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也曾有鲜血凝成的友谊，那些在中国抗战的韩国光复军

　　西安二府街的光复军司令部

　　光复军创建后的最大任务是招募和训练士兵。根据韩国临时政府出台的《韩国光复军编练计划大纲》规定，招募对象有：华北各地韩国独立军旧部、沦陷区内散居韩国人、韩国国内及东北的韩国壮丁、日军内的朝鲜裔武装人员、被俘虏的韩国军人。

　　1940年11月中旬，韩国临时政府决定将光复军司令部从重庆苍平街(今邹容路)移转至西安，司令部设在二府街4号(今西安市北大街宏府大厦)。1941年2月，韩国光复军司令部在西安创办《光复》杂志，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等西安政要纷纷题词，热烈祝贺《光复》出版。孙蔚如将军的题词是：“我祝贵军努力杀贼，光复祖国。”驻扎西安的光复军也通过各种形式，积极开展征募工作。不少敌占区的朝鲜青年闻讯后纷纷赶来，报名参加光复军。一位叫朴东云的韩国青年，是侵华日军的翻译。一次，日寇抓了一名游击队队长，朴东云以放长线钓大鱼为借口，说服日宪兵队分队长放了游击队长。不久又有5名游击队员被俘，日寇已决定杀害他们。1940年1月4日晚，趁日宪兵队人员赴宴喝醉的机会，朴东云和游击队里应外合，解救了这5名队员，并带走了日军的军用地图、密电码、秘密文件等。听说西安有韩国的抗日组织，在游击队的帮助下，朴东云来到了西安，参加了光复军。

　　现任韩国社会科学院理事长的金俊烨，曾经也是从日军军营中逃出、奔赴西安的韩国人之一。1940年，金俊烨留学日本庆应大学。1943年末被日军强征入伍，来到中国战场。1944年，金俊烨所在部队驻扎在中国徐州，他发现身边有很多韩籍学生兵。金俊烨说，当得知韩国光复军在中国成立后，很多韩籍进步士兵就邀约逃往中国内地。他们冒险从日军军营中逃出，跋涉数千公里，历时三个多月，于次年1月30日抵达重庆，之后辗转到西安接受军事训练。

　　据统计，韩国光复军在西安6年半时间，从几百人最终发展到近万人，成为韩国复兴建国的骨干力量。

　　当时，根据同盟国协定要求，韩国光复军直接归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领导。韩国光复军积极参加中国抗战，他们受训后分散在河北、湖北、山西、山东、安徽、江西等地的国共军队中，在对日军的宣传工作、情报刺探以及争取国际援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韩国光复军的李海宁，潜入敌后，经过动员，使60多名日军中的韩国人参加抗日，并将日军36师团一名韩国翻译成功策反，送到了西安。

　　1945年8月初，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乘坐军机从重庆抵达西安，观看韩国光复军的军事训练。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邀请金九来家做客。二人餐后正在吃西瓜时，得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在场的中国人和美国人无不欢呼雀跃，金九却有些遗憾，因为他觉得，未能亲自领导韩国光复军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痛杀日军。

　　1945年11月23日，金九回国。1949年6月26日，金九被人暗杀。至今，仍被誉为“韩国国父”。

　　韩国军人在长安杜曲镇

　　韩国光复军在西安活动长达6年时间，与当地人友好相处，至今仍被当地人提及。

在西安接受检阅的韩国光复军

　　长安县杜曲镇寺坡村很多上了年纪的村民，都记得韩国军人刚来的样子，穿戴跟国民党的部队一个样，只是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他们在当地官员的安排下，驻扎在村口的关帝庙，即现在的杜曲粮站。从此，这些韩国军人留在了这里，他们在关帝庙里住宿做饭，还有不少军人住在800米外的娘娘庙(现为杜曲中心小学)，家属们借宿在附近村民家。每逢杜曲有集，韩国光复军的家属常上街采购。那时当地妇女受封建束缚，很少抛头露面，不赶集也很少上街，而穿着红色或白色高腰裙的韩国女人十分引人注目。她们相约上街时，背着小孩，头顶包袱，有时甚至不用手扶包袱，还灵活自如地行走，常被当地人好奇围观。韩国人才到寺坡时，生活比较艰苦，穿戴朴素，家属经常到地里挖野菜。抗日胜利前，日子才好过了，军人穿上新服装，家属搬进了新住房，也有了四个轱辘的机动车。当时韩国光复军养了一条大狼狗，每次上街买了肉菜，就将肉菜放到篮子里，然后狼狗用嘴叼起，将肉菜送回关帝庙驻地，成为当地一景。后来狼狗死了，光复军战士为此难受得落泪，将狼狗埋在了附近，还举行了安葬仪式。

　　相处时间长了，村民们发现这些韩国军人还挺友好。村里一名老人王冰回忆说，他小时候得了“黑热病”，贴膏药弄破了腹部皮肤，很长时间不能愈合，后来还是韩国军医给治好的。寺坡村村民赵更成老人家中，至今还珍藏着一把光复军留给他家的斧头。已故村民牛志芹还为租住她家房屋的一位韩国军官妻子接生过一对双胞胎。

　　据1941年6月出版的《韩国青年》记载，1941年初，有关方面从敌占区解救回100多名难童，送至西安。为了给难童筹集生活费用，在陕西妇女慰劳会的邀请下，韩国光复军第5支队的官兵决定将朝鲜歌剧《阿里郎》改名为《朝鲜的儿女》进行公演。为了尽早筹集到资金，他们从大年初一开始，夜以继日地排练，赶正月初十上演，在西安南院门实验剧场连续公演17天，募集了不少经费，解决了难童的生活急需。

　　西安解放军通讯学院校区，曾是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光复军成员在这里先后接受了三期培训，受训人数90多人。1940年3月，开办了第一期韩国青年特别训练班。一个月后，结业的韩国青年分赴太行山区第34集团军开展敌后工作。西北大学老校区的体育场，曾是韩国光复军的训练场。在这里，中国教官将一群最初连立正、稍息都不会的韩国青年，强化训练成为合格的军人。而在终南山的弥陀古寺一带，美军建立了“飞鹰训练基地”，韩国光复军在这里接受美战略情报局(简称OSS)特种训练，以备在战略大反攻时，配合美军进攻朝鲜，收复失地。

　　98年前，流亡中国的朝鲜人，在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对外称作“高丽侨民事务所”。从此，朝鲜的仁人志士聚拢在光复祖国的旗帜下，拉开了波澜壮阔地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序幕。本文旨在追溯那段被湮没的历史，发掘在抗日战争时期，为韩国复国而努力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具体地方。

　　文在寅访华期间将去重庆祭“根”

　　12月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12月13日至1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在寅访华期间将访问北京和重庆。随之，青瓦台总统府发言人朴洙贤6日表示，“文在寅总统将于12月15日至16日，访问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支点——重庆，这里也是韩国独立运动旧址的所在地”。

　　韩国《民族日报》7日撰文指出：重庆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最后一个办公楼，它既是青瓦台发言人所说的“韩国独立运动旧址”，也是“建国之根”。中韩两国有着被日帝强占和抗日战争的共同历史，文在寅访问重庆，将加强两国的纽带关系。

　　历史上，重庆是一座与韩国颇有渊源的城市。1919年4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法租界成立，被称为“韩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圣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民政府从南京迁至武汉，后再迁重庆，韩国临时政府也随之疏散西迁，1939年5月迁到距重庆不远的綦江县沱湾镇。1940年9月，临时政府由綦江迁重庆，在嘉陵宾馆举行了韩国光复军的成立典礼。这是韩国临时政府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武装力量，首次向海内外公开亮相。

　　70多年前，在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和长安县一带，驻扎着一支韩国军队，这支部队叫韩国光复军，受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和中国政府双重领导。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11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回朝鲜，光复军也于次年从西安返国。至此，韩国光复军曾以西安为基地，在中国各地进行抗日活动时间长达6年之久。

　　韩国官方和民间都非常重视光复军在陕西西安这段活动历史。从2000年起，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以及韩国近现代史的专家除了到上海、重庆，还频繁地来到西安进行考察，他们一直在此寻找和缅怀抗日战争时期，为韩国复国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

1939年4月，韩国光复阵线青年工作队在柳州与各机关团体代表留别纪念摄影

　　蒋介石促成光复军在华成立

　　1932年1月28日，日军向驻守上海闸北的中国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发动进攻。中国军队进行1个多月抵抗后，逐渐不敌，遂放弃江湾、闸北之阵地，全线撤退。随后，在英、美、法、意等西方列强调停下，双方开始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在上海的日本军政要人决定借4月29日庆祝“天长节”(昭和天皇生日)的机会，在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以炫耀武力。在祝捷大会进入高潮时，一名叫尹奉吉的韩国青年将水壶炸弹准确地扔向了检阅台，一声巨响，正在检阅台上的侵沪日军总指挥白川义则大将和日本驻沪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当场毙命，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均被炸断一腿，还有9名日本军政高官被炸伤。这就是由韩国临时政府策划的、轰动世界的“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

　　中国的抗战，无疑需要联合更多力量。很快，蒋介石秘密会见了这起爆炸事件的策划者、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蒋介石建议韩国临时政府从暗杀活动转向组织抵抗。并提出在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特设韩国军官班，免费为韩国培养军官。金九表示将组建武装力量，恳请支持，俩人相谈甚欢。当时，韩国临时政府内派系众多，分合频繁，经常发生内讧，金九做了大量工作，消弭分歧，促进在华韩国抗日力量团结，各派别同意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并定名为韩国光复军。

　　1940年9月17日，韩国光复军在重庆嘉陵宾馆成立，宋美龄特别捐赠慰劳金10万元。光复军设参谋、政训、副官三个处，总司令由韩国抗日名将池青天担任。虽然韩国光复军当时仅有300余人，但它的成立，给予众多韩国复国者以希望。

　　1941年11月，重庆国民政府通过了“援助韩国光复军办法”，由中国政府正式对韩国光复军进行军事援助，核定兵员、划拨军费、组织训练。光复军也制定了行动方案，主要是在敌沦陷区加强情报收集、对敌宣传和开展敌后游击战。

　　西安二府街的光复军司令部

　　光复军创建后的最大任务是招募和训练士兵。根据韩国临时政府出台的《韩国光复军编练计划大纲》规定，招募对象有：华北各地韩国独立军旧部、沦陷区内散居韩国人、韩国国内及东北的韩国壮丁、日军内的朝鲜裔武装人员、被俘虏的韩国军人。

　　1940年11月中旬，韩国临时政府决定将光复军司令部从重庆苍平街(今邹容路)移转至西安，司令部设在二府街4号(今西安市北大街宏府大厦)。1941年2月，韩国光复军司令部在西安创办《光复》杂志，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等西安政要纷纷题词，热烈祝贺《光复》出版。孙蔚如将军的题词是：“我祝贵军努力杀贼，光复祖国。”驻扎西安的光复军也通过各种形式，积极开展征募工作。不少敌占区的朝鲜青年闻讯后纷纷赶来，报名参加光复军。一位叫朴东云的韩国青年，是侵华日军的翻译。一次，日寇抓了一名游击队队长，朴东云以放长线钓大鱼为借口，说服日宪兵队分队长放了游击队长。不久又有5名游击队员被俘，日寇已决定杀害他们。1940年1月4日晚，趁日宪兵队人员赴宴喝醉的机会，朴东云和游击队里应外合，解救了这5名队员，并带走了日军的军用地图、密电码、秘密文件等。听说西安有韩国的抗日组织，在游击队的帮助下，朴东云来到了西安，参加了光复军。

　　现任韩国社会科学院理事长的金俊烨，曾经也是从日军军营中逃出、奔赴西安的韩国人之一。1940年，金俊烨留学日本庆应大学。1943年末被日军强征入伍，来到中国战场。1944年，金俊烨所在部队驻扎在中国徐州，他发现身边有很多韩籍学生兵。金俊烨说，当得知韩国光复军在中国成立后，很多韩籍进步士兵就邀约逃往中国内地。他们冒险从日军军营中逃出，跋涉数千公里，历时三个多月，于次年1月30日抵达重庆，之后辗转到西安接受军事训练。

　　据统计，韩国光复军在西安6年半时间，从几百人最终发展到近万人，成为韩国复兴建国的骨干力量。

　　当时，根据同盟国协定要求，韩国光复军直接归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领导。韩国光复军积极参加中国抗战，他们受训后分散在河北、湖北、山西、山东、安徽、江西等地的国共军队中，在对日军的宣传工作、情报刺探以及争取国际援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韩国光复军的李海宁，潜入敌后，经过动员，使60多名日军中的韩国人参加抗日，并将日军36师团一名韩国翻译成功策反，送到了西安。

　　1945年8月初，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乘坐军机从重庆抵达西安，观看韩国光复军的军事训练。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邀请金九来家做客。二人餐后正在吃西瓜时，得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在场的中国人和美国人无不欢呼雀跃，金九却有些遗憾，因为他觉得，未能亲自领导韩国光复军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痛杀日军。

　　1945年11月23日，金九回国。1949年6月26日，金九被人暗杀。至今，仍被誉为“韩国国父”。

　　韩国军人在长安杜曲镇

　　韩国光复军在西安活动长达6年时间，与当地人友好相处，至今仍被当地人提及。

在西安接受检阅的韩国光复军

　　长安县杜曲镇寺坡村很多上了年纪的村民，都记得韩国军人刚来的样子，穿戴跟国民党的部队一个样，只是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他们在当地官员的安排下，驻扎在村口的关帝庙，即现在的杜曲粮站。从此，这些韩国军人留在了这里，他们在关帝庙里住宿做饭，还有不少军人住在800米外的娘娘庙(现为杜曲中心小学)，家属们借宿在附近村民家。每逢杜曲有集，韩国光复军的家属常上街采购。那时当地妇女受封建束缚，很少抛头露面，不赶集也很少上街，而穿着红色或白色高腰裙的韩国女人十分引人注目。她们相约上街时，背着小孩，头顶包袱，有时甚至不用手扶包袱，还灵活自如地行走，常被当地人好奇围观。韩国人才到寺坡时，生活比较艰苦，穿戴朴素，家属经常到地里挖野菜。抗日胜利前，日子才好过了，军人穿上新服装，家属搬进了新住房，也有了四个轱辘的机动车。当时韩国光复军养了一条大狼狗，每次上街买了肉菜，就将肉菜放到篮子里，然后狼狗用嘴叼起，将肉菜送回关帝庙驻地，成为当地一景。后来狼狗死了，光复军战士为此难受得落泪，将狼狗埋在了附近，还举行了安葬仪式。

　　相处时间长了，村民们发现这些韩国军人还挺友好。村里一名老人王冰回忆说，他小时候得了“黑热病”，贴膏药弄破了腹部皮肤，很长时间不能愈合，后来还是韩国军医给治好的。寺坡村村民赵更成老人家中，至今还珍藏着一把光复军留给他家的斧头。已故村民牛志芹还为租住她家房屋的一位韩国军官妻子接生过一对双胞胎。

　　据1941年6月出版的《韩国青年》记载，1941年初，有关方面从敌占区解救回100多名难童，送至西安。为了给难童筹集生活费用，在陕西妇女慰劳会的邀请下，韩国光复军第5支队的官兵决定将朝鲜歌剧《阿里郎》改名为《朝鲜的儿女》进行公演。为了尽早筹集到资金，他们从大年初一开始，夜以继日地排练，赶正月初十上演，在西安南院门实验剧场连续公演17天，募集了不少经费，解决了难童的生活急需。

　　西安解放军通讯学院校区，曾是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光复军成员在这里先后接受了三期培训，受训人数90多人。1940年3月，开办了第一期韩国青年特别训练班。一个月后，结业的韩国青年分赴太行山区第34集团军开展敌后工作。西北大学老校区的体育场，曾是韩国光复军的训练场。在这里，中国教官将一群最初连立正、稍息都不会的韩国青年，强化训练成为合格的军人。而在终南山的弥陀古寺一带，美军建立了“飞鹰训练基地”，韩国光复军在这里接受美战略情报局(简称OSS)特种训练，以备在战略大反攻时，配合美军进攻朝鲜，收复失地。

　　难以忘怀的西安情愫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9月8日，美军在仁川登陆，9日，日军在汉城举行投降仪式，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派人参加，昭示着被日本侵占40年的朝鲜获得解放。

　　同年11月23日上午，重庆各界举行仪式，欢送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回国。韩国临时政府部长以上人员及秘书侍卫29人分乘两架专机离开重庆，转经上海回国。为感谢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金九在起飞前发表了《致中华民国朝野人士告别书》，称:“抗战八年来，敝国临时政府随国府迁渝，举凡借拨政舍，供应军备，以及维持侨民生活，均荷于经济百度艰窘之秋，慨为河润”。后来，由于朝鲜战争，这段历史很少被人提及，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

　　2013年6月29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到西安访问，在会见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省长娄勤俭时，她委婉地提出了在杜曲关帝庙——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设立纪念标识石的想法，得到支持。

　　2014年5月29日，陕西省副省长王莉霞为韩国光复军旧址标识石，揭开了红布。标识石位于长安区杜曲街道办寺坡村的村口，该村曾是抗日战争时期，韩国光复军第二支队的驻扎地。当时，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李范奭担任队长。李范奭抗战胜利后返国，不久担任了韩国政府第一届国务总理兼国防部长。

　　2014年5月29日，韩国光复会副会长金柔吉在出席“韩国光复军第二支队旧址标识石”的揭幕仪式上，激动不已。他沉下腰，用颤抖的手抚摸着一人高的纪念碑，上面用中、韩文字记录着光复军的这段抗日史实。金柔吉感慨万分：“70多年以前，我当时23岁，现在，我94岁了……”

　　杜曲街道的韩国光复军驻军旧址，现在每年都要迎接三四批从韩国来西安的学者或学生。时任光复军二支队队长李范奭副官的金俊烨，于1945年4月来到西安参加光复军，在杜曲与闵泳珠结为伉俪。金先生自1989年以来，多次重游故地，纪念那段难忘的岁月。

　　杜曲粮站职工说，来访的韩国人很虔诚，不仅要在此留影，还要双手合十，闭目，冲着原址的方位礼拜、鞠躬。有的还学着当年韩国军人的模样，绕着杜曲粮站做操跑步，最后留影为念。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光复军，这支在中国诞生和发展壮大的韩国军队，在与中国军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进程中，与西安人民结下深厚的战斗友谊。他们在西安的抗战岁月和活动遗迹，更是那段辉煌历史的见证。让我们铭记那段历史，更加珍惜中韩用鲜血凝成的崇高友谊。

　　参考资料：《韩国光复军西安活动旧址考》作者：王建宏;《蒋介石与“韩国独立运动元勋”金九》作者：杨天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