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金日成的党内清洗对中朝关系的影响

　　“钝角网”按：本文为2017年12月钝角会员讲座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沈志华先生“深度解析中朝关系”讲座的第二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内容，请点击《朝鲜战争期间，中朝关系的两面性：基层好，上层非常紧张》

　　金日成这个人比较有野心，当时在朝鲜党内，延安派对他威胁比较大，为什么呢?延安派都是军方的干部，林彪那儿过去的，那都是打过仗的。我采访过很多去朝鲜的这些将士，问你们到了朝鲜，能跟他们合得来吗?说合不来，朝鲜人看不起他们，认为这帮人都是从中国过来的，其实他们都是朝鲜族人。朝鲜人还认为他们不懂得军容风纪，见了长官也不行礼，发的靴子也不会擦，邋里邋遢的。金日成也不信任他们，打汉城的时候，第一战，金日成让他的禁卫一师去打。那些朝鲜人都是苏联训练出来了，队列走得很好、很齐，但是没打过仗，一打仗就怂了，打不下来。结果林彪这个部队上了，一个冲锋就给拿下了。这些人对金日成是心腹之患，所以差不多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就把这些人都给换了，中国不闻不问。

　　志愿军的朝方副司令朴一禹是中共七大代表，跟毛泽东很熟。朝鲜战争那会儿，金日成就是派的他来搬救兵，跟毛泽东谈了六个小时介绍朝鲜的情况。后来金日成一看，让这人当副政委，这不行，就给他换了。

　　志愿军总部副司令金雄，原来在新四军是一个团长，后来慢慢坐大，成为方面军司令。最后派到志愿军做副司令，一年后也被换了。

　　最可气的是武亭的遭遇，武亭是中共唯一一个科班出身，而且专门学炮科的，他是保定军校毕业去的黄埔军校，在黄埔当教官。广州起义失败以后，他不像崔庸健，崔庸健是到了东北，他是到了江西中央苏区，然后跟着中央红军长征一直到的陕北。在当时所有的朝鲜人里头，他的官最大，朝鲜义勇军司令、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校长。延安开国际反法西斯大会，这边挂的是毛泽东的像，那边挂的就是武亭的像，你想想这人地位有多高。当然，他脾气也不太好，他看不起金日成，一个小毛孩子。所以，志愿军入朝不到一个月，金日成找了一个理由，把他开除出党，撤职查办。

　　还有很多人，其中包括徐辉。徐辉跟李克农的关系非常好，徐辉回到朝鲜担任总参情报部部长。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时候，他经常跟李克农俩人交谈。这是到了六几年了，中朝关系好了以后，有一次金日成来跟毛泽东谈，他们俩说着说着就说起历史上的事了。金日成就说了句，徐辉这个王八蛋，一天到晚都往李克农那儿跑，有什么情况不跟我汇报。所以，他有很重的防范心理。

　　但是对这些人，金日成下手也不敢太狠，毕竟都有中国的背景。像徐辉，后来还给升官了，情报部部长就别当了，封你全国总工会主席，官大了，没权了。还有方虎山，方虎山原来是林彪164师师长，本来打仗很厉害，就是他的部队打下汉城。后来也是被调到军事科学院当院长，兵权给夺了，但这些人都还在。

　　还有一拨人就比较惨了，就是原来国内的。比如，我刚才说的朴宪永，因为他资格太老，对金日成的威胁非常大。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打过三八线，朴宪永如鱼得水，这不到了我的地盘了。汉城市的市长也是他任命的，他在汉城建了朝鲜劳动党干部学校，然后又自己组织军队，这对金日成的威胁太大了。而且他的档案在苏联，苏联领导人都比较熟悉这个人。金日成上来就是因为苏联远东军区的极力推荐。

　　过了一年，1952年，金日成就把朴宪永给抓起来了，说他是间谍。苏联人不干了，说他是间谍，你有证据吗?他说正在找。金日成这个人特别鬼，他知道朴宪永是苏联培养的人，不好杀他。他想借中国的刀杀，所以1953年11月，他到北京来跟毛主席说，朴宪永坏透了，是一个间谍，我们准备把他杀了。后来毛主席说，你说他是间谍，有证据吗?他还说正在找呢。毛主席说，正在找就不能杀，杀了人，搞错了，怎么办?金日成没说话，一回来，马上就给杀了。苏联人保他，毛泽东也保他，这人留着祸害，回来咔嚓就杀了，不但杀了，整个17个人中杀了十几个，都是高层干部，国内派的。所以，到1953年，这一派就没了。

　　还剩一派，就是苏联派。苏联派的势力并不大，苏联派主要是苏联占领军占的时候，苏联调的一批搞政工、宣传、翻译。当时1910年移民的时候，朝鲜人分了三个方向，一个去日本，一个去苏联，一个去中国，来中国的人最多，后来这批人没走，留下来了，主要都是文官。大概到1955年，金日成基本上都收拾完了，主要部门的党政军、警察、组织部门、宣传部门，就已经都是金日成的人了，他就挺满意的。所以，这个时候他提出了主体思想。

　　1955年12月，这时候他大权已经在握，还要在党内树立威望。金日成这个人很有政治头脑，他提出的口号，让所有人都说不出话来。他说我们现在干的是朝鲜革命，但是你们延安派让我学中国，你们苏联派、莫斯科派让我学苏联，你们要清楚，我们干的是朝鲜革命，我们必须站在本土。金日成一番话，所有这些人都讲不出来。他们一般对金日成提出批评，开会的时候一说就是这么做不对，我们在苏联不是这么干的，那帮人说我们在中国不是这样的。金日成说，你们现在干的是朝鲜革命，不要老拿中国、苏联跟我这儿说事。所以，他很快就占领了道德高地，也占领了意识形态高地，这一招挺厉害。而且他还很巧妙的把跟国际主义连接起来了，他说国际主义首先是爱国主义，不爱国，怎么搞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讲了一大套，就是在12月的这个讲话。

　　金日成正得意的时候，出了一个事，就是苏共二十大召开了，是批斯大林个人崇拜嘛，这一下金日成慌了神了。这个消息传过来以后，那些被打压下去的延安派、苏联派纷纷都起来了，到苏联大使馆告状，说金日成个人崇拜比斯大林还厉害，伪造历史，一天到晚让我们管他叫父亲，大街上全是他的铜像。确实金日成搞的是挺厉害的，他不这么搞不行，毕竟一个毛头小伙子，是个人都比他文化水平高，比他资格老。

　　开始苏联赫鲁晓夫是挺不高兴的，因为四月份朝鲜开劳动党三大的时候，是勃列日涅夫去的，回去后，勃列日涅夫写了一个报告给苏共中央，说朝鲜劳动党抵制苏共二十大，抵制批判个人崇拜。赫鲁晓夫很不高兴，六月份就把金日成叫到莫斯科来，训斥了他一顿，批评他。朝鲜驻苏联大使李相朝是延安派，他立刻把这个消息捅给国内，说金日成在苏联挨批了。这帮人就激动了，认为这个人要不行了，于是你找我，我找你，都串联好了，他一回国就把他扳倒。结果苏联态度变了，为什么变了呢?就是由于苏共二十大提出新方针，特别是批判斯大林以后，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思想的混乱了，本来是个神，突然变成一个罪犯，杀人犯，大家心理都不平衡。

　　俄国档案反映出俄国整个社会撕裂了，分成两派，各基层党委讨论的时候，都打起来了，有的甚至让保安部队维持秩序。东欧更乱了，因为东欧这些领导人都是斯大林培养起来的，1948年下半年到1952年上半年，斯大林在整个东欧搞了一次清洗，把东欧各国共产党原来本土派的干部杀的杀，关的关，全给搞下去了，他又提拔了一批，像德国的乌布利希，匈牙利的拉科西，还有布兰德、贝鲁德等等，这些人就对批判斯大林很不满，但是，他们又都是亲苏的。东欧的问题非常扭曲，被打下去的这拨人是支持苏共的新方针，批判斯大林。但是，这批人对苏联并不友好，像哥穆尔卡，民族情绪非常强烈。所以，东欧为什么后来出了波匈事件，就是这么一个背景。

　　东欧是这种状况，其实中国也有很多问题，我看了那会儿的内参，大量都是反映关于斯大林的问题，如果斯大林错了，那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就错了，那他建的这个党就有问题了，不是这个逻辑吗?所以，中国共产党写了一篇东西，4月25号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登出来，讲斯大林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有错误，有严重的错误，但那是思想方法问题，主要是辩证法没学好，哲学没学好。这都是毛主席的原话。毛主席后来说赫鲁晓夫也是，赫鲁晓夫同志，你的哲学不行，说斯大林不懂辩证法，所以犯了错误。“三七”开嘛，所以中共出来以后，对于稳定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波动是很有帮助的。这个大家都能接受，他错是错了，但是你不能全盘否定，特别是不能否定他所建立的这个党，他所建立的这个制度和他走的这条道路，这还都是正确的，就是这个人不行。

　　其实毛泽东心里非常明白，我看了他多少讲话，谈到斯大林的时候，讲的全是那“三”，就是他的缺点、错误，从大革命一直讲到朝鲜战争，一无是处，但是最后还讲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苏联人当然明白，后来赫鲁晓夫一看，还是中国人聪明，这事该做就做，话就得那么说。所以，6月30号，苏共中央就做了一个“关于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的决议，完全是照搬了中共的评价体系和话语。苏联那会儿也担心，别再出点什么事。东欧这边没弄完，朝鲜再出事了，所以苏联就跟使馆讲，金日成只要承认错误，就不要追究了。反对派这些干部，他们也天天到使馆去汇报，骂金日成，这个材料非常多，金日成干的烂事，一条一条给他列，你们也就不得采取非组织行动。他们当时跟使馆说什么呢?回来以后召开中央全会，金日成承认错误则罢，不承认错误就拿下。后来苏联使馆就给他们讲，你们不要这样，我们也跟他谈了，金日成也承认错误，你们就算了。

　　这个事拖了一个多月，金日成是七月初回到平壤，本来应该开中央全会，但是金日成回来以后就听说这个消息了。这个消息谁告诉他的呢?南日，南日就是后来当过外相，板门店停战谈判朝方代表，那会儿很有名，报纸上天天就是他。是南日给金日成透的信。是不是直接告诉他，看那个档案，南日到了苏联大使馆，跟苏联人汇报，说这帮人底下要造反了，他们要拉我一块参加，我是参加，还是不参加?苏联大使说，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判断的。南日又问，那我告不告诉金日成?苏联大使说，你自己决定吧。我感觉他告诉了。金日成采取的办法很简单，不开这个会，一直拖，拖到把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分清了敌我，到底是谁要折腾我，采取了很多手段，最后在八月底开会，一开会就准备把这些人全部拿下。这个过程很复杂，大概意思就是那天的会就吵起来了，会场特别混乱，那些人都站起来发言，可发言不让讲完就拉起来。这些人一看不对劲，看来金日成早有准备，不行了，咱们走吧。几个人弄了一辆车，冲着鸭绿江就开过来了。

　　金日成到下午开会，要宣布开除谁的党籍，撤除谁，人呢?人都没了，他也才知道人都跑了，立刻派人追，结果方向反了，往三八线追去了，他说他们肯定往南跑，没想到他们其实往北跑了。他们跨过鸭绿江就到中国了，由周恩来和罗瑞卿两个人接见，问到底朝鲜发生了什么事。一讲，这时候毛泽东大怒，你想他从1950年到1956年，六年没有跟朝鲜人发过火，而且他还老批评彭德怀，说老彭，你对人家客气一点说话，金日成年轻，一次说不通，两次，早晚他们会了解的，不要发脾气。这回他发脾气了，火了。

　　中国马上让他们写材料，我看了那个材料，20多页，就数落为什么他们逃过来，怎么回事，金日成干了什么。又把这个材料马上送给莫斯科，给赫鲁晓夫看看这个事怎么处理。因为9月15号中共开八大，所以苏联就商量米高扬率一个苏共代表团到中国来，因为共产党开代表大会，各国领导人都来，金日成肯定也来。苏联就通知金日成，让他把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带上，在北京开会，就地解决朝鲜问题。

　　米高扬来了以后，金日成不敢来。他想这哪能去，这去了回不来了，派崔庸健去了。米高扬就来找毛泽东，金日成没来，你看怎么办?毛泽东说他不来，他不来我们去嘛，你去，我让彭德怀陪你一起去。结果就叫彭德怀和米高扬一块到平壤去，到了平壤就找了金日成谈话，金日成就承认错误，说搞得过火什么的。他们要他马上再召开一次中央全会，否决上次全会的所有的决议，重新做一个决定。开除党籍的恢复党籍，撤职查办的官复原职，关进监狱的都放出来。金日成没办法，就把那些常委都叫来，这个记录我都看了，金日成做他们的工作，他表现的还是很真诚的，但是我感觉都是他底下做好工作了。因为他的常委会记录，都是那些人提反对意见，为什么他们犯了错误不能批评，其实这话都是他想跟苏联人、中国人讲的，但是他不想讲。他让他们在会上提出来，彭德怀、米高扬坐在旁边听着。那些人说话非常冲，反而是金日成做他们的工作，这个不对，咱们要宽宏大量。所以，我说金日成这人太聪明了，他处理这事，米高扬在那儿频频点头，不错。

　　好了，开了一个会，重新宣布了决议。金日成说，行了吧，您二老走吧。彭德怀还不干，说不行，我来的时候，主席告诉我要等到这个决议登报才能走。毛跟他说，朝鲜人办事没谱，靠不住，你得让它登报。所以彭德怀跟金日成说必须登报。金日成说放心吧，肯定登报，这得有一个过程，得整理，走吧。米高扬也说，走吧，老彭，我这事忙着呢。结果俩人走了，回来就跟毛泽东汇报，米高扬说我看这事就算解决了，金日成也承认了错误，新的决议也做了。毛泽东来了一句“我看未必”。米高扬说，这个事有你们中国在这儿盯着就行了。毛泽东这时候说了一句：“金日成是斯大林栽下的一颗小树，后来被美国人拔起来了，打败仗，差点灭了，我们又给栽回去了，志愿军出兵朝鲜，把他救了。现在人家长大了，不听话了，看着吧，好戏还在后头。”

　　果然，新决议迟迟就不在朝鲜登报。毛泽东还真较劲，一会儿让中共中央办公厅到大使馆去问，一会让外交部去，我看至少有两次直接到朝鲜党中央去问，你们那个决议怎么还不登报，弄得朝鲜特别反感，说中国人也太过分了吧。最后没办法，十月几号登了一个小消息，说“为了给那些犯了错误的同志提供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现在决定恢复他们党籍。”我觉得这话都是金日成编的，当时毛泽东是很不高兴的。

　　但是这个时候出了波匈事件。10月18号波兰就闹事了，20号赫鲁晓夫就来电，让毛主席去帮助处理。毛泽东说我就不去了，少奇同志去吧，刘少奇就去了，后来邓小平也去了，周恩来也去了，中国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注意力都在东欧。

　　金日成一看机会来了，立刻下令，从监狱放出来的再给抓回去，恢复党籍的重新开除，在全国搞了镇反运动，清理“中派分子”，查谁说过反金日成的话，搞清查运动，清党、重新登记，搞得非常猛烈。等到11月中旬东欧的事情已经平息了。

　　回过头毛泽东就要处理朝鲜这个事，但这个时候，朝鲜已经都处理完了，该抓的抓，该关的关，该杀的杀。不但如此，朝鲜政府又给苏联和中国政府发了照会，以后朝鲜的事情就不劳你们过问了。因为朝鲜问题解决原来是通过1954年召开日内瓦会议，但没解决，就成立了板门店谈判委员会，中朝是一方，以中国为主，这是跟苏联当时莫罗托夫、周恩来他们都在日内瓦商定的。所以，朝鲜提出来以后，朝鲜问题不要通过日内瓦这个平台了，直接找联合国，我们直接跟联合国对话，提出这么一个主张。

　　这一下毛泽东就真的发火了，为什么?这还得跟波匈事件连起来，匈牙利后来把纳吉给抓了，后又给绞死了，就是因为他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纳吉提出来要搞多党制，提出匈牙利要中立，而且向联合国呼吁，请求联合国援助，说苏联侵犯我国主权，搞了这么一套。所以，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几个主要领导人头脑当中，你要这么干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所以，毛泽东做了一个判断，金日成要学纳吉。

　　11月30号晚上，他就把苏联大使尤金叫到中南海，问你们看没看朝鲜发的照会?尤金，说：“我们看了，怎么样?”“很不妥。”“岂止不妥，金日成这是要背叛，你看金日成像谁?什么像谁啊?你看他是像纳吉，还是像哥穆尔卡，还是像铁托?”铁托是反苏，不反共，人家还是共产党，只是不跟苏联站一个阵营。哥穆尔卡是有独立情绪，但是还保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他并没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只有纳吉是又反苏又反共，还宣布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要中立。毛泽东问这个话是有意图的，说你看这三人，他像谁?问尤金，尤金哪敢讲啊，问：“主席，您看像谁啊?”“我看他就是东方的纳吉，这个人靠不住，早晚背叛革命。你回去赶快跟赫鲁晓夫同志汇报一下，看怎么处理这个事。”

　　尤金也不敢讲，当然他得先问主席您看怎么处理这个事?毛泽东说，“我们中央讨论了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我们要管，不能让朝鲜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否则整个社会主义东方大门就被帝国主义打开了，不行。那怎么管?我在这儿还有40万人，我们可以帮助金日成改正错误。还有一条就不管了，金日成爱干什么干什么，他愿意跟谁跟谁，以后我不管了，都是你们的事。”毛泽东在那儿发脾气，尤金不敢讲话。后来回去了，跟赫鲁晓夫报告。等到1月17号，周恩来去了莫斯科，现在就是这段档案找不着，到底周恩来跟赫鲁晓夫怎么谈的，现在中国也没有，苏联也不解密。看样子，是苏联没有接毛泽东这个话茬。

　　“钝角网”按：本文为2017年12月钝角会员讲座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沈志华先生“深度解析中朝关系”讲座的第二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内容，请点击《朝鲜战争期间，中朝关系的两面性：基层好，上层非常紧张》

　　金日成这个人比较有野心，当时在朝鲜党内，延安派对他威胁比较大，为什么呢?延安派都是军方的干部，林彪那儿过去的，那都是打过仗的。我采访过很多去朝鲜的这些将士，问你们到了朝鲜，能跟他们合得来吗?说合不来，朝鲜人看不起他们，认为这帮人都是从中国过来的，其实他们都是朝鲜族人。朝鲜人还认为他们不懂得军容风纪，见了长官也不行礼，发的靴子也不会擦，邋里邋遢的。金日成也不信任他们，打汉城的时候，第一战，金日成让他的禁卫一师去打。那些朝鲜人都是苏联训练出来了，队列走得很好、很齐，但是没打过仗，一打仗就怂了，打不下来。结果林彪这个部队上了，一个冲锋就给拿下了。这些人对金日成是心腹之患，所以差不多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就把这些人都给换了，中国不闻不问。

　　志愿军的朝方副司令朴一禹是中共七大代表，跟毛泽东很熟。朝鲜战争那会儿，金日成就是派的他来搬救兵，跟毛泽东谈了六个小时介绍朝鲜的情况。后来金日成一看，让这人当副政委，这不行，就给他换了。

　　志愿军总部副司令金雄，原来在新四军是一个团长，后来慢慢坐大，成为方面军司令。最后派到志愿军做副司令，一年后也被换了。

　　最可气的是武亭的遭遇，武亭是中共唯一一个科班出身，而且专门学炮科的，他是保定军校毕业去的黄埔军校，在黄埔当教官。广州起义失败以后，他不像崔庸健，崔庸健是到了东北，他是到了江西中央苏区，然后跟着中央红军长征一直到的陕北。在当时所有的朝鲜人里头，他的官最大，朝鲜义勇军司令、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校长。延安开国际反法西斯大会，这边挂的是毛泽东的像，那边挂的就是武亭的像，你想想这人地位有多高。当然，他脾气也不太好，他看不起金日成，一个小毛孩子。所以，志愿军入朝不到一个月，金日成找了一个理由，把他开除出党，撤职查办。

　　还有很多人，其中包括徐辉。徐辉跟李克农的关系非常好，徐辉回到朝鲜担任总参情报部部长。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时候，他经常跟李克农俩人交谈。这是到了六几年了，中朝关系好了以后，有一次金日成来跟毛泽东谈，他们俩说着说着就说起历史上的事了。金日成就说了句，徐辉这个王八蛋，一天到晚都往李克农那儿跑，有什么情况不跟我汇报。所以，他有很重的防范心理。

　　但是对这些人，金日成下手也不敢太狠，毕竟都有中国的背景。像徐辉，后来还给升官了，情报部部长就别当了，封你全国总工会主席，官大了，没权了。还有方虎山，方虎山原来是林彪164师师长，本来打仗很厉害，就是他的部队打下汉城。后来也是被调到军事科学院当院长，兵权给夺了，但这些人都还在。

　　还有一拨人就比较惨了，就是原来国内的。比如，我刚才说的朴宪永，因为他资格太老，对金日成的威胁非常大。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打过三八线，朴宪永如鱼得水，这不到了我的地盘了。汉城市的市长也是他任命的，他在汉城建了朝鲜劳动党干部学校，然后又自己组织军队，这对金日成的威胁太大了。而且他的档案在苏联，苏联领导人都比较熟悉这个人。金日成上来就是因为苏联远东军区的极力推荐。

　　过了一年，1952年，金日成就把朴宪永给抓起来了，说他是间谍。苏联人不干了，说他是间谍，你有证据吗?他说正在找。金日成这个人特别鬼，他知道朴宪永是苏联培养的人，不好杀他。他想借中国的刀杀，所以1953年11月，他到北京来跟毛主席说，朴宪永坏透了，是一个间谍，我们准备把他杀了。后来毛主席说，你说他是间谍，有证据吗?他还说正在找呢。毛主席说，正在找就不能杀，杀了人，搞错了，怎么办?金日成没说话，一回来，马上就给杀了。苏联人保他，毛泽东也保他，这人留着祸害，回来咔嚓就杀了，不但杀了，整个17个人中杀了十几个，都是高层干部，国内派的。所以，到1953年，这一派就没了。

　　还剩一派，就是苏联派。苏联派的势力并不大，苏联派主要是苏联占领军占的时候，苏联调的一批搞政工、宣传、翻译。当时1910年移民的时候，朝鲜人分了三个方向，一个去日本，一个去苏联，一个去中国，来中国的人最多，后来这批人没走，留下来了，主要都是文官。大概到1955年，金日成基本上都收拾完了，主要部门的党政军、警察、组织部门、宣传部门，就已经都是金日成的人了，他就挺满意的。所以，这个时候他提出了主体思想。

　　1955年12月，这时候他大权已经在握，还要在党内树立威望。金日成这个人很有政治头脑，他提出的口号，让所有人都说不出话来。他说我们现在干的是朝鲜革命，但是你们延安派让我学中国，你们苏联派、莫斯科派让我学苏联，你们要清楚，我们干的是朝鲜革命，我们必须站在本土。金日成一番话，所有这些人都讲不出来。他们一般对金日成提出批评，开会的时候一说就是这么做不对，我们在苏联不是这么干的，那帮人说我们在中国不是这样的。金日成说，你们现在干的是朝鲜革命，不要老拿中国、苏联跟我这儿说事。所以，他很快就占领了道德高地，也占领了意识形态高地，这一招挺厉害。而且他还很巧妙的把跟国际主义连接起来了，他说国际主义首先是爱国主义，不爱国，怎么搞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讲了一大套，就是在12月的这个讲话。

　　金日成正得意的时候，出了一个事，就是苏共二十大召开了，是批斯大林个人崇拜嘛，这一下金日成慌了神了。这个消息传过来以后，那些被打压下去的延安派、苏联派纷纷都起来了，到苏联大使馆告状，说金日成个人崇拜比斯大林还厉害，伪造历史，一天到晚让我们管他叫父亲，大街上全是他的铜像。确实金日成搞的是挺厉害的，他不这么搞不行，毕竟一个毛头小伙子，是个人都比他文化水平高，比他资格老。

　　开始苏联赫鲁晓夫是挺不高兴的，因为四月份朝鲜开劳动党三大的时候，是勃列日涅夫去的，回去后，勃列日涅夫写了一个报告给苏共中央，说朝鲜劳动党抵制苏共二十大，抵制批判个人崇拜。赫鲁晓夫很不高兴，六月份就把金日成叫到莫斯科来，训斥了他一顿，批评他。朝鲜驻苏联大使李相朝是延安派，他立刻把这个消息捅给国内，说金日成在苏联挨批了。这帮人就激动了，认为这个人要不行了，于是你找我，我找你，都串联好了，他一回国就把他扳倒。结果苏联态度变了，为什么变了呢?就是由于苏共二十大提出新方针，特别是批判斯大林以后，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思想的混乱了，本来是个神，突然变成一个罪犯，杀人犯，大家心理都不平衡。

　　俄国档案反映出俄国整个社会撕裂了，分成两派，各基层党委讨论的时候，都打起来了，有的甚至让保安部队维持秩序。东欧更乱了，因为东欧这些领导人都是斯大林培养起来的，1948年下半年到1952年上半年，斯大林在整个东欧搞了一次清洗，把东欧各国共产党原来本土派的干部杀的杀，关的关，全给搞下去了，他又提拔了一批，像德国的乌布利希，匈牙利的拉科西，还有布兰德、贝鲁德等等，这些人就对批判斯大林很不满，但是，他们又都是亲苏的。东欧的问题非常扭曲，被打下去的这拨人是支持苏共的新方针，批判斯大林。但是，这批人对苏联并不友好，像哥穆尔卡，民族情绪非常强烈。所以，东欧为什么后来出了波匈事件，就是这么一个背景。

　　东欧是这种状况，其实中国也有很多问题，我看了那会儿的内参，大量都是反映关于斯大林的问题，如果斯大林错了，那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就错了，那他建的这个党就有问题了，不是这个逻辑吗?所以，中国共产党写了一篇东西，4月25号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登出来，讲斯大林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有错误，有严重的错误，但那是思想方法问题，主要是辩证法没学好，哲学没学好。这都是毛主席的原话。毛主席后来说赫鲁晓夫也是，赫鲁晓夫同志，你的哲学不行，说斯大林不懂辩证法，所以犯了错误。“三七”开嘛，所以中共出来以后，对于稳定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波动是很有帮助的。这个大家都能接受，他错是错了，但是你不能全盘否定，特别是不能否定他所建立的这个党，他所建立的这个制度和他走的这条道路，这还都是正确的，就是这个人不行。

　　其实毛泽东心里非常明白，我看了他多少讲话，谈到斯大林的时候，讲的全是那“三”，就是他的缺点、错误，从大革命一直讲到朝鲜战争，一无是处，但是最后还讲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苏联人当然明白，后来赫鲁晓夫一看，还是中国人聪明，这事该做就做，话就得那么说。所以，6月30号，苏共中央就做了一个“关于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的决议，完全是照搬了中共的评价体系和话语。苏联那会儿也担心，别再出点什么事。东欧这边没弄完，朝鲜再出事了，所以苏联就跟使馆讲，金日成只要承认错误，就不要追究了。反对派这些干部，他们也天天到使馆去汇报，骂金日成，这个材料非常多，金日成干的烂事，一条一条给他列，你们也就不得采取非组织行动。他们当时跟使馆说什么呢?回来以后召开中央全会，金日成承认错误则罢，不承认错误就拿下。后来苏联使馆就给他们讲，你们不要这样，我们也跟他谈了，金日成也承认错误，你们就算了。

　　这个事拖了一个多月，金日成是七月初回到平壤，本来应该开中央全会，但是金日成回来以后就听说这个消息了。这个消息谁告诉他的呢?南日，南日就是后来当过外相，板门店停战谈判朝方代表，那会儿很有名，报纸上天天就是他。是南日给金日成透的信。是不是直接告诉他，看那个档案，南日到了苏联大使馆，跟苏联人汇报，说这帮人底下要造反了，他们要拉我一块参加，我是参加，还是不参加?苏联大使说，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判断的。南日又问，那我告不告诉金日成?苏联大使说，你自己决定吧。我感觉他告诉了。金日成采取的办法很简单，不开这个会，一直拖，拖到把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分清了敌我，到底是谁要折腾我，采取了很多手段，最后在八月底开会，一开会就准备把这些人全部拿下。这个过程很复杂，大概意思就是那天的会就吵起来了，会场特别混乱，那些人都站起来发言，可发言不让讲完就拉起来。这些人一看不对劲，看来金日成早有准备，不行了，咱们走吧。几个人弄了一辆车，冲着鸭绿江就开过来了。

　　金日成到下午开会，要宣布开除谁的党籍，撤除谁，人呢?人都没了，他也才知道人都跑了，立刻派人追，结果方向反了，往三八线追去了，他说他们肯定往南跑，没想到他们其实往北跑了。他们跨过鸭绿江就到中国了，由周恩来和罗瑞卿两个人接见，问到底朝鲜发生了什么事。一讲，这时候毛泽东大怒，你想他从1950年到1956年，六年没有跟朝鲜人发过火，而且他还老批评彭德怀，说老彭，你对人家客气一点说话，金日成年轻，一次说不通，两次，早晚他们会了解的，不要发脾气。这回他发脾气了，火了。

　　中国马上让他们写材料，我看了那个材料，20多页，就数落为什么他们逃过来，怎么回事，金日成干了什么。又把这个材料马上送给莫斯科，给赫鲁晓夫看看这个事怎么处理。因为9月15号中共开八大，所以苏联就商量米高扬率一个苏共代表团到中国来，因为共产党开代表大会，各国领导人都来，金日成肯定也来。苏联就通知金日成，让他把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带上，在北京开会，就地解决朝鲜问题。

　　米高扬来了以后，金日成不敢来。他想这哪能去，这去了回不来了，派崔庸健去了。米高扬就来找毛泽东，金日成没来，你看怎么办?毛泽东说他不来，他不来我们去嘛，你去，我让彭德怀陪你一起去。结果就叫彭德怀和米高扬一块到平壤去，到了平壤就找了金日成谈话，金日成就承认错误，说搞得过火什么的。他们要他马上再召开一次中央全会，否决上次全会的所有的决议，重新做一个决定。开除党籍的恢复党籍，撤职查办的官复原职，关进监狱的都放出来。金日成没办法，就把那些常委都叫来，这个记录我都看了，金日成做他们的工作，他表现的还是很真诚的，但是我感觉都是他底下做好工作了。因为他的常委会记录，都是那些人提反对意见，为什么他们犯了错误不能批评，其实这话都是他想跟苏联人、中国人讲的，但是他不想讲。他让他们在会上提出来，彭德怀、米高扬坐在旁边听着。那些人说话非常冲，反而是金日成做他们的工作，这个不对，咱们要宽宏大量。所以，我说金日成这人太聪明了，他处理这事，米高扬在那儿频频点头，不错。

　　好了，开了一个会，重新宣布了决议。金日成说，行了吧，您二老走吧。彭德怀还不干，说不行，我来的时候，主席告诉我要等到这个决议登报才能走。毛跟他说，朝鲜人办事没谱，靠不住，你得让它登报。所以彭德怀跟金日成说必须登报。金日成说放心吧，肯定登报，这得有一个过程，得整理，走吧。米高扬也说，走吧，老彭，我这事忙着呢。结果俩人走了，回来就跟毛泽东汇报，米高扬说我看这事就算解决了，金日成也承认了错误，新的决议也做了。毛泽东来了一句“我看未必”。米高扬说，这个事有你们中国在这儿盯着就行了。毛泽东这时候说了一句：“金日成是斯大林栽下的一颗小树，后来被美国人拔起来了，打败仗，差点灭了，我们又给栽回去了，志愿军出兵朝鲜，把他救了。现在人家长大了，不听话了，看着吧，好戏还在后头。”

　　果然，新决议迟迟就不在朝鲜登报。毛泽东还真较劲，一会儿让中共中央办公厅到大使馆去问，一会让外交部去，我看至少有两次直接到朝鲜党中央去问，你们那个决议怎么还不登报，弄得朝鲜特别反感，说中国人也太过分了吧。最后没办法，十月几号登了一个小消息，说“为了给那些犯了错误的同志提供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现在决定恢复他们党籍。”我觉得这话都是金日成编的，当时毛泽东是很不高兴的。

　　但是这个时候出了波匈事件。10月18号波兰就闹事了，20号赫鲁晓夫就来电，让毛主席去帮助处理。毛泽东说我就不去了，少奇同志去吧，刘少奇就去了，后来邓小平也去了，周恩来也去了，中国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注意力都在东欧。

　　金日成一看机会来了，立刻下令，从监狱放出来的再给抓回去，恢复党籍的重新开除，在全国搞了镇反运动，清理“中派分子”，查谁说过反金日成的话，搞清查运动，清党、重新登记，搞得非常猛烈。等到11月中旬东欧的事情已经平息了。

　　回过头毛泽东就要处理朝鲜这个事，但这个时候，朝鲜已经都处理完了，该抓的抓，该关的关，该杀的杀。不但如此，朝鲜政府又给苏联和中国政府发了照会，以后朝鲜的事情就不劳你们过问了。因为朝鲜问题解决原来是通过1954年召开日内瓦会议，但没解决，就成立了板门店谈判委员会，中朝是一方，以中国为主，这是跟苏联当时莫罗托夫、周恩来他们都在日内瓦商定的。所以，朝鲜提出来以后，朝鲜问题不要通过日内瓦这个平台了，直接找联合国，我们直接跟联合国对话，提出这么一个主张。

　　这一下毛泽东就真的发火了，为什么?这还得跟波匈事件连起来，匈牙利后来把纳吉给抓了，后又给绞死了，就是因为他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纳吉提出来要搞多党制，提出匈牙利要中立，而且向联合国呼吁，请求联合国援助，说苏联侵犯我国主权，搞了这么一套。所以，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几个主要领导人头脑当中，你要这么干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所以，毛泽东做了一个判断，金日成要学纳吉。

　　11月30号晚上，他就把苏联大使尤金叫到中南海，问你们看没看朝鲜发的照会?尤金，说：“我们看了，怎么样?”“很不妥。”“岂止不妥，金日成这是要背叛，你看金日成像谁?什么像谁啊?你看他是像纳吉，还是像哥穆尔卡，还是像铁托?”铁托是反苏，不反共，人家还是共产党，只是不跟苏联站一个阵营。哥穆尔卡是有独立情绪，但是还保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他并没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只有纳吉是又反苏又反共，还宣布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要中立。毛泽东问这个话是有意图的，说你看这三人，他像谁?问尤金，尤金哪敢讲啊，问：“主席，您看像谁啊?”“我看他就是东方的纳吉，这个人靠不住，早晚背叛革命。你回去赶快跟赫鲁晓夫同志汇报一下，看怎么处理这个事。”

　　尤金也不敢讲，当然他得先问主席您看怎么处理这个事?毛泽东说，“我们中央讨论了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我们要管，不能让朝鲜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否则整个社会主义东方大门就被帝国主义打开了，不行。那怎么管?我在这儿还有40万人，我们可以帮助金日成改正错误。还有一条就不管了，金日成爱干什么干什么，他愿意跟谁跟谁，以后我不管了，都是你们的事。”毛泽东在那儿发脾气，尤金不敢讲话。后来回去了，跟赫鲁晓夫报告。等到1月17号，周恩来去了莫斯科，现在就是这段档案找不着，到底周恩来跟赫鲁晓夫怎么谈的，现在中国也没有，苏联也不解密。看样子，是苏联没有接毛泽东这个话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