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战车与“圣人”：印度政治动员中的宗教力量

　　80年代后，世界印度教大会等右翼组织快速崛起，曾经三度被禁的国民志愿团屡次死灰复燃。这些政治组织的崛起有着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原因，但善用宗教来进行煽动和动员的高超组织技巧无疑是其迅速做大的主要原因之一。1986年，世界印度教大会的百日朝圣行动在全印组织了超过7000场集会;1990年，印度人民党(印人党)党魁阿德瓦尼组织了“罗摩战车巡游”行动，这些行动结合了现代化的宣传手段和严密的组织，均以重建印度教神祇罗摩出生地阿约迪亚神庙为核心诉求，并煽动拆毁建在同一地址上的巴布里清真寺。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目标，因为传说中罗摩曾经建立四海升平的“罗摩之治”，这是印度教徒想象中的黄金时代，也是“印度教特性”语境里的理想印度教之国社会蓝图，这使得罗摩相对于其他的神灵形象具有更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这些行动成效显著，助推了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也极大地增强了右翼组织的影响力。印人党1984年刚刚成立时在人民院席位不过区区2席，短时间内就提升到1991年的118席，成为当时的最大反对党。

　　真正的高潮发生在1992年12月6日，隶属各种激进组织的20多万人在国民志愿团和印人党的煽动与带领下，彻底拆毁了巴布里清真寺，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社群的对峙与严重骚乱。这是一起典型的以宗教动员引发的政治事件，但同时也是印度教右翼政治正式登上印度主要政治舞台的标志。

　　“圣人”的脚步：宗教与政治界限的混淆

　　在政治运动中进行宗教动员，宗教领袖能成为有力的旗帜与象征，但这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混淆宗教与世俗政治的界线。印度政治生态因此出现了部分政治领袖宗教化、宗教领袖政治化的现象。甘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人物，但他的个人感召力是近似宗教圣人的，他也极为重视宗教在政治动员中的“古老道德”力量。尽管难以断言尼赫鲁之后的印度政治领袖们继承了多少甘地的精神遗产，但至少他们看到了宗教感召力能为自己争取到人气和道义支持，因此英迪拉?甘地才会在孟加拉战争和“紧急状态”期间默认知识界和媒体将自己塑造成杜尔迦女神化身以强调执政合法性。自此之后，为自己涂抹宗教色彩也成为了部分政治家们的常见手段，阿德瓦尼在组织“罗摩战车巡游”时就手持弓箭有意无意地模仿罗摩的模样。包括莫迪在内的许多政治家在竞选宣传中刻意营造自己的虔诚信徒形象，频繁参与各种宗教活动，与宗教人士往来密切。

　　与此同时，政治化的宗教领袖也层出不穷。国大党民族主义激进领袖奥罗宾多更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一位白须飘飘的印度教哲学先知;上世纪80年代锡克分离运动的极端派首脑是锡克教高级教士宾德兰瓦勒。而在当代印度，印度教“圣人”积极参与并干涉政治的现象也很常见，从英迪拉?甘地的幕僚瑜伽师婆罗贺摩查里到莫迪的瑜伽代言人罗摩提婆，从鼓动“拒买中国货”的罗摩提婆到商羯罗查雅和拉维?香卡尔等印度教宗教领袖，这些身家万贯的“圣人”不仅进一步模糊了政治与宗教的分界，也借助自己在印度教徒中的号召力、对政党人物的影响与经济实力，频频影响政治决策。2017年3月，印人党在北方邦击败当地的种姓政党获得大胜，但令人跌破眼镜的是，印人党指定担任首席部长的却是一位神庙中的祭司阿迪提亚纳特。这位祭司部长从前就多次发表攻击性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言论，甫一上任就令阿约迪亚庙寺之争局势再度紧张。然而，印度已经见证过宗教化的政治领袖与政治化的宗教领袖发生碰撞时发生的悲惨结果，甘地引发了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的愤怒，最后死在了极端分子的枪口下;宾德兰瓦勒则在1984年的“蓝星行动”中血溅金庙，后来的报复行动导致英迪拉?甘地被刺身亡和印度北部大规模骚乱。

　　宗教身份认同：真正的动员力根源

　　在作为政治动员力量时，宗教真正撬动的并非是信仰，而是个人身份认同。身份认同“不仅给人骄傲与愉悦，而且也是力量与信心的源泉”，但是，身份认同同样也是社会隔阂与“文明的冲突”的源泉。在印度，传统的个人身份认同源自种姓与宗教。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种姓身份认同吸引力不如从前，但依靠宗教构筑的身份认同不但没有削弱，其重要性反而超越了种姓、地区与语言，成为印度社群主义的最主要来源。近代以来的印度社会宗教身份的构筑，很大程度上本身就是政治运动的结果。后期随着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加强，宗教身份又反过来成为政治运动的资源。

　　印度是一个深受宗教力量影响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宗教不是仅仅让人甘愿忍受现世的苦难的生活方式，也并不是让人驻留在庙宇之中不问世事的单纯信仰，在现代印度，宗教就意味着政治。从19世纪印度民族意识觉醒、独立运动开始，宗教就一直是印度政治中最为强大的动员力量之一。从“婆罗多母亲”的旗帜、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勃兴、印巴分裂、锡克教分离运动到至今纷争不休的阿约迪亚“寺庙之争”，宗教并非总是使印度社会向往和平，事实上也从未将南亚次大陆带向和平，它渗透在政治理念之中，响彻在运动口号之中，是女神的旗帜，是“圣人”的呼唤，更是指挥人们前进的罗摩战车。

　　女神的形象：印度民族意识的觉醒

　　近代印度的历史中，宗教意识的张扬是早于民族意识的觉醒的，西方价值观和基督教教义的入侵，激起了印度本土宗教的防御反应，并由此引发了对国族认同与文化传统的再反思，宗教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先于政治民族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出现。在1857年的印度大起义中，宗教问题也比经济压迫与政治剥夺更加有效地激起了印度士兵对英国人的愤怒。19世纪印度的早期独立运动期间，印度民族自决的先驱开始有意识地借助宗教力量对抗殖民主义和西方价值观，重塑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当时，针对英国人禁止大规模政治集会的禁令，提拉克这样的政治家发起了将传统家庭祭拜改为公开庆典的运动，借宗教平台来团结不同阶层的民众和表达政治诉求。

　　同一时期，孟加拉地区诗人班纳吉与泰戈尔共同谱写了后来成为印度国歌的“向母亲致敬”，这首歌曲被广为传唱，奠定了人们心中印度女神“婆罗多母亲”的形象(婆罗多为印度古称)。虽然“婆罗多母亲”的灵感来源是象征大英帝国的不列颠尼亚女神，但“向母亲致敬”的原词则是源自孟加拉地区女神崇拜传统。对于当时的广大民众来说，现代国族认同尚是个抽象的概念，但在这样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社会里，“婆罗多母亲”亲切的“女神”形象却能够轻易将这种概念具象化。凭借着这种吸引力，“婆罗多母亲”迅速成为了民族自决的政治与文化象征，感召着人们为了独立和“婆罗多大地上的永恒正法”而战斗。

　　尽管早期的知识份子与有识之士竭力淡化“婆罗多母亲”的教派色彩，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婆罗多母亲”形象固定下来的时候，她的模样已经非常接近印度教中的战争女神杜尔迦，身侧伴有雄狮。在印度教右翼政治语境中，甚至“婆罗多”这个词本身也是别有深意的，它象征着尚未被其他宗教势力染指、成为“印度斯坦”前的“纯印度教的印度”。因此，无论是“向母亲致敬”之歌还是“婆罗多母亲”，由于它们自身所具有的鲜明印度教特征，从一开始便无法让其他宗教社群全心全意接受，后来的巴基斯坦国父真纳便对此非常反感。

　　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印度教右翼政治势力与穆斯林政治势力矛盾急剧激化，真纳提出了“两个民族”论，即信仰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民众应当分别地看作两个单一民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两个民族国家。这正是以宗教力量来做政治动员的讽刺所在：使用宗教力量，能够将一个社群塑造成一个国家，但是也会疏远和隔离其他社群。它在发挥其最大影响力时，必然造就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纷争与分歧。如今，“婆罗多母亲万岁”已经成为国民志愿团等印度教右翼组织的标志性口号，在这些组织的媒体宣传之中，“婆罗多母亲”原本手持的印度国旗则变为藏红花旗或是令人胆寒的武器，表达着不惜动用暴力的决心。

　　隆隆前进的罗摩战车：世俗主义的退却

　　除了一部分右翼势力外，印度的多数建国之父们由于害怕教派主义对统一国族和独立运动团结的破坏，一直用极为谨慎的态度来处理政治中的宗教问题。尼赫鲁本人也是一位温和但坚定的世俗主义者，极力反对以宗教进行政治动员，为此与甘地产生了巨大分歧。1950年，印度制宪会议通过的宪法确立了“政教分离”与平等尊重所有宗教的原则。1976年印度宪法进行修正时，“世俗主义”被正式写入印度宪法的序言。然而，当票仓政治开始腐蚀印度民主的基础时，宗教所具备的巨大潜力再一次被政客发掘和滥用。在印度这样的多元化社会中，宗教不仅仅是强大的宣传力量，也是分割民主“市场”、细分不同选民群体进行针对性动员的有效手段。在尼赫鲁过世后，为了赢取更多选票，国大党也开始普遍地使用宗教作为政治手段，拉拢或打压不同社群。但是，在政治活动中使用宗教力量进行动员，不可能不让政治本身被宗教力量反噬。在世俗主义原则上的让步导致国大党缺少坚实的理论和政治武器来抑制宗教右翼势力，对选票的担忧也使得国大党政府在对抗各方宗教压力时显得软弱无力。

　　80年代后，世界印度教大会等右翼组织快速崛起，曾经三度被禁的国民志愿团屡次死灰复燃。这些政治组织的崛起有着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原因，但善用宗教来进行煽动和动员的高超组织技巧无疑是其迅速做大的主要原因之一。1986年，世界印度教大会的百日朝圣行动在全印组织了超过7000场集会;1990年，印度人民党(印人党)党魁阿德瓦尼组织了“罗摩战车巡游”行动，这些行动结合了现代化的宣传手段和严密的组织，均以重建印度教神祇罗摩出生地阿约迪亚神庙为核心诉求，并煽动拆毁建在同一地址上的巴布里清真寺。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目标，因为传说中罗摩曾经建立四海升平的“罗摩之治”，这是印度教徒想象中的黄金时代，也是“印度教特性”语境里的理想印度教之国社会蓝图，这使得罗摩相对于其他的神灵形象具有更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这些行动成效显著，助推了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也极大地增强了右翼组织的影响力。印人党1984年刚刚成立时在人民院席位不过区区2席，短时间内就提升到1991年的118席，成为当时的最大反对党。

　　真正的高潮发生在1992年12月6日，隶属各种激进组织的20多万人在国民志愿团和印人党的煽动与带领下，彻底拆毁了巴布里清真寺，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社群的对峙与严重骚乱。这是一起典型的以宗教动员引发的政治事件，但同时也是印度教右翼政治正式登上印度主要政治舞台的标志。

　　“圣人”的脚步：宗教与政治界限的混淆

　　在政治运动中进行宗教动员，宗教领袖能成为有力的旗帜与象征，但这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混淆宗教与世俗政治的界线。印度政治生态因此出现了部分政治领袖宗教化、宗教领袖政治化的现象。甘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人物，但他的个人感召力是近似宗教圣人的，他也极为重视宗教在政治动员中的“古老道德”力量。尽管难以断言尼赫鲁之后的印度政治领袖们继承了多少甘地的精神遗产，但至少他们看到了宗教感召力能为自己争取到人气和道义支持，因此英迪拉?甘地才会在孟加拉战争和“紧急状态”期间默认知识界和媒体将自己塑造成杜尔迦女神化身以强调执政合法性。自此之后，为自己涂抹宗教色彩也成为了部分政治家们的常见手段，阿德瓦尼在组织“罗摩战车巡游”时就手持弓箭有意无意地模仿罗摩的模样。包括莫迪在内的许多政治家在竞选宣传中刻意营造自己的虔诚信徒形象，频繁参与各种宗教活动，与宗教人士往来密切。

　　与此同时，政治化的宗教领袖也层出不穷。国大党民族主义激进领袖奥罗宾多更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一位白须飘飘的印度教哲学先知;上世纪80年代锡克分离运动的极端派首脑是锡克教高级教士宾德兰瓦勒。而在当代印度，印度教“圣人”积极参与并干涉政治的现象也很常见，从英迪拉?甘地的幕僚瑜伽师婆罗贺摩查里到莫迪的瑜伽代言人罗摩提婆，从鼓动“拒买中国货”的罗摩提婆到商羯罗查雅和拉维?香卡尔等印度教宗教领袖，这些身家万贯的“圣人”不仅进一步模糊了政治与宗教的分界，也借助自己在印度教徒中的号召力、对政党人物的影响与经济实力，频频影响政治决策。2017年3月，印人党在北方邦击败当地的种姓政党获得大胜，但令人跌破眼镜的是，印人党指定担任首席部长的却是一位神庙中的祭司阿迪提亚纳特。这位祭司部长从前就多次发表攻击性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言论，甫一上任就令阿约迪亚庙寺之争局势再度紧张。然而，印度已经见证过宗教化的政治领袖与政治化的宗教领袖发生碰撞时发生的悲惨结果，甘地引发了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的愤怒，最后死在了极端分子的枪口下;宾德兰瓦勒则在1984年的“蓝星行动”中血溅金庙，后来的报复行动导致英迪拉?甘地被刺身亡和印度北部大规模骚乱。

　　宗教身份认同：真正的动员力根源

　　在作为政治动员力量时，宗教真正撬动的并非是信仰，而是个人身份认同。身份认同“不仅给人骄傲与愉悦，而且也是力量与信心的源泉”，但是，身份认同同样也是社会隔阂与“文明的冲突”的源泉。在印度，传统的个人身份认同源自种姓与宗教。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种姓身份认同吸引力不如从前，但依靠宗教构筑的身份认同不但没有削弱，其重要性反而超越了种姓、地区与语言，成为印度社群主义的最主要来源。近代以来的印度社会宗教身份的构筑，很大程度上本身就是政治运动的结果。后期随着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加强，宗教身份又反过来成为政治运动的资源。

　　身份认同的需求来源于外部冲击导致的应激反应，也源于传统社会联系消亡导致的危机感。80年代后印度逐渐开始推行对外开放政策，这也令印度社会开始再度感受到来自外界的文化冲击。许多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都开始赞同通过传统价值观和民族自豪感团结印度。印度教民族主义之所以在这一时期迅速兴起，正是因为其巧妙地模糊了“宗教”与“传统价值”之间的差别。同一时期，全球范围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勃兴与印度国内锡克教极端主义加剧，引发印度教社群的不满与恐惧，进一步给予了印度教右翼争取政治支持的动力与空间。教派主义的对立和相互报复，又让其他宗教社群这种身份认同的需求上升。在宗教动员其实是身份动员、宗教冲突其实是身份冲突的情景下，信仰的深厚程度其实已经无关紧要，关键在于身为信徒的纯洁性与行动力。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基于身份的动员力量，将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简单归结于宗教对立的结果是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选项，例如把工作岗位流失和市场份额减少归咎于其他宗教社群对资源的挤占，将移民迁入视作宗教侵入，或是将其他国家军事政治威胁与宗教对立划上等号。但这样做也极其容易煽动宗教对立与仇恨，结果必然导向教派主义、教派冲突和社会极化，最终指向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暴力冲突，如1983年的阿萨姆邦恶性骚乱，阿约迪亚事件导致的印度各地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暴力冲突等。2002年3月古吉拉特邦发生暴乱，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冲突造成上千人丧生，15万人无家可归;同年查谟的印度教罗诂之主神庙便接连两次遭遇伊斯兰极端主义暴徒袭击。1992年的孟买发生宗教冲突骚乱后，为报复印度教徒，伊斯兰恐怖分子在1993年发动连环炸弹袭击，导致两百多人死亡。

　　无论是女神的旗帜、“圣人”的足印还是罗摩的车辙，留下的脚印并非步步莲花，也有遍地火焰与鲜血。然而，在当今的印度，即使已经面临着社会分裂极化的威胁，各种势力也依然在利用宗教力量进行政治动员乃至外交活动。就如同鸩酒，人们明知结果，却永远难逃它的诱惑。

　　(作者为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