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根：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两难

　　历史观是用来面对本国国民的，而价值观才是处理与邻国关系的。

　　“萨德”问题恰恰令中国陷入了历史观与价值观的选择难题中，原本是以历史观处理朝鲜关系，而以价值观处理与韩国的关系。发现如今是以价值观反对朝鲜拥核，而以历史观反对韩国部署“萨德”，不但朝韩两边都不接受，就连中国社会也是争论纷纷。

　　历史的记忆是被国家所垄断，“血盟”是连接中国与朝鲜的纽带，更不用说，中朝关系是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所保证，(签订于1961年7月11日北京，双方代表分别为周恩来与金日成。)条约最核心的第二条规定如下：第二条 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简而言之，中朝关系是以历史上的事实，与当下的事实作为关联形成辩解关系，其指向定为是美国，说服力极强。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几乎没有一个不试图通过经由解读历史来操弄民族感情的。作为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有其必然规律，其历史事实之间存在合理的辩解关系。众所周知，历史的记忆是被国家垄断，在这样的历史记忆安排下，其事实之间的辩解关系呈现出合理不足为奇。这种方法体现的是历史责任的连续，危险在于任何的转折都是对历史的否定，从而影响政府的威权与信誉。

　　但是，对于中韩关系来说则是全然不同，处理中韩关系是以价值观为基础。如果以历史观来处理中韩关系，则是双方的分歧升级。中朝“血盟”的形成，对韩国来说是场灾难，历史认识更是不同，“中华帝国”、“甲午战争”等一切，“朝鲜半岛”都与中国社会的认识截然不同。

　　1、“中华帝国”的“华夷天下”与“朝贡体制”，不是因为“强大的中国”，而是因为“富有的中国”。 “华夷天下”是体现了中华思想的优越性，“朝贡体制”是贸易制度，故朝鲜则视中国为“大国”或“上国”，而以其“朝贡”次数多，视其为中国“华夷天下”的继承者。而作为朝鲜也对女真实行“朝贡制”，也被日本奉为“大国”或“上国”，日本也对琉球实行“朝贡制”。在朝鲜和日本也都有过以“小中华”自居，视己为中华传统的继承者，这一切随着甲午战争的结束而结束。

　　2、甲午战争对于朝鲜来讲，其通过甲午战争成为独立国家。《马关条约》第一款：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而朝鲜亲日政府也在同一天宣布“朝鲜从此为自主之国，不再朝贡”，废除与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并“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1895年1月7日，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率世子及文武百官参拜宗庙，宣誓《洪范十四条》，第一条即称“割断依附清国虑念，确建自主独立基础”。朝鲜半岛与中华帝国上千年的宗藩关系就此终结。换而言之，甲午战争对中国来说是国耻，而且还是因朝鲜而起。但对朝鲜来说则是拥有了独立，同时，废除了清对朝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3、“抗美援朝”则更是无法使韩国接受，都是保家卫国，却是战场的交战双方。

　　如今，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只有自己受损的选择。民族国家就是用民族神话养育的国家，从历史观出发，一定是面对本国国民。朝鲜目前还不能完全得罪中国，其历史认识还在朝鲜政府的垄断之中。一旦有风吹草动，其民族神话会迅速主导社会，“血盟”将会异常脆弱不堪。中韩目前是受惠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经济原则，市场经济理论是自由竞争，竞争必须遵守自由的规则，而自由的规律则是偏向于现代化的，这个规律就是普世价值观，而这个规律是保证中韩双方的利益所在。市场经济的共同特征是：第一、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经济。第二、市场经济是平等的经济。它只承认等价交换，不承认任何超市场的特权。第三、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第四、市场经济是开放性经济。中国与朝、韩双方是以双轨的方式连接，这是一个权宜之计，是以朝、韩的另一方根本无法接受的方式而建立，中国不可能两全。中国与朝、韩是用两种政治方式，与朝鲜的关系是政治决定，而与韩国关系却是由中国的利益决定的。如今的关键，是中国社会要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不是自己的历史，在历史的事实之间会有众多的相互关联，但绝不会有合理的辩解关系。

　　历史观是用来面对本国国民的，而价值观才是处理与邻国关系的。

　　“萨德”问题恰恰令中国陷入了历史观与价值观的选择难题中，原本是以历史观处理朝鲜关系，而以价值观处理与韩国的关系。发现如今是以价值观反对朝鲜拥核，而以历史观反对韩国部署“萨德”，不但朝韩两边都不接受，就连中国社会也是争论纷纷。

　　历史的记忆是被国家所垄断，“血盟”是连接中国与朝鲜的纽带，更不用说，中朝关系是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所保证，(签订于1961年7月11日北京，双方代表分别为周恩来与金日成。)条约最核心的第二条规定如下：第二条 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简而言之，中朝关系是以历史上的事实，与当下的事实作为关联形成辩解关系，其指向定为是美国，说服力极强。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几乎没有一个不试图通过经由解读历史来操弄民族感情的。作为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有其必然规律，其历史事实之间存在合理的辩解关系。众所周知，历史的记忆是被国家垄断，在这样的历史记忆安排下，其事实之间的辩解关系呈现出合理不足为奇。这种方法体现的是历史责任的连续，危险在于任何的转折都是对历史的否定，从而影响政府的威权与信誉。

　　但是，对于中韩关系来说则是全然不同，处理中韩关系是以价值观为基础。如果以历史观来处理中韩关系，则是双方的分歧升级。中朝“血盟”的形成，对韩国来说是场灾难，历史认识更是不同，“中华帝国”、“甲午战争”等一切，“朝鲜半岛”都与中国社会的认识截然不同。

　　1、“中华帝国”的“华夷天下”与“朝贡体制”，不是因为“强大的中国”，而是因为“富有的中国”。 “华夷天下”是体现了中华思想的优越性，“朝贡体制”是贸易制度，故朝鲜则视中国为“大国”或“上国”，而以其“朝贡”次数多，视其为中国“华夷天下”的继承者。而作为朝鲜也对女真实行“朝贡制”，也被日本奉为“大国”或“上国”，日本也对琉球实行“朝贡制”。在朝鲜和日本也都有过以“小中华”自居，视己为中华传统的继承者，这一切随着甲午战争的结束而结束。

　　2、甲午战争对于朝鲜来讲，其通过甲午战争成为独立国家。《马关条约》第一款：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而朝鲜亲日政府也在同一天宣布“朝鲜从此为自主之国，不再朝贡”，废除与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并“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1895年1月7日，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率世子及文武百官参拜宗庙，宣誓《洪范十四条》，第一条即称“割断依附清国虑念，确建自主独立基础”。朝鲜半岛与中华帝国上千年的宗藩关系就此终结。换而言之，甲午战争对中国来说是国耻，而且还是因朝鲜而起。但对朝鲜来说则是拥有了独立，同时，废除了清对朝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3、“抗美援朝”则更是无法使韩国接受，都是保家卫国，却是战场的交战双方。

　　如今，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只有自己受损的选择。民族国家就是用民族神话养育的国家，从历史观出发，一定是面对本国国民。朝鲜目前还不能完全得罪中国，其历史认识还在朝鲜政府的垄断之中。一旦有风吹草动，其民族神话会迅速主导社会，“血盟”将会异常脆弱不堪。中韩目前是受惠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经济原则，市场经济理论是自由竞争，竞争必须遵守自由的规则，而自由的规律则是偏向于现代化的，这个规律就是普世价值观，而这个规律是保证中韩双方的利益所在。市场经济的共同特征是：第一、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经济。第二、市场经济是平等的经济。它只承认等价交换，不承认任何超市场的特权。第三、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第四、市场经济是开放性经济。中国与朝、韩双方是以双轨的方式连接，这是一个权宜之计，是以朝、韩的另一方根本无法接受的方式而建立，中国不可能两全。中国与朝、韩是用两种政治方式，与朝鲜的关系是政治决定，而与韩国关系却是由中国的利益决定的。如今的关键，是中国社会要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不是自己的历史，在历史的事实之间会有众多的相互关联，但绝不会有合理的辩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