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娟：从我的印度学生看中印文化差异

　　文/张文娟

　　印度金德尔全球法学院 副教授

　　国际合作助理院长

　　金德尔全球大学印中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

　　到印度执教已近三年，教授六个学期。学校成为我融入印度生活的主要平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教过的印度学生大约有200名，年轻人代表未来，他们成为我观察印度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但需要注解一下，这所大学是印度最贵私立大学之一，其生源构成多来自高收入中产阶级，且以法学生为主，所以，也只能代表一部分印度年轻人，当然，也不能低估其反应出的文化共性。

　　一、浓浓的权利意识 淡淡的责任意识

　　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在公民身上的投射，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感受，只有经历文化差异才会体会到，尤其是在对比性强的两种文化里生活，感觉才会强烈。印度建国采纳的是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也因为曾经在殖民地时代二等公民的遭遇，印度宪法对权利的强调无与伦比。印度制宪者们认为，给予权利，是开启民智，改变积贫积弱印度的最好方式。这种浓浓的权利意识，已经投射到机构的日常运转中，也映射到公民的日常思维中。

　　印度大学有很多机制在中国大学是没有或者是罕见的。比如Open House，即每一两个月，学生组织起来跟院领导进行沟通交流，学生可提出任何问题，学院要给予答复。学校小的话，也由校长参加的Open House，解决学生提出的有关学校建设和自身权利的所有关切。我参加过一次由法学院院长带队，其他副院长、助理院长参加的关于LLB学生提出的平等待遇与未来发展问题。LLB是完成三年或四年其他专业本科后再读法律的一个学位，类似于美国的JD和中国的法律硕士，因为BLLB五年制学位的开设，让传统的LLB学位不占优势。学生们在现场提出了很多问题，包括他们参加国际交流、实习、就业及这个专业跟BLLB专业竞争的优势等。让我很容易联想起当年北大法律硕士的经历，只不过那时再怎么抗争也不一定有这样一次让所有学生跟所有院领导沟通的机会。学生们提问题的方式，很务实，也很注意分寸，各院领导就相应关切给予很务实的回应，院长当场拍板哪些会立刻解决，哪些关切是不必要的，哪些需要跟外部进行战略性沟通，并落实到具体院长头上。我很赞赏这种机制。

　　有些时候，如果跟学院的沟通渠道不畅，或者学校处理不合适，也遇到过学生集会抗议的。有个学生不断向学校管理者写信，抱怨学校的网络服务太差。行政也做了一些努力，但是，大的决定需要领导层解决，所以，改善并不明显。后来这个学生就给校长写信，开始校长还要求行政解决，后来也就失去耐心了。再后来，在情绪不好的一天，校长给这个学生写信说，如果对这个学校不满意，你拿着退回的学费回家吧。这个学生把校长的信放在了facebook上，其他学生为他鸣不平，于是，他们很多人决定在特定时间在教学楼集会。短时间内就聚集了好几百学生，校长不得不出来跟他们对话，并承诺换服务商，投入更多以改善宽带。学生们还成立了一个执行监控小组来跟进这个改善过程。这个学生把自己的经历做成了一个项目，在我的“律师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这门课上展示，可以看出，他做了大量需求调研，很懂得用数据支撑他的诉求。

　　但是，如果浓浓的权利意识，缺乏责任和内省的相对制约，也是很容易变形的。

　　我的办公室同事，负责教务，几乎每天都要应对那些因为缺勤太多以致不能参加考试，因为学分不够可能毕不了业，因为错过选课时间选不上课等状况的学生来给他所提交的一大筐理由，要他帮助。其中有个学生让我印象深刻。他的精力没用在学习上，考得很烂，但是，他非要认定考卷中有一道题出的不符合大纲要求。为此，学校专门组织了其他老师，就那道题做了评估，认为没有问题。实际上，即使那道题，给他全分，他也不及格。但是，他仍然要揪着那道题，并且坚持自己拿出钱来让外面的独立第三方来评估。让我很无语。心想，要是把这股劲儿用在学习上，肯定是优秀。

　　作为任课老师，我也要经常面对学生千奇百怪的理由：因为好朋友的叔叔去世了，得陪她，没来上课;因为周末回家，所以错过了周一的on call;因为有好几项作业，所以，不能按时提交我这门的作业;因为姐姐或哥哥的婚礼，要请一个星期的假;因为要参加毕业PARTY，要求老师提前下课……更让我不能理解的是，他完全可以花半个小时完成的作业，非要花40分钟来跟我争执，为什么他的作业需要延期提交。他可以有无数理由，但是，老师不能有失误或纰漏。如果执行的不是事先宣布好的政策，或者在执行政策过程中有偏差，很容易成为那些因为平常不努力的学生面临绝境时反击的救命稻草。

　　中国的儒家文化，很多时候强调内省和自觉，或者叫克己复礼。虽然我们很多时候，也在批评过度功利化，导致了社会责任的缺乏。但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再加上较长时间社会主义集体观的强调，很大程度上，已经使得自省和责任意识内化到了中国公民的思维之中。所以，作为一个中国籍老师，面对这些印度学生，受到的文化冲击不小。

　　与印度人相比，我们不大愿意公开提出诉求。只要过得去，就不大愿意生事，尤其向官方提出某种请求时，往往有太多的顾忌。在中国文化里，把问题政治化，不容易解决问题;反而要尽量把政治问题技术化，才能解决问题。这可一定程度上解释，在印中资对其显著不利政策不愿意利用媒体和智库发声的现实。但实际上，在印度生活，不弄出动静来，是很难解决你想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的。当然，小问题，也可以通过关系或行贿解决。这主要是因为，在印度的治理中，民众对官僚体系的问责机制是失灵的，只有通过政治层面的机制如选举才能发挥点作用。所以，很多重要关切，在技术层面靠个人推动很难解决，只有变成社会话题，抱团施加一定的政治压力才更有解决希望。

　　针对同伴或师长，我们一般内心会有个权衡，哪些请求太过分，哪些理由太可笑。印度人很不一样，他们的理由是无限的，可以远远超过你作为中国人基于本国生活经验所能想象的边界。相信很多中资，在面对印度员工时，会有更深切的体会。有时也思考过，印度权利观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差别。印度知名学者Pratab Bhanu Metha在其《民主的负担》一书中关于民主的对比分析很有意思，他还是认为，以权利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其良好运行，对社会文明程度及大范围内的道德共识是有要求的。当年印度制宪者安贝卡博士也早就提出，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府形式，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结合形式。在今天的美国，日常生活中，我们很难体会到在印度所能体会到的那种权利被无限伸张的感觉，更多是一种被职业伦理设定边界的权利观。所以，跟印度人的交往中，既不能拿我们的内省标准也不能以美国标准去假设，否则，会造成不必要的失望。当然，也不必感觉，驳了对方理由是让对方丢面子的事，因为你需要坚持你的原则。只要有法、有理、有据，也注意方式，这种反驳是健康的，印度人也能接受。

　　二、认真走程序 却不问结果

　　印度思维中，还有一个与中国思维的重大不同，那就是程序意识强，但却不以结果为导向。重视程序的好处是，关注参与，关注利益平衡，不容易决策草率和犯拍脑袋的错误。但是，过度注重程序，往往不仅仅降低效率，还容易迷失目标，降低问题解决能力。

　　大学有很多程序机制，对个体权利保障是有好处的。比如大学设立纪律处分委员会，里面要包括学生、行政管理人员和老师三方的代表。大学要想处分一个学生，即使按中国标准证据确凿，也是要走一个程序，给学生辩护的机会。为处分一个学生，往往 要开一天的会，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五点。再考虑上面介绍的浓浓权利意识，校方想处分一个学生绝非易事。当然，这将保证不会有学生被随意处分。从这些机制的运转上，你也会明白，为什么印度有那么多的司法积压案件了。

　　印度的日常行政管理中，为解决特定问题，会成立各种委员会和调查组，还要经过各种程序的讨论。总之，想作出某个决定，需要复杂的程序决定。这让各利益群体的关切可以被讨论，但也让日程的行政运行变得低效。这种低效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而不是取决于所涉利益群体的利益大小。大约五年前，曾经有一个哈佛的学生给印度的大学写信，探索跟哈佛的一个合作项目。其中有个公立大学在一年后才给他回信，只有我们这个私立大学在一天内给他回信， 让他激动万分。即便今天，如果有在印度申请银行卡的经历，也会发现，申请时需要签字的申请表厚厚的一摞，而等待的时间更难以想象，竟然很难在一个月内期待拿到卡。

　　这种过度注重程序，也已经深深得影响印度人的思维和问题解决思路。在正常的工作流程中，你把一项工作交给了另一个人，他也答应了，你应该可以假设，这个人会在既定的时间，给你交回结果。但在印度文化里，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在此分享一则我最近的经历。

　　A生是我所在的印中研究中心的志愿者，还是一个比较靠谱的印度学生。因为我帮她写推荐信，她主动问我，什么志愿者的活儿她可以做。我便请她帮我把某次会议上一次重要演讲转化成文字。我周一给她写信，希望她周日晚上交给我，她答应了。然后，我给负责视频保管的老师写信，解释需要A生将哪次演讲转化成文字，把A生放在抄送名单里，让A生跟其对接。等到了周日晚上，我查了好几遍邮箱，但没收到邮件。转过来的周一，我在路上碰到她，她跟我说，她给那个负责视频老师写了信，但那个老师一直没回信，所以，她还没拿到视频。我当时就问她，“老师没给你回信，你不能去办公室找他?”她答应了。又到了周末，还是没等到文字版。再问她，她说去了，但是，老师给她拷的都是照片。我再问她，“照片怎么能转录文字，你得去拷视频啊。”又到了周末，还是没等到。我们在教学楼前的某条路上相遇了，她也有点不好意思了，着急得说，“老师我不骗你，真得，我试了各种办法，他拷给我的东西打不开。我能去你办公室吗?”极度绝望的我，想到教书育人的身份，还是压住自己的失望和愤怒，答应她去我办公室。我也打不开视频，但音频是可以的，能听到清晰的声音，我帮她挑出了演讲者的所有部分，并标注好，然后等她的文字。那一周日，她终于发给了我。也就是一个月后，我终于得到了文字版。

　　B生是来自中国的交换生，也是中心的志愿者，我让她负责印中午间讲坛微信版的编辑制作，并希望微信在讲座后48小时内编出来，并且配有照片。对她而言，也需要去跟音像摄像的老师打交道，主要是拷照片。第一次，她告诉我，讲座后，她就跟着音像老师去要了，老师回头说发她，但没及时发给她。考虑到她短期交流，对这儿的工作机制不熟悉，我告诉她，要拿着USB去拷才行，那些摄像老师都忙，不会想着主动发的。此后，就讲座的微信，我会定期收到她制作完毕的临时链接，只需要对文字内容进行完善，而不再需要像保姆一样陷入每一步的琐碎程序性事务。不论她自己时间如何紧张，她知道，她需要对讲座微信出台的结果负责，即使有时候得弄到深夜，她也要把工作完成。

　　A生跟前面说的那些千奇百怪理由的印度学生不一样，其实，她是想做这件事的。但是，你会发现，与中国的B学生不一样，她的思维是放在过程中，而不是结果导向。如果她的思维是结果导向，她就不会停留在某个程序性小障碍中，而是考虑如何去克服这个障碍，继续往后一步走，以最终解决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一个印度老师处于我的位置会怎么回应她，基于我对他们的观察，应对这个学生的方案可能有两种：一是放弃追求结果，直到今天，这个文字版也没出来;或者，他或她会给学校写信，抱怨音像老师回复不及时或者抱怨志愿者学生工作不勤勉。这两种思维在某种程度上都不会鼓励印度学生对结果负责。过渡陷入程序性思维，既复杂了程序，有时还迷失了方向。在印度国家层面的治理中，也有这个问题。如印度针对其他落后(Other Backward Class)特留权制度，已经成立好几个委员会，发布了不少调查报告，印度最高院也不停介入程序设计，硬是把一个过渡性的制度变得复杂、长久，成为今天撕裂印度的尴尬制度，具体见我发表在《印度洋经济体研究》上发表的“从种姓特留权之争看印度以宪法为基础的治理逻辑”一文。

　　引导学生们在课堂上就其关切的身边问题进行讨论

　　这种程序性思维投射到日常生活中，就体现在，当你把活儿描述清楚，并转达给某个印度同事时，实际上活儿没交出去，他们不把自己当作对结果负责的人。虽然他也会跟你说，“没问题”，“我会做”，但若你不介入过程，你会听到二十次承诺，但却不会有什么结果。再加上印度人时间观念不强，经常发现，哪怕保障一门课的运转也得投入很多精力。刚开始，我也是挺苦闷的，在各种教训中摸索出了一点小技巧。如果一件事我认为必须要做成，那我就需要不停的介入过程，既写信，也打电话，甚至到同事办公室拜访，就是要督促他们做，直到我看到结果。如果一件事是学校负责人交代的，我只是其中的一环，也没能力整合其他人的角色，我会把我这部分按时做好，把跟其他人的对接部分用邮件沟通，保留记录，遇到不负责任或推卸责任的，也好应对。如果一件事我认为时间很关键，一定得为deadline设定后果。比如迟到20分钟没有考勤，晚交一小时扣一分。有些时候，可能更复杂，比如调课需要征求学生们的意见，需要他们在特定时间内回复。如果没有经过他们回复，随便调课，学生们会不上课还问你要考勤，理由是调课没经过他们的意见。但他们不在规定时间内回复，你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在这种情形下，我就需要预先在课堂征求一下意见，然后根据反馈提出三个或四个选择，并且在邮件明确写明，如果在特定时间内不回复，就默认第一选择，从而得以将调课时间固定下来，学生们事后也没有好说的。虽然是管理一门小小的课，我感觉得把10年律师经验和7年NGO管理经验都用上，全力以赴，才保持我认为相对正常的运转状态，这是中国任课老师在教授中国学生时不需要花费的精力。当然，这些经验的摸索，也许可以用到其他中资的管理上。

　　三、全球化公民：独立思考与勤勉

　　中印的结合，也许是培养最具竞争力的全球化公民的最佳结合。就像美国最著名的印度史学家Stanley Wolpert所观察的，表达力强的印度人成为实际上最积极也是“最好争论”的传达者，用观念和见识激发彼此的想象力。我个人认为，中华文化中的内省、勤勉、大局观已及新近政治中探索出的实用兼实验主义思维，也是中国人作为个体和整体在世界竞争中的优势所在。如果两者可以结合到一个年轻人身上，那将是无可抵挡的竞争力。

　　中印宪法比较课上，绝大多数学生来自印度，只有两位来自中国。讨论到印度宪法的任何问题，都会有印度学生的热情参与。因他们对宪法的了解很深，很多讨论对我启发很大，很为他们感到自豪。而中国学生，即便是讨论中国宪法部分，也是一脸茫然，很难听到他们的见解。那种想不出观点，甚至缺乏基础了解的无助，从他们的眼神中能够感受得到。我都有点替她们担心期中考试，因为那是口头辩论。但事后证明，这种担心有点过了。虽然是口头辩论，但毕竟也是考试，中国学生在考试上还是有一套的，我和印度老师都不约而同得给两位中国学生很高的评价。

　　期中考试口头辩论的具体规则是，每四个学生一组，根据指定辩题，两个支持，两个反对。对很多印度学生来说，发散性讨论是有优势的，但是，在指定时间内辩论，却面临着挑战。20分钟，四个人两轮辩论，这意味着每人每轮只有2.5分钟，如果不事先围绕着打分点做精准练习，拿到高分还是很有挑战的。两个中国学生语言上没有优势，观点上不见得多新颖，但是，他们事先做了不少准备。首先把核心观点都列在了纸上，事先肯定也做过不少遍练习，发言时观点很熟练，速度很快，能在有效时间内，把尽可能把多的观点有效分享。而大多数印度学生，事先没怎么做准备，还没开始说观点呢时间到了，或者一个人强行说10分钟，其他人都没有时间表达，导致整个组的分数都很低。

　　有一次问中国交换生，她是怎么看印度学生的。这个交换生告诉我，在她另一门课上，她跟一个印度学生一组。她让那个印度同学做PPT，不做;让他做练习，也不做。这个中国学生做了PPT，印度同学还批评她，说她不过把老师课堂上的观点梳理了一下，没有自己的观点，毫无价值。结果到了做presentation时，她发现自己的印度同学果然很有观点，让她很佩服。

　　在中印学生的对比下，我经常在想，要是一个学生既有印度人的思想和口才，又有中国学生的勤勉和责任意识，那将是最有魅力也最有竞争力的全球化公民。跟一个中国媒体人聊天，她的女儿在初中时来到印度，在印度比较好的私立学校接受高中教育后，考入了美国常青藤布朗大学。在学校里，她女儿刚开始还跟考入的中国孩子在一起经常聚，后发现，他们主要是打牌、约饭，陷入小圈子时，她跟这个中国圈子的学生交流慢慢减少了。虽然那些考入这个大学的中国学生也多半是来自人大附中等国内知名中学，但是，在文化融入方面，他们的确面临挑战。相比之下，这个在印生活了一段时间的中国女生就很有优势。首先，她童年时期出国，有利于培养她的文化调试能力。其次，她从印度学生那里学到了组织活动、活跃交流的能力。最后， 她还同时保持着中国学生的勤勉和责任心。她给了我们提供了一个中印文化融合的好范例。

　　印度是盛产思想家和辩论家的地方，对于印度的年轻学子，只要稍加勤勉，就可以在很多领域尤其是人文领域，取得很了不起的成绩。2017年，年轻的金德尔学子在维也纳举办的第24届 Willem C Vis 国际商事仲裁模拟法庭中击败来自全球330个队，包括那些世界知名学校夺得第二名，令世界刮目相看。但印度不只需要思想家和辩论家，还需要务实的问题解决型人才，否则，社会底层的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短板永远在。

　　对于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不缺想法和创新精神，各种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但如果在精神层面和社会深层次问题上，中国年轻人可以花点时间多想一点，可能会让中国社会的运行更有质感和人文精神，政治格局也会更稳定。因此，两国的年轻人应该加强交流，取长补短，在未来重塑本国文化和提升本国软实力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而这有助于中印两国新型关系的构建。

　　文/张文娟

　　印度金德尔全球法学院 副教授

　　国际合作助理院长

　　金德尔全球大学印中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

　　到印度执教已近三年，教授六个学期。学校成为我融入印度生活的主要平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教过的印度学生大约有200名，年轻人代表未来，他们成为我观察印度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但需要注解一下，这所大学是印度最贵私立大学之一，其生源构成多来自高收入中产阶级，且以法学生为主，所以，也只能代表一部分印度年轻人，当然，也不能低估其反应出的文化共性。

　　一、浓浓的权利意识 淡淡的责任意识

　　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在公民身上的投射，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感受，只有经历文化差异才会体会到，尤其是在对比性强的两种文化里生活，感觉才会强烈。印度建国采纳的是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也因为曾经在殖民地时代二等公民的遭遇，印度宪法对权利的强调无与伦比。印度制宪者们认为，给予权利，是开启民智，改变积贫积弱印度的最好方式。这种浓浓的权利意识，已经投射到机构的日常运转中，也映射到公民的日常思维中。

　　印度大学有很多机制在中国大学是没有或者是罕见的。比如Open House，即每一两个月，学生组织起来跟院领导进行沟通交流，学生可提出任何问题，学院要给予答复。学校小的话，也由校长参加的Open House，解决学生提出的有关学校建设和自身权利的所有关切。我参加过一次由法学院院长带队，其他副院长、助理院长参加的关于LLB学生提出的平等待遇与未来发展问题。LLB是完成三年或四年其他专业本科后再读法律的一个学位，类似于美国的JD和中国的法律硕士，因为BLLB五年制学位的开设，让传统的LLB学位不占优势。学生们在现场提出了很多问题，包括他们参加国际交流、实习、就业及这个专业跟BLLB专业竞争的优势等。让我很容易联想起当年北大法律硕士的经历，只不过那时再怎么抗争也不一定有这样一次让所有学生跟所有院领导沟通的机会。学生们提问题的方式，很务实，也很注意分寸，各院领导就相应关切给予很务实的回应，院长当场拍板哪些会立刻解决，哪些关切是不必要的，哪些需要跟外部进行战略性沟通，并落实到具体院长头上。我很赞赏这种机制。

　　有些时候，如果跟学院的沟通渠道不畅，或者学校处理不合适，也遇到过学生集会抗议的。有个学生不断向学校管理者写信，抱怨学校的网络服务太差。行政也做了一些努力，但是，大的决定需要领导层解决，所以，改善并不明显。后来这个学生就给校长写信，开始校长还要求行政解决，后来也就失去耐心了。再后来，在情绪不好的一天，校长给这个学生写信说，如果对这个学校不满意，你拿着退回的学费回家吧。这个学生把校长的信放在了facebook上，其他学生为他鸣不平，于是，他们很多人决定在特定时间在教学楼集会。短时间内就聚集了好几百学生，校长不得不出来跟他们对话，并承诺换服务商，投入更多以改善宽带。学生们还成立了一个执行监控小组来跟进这个改善过程。这个学生把自己的经历做成了一个项目，在我的“律师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这门课上展示，可以看出，他做了大量需求调研，很懂得用数据支撑他的诉求。

　　但是，如果浓浓的权利意识，缺乏责任和内省的相对制约，也是很容易变形的。

　　我的办公室同事，负责教务，几乎每天都要应对那些因为缺勤太多以致不能参加考试，因为学分不够可能毕不了业，因为错过选课时间选不上课等状况的学生来给他所提交的一大筐理由，要他帮助。其中有个学生让我印象深刻。他的精力没用在学习上，考得很烂，但是，他非要认定考卷中有一道题出的不符合大纲要求。为此，学校专门组织了其他老师，就那道题做了评估，认为没有问题。实际上，即使那道题，给他全分，他也不及格。但是，他仍然要揪着那道题，并且坚持自己拿出钱来让外面的独立第三方来评估。让我很无语。心想，要是把这股劲儿用在学习上，肯定是优秀。

　　作为任课老师，我也要经常面对学生千奇百怪的理由：因为好朋友的叔叔去世了，得陪她，没来上课;因为周末回家，所以错过了周一的on call;因为有好几项作业，所以，不能按时提交我这门的作业;因为姐姐或哥哥的婚礼，要请一个星期的假;因为要参加毕业PARTY，要求老师提前下课……更让我不能理解的是，他完全可以花半个小时完成的作业，非要花40分钟来跟我争执，为什么他的作业需要延期提交。他可以有无数理由，但是，老师不能有失误或纰漏。如果执行的不是事先宣布好的政策，或者在执行政策过程中有偏差，很容易成为那些因为平常不努力的学生面临绝境时反击的救命稻草。

　　中国的儒家文化，很多时候强调内省和自觉，或者叫克己复礼。虽然我们很多时候，也在批评过度功利化，导致了社会责任的缺乏。但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再加上较长时间社会主义集体观的强调，很大程度上，已经使得自省和责任意识内化到了中国公民的思维之中。所以，作为一个中国籍老师，面对这些印度学生，受到的文化冲击不小。

　　与印度人相比，我们不大愿意公开提出诉求。只要过得去，就不大愿意生事，尤其向官方提出某种请求时，往往有太多的顾忌。在中国文化里，把问题政治化，不容易解决问题;反而要尽量把政治问题技术化，才能解决问题。这可一定程度上解释，在印中资对其显著不利政策不愿意利用媒体和智库发声的现实。但实际上，在印度生活，不弄出动静来，是很难解决你想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的。当然，小问题，也可以通过关系或行贿解决。这主要是因为，在印度的治理中，民众对官僚体系的问责机制是失灵的，只有通过政治层面的机制如选举才能发挥点作用。所以，很多重要关切，在技术层面靠个人推动很难解决，只有变成社会话题，抱团施加一定的政治压力才更有解决希望。

　　针对同伴或师长，我们一般内心会有个权衡，哪些请求太过分，哪些理由太可笑。印度人很不一样，他们的理由是无限的，可以远远超过你作为中国人基于本国生活经验所能想象的边界。相信很多中资，在面对印度员工时，会有更深切的体会。有时也思考过，印度权利观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差别。印度知名学者Pratab Bhanu Metha在其《民主的负担》一书中关于民主的对比分析很有意思，他还是认为，以权利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其良好运行，对社会文明程度及大范围内的道德共识是有要求的。当年印度制宪者安贝卡博士也早就提出，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府形式，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结合形式。在今天的美国，日常生活中，我们很难体会到在印度所能体会到的那种权利被无限伸张的感觉，更多是一种被职业伦理设定边界的权利观。所以，跟印度人的交往中，既不能拿我们的内省标准也不能以美国标准去假设，否则，会造成不必要的失望。当然，也不必感觉，驳了对方理由是让对方丢面子的事，因为你需要坚持你的原则。只要有法、有理、有据，也注意方式，这种反驳是健康的，印度人也能接受。

　　二、认真走程序 却不问结果

　　印度思维中，还有一个与中国思维的重大不同，那就是程序意识强，但却不以结果为导向。重视程序的好处是，关注参与，关注利益平衡，不容易决策草率和犯拍脑袋的错误。但是，过度注重程序，往往不仅仅降低效率，还容易迷失目标，降低问题解决能力。

　　大学有很多程序机制，对个体权利保障是有好处的。比如大学设立纪律处分委员会，里面要包括学生、行政管理人员和老师三方的代表。大学要想处分一个学生，即使按中国标准证据确凿，也是要走一个程序，给学生辩护的机会。为处分一个学生，往往 要开一天的会，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五点。再考虑上面介绍的浓浓权利意识，校方想处分一个学生绝非易事。当然，这将保证不会有学生被随意处分。从这些机制的运转上，你也会明白，为什么印度有那么多的司法积压案件了。

　　印度的日常行政管理中，为解决特定问题，会成立各种委员会和调查组，还要经过各种程序的讨论。总之，想作出某个决定，需要复杂的程序决定。这让各利益群体的关切可以被讨论，但也让日程的行政运行变得低效。这种低效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而不是取决于所涉利益群体的利益大小。大约五年前，曾经有一个哈佛的学生给印度的大学写信，探索跟哈佛的一个合作项目。其中有个公立大学在一年后才给他回信，只有我们这个私立大学在一天内给他回信， 让他激动万分。即便今天，如果有在印度申请银行卡的经历，也会发现，申请时需要签字的申请表厚厚的一摞，而等待的时间更难以想象，竟然很难在一个月内期待拿到卡。

　　这种过度注重程序，也已经深深得影响印度人的思维和问题解决思路。在正常的工作流程中，你把一项工作交给了另一个人，他也答应了，你应该可以假设，这个人会在既定的时间，给你交回结果。但在印度文化里，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在此分享一则我最近的经历。

　　A生是我所在的印中研究中心的志愿者，还是一个比较靠谱的印度学生。因为我帮她写推荐信，她主动问我，什么志愿者的活儿她可以做。我便请她帮我把某次会议上一次重要演讲转化成文字。我周一给她写信，希望她周日晚上交给我，她答应了。然后，我给负责视频保管的老师写信，解释需要A生将哪次演讲转化成文字，把A生放在抄送名单里，让A生跟其对接。等到了周日晚上，我查了好几遍邮箱，但没收到邮件。转过来的周一，我在路上碰到她，她跟我说，她给那个负责视频老师写了信，但那个老师一直没回信，所以，她还没拿到视频。我当时就问她，“老师没给你回信，你不能去办公室找他?”她答应了。又到了周末，还是没等到文字版。再问她，她说去了，但是，老师给她拷的都是照片。我再问她，“照片怎么能转录文字，你得去拷视频啊。”又到了周末，还是没等到。我们在教学楼前的某条路上相遇了，她也有点不好意思了，着急得说，“老师我不骗你，真得，我试了各种办法，他拷给我的东西打不开。我能去你办公室吗?”极度绝望的我，想到教书育人的身份，还是压住自己的失望和愤怒，答应她去我办公室。我也打不开视频，但音频是可以的，能听到清晰的声音，我帮她挑出了演讲者的所有部分，并标注好，然后等她的文字。那一周日，她终于发给了我。也就是一个月后，我终于得到了文字版。

　　B生是来自中国的交换生，也是中心的志愿者，我让她负责印中午间讲坛微信版的编辑制作，并希望微信在讲座后48小时内编出来，并且配有照片。对她而言，也需要去跟音像摄像的老师打交道，主要是拷照片。第一次，她告诉我，讲座后，她就跟着音像老师去要了，老师回头说发她，但没及时发给她。考虑到她短期交流，对这儿的工作机制不熟悉，我告诉她，要拿着USB去拷才行，那些摄像老师都忙，不会想着主动发的。此后，就讲座的微信，我会定期收到她制作完毕的临时链接，只需要对文字内容进行完善，而不再需要像保姆一样陷入每一步的琐碎程序性事务。不论她自己时间如何紧张，她知道，她需要对讲座微信出台的结果负责，即使有时候得弄到深夜，她也要把工作完成。

　　A生跟前面说的那些千奇百怪理由的印度学生不一样，其实，她是想做这件事的。但是，你会发现，与中国的B学生不一样，她的思维是放在过程中，而不是结果导向。如果她的思维是结果导向，她就不会停留在某个程序性小障碍中，而是考虑如何去克服这个障碍，继续往后一步走，以最终解决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一个印度老师处于我的位置会怎么回应她，基于我对他们的观察，应对这个学生的方案可能有两种：一是放弃追求结果，直到今天，这个文字版也没出来;或者，他或她会给学校写信，抱怨音像老师回复不及时或者抱怨志愿者学生工作不勤勉。这两种思维在某种程度上都不会鼓励印度学生对结果负责。过渡陷入程序性思维，既复杂了程序，有时还迷失了方向。在印度国家层面的治理中，也有这个问题。如印度针对其他落后(Other Backward Class)特留权制度，已经成立好几个委员会，发布了不少调查报告，印度最高院也不停介入程序设计，硬是把一个过渡性的制度变得复杂、长久，成为今天撕裂印度的尴尬制度，具体见我发表在《印度洋经济体研究》上发表的“从种姓特留权之争看印度以宪法为基础的治理逻辑”一文。

　　引导学生们在课堂上就其关切的身边问题进行讨论

　　这种程序性思维投射到日常生活中，就体现在，当你把活儿描述清楚，并转达给某个印度同事时，实际上活儿没交出去，他们不把自己当作对结果负责的人。虽然他也会跟你说，“没问题”，“我会做”，但若你不介入过程，你会听到二十次承诺，但却不会有什么结果。再加上印度人时间观念不强，经常发现，哪怕保障一门课的运转也得投入很多精力。刚开始，我也是挺苦闷的，在各种教训中摸索出了一点小技巧。如果一件事我认为必须要做成，那我就需要不停的介入过程，既写信，也打电话，甚至到同事办公室拜访，就是要督促他们做，直到我看到结果。如果一件事是学校负责人交代的，我只是其中的一环，也没能力整合其他人的角色，我会把我这部分按时做好，把跟其他人的对接部分用邮件沟通，保留记录，遇到不负责任或推卸责任的，也好应对。如果一件事我认为时间很关键，一定得为deadline设定后果。比如迟到20分钟没有考勤，晚交一小时扣一分。有些时候，可能更复杂，比如调课需要征求学生们的意见，需要他们在特定时间内回复。如果没有经过他们回复，随便调课，学生们会不上课还问你要考勤，理由是调课没经过他们的意见。但他们不在规定时间内回复，你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在这种情形下，我就需要预先在课堂征求一下意见，然后根据反馈提出三个或四个选择，并且在邮件明确写明，如果在特定时间内不回复，就默认第一选择，从而得以将调课时间固定下来，学生们事后也没有好说的。虽然是管理一门小小的课，我感觉得把10年律师经验和7年NGO管理经验都用上，全力以赴，才保持我认为相对正常的运转状态，这是中国任课老师在教授中国学生时不需要花费的精力。当然，这些经验的摸索，也许可以用到其他中资的管理上。

　　三、全球化公民：独立思考与勤勉

　　中印的结合，也许是培养最具竞争力的全球化公民的最佳结合。就像美国最著名的印度史学家Stanley Wolpert所观察的，表达力强的印度人成为实际上最积极也是“最好争论”的传达者，用观念和见识激发彼此的想象力。我个人认为，中华文化中的内省、勤勉、大局观已及新近政治中探索出的实用兼实验主义思维，也是中国人作为个体和整体在世界竞争中的优势所在。如果两者可以结合到一个年轻人身上，那将是无可抵挡的竞争力。

　　中印宪法比较课上，绝大多数学生来自印度，只有两位来自中国。讨论到印度宪法的任何问题，都会有印度学生的热情参与。因他们对宪法的了解很深，很多讨论对我启发很大，很为他们感到自豪。而中国学生，即便是讨论中国宪法部分，也是一脸茫然，很难听到他们的见解。那种想不出观点，甚至缺乏基础了解的无助，从他们的眼神中能够感受得到。我都有点替她们担心期中考试，因为那是口头辩论。但事后证明，这种担心有点过了。虽然是口头辩论，但毕竟也是考试，中国学生在考试上还是有一套的，我和印度老师都不约而同得给两位中国学生很高的评价。

　　期中考试口头辩论的具体规则是，每四个学生一组，根据指定辩题，两个支持，两个反对。对很多印度学生来说，发散性讨论是有优势的，但是，在指定时间内辩论，却面临着挑战。20分钟，四个人两轮辩论，这意味着每人每轮只有2.5分钟，如果不事先围绕着打分点做精准练习，拿到高分还是很有挑战的。两个中国学生语言上没有优势，观点上不见得多新颖，但是，他们事先做了不少准备。首先把核心观点都列在了纸上，事先肯定也做过不少遍练习，发言时观点很熟练，速度很快，能在有效时间内，把尽可能把多的观点有效分享。而大多数印度学生，事先没怎么做准备，还没开始说观点呢时间到了，或者一个人强行说10分钟，其他人都没有时间表达，导致整个组的分数都很低。

　　有一次问中国交换生，她是怎么看印度学生的。这个交换生告诉我，在她另一门课上，她跟一个印度学生一组。她让那个印度同学做PPT，不做;让他做练习，也不做。这个中国学生做了PPT，印度同学还批评她，说她不过把老师课堂上的观点梳理了一下，没有自己的观点，毫无价值。结果到了做presentation时，她发现自己的印度同学果然很有观点，让她很佩服。

　　在中印学生的对比下，我经常在想，要是一个学生既有印度人的思想和口才，又有中国学生的勤勉和责任意识，那将是最有魅力也最有竞争力的全球化公民。跟一个中国媒体人聊天，她的女儿在初中时来到印度，在印度比较好的私立学校接受高中教育后，考入了美国常青藤布朗大学。在学校里，她女儿刚开始还跟考入的中国孩子在一起经常聚，后发现，他们主要是打牌、约饭，陷入小圈子时，她跟这个中国圈子的学生交流慢慢减少了。虽然那些考入这个大学的中国学生也多半是来自人大附中等国内知名中学，但是，在文化融入方面，他们的确面临挑战。相比之下，这个在印生活了一段时间的中国女生就很有优势。首先，她童年时期出国，有利于培养她的文化调试能力。其次，她从印度学生那里学到了组织活动、活跃交流的能力。最后， 她还同时保持着中国学生的勤勉和责任心。她给了我们提供了一个中印文化融合的好范例。

　　印度是盛产思想家和辩论家的地方，对于印度的年轻学子，只要稍加勤勉，就可以在很多领域尤其是人文领域，取得很了不起的成绩。2017年，年轻的金德尔学子在维也纳举办的第24届 Willem C Vis 国际商事仲裁模拟法庭中击败来自全球330个队，包括那些世界知名学校夺得第二名，令世界刮目相看。但印度不只需要思想家和辩论家，还需要务实的问题解决型人才，否则，社会底层的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短板永远在。

　　对于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不缺想法和创新精神，各种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但如果在精神层面和社会深层次问题上，中国年轻人可以花点时间多想一点，可能会让中国社会的运行更有质感和人文精神，政治格局也会更稳定。因此，两国的年轻人应该加强交流，取长补短，在未来重塑本国文化和提升本国软实力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而这有助于中印两国新型关系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