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远：越南究竟行不行？——越南考察随笔

 　　大约2015年以后，越南受媒体的关注一下子增加了不少，华尔街日报、FT和国内很多财经媒体都对越南经济做了一些深度报道，一些投资银行的研究报告也开始关注这个邻邦。我因此萌发了去越南看一看的念头，2019年3月去香港，顺便飞了一次越南，终于获得一些第一手感性认识。在这次越南之行中，走马观花看了四个省市，访问了一些企业，并且跟越南社科院(全名“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河内大学的专家们进行了交流。此后的两年，越南更是高频率出现在自媒体上，大家对它的认知偏差也不少，特意把这次访问的观感整理出来，为大家提供一些参考。

　　一、经济上的活力

　　总体上来看，越南是笔者访问过的亚洲、东欧和非洲发展中国家中最有发展活力的一个，也是最让人感到光明前景的一个。有的国家曾经有过快速增长阶段，但是没有一鼓作气完成工业化，像土耳其、泰国，现在随着老龄化到来，已经没有太大的发展潜力了;有的国家虽然也是劳动力很丰富、社会很年轻，比如埃及、巴基斯坦，但是只有人口、没有产业，也看不到未来的希望。而越南是21世纪上半叶，少数几个具有很好的经济增长前景，并有机会向发达国家迈进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1.越南的基建、城市化和消费水平。本来想象中越南会非常落后，不过飞机抵达胡志明市上空时，就为它的繁华感到震惊，除了机场到酒店的路上更加深了这个感受。越南的南北两个都会都已初具现代化都市模样，据统计，河内高于100米的建筑超高层建筑已经有131座，胡志明市有115座(北京185座、台北135座)，其中最高的建筑是 Landmark 81，高度达461米，胡志明市最发达的第一郡，已经颇有21世纪初的浦东新区的感觉。

　　不过越南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阶段，胡志明市虽然号称是拥有1200万人口的大城市，但是高层建筑密度比较大，道路设施比较好的城市中心地区面积很小，大致也就是相当于北京二环以内的面积。从市中心的统一宫(相当于北京天安门广场)向四周走七八公里，就已经看不到现代城市的样子，取而代之的是市民或郊区农民自建房，跟北京在2000年前后出了三环，外面就是城乡结合带的情形差不多。而一般省会城市，也就是相当于国内中部县城的发展水平(本来越南的省的规模就不大，介于国内地级市和县之间)。

　　正是因为越南城市化水平还比较低，未来一二十年，大中城市将都有大的发展空间，胡志明市有可能会成长为有2000万人口的超级大都会。因此，很多投资客看好未来越南城市的前景，来这里购置房产。2018年越南房地产行业吸收了66亿美元外资，占全年吸收外资的18.6%，仅次于制造业。这些年，越南的房价增长速度不亚于中国，胡志明市中心最贵的住宅小区已经达到6万人民币/平方米，即使像距离市中心八九公里外的高档住宅区(大概相当于21世纪初的北京望京)房价也在1万多，这里的房子基本被韩国人、华人及本地夫人买走。不过，越南的房子租售比很划算，胡志明一个价值100万人民币的两室一厅，月租金在6000左右，而北京至少价值300万的房子才能租到这个价格。

　　越南的道路较差，全国才有1200公里高速公路，处于交通现代化刚刚起步阶段，从胡志明开往郊区40公里的路程(相当于北京的三元桥到怀柔)，就要走一个半小时，而在中国往往只需要半个小时。铁路长度也才3000来公里，还不到我国河北省的一半。不过，越南正处于基建大规模爆发的前夜，城市里到处是工地，公路边也随处可见施工现场，跟国内十几年前很相似，未来10年越南将新建4000公里高速公路开通，河内—荣市、胡志明—芽庄的高铁，以及河内和胡志明的地铁也即将开通运营。这方面，越南也是充满投资机会，并且当地的基础建设投资基本都是中国公司承包的。

　　越南的酒店设施也比较差，胡志明和河内的规模都跟曼谷差不多，国际游客数量也有赶上曼谷的趋势，疫情前满大街都是欧美游客(在这一点，远比北京、上海都更国际化)。但是胡志明仅有8家国际五星级连锁酒店，河内也仅有10家，不仅远远落后于曼谷(53家)，也不及国内的二线城市水平(长沙23家、昆明16家)，三、四星标准的酒店设施与国内差距更大。

　　大概由于是地处热带，越南像中国的南方省份广东、台湾、海南等一样，民间消费异常活跃，尤其是夜市繁华。越南的餐饮大概分为三类：本地的河粉馆，越法结合的咖啡馆，以及奶茶甜品店——在越南也可以到处看到山寨中国的皇茶、喜茶、鲜芋仙之类的甜品店。由于越南日韩商人很多，加上当地对日韩文化很崇拜，日韩料理店也很多，相比较中餐没有那么受欢迎。

　　越南的物价跟中国南方二三线城市没有太大差别，五星级酒店大约1000人民币左右一晚，好一点的餐厅人均消费约100人民币。一些街头排挡，花二三十元也可以吃的不错，并且种类丰富。打车的话，当地普遍用Grab，既可以呼叫小汽车，还可以呼叫摩的(越南大城市像20年前的珠三角一样，有很多摩的)，价格极为低廉，这也是一大特色。

　　2.越南的外商投资和产业转移情况。笔者在越南期间先后访问了最大的两个工业园区——平阳越南新加坡工业园(Vietnam Singapore Industrial Park，简称VSIP)和北宁仙山工业园区。这两个工业园区，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颇有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遥相呼应的情形。VSIP成立于1996年，目前在平阳省已经有两个园区，面积达26平方公里，内部设施完善、绿树成荫，汇聚了西门子、丰田、联合利华等知名大企业，产业工人多达18万，累计完成1500多亿美元的出口额。北宁工业园是后起之秀，有佳能、LG、三星、台塑、富士康等企业入驻。现在越南全国已经建立了300多个工业园区，提供了250多万就业岗位，大约相当于我国最大工业园区——苏州工业园就业人数的4倍，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就业人数的10倍。

　　近年来，由于中国制造业成本上涨，以及中美、中欧贸易摩擦等问题，在华的外企和港台企业纷纷搬往越南。2018年三星全部关闭在在中国的工厂，转移到越南来，北宁工业园三星工厂有工人5万人，年产手机两亿台，供应三星电子近三分之一产品出货量。2019年初，现代汽车也宣布将把在中国的产能逐步迁移到越南，将在越南投资兴建一个年产10万辆汽车规模的工厂。英特尔更是在西贡高科技园区豪掷10亿美元，计划将其全球80%的芯片产能投放于此。得益于全球大规模的制造业转移，越南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纺织品、鞋类和手机出口国。

　　甚至中国的企业也在大举往越南搬迁，原本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是越南FDI最大的三个来源，但是2019年来自中国和中国香港(因为中国内地很多投资都是通过香港出境)的FDI比2018年猛增6倍，一跃成为越南最大FDI来源地。在越南随处可以看到中国商人和写着中文招牌的公司，胡志明市附近有一个龙江工业园，该工业园由浙江企业投资兴建，目前入驻的50多家企业也多数来自浙江，主要集中在纺织、制鞋和五金化工领域，基本是浙江制造业格局的翻版。越南北部海防亦有个深越工业园区，多数是深圳、东莞一带迁徙过来的企业。

　　越南为什么这么招引外资企业的青睐呢?第一，越南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人口总量已经达到9700万，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有6000万，每年还要增加100万劳动力，越南人均年龄只有31岁，比中国年轻7岁左右;第二是工资优势，越南平均工资约200美元，而中国一个工人工资、社保支出已经突破1000美元，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第三，土地成本低，即使是最发达的平阳和北宁工业园区，工业用地成本也仅90美元/平方米，而珠三角用地成本已经超过200美元/平方米;第四，关税优势，在越南的企业可以享受CPTPP成员国的零关税待遇，此外，东盟、欧亚经济联盟也给予越南零关税优惠，去年《越南-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后，欧盟也将取消99%的关税。

　　在这里还要说一下越南的金融开放情况。越南的高度对外开放，不仅体现在制造业领域，也体现在服务业领域。笔者在胡志明机场一下飞机，取钱的时候，就发现ATM绝大多数是外资银行的，进入市区后发现这里简直是“万国银行博览会”，欧洲、北美和东亚各国的银行都有分支机构，这在其他国家很少见的。笔者查阅了一下相关资料，越南现有98家银行，其中海外银行55家，资本占到全国银行的12%以上，而中国这方面比重仅不足1.3%。

　　3.越南国企改革和私营企业发展状况。越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支柱是蓬勃增长的民营经济，与中国的企业私有化高峰已过不同，越南目前仍处于大规模的“国退民进”时期。

　　越南曾经有12000多家国企，革新开放后，尤其是2006年加入WTO以后，越南政府对国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经营范围全面收缩;出售国企股份，或者进行彻底私有化;合并企业，打造有竞争力的综合企业集团。目前，越南国有企业数量已经下降为600余家，其中有103家为国有全资公司，400余家地方管理的国企，国企营业收入占GDP总量的57%左右。

　　越南对国企的改革路径虽然跟中国相似，但是改革目标更接近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即从管企业逐步过渡到“管资本”。更由于越南国企的股权多元化改革走的比较远，以及CPTPP规则约束等原因，越南官方对国企的监管更侧重于对资本的监管，而不是对人事和具体运营的管理。2018年越南版的“国资委”成立，其名称为“越南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从这就可以看出与中国国有企业管理模式的差异。

　　伴随着国企的退出和私有化，越南私营企业快速发展起来。目前，全国有私营企业共70多万家，其营业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2%，国家预算收入的30%，创造了85%的劳动者提供工作岗位。越南政府还制定了促进私营企业的发展计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私营企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达到60%以上。

　　越南政府对私营企业设置的行业准入门槛也比较低，允许进入一些特殊行业。以航空业为例，越南于2007年放开对航空运输投资的限制，2008年第一家民营航空公司——越捷航空(VietJet)成立，仅仅用了十年时间，该公司就超越最大的国营航空公司——越南航空，成为越南最大航空公司，占据市场份额在40%以上。相比之下，中国民营航空起步虽然早，但是发展缓慢，最大的两家民营航空公司——吉祥航空和春秋航空，各自市场占有率仅在2%左右。

　　总之，越南方方面面与中国21世纪初颇为相似，经历了二三十年的改革探索，基本扫清了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积累了一定的产业基础，又赶上一个很好的国际形势，正处于经济起飞的前夜。

　　二、富有弹性和宽松的政治氛围

　　与越南充满活力的经济相互映衬的是，越南社会氛围也较为融洽，执政党在社会管理上保持了一定的弹性。这与很多国家经济的发展，反而带来社会矛盾加剧，政治经济关系愈发紧张的情形不太一样。

　　1.社会管制和舆论的宽松。在越南最深刻的印象是，政府机关没有那么戒备森严，这反映的是政府与人民关系不是很紧张。我很轻易就走进胡志明市委、国家计划投资部、交通运输部这些“省部级”机关，并且可以自由拍照。即使是最核心的几个权力部门，比如国会大厦、越共中央办公厅，也不过是有个铁栅围栏，外加几个站岗的警卫，游客仍旧可以自由靠近拍照。

　　越南政府虽然也有严格的舆论管理政策，但是国民可以使用Google、Facebook、YouTube和Twitter等美国互联网软件，Facebook在越南有6000万用户，YouTube用户也达3500万，越南是Facebook的全球第七大市场，胡志明市是全球Facebook用户第六多的城市，越南中央政府在Facebook上亦有账号。

　　2.对宗教的宽松。在越南，宗教信仰根基强大，佛教、天主教都有很多教徒，民间的宗教氛围要强于中国，尤其是天主教在大城市有很强影响力，全国信徒达700多万，是亚洲二大天主教国家。越南对宗教虽有管控，但是也给保留了一些空间。比如，近年来开始允许天主教会兴办中小学、幼儿园，我路过一个叫圣十字姐妹爱心会的教会( Sisters Lovers of the Holy Cross)，这个教会就有4所学校。2016年越南第一所天主教大学也开始招生。

　　近年越南与梵蒂冈教廷的关系也改善了很多，2007年以后，越南最高领层多次访问梵蒂冈，与教皇会晤。目前双方已经在越南教会管理问题上达成很多共识，采取共同协商的方式，来任命越南教区的主教。越南政府还允许梵蒂冈教廷任命非常驻代表，不定期来巡访教会。越南对天主教态度的改变，促进了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近年来，越南在投资、贸易和旅游上都越来越受欧美的青睐，跟这不无关系。

　　此外，越南对党员信教问题也留有一定空间。无论是宪法，还是越共党章，都没有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可以信教。越共有个默认的规定，就是党员可以信教，但不可以参加迷信活动。对于教徒入党问题，越共中央从2004年开始也是逐步放开，2005年至2018年胡志明市吸纳了3000多名教徒党员，其中基督徒2028名，佛教徒836名。

　　3.较为独立的工会组织。在越南，工会的地位非常高，在宪法中，工会领导工人参加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制度与越共领导、人民民主、人民议会制度和祖国阵线制度一并被列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越南《劳动法》和《工会法》赋予了工会与政府平等的地位，而不是一些国家中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两个法律规定，有关劳动者权益的事项，需工会与政府共同协商制订，政府首长必须出席工会委员全体会议，聆听工会的要求。虽然，越南工会的权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但是它在法律体系中被赋予了较为独立的地位。

　　尤其是外企中，工会在公司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兴通讯(ZTE)胡志明分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他们的一个很重要工作就是跟工会打交道，如果处理不好关系很可能会遭遇罢工，公司也不可以像在中国那样让工人随意加班。越南近几年罢工事件此起彼伏，一年要发生上千起，最近的一次大罢工事件是今年2月，一家韩企8200名员工举行集体罢工，要求加薪，最后以资方同意工会提出的每月加薪20万越南盾(约60人民币)的要求而告终。

　　越南加入CPTTP以后，去年国会修改了劳动法，允许工人成立不隶属于越共所领导的劳动者联合会的工会组织，言外之意即允许工人成立“独立工会”。此外，越南近两年还加入国际劳工组织第98号公约，即《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原则的实施公约》，这样越南已加入劳动者权利保护7个核心国际公约中的6个，大大实现劳动者人权保护的与国际的接轨，这些也都是值得关注的新动态。

　　从以上几方面看，越南由于长期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最边缘地带，加上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国家政权无暇彻底打碎以前的社会结构，其社会管理没有苏联模式那么严苛，而是保留了一些自己的特色，以及法国殖民留下来的一些结社和自治传统，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堪称“非典型社会主义国家”。

　　三、为什么说越南值得看好

　　笔者在文章开始提到越南是未来二三十年最值得关注的国家之一。很多人也许会疑问：论工业底子，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些国家更好;论人口资源，埃及、孟加拉国、尼日利亚更好，为什么唯独这个世界发达程度排名130名开外的东南亚小国有机会呢?这是因为越南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几个具备承接制造业转移能力的国家之一。

　　二战之前，全球工业主要集中在西欧、中欧和北欧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二战之后，全球经济实现了资本和制造的大规模剥离，东亚地区(广义东亚，包括东南亚地区)逐渐成为世界工业的重心。为什么二战后的产业转移没有发生在与西方世界关系密切，并且有很好制度、工业基础的原西方国家殖民地印度、南非等国，而是发生在了遥远的东亚呢?这是因为只有东亚地区同时具备了工业化的四个要素：高素质的劳动力，充足的资本积累，自由开放的市场，以及高效率的政府。

　　这方面要重点说一下劳动力素质和政府效率。实现工业化的第一个要素就是高素质的劳动力，因为，工业化的起步都是从低端的加工业开始的，这需要产业工人具备吃苦耐劳、遵守纪律、学习能力强等品质。处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越南自古以来就崇尚教育和秩序，这方面要远远优于南亚、非洲等地区，很多国家可以说是只有充足的劳动力，但是不能提供大量的产业工人。

　　在政府能力上，越南在招商和基础建设的行动力，更像二十年前的中国，已经证明它远远比其他国家有效。以印度为比较对象，2005年印度就提出修建1万公里高速公路计划，到目前通车的也就是1300多公里，而越南高速公路起步于2011年，目前通车里程已经跟印度差不多，另外，即将通车的高速公路还有1500余公里。越南原本是航运非常落后的国家，与印度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近十年港口建设速度非常快，货物吞吐量已经达到印度的三分之二。

　　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由于中国在过去40多年的全球化过程中，已经牢牢确立了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掌握了全球制造业供应链的大多数中高端部分。全球未来制造业转移只有两个模式，一是完全脱离中国，构建一个新的独立的供应链体系，这方面只有印度有可能做到，但是时间会比较漫长;第二种模式是依靠中国供应链，背靠大树好乘凉，作为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补充而存在，在这方面紧邻中国制造业中心广东的越南，无疑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第三个重要因素是，目前的制造业多数掌握在中日韩三个国家企业手中，即便是产业转移，他们更青睐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其投资风险、管理成本和社会适应成本都会低很多，这方面越南比印尼、菲律宾和印度更占优势。

　　所以越南是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它是全球经济的下一个风口，并且由于它体积小、国家能力强等优势，可以比印度先飞起来。全球资本对越南的青睐，可以通过外国直接投资(FDI)看出来。2019年越南获取的FDI总额达到380亿美元，这相当于印度(580亿美元)的67%，而越南的GDP不足印度的十分之一。为GDP相同等级孟加拉国、秘鲁、罗马尼亚吸收FDI的5-10倍。按人均FDI计算，越南是在发展中国家数值最高的国家之一。这说明越南是全球资本信心最强，未来最有增长动力的区域之一。

　　在东亚先发国家中，日本在经济发展最快的20年(1961—1980年)，增长了19.7倍(从535亿美元到1.11万亿美元)，韩国增长了17.9倍(1976年—1995年，从299亿美元到5665亿美元)，中国增长了10.8倍(2000年到2019年，从1.21万亿美元至14.28万亿美元)。越南目前GDP约2700亿美元，如果能够重复中日韩的奇迹，那么20年后，GDP规模将在3万亿—5.7万亿美元左右，届时有可能达到或超越韩国、墨西哥、意大利，成为世界排名第12左右的经济大国。2020年越南的对外贸易总额达到5439亿美元，是2011年(2020亿美元)的2.7倍，按照这个增长速度，越南到2035年贸易总额也有可能达到1.5-2万亿美元，有望超越加拿大、意大利跻身世界贸易十强。

　　所以，未来越南的经济实力是不可小觑的，没有意外，它在本世纪中叶将成为东亚经济圈的核心梯队成员之一。亚洲东部经济上的中日韩三国演义，有可能演变成为中日韩越四强逐鹿。不过，中国国内目前对越南也有很多过分美化的想象，对其崛起的冲击力有过度夸大的影响，以后再专门著文论述这个问题。

　　上面随笔分析了越南的经济活力，以及社会管理上的某些特殊之处，正因如此，这些年国内的媒体以及知识分子把越南的优点或改革措施过度放大，流传着各种对越南不正确的认识，可以说越南是国内自媒体上被误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些夸大和误读的观点较为常见的是以下几个：

　　1.越南要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2.越南要取消国企，全面私有化3.越南要实行土地私有化4.越南要实现普选，全面民主化5.越南要实行司法独立

　　在自媒体和知识分子构建的世界里，越南俨然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极致完美样板，“越南模式”被描述成一个与截然不同于“中国模式”，极具优越性的社会主义新模式。本文将对这些不实传言一一澄清。

　　一、越南是否可以取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

　　这些年一些在华投资体量很大的外企，纷纷把生产基地迁往越南，甚至就连中国的企业也开始往越南搬迁，越南无疑要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中心，但是这是否意味着越南可以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呢?

　　如果把“世界工厂”理解为广义上的工业产品生产制造基地，这包含了一个国家对内、对外的制造业总和。那么依据上文对越南2040年GDP的达到3—5.7万亿美元测算，以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占GDP峰值32.5%(2006年)为参考标准，乐观一些的估计，2040年越南制造业规模也不过在1.5万亿美元左右，届时占全球制造业总值的比重仅为5%，远远落后于中国、印度和美国。世界经济史上，真正取得过“世界工厂”桂冠的三个国家——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中前期的美国和当今的中国，其制造业产值都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以上，因此，即使工业化完成以后的越南，距离“世界工厂”的位置也差很远。

　　即使把“世界工厂”理解为狭义上的跨国公司出口代工基地，越南也难以像21世纪初的中国那样成为全世界出口加工业的中心，这是越南国土和人口规模决定的，且看中越之间的一些指标对比就知。

　　中越两国的出口代工产业经营主体都是外商投资企业，2008年我国外企就业人员4500万(不排除里面含有一些高端服务业领域的就业人员，但是人数很少，绝大多数是产业工人)，围绕着外企出口的各种衔接配套产业工人近6000余万，这1亿多工人支撑起我国出口代工产业的世界中心地位。

　　而越南目前劳动力总和为6000万，即便是全部劳动力的四分之一进入出口代工业(1947年美国制造业工人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达到峰值，为21%;考虑到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口占比很大，巅峰期占比仅为15%)，也不过有1500余万产业工人，所以，越南仅可以承担部分跨国公司的代工产业，未来的大头应该还是流向印度。

　　出口加工规模的另一个指标是外贸总额，因为这种“三来一补”的产业，严重依赖进出口，代工基地只不过是加工通道而已，越南目前70%的外贸额是外企创造的，这跟中国21世纪初的情形差不多。如果未来10年越南进出口总额可以达到上篇文章所测算的1.5万亿美元，其中1万亿是出口加工业创造，这与中国目前4.6万亿的体量也是没法相比的。

　　考虑到中国本土企业创新能力增强，以及中西部普遍工业化的因素，虽然这些年外企大规模撤离中国，但是中国近十年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地位仍在不断强化，不仅体现在供应链地位的提高，也体现在全球制造业占比仍在持续增长(从2010年的19%上升到2020年的28%)。所以，外资撤离中国仅仅是表象，是中国制造业近些年变迁的一个很小部分，中国仍旧可以牢牢占据“世界工厂”的地位，越南只不过是依附于“世界工厂”一个“大车间”而已。未来有可能终结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作为庞然大物的印度。

　　二、越南是否要进行国企和土地的彻底私有化

　　越南虽然对国企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但是官方仍很态度明确地坚持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今年年初闭幕的越共“十三大”上，总书记阮富仲所做的政治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中拥有多种所有制和经济成分……其中，国有经济占有主导作用”。越南宪法也规定，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必须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

　　越南国企改革也往往是雷声大而雨点小，以电力行业改革为例，虽然越南政府在2010年就提出来，在2020年之前打破越南电力集团(EVN)的垄断地位，允许私有企业进入电力批发销售市场，实现电力行业的市场化竞争，但是十年以来越南电力集团的垄断地位丝毫没有改变，去年仍旧是全国第二大企业和第一大垄断性企业，每年营业收入几乎占全国GDP的5%。

　　再比如，2015年越南政府明确提出，到2020年私营企业营业收入在GDP的占比要从40%提高到50%以上，但是五年间比重几乎没有增加。这些反映的越南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阻碍，私营经济发展环境并不是太好，据越南官方统计，2019年能够实现盈利的私企也不过38%。

　　所以，越南就从来没有将国企彻底私有化的打算。越南国企的改革只是表现在运营策略和管理模式的一些变化，但是国有资本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格局没有改变。越南最大的20家企业中，有16家是国企，越南国企的利润率也是民企的2.5倍以上(5.6%VS2.2%)，民企的实力和地位，跟国企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

　　越南的土地制度与中国也是大同小异，根据越南的宪法和《土地法》，越南实行土地国有制度，由国家进行统一分配管理，企业和个人只是拥有土地使用权。比如，宪法规定：“土地、森林、河流与湖泊、水源、地下自然资源……都应属于全民所有”，“国家依照法律根据整体计划负责对土地的统一管理”。《土地法》进一步详细规定了政府对土地拥有分配、规划、监察、定价、收取税费、改变性质用途方面的绝对处置权。2013年国会通过的新版《土地法》修正案还正式授权政府可以收回土地，进行征地和拆迁，这显然是对个人土地权利的进一步削弱，是“私有化”的另一个方向。

　　因此，事实上并不存在越南实行“土地私有化”改革这回事，其土地制度恰好是“制度优势”的一个极其重要组成部分，越南在招商、工业用地征收、基础建设上做的远远比印度、印尼等竞争对手好，原因就是土地国有制度保证了工业化的效率，越南何必自废长处?有这么傻吗?

　　三、越南是否要进行民主化

　　关于越南实现普选、司法独立改革的消息，早在2012年左右就在中文互联网媒体流传甚广，就像狼来了一样，几乎每年都要在自媒体上炒作一次。然而，迄今为止，在越南官方媒体的报道以及官方文件中，从来没有要普选国家领导人，或者进行司法独立改革的提法。

　　越南目前选举政治的实际情况是：有些选举改革，比中国走的略远点，但是幅度不是太大，没有根本差别。越共从2011年的“十一大”起，开始差额选举中央委员，差额比是24%左右，而中共的差额选举始于1987年的“十三大”，差额比例在10%左右。从越南的差额比例上看，远远不是竞争性选举，还是表决性选举。

　　人民权力机关选举方面，越南的国会代表(相当于中国全国人大代表)直选对中国人来说是个新鲜事，颇让人感到这是迈向直接民主的一个巨大进步。然而，越南的国会直接选举由来已久，早在1976年的第七届国会选举就开始了，并不是最近做出的改革。很多社会主义国家也都采取最高权力机关代表直选的模式，像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作为最高人民议会议员的身份，也是经过选举委员会提名，并且由所在选区选民直接投票选举出来的。

　　越南国会直选的进步之处是，2002年以来开始允许独立候选人自荐参选，不过候选人必须经过统战部和“祖国阵线”苛刻筛选才能获得提名，至今当选的候选人不过11人，占三届国会代表总数1500人的不足1%，并且都是与越共关系很紧密的企业家或知识分子(其实我国改革开放后地方人大也允许独立参选，社会参照意识比较强的北京和深圳都有独立候选人当选人大代表的例子)。

　　关于司法改革。越共中央政治局《2005年至2020年司法改革战略》，提出司法改革内容主要是庭审的透明化、司法对外专业化，以及加强国会对法院的监督权，这些措施与我国近些年的司法改革动向相差不大。在司法机关同越共关系上，《战略》明确指出，“司法改革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以维护政治稳定为目标”，“党在政治、组织、人事等方面领导司法工作和司法机关的运行”，“要防止削弱党委的领导作用”，“完善党委指导重大、疑难案件的处理机制，建立党组织与司法机关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协调机制”。所以，越南司法改革仍旧是一些技术上，整个司法体系的运营完全是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的。

　　从总体上看，越南的权力政治仍旧不是一个竞争性、开放性的体制，越共享有对国家权力的绝对控制权。并且越南的政治改革，也并不是一马平川，逐步推进，而是有阶段起伏性，2011年的越共“十一大”堪称前后政治改革的幅度最大的时刻，此后明显收紧。目前正在进行的第十五届国会代表选举，越共党籍候选人占92%，党外候选人有74人，比2007年的第十二届选举(党外人士150人)减少了一半以上。

　　四、越南模式虽有特色，但并没有根本突破传统模式

　　综上来看，越南的改革并没有脱离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一般模式，它虽然表现出一些特色，但是这是全世界不同社会主义模式中的常见局部差异(就像古巴从来不搞阶级斗争、共产党允许信教一样)，而没有根本的突破，并且在社会主义核心经济、政治制度上丝毫没有松动的趋势。

　　首先，越共领导的革新开放的目的，不外乎还是巩固和改善党的领导，健全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像发展中国家威权政府那样，通过“训政”达到“宪政”(最起码自我标榜这样)。越共“十三大”进一步重申：“共产党的领导是革新事业取得胜利和确保国家按照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符合客观规律、符合越南实践和时代发展趋势”，越南从来就没有以建立西方政治模式作为奋斗目标。

　　其次，越南对西方价值和制度一直是抵制态度，而不是接纳和欢迎，并且随着开放的深入，对西方价值的反抗愈发加剧。在越共“十二大”和“十三大”政治报告中，反“和平演变”，以及抵制“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一直被列为党的核心任务。越共内部对反“和平演变”的警惕程度，不亚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国。上周，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发表的重磅论著《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若干问题和越南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其中三分之一内容是在论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较量，以及反“和平演变”，这种表述的方式和强度在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中也是不存在的。越南中央媒体(如《人民报》、《人民军队报》)近些年不断猛烈谴责西方“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民主”等“阴谋”，这些媒体都有中文网站，如果愿意了解真实的越南，可以很方便访问。

　　第三，越南内部对改革的分歧和冲突也很严重的，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也有利益方面的。越南长期以来存在“南方派”和“北方派”之分，“南方派”被认为开明，而“北方派”被认为相对保守，越南统一之后，长期是“南北共治”的局面，最重要的两个职位总书记和总理，各自占据一个。但是2016年以来，“南方派”失势，连续两届的总书记和总理位置均是由“北方派”担任。越南的改革随着各种力量派别此消彼长而上下起伏，中文媒体津津乐道的越南的改革措施，几乎都是2010年前后“南方派”占优势时期的成果，而“北方派”显然对这些不太热衷。

　　此外，越南军方力量也非常大，并且有自己的产业，越南军队电信工业集团(Viettel)是全国第四大企业，越南的国企改革从来不敢触动军队企业。越南军方在保持传统价值和捍卫国家领土方面更加积极，其控制的喉舌整天批判西方价值，以及渲染东海(即我国的南海)问题。

　　所以，越南的改革犹如一枚硬币，不仅有大家都看的充满阳光的A面，也有中国人所不知的紧张的B面。 国内一些人对于越南改革的亢奋，显然是基于错误和片面信息，过度发挥想象的结果。越南经济增长前景较好，但是并不意味着能够实现社会的全面转型;越南官方做了不少政治方面的改革，但是并不代表要放弃核心利益。并且随着改革的深入，新旧观念和利益的冲突还会加剧，越南的改革要走向哪一步还得拭目以待，委实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浪漫!

 　　大约2015年以后，越南受媒体的关注一下子增加了不少，华尔街日报、FT和国内很多财经媒体都对越南经济做了一些深度报道，一些投资银行的研究报告也开始关注这个邻邦。我因此萌发了去越南看一看的念头，2019年3月去香港，顺便飞了一次越南，终于获得一些第一手感性认识。在这次越南之行中，走马观花看了四个省市，访问了一些企业，并且跟越南社科院(全名“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河内大学的专家们进行了交流。此后的两年，越南更是高频率出现在自媒体上，大家对它的认知偏差也不少，特意把这次访问的观感整理出来，为大家提供一些参考。

　　一、经济上的活力

　　总体上来看，越南是笔者访问过的亚洲、东欧和非洲发展中国家中最有发展活力的一个，也是最让人感到光明前景的一个。有的国家曾经有过快速增长阶段，但是没有一鼓作气完成工业化，像土耳其、泰国，现在随着老龄化到来，已经没有太大的发展潜力了;有的国家虽然也是劳动力很丰富、社会很年轻，比如埃及、巴基斯坦，但是只有人口、没有产业，也看不到未来的希望。而越南是21世纪上半叶，少数几个具有很好的经济增长前景，并有机会向发达国家迈进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1.越南的基建、城市化和消费水平。本来想象中越南会非常落后，不过飞机抵达胡志明市上空时，就为它的繁华感到震惊，除了机场到酒店的路上更加深了这个感受。越南的南北两个都会都已初具现代化都市模样，据统计，河内高于100米的建筑超高层建筑已经有131座，胡志明市有115座(北京185座、台北135座)，其中最高的建筑是 Landmark 81，高度达461米，胡志明市最发达的第一郡，已经颇有21世纪初的浦东新区的感觉。

　　不过越南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阶段，胡志明市虽然号称是拥有1200万人口的大城市，但是高层建筑密度比较大，道路设施比较好的城市中心地区面积很小，大致也就是相当于北京二环以内的面积。从市中心的统一宫(相当于北京天安门广场)向四周走七八公里，就已经看不到现代城市的样子，取而代之的是市民或郊区农民自建房，跟北京在2000年前后出了三环，外面就是城乡结合带的情形差不多。而一般省会城市，也就是相当于国内中部县城的发展水平(本来越南的省的规模就不大，介于国内地级市和县之间)。

　　正是因为越南城市化水平还比较低，未来一二十年，大中城市将都有大的发展空间，胡志明市有可能会成长为有2000万人口的超级大都会。因此，很多投资客看好未来越南城市的前景，来这里购置房产。2018年越南房地产行业吸收了66亿美元外资，占全年吸收外资的18.6%，仅次于制造业。这些年，越南的房价增长速度不亚于中国，胡志明市中心最贵的住宅小区已经达到6万人民币/平方米，即使像距离市中心八九公里外的高档住宅区(大概相当于21世纪初的北京望京)房价也在1万多，这里的房子基本被韩国人、华人及本地夫人买走。不过，越南的房子租售比很划算，胡志明一个价值100万人民币的两室一厅，月租金在6000左右，而北京至少价值300万的房子才能租到这个价格。

　　越南的道路较差，全国才有1200公里高速公路，处于交通现代化刚刚起步阶段，从胡志明开往郊区40公里的路程(相当于北京的三元桥到怀柔)，就要走一个半小时，而在中国往往只需要半个小时。铁路长度也才3000来公里，还不到我国河北省的一半。不过，越南正处于基建大规模爆发的前夜，城市里到处是工地，公路边也随处可见施工现场，跟国内十几年前很相似，未来10年越南将新建4000公里高速公路开通，河内—荣市、胡志明—芽庄的高铁，以及河内和胡志明的地铁也即将开通运营。这方面，越南也是充满投资机会，并且当地的基础建设投资基本都是中国公司承包的。

　　越南的酒店设施也比较差，胡志明和河内的规模都跟曼谷差不多，国际游客数量也有赶上曼谷的趋势，疫情前满大街都是欧美游客(在这一点，远比北京、上海都更国际化)。但是胡志明仅有8家国际五星级连锁酒店，河内也仅有10家，不仅远远落后于曼谷(53家)，也不及国内的二线城市水平(长沙23家、昆明16家)，三、四星标准的酒店设施与国内差距更大。

　　大概由于是地处热带，越南像中国的南方省份广东、台湾、海南等一样，民间消费异常活跃，尤其是夜市繁华。越南的餐饮大概分为三类：本地的河粉馆，越法结合的咖啡馆，以及奶茶甜品店——在越南也可以到处看到山寨中国的皇茶、喜茶、鲜芋仙之类的甜品店。由于越南日韩商人很多，加上当地对日韩文化很崇拜，日韩料理店也很多，相比较中餐没有那么受欢迎。

　　越南的物价跟中国南方二三线城市没有太大差别，五星级酒店大约1000人民币左右一晚，好一点的餐厅人均消费约100人民币。一些街头排挡，花二三十元也可以吃的不错，并且种类丰富。打车的话，当地普遍用Grab，既可以呼叫小汽车，还可以呼叫摩的(越南大城市像20年前的珠三角一样，有很多摩的)，价格极为低廉，这也是一大特色。

　　2.越南的外商投资和产业转移情况。笔者在越南期间先后访问了最大的两个工业园区——平阳越南新加坡工业园(Vietnam Singapore Industrial Park，简称VSIP)和北宁仙山工业园区。这两个工业园区，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颇有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遥相呼应的情形。VSIP成立于1996年，目前在平阳省已经有两个园区，面积达26平方公里，内部设施完善、绿树成荫，汇聚了西门子、丰田、联合利华等知名大企业，产业工人多达18万，累计完成1500多亿美元的出口额。北宁工业园是后起之秀，有佳能、LG、三星、台塑、富士康等企业入驻。现在越南全国已经建立了300多个工业园区，提供了250多万就业岗位，大约相当于我国最大工业园区——苏州工业园就业人数的4倍，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就业人数的10倍。

　　近年来，由于中国制造业成本上涨，以及中美、中欧贸易摩擦等问题，在华的外企和港台企业纷纷搬往越南。2018年三星全部关闭在在中国的工厂，转移到越南来，北宁工业园三星工厂有工人5万人，年产手机两亿台，供应三星电子近三分之一产品出货量。2019年初，现代汽车也宣布将把在中国的产能逐步迁移到越南，将在越南投资兴建一个年产10万辆汽车规模的工厂。英特尔更是在西贡高科技园区豪掷10亿美元，计划将其全球80%的芯片产能投放于此。得益于全球大规模的制造业转移，越南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纺织品、鞋类和手机出口国。

　　甚至中国的企业也在大举往越南搬迁，原本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是越南FDI最大的三个来源，但是2019年来自中国和中国香港(因为中国内地很多投资都是通过香港出境)的FDI比2018年猛增6倍，一跃成为越南最大FDI来源地。在越南随处可以看到中国商人和写着中文招牌的公司，胡志明市附近有一个龙江工业园，该工业园由浙江企业投资兴建，目前入驻的50多家企业也多数来自浙江，主要集中在纺织、制鞋和五金化工领域，基本是浙江制造业格局的翻版。越南北部海防亦有个深越工业园区，多数是深圳、东莞一带迁徙过来的企业。

　　越南为什么这么招引外资企业的青睐呢?第一，越南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人口总量已经达到9700万，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有6000万，每年还要增加100万劳动力，越南人均年龄只有31岁，比中国年轻7岁左右;第二是工资优势，越南平均工资约200美元，而中国一个工人工资、社保支出已经突破1000美元，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第三，土地成本低，即使是最发达的平阳和北宁工业园区，工业用地成本也仅90美元/平方米，而珠三角用地成本已经超过200美元/平方米;第四，关税优势，在越南的企业可以享受CPTPP成员国的零关税待遇，此外，东盟、欧亚经济联盟也给予越南零关税优惠，去年《越南-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后，欧盟也将取消99%的关税。

　　在这里还要说一下越南的金融开放情况。越南的高度对外开放，不仅体现在制造业领域，也体现在服务业领域。笔者在胡志明机场一下飞机，取钱的时候，就发现ATM绝大多数是外资银行的，进入市区后发现这里简直是“万国银行博览会”，欧洲、北美和东亚各国的银行都有分支机构，这在其他国家很少见的。笔者查阅了一下相关资料，越南现有98家银行，其中海外银行55家，资本占到全国银行的12%以上，而中国这方面比重仅不足1.3%。

　　3.越南国企改革和私营企业发展状况。越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支柱是蓬勃增长的民营经济，与中国的企业私有化高峰已过不同，越南目前仍处于大规模的“国退民进”时期。

　　越南曾经有12000多家国企，革新开放后，尤其是2006年加入WTO以后，越南政府对国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经营范围全面收缩;出售国企股份，或者进行彻底私有化;合并企业，打造有竞争力的综合企业集团。目前，越南国有企业数量已经下降为600余家，其中有103家为国有全资公司，400余家地方管理的国企，国企营业收入占GDP总量的57%左右。

　　越南对国企的改革路径虽然跟中国相似，但是改革目标更接近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即从管企业逐步过渡到“管资本”。更由于越南国企的股权多元化改革走的比较远，以及CPTPP规则约束等原因，越南官方对国企的监管更侧重于对资本的监管，而不是对人事和具体运营的管理。2018年越南版的“国资委”成立，其名称为“越南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从这就可以看出与中国国有企业管理模式的差异。

　　伴随着国企的退出和私有化，越南私营企业快速发展起来。目前，全国有私营企业共70多万家，其营业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2%，国家预算收入的30%，创造了85%的劳动者提供工作岗位。越南政府还制定了促进私营企业的发展计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私营企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达到60%以上。

　　越南政府对私营企业设置的行业准入门槛也比较低，允许进入一些特殊行业。以航空业为例，越南于2007年放开对航空运输投资的限制，2008年第一家民营航空公司——越捷航空(VietJet)成立，仅仅用了十年时间，该公司就超越最大的国营航空公司——越南航空，成为越南最大航空公司，占据市场份额在40%以上。相比之下，中国民营航空起步虽然早，但是发展缓慢，最大的两家民营航空公司——吉祥航空和春秋航空，各自市场占有率仅在2%左右。

　　总之，越南方方面面与中国21世纪初颇为相似，经历了二三十年的改革探索，基本扫清了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积累了一定的产业基础，又赶上一个很好的国际形势，正处于经济起飞的前夜。

　　二、富有弹性和宽松的政治氛围

　　与越南充满活力的经济相互映衬的是，越南社会氛围也较为融洽，执政党在社会管理上保持了一定的弹性。这与很多国家经济的发展，反而带来社会矛盾加剧，政治经济关系愈发紧张的情形不太一样。

　　1.社会管制和舆论的宽松。在越南最深刻的印象是，政府机关没有那么戒备森严，这反映的是政府与人民关系不是很紧张。我很轻易就走进胡志明市委、国家计划投资部、交通运输部这些“省部级”机关，并且可以自由拍照。即使是最核心的几个权力部门，比如国会大厦、越共中央办公厅，也不过是有个铁栅围栏，外加几个站岗的警卫，游客仍旧可以自由靠近拍照。

　　越南政府虽然也有严格的舆论管理政策，但是国民可以使用Google、Facebook、YouTube和Twitter等美国互联网软件，Facebook在越南有6000万用户，YouTube用户也达3500万，越南是Facebook的全球第七大市场，胡志明市是全球Facebook用户第六多的城市，越南中央政府在Facebook上亦有账号。

　　2.对宗教的宽松。在越南，宗教信仰根基强大，佛教、天主教都有很多教徒，民间的宗教氛围要强于中国，尤其是天主教在大城市有很强影响力，全国信徒达700多万，是亚洲二大天主教国家。越南对宗教虽有管控，但是也给保留了一些空间。比如，近年来开始允许天主教会兴办中小学、幼儿园，我路过一个叫圣十字姐妹爱心会的教会( Sisters Lovers of the Holy Cross)，这个教会就有4所学校。2016年越南第一所天主教大学也开始招生。

　　近年越南与梵蒂冈教廷的关系也改善了很多，2007年以后，越南最高领层多次访问梵蒂冈，与教皇会晤。目前双方已经在越南教会管理问题上达成很多共识，采取共同协商的方式，来任命越南教区的主教。越南政府还允许梵蒂冈教廷任命非常驻代表，不定期来巡访教会。越南对天主教态度的改变，促进了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近年来，越南在投资、贸易和旅游上都越来越受欧美的青睐，跟这不无关系。

　　此外，越南对党员信教问题也留有一定空间。无论是宪法，还是越共党章，都没有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可以信教。越共有个默认的规定，就是党员可以信教，但不可以参加迷信活动。对于教徒入党问题，越共中央从2004年开始也是逐步放开，2005年至2018年胡志明市吸纳了3000多名教徒党员，其中基督徒2028名，佛教徒836名。

　　3.较为独立的工会组织。在越南，工会的地位非常高，在宪法中，工会领导工人参加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制度与越共领导、人民民主、人民议会制度和祖国阵线制度一并被列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越南《劳动法》和《工会法》赋予了工会与政府平等的地位，而不是一些国家中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两个法律规定，有关劳动者权益的事项，需工会与政府共同协商制订，政府首长必须出席工会委员全体会议，聆听工会的要求。虽然，越南工会的权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但是它在法律体系中被赋予了较为独立的地位。

　　尤其是外企中，工会在公司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兴通讯(ZTE)胡志明分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他们的一个很重要工作就是跟工会打交道，如果处理不好关系很可能会遭遇罢工，公司也不可以像在中国那样让工人随意加班。越南近几年罢工事件此起彼伏，一年要发生上千起，最近的一次大罢工事件是今年2月，一家韩企8200名员工举行集体罢工，要求加薪，最后以资方同意工会提出的每月加薪20万越南盾(约60人民币)的要求而告终。

　　越南加入CPTTP以后，去年国会修改了劳动法，允许工人成立不隶属于越共所领导的劳动者联合会的工会组织，言外之意即允许工人成立“独立工会”。此外，越南近两年还加入国际劳工组织第98号公约，即《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原则的实施公约》，这样越南已加入劳动者权利保护7个核心国际公约中的6个，大大实现劳动者人权保护的与国际的接轨，这些也都是值得关注的新动态。

　　从以上几方面看，越南由于长期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最边缘地带，加上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国家政权无暇彻底打碎以前的社会结构，其社会管理没有苏联模式那么严苛，而是保留了一些自己的特色，以及法国殖民留下来的一些结社和自治传统，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堪称“非典型社会主义国家”。

　　三、为什么说越南值得看好

　　笔者在文章开始提到越南是未来二三十年最值得关注的国家之一。很多人也许会疑问：论工业底子，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些国家更好;论人口资源，埃及、孟加拉国、尼日利亚更好，为什么唯独这个世界发达程度排名130名开外的东南亚小国有机会呢?这是因为越南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几个具备承接制造业转移能力的国家之一。

　　二战之前，全球工业主要集中在西欧、中欧和北欧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二战之后，全球经济实现了资本和制造的大规模剥离，东亚地区(广义东亚，包括东南亚地区)逐渐成为世界工业的重心。为什么二战后的产业转移没有发生在与西方世界关系密切，并且有很好制度、工业基础的原西方国家殖民地印度、南非等国，而是发生在了遥远的东亚呢?这是因为只有东亚地区同时具备了工业化的四个要素：高素质的劳动力，充足的资本积累，自由开放的市场，以及高效率的政府。

　　这方面要重点说一下劳动力素质和政府效率。实现工业化的第一个要素就是高素质的劳动力，因为，工业化的起步都是从低端的加工业开始的，这需要产业工人具备吃苦耐劳、遵守纪律、学习能力强等品质。处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越南自古以来就崇尚教育和秩序，这方面要远远优于南亚、非洲等地区，很多国家可以说是只有充足的劳动力，但是不能提供大量的产业工人。

　　在政府能力上，越南在招商和基础建设的行动力，更像二十年前的中国，已经证明它远远比其他国家有效。以印度为比较对象，2005年印度就提出修建1万公里高速公路计划，到目前通车的也就是1300多公里，而越南高速公路起步于2011年，目前通车里程已经跟印度差不多，另外，即将通车的高速公路还有1500余公里。越南原本是航运非常落后的国家，与印度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近十年港口建设速度非常快，货物吞吐量已经达到印度的三分之二。

　　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由于中国在过去40多年的全球化过程中，已经牢牢确立了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掌握了全球制造业供应链的大多数中高端部分。全球未来制造业转移只有两个模式，一是完全脱离中国，构建一个新的独立的供应链体系，这方面只有印度有可能做到，但是时间会比较漫长;第二种模式是依靠中国供应链，背靠大树好乘凉，作为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补充而存在，在这方面紧邻中国制造业中心广东的越南，无疑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第三个重要因素是，目前的制造业多数掌握在中日韩三个国家企业手中，即便是产业转移，他们更青睐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其投资风险、管理成本和社会适应成本都会低很多，这方面越南比印尼、菲律宾和印度更占优势。

　　所以越南是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它是全球经济的下一个风口，并且由于它体积小、国家能力强等优势，可以比印度先飞起来。全球资本对越南的青睐，可以通过外国直接投资(FDI)看出来。2019年越南获取的FDI总额达到380亿美元，这相当于印度(580亿美元)的67%，而越南的GDP不足印度的十分之一。为GDP相同等级孟加拉国、秘鲁、罗马尼亚吸收FDI的5-10倍。按人均FDI计算，越南是在发展中国家数值最高的国家之一。这说明越南是全球资本信心最强，未来最有增长动力的区域之一。

　　在东亚先发国家中，日本在经济发展最快的20年(1961—1980年)，增长了19.7倍(从535亿美元到1.11万亿美元)，韩国增长了17.9倍(1976年—1995年，从299亿美元到5665亿美元)，中国增长了10.8倍(2000年到2019年，从1.21万亿美元至14.28万亿美元)。越南目前GDP约2700亿美元，如果能够重复中日韩的奇迹，那么20年后，GDP规模将在3万亿—5.7万亿美元左右，届时有可能达到或超越韩国、墨西哥、意大利，成为世界排名第12左右的经济大国。2020年越南的对外贸易总额达到5439亿美元，是2011年(2020亿美元)的2.7倍，按照这个增长速度，越南到2035年贸易总额也有可能达到1.5-2万亿美元，有望超越加拿大、意大利跻身世界贸易十强。

　　所以，未来越南的经济实力是不可小觑的，没有意外，它在本世纪中叶将成为东亚经济圈的核心梯队成员之一。亚洲东部经济上的中日韩三国演义，有可能演变成为中日韩越四强逐鹿。不过，中国国内目前对越南也有很多过分美化的想象，对其崛起的冲击力有过度夸大的影响，以后再专门著文论述这个问题。

　　上面随笔分析了越南的经济活力，以及社会管理上的某些特殊之处，正因如此，这些年国内的媒体以及知识分子把越南的优点或改革措施过度放大，流传着各种对越南不正确的认识，可以说越南是国内自媒体上被误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些夸大和误读的观点较为常见的是以下几个：

　　1.越南要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2.越南要取消国企，全面私有化3.越南要实行土地私有化4.越南要实现普选，全面民主化5.越南要实行司法独立

　　在自媒体和知识分子构建的世界里，越南俨然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极致完美样板，“越南模式”被描述成一个与截然不同于“中国模式”，极具优越性的社会主义新模式。本文将对这些不实传言一一澄清。

　　一、越南是否可以取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

　　这些年一些在华投资体量很大的外企，纷纷把生产基地迁往越南，甚至就连中国的企业也开始往越南搬迁，越南无疑要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中心，但是这是否意味着越南可以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呢?

　　如果把“世界工厂”理解为广义上的工业产品生产制造基地，这包含了一个国家对内、对外的制造业总和。那么依据上文对越南2040年GDP的达到3—5.7万亿美元测算，以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占GDP峰值32.5%(2006年)为参考标准，乐观一些的估计，2040年越南制造业规模也不过在1.5万亿美元左右，届时占全球制造业总值的比重仅为5%，远远落后于中国、印度和美国。世界经济史上，真正取得过“世界工厂”桂冠的三个国家——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中前期的美国和当今的中国，其制造业产值都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以上，因此，即使工业化完成以后的越南，距离“世界工厂”的位置也差很远。

　　即使把“世界工厂”理解为狭义上的跨国公司出口代工基地，越南也难以像21世纪初的中国那样成为全世界出口加工业的中心，这是越南国土和人口规模决定的，且看中越之间的一些指标对比就知。

　　中越两国的出口代工产业经营主体都是外商投资企业，2008年我国外企就业人员4500万(不排除里面含有一些高端服务业领域的就业人员，但是人数很少，绝大多数是产业工人)，围绕着外企出口的各种衔接配套产业工人近6000余万，这1亿多工人支撑起我国出口代工产业的世界中心地位。

　　而越南目前劳动力总和为6000万，即便是全部劳动力的四分之一进入出口代工业(1947年美国制造业工人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达到峰值，为21%;考虑到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口占比很大，巅峰期占比仅为15%)，也不过有1500余万产业工人，所以，越南仅可以承担部分跨国公司的代工产业，未来的大头应该还是流向印度。

　　出口加工规模的另一个指标是外贸总额，因为这种“三来一补”的产业，严重依赖进出口，代工基地只不过是加工通道而已，越南目前70%的外贸额是外企创造的，这跟中国21世纪初的情形差不多。如果未来10年越南进出口总额可以达到上篇文章所测算的1.5万亿美元，其中1万亿是出口加工业创造，这与中国目前4.6万亿的体量也是没法相比的。

　　考虑到中国本土企业创新能力增强，以及中西部普遍工业化的因素，虽然这些年外企大规模撤离中国，但是中国近十年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地位仍在不断强化，不仅体现在供应链地位的提高，也体现在全球制造业占比仍在持续增长(从2010年的19%上升到2020年的28%)。所以，外资撤离中国仅仅是表象，是中国制造业近些年变迁的一个很小部分，中国仍旧可以牢牢占据“世界工厂”的地位，越南只不过是依附于“世界工厂”一个“大车间”而已。未来有可能终结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作为庞然大物的印度。

　　二、越南是否要进行国企和土地的彻底私有化

　　越南虽然对国企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但是官方仍很态度明确地坚持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今年年初闭幕的越共“十三大”上，总书记阮富仲所做的政治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中拥有多种所有制和经济成分……其中，国有经济占有主导作用”。越南宪法也规定，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必须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

　　越南国企改革也往往是雷声大而雨点小，以电力行业改革为例，虽然越南政府在2010年就提出来，在2020年之前打破越南电力集团(EVN)的垄断地位，允许私有企业进入电力批发销售市场，实现电力行业的市场化竞争，但是十年以来越南电力集团的垄断地位丝毫没有改变，去年仍旧是全国第二大企业和第一大垄断性企业，每年营业收入几乎占全国GDP的5%。

　　再比如，2015年越南政府明确提出，到2020年私营企业营业收入在GDP的占比要从40%提高到50%以上，但是五年间比重几乎没有增加。这些反映的越南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阻碍，私营经济发展环境并不是太好，据越南官方统计，2019年能够实现盈利的私企也不过38%。

　　所以，越南就从来没有将国企彻底私有化的打算。越南国企的改革只是表现在运营策略和管理模式的一些变化，但是国有资本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格局没有改变。越南最大的20家企业中，有16家是国企，越南国企的利润率也是民企的2.5倍以上(5.6%VS2.2%)，民企的实力和地位，跟国企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

　　越南的土地制度与中国也是大同小异，根据越南的宪法和《土地法》，越南实行土地国有制度，由国家进行统一分配管理，企业和个人只是拥有土地使用权。比如，宪法规定：“土地、森林、河流与湖泊、水源、地下自然资源……都应属于全民所有”，“国家依照法律根据整体计划负责对土地的统一管理”。《土地法》进一步详细规定了政府对土地拥有分配、规划、监察、定价、收取税费、改变性质用途方面的绝对处置权。2013年国会通过的新版《土地法》修正案还正式授权政府可以收回土地，进行征地和拆迁，这显然是对个人土地权利的进一步削弱，是“私有化”的另一个方向。

　　因此，事实上并不存在越南实行“土地私有化”改革这回事，其土地制度恰好是“制度优势”的一个极其重要组成部分，越南在招商、工业用地征收、基础建设上做的远远比印度、印尼等竞争对手好，原因就是土地国有制度保证了工业化的效率，越南何必自废长处?有这么傻吗?

　　三、越南是否要进行民主化

　　关于越南实现普选、司法独立改革的消息，早在2012年左右就在中文互联网媒体流传甚广，就像狼来了一样，几乎每年都要在自媒体上炒作一次。然而，迄今为止，在越南官方媒体的报道以及官方文件中，从来没有要普选国家领导人，或者进行司法独立改革的提法。

　　越南目前选举政治的实际情况是：有些选举改革，比中国走的略远点，但是幅度不是太大，没有根本差别。越共从2011年的“十一大”起，开始差额选举中央委员，差额比是24%左右，而中共的差额选举始于1987年的“十三大”，差额比例在10%左右。从越南的差额比例上看，远远不是竞争性选举，还是表决性选举。

　　人民权力机关选举方面，越南的国会代表(相当于中国全国人大代表)直选对中国人来说是个新鲜事，颇让人感到这是迈向直接民主的一个巨大进步。然而，越南的国会直接选举由来已久，早在1976年的第七届国会选举就开始了，并不是最近做出的改革。很多社会主义国家也都采取最高权力机关代表直选的模式，像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作为最高人民议会议员的身份，也是经过选举委员会提名，并且由所在选区选民直接投票选举出来的。

　　越南国会直选的进步之处是，2002年以来开始允许独立候选人自荐参选，不过候选人必须经过统战部和“祖国阵线”苛刻筛选才能获得提名，至今当选的候选人不过11人，占三届国会代表总数1500人的不足1%，并且都是与越共关系很紧密的企业家或知识分子(其实我国改革开放后地方人大也允许独立参选，社会参照意识比较强的北京和深圳都有独立候选人当选人大代表的例子)。

　　关于司法改革。越共中央政治局《2005年至2020年司法改革战略》，提出司法改革内容主要是庭审的透明化、司法对外专业化，以及加强国会对法院的监督权，这些措施与我国近些年的司法改革动向相差不大。在司法机关同越共关系上，《战略》明确指出，“司法改革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以维护政治稳定为目标”，“党在政治、组织、人事等方面领导司法工作和司法机关的运行”，“要防止削弱党委的领导作用”，“完善党委指导重大、疑难案件的处理机制，建立党组织与司法机关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协调机制”。所以，越南司法改革仍旧是一些技术上，整个司法体系的运营完全是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的。

　　从总体上看，越南的权力政治仍旧不是一个竞争性、开放性的体制，越共享有对国家权力的绝对控制权。并且越南的政治改革，也并不是一马平川，逐步推进，而是有阶段起伏性，2011年的越共“十一大”堪称前后政治改革的幅度最大的时刻，此后明显收紧。目前正在进行的第十五届国会代表选举，越共党籍候选人占92%，党外候选人有74人，比2007年的第十二届选举(党外人士150人)减少了一半以上。

　　四、越南模式虽有特色，但并没有根本突破传统模式

　　综上来看，越南的改革并没有脱离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一般模式，它虽然表现出一些特色，但是这是全世界不同社会主义模式中的常见局部差异(就像古巴从来不搞阶级斗争、共产党允许信教一样)，而没有根本的突破，并且在社会主义核心经济、政治制度上丝毫没有松动的趋势。

　　首先，越共领导的革新开放的目的，不外乎还是巩固和改善党的领导，健全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像发展中国家威权政府那样，通过“训政”达到“宪政”(最起码自我标榜这样)。越共“十三大”进一步重申：“共产党的领导是革新事业取得胜利和确保国家按照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符合客观规律、符合越南实践和时代发展趋势”，越南从来就没有以建立西方政治模式作为奋斗目标。

　　其次，越南对西方价值和制度一直是抵制态度，而不是接纳和欢迎，并且随着开放的深入，对西方价值的反抗愈发加剧。在越共“十二大”和“十三大”政治报告中，反“和平演变”，以及抵制“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一直被列为党的核心任务。越共内部对反“和平演变”的警惕程度，不亚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国。上周，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发表的重磅论著《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若干问题和越南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其中三分之一内容是在论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较量，以及反“和平演变”，这种表述的方式和强度在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中也是不存在的。越南中央媒体(如《人民报》、《人民军队报》)近些年不断猛烈谴责西方“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民主”等“阴谋”，这些媒体都有中文网站，如果愿意了解真实的越南，可以很方便访问。

　　第三，越南内部对改革的分歧和冲突也很严重的，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也有利益方面的。越南长期以来存在“南方派”和“北方派”之分，“南方派”被认为开明，而“北方派”被认为相对保守，越南统一之后，长期是“南北共治”的局面，最重要的两个职位总书记和总理，各自占据一个。但是2016年以来，“南方派”失势，连续两届的总书记和总理位置均是由“北方派”担任。越南的改革随着各种力量派别此消彼长而上下起伏，中文媒体津津乐道的越南的改革措施，几乎都是2010年前后“南方派”占优势时期的成果，而“北方派”显然对这些不太热衷。

　　此外，越南军方力量也非常大，并且有自己的产业，越南军队电信工业集团(Viettel)是全国第四大企业，越南的国企改革从来不敢触动军队企业。越南军方在保持传统价值和捍卫国家领土方面更加积极，其控制的喉舌整天批判西方价值，以及渲染东海(即我国的南海)问题。

　　所以，越南的改革犹如一枚硬币，不仅有大家都看的充满阳光的A面，也有中国人所不知的紧张的B面。 国内一些人对于越南改革的亢奋，显然是基于错误和片面信息，过度发挥想象的结果。越南经济增长前景较好，但是并不意味着能够实现社会的全面转型;越南官方做了不少政治方面的改革，但是并不代表要放弃核心利益。并且随着改革的深入，新旧观念和利益的冲突还会加剧，越南的改革要走向哪一步还得拭目以待，委实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