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利之处在于：1）这一思路财力、资源投入巨大，在中国经济失速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地投入无疑将超出我国的承受能力；2）国内对伊斯兰宗教与文化的认识驾驭能力有限，缺乏帮助其改善社会治理（促进宗教世俗化）的智力资源及人员。
一、对中巴走廊要有清晰的战略目标与定位
中巴走廊项目面对着如此多的风险挑战，那么一方面我们更应该加强对每个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与风险评估；另一方面，即便是对中国已高度过剩的工程施工行业而言，巴基斯坦在经济层面也不是一个最理想的投资目标国，这就需要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审视思考“一带一路”倡议乃至中巴经济走廊的本质。
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我个人的理解，这是对过去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与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调整：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最直白简明的概括是什么？——就是欧美与东南亚华人资本来到中国沿海地区，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廉价成本、廉价资源，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销售到欧美市场。这一模式与路径支持了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这种模式已经碰到天花板，欧美市场已趋于饱和，对华戒备抵制越来越强，中国国内制造业成本越来越高，人力资源、土地、环境都难以支持中国经济以过去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企业愈发需要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市场、配置资源。但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成功的案例其实是不多的，除开华为、万向等为数不多的企业外，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是一个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过程。这背后的原因很多，除开企业自身的因素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是一个点，但面对的是一个规则位置已经确定的世界体系！单纯以一个点面对别人一个体系、一个面失败是大概率事件，不失败是异数、是传奇。因此，从这一点去理解“一带一路”的实质，那就是未来中国资本、中国企业将在国家的保障体系下，作为一个体系走出去，而且走出去的方向往往刚开始也不会是欧美发达国家，更多是在“一带一路”+“一洲”（非洲——林毅夫语）。而一带一路的第一个试验田就是中巴经济走廊。也就是说，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推进的试点区、成效的示范区和实践的创新区；是中国企业在国家综合保障力量支持下，以成体系方式走出去的一次尝试；也是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的一块试验田。
基于此，我们可以对中巴经济走廊提出以下几点战略目标：
1、影响南亚次大陆战略平衡的砝码
2、通过援建承接中巴走廊基础设施项目，带动巴经济增长，改善社会公共治理，帮助巴成为南亚西亚防范极端势力的稳定石
3、获得未来影响中东、西亚的桥头堡——瓜达尔港
4、积累大规模产业转移与援建经验，作为与一带一路更多国家打交道的试验田
第一条是显而易见的，此处不作赘述。第二条——通过援建承接中巴走廊基础设施项目，带动巴经济增长，改善社会公共治理，帮助巴成为南亚西亚防范极端势力的稳定石。应该说从切入点来看，以基础设施与能源建设为重心的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对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确有着“四两拨千斤”的妙用，但最终效果仍有待于进一步观察——首先中巴走廊项目在多大程度上能带动巴基斯坦经济进入一个良性循环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能源与基础设施投资确实能拉动一个国家的GDP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但它不是经济发展本身，巴国民经济的长期好转取决于巴自身是否能正确分析形势，制订符合巴国内资源要素优势、可持续的经济规划，并持续有效推进。而这一点，正如之前的风险分析——在巴中央政府能力低下的大前提下，是不容乐观的。其次，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治理改善不是简单的GDP增长就能涵盖的，对于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要遏制宗教极端主义思潮的蔓延，更需要地方政府与基层社区治理有重大变革，而这远远不是中国给予经济援助与中巴走廊项目拉动所能改变的。
第三条，中国获得未来影响中东、西亚的桥头堡——瓜达尔港。仅从港口开发权而论，这一条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现实，但是瓜达尔港要真正发挥作用，变成一个可持续提供支持的基地或桥头堡，还面临着几乎横贯巴全境的交通上的通联、地方势力的安抚与沿线经济社会、安全形势的明显改善。这个挑战将是巨大的。
第四条建立在前几条特别是前两条的基础之上，属于相对更长远的一个目标。因此，这四点都不是简单就能实现的。秉持“不怕困难，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我不揣浅陋，设想了三种不同的战略思路，供方家批评指正。
第一条思路我称之为保守性介入策略：以已签订基建项目为主，原则上不追加，对风险较大的项目在无把握时不贸然启动，主要依靠巴基斯坦自身力量协调推进项目并提供安全保障。其有利之处在于：1）投入小、风险可控；2）相对低调，有助于降低美国或印度干预的力度。不利之处在于：1）在巴政府能力低下、内部相互扯皮的背景下，投资项目进展效果很可能不理想，对巴经济社会治理实际改善帮助不大，花了很多钱结果煮出一锅夹生饭；2）无法改变巴世俗社会溃败、社会群体日趋极端化的趋势，甚或为未来的极端政权上台提供了本来其不具备的工业化力量；3）对“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的示范效应有限。
第二条思路是创造性介入策略：在深入分析把握巴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基础上，以基础设施、定向援建为纽带，结合文化、军事、经济综合援助带动巴社会重建，帮助巴基斯坦成为穆斯林国家中的现代化样板国家，从而成为中国中亚战略的支轴国家及防止极端势力蔓延的防波堤。
这一思路的有利之处在于：1）帮助巴改善经济、社会、文化综合治理有可能是防御伊斯兰极端势力东进的治本之策，比起未来10~20年在我国新疆边境被动防御是一种更积极的思路，效益与被动防御的意义不同，而且成本与国内被动“维稳”相比，未必完全不成比例；2）新疆经济、特别是南疆现代化的成功取决于巴基斯坦和中亚能否成为其商品与服务的销售市场和辐射区，并作为将东部制造业产品进入中亚西亚的桥梁与窗口；3）一旦在巴成功，其影响将不仅限于巴国内，有可能对中亚、中东产生广泛的示范效应，而且此种模式有可能在非洲甚至拉美复制移植，有可能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现有世界体系内被边缘化和被包围的地缘政治态势。此种思路无疑是一个具有宏大历史想象力的创造性构想。
不利之处在于：1）这一思路财力、资源投入巨大，在中国经济失速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地投入无疑将超出我国的承受能力；2）国内对伊斯兰宗教与文化的认识驾驭能力有限，缺乏帮助其改善社会治理（促进宗教世俗化）的智力资源及人员。3、此种构想也可能超出巴国内政治社会结构能够承受的限度，有可能引起负面反弹；4）可能引起美印激烈反对；
在目前国内东海、南海问题尚未解决，台海问题暗流汹涌，对巴研究与顶层设计尚存在众多不足的背景下，这一构想在目前阶段事实上不可行。
第三种思路我称之为稳妥和积极的策略，核心内容是：1）在已签约项目基础上原则上不追加，但把重点调整放在推进改善巴国百姓民生的民心工程，如市政建设、医院、学校，普惠于巴国民众；2）在经济援助的同时开展人文交流，研究积累帮助伊斯兰教世俗化转型、帮助穆斯林地区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经验，研究在伊斯兰社会如何减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冲击及社会边缘群体极端化的经验与模式；3）深入分析把握巴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基础上，提前研究布局，在巴国内有积极因素出现的基础上，选定基础较好，主观积极因素较强的地区，在条件时机成熟时通过顶层规划、定向援建、当地积极人群发动，实现社会经济文化综合治理改善，以点带面，以期作为巴国整体社会重建的催化剂与样本。
此种思路的有利之处在于：1）动作相对较小，更多取决于巴国内是否存在主客观机遇，属于稳步推进基础上的“见机行事”；2）以社会、经济、文化综合手段寻找巴国内部积极力量，帮助巴特定地区改善经济、社会、文化综合治理，进而以点带面，有可能是帮助巴基斯坦走出“失败国家阴影”的可行之策。一旦成功，其影响将不仅限于巴国内，亦有可能对中亚、中东产生广泛的示范效应。
而且待到未来东部热点问题解决，中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充沛，对巴研究与顶层设计更为成熟，在巴项目已经取得一定成果经验，到那时中国再应时大举而动，这应该是一个更为稳妥、胜算更高的战略谋划。
二、中国应对中巴走廊风险存在的问题与短板
1、中国对巴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的影响有限
原有中巴关系聚焦在政治军事层面，对巴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布局有限。随着中巴走廊项目的大举推进，不单单是央企，越来越多的地方国企、民企甚至个体商人也正在成为中巴走廊项目的重要行为体，这就使得中巴日常交往从原有的政治军事关系更多转向经济与民间人员交流，这些地方国企与民企一方面对巴基斯坦情况不熟，更容易引发各种事端并成为风险事件中受到侵害的一方；另一方面，这些新的行为体所遭遇的风险更多来自社会、经济与安全层面，数量多而且繁杂，很难纳入到以使领馆为主体的传统海外利益保护体系所关注的范围。
2、缺乏对巴政商各界利益攸关方的全面深入了解及建立在“知己知彼”上的策略设计。
印度人针对巴基斯坦国家演变的各种情境曾进行过多角度的预测，并针对每种情境对印度的可能影响进行过非常细致深入的分析，并结合对美国的可能影响研判了美国作为第三方的可能反应。毫无疑问，中国外交部门和相关单位亦会组织此类研究，但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控制在极小知情范围。对于多数中资企业既没有渠道也没有对口机制去了解这些高价值的研判成果。
中巴走廊项目涉及巴中央和地方政府、财团、家族与各种各样的民间社团，其背后既得利益关系复杂，如果中国公司在进入巴基斯坦市场之前不对这背后的各方的利益、立场与意图有清晰地把握，一旦吃亏连原因都不知道是什么！因此，中资企业有必要委托专门的智库或风险咨询公司对中巴走廊相关的利益集团立场及其行为模式分析进行深入地调查研究，更好地了解不同利益攸关方的立场与意图，预测和判断它们可能的行为模式，从而制订自己的因应策略。
3、在巴风险应对主体权责不清
随着中巴走廊项目的大举推进，企业应该是自主应对各类风险的主体，而不是由中国政府、外交和强力部门包办！事实上政府应该而且也只能提供公共服务产品，而不可能为具体的企业提供贴身定制的风险控制与信息支持服务，实事求是地说，政府在这方面也做不好！这好比一栋楼，建筑公司的本份是打桩、建设楼体结构和提供配套设施，每个单元房的设计偏好、装修风格、预算应该由各业主自己来决定。但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多数中国企业往往对国门外的政治安全风险缺乏必要的风险意识与风险应对能力，而外交与强力部门在体制上受到各种受限，一方面无法越俎代庖；另一方面，即便针对少数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企业与重点项目，政府提供的各种信息与风险服务也往往偏重东道国宏观政治、经济、社会层面，对具体企业的针对性不强，也就更谈不上为企业提供不断更新、定制化的风险应对服务了。
以上几点究其根源其实就在于——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成为中巴两国之间的利益行为主体的大背景下，中国传统国家海外利益保护机制没有及时适应这一变化，在关注重心上仍停留在原有宏观政治、外交层面，在保护主体、保护手段与保护对象以及范围上出现了脱节。
三、中巴走廊顶层设计应有“底线思维”
就现阶段而言，对于中巴走廊项目规划与推进，宜设定几条底线，以避免几种明显不利的态势：
1、摊子贸然铺得太大，全面开花，在经济上无利可图，政治安全风险、运营维护成本过高，也起不到应有的地缘战略作用，中巴走廊最终变成夹生饭或烂尾楼。
2、在产业转移过程中缺乏顶层战略设计，不顾巴国情,盲目输出重型工业项目，这类项目投资大，周期长，技术门槛高，既解决不了巴国内贫富悬殊、有效就业不足的问题,反而为潜在的极端主义势力获取某些装备、技术提供便利。
3、应把中巴走廊、中国对中亚战略与美军撤出阿富汗几方面统筹加以考虑——除了美国在中亚的存在外，中国在西部边境最重要的战略考量就是防止中亚西亚这一巨大“巴尔干地区”未来形成极端势力聚集地的可能性。考虑到Isis的狂妄野心及其阿富汗和费尔干纳盆地某些教派人士的响应，对此种苗头亦提前布局，对那些有“雄心壮志”的极端组织与领导人应尽早防微杜渐，争取将其遏制在萌芽阶段。否则，一旦形成气候，这将成为中国西部地缘政治安全态势的梦厣。
对于第三点，如何避免巴基斯坦走向极端化就是避免这一梦厣前景中非常关键的一环。巴作为一个国家整体上走向极端化或其中部分地区走向极端化并能对整个国家的走向提出挑战，这种可能性在目前来看趋势尚不明显，但是对巴可能走向极端化的过程、充要条件提前有所研判，下先手棋，是应对未来伊斯兰极端势力东渐的关键。
考虑到巴基斯坦的城乡二元结构，巴基斯坦未来如走向极端化，有可能经历一个先“茉莉花革命”革命，再“农村包围城市”的过程。巴基斯坦城市年轻一代受欧美影响较大，而且巴反对党以反腐等口号具有天然的政治正确性，如果巴政府应对不力，目前席卷中东的茉莉花革命有可能在巴基斯坦重演。但反对党——如正义运动党（PTI）的影响力更多局限在巴中产阶级、学生与城市民众，对农村影响力有限，而且正义运动党（PTI）的执政能力目前尚看不出有可以信服之处，在KP省的执政纪录目前乏善可陈。即便与人民党（PPP）结盟，作为联合政府的凝聚力、执政能力亦不容乐观。因此在城市党派斗争、社会混乱的大背景下，巴西北边境的极端宗教势力将有机会获得空间，坚定而缓慢地在农村与边境进一步建立其影响力。因此巴一种可能演变进程就是——巴持续的城市动荡不断地破坏执政政府的合法性与执政能力，而巴西北农村宗教部族力量聚集将形成溃疡，坚定而缓慢地在农村与边境进一步建立其影响力，进而逐步夺取整个国家的控制权或影响国家的方向。此种形势一旦出现，如果再与阿富汗、中亚的伊斯兰极端势力连为一体，那将是中国西北地缘安全态势的恶梦。从现在来看，预测巴未来出现此种情况当然还为时过早，甚至会被讥为杞人忧天。但是战略运筹的关键在于提前预见、提前布局、精确介入、防微度渐。对最坏情况提前建立“底线思维”，预测发生此种极端结果的主客观条件与变量，可能经历哪几个阶段，各方势力如何相互作用，从而提前加以布局，进而防微度渐；但要对此种复杂的演进趋势，仅仅依靠单独的某位专家或研究机构很难对之做出精确的预测，因此，建议引入跨部门、跨学科的专家团队，以情景模拟推演的方式尽可能逼真地建立对巴未来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关键节点演进趋势的动态认知，进而为未来的综合应对提供可落地的指引。
四、巴基斯坦的“二元风险结构”
就中巴走廊具体项目的风险应对而言，首先我们应该对其国情特点与风险源有一个准确地认识——巴基斯坦国家形态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精英从骨子里亲欧美，而且形成了政治分利集团；城市年轻人受欧美教育影响，熟悉社交新媒体与欧美式的竞争性选举文化，但失业率高，对现状充满挫折感；农村民众观念行事方式保守，更倾向于宗教团体；此种国情特点决定了中巴走廊项目在巴基斯坦面临的风险既有可能来自较高层面的政治宏观风险，也有可能来自中观的社会文化环保问题以及相关的舆情危机，亦有可能被卷入战术层面的恐怖袭击与部族冲突。
一般说来，政治风险、安全风险、社会文化冲突的放大化主要会集中在巴城市地区及其相关人群；安全风险、征地拆迁纠纷、社区冲突主要容易发生在农村地区及其人群。而中巴走廊项目多为大型基建与能源项目，在巴基斯坦的建设运营不是短短几年，而是至少要做好在当地待上一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以上的整体打算，因此，对于外部风险的防控而言，应该而且也有条件作长期打算、顶层设计的考量，并制订与之相匹配的整体实施策略。
五、中巴走廊整体风险应对思路
鉴于此，我们提出以下急则治标、缓则治本，长期规划，区别对待的整体风险应对思路。
1、攻心为上，借助企业社会责任计划重点启动民心民生工程
援助医院、学校、自来水
此种切入方式投入相对不大，但收获的是中巴两国民心相通与长期友善形象的建立，而且能转移分散巴国内反对人士对水电基建类大型项目暗箱操作，不能普惠民众民生的指责。而且对于农村偏远地区，这是切入当地基层社会结构，建立中国人良好形象的最有效方式。
2、致力于带动解决就业并解决因工作标准、风格不同的管理文化冲突
雇员本地化是带动当地就业，减低劳工成本，增加当地民众收入的有效措施，但中国企业员工普遍缺乏跨文化沟通能力、英文乌尔都语言能力都严重不足，而巴基斯坦民众工作职业意识、技能与工作效率与中国员工相比均有较大差距，加之双方的宗教信仰、文化习俗差异也比较大，不做好准备工作贸然增加大批当地劳工，不但工作效率可能受到影响，而且还可能衍生出更多的社会文化与管理冲突。对此，比较好的解决之道是建立面向巴基斯坦员工的专门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提前学习了解中国企业的工作管理方式、树立巴员工的职业化意识、掌握基本的职业技能，经历过这样培训的巴方员工一旦进入中国公司，工作上手更快，管理文化矛盾更少。
3、打破传统观念桎梏，关注经营城市新锐政治集团及其群体
巴基斯坦反对党如正义者运动同盟（PTI）在城市中产阶级与年轻人中很得民心，虽然其执政能力尚待验证，与美国也走得较近，但并不是完全没有接触渠道和影响他们的可能。外交机构可能顾虑执政党的感受不方便与之过多接触，但企业和第三方智库可与之多多接触，建立良好关系，一方面有助于提前了解其立场、意图，及早做出准备；另一方面通过资助其选区公共民生项目从而起到风险对冲作用，使之上台后不至于做出过于损害我方项目利益的举动。
4、稳定东线，布局西线，积累帮扶穆斯林基层社区治理经验
中巴走廊目前有“东西线之争”，巴基斯坦反恐与安全形势的重点在农村，恐怖袭击的源头大多也是主要来自西北边境或各省农村的极端武装分子，巴部分政党也提出了希望中巴走廊增加在西北边境投资的愿望。但在巴阿关系得到明显改善之前，在巴西北边境安全形势根本好转之前，不宜在做过多的硬资产投入——这只能使相关项目暴露在恐怖组织的袭击威胁与某些地方势力的敲诈之下。因此，在西线应更多开展民生项目建设。
5、社会舆情风险监测与战略传播
社会文化冲突与对项目及其相关政府官员的攻击首先都会在巴国内城市媒体、社交网络平台上形成热点，然后吸引欧美背景国际NGO与媒体的关注，进而成为国际热点事件。要防止此类事件，最重要的就是提前了解情况，实时监测，提前预警。而要做到这一切，需要建立一个专业舆情监测平台与分析团队。在此基础上，逐步营建中国人、中国公司在当地的良好媒体形象，并对可能出现的负面舆情危机进行快速处置。
6、鼓励中国风险咨询机构与安保公司与巴合作，提供定制化的安全服务
中巴走廊重点项目的安全不能仅仅依靠巴强力部门，也需要中方自己在意识上、管理上与社区风险预警上自力更生。这一点既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做到的。具体的方式就是中方重点项目应聘用本国的专业风险管理与安保服务机构。（作者郑刚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一带一路风险课题组成员、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