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希雨：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及其出路

　　二、朝鲜核问题是半岛安全困境中的主要矛盾和关键变量

　　朝鲜半岛“安全困境”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而朝美双方围绕朝鲜核问题的争斗是主要矛盾，其不仅左右半岛安全形势的动荡起伏，而且深刻影响半岛安全秩序的变化。朝鲜核问题的产生并不断恶化，源于半岛迄今存在的两种不正常状态：一是半岛迄今依然处于法律意义上的战争状态。尽管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促成了有效停火，但战争主要当事双方以及主要交战双方尚未举行正式谈判并签署确保半岛永久和平与安全的和平协议。二是半岛迄今依然处于冷战状态。尽管冷战在世界范围内早已终结，但朝鲜同韩国以及美国之间，不仅远未实现关系正常化，而且不战不和的军事对峙在安全困境中轮番升级，刺激半岛对立双方均着力发展摧毁对方的战略打击能力。

　　正是在战争状态和冷战状态相互叠加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朝鲜核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一直是左右朝美关系或起或伏，并牵动半岛安全局势走向的主线。

　　(一)朝美在核问题上达成妥协并履行所签协议时，整个半岛局势就相对稳定。朝鲜秘密开发核武器的计划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朝鲜核问题真正成为牵涉半岛安全的全局性问题则是在冷战结束后。从1993年到1994年，朝美双方围绕宁边核设施的核查问题尖锐对立，引发美国准备对宁边采取“外科手术式”军事打击。后来经过美朝双方的密集谈判，签署了“框架协议”，它不仅化解了当时一触即发的战争危机，而且还打开了美朝双边关系的大门——双方以“框架协议”为基础，围绕去核化、朝鲜弹道导弹开发、恐怖主义、经贸关系、互设联络处、朝鲜半岛能源开发项目等21个问题，进行了紧锣密鼓的谈判，并就其中的18个问题签署了双边协议。[10]在此期间，美朝安全关系明显趋于缓和，美国还通过联合国作为“第三方”，开始向朝鲜提供许多无偿援助。特别是在应对朝鲜出现的粮食短缺问题上，1995—2000财政年度期间，美政府向朝鲜提供了大约109万吨无偿粮食援助。[11]2000年美朝双方在华盛顿签署并发表了《美利坚合众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将致力于建立一种“摆脱过去敌对状态的新型关系”。[12]朝美双方在重大而敏感的朝核问题上谈判对话与合作，不仅使朝美双边关系出现重大突破和改善，而且带动半岛安全态势趋向缓和，为2002年第一次南北首脑会谈营造了必要的政治大气候。这期间朝鲜与美韩同盟之间的相互威胁处于相对低的水平。

　　(二)朝美在核问题上对立加剧，牵动整个半岛的安全态势持续恶化，甚至频繁爆发战争危机。由于2002年美国发现朝鲜违反“框架协议”秘密开发浓缩铀，随即废止了“框架协议”，刺激朝鲜顺势公开加快了核武器开发步伐。半岛安全形势以及美朝、朝韩关系相对稳定的局面由此被彻底打破，以朝核问题为焦点的紧张对峙进入轮番升级、不断恶化的状态。从2006年9月朝鲜公开跨越“核门槛”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到2017年9月第六次核试验以及同年11月进行的“火星-15”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朝鲜拥有了摧毁韩国、打击美国本土的战略威慑能力，而美韩同盟也不断加强对朝军事威慑能力，美国在朝鲜半岛确立和部署了“延伸核威慑”的对朝摧毁能力。在这种竞相加强威慑能力的“安全困境”中，朝鲜手中的核武器成为美朝战略博弈的核心问题。

　　对于面临外部巨大军事威胁和孤立封锁的朝鲜而言，核武器及其弹道导弹投送能力，一方面是保卫国家安全和政权生存所必须的战略手段，另一方面也是撬动美国改善对朝关系的战略杠杆。正是由于“拥核”能带来安全保障和巨大战略利益，因此朝鲜顶着国际社会巨大压力，一意孤行要成为核大国，并要依仗核武器同美国建立“军力平衡”关系。[13]但对于美国而言，朝鲜核武器不仅关系到全球核不扩散体系的废存，更直接关系到美国国土安全以及美国对诸多盟国“核保护伞”的“战略信誉度”问题。因此，美国不断加强旨在摧毁朝鲜政权的武力部署，并极力敦促韩国部署“萨德”，在攻防兼备的条件下伺机摧毁拒绝弃核的朝鲜政权。

　　朝美上述完全对立的战略决心和利益考量，使朝鲜核问题成为半岛安全困境中愈缠愈紧的“死结”——朝鲜愈是加快开发核导步伐，美韩军事同盟就愈是加强对朝军事打击准备，使朝鲜面临更大威胁，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朝鲜沿着核武装道路走得更远。朝鲜最高领导人公开宣布，朝鲜同美国建立“实力平衡”的目标已经进入最后阶段，[14]这意味着朝鲜不仅对韩国，而且对美国本土也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申明，此前美国政府的“战略忍耐”已经结束，解决朝核问题的“所有选项都已摆在桌上”。[15]朝美双方最高层级针锋相对的公开表态，表明朝鲜核问题自冷战结束以来演变至今，已进入历史性十字路口，相互以核武器来加强“威慑”对方，使半岛安全局势危如累卵。“恐怖平衡”不可持续，对立双方要么共同走出“安全困境”，要么陷入更危险更易失控的“安全困境”。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取决于能否终结“互做加法”的相互威胁竞争，在朝鲜半岛开辟共同安全的新路径。

　　朝鲜半岛是当今世界上军事力量和战略武器部署最为密集的地区。随着近年来朝鲜开发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步伐加快，朝鲜与韩美同盟之间的相互威慑轮番升级，对立双方都建立起足以毁灭对方的战略打击能力，这就使双方日益深陷“越是加大军备投入就愈加受到安全威胁”的“安全困境”，由此导致半岛紧张局势升级，战争风险增大。只有实现无核化，建立以“共同安全”为宗旨的朝鲜半岛永久和平体制，才是走出朝鲜半岛“安全困境”的现实路径。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亚洲新安全观对打破朝鲜半岛安全困境，极具现实意义。

　　一、不断加剧的战略性军备竞赛

　　朝鲜战争停火迄今的半个多世纪，朝鲜与韩国均连年保持巨额军事开支，并分别保持着占本国总人口比例较高的军事力量[1]，而美国也在幅员只有约10万平方公里的韩国常年驻扎约2.8万陆海空军。当前朝鲜半岛安全态势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朝鲜与美韩同盟都在竞相提升摧毁对方的战略打击能力，导致对峙双方的生存威胁都在不断上升，这突出体现在朝鲜与韩美同盟不断加剧和扩展的战略性军备竞赛上。

　　第一，朝鲜核问题从量变到质变，推动半岛南北“相互威慑”迈向朝美之间“相互确保核摧毁”。经过多年大量投入和多次弹道导弹试验发射，朝鲜已经建立起多型号、涵盖各种投掷范围、包括能够打击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力量。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朝鲜“火星-14”弹道导弹试验成功后表示：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使“美国本土全境都在朝鲜的射程以内”。[2]而朝鲜的核武器开发则走得更远，在武器级钚材料以及浓缩铀的生产、核裂变弹头以及热核聚变弹头试验等方面均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国防情报局认为，经过2006年以来的一系列核试验，朝鲜已经能将其核弹头小型化以便搭载到其远程弹道导弹上。[3]保守估计，朝鲜目前已经拥有13到30枚核弹头，[4]而朝鲜已经公开的各种试验表明，它将致力于成为拥有陆基和海基等多种移动发射手段、并能够打击美国全境的世界级核大国。

　　从地缘战略上看，朝鲜半岛这一新生核力量的崛起，意味着狭小的半岛将横生出一支以“先发制人”为指导原则的核国家，使半岛南北双方建立在“相互威慑”基础上的“恐怖和平”，进一步向朝美相互确保核摧毁的结构演化。

　　虽然朝鲜永远也不可能发展出同美国体量相当的核武库，但朝鲜独特的地缘位置，造成了事实上的“非对称核恐怖平衡”。国土狭小的朝鲜地处中国与韩国之间，其唯一的核试验场位于吉州郡丰溪里，与中国吉林省长白县的直线距离不足80公里，美国要对只有12万平方公里的朝鲜进行核打击，必然引爆“第三方因素”，即中、韩两个邻国的强烈反对，因此朝鲜所处的地缘位置，成为制约美国难下决心对朝进行核打击的强大制约因素。朝鲜一旦下决心使用氢弹对幅员辽阔的美国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时，完全不必考虑类似美国忌惮的“第三方因素”，甚至不必考虑所谓“精确轰炸”。这是朝鲜能够同美国实现“核威慑平衡”的基本地缘条件。这犹如一根地缘政治杠杆，一方面撬动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相互威慑，实质性地升级到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手段的“相互确保摧毁”的危险高度，另一方面撬动美国导弹防御和战略进攻力量加速向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部署，引来美国对半岛更大的战略投入。

　　第二，美韩军事同盟以摧毁朝鲜政权为目标，持续进行战略转型。随着朝核问题的出现和日益恶化，美韩军事同盟的合作范围和作战协同内容，也不断进行深度调整，使同盟目标从当初防御朝鲜大规模入侵，转变为随时可以先发制人消灭朝鲜政权，美韩同盟的性质从防御性转向攻击性。这种转型突出表现在美韩同盟对朝作战计划的不断更新调整。

　　“5027作战计划”是美韩同盟最主要的对朝战争计划。冷战期间，美国主导的该计划从“纵深退却—防御—反击”模式，调整为“前沿部署—防御反击”模式。冷战结束以及朝核危机不断升级后，“5027作战计划”则越来越集中地向全面战争彻底摧毁朝鲜政权的目标和方向调整。1994年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后，美国对其作战想定进行了大幅调整，规定在朝鲜半岛爆发战事时，利用驻日美军基地对半岛战事提供后勤保障支撑。2002年布什政府提出对朝采取“先发制人”打击的原则后，美军立即按照该原则修订计划，首次提出必要时即便不咨商韩国，美军也可单独攻击朝鲜的原则。随着朝鲜核武器项目的不断进展，美国又连续对“5027作战计划”进行修订更新，先后确立了“5027-04”和“5027-06”作战计划，对美韩联军的部队编成进行了重大结构性调整，大规模减少陆军和地面炮兵，代之以海空军力量和精确制导的导弹作为对朝作战的主要力量和手段。为推进美韩联军上述作战方式的转变，美韩又修订出台了“5027-08作战计划”，确立了未来一个时期美韩联军各部队编成与合同行动的整合计划。[5]

　　随着近年来朝鲜核导开发与试验步伐加快，美韩专门制定了“21世纪精确打击、有限战争模式”的“5015作战计划”，并从2015年起不断扩大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实际演练4D作战、特种部队作战、“斩首行动”、“深坑道定点轰炸”、抢滩登陆和抢占要点作战等科目，旨在提升对朝“先发制人”打击的效率和效果。[6]

　　上述调整过程把美韩军事同盟逐步转变成可以在需要时消灭朝鲜政权的攻击性同盟。这种对朝鲜政权和最高领导人指向性日益明确的战略战术调整，刺激朝鲜进一步增强核导威慑力，由此推升半岛的相互威胁轮番升级，使对峙双方均在“安全困境”中愈陷愈深。

　　第三，韩国引入“萨德”，导致半岛安全矛盾进一步复杂化，并有可能把半岛安全纳入大国战略博弈轨道。韩国在随同美国大力发展对朝攻击能力的同时，完成了引进部署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表面上是为了防范朝鲜弹道导弹威胁，其实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美国全球反导部署的因素。

　　以“朝鲜导弹威胁”为由，把“萨德”引入韩国，如同当年以“伊朗导弹威胁”为由，把反导体系引入欧洲一样，是美国在全球构建反导体系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步骤。“萨德”入韩如果得以进一步扩展，将为美国在东亚地区逐步建立起类似欧洲的反导体系奠定基础。

　　“萨德”是迄今列装美军各类反导武器中试验成功率最高的反导系统之一，其最大拦截范围200公里，最高150公里，虽然属于战术性反导武器，但是其配属的X波段雷达最大探测范围可达1500公里~2000公里，这不仅能够监测中国东部大片地区的军事目标，而且若把抵近中国的X波段雷达同美国阿拉斯加的S波段雷达联网，就可对中国洲际弹道导弹实施近乎全程的监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前美国海军作战中心科学与政策首席顾问珀斯托尔尖锐指出，“萨德”部署到韩国将威胁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7]“萨德”入韩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战略威慑能力也有威胁。因此，“萨德”入韩自然遭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强烈反对。中俄曾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反导体系包括“萨德”系统的要害是打破全球和地区战略平衡，破坏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中俄反对域外势力在东北亚地区加强军事存在，反对以应对朝鲜核导计划为借口，在东北亚地区部署作为美国全球反导系统太平洋地区组成部分的新的反导据点”。[8]虽然中韩经过一系列对话沟通，韩国就“萨德”系统做出了“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中国战略安全利益”的正式承诺，[9]但落实该承诺，仍存在不确定性。

　　二、朝鲜核问题是半岛安全困境中的主要矛盾和关键变量

　　朝鲜半岛“安全困境”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而朝美双方围绕朝鲜核问题的争斗是主要矛盾，其不仅左右半岛安全形势的动荡起伏，而且深刻影响半岛安全秩序的变化。朝鲜核问题的产生并不断恶化，源于半岛迄今存在的两种不正常状态：一是半岛迄今依然处于法律意义上的战争状态。尽管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促成了有效停火，但战争主要当事双方以及主要交战双方尚未举行正式谈判并签署确保半岛永久和平与安全的和平协议。二是半岛迄今依然处于冷战状态。尽管冷战在世界范围内早已终结，但朝鲜同韩国以及美国之间，不仅远未实现关系正常化，而且不战不和的军事对峙在安全困境中轮番升级，刺激半岛对立双方均着力发展摧毁对方的战略打击能力。

　　正是在战争状态和冷战状态相互叠加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朝鲜核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一直是左右朝美关系或起或伏，并牵动半岛安全局势走向的主线。

　　(一)朝美在核问题上达成妥协并履行所签协议时，整个半岛局势就相对稳定。朝鲜秘密开发核武器的计划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朝鲜核问题真正成为牵涉半岛安全的全局性问题则是在冷战结束后。从1993年到1994年，朝美双方围绕宁边核设施的核查问题尖锐对立，引发美国准备对宁边采取“外科手术式”军事打击。后来经过美朝双方的密集谈判，签署了“框架协议”，它不仅化解了当时一触即发的战争危机，而且还打开了美朝双边关系的大门——双方以“框架协议”为基础，围绕去核化、朝鲜弹道导弹开发、恐怖主义、经贸关系、互设联络处、朝鲜半岛能源开发项目等21个问题，进行了紧锣密鼓的谈判，并就其中的18个问题签署了双边协议。[10]在此期间，美朝安全关系明显趋于缓和，美国还通过联合国作为“第三方”，开始向朝鲜提供许多无偿援助。特别是在应对朝鲜出现的粮食短缺问题上，1995—2000财政年度期间，美政府向朝鲜提供了大约109万吨无偿粮食援助。[11]2000年美朝双方在华盛顿签署并发表了《美利坚合众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将致力于建立一种“摆脱过去敌对状态的新型关系”。[12]朝美双方在重大而敏感的朝核问题上谈判对话与合作，不仅使朝美双边关系出现重大突破和改善，而且带动半岛安全态势趋向缓和，为2002年第一次南北首脑会谈营造了必要的政治大气候。这期间朝鲜与美韩同盟之间的相互威胁处于相对低的水平。

　　(二)朝美在核问题上对立加剧，牵动整个半岛的安全态势持续恶化，甚至频繁爆发战争危机。由于2002年美国发现朝鲜违反“框架协议”秘密开发浓缩铀，随即废止了“框架协议”，刺激朝鲜顺势公开加快了核武器开发步伐。半岛安全形势以及美朝、朝韩关系相对稳定的局面由此被彻底打破，以朝核问题为焦点的紧张对峙进入轮番升级、不断恶化的状态。从2006年9月朝鲜公开跨越“核门槛”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到2017年9月第六次核试验以及同年11月进行的“火星-15”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朝鲜拥有了摧毁韩国、打击美国本土的战略威慑能力，而美韩同盟也不断加强对朝军事威慑能力，美国在朝鲜半岛确立和部署了“延伸核威慑”的对朝摧毁能力。在这种竞相加强威慑能力的“安全困境”中，朝鲜手中的核武器成为美朝战略博弈的核心问题。

　　对于面临外部巨大军事威胁和孤立封锁的朝鲜而言，核武器及其弹道导弹投送能力，一方面是保卫国家安全和政权生存所必须的战略手段，另一方面也是撬动美国改善对朝关系的战略杠杆。正是由于“拥核”能带来安全保障和巨大战略利益，因此朝鲜顶着国际社会巨大压力，一意孤行要成为核大国，并要依仗核武器同美国建立“军力平衡”关系。[13]但对于美国而言，朝鲜核武器不仅关系到全球核不扩散体系的废存，更直接关系到美国国土安全以及美国对诸多盟国“核保护伞”的“战略信誉度”问题。因此，美国不断加强旨在摧毁朝鲜政权的武力部署，并极力敦促韩国部署“萨德”，在攻防兼备的条件下伺机摧毁拒绝弃核的朝鲜政权。

　　朝美上述完全对立的战略决心和利益考量，使朝鲜核问题成为半岛安全困境中愈缠愈紧的“死结”——朝鲜愈是加快开发核导步伐，美韩军事同盟就愈是加强对朝军事打击准备，使朝鲜面临更大威胁，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朝鲜沿着核武装道路走得更远。朝鲜最高领导人公开宣布，朝鲜同美国建立“实力平衡”的目标已经进入最后阶段，[14]这意味着朝鲜不仅对韩国，而且对美国本土也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申明，此前美国政府的“战略忍耐”已经结束，解决朝核问题的“所有选项都已摆在桌上”。[15]朝美双方最高层级针锋相对的公开表态，表明朝鲜核问题自冷战结束以来演变至今，已进入历史性十字路口，相互以核武器来加强“威慑”对方，使半岛安全局势危如累卵。“恐怖平衡”不可持续，对立双方要么共同走出“安全困境”，要么陷入更危险更易失控的“安全困境”。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取决于能否终结“互做加法”的相互威胁竞争，在朝鲜半岛开辟共同安全的新路径。

　　三、出路：无核化基础上的共同安全

　　从20世纪90年代爆发第一次核危机迄今20多年，朝鲜的“核遏制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但是朝鲜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却变得比20年前更加不安全;韩美20多年来持续加强军事同盟，美国的战略打击武器在半岛及其周边部署空前密集，但是韩国乃至美国本土也变得比20年前更加不安全。这深刻表明，依靠“威慑”对方来保障自己安全的道路走不通。

　　(一)不同集团安全利益对立

　　纵观朝鲜战争停火以来南北双方长期尖锐对立的全过程，可以看出，半岛的战争状态和冷战状态割裂了南北之间的安全利益关系，这是半岛安全困境产生的根源。这种割裂关系的地缘政治大背景是，在东北亚地区有美国主导的“集体安全”盟友集团，其与集团外国家之间存在安全利益对立。

　　从美韩同盟的主观逻辑看，美韩军事合作乃至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越是加强，惠及三方的“集体安全”就越有保障。然而客观现实是，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并不仅仅是美韩日本三个“集体安全”成员的根本利益，同样也是朝鲜以及中国、俄罗斯等国的根本利益。在地域狭小的朝鲜半岛，用集团政治的冷战方式，把朝鲜和韩国分割为“集体安全”的攻击对象和保护对象，必然导致朝韩双方均陷入“安全困境”。在安全利益错综复杂的东北亚地区，把域内外相关国家分割成“集体安全”成员和非“集体安全”成员，就从根本上把上述两类国家推入“零和游戏”结构的负面安全竞赛之中：当“集体安全”国家通过加强军事合作和军备建设，而努力增强自己安全的同时，非“集体安全”国家立即就会感觉到安全威胁的增加，由此必然采取增强自身安全的对应措施，这反过来又增加了“集体安全”成员的不安全感而采取反制措施。这种负面的安全互动逐步升级，必然导致其中任何一方加强自身安全的收益，总是建立在另一方安全被削弱的代价之上，“一方追求自身安全的努力则成为另一方不安全的根源”。[16]

　　(二)地区亟需可持续安全建设

　　朝鲜半岛安全困境不断恶化，主要是源于建立在安全利益相互对立基础上的地区安全秩序不可持续。近年来朝鲜半岛危机频发，从本质上反映出的是，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地区安全秩序越来越难以为继，正进入深刻的调整转型时期。

　　从地区层面看，以《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为基础，又被《旧金山和约》严重扭曲的东北亚地区战后安全秩序，其稳定性、适应性、可持续性日益面临尖锐挑战，而新的安全秩序还远无法形成。在这种安全秩序调整转型的历史过渡时期，能否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直接关系到整个半岛的安全未来，关系到应该以怎样的安全秩序取代1953年“临时停站协定”基础上的半岛安全秩序。一个建立在“相互确保摧毁”基础上的半岛安全秩序，必然把朝鲜和韩国双双推入更危险的安全困境深渊中;而建立半岛无核化基础上的永久和平体制，则不仅能确保南北双方的共同安全和半岛的长治久安，而且也是实现半岛和平统一的必要前提条件。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亚信峰会提出的“共同安全”理念，为如何摆脱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指明了方向。“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17]这种普遍、平等、包容的共同安全，是摆脱安全困境的现实出路，对深陷安全困境的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南北长期对峙的朝鲜半岛，无论朝鲜还是韩国，要想确保自己安全，就要同时顾及对方安全，否则必然使自己也同时掉进安全悖论陷阱。在国家安全关系错综复杂、历史和现实纠葛相连、域内和域外力量交织的东北亚地区，所谓“集体自卫权”的扩展以及美日韩“集体安全”体系的强化，必然引发其他国家加强相应的安全反制措施。这种只顾增强自身安全的作用力所招致别国采取对应措施的反作用力，只能将相关国家引入更深的安全困境。朝鲜与韩美之间追求各自安全所造成的安全困境，不可能通过继续增加“核遏制力”或“延伸核威慑”来破除，而只能通过相互减少威胁对方，在半岛无核化基础上追求共同安全，才能摆脱令所有各方都受害的安全困境，赢得和平稳定与繁荣的未来。

　　(三)安全困境的突破口：“双暂停”迈向“双轨谈判”

　　在如何打破“相互威慑”造成的安全困境、实现半岛无核化与永久和平问题上，存在许多不同方案。中国方案的基本路径，就是“双暂停”迈向“双轨谈判”，[18]通过对话谈判与合作，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以及持久和平稳定。首先，根据六方会谈“9.19共同声明”所确立的“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原则，朝鲜暂时停止一切核导试验，美韩暂时停止大规模联合军演，从而有效缓解半岛紧张局势，为恢复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奠定必要氛围和基础;其次，在半岛局势稳定基础上，同时启动两个轨道的并行谈判进程：一个轨道是恢复六方会谈，按照有关各方“9·19共同声明”中已经达成的相关目标，实现“两个彻底”，即朝鲜彻底放弃核武器及其相关计划的同时，彻底解决朝鲜在国家主权与领土安全、可持续发展权利、国际社会应有地位与平等关系等各方面的合理关切;另一个轨道是按照“9·19共同声明”的建议与共识，启动“朝鲜半岛永久和平体制”的谈判，由朝、韩这两个当年引爆朝鲜战争的直接当事国和当今半岛安全的直接当事方，以及中、美这两个当年最主要的战争交战双方和当今最主要的外部力量，共同谈判建立朝鲜半岛的永久和平体制，取代“临时停战协定”，实现半岛的长治久安。

　　上述两个谈判轨道所要实现的朝鲜半岛无核化与永久和平稳定，在本质上将是一种法律和秩序安排，这种安排应该而且必须解决四个基本问题。一是由国际条约确保的有关各方共同安全，尤其是半岛和平的主要当事方，即朝鲜与韩国在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政权尊严与国际地位上不受损害。这就需要从法律上结束朝鲜同韩国以及美国的战争状态，终结美国对朝敌视政策和朝美之间敌对状态，确保半岛南北双方之间以及南北各自同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以及和平共处。二是统筹解决朝鲜半岛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综合安全，尤其是统筹半岛南北双方在军事安全、环境安全、经济安全等各个领域的安全利益。三是建立以多边安全机制为稳定框架的所有各方平等参与的合作安全，使多形式多渠道的对话与合作成为维护各方共同安全的基础。四是注重维护半岛南北双方的和平发展权利，实现和维系半岛的可持续安全，这就需要集合1991年《朝韩基本协议书》签署以来南北对话取得的所有积极成果，特别是两次南北峰会联合宣言的成果，建立南北关系和平和解合作、共同推进和平统一新进程的法律框架。此外，中美作为对朝鲜半岛影响最深刻的两大外部力量，有义务确立和遵守积极参与半岛经济发展与繁荣的基本原则，并支持半岛南北独立自主和平统一进程。

　　由于朝鲜和美韩同盟双方早已深陷“安全困境”几十年，要实现无核化基础上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半岛安全，绝非易事。牵动全局的核问题对于所有各方均利害攸关，似乎任何一方都难以妥协。但是，和平解决核问题，又恰恰是包括朝鲜和美国在内所有各方的共同利益所在，这就决定了通过谈判解决核问题的现实可行性。表面上看，朝美在核问题上的对立越来越不可调和，甚至有可能爆发战争。然而，正是由于和平解决核问题对彼此皆有利，朝美在保持强硬对抗立场的同时，也都为谈判解决核问题释放了积极信号。朝鲜在2016年7月美国“独立日”之后不久以政府声明的方式重申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立场，还列出了实现半岛无核化的五个前提条件。[19]2017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多次公开表明美国“不以颠覆朝鲜政权为目标”等“四不”政策。[20]尽管上述两个不同形式的声明和表态立场差距仍大，但已经显现出不少的共同点和相近点。这些共同点和相似点，不仅构成开展谈判和对话解决核问题的政治基础，也为有关各方在半岛摆脱“安全困境”构建共同安全提供了重要的积极因素。中国呼吁和强调的“双轨谈判”建议，正是要充分利用有关各方对于和平解决核问题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需求，为通过六方会谈实现半岛无核化、通过半岛永久和平机制谈判解决半岛共同安全，而提出的务实而可行的方案。

　　在多方卷入、长期对立的朝鲜半岛实现共同安全，不仅需要对话与谈判，更需要通过对话谈判建立起恰当的多边合作架构作为实现载体。鉴于朝鲜半岛的特殊性，并无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但是，有关各国通过六方会谈的实践，不仅对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稳定，而且对构建六个国家在东北亚地区以和平共处为基础的共同安全合作，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尝试，这突出体现在六方会谈通过的“9·19共同声明”中。该文件经过各方艰苦谈判和讨价还价，确立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以及“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的实现路径，确立了通过专门的谈判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体制”的原则，而且还确立了六国在主权平等与和平共处基础上建立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等目标。[21]应该说，如果六方会谈能够成功解决复杂的朝鲜半岛核问题，那么这个会谈机制自然也就能演进发展为成熟的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成为引领有关各国摆脱东北亚“安全困境”走向长治久安的牵引车。因此，六方会谈的实践及其共识性理念，是东北亚地区构建共同安全的宝贵财富和现实基础。

　　虽然六方会谈迄今停摆多年，遭遇严重挫折，但其停摆后朝鲜半岛危机持续恶化以及“安全困境”矛盾日益尖锐，恰恰反映出六方会谈所代表的有关各方共同利益的价值和生命力。客观地看，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乃至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上，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实现打败对手赢者通吃的目标，重新启动六方会谈和平解决核问题，并谈判建立半岛永久和平体制，这既是朝鲜半岛摆脱“安全困境”、实现共同安全的共赢选择，也是在东北亚地区建立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时代，在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地区建立一个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分歧的共同安全相应机制，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东北亚各相关国家应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探讨和携手共商共建共享惠及所有各方的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

　　四、结语

　　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安全利益原本就紧密交织和互动，任何一方独自加强自身安全的努力，都必然会引来另一方的反作用力，故朝鲜与美韩竞相加强自身安全反而导致安全困境不断加深。确保本国安全必须顾及别国安全，以核武器来威慑别国，对自身安全必然适得其反，这是不依各国主观好恶而存在的客观安全规律。东北亚地区有关各方必须共同努力超越被冷战扭曲的“集体安全”所带来的各种分歧，寻求共同安全。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