然这些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国际冲突为何发生。因此，我希望能够给出替代性的分析。我认为真正能够对国际冲突作出解释的概念，是例外主义。

　　我接下来想要谈论的是重大国际冲突的共同特点。我所谈论的并非“事实”，尽管我会用事实和证据来支撑我的观点。我所谈论的是一个论题、一种假设，或者说是解释国际冲突为何发生的一种理论;这有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错误的，不过我认为，它具有较高的解释价值。

　　简单地谈一下我采用的方法论。我向自己提了两个问题：首先，国际上的重大热点位于哪里?国际上潜在的重大热点或潜在的重大冲突位于哪里?其次，这些冲突的共同之处看上去是什么?这就是我所采取的方法论——“得克萨斯两步舞曲”。

　　我认为重大的国际冲突一般有五点共同之处。我首先从最基本的特点说起，然后遵循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陈述一下其他几个特点。最后一点是例外主义，我会重点展开。

　　首先，冲突的发生一定至少会涉及两方。我们这里谈论的是国际冲突，不是国内冲突，因此，至少还要涉及一项国际问题，这其中至少得有一个国家参与其中。这听上去像是老生常谈，但是环顾一下我们生活的世界，会发现不仅有非常多的国家行为体，而且有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我的观点是不会发生只涉及非国家行为体的重大国际冲突，即使冲突的一方是非国家行为体，也至少得有一个国家参与其中。

　　第二，冲突的双方中必须至少有一方是非民主制的，它可能是国家行为体，也可能是非国家行为体。如果冲突发生在两个国家之间，至少有一方是非民主国家。如果冲突的一方是非国家行为体，那么，可能这个国家是非民主制的，但更有可能的情况(几乎永远如此)是非国家主体是非民主制的。考虑到其内部治理方式，这些非国家行为体无论如何算不上是民主的。这就回到了很多人谈论了很多年的一个老生常谈的观点，那就是民主国家之间一般不发生战争。我认为这个观点很有道理。我认为，世界上维护和平的最伟大的力量就是拥有投票权的公众。如果公众有了投票权，该国家及其民众让自己、自己的孩子或是孙辈投入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使他们会发动战争，他们也不会鲁莽行事。所以，当两个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而且他们的领导人要对选民负责时，那么，在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呈几何级数下降。当我谈到非民主国家时，我有时候会用到“非民主选举的可问责性”一词。这是我为了研究而创造的术语。这一理论讨论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制，并非是要进行道德判断，不是要谴责或是打击哪一方。我要强调的是，缺乏民主选举可问责性的国家比具有民主选举可问责性的国家更容易卷入冲突。因此，非民主制的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必须是冲突的一方。

　　第三，冲突的双方，必须有一定的、明显的实力差距。我认为如果国家或者非国家实体之间在军事实力上或其他形式的国家实力上基本相当，那么他们之间不太可能发生冲突，因为他们很难相信自己会获胜。当然也有例外，但一般情况下，至少要有一方在开战之前相信自己能够取得胜利。由此类推，我认为另一方面，如果一方比其潜在对手强大太多，他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很小。例如，美国和斐济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坦率地讲，美国根本不需要发动战争，就可以从斐济等小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是不言自明的。美国可以通过战争之外的其他许多途径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基本上，当实力有明显差距时，大国一般没有必要跟很小的国家开战(当然，也并不总是这样，历史上有大国攻击小国的例子)。因此，在一定的实力差距范围之内，国际冲突才可能发生。

　　对于重大国际冲突的第三点共同之处，有两点需要加以说明。第一点是核武器，即虽然两个国家在实力上相差甚远，但如果他们都有核武器库，而处于弱势的一方又有能力向强势的一方实施核打击时，尽管强势的一方处于优势，但是因为核威慑会发生作用，冲突也不大可能发生。例如，中国和美国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国拥有数千核弹头，中国也许只有几百个，两国存在着差距。但是因为中国有能力向美国本土发射核武器，所以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两个国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另外一点就是，虽然大国一般不会攻击实力差距过大的小国。但是，当较弱的实体是非国家行为体时，也会出现例外情况，例如基地组织、塔利班——虽然塔利班曾经执政，但如今已经不再了——以及现在的“伊斯兰国”。在这些事例中，我们看到的是民族国家全力以赴应对那些非国家行为体造成的挑战。

　　第四点和第五点是我论证的核心。第四点讲的是国家之间为什么要开战。国家之间不会因为重大的国家安全利益而引发重大的国际冲突。那么，他们如何处理重大的国家安全利益问题?他们会就此进行谈判。“重大国家安全利益”这个概念是被人们讨论的，而不是通过战争解决的。这种说法也许有点反常规，但是，如果你审视一下目前的世界局势，就可以找到许多支持这个论点的例子。

　　如今，一般而言，国家之间不会因为食物、水资源和能源而战。如今国家之间开战的原因与500年前、200年前，甚至50年前大不相同，其原因是不断演变的。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处于饥饿的境地，基本上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政府的所作所为。饥饿不是国家之间开战的原因——直白的说，他们不会因为民众的饥饿这样的小事而开战。

　　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基本上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如果一个国家认为自己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尤其是对于非民主政权而言，这个国家会爆发(对外)冲突，会为生存而战。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导致国家开战的是事关生存的利益，而不仅仅是重大的利益和严重的利益。其次，国家会为了“身份利益”而战。这意味着每个国家对于自己是谁都有着非常独特的、规范性的、主观的感觉。当一个国家感受到身份遭到挑战时，它就会进行战争。国家为身份而战，而不是为食物、水而战。国家之间也不会因为能源而战，因为市场会解决这些问题。坦率地讲，我们虽然会在汽油开支上多付一些钱，但是运用市场的手段解决这个问题要比发动战争便宜很多。但是身份问题确实会成为国际冲突的原因。举几个例子：中国大陆认为台湾是中国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大陆实际上并未控制台湾，然而，如果台湾独立，大陆有可能进行战争。这不是因为中国的利益本身受到了损害，而是因为大陆的身份受到了冒犯和触动，它不可能允许失去台湾。因此，这事关身份利益。此外，这同样事关生存利益，因为失去台湾会关系到现政权的生死存亡。

　　就俄罗斯问题而言，多种因素之一在于俄罗斯感到必须夺回克里米亚。俄罗斯的身份里深植着这样一种信念：克里米亚理应是俄罗斯的一部分，这种身份要求克里米亚重归俄罗斯。因此，冲突与潜在的冲突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关键就在于身份利益和事关生存的利益。

　　第五点是例外主义。这是引发国际冲突的因素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例外主义是当今导致世界重大国际冲突的关键因素。光有前四点，没有这一点，可能还不会有重大国际冲突。冲突发生时，至少得有一个国家觉得自己是特别的，是例外的。这是我的主要观点。

　　在此要说明一点，不是说我认为A国、B国、C国是例外国家，而是说A国、B国、C国认为他们自己是例外的。所以，我提到“例外国家”时，不是在强加自己的判断。多数情况下，我认为自己的判断基本上不带偏见，是客观的。

　　为了便于讨论，先讲一下例外主义的定义：基本上是指，适用于别人的规则不适用于我自己，这就是例外主义。我是特别的一个;我按自己的方式做事;规则不允许你做的事情，我可以做，这就是例外国家的心态。

　　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不同种类的例外主义，这会导致国家或者非国家实体采取不同的行为。我认为主要有三种类型的例外主义。第一种是神授例外主义;第二种是本质例外主义，或曰文明例外主义;第三种是孤立例外主义。

　　首先是神授例外主义，指的是一个国家认为神站在自己这一边。他们相信，推动自己乘风破浪的是神的呼吸。他们真的相信神在背后支持着自己，自己做的一切都是神的旨意。他们是特别的，因为神不会支持其他所有人，甚至其他任何人。哪些国家属于这种例外主义呢?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不过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美国。很多美国人都认为，美国是被神眷顾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总统都会祈求神保佑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神”一词出现在货币上，出现在我们的誓言当中。作为一名外交官员，我曾手按《圣经》宣誓保护和捍卫宪法。神是美国国家身份的一部分。美国大大小小的事都蕴含着犹太-基督宗教文明传统。我认为，美国人真的相信这个国家是受神眷顾的。

　　美国是一个例子，“伊斯兰国”则是另外一个例子。他们相信自己是被神庇佑的。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种想法竟然导致他们犯下了种种暴行。伊朗是个神权国家，顾名思义，他们相信自己对国家的治理中带有神的元素。以色列也有这种元素，但和前三个例子相比程度较弱。因此，有许多国家或非国家实体都属于神授例外主义。我不评价这样是好是坏，但的确这些国家和非国家实体都认为神站在自己的肩膀上。

伊斯兰国的战士

　　第二种是本质例外主义，或曰文明例外主义。我使用“本质”一词，是因为这些国家认为起码在文明层面上，本国的本质让他们与众不同，甚至某种程度上比别国优越。可能是本国的历史、成就、国土面积或者其他方面使得他们自认为在文明上更加优越。这一类型的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美国的例外主义除了神授这方面外，可能也有这种因素。以色列可能也是。土耳其可能也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例外国家。这些国家都是认为自身的文明——有些是悠久历史的文明——让他们非常特别，与众不同。

　　第三种就是孤立例外主义。这种例外是被外部强加的。当某个地区觉得自己出于各种原因被文明世界抛弃在外，他们就陷入了孤立例外。他们被孤立了，被制裁了，不能加入联合国，被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谴责，或被国际舆论谴责。他们认为自己不能和其他人平起平坐，甚至让他们避之不及。这些地区包括朝鲜、截至目前为止的伊朗，台湾也是如此。过去古巴也是如此，但随着古美关系正常化，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也许我没有列全，但差不多就是这些。

　　当今世界的热点地区及问题

　　关于例外主义与引发冲突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还有三点需要指出：首先，一个国家并不只限于单独一种例外主义，而可能具有两种甚至全部三种特征。例如，美国属于其中的两类：我们的确觉得自己是神授例外国家，而由于有《独立宣言》和第一部成文宪法，我们也觉得自己在文明上是例外的。以色列可能属于两种或三种。伊朗三种都是。朝鲜最起码是两种——朝鲜虽然不认为自己是神授例外国家，因为名义上它是个无神论社会，但是它把神性投射到了自己历史上的领导人身上，所以具有一定神授元素。需要指出的是，所属于的例外主义种类越多，越可能卷入重大国际冲突之中;越认为自己例外，越可能卷入冲突。这是一个价值中立的判断。

　　其次，可以看到例外主义国家总数大约是十来个。我的观点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所有的重大国际冲突都将涉及这十来个国家中的一个乃至多个。

　　第三，这其中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孤立例外主义，因为另外两种都源自规范性的、根深蒂固的、存在已久的民族身份。我觉得没人可以让美国人相信我们不是被神保佑的国家。大多数美国人绝对不会同意的，其他国家和实体也类似。这些观念和思维都是刻在骨子里的。孤立例外主义则是外部强加的。能强加，也能够撤回，这才是孤立的意义。

　　为什么例外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容易陷入冲突?首先，大多数国际规则是禁止国际冲突的，如果你觉得规则不适用于自己的话，自然就会更容易陷入冲突。这些国家更可能认为，尽管许多国际条约，甚至《联合国宪章》等都明令禁止，但这些规则并不能制约自己，于是他们更容易引发冲突。

　　其次，不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自认为例外的国家都倾向于觉得自己是公正的，总觉得自己是正确的，其他不同意者是错误的，这样就更可能陷入冲突。美国的安全心态就是如此：非此即彼，非敌即友，没有中间地带。我认为不分政党，历任美国总统和政府都有这种价值观，而且更广泛地说，美国人整体都有这种心态。

　　第三，例外主义可能会扭曲这些国家看待自己利益的方式。这样，非例外国家可能认为属于重大利益的，在例外国家看来可能是事关生存的利益，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于是增大了。

　　孤立例外主义则是另一种心态——“我们还有什么输不起的呢”。不能和别国平起平坐，让别人唯恐避之不及，被国际社会甚至联合国抛弃，那还有什么输不起的呢?这些地区可能和国际经济联系不怎么紧密，可能遭受了制裁，可能因人权等问题受到来自媒体和NGO的种种压力，那么，卷入冲突也不会令情况变得更糟。

　　最后，在非民主国家或者缺乏民主选举可问责性的国家，卷入重大冲突也不会受到选举制度的限制。同时，这些国家对于政权稳定性、政权持续性以及维护权力垄断深感忧虑。所以这些非民主国家可能会更经常性地引发冲突。

　　第四，类似的是，例外主义会扭曲这些国家看待世界舆论的方式。他们会觉得自己是正确的：除了敌人之外，其他人的想法都与自己一致，都赞成自己的行为。而且由于国际舆论很少能够影响决策过程，这些国家对于世界对自己行为的看法的认识可能也是扭曲的。

　　关于例外主义的种类，还有几点需要指明。就神授例外主义而言，这些国家觉得神站在自己一边，就有一种天降大任、无往而不胜的感觉。神站在自己这边，怎么可能失败?所以神授例外主义还会导致这种战无不胜的使命感。

　　下面我举五个当下热点为例，这些都是现存的或潜在的重大国际冲突。总的来说，这些例子都具有之前提到的共同要素：至少一方是非民主国家;一定的实力差距;事关生存的利益或身份利益受到挑战;涉及一个到多个例外国家。

　　这五个例子按照动荡程度由低到高(也就是从最稳定到最不稳定)排列。第一个例子是中国，中国有三个可能的冲突。一是台湾问题，涉及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的身份问题，双方还都自认为是例外的，很容易擦枪走火;二是与日本就东海产生的争议;三是最近报道很多的南中国海问题。后两种局面还相对比较稳定，因为存在着核制约。中国是核国家，而在东海和南中国海，发生争议的国家中都至少有一个是美国的盟友，处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至少，涉及日本和菲律宾的冲突不大可能失控。台湾的情况有所不同，不过中国明白，美国密切地关注着台海局势的发展，而且中美之间的核机制也在发挥制约作用。

　　其次是朝鲜。朝鲜半岛现在有些进展让人忧心忡忡，比如导弹试验、核试验，等等。然而，实际上雷声大雨点小，真正的流血事件相对而言很少。这倒不是要低估它的严重程度，不过目前的情况还是以恐吓为主，近期事态不大可能失控，主要核大国也在牵制它。朝鲜自身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核国家，拥有小型的核武器库，它的核武器运载能力很不成熟但的确存在。总体而言，朝鲜的局势也不是特别令人担心。

　　第三个例子是俄罗斯，尤其是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俄乌纠纷导致约6500人丧生，这是真正的流血事件。话虽如此，我们会看到局势失控，对俄全面战争爆发吗?并非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双方都拥有大规模的核武器，他们不愿意也不会走上战争的道路。事实上，对于国际社会就俄罗斯的所作所为进行的指责，俄罗斯一直矢口否认。这至少意味着俄罗斯很在意国际社会的反应。从积极角度看，这表明俄罗斯至少在名义上是接受一些国际规范的，不愿意将暴力升级。这是一大忧患吗?绝对是。这将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吗?我认为不会。

　　第四个和第五个案例更成问题。第四个案例是伊朗及其核项目。有必要担心美国和伊朗将开战吗?不，不必。有可能伊朗和以色列会发生战争，然后——由于以色列是美国亲密、重要的盟国——将美国也卷入吗?这一点更加令人担心。原因在于，对于伊朗而言，核武器项目并非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利益之所在，这与国家身份及自豪感的关系更大一些。证据就是，迄今为止，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们都没有完成自己的核计划。然而，对于以色列而言，伊朗的核武器项目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存亡，因此，他们感觉局势更加紧迫。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是互不信任、敌对、火星四溅的，双方都认为自己是例外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很可能在他们之间发生。

　　最后是“伊斯兰国”。实际上我们是用“伊斯兰国”代指激进伊斯兰，代指所有这些恐怖主义组织：基地组织、塔利班、索马里青年党、博科圣地，等等。这个案例显然非常令人担忧，国际社会正以惊人的程度团结起来，试图与之作战，应对这一问题。阿拉伯国家、美国、欧洲甚至伊朗在这一问题上都持有同一立场，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该问题有多么紧迫了。这种局势无疑还将伴随我们一段时间，甚至有可能更加恶化。

　　那么，这一理论对于思考国际冲突有何价值?首先，我认为政策制定者凭此能够更好地认识到现实中国际冲突的共同之处是什么。我们曾以为是重大利益，是食物、水，是过高的油价，等等。然而，大多数经验证据都表明并非如此。如果简单地审视一下冲突发生于何处，就能够发现其共同之处在于身份利益和事关生存的利益。

　　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本身也是人们建构的产物，而不是内在的。所以，认为某国有着各种客观的国家利益，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国家利益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可以改变和演化的。例如，在20多年前的海湾战争中，当伊拉克的导弹射入以色列境内之后，以色列并未进行反击——而一般情况下，当外国在自己的国境内杀害本国人民时，进行反击被认为是维护重大利益的当然举措。因此，身份利益、事关生存的利益以及例外主义这些概念有助于我们的决策者将注意力放在真正的问题上，关心最有可能引发冲突的那十来个国家。

　　这一理论还表明，有些冲突是非常难以避免的，因为涉及的是十分根本的问题。诚然，有些类型的例外主义也是人们建构的产物，但它们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于是，简单的事实就是，神授例外主义、本质例外主义或曰文明例外主义是无法改变的，但孤立例外主义是可以改变的，但政策和军事解决方案很难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第三，这一理论为国防规划者提供了另一种全新的分析工具。例如，当考虑俄罗斯问题时，也许没有必要积极地为美俄战争做准备，因为存在着核威慑的关系。类似的，南中国海局势非常令人担心，但也不必为此做战争准备。

　　最后，对于令人十分担忧的伊朗问题和极端伊斯兰问题，这一理论提出了重要的启示。当事方都认为自己是神授例外国家，而这种例外主义是最难以根除的，因为这是人们身份的核心部分。

　　(相关简介：方大为(David J. Firestein)，美国东西方研究所副所长。本文为作者于2015年6月17日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发表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