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中的朝鲜半岛核问题

　　一、与时间赛跑：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未能经受考验

　　2015年9月3日，当朴槿惠和习近平并肩踏上天安门城楼的红地毯时，她到达了自己人生的顶峰。在中韩建交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中韩关系也迎来新的高峰，这个历史性的场景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但也潜伏着内在的危机。它所代表的方向是不是正确的方向?在接下来将接受历史的考验。

　　与韩国和朴槿惠在九三阅兵上的崇高礼遇相比，和中国具有“鲜血凝成友谊”的传统盟国朝鲜在这样的场合完全缺席(杜宝俊注：朝鲜并非完全缺席，崔龙海代表朝鲜和劳动党，也在天安门城楼观礼，但处在远离习近平的位置)，两者形成巨大的反差。这种显然的矛盾正是危机的来源。中韩之间的新关系是否经得起考验，金正恩心里有底。因为他既看到了问题，手里也有合适的牌。因为中韩关系存在一个结构性问题，即与中朝之间不同，中韩之间尚缺乏在政治军事方面的顶层制度安排，所以习对朴的礼遇缺乏制度上的保障。而金正恩的牌，就是他手里即将引爆的核武器。核武器一爆炸，中韩之间的新友谊是什么成色就水落石出了。

　　2015年12月20日，中韩自贸区协议正式生效。2016年1月6日，朝鲜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中韩关系是将排除干扰继续前行，还是将发生逆转，中国来到了十字路口。核试验后，首尔迅即联络北京，但是热线一直打不通。直到近一个月后，北京先是提出不符合外交礼仪的通话建议(2月4日的午夜12点)，被韩方拒绝。随后在2月5日，首尔和北京终于接通电话，内容可想而知，完全不及韩方预期。2月7日，朝鲜进行了火箭试射活动。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韩国宣布正在与美国协商部署萨德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在早先的2014年，朴槿惠政府曾明确否定了部署萨德的选项。不仅如此，中国对于随后的联合国制裁决议的态度是消极的，这也使各方摸清了中国的虚实。之后朝鲜继续进行核试验，和韩国加紧部署萨德就已实属必然。9月5日杭州G20峰会期间，朴槿惠最后一次见到了习近平，但习对朝核问题的表态并没有进一步解决韩国的关切，此时朴槿惠在韩国政坛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9月9日，金正恩发出了三连击的第三击，进行了第五次核试验。10月，朴槿惠的亲信干政门爆发，之后迅速升温。11月30日，联合国通过了经中美协商后都予以认可的第2321号决议，这是朝鲜核试验10年来，第一份实质性的制裁决议。中方的政策变化终于朝有利于朴槿惠的方向发展，而在同一时间段针对朴槿惠下台的百万群众集会加紧举行，朴槿惠的各种利用拖延以待中方有力支持的策略最终失败，在12月被弹劾下台并移交权力。萨德在7月8日韩国宣布落实后一直迟迟不能进入部署实际操作的情况，也随之改变。2017年3月6日萨德进入了具体部署。3月10日，韩国宪法法院裁定弹劾成立。

　　从事后看，如果在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后，2016年2月中国同意对朝鲜进行实质性的经济制裁，比如达到11月的力度，那么朴槿惠就不会垮台。更重要的是，萨德入韩的问题就不会变成中韩关系之间的一个巨大政治包袱。为什么中国在2月不能给予朴槿惠强有力的支持?北京一个月不接首尔电话，是在干什么呢?事情其实很清楚。北京正致力于解决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议题占据了北京大半年的时间。但是，到10月26日中国在六中全会上明确了核心，11月底对朝制裁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的时候，已经对朴槿惠构不成有效支持。朴槿惠在杭州所构想的2017年以中韩建交25周年为契机，深化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前景，也化为泡影。

　　二、朝鲜发展核武器是因为美国未从韩国撤军?

　　一种常见的说法是，朝鲜之所以发展核武器是因为受到了美韩的军事威胁。这种源自朝鲜官方的说法，被中国舆论界普遍采用。美国为什么长期在韩国驻军?是否真的是随时准备进攻朝鲜，剑指中国?我们回到一个关键的历史场景，即1972年美国总统访华时的正式会谈，来把握一下美国朝鲜半岛政策的框架及逻辑。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会谈记录由美方在2006年正式解密，国内除少数研究者外，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和重视这些原始文献的独特价值。(以下引文摘自《中美“解冻”与台湾问题——尼克松外交文献选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

　　周恩来总理：至于朝鲜问题，我们当然知道你们的想法，你们当然也知道我们的想法。首先，总统的官方政策是打算在将来最终从朝鲜撤出军队，而且还要防止日本军队进入南朝鲜，因为这(指如果日本军队进入南朝鲜的事情发生的话)会有害于远东的和平事业。人们如何推动南北朝鲜的接触?至于人们如何推动南北朝鲜的接触与和平统一，这个问题的解决将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尼克松总统：此处重要的是为了对我们双方各自的盟友进行约束，我们双方对他们都要施加影响。

　　让我告诉你一件历史上人们未预料到的事情。1953年当我以副总统的身份做首次环球旅行时，艾森豪威尔总统让我给李承晚带个很长的口信。李承晚当时正在考虑向北推进，而我的令人讨厌的任务是告诉他不能北进，而且如果他这样做，我们不会支持他。我记得我这样告诉他的时候，李承晚哭了起来。我是阻止李承晚北进的人。当然，我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代理人，是他的副总统。这一故事以前从没有对人讲过。

　　……

　　尼克松总统：南朝鲜人和北朝鲜人都容易感情冲动。重要的是我们双方都对他们施加影响以抑制这些冲动和他们的好战性，不让会使我们两个国家难堪的各种突发事件产生。把朝鲜半岛变成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冲突的场所是既愚蠢且又不可理喻的事情。这种情况发生过一次，我们必须永远不让它再次发生。我认为有总理同我一起合作，我们能够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

　　尼克松总统：在十分钟休息之前，我想要向总理做另外一个保证。因为总理非常密切地注意我们的新闻媒体，所以我确信总理肯定已经注意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有些相当愤世嫉俗的观察家已经暗示，让两个社会主义超级大国(一个是苏联，中国可能算是另一个)处在交战之中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这会使事态变得对我们来说更加安全。有些人就这个观点写过文章。总理或许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过在一年多之前，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直截了当地回答说，苏联与中国发生战争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大国之间的战争从来就无法遏制，而且整个世界都会被卷进去。

　　周恩来总理：因为每件事情都是相互关联的。(1972年2月23日下午中美会谈记录)

　　与当前舆论界主流的标准假设相反，美国至少从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就极力避免在朝鲜半岛生战生乱。这和中国的核心利益从根本上是一致的。既然如此，美国为什么又长期未从韩国撤军呢?一方面是因为韩国方面的强烈反对，这是容易理解的，但令人意外的是，中国实际上也不希望美国过早撤出朝鲜半岛。中国的关切在于，美国撤出以后的真空如何填补?至少从表述上看，中国非常担心日本重新进入朝鲜半岛。中国的这个逻辑甚至扩展到了台湾，以至于在这个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事实上也有求于美国。这个事实几十年来都不能为公众所知。

　　周恩来总理：确实如此。原则是一回事，但是把原则付诸实行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人们应该树立一个榜样。所以使紧张局势缓和确实需要时间。然后还有一个台湾问题，也就是不把台湾从祖国大陆分裂出去。

　　基辛格博士：但是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

　　周恩来总理：如果我们想到一种构想，你们愿意考虑吗?

　　基辛格博士：当然愿意。特别是如果你们的构想是极其简要的话，我会表示感谢。

　　周恩来总理：在你们的表达方式中有“逐步减少”的说法，这给我们带来了困难。为了不让日本人派出他们的军队，我认为删除一些词句是有好处的。

　　基辛格博士：是的，只要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你们会知道我们是否鼓励日本人这么做，其实我们会强烈反对他们这么做。

　　周恩来总理：当公众看到这种构想时，他们会认为你们没有完全撤军。所以我想考虑一种构想。我们不必匆忙，但是方向必须搞清楚。

　　基辛格博士：某种程度的模棱两可对我们有利，但对你们就不利了。

　　周恩来总理：没错。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不反对你们这样的行为，因为只要你们仍然在台湾有军队，你们就有责任不让日本武装部队进驻。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我们不能公开说出这点。

　　基辛格博士：当然。

　　周恩来总理：但是客观地说，对你们而言在台湾保留军队以防止日本派驻军队到台湾是对缓和远东紧张局势有好处的。如果日本派驻军队造成一个所谓独立的台湾，那将会是远东地区和平终止的开始。这将终止紧张局势的缓和。对日本武装部队而言，造成一个所谓独立的台湾将会同由苏联宣布外蒙古独立是一样的事。这是远东地区动荡不安的根源。我们不害怕把各种危险指出来。

　　基辛格博士：我们不会鼓励日本那么做，而且我们将会反对他们那么做，并且我确信总统将会向你和毛主席重申这点。(1971年10月25日晚中美会谈记录)

　　中国基于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而希望美军留在朝鲜半岛的立场是否属于多虑可以再讨论，但站在朝鲜的立场来看，他们是不认同和不接受的。朝鲜对此的理解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美军撤出后由朝鲜统一南方。这恐怕也是事实，而这跟美国人也是不能明言的。

　　1972年的中美谈判对中美两国乃至东亚格局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之后的40年东亚的战略格局都处在这个框架之下，而没有大的变化。但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这个趋势还是导致了一连串的各方反应。中美谈判以后，韩国朴正熙政府的压力最大。他很快就得知了会谈内容，并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政策来防止美军撤出后己方的不利地位。首先是要求随着美国的撤军要加大对韩国的军事援助，其次是自力更生，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其中最重要的决定是，朴正熙决定发展核武器，这是朝鲜半岛核武器问题的起点。在卡特政府时期，随着美国的进一步撤军，朴正熙的核武计划加速推进。在韩美矛盾激化的顶点，朴正熙被暗杀。之后韩国终止了核武计划，作为交换，美国也中止了从朝鲜半岛撤军的计划。

　　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对朝鲜半岛造成两个后果，一方面来自苏联集团对美韩的军事压力暂时解除，这使美国在朝鲜半岛维持驻军的必要性进一步降低，另一方面随着经互会体系解体带来的经济和外交困难，朝鲜处于半个世纪以来最困难的境地。这使朝鲜通过发展核武器来保卫自身政权的选项变得急迫，而使朝鲜最终下定决心的是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和中韩建交。在朝鲜看来，中国已经放弃了对它的安全承诺，已经准备接受由南方来统一北方，而通过发展核武器，将使南北的军事平衡再次有利于朝鲜，造成的结果是美国无法从朝鲜半岛撤军，通过在朝鲜半岛维持冷战的对峙结构，就可以通过中国的安全关切来事实上保住自己的政权。而随着时间的推进，甚至可以由守势转为攻势，谋求在拥有核武器之后完成对朝鲜半岛的统一。

　　三、中国为什么一贯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

　　中国一贯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中国为什么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朝鲜发展核武器以后可能会导致哪些后果?这些问题主流舆论都没有提供详细的图景和严密的论证。虽然从直觉上看，朝鲜掌握核武器一定会导致地区安全局势的紧张和中国安全环境的恶化(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但在现实中会导致哪些严重的后果，可能还是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象。

　　朝鲜对发展核武器相关的国家战略可以概括为三步走：

　　第一步可概括为北越模式，即充分利用美国不想卷入朝鲜半岛战争，希望尽快撤军的心理，并充分利用大国矛盾，争取外部资源，壮大军事实力，最终实现由其主导的国家统一。

　　事实上从90年代到现在，从三方会谈到六方会谈，都是仿照巴黎四方会谈等先例进行操作。这里面美国可能让步的空间之大是难以想象的，只有在2000年后美俄各方的历史档案陆续解密后，人们才逐渐了解，北越是如何通过精准地把握中美苏各方的立场和底牌，控制力度和节奏，以达到对自身最有利的结果。从截至目前的绩效来看，朝鲜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完全仿照了这一过程，并且已经临近了它的终点。

　　第二步可概括为珍宝岛模式。在解决半岛统一以后，高昂的士气和壮大的国力催生出新的扩张需求，而对朝鲜来讲，唯一的扩张方向就是中国。中朝边境有大量的领土纠纷尚未解决，从历史上和法理上，朝鲜也有大量可做文章的依据。一旦朝鲜完成半岛统一，走向这个方向几乎是必然的。一个新生的核国家，挑战世界第二强国，看起来不合情理，但中国在1969年正是这么做的。考虑到1978年越南在没有核武器，只凭借有域外大国支持，就敢于挑起中越边境冲突，这个门槛其实比想象的要低得多。事实上掌握核武器并实现国家统一的朝鲜，作为一个区域大国，一定可以找到联盟对象，无论是日本、俄国、还是美国。

　　第三步稍微超越中国人的想象，因为和第二步不同，这一步在近代历史上没有严格的对应物。这一步可以概括为后金模式。它的核心是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依托，以强大的军政能力为后盾，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领土扩张。与明末历史相对应的是红夷大炮在明清鼎革中的作用。为什么强大的明王朝会在短时间内被后金灭亡?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先进武器在里面起到的关键因素。而当时的红夷大炮就相当于现在的核武器。皇太极在努尔哈赤死于红夷大炮之后意识到了它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招降孔有德等明朝将领，掌握了红夷大炮的制造技术，组建汉军八旗火器营，在灭亡明朝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段史实2004年由黄一农教授作详细考证，发表于《历史研究》。

　　在现实中，按沈志华教授提供的材料，2001年金正日访华时曾向江泽民提出考察东北的要求，江泽民纠正道，作为外国领导人访问是可以的，但不宜提考察。金正日回答道，东北已由毛主席送给了朝鲜，这是其父金日成生前对他讲的。江泽民在惊讶中请前中联部部长朱良查阅相关档案，发现果有此事，虽然金氏父子是断章取义的。这说明朝鲜从未掩饰对中国提出大规模领土要求的野心。至于其野心是否要延伸到山海关以内，从而复制清军入关和日本卢沟桥事变以后全面侵华的历史，尚没有具体的材料作为支撑。但在中国处于内乱甚至四分五裂的情况下，这几乎是必然的。

　　事实上，一旦由朝鲜在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完成朝鲜半岛的统一，对中国提出的安全威胁一定远远超过北越统一南越并在印度支那半岛扩张对中国的威胁。

　　原因有二：

　　第一，越南远离中国政治经济的腹心地带，而朝鲜半岛毗邻京津冀、环渤海、长三角，一旦中朝矛盾凸显，中国无法进行正常的国家建设;

　　第二，越南的周边远离各主要大国，而朝鲜半岛毗邻日俄，导致域外势力介入的可能性大为增加。这是中国历朝历代既要防止朝鲜半岛的当地政权做大，也要防止域外势力进入朝鲜半岛的关键原因。新中国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习近平四代领导核心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都是清醒的。毛泽东在1956年9月对米高扬说“朝鲜这颗小树本是你们栽下来的，后来被美国拔掉了，让我们又给栽回去了，现在长大了、不听话了，你们看怎么办?”11月，毛对苏联大使尤金说，“中国现在在朝鲜还有40万军队，可以帮助金日成改正错误。”

　　但一个时期以来，对朝鲜发展核武器的严重后果，人们的认识是不足的，甚至出现了中国有人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现象。2016年9月，美国公布了中国辽宁鸿祥实业董事长、丹东“女首富”马晓红向朝鲜出售可用于开发核武器的产品的一系列证据，才使得此类现象开始被公众所知。9月15日她被中国警方逮捕，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政府并无暗中支持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意图。同时，她还因为涉及辽宁人大代表贿选案而辞去人大代表职务。除原材料、资金渠道以外，朝鲜在近年来的核技术突破中，有没有孔有德式的外力相助，或许只有将来才能知道。

　　四、2008以后中国对美国的战略误判及改出的机会

　　虽然实际上朝鲜发展核武器会给中国带来可怕的前景，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因为驻韩美军的存在，始终有一个“更大的危险”，即美国通过制造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进而遏制中国的可能性困扰着中国。但这种担心缺乏事实的支撑。

　　在冷战结束之后不久的第一次朝鲜核危机期间(1993-1994)，虽然前期美国剑拔弩张，大有局势升级之势，但很快美国内部就消化了这种冒险主义倾向，克林顿请出前总统卡特前往平壤进行斡旋，最终通过向朝鲜输送利益的方式请求朝鲜暂时放弃核武器计划。金日成在该重大外交胜利的极度兴奋中因心脏病突发而亡。

　　事实上，美国鹰派试图在朝鲜半岛生战，而总统不希望进行军事冒险这种美国内部政治冲突在历史上是一个常态。其最激烈的表现，就是杜鲁门总统和美军远东最高军事长官麦克阿瑟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志愿军入朝作战以后变得极为尖锐。与国人的普遍认识不同，麦克阿瑟并不是因为战场的失败而被撤职的，而是因为麦克阿瑟将其与总统的分歧提交给国会，出现了军人干政的危险，该事件遂升级为动摇美国的宪法原则的严重政治事件，在这种背景下麦克阿瑟被杜鲁门解职。当然杜鲁门也因此付出了无法连任的惨重代价，而其咎由自取之处在于，在麦克阿瑟打过三八线以后放纵了其军事冒险行为，所以无法把全部责任推给麦克阿瑟。此事最后只能由军方出身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上台后收拾残局，这就是前文尼克松访华时在提到朝鲜战争时仍心有余悸的原因。事实上，在朝鲜战争以后，已经没有军人敢于挑战总统，而总统从自己的地位出发也无人愿意趟朝鲜半岛这摊浑水，这就是克林顿出钱平事的背景原因。

　　小布什上台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鹰派势力全面掌权，在中东大打出手，理论上出现了武力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可能(性质仍然是因朝鲜发展核武器而被动卷入)。但在东亚和朝鲜半岛，小布什政府对军事选项仍然是非常审慎的。这时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当美国出现了军事解决朝鲜核问题的真正可能的时候，朝鲜就会放慢甚至暂时放弃核武器;而当美国事实上没有打击朝鲜的风险的时候，它就会一边强调美国的军事威胁，一边加速发展核武器。

　　比如，2008年6月，在布什政府压力下，朝鲜炸毁宁边核反应堆的冷却塔，表达弃核的诚意。所以那种认为朝鲜是因为美国的军事威胁而发展核武器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但是，即使是鹰派的小布什政府，是否要深度卷入朝鲜半岛的纷争，进而剑指中国，关于美国战略意图的这个假设仍然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对美国的真实战略意图，要听其言，也要观其行。事实上，根据2004年7月美韩达成的协议，美军将分三个阶段进行调整。第一阶段：2005年12月底前，将现有3.7万名驻韩美军裁减1.25万名。第二阶段：2008年前将美韩联合司令部、第2步兵师后撤至汉江以南。第三阶段：2011年前，把34个驻韩美军基地和设施归还韩国。为解决韩国的安全关切，与此对冲的是，美国在随后3年投资110亿美元增加部署新型武器。这跟70年代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的做法完全一样，跟美国撤出南越过程中的做法也完全一样。

　　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面临的主要课题，其一是解决伊拉克战争的烂摊子问题，其二是如何应对几十年未见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问题。美国事实上面临着因“硬实力”下降而不得不从全球收缩的内在要求，但此时主导美国对外政策的国务卿希拉里所代表的建制派力量(和小布什时期的新保守主义者有很大重合)不甘心这种明面上的失败，遂提出了“巧实力”的概念。具体在东亚来讲，提出了“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战略，其实质是通过军事压力但又规避实质性冲突的方式为美国谋求战略上和经济上的利益。简单说，它是一种战略欺骗战术，而能否识破这个战略的实质，从而避免使自己的战略受到其重大误导，变成了中国面临的主要课题。

　　中国在随后的时间内出现了三次避免被“亚太再平衡”战略牵着鼻子走的机遇，第一次是2010年韩国天安号事件之后的中美黄海对峙。关于天安号沉没内情的解释，存在朝鲜挑衅和韩国苦肉计两种不同的版本。但无论是哪种解释，在危机的高潮，当中国出动大规模海空军进行反制的时候，美国迅速从黄海撤走了航母编队。这清楚地表明，美国实质上没有能力和意愿围绕朝鲜半岛跟中国进行大规模冲突。通过“亚太再平衡”遏制中国只是一种设想，并不能变成现实。关于天安号沉没是李明博苦肉计的合理性解释，是李明博政府希望通过冲突使美国放缓甚至逆转美军撤出朝鲜半岛的进程，但在黄海对峙之后，这种设想已经不可能实现了。韩国人认识到“亚太再平衡”的虚实后，2012年，曾在上届总统选举的党内初选阶段败给李明博的朴槿惠当选总统。其上台后迅速调整了安全策略，从希望依靠美国解决朝鲜核武器威胁，转而依靠中国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这种方案的最终成立，是需要中国对韩国提供某种形式的正式安全承诺作为成功的标志，这就是朴槿惠在2015年9月3日登上天安门进行阅兵观礼的背景(这是一个军政场合，不是一个经贸场合)。

　　中国第二次摆脱对“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误判的机会是在习奥“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和“瀛台夜话”之后。这两次会面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主要共识是，美国默许中国在东亚的实力扩张，包括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南海填岛等，但因为此时美国建制派尚存实力，所以美国尚不能对此进行官方承诺。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实力扩张，美国遵守了君子协议，只进行了象征性反对，说明总统牢牢把握着美国对外政策的主导权。但因为对美国建制派的力量进行了过高估计，中国同时期内也进行了过度的战略防守行为，比如与俄罗斯进行准结盟，不计代价推进“一带一路”等与“亚太再平衡”进行战略对冲的对抗性行动。

　　第三次机会出现在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2016年美国大选标志着美国建制派的全面失败。美国新总统特朗普既没有历史包袱，又具有全新的战略思维，上台两个月内即正式明确表达了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位，从而使中美迎来了45年来重新调整战略定位和相互关系的重大机遇。

　　杜宝俊注：请注意“45年”这个表述。

　　4月7日，新华社发布的通稿《习近平同特朗普开始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习近平告诉特朗普：

　　中美关系正常化45年来，两国关系虽然历经风风雨雨，但得到了历史性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实际利益。中美关系今后45年如何发展?需要我们深思，也需要两国领导人作出政治决断，拿出历史担当。

　　习近平恰恰提到了45年这个时间段，而且要规划下一个45年，直接把习特会对标45年前的毛尼会。

　　更关键的是，习近平说，两国领导人要“作出政治决断，拿出历史担当”，要作什么样的决断?要拿出什么样的担当?结合习近平的另一句话，“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相信大家能够明白，习要表达的意思。

　　这次外交活动，被形容为“十九大召开之前统筹国内外大局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直接点说，能够上升到“大局”的，国内是确立习核心，国外就是这次习特会敲定的未来中美关系基调与方向。

　　本次调整所针对的，正是1972年中美谈判中所遗留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随后的近半个世纪给中国，也给相关各国造成了很大困扰。

　　这些问题中与地缘政治相关的最主要的是三大问题，分别是朝鲜半岛问题，钓鱼岛问题和台湾半岛问题。与1972年的情况一样，朝鲜半岛问题不可能被孤立地解决，在谈判的上下文中都是交替出现的。中国未来的目标很明确，即在上述三个区域内实现中国的完全主导，美国对此进行正式确认。这就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质。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双方都需要付出巨大努力，但相比之下，需要付出更大努力的是中方。因为在1972年的谈判中，中国不希望美国过快撤军的请求事实上既限制了中国在本地区扩大影响力，也便利了美国国内的敌对势力利用这个漏洞对中国进行反复勒索，造成了随后中美关系中的大部分困难。这种战略安全方面“搭便车”的思想在70年代的当时或许有因为实力不足所以不得不如此的合理成分，但作为一种长期战略和思维方式，是必须摒弃的。当然，中国当年考虑中的合理部分如何解决，美国撤出后的战略真空如何填补，这些问题必须面对。解决方案就是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中国主动为本地区提供安全与秩序等公共产品。这是中国积极参与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一步。

　　具体到朝鲜半岛，中国需要同时为南北方提供安全保障乃至核保护伞，彻底消除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理由，也使韩国引进“萨德”造成的困局迎刃而解。与1972年相比，中国为本地区提供安全产品的能力大幅增加，但是意愿仍然不足。这就是特朗普总统反复提及的，“中国不肯帮助我们”的具体意涵。

　　关于作为领袖级国家如何运行和维护一个国际体系，尤其涉及到对外援助，1972年中美谈判过程中周恩来与尼克松之间曾有一段讨论，到现在仍然很有启发性。

　　周恩来总理：日本在发展经济，日本应该致力于经济发展。但是，它发展得过快，这个过快的发展和你们以前的对日政策有关。你们没有特别关注这个问题。你们帮助日本长得又肥又大，但现在成为你们一个沉重的负担。

　　尼克松总统：不过，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二战的两个战败国德国和日本都接受了美国的援助。还有许多其他国家也接受了我们的援助。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德国和日本的经济重建取得成功，我想，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进取心强，愿意吃苦，而其他我们也援助的国家却没有这样的品质。这就说明了我的观点，即一个国家能否成功，并非取决於所获得的援助，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有决心利用这些援助。如果没有这个决心，那麽，再好的援助也会成为白搭。

　　对印度的援助就是一个明证。(周总理笑)尽管我们不后悔对印度的援助，但是，似乎我们对之援助越多，我们在那儿的影响反而越小。原因是，印度人与日本人相比，似乎没有能很好地利用我们的援助，他们缺少日本人的进取心和吃苦精神。

　　周恩来总理：当然，一国人民的品质是一回事，但是，全世界人民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品质。最重要的是，德国和日本作为战败国都急欲恢复元气。你也可以举意大利的例子。他们缺少精神。那是个你可以举的例子。

　　尼克松总统：德国和日本都具有进取心，中国人民也是这样。他们具有共同的品质。但是，那些生活在次大陆的人，大概由于环境的因素，似乎从来就不具备这样的品质。我非常真诚地对总理提出一个忠告，如果贵国政府决定对印度施援，千万不要期待会有任何回报。(中国人笑)基辛格博士是力主对印度施援的人，但是，我成功地改变了他的立场。现在，你可以讲讲自己的观点。(1972年2月24日下午中美会谈记录)

　　中国之所以脱离苏联主导的国际体系，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基本原因就是因为美国体系可以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更本质的，上升机会和上升通道。中国古代长期在东亚作为秩序的提供者，所秉持的也正是这个原则。它们与中国加入苏联体系后所奉行的外交原则都是非常不同的，所以无论是中国接受苏联的援助，还是援助朝鲜、越南，到最后都反目成仇，甚至大打出手。日本的东亚共荣圈体系为什么失败，原因也是它无法达到美国和历史上中国的定位所需的高要求(中国长期的定位本就应高于德日)。而朝鲜则距日本尚远，这也是朝鲜没有资格发展核武器的原因。

　　回到现实。上文所论述的中美战略机遇，可能很多人看来过于美好，以至于不能变成现实。比如最基本的问题是，美国愿不愿意这样做?事实上，上面的所描绘的方案并没有什么创新之处，只不过是回到罗斯福总统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构想而已。

　　在1943年举行的开罗会议上，虽然有英国和苏联的反对，罗斯福仍坚持主张中国必须作为战后四强之一，即使在中国能力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因为罗斯福知道，远东是否稳定只取决于一点，就是中国是否能够维护本地区秩序，制止野心国家的冒险行为，从而在根本上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斯大林、金日成策动朝鲜战争，杜鲁门纵容麦克阿瑟打过三八线，都是在破坏和挑战罗斯福对战后远东秩序的基本规划，偏离了历史发展的正态，都应该受到历史的惩罚。而毛泽东、尼克松都没有受到朝鲜战争这一历史问题的桎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分歧，走回了历史发展的正道，从而共同塑造了至今的世界历史。

　　特朗普总统最近在国会的第一次施政演说中，明确表达和呼应了“美国尊重所有国家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这一中国长期倡议的外交原则，这实际上告别了因与苏联对抗形成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冷战思维，否定了建制派的两大对外政策支柱——武装侵略和意识形态挂帅，这是尼克松以来美国又一次重大的对外政策转变，中国应该鼓励和共同推动这一政策转变。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确又站到了历史的分际点上。

　　当然，真实的战略意图有时很难通过公开的表态和行动来判断。比如特朗普总统最近关于独自武力解决朝鲜核武器的发言，是否说明上文的判断有误呢?并非如此。还是举越战的例子，尼克松为了成功实现从越南撤军，不惜对越南战争进行升级，对越南本土甚至周边国家进行了历史罕见规模的轰炸，造成了重大的人道灾难，完全是一副战争贩子嘴脸。而同时在谈判桌上的撤军表态，既坦诚又直白。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事实上他并没有更好的办法。为了撤退而进行战争升级，一方面可以堵住鹰派的嘴，另一方面也可以争取选民对撤军更大的支持。当越过一个临界点后，撤军就变得无法逆转。

　　历数战后的历任美国总统，民主党人要么花钱赎买，如克林顿(第一次朝鲜核危机)、奥巴马(伊朗核危机)，要么被迫升级战争，如杜鲁门(朝鲜战争)、约翰逊(越南战争)，都是无法真正制约鹰派势力的。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如艾森豪威尔(结束朝鲜战争)、尼克松(结束越南战争)都必须是久经考验的共和党强硬派。这就是毛主席说“我喜欢跟美国的右派打交道”的原因。所以特朗普对朝鲜核问题的态度强硬属于标配，而真的动用武力说明决心真的想撤退(大选期间这种态度其实已有所流露)，而美国撤出后的真空谁来填补，日本倒是蠢蠢欲动，但中国允许吗?而且，经历了越南战争收拾美军撤离后的残局，中国应该很清楚在朝鲜半岛再发生一次人道灾难是多么得不必要。与其被迫收拾残局，为什么就不能主动地从美军手里接管韩国的防务，把自己应该扛起的责任扛起来呢?这就是特朗普说“中国帮美国也是帮中国自己”的意思所在。

　　五、历史的再一次重大转折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从去年的英国脱欧、美国大选，到今年的中共十九大，一种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和壮大。我们去年6月预测英国公投脱欧，多数人不相信;我们去年5月预测特朗普当选总统，多数人不认同;特朗普当选后，我们预测特朗普将明确与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多数人感觉匪夷所思。而现实如何呢?英国再次公投、上诉最高法院、议会上院阻拦，都不能阻止英国最终脱欧;美国大选重新计票、俄罗斯操弄选举指控、“禁穆令”违宪弹劾，这些虚账声势的举动也都没有实际效果。而最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新型大国关系的确认，这颠覆了所有人对美国和特朗普的认识和预期。而在本文中，我们提供了与主流完全不同的对朝鲜核问题历史的解释和对未来的预测，如果大多数人难以接受，这也是不令人感到意外的。这符合历史转折期的特点，即多数人不理解、不适应新的形势。

　　我们来观察历史转折期的一般特点。尼克松访华是新中国历史转折的起点。新时期以来，又有三次大的历史转折，第一次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代表的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第二次是以“小平南巡”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第三次就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而每一次都伴随着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第二次是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第三次是要解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基础问题。事实上，朝鲜核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区域的安全问题，但解决它的瓶颈并不在于硬实力方面的不足(六十年前这都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因为它触及了很多根本性的思想和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不能解决进而影响着中国发展的全局，阻碍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另外，这几次转折也都包含着对外政策的调整。第一次，对越战争事实上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最重要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却并没有坐镇北京解决全会的方向问题，而是对东南亚展开了穿梭外交，解决对越战争的准备问题。这一史实国内的学者多有忽略，而在傅高义教授的《邓小平时代》中有与其重要性相匹配的详尽记载。第二次是小平南巡后迅速解决了酝酿多年但未能落实的中韩建交问题，朝着中国摆脱苏联强加给自己的冷战结构迈出了重要一步，为十四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当然，正如前文所述，这也成为朝鲜核问题的起源。这需要留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框架下得到最终解决。

　　事实上，中国当前不仅遇到了冷战中意识形态上的盟友朝鲜挑战自己坚持的半岛无核化原则(本质上是不接受中国维护的地区秩序)的问题，同时也已经遇到了如何处理那些周边传统上认同和接受中国领导的地区秩序，但在冷战中属于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前来投靠时如何处理的问题。

　　去年8月，我们在论述日本冷战后的道路选择的时候，细致讨论了鸠山由纪夫投华不成身败名裂的过程，而这正是朴槿惠当下更大悲剧的先声。而今年杜特尔特借由苏禄王入华600周年力图恢复中华传统秩序的构想如何落实，在理论上同样也面临着很大的难题。上述这两类问题虽然表现不同，但所反映的中国面临的内在困境的机理是一致的。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事实上，这两类困难在国际共运的框架下都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框架下，就相对容易处理得多，虽然这仍然需要重大的理论创新。这个大方向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已经明确提出来了。面对新的历史形势和各种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既缺理论也缺思想，但最根本的是缺人才。在近期诸多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上，传统智库的表现都是令人失望的。

　　回到朝鲜半岛，以上我们讨论的都是一些总体框架和脉络，但具体到操作，未来的一个时期仍将非常棘手。随着中国对朝鲜进行实质性制裁，中国对朝政策调整事实上已经开始，但实际效果很可能恰恰相反，即朝鲜在政治和外交上可能会取得节节胜利，最直接的体现是韩国的政局。围绕朝鲜核问题这个最重大的政治问题，韩国政坛存在三股力量，一派是希望投靠美国的建制派解决自身安全问题，引进萨德即其代表性的政策主张;第二派是希望全面倒向中国，由中国帮助解决朝鲜核问题，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是朴槿惠;第三派要采取“阳光政策”——实质上是通过倒向核武化的朝鲜来实现民族统一。在朴槿惠路线被证伪以后，其他两派都希望在随后的方向斗争中取得优势，所以一定要争分夺秒把朴槿惠彻底打倒，避免夜长梦多，让她有翻身的机会。这是有先例的。毛主席在尼克松表面上因水门事件(实质上是尼克松在访华、越南撤军等问题上触动了反对派而被找到的破绽，类似于朴槿惠闺蜜门)狼狈下台后，没有畏首畏尾，仍然坚持以现任总统的高规格邀请尼克松访华，并准备其东山再起。当然，毛主席的气魄和担当今人是难望项背的，朴槿惠只能作为悲剧人物进入历史了。

　　随着美国大选的落定，指望美国建制派的一派大势已去，所以亲北派在今年5月大选中胜出应该是大概率事件，而这将迅速导向我们前文所论述的，由核武化的朝鲜完成南北统一的图景。随后将开启第二步，第三步，这就是中国面临的严酷安全现实。当然，如果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达成了高层次的政治共识，金正恩的节节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我们期望着事态向这个方向发展。

　　一、与时间赛跑：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未能经受考验

　　2015年9月3日，当朴槿惠和习近平并肩踏上天安门城楼的红地毯时，她到达了自己人生的顶峰。在中韩建交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中韩关系也迎来新的高峰，这个历史性的场景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但也潜伏着内在的危机。它所代表的方向是不是正确的方向?在接下来将接受历史的考验。

　　与韩国和朴槿惠在九三阅兵上的崇高礼遇相比，和中国具有“鲜血凝成友谊”的传统盟国朝鲜在这样的场合完全缺席(杜宝俊注：朝鲜并非完全缺席，崔龙海代表朝鲜和劳动党，也在天安门城楼观礼，但处在远离习近平的位置)，两者形成巨大的反差。这种显然的矛盾正是危机的来源。中韩之间的新关系是否经得起考验，金正恩心里有底。因为他既看到了问题，手里也有合适的牌。因为中韩关系存在一个结构性问题，即与中朝之间不同，中韩之间尚缺乏在政治军事方面的顶层制度安排，所以习对朴的礼遇缺乏制度上的保障。而金正恩的牌，就是他手里即将引爆的核武器。核武器一爆炸，中韩之间的新友谊是什么成色就水落石出了。

　　2015年12月20日，中韩自贸区协议正式生效。2016年1月6日，朝鲜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中韩关系是将排除干扰继续前行，还是将发生逆转，中国来到了十字路口。核试验后，首尔迅即联络北京，但是热线一直打不通。直到近一个月后，北京先是提出不符合外交礼仪的通话建议(2月4日的午夜12点)，被韩方拒绝。随后在2月5日，首尔和北京终于接通电话，内容可想而知，完全不及韩方预期。2月7日，朝鲜进行了火箭试射活动。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韩国宣布正在与美国协商部署萨德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在早先的2014年，朴槿惠政府曾明确否定了部署萨德的选项。不仅如此，中国对于随后的联合国制裁决议的态度是消极的，这也使各方摸清了中国的虚实。之后朝鲜继续进行核试验，和韩国加紧部署萨德就已实属必然。9月5日杭州G20峰会期间，朴槿惠最后一次见到了习近平，但习对朝核问题的表态并没有进一步解决韩国的关切，此时朴槿惠在韩国政坛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9月9日，金正恩发出了三连击的第三击，进行了第五次核试验。10月，朴槿惠的亲信干政门爆发，之后迅速升温。11月30日，联合国通过了经中美协商后都予以认可的第2321号决议，这是朝鲜核试验10年来，第一份实质性的制裁决议。中方的政策变化终于朝有利于朴槿惠的方向发展，而在同一时间段针对朴槿惠下台的百万群众集会加紧举行，朴槿惠的各种利用拖延以待中方有力支持的策略最终失败，在12月被弹劾下台并移交权力。萨德在7月8日韩国宣布落实后一直迟迟不能进入部署实际操作的情况，也随之改变。2017年3月6日萨德进入了具体部署。3月10日，韩国宪法法院裁定弹劾成立。

　　从事后看，如果在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后，2016年2月中国同意对朝鲜进行实质性的经济制裁，比如达到11月的力度，那么朴槿惠就不会垮台。更重要的是，萨德入韩的问题就不会变成中韩关系之间的一个巨大政治包袱。为什么中国在2月不能给予朴槿惠强有力的支持?北京一个月不接首尔电话，是在干什么呢?事情其实很清楚。北京正致力于解决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议题占据了北京大半年的时间。但是，到10月26日中国在六中全会上明确了核心，11月底对朝制裁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的时候，已经对朴槿惠构不成有效支持。朴槿惠在杭州所构想的2017年以中韩建交25周年为契机，深化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前景，也化为泡影。

　　二、朝鲜发展核武器是因为美国未从韩国撤军?

　　一种常见的说法是，朝鲜之所以发展核武器是因为受到了美韩的军事威胁。这种源自朝鲜官方的说法，被中国舆论界普遍采用。美国为什么长期在韩国驻军?是否真的是随时准备进攻朝鲜，剑指中国?我们回到一个关键的历史场景，即1972年美国总统访华时的正式会谈，来把握一下美国朝鲜半岛政策的框架及逻辑。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会谈记录由美方在2006年正式解密，国内除少数研究者外，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和重视这些原始文献的独特价值。(以下引文摘自《中美“解冻”与台湾问题——尼克松外交文献选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

　　周恩来总理：至于朝鲜问题，我们当然知道你们的想法，你们当然也知道我们的想法。首先，总统的官方政策是打算在将来最终从朝鲜撤出军队，而且还要防止日本军队进入南朝鲜，因为这(指如果日本军队进入南朝鲜的事情发生的话)会有害于远东的和平事业。人们如何推动南北朝鲜的接触?至于人们如何推动南北朝鲜的接触与和平统一，这个问题的解决将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尼克松总统：此处重要的是为了对我们双方各自的盟友进行约束，我们双方对他们都要施加影响。

　　让我告诉你一件历史上人们未预料到的事情。1953年当我以副总统的身份做首次环球旅行时，艾森豪威尔总统让我给李承晚带个很长的口信。李承晚当时正在考虑向北推进，而我的令人讨厌的任务是告诉他不能北进，而且如果他这样做，我们不会支持他。我记得我这样告诉他的时候，李承晚哭了起来。我是阻止李承晚北进的人。当然，我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代理人，是他的副总统。这一故事以前从没有对人讲过。

　　……

　　尼克松总统：南朝鲜人和北朝鲜人都容易感情冲动。重要的是我们双方都对他们施加影响以抑制这些冲动和他们的好战性，不让会使我们两个国家难堪的各种突发事件产生。把朝鲜半岛变成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冲突的场所是既愚蠢且又不可理喻的事情。这种情况发生过一次，我们必须永远不让它再次发生。我认为有总理同我一起合作，我们能够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

　　尼克松总统：在十分钟休息之前，我想要向总理做另外一个保证。因为总理非常密切地注意我们的新闻媒体，所以我确信总理肯定已经注意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有些相当愤世嫉俗的观察家已经暗示，让两个社会主义超级大国(一个是苏联，中国可能算是另一个)处在交战之中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这会使事态变得对我们来说更加安全。有些人就这个观点写过文章。总理或许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过在一年多之前，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直截了当地回答说，苏联与中国发生战争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大国之间的战争从来就无法遏制，而且整个世界都会被卷进去。

　　周恩来总理：因为每件事情都是相互关联的。(1972年2月23日下午中美会谈记录)

　　与当前舆论界主流的标准假设相反，美国至少从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就极力避免在朝鲜半岛生战生乱。这和中国的核心利益从根本上是一致的。既然如此，美国为什么又长期未从韩国撤军呢?一方面是因为韩国方面的强烈反对，这是容易理解的，但令人意外的是，中国实际上也不希望美国过早撤出朝鲜半岛。中国的关切在于，美国撤出以后的真空如何填补?至少从表述上看，中国非常担心日本重新进入朝鲜半岛。中国的这个逻辑甚至扩展到了台湾，以至于在这个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事实上也有求于美国。这个事实几十年来都不能为公众所知。

　　周恩来总理：确实如此。原则是一回事，但是把原则付诸实行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人们应该树立一个榜样。所以使紧张局势缓和确实需要时间。然后还有一个台湾问题，也就是不把台湾从祖国大陆分裂出去。

　　基辛格博士：但是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

　　周恩来总理：如果我们想到一种构想，你们愿意考虑吗?

　　基辛格博士：当然愿意。特别是如果你们的构想是极其简要的话，我会表示感谢。

　　周恩来总理：在你们的表达方式中有“逐步减少”的说法，这给我们带来了困难。为了不让日本人派出他们的军队，我认为删除一些词句是有好处的。

　　基辛格博士：是的，只要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你们会知道我们是否鼓励日本人这么做，其实我们会强烈反对他们这么做。

　　周恩来总理：当公众看到这种构想时，他们会认为你们没有完全撤军。所以我想考虑一种构想。我们不必匆忙，但是方向必须搞清楚。

　　基辛格博士：某种程度的模棱两可对我们有利，但对你们就不利了。

　　周恩来总理：没错。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不反对你们这样的行为，因为只要你们仍然在台湾有军队，你们就有责任不让日本武装部队进驻。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我们不能公开说出这点。

　　基辛格博士：当然。

　　周恩来总理：但是客观地说，对你们而言在台湾保留军队以防止日本派驻军队到台湾是对缓和远东紧张局势有好处的。如果日本派驻军队造成一个所谓独立的台湾，那将会是远东地区和平终止的开始。这将终止紧张局势的缓和。对日本武装部队而言，造成一个所谓独立的台湾将会同由苏联宣布外蒙古独立是一样的事。这是远东地区动荡不安的根源。我们不害怕把各种危险指出来。

　　基辛格博士：我们不会鼓励日本那么做，而且我们将会反对他们那么做，并且我确信总统将会向你和毛主席重申这点。(1971年10月25日晚中美会谈记录)

　　中国基于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而希望美军留在朝鲜半岛的立场是否属于多虑可以再讨论，但站在朝鲜的立场来看，他们是不认同和不接受的。朝鲜对此的理解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美军撤出后由朝鲜统一南方。这恐怕也是事实，而这跟美国人也是不能明言的。

　　1972年的中美谈判对中美两国乃至东亚格局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之后的40年东亚的战略格局都处在这个框架之下，而没有大的变化。但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这个趋势还是导致了一连串的各方反应。中美谈判以后，韩国朴正熙政府的压力最大。他很快就得知了会谈内容，并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政策来防止美军撤出后己方的不利地位。首先是要求随着美国的撤军要加大对韩国的军事援助，其次是自力更生，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其中最重要的决定是，朴正熙决定发展核武器，这是朝鲜半岛核武器问题的起点。在卡特政府时期，随着美国的进一步撤军，朴正熙的核武计划加速推进。在韩美矛盾激化的顶点，朴正熙被暗杀。之后韩国终止了核武计划，作为交换，美国也中止了从朝鲜半岛撤军的计划。

　　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对朝鲜半岛造成两个后果，一方面来自苏联集团对美韩的军事压力暂时解除，这使美国在朝鲜半岛维持驻军的必要性进一步降低，另一方面随着经互会体系解体带来的经济和外交困难，朝鲜处于半个世纪以来最困难的境地。这使朝鲜通过发展核武器来保卫自身政权的选项变得急迫，而使朝鲜最终下定决心的是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和中韩建交。在朝鲜看来，中国已经放弃了对它的安全承诺，已经准备接受由南方来统一北方，而通过发展核武器，将使南北的军事平衡再次有利于朝鲜，造成的结果是美国无法从朝鲜半岛撤军，通过在朝鲜半岛维持冷战的对峙结构，就可以通过中国的安全关切来事实上保住自己的政权。而随着时间的推进，甚至可以由守势转为攻势，谋求在拥有核武器之后完成对朝鲜半岛的统一。

　　三、中国为什么一贯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

　　中国一贯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中国为什么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朝鲜发展核武器以后可能会导致哪些后果?这些问题主流舆论都没有提供详细的图景和严密的论证。虽然从直觉上看，朝鲜掌握核武器一定会导致地区安全局势的紧张和中国安全环境的恶化(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但在现实中会导致哪些严重的后果，可能还是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象。

　　朝鲜对发展核武器相关的国家战略可以概括为三步走：

　　第一步可概括为北越模式，即充分利用美国不想卷入朝鲜半岛战争，希望尽快撤军的心理，并充分利用大国矛盾，争取外部资源，壮大军事实力，最终实现由其主导的国家统一。

　　事实上从90年代到现在，从三方会谈到六方会谈，都是仿照巴黎四方会谈等先例进行操作。这里面美国可能让步的空间之大是难以想象的，只有在2000年后美俄各方的历史档案陆续解密后，人们才逐渐了解，北越是如何通过精准地把握中美苏各方的立场和底牌，控制力度和节奏，以达到对自身最有利的结果。从截至目前的绩效来看，朝鲜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完全仿照了这一过程，并且已经临近了它的终点。

　　第二步可概括为珍宝岛模式。在解决半岛统一以后，高昂的士气和壮大的国力催生出新的扩张需求，而对朝鲜来讲，唯一的扩张方向就是中国。中朝边境有大量的领土纠纷尚未解决，从历史上和法理上，朝鲜也有大量可做文章的依据。一旦朝鲜完成半岛统一，走向这个方向几乎是必然的。一个新生的核国家，挑战世界第二强国，看起来不合情理，但中国在1969年正是这么做的。考虑到1978年越南在没有核武器，只凭借有域外大国支持，就敢于挑起中越边境冲突，这个门槛其实比想象的要低得多。事实上掌握核武器并实现国家统一的朝鲜，作为一个区域大国，一定可以找到联盟对象，无论是日本、俄国、还是美国。

　　第三步稍微超越中国人的想象，因为和第二步不同，这一步在近代历史上没有严格的对应物。这一步可以概括为后金模式。它的核心是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依托，以强大的军政能力为后盾，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领土扩张。与明末历史相对应的是红夷大炮在明清鼎革中的作用。为什么强大的明王朝会在短时间内被后金灭亡?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先进武器在里面起到的关键因素。而当时的红夷大炮就相当于现在的核武器。皇太极在努尔哈赤死于红夷大炮之后意识到了它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招降孔有德等明朝将领，掌握了红夷大炮的制造技术，组建汉军八旗火器营，在灭亡明朝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段史实2004年由黄一农教授作详细考证，发表于《历史研究》。

　　在现实中，按沈志华教授提供的材料，2001年金正日访华时曾向江泽民提出考察东北的要求，江泽民纠正道，作为外国领导人访问是可以的，但不宜提考察。金正日回答道，东北已由毛主席送给了朝鲜，这是其父金日成生前对他讲的。江泽民在惊讶中请前中联部部长朱良查阅相关档案，发现果有此事，虽然金氏父子是断章取义的。这说明朝鲜从未掩饰对中国提出大规模领土要求的野心。至于其野心是否要延伸到山海关以内，从而复制清军入关和日本卢沟桥事变以后全面侵华的历史，尚没有具体的材料作为支撑。但在中国处于内乱甚至四分五裂的情况下，这几乎是必然的。

　　事实上，一旦由朝鲜在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完成朝鲜半岛的统一，对中国提出的安全威胁一定远远超过北越统一南越并在印度支那半岛扩张对中国的威胁。

　　原因有二：

　　第一，越南远离中国政治经济的腹心地带，而朝鲜半岛毗邻京津冀、环渤海、长三角，一旦中朝矛盾凸显，中国无法进行正常的国家建设;

　　第二，越南的周边远离各主要大国，而朝鲜半岛毗邻日俄，导致域外势力介入的可能性大为增加。这是中国历朝历代既要防止朝鲜半岛的当地政权做大，也要防止域外势力进入朝鲜半岛的关键原因。新中国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习近平四代领导核心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都是清醒的。毛泽东在1956年9月对米高扬说“朝鲜这颗小树本是你们栽下来的，后来被美国拔掉了，让我们又给栽回去了，现在长大了、不听话了，你们看怎么办?”11月，毛对苏联大使尤金说，“中国现在在朝鲜还有40万军队，可以帮助金日成改正错误。”

　　但一个时期以来，对朝鲜发展核武器的严重后果，人们的认识是不足的，甚至出现了中国有人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现象。2016年9月，美国公布了中国辽宁鸿祥实业董事长、丹东“女首富”马晓红向朝鲜出售可用于开发核武器的产品的一系列证据，才使得此类现象开始被公众所知。9月15日她被中国警方逮捕，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政府并无暗中支持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意图。同时，她还因为涉及辽宁人大代表贿选案而辞去人大代表职务。除原材料、资金渠道以外，朝鲜在近年来的核技术突破中，有没有孔有德式的外力相助，或许只有将来才能知道。

　　四、2008以后中国对美国的战略误判及改出的机会

　　虽然实际上朝鲜发展核武器会给中国带来可怕的前景，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因为驻韩美军的存在，始终有一个“更大的危险”，即美国通过制造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进而遏制中国的可能性困扰着中国。但这种担心缺乏事实的支撑。

　　在冷战结束之后不久的第一次朝鲜核危机期间(1993-1994)，虽然前期美国剑拔弩张，大有局势升级之势，但很快美国内部就消化了这种冒险主义倾向，克林顿请出前总统卡特前往平壤进行斡旋，最终通过向朝鲜输送利益的方式请求朝鲜暂时放弃核武器计划。金日成在该重大外交胜利的极度兴奋中因心脏病突发而亡。

　　事实上，美国鹰派试图在朝鲜半岛生战，而总统不希望进行军事冒险这种美国内部政治冲突在历史上是一个常态。其最激烈的表现，就是杜鲁门总统和美军远东最高军事长官麦克阿瑟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志愿军入朝作战以后变得极为尖锐。与国人的普遍认识不同，麦克阿瑟并不是因为战场的失败而被撤职的，而是因为麦克阿瑟将其与总统的分歧提交给国会，出现了军人干政的危险，该事件遂升级为动摇美国的宪法原则的严重政治事件，在这种背景下麦克阿瑟被杜鲁门解职。当然杜鲁门也因此付出了无法连任的惨重代价，而其咎由自取之处在于，在麦克阿瑟打过三八线以后放纵了其军事冒险行为，所以无法把全部责任推给麦克阿瑟。此事最后只能由军方出身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上台后收拾残局，这就是前文尼克松访华时在提到朝鲜战争时仍心有余悸的原因。事实上，在朝鲜战争以后，已经没有军人敢于挑战总统，而总统从自己的地位出发也无人愿意趟朝鲜半岛这摊浑水，这就是克林顿出钱平事的背景原因。

　　小布什上台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鹰派势力全面掌权，在中东大打出手，理论上出现了武力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可能(性质仍然是因朝鲜发展核武器而被动卷入)。但在东亚和朝鲜半岛，小布什政府对军事选项仍然是非常审慎的。这时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当美国出现了军事解决朝鲜核问题的真正可能的时候，朝鲜就会放慢甚至暂时放弃核武器;而当美国事实上没有打击朝鲜的风险的时候，它就会一边强调美国的军事威胁，一边加速发展核武器。

　　比如，2008年6月，在布什政府压力下，朝鲜炸毁宁边核反应堆的冷却塔，表达弃核的诚意。所以那种认为朝鲜是因为美国的军事威胁而发展核武器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但是，即使是鹰派的小布什政府，是否要深度卷入朝鲜半岛的纷争，进而剑指中国，关于美国战略意图的这个假设仍然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对美国的真实战略意图，要听其言，也要观其行。事实上，根据2004年7月美韩达成的协议，美军将分三个阶段进行调整。第一阶段：2005年12月底前，将现有3.7万名驻韩美军裁减1.25万名。第二阶段：2008年前将美韩联合司令部、第2步兵师后撤至汉江以南。第三阶段：2011年前，把34个驻韩美军基地和设施归还韩国。为解决韩国的安全关切，与此对冲的是，美国在随后3年投资110亿美元增加部署新型武器。这跟70年代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的做法完全一样，跟美国撤出南越过程中的做法也完全一样。

　　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面临的主要课题，其一是解决伊拉克战争的烂摊子问题，其二是如何应对几十年未见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问题。美国事实上面临着因“硬实力”下降而不得不从全球收缩的内在要求，但此时主导美国对外政策的国务卿希拉里所代表的建制派力量(和小布什时期的新保守主义者有很大重合)不甘心这种明面上的失败，遂提出了“巧实力”的概念。具体在东亚来讲，提出了“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战略，其实质是通过军事压力但又规避实质性冲突的方式为美国谋求战略上和经济上的利益。简单说，它是一种战略欺骗战术，而能否识破这个战略的实质，从而避免使自己的战略受到其重大误导，变成了中国面临的主要课题。

　　中国在随后的时间内出现了三次避免被“亚太再平衡”战略牵着鼻子走的机遇，第一次是2010年韩国天安号事件之后的中美黄海对峙。关于天安号沉没内情的解释，存在朝鲜挑衅和韩国苦肉计两种不同的版本。但无论是哪种解释，在危机的高潮，当中国出动大规模海空军进行反制的时候，美国迅速从黄海撤走了航母编队。这清楚地表明，美国实质上没有能力和意愿围绕朝鲜半岛跟中国进行大规模冲突。通过“亚太再平衡”遏制中国只是一种设想，并不能变成现实。关于天安号沉没是李明博苦肉计的合理性解释，是李明博政府希望通过冲突使美国放缓甚至逆转美军撤出朝鲜半岛的进程，但在黄海对峙之后，这种设想已经不可能实现了。韩国人认识到“亚太再平衡”的虚实后，2012年，曾在上届总统选举的党内初选阶段败给李明博的朴槿惠当选总统。其上台后迅速调整了安全策略，从希望依靠美国解决朝鲜核武器威胁，转而依靠中国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这种方案的最终成立，是需要中国对韩国提供某种形式的正式安全承诺作为成功的标志，这就是朴槿惠在2015年9月3日登上天安门进行阅兵观礼的背景(这是一个军政场合，不是一个经贸场合)。

　　中国第二次摆脱对“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误判的机会是在习奥“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和“瀛台夜话”之后。这两次会面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主要共识是，美国默许中国在东亚的实力扩张，包括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南海填岛等，但因为此时美国建制派尚存实力，所以美国尚不能对此进行官方承诺。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实力扩张，美国遵守了君子协议，只进行了象征性反对，说明总统牢牢把握着美国对外政策的主导权。但因为对美国建制派的力量进行了过高估计，中国同时期内也进行了过度的战略防守行为，比如与俄罗斯进行准结盟，不计代价推进“一带一路”等与“亚太再平衡”进行战略对冲的对抗性行动。

　　第三次机会出现在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2016年美国大选标志着美国建制派的全面失败。美国新总统特朗普既没有历史包袱，又具有全新的战略思维，上台两个月内即正式明确表达了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位，从而使中美迎来了45年来重新调整战略定位和相互关系的重大机遇。

　　杜宝俊注：请注意“45年”这个表述。

　　4月7日，新华社发布的通稿《习近平同特朗普开始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习近平告诉特朗普：

　　中美关系正常化45年来，两国关系虽然历经风风雨雨，但得到了历史性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实际利益。中美关系今后45年如何发展?需要我们深思，也需要两国领导人作出政治决断，拿出历史担当。

　　习近平恰恰提到了45年这个时间段，而且要规划下一个45年，直接把习特会对标45年前的毛尼会。

　　更关键的是，习近平说，两国领导人要“作出政治决断，拿出历史担当”，要作什么样的决断?要拿出什么样的担当?结合习近平的另一句话，“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相信大家能够明白，习要表达的意思。

　　这次外交活动，被形容为“十九大召开之前统筹国内外大局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直接点说，能够上升到“大局”的，国内是确立习核心，国外就是这次习特会敲定的未来中美关系基调与方向。

　　本次调整所针对的，正是1972年中美谈判中所遗留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随后的近半个世纪给中国，也给相关各国造成了很大困扰。

　　这些问题中与地缘政治相关的最主要的是三大问题，分别是朝鲜半岛问题，钓鱼岛问题和台湾半岛问题。与1972年的情况一样，朝鲜半岛问题不可能被孤立地解决，在谈判的上下文中都是交替出现的。中国未来的目标很明确，即在上述三个区域内实现中国的完全主导，美国对此进行正式确认。这就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质。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双方都需要付出巨大努力，但相比之下，需要付出更大努力的是中方。因为在1972年的谈判中，中国不希望美国过快撤军的请求事实上既限制了中国在本地区扩大影响力，也便利了美国国内的敌对势力利用这个漏洞对中国进行反复勒索，造成了随后中美关系中的大部分困难。这种战略安全方面“搭便车”的思想在70年代的当时或许有因为实力不足所以不得不如此的合理成分，但作为一种长期战略和思维方式，是必须摒弃的。当然，中国当年考虑中的合理部分如何解决，美国撤出后的战略真空如何填补，这些问题必须面对。解决方案就是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中国主动为本地区提供安全与秩序等公共产品。这是中国积极参与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一步。

　　具体到朝鲜半岛，中国需要同时为南北方提供安全保障乃至核保护伞，彻底消除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理由，也使韩国引进“萨德”造成的困局迎刃而解。与1972年相比，中国为本地区提供安全产品的能力大幅增加，但是意愿仍然不足。这就是特朗普总统反复提及的，“中国不肯帮助我们”的具体意涵。

　　关于作为领袖级国家如何运行和维护一个国际体系，尤其涉及到对外援助，1972年中美谈判过程中周恩来与尼克松之间曾有一段讨论，到现在仍然很有启发性。

　　周恩来总理：日本在发展经济，日本应该致力于经济发展。但是，它发展得过快，这个过快的发展和你们以前的对日政策有关。你们没有特别关注这个问题。你们帮助日本长得又肥又大，但现在成为你们一个沉重的负担。

　　尼克松总统：不过，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二战的两个战败国德国和日本都接受了美国的援助。还有许多其他国家也接受了我们的援助。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德国和日本的经济重建取得成功，我想，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进取心强，愿意吃苦，而其他我们也援助的国家却没有这样的品质。这就说明了我的观点，即一个国家能否成功，并非取决於所获得的援助，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有决心利用这些援助。如果没有这个决心，那麽，再好的援助也会成为白搭。

　　对印度的援助就是一个明证。(周总理笑)尽管我们不后悔对印度的援助，但是，似乎我们对之援助越多，我们在那儿的影响反而越小。原因是，印度人与日本人相比，似乎没有能很好地利用我们的援助，他们缺少日本人的进取心和吃苦精神。

　　周恩来总理：当然，一国人民的品质是一回事，但是，全世界人民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品质。最重要的是，德国和日本作为战败国都急欲恢复元气。你也可以举意大利的例子。他们缺少精神。那是个你可以举的例子。

　　尼克松总统：德国和日本都具有进取心，中国人民也是这样。他们具有共同的品质。但是，那些生活在次大陆的人，大概由于环境的因素，似乎从来就不具备这样的品质。我非常真诚地对总理提出一个忠告，如果贵国政府决定对印度施援，千万不要期待会有任何回报。(中国人笑)基辛格博士是力主对印度施援的人，但是，我成功地改变了他的立场。现在，你可以讲讲自己的观点。(1972年2月24日下午中美会谈记录)

　　中国之所以脱离苏联主导的国际体系，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基本原因就是因为美国体系可以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更本质的，上升机会和上升通道。中国古代长期在东亚作为秩序的提供者，所秉持的也正是这个原则。它们与中国加入苏联体系后所奉行的外交原则都是非常不同的，所以无论是中国接受苏联的援助，还是援助朝鲜、越南，到最后都反目成仇，甚至大打出手。日本的东亚共荣圈体系为什么失败，原因也是它无法达到美国和历史上中国的定位所需的高要求(中国长期的定位本就应高于德日)。而朝鲜则距日本尚远，这也是朝鲜没有资格发展核武器的原因。

　　回到现实。上文所论述的中美战略机遇，可能很多人看来过于美好，以至于不能变成现实。比如最基本的问题是，美国愿不愿意这样做?事实上，上面的所描绘的方案并没有什么创新之处，只不过是回到罗斯福总统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构想而已。

　　在1943年举行的开罗会议上，虽然有英国和苏联的反对，罗斯福仍坚持主张中国必须作为战后四强之一，即使在中国能力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因为罗斯福知道，远东是否稳定只取决于一点，就是中国是否能够维护本地区秩序，制止野心国家的冒险行为，从而在根本上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斯大林、金日成策动朝鲜战争，杜鲁门纵容麦克阿瑟打过三八线，都是在破坏和挑战罗斯福对战后远东秩序的基本规划，偏离了历史发展的正态，都应该受到历史的惩罚。而毛泽东、尼克松都没有受到朝鲜战争这一历史问题的桎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分歧，走回了历史发展的正道，从而共同塑造了至今的世界历史。

　　特朗普总统最近在国会的第一次施政演说中，明确表达和呼应了“美国尊重所有国家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这一中国长期倡议的外交原则，这实际上告别了因与苏联对抗形成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冷战思维，否定了建制派的两大对外政策支柱——武装侵略和意识形态挂帅，这是尼克松以来美国又一次重大的对外政策转变，中国应该鼓励和共同推动这一政策转变。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确又站到了历史的分际点上。

　　当然，真实的战略意图有时很难通过公开的表态和行动来判断。比如特朗普总统最近关于独自武力解决朝鲜核武器的发言，是否说明上文的判断有误呢?并非如此。还是举越战的例子，尼克松为了成功实现从越南撤军，不惜对越南战争进行升级，对越南本土甚至周边国家进行了历史罕见规模的轰炸，造成了重大的人道灾难，完全是一副战争贩子嘴脸。而同时在谈判桌上的撤军表态，既坦诚又直白。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事实上他并没有更好的办法。为了撤退而进行战争升级，一方面可以堵住鹰派的嘴，另一方面也可以争取选民对撤军更大的支持。当越过一个临界点后，撤军就变得无法逆转。

　　历数战后的历任美国总统，民主党人要么花钱赎买，如克林顿(第一次朝鲜核危机)、奥巴马(伊朗核危机)，要么被迫升级战争，如杜鲁门(朝鲜战争)、约翰逊(越南战争)，都是无法真正制约鹰派势力的。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如艾森豪威尔(结束朝鲜战争)、尼克松(结束越南战争)都必须是久经考验的共和党强硬派。这就是毛主席说“我喜欢跟美国的右派打交道”的原因。所以特朗普对朝鲜核问题的态度强硬属于标配，而真的动用武力说明决心真的想撤退(大选期间这种态度其实已有所流露)，而美国撤出后的真空谁来填补，日本倒是蠢蠢欲动，但中国允许吗?而且，经历了越南战争收拾美军撤离后的残局，中国应该很清楚在朝鲜半岛再发生一次人道灾难是多么得不必要。与其被迫收拾残局，为什么就不能主动地从美军手里接管韩国的防务，把自己应该扛起的责任扛起来呢?这就是特朗普说“中国帮美国也是帮中国自己”的意思所在。

　　五、历史的再一次重大转折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从去年的英国脱欧、美国大选，到今年的中共十九大，一种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和壮大。我们去年6月预测英国公投脱欧，多数人不相信;我们去年5月预测特朗普当选总统，多数人不认同;特朗普当选后，我们预测特朗普将明确与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多数人感觉匪夷所思。而现实如何呢?英国再次公投、上诉最高法院、议会上院阻拦，都不能阻止英国最终脱欧;美国大选重新计票、俄罗斯操弄选举指控、“禁穆令”违宪弹劾，这些虚账声势的举动也都没有实际效果。而最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新型大国关系的确认，这颠覆了所有人对美国和特朗普的认识和预期。而在本文中，我们提供了与主流完全不同的对朝鲜核问题历史的解释和对未来的预测，如果大多数人难以接受，这也是不令人感到意外的。这符合历史转折期的特点，即多数人不理解、不适应新的形势。

　　我们来观察历史转折期的一般特点。尼克松访华是新中国历史转折的起点。新时期以来，又有三次大的历史转折，第一次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代表的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第二次是以“小平南巡”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第三次就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而每一次都伴随着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第二次是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第三次是要解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基础问题。事实上，朝鲜核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区域的安全问题，但解决它的瓶颈并不在于硬实力方面的不足(六十年前这都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因为它触及了很多根本性的思想和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不能解决进而影响着中国发展的全局，阻碍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另外，这几次转折也都包含着对外政策的调整。第一次，对越战争事实上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最重要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却并没有坐镇北京解决全会的方向问题，而是对东南亚展开了穿梭外交，解决对越战争的准备问题。这一史实国内的学者多有忽略，而在傅高义教授的《邓小平时代》中有与其重要性相匹配的详尽记载。第二次是小平南巡后迅速解决了酝酿多年但未能落实的中韩建交问题，朝着中国摆脱苏联强加给自己的冷战结构迈出了重要一步，为十四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当然，正如前文所述，这也成为朝鲜核问题的起源。这需要留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框架下得到最终解决。

　　事实上，中国当前不仅遇到了冷战中意识形态上的盟友朝鲜挑战自己坚持的半岛无核化原则(本质上是不接受中国维护的地区秩序)的问题，同时也已经遇到了如何处理那些周边传统上认同和接受中国领导的地区秩序，但在冷战中属于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前来投靠时如何处理的问题。

　　去年8月，我们在论述日本冷战后的道路选择的时候，细致讨论了鸠山由纪夫投华不成身败名裂的过程，而这正是朴槿惠当下更大悲剧的先声。而今年杜特尔特借由苏禄王入华600周年力图恢复中华传统秩序的构想如何落实，在理论上同样也面临着很大的难题。上述这两类问题虽然表现不同，但所反映的中国面临的内在困境的机理是一致的。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事实上，这两类困难在国际共运的框架下都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框架下，就相对容易处理得多，虽然这仍然需要重大的理论创新。这个大方向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已经明确提出来了。面对新的历史形势和各种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既缺理论也缺思想，但最根本的是缺人才。在近期诸多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上，传统智库的表现都是令人失望的。

　　回到朝鲜半岛，以上我们讨论的都是一些总体框架和脉络，但具体到操作，未来的一个时期仍将非常棘手。随着中国对朝鲜进行实质性制裁，中国对朝政策调整事实上已经开始，但实际效果很可能恰恰相反，即朝鲜在政治和外交上可能会取得节节胜利，最直接的体现是韩国的政局。围绕朝鲜核问题这个最重大的政治问题，韩国政坛存在三股力量，一派是希望投靠美国的建制派解决自身安全问题，引进萨德即其代表性的政策主张;第二派是希望全面倒向中国，由中国帮助解决朝鲜核问题，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是朴槿惠;第三派要采取“阳光政策”——实质上是通过倒向核武化的朝鲜来实现民族统一。在朴槿惠路线被证伪以后，其他两派都希望在随后的方向斗争中取得优势，所以一定要争分夺秒把朴槿惠彻底打倒，避免夜长梦多，让她有翻身的机会。这是有先例的。毛主席在尼克松表面上因水门事件(实质上是尼克松在访华、越南撤军等问题上触动了反对派而被找到的破绽，类似于朴槿惠闺蜜门)狼狈下台后，没有畏首畏尾，仍然坚持以现任总统的高规格邀请尼克松访华，并准备其东山再起。当然，毛主席的气魄和担当今人是难望项背的，朴槿惠只能作为悲剧人物进入历史了。

　　随着美国大选的落定，指望美国建制派的一派大势已去，所以亲北派在今年5月大选中胜出应该是大概率事件，而这将迅速导向我们前文所论述的，由核武化的朝鲜完成南北统一的图景。随后将开启第二步，第三步，这就是中国面临的严酷安全现实。当然，如果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达成了高层次的政治共识，金正恩的节节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我们期望着事态向这个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