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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安倍晋三遇刺后，我在网上看到一条很典型的高赞评论：“这样的坏人，中国网友从最朴素的感情说出最朴素的表达：死得好!”——除了自己感到羞愧之外，我对国人发表这样的看法并无意见，只是想追问这“最朴素的感情”从何而来?
引子
1972年9月25日上午11点30分，一架白色的“道格拉斯”DC—8型客机降落北京机场，在红毯前等候的是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这是当时中国给予来访外宾的最高礼遇(1949年后毛泽东从不在机场迎接外宾)。
走下舷梯的，是两个多月前刚刚出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和日本外相大平正芳。
短短5天之后，田中就实现了他在竞选时的诺言，以一纸联合声明消弭了中日两国“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同时还获得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的承诺。更重要的是，为日本企业赢得了更多贸易机会。
这几年，北京机场很忙，周总理很忙。
半年前，周恩来在同一片停机坪上欢迎了乘坐空军一号前来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中美关系和冷战格局迎来一次戏剧性变化。
整整三年以前，还是在这里，周恩来于1969年9月接待了“路过”此地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两国总理在机场的紧急磋商，为发生在珍宝岛和新疆的中苏边境摩擦寻找到了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案。
没有这些大事的发生和这两位大人物的到访，田中是来不了的，勉强来了也不可能“满载而归”。
而在周恩来接待柯西金之后，迎接尼克松之前，还有一个他想接但没有接到的人：在田中访华前一年的那个9月，有一架三叉戟飞机于13日凌晨从北戴河的山海关机场起飞，先向南，又折向北，一路航迹诡异。周恩来命电台联系乘机人：只要你回来，我亲自去机场迎接。
然而飞机没有回来。
这不重要。
从这架载着元帅的三叉戟离地的那一刻起，整个中国的政治局势已经进入一个新纪元。
伊尔库茨克与东京，孰远孰近?
这位周恩来没接到的抗日名将，与周恩来接到的那三位外国领导人一起，共同构成1972年9月中日之间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关键因素。
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和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在一个小时的会见中，话题涉及政治、历史、文化、哲学、生活，气氛友好。会见结束时，毛泽东将一部《楚辞集注》作为礼物，赠送给田中角荣
一
以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为开端的中苏武装摩擦重塑了中国的安全态势。中苏分裂虽已快十年了，但此前即便面红耳赤，打的也是笔墨官司，没想到竟真有上升到“武器的批判”的一天。
考虑到苏联在前一年刚刚“武装批判”过“布拉格之春”，入侵的威胁悬在头顶。周恩来与柯西金于1969年9月进行的“机场谈判”只是用口头协议暂时稳住了停火之后的基本态势，而中苏双方尚未建立最基本的互信，以至于当苏联提出正式谈判时，中方却视之为入侵信号，紧急疏散了国家领导人。
如何牵制苏联，如何在一场苏联发动的侵华战争中生存下去，成为了70年初中国领导人考虑的头等大事。这才有了基辛格博士穿针引线密谋尼克松访华的可能性。
为这一战略格局转化加速的，正是1971年9月起飞的那架三叉戟。
“史无前例的浩劫”已经让中国乱了5年，此次坠机与后续“工程纪要”的下发，让不少人开始对中央的“英明”产生了怀疑。
中国政府急需一个新局面。
尼克松来到了北京，带来了一个新局面。
深陷越战泥沼的美国外强中干，前总统约翰逊建设“伟大社会”的口号已沦为笑谈。尼克松急需让美军从越南体面抽身，并在亚洲寻找新的力量遏制“北极熊”的扩张。
中美双方需求的契合，带来了一个震撼世界的画面。
在日本，很多人对于美国这样不打招呼的“越顶外交”深感屈辱，于是开始呼吁尽快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态势，成为1972年7月田中角荣击败福田赳夫而当上日本首相的关键。
在这场国家利益的交换中，对中国政府而言，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令日本断绝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是最为直接的收获。
意义更为深远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的第七条：“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中国切近的战略目标是将日本收纳到反苏的“一条线”之中。因为按照中方此时的话语，苏联正是这样一个意欲在亚太谋求霸权并且要以打击中国来实现这一目的的国家。
另一个目标则更为暧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能在亚太谋求霸权的除了苏联，只有美国。日本声明反霸权，当然指的是反苏(中美上海公报中也说“反霸权”)，但未来怎么阐释，其实留下了空间。
中国实现了这些目标，也拿出了令日方感到满意的筹码，中日之间惨痛的历史纠葛，用一种典型的“东亚礼数”得到了解决：日方表示深刻反省，中方表示宽宏大量，放弃战争赔偿。
这种方式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尽快解决中日政府最为关切的战略需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同时，该方式也相对契合那一代东亚人的心理感受模式，毕竟中国人在日本侵略中所遭受的苦难是金钱难以衡量的，重要的是争一口气，是有个说法。体现在文本上，就是《联合声明》中强调的：“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然而，这份“重情轻理”的方案也有十分明显的缺点。《联合声明》没有采用国际法术语清晰地界定日本侵华战争的战争责任和战争罪行，对于日本今后如何反省、如何改过自新没有提出任何制度性规定。甚至可以说，《联合声明》中的“深刻反省”可以是田中这一届日本政府的态度，而不是经过立法机关确认的国家态度。
说白了，这是中国政府基于所面临的国内外政治态势与日本政府进行的一次成功的利益交换。但双方都心照不宣地将它包裹在“东亚礼数”的华丽外衣之下。
有人说，后来日本给中国的大笔无息和低息贷款实际上替代了战争赔款。或许如此吧，但中日两国政府从来没有这样的表述。因为按照“东亚礼数”，这是不能说破的，就像你在回请人家吃饭时不能直说：这顿饭就是为了偿还某月某日你请我的那顿饭。
事后看来，作为权宜之计，当时的中日双方政治家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如果中方当时真的拿出一份像《凡尔赛和约》那样清晰且强硬的文件，田中政府势必不能接受，因为日本国会绝对不会通过。主张恢复中日邦交的田中在首相竞选中并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日本的大批政客和民众依然在反对田中的外交政策。
事急从权，无可厚非。但采用“权宜之计”本身也证明了中国对日本“国民二分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作者按：安倍晋三遇刺后，我在网上看到一条很典型的高赞评论：“这样的坏人，中国网友从最朴素的感情说出最朴素的表达：死得好!”——除了自己感到羞愧之外，我对国人发表这样的看法并无意见，只是想追问这“最朴素的感情”从何而来?
引子
1972年9月25日上午11点30分，一架白色的“道格拉斯”DC—8型客机降落北京机场，在红毯前等候的是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这是当时中国给予来访外宾的最高礼遇(1949年后毛泽东从不在机场迎接外宾)。
走下舷梯的，是两个多月前刚刚出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和日本外相大平正芳。
短短5天之后，田中就实现了他在竞选时的诺言，以一纸联合声明消弭了中日两国“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同时还获得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的承诺。更重要的是，为日本企业赢得了更多贸易机会。
这几年，北京机场很忙，周总理很忙。
半年前，周恩来在同一片停机坪上欢迎了乘坐空军一号前来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中美关系和冷战格局迎来一次戏剧性变化。
整整三年以前，还是在这里，周恩来于1969年9月接待了“路过”此地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两国总理在机场的紧急磋商，为发生在珍宝岛和新疆的中苏边境摩擦寻找到了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案。
没有这些大事的发生和这两位大人物的到访，田中是来不了的，勉强来了也不可能“满载而归”。
而在周恩来接待柯西金之后，迎接尼克松之前，还有一个他想接但没有接到的人：在田中访华前一年的那个9月，有一架三叉戟飞机于13日凌晨从北戴河的山海关机场起飞，先向南，又折向北，一路航迹诡异。周恩来命电台联系乘机人：只要你回来，我亲自去机场迎接。
然而飞机没有回来。
这不重要。
从这架载着元帅的三叉戟离地的那一刻起，整个中国的政治局势已经进入一个新纪元。
伊尔库茨克与东京，孰远孰近?
这位周恩来没接到的抗日名将，与周恩来接到的那三位外国领导人一起，共同构成1972年9月中日之间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关键因素。
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和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在一个小时的会见中，话题涉及政治、历史、文化、哲学、生活，气氛友好。会见结束时，毛泽东将一部《楚辞集注》作为礼物，赠送给田中角荣
一
以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为开端的中苏武装摩擦重塑了中国的安全态势。中苏分裂虽已快十年了，但此前即便面红耳赤，打的也是笔墨官司，没想到竟真有上升到“武器的批判”的一天。
考虑到苏联在前一年刚刚“武装批判”过“布拉格之春”，入侵的威胁悬在头顶。周恩来与柯西金于1969年9月进行的“机场谈判”只是用口头协议暂时稳住了停火之后的基本态势，而中苏双方尚未建立最基本的互信，以至于当苏联提出正式谈判时，中方却视之为入侵信号，紧急疏散了国家领导人。
如何牵制苏联，如何在一场苏联发动的侵华战争中生存下去，成为了70年初中国领导人考虑的头等大事。这才有了基辛格博士穿针引线密谋尼克松访华的可能性。
为这一战略格局转化加速的，正是1971年9月起飞的那架三叉戟。
“史无前例的浩劫”已经让中国乱了5年，此次坠机与后续“工程纪要”的下发，让不少人开始对中央的“英明”产生了怀疑。
中国政府急需一个新局面。
尼克松来到了北京，带来了一个新局面。
深陷越战泥沼的美国外强中干，前总统约翰逊建设“伟大社会”的口号已沦为笑谈。尼克松急需让美军从越南体面抽身，并在亚洲寻找新的力量遏制“北极熊”的扩张。
中美双方需求的契合，带来了一个震撼世界的画面。
在日本，很多人对于美国这样不打招呼的“越顶外交”深感屈辱，于是开始呼吁尽快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态势，成为1972年7月田中角荣击败福田赳夫而当上日本首相的关键。
在这场国家利益的交换中，对中国政府而言，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令日本断绝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是最为直接的收获。
意义更为深远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的第七条：“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中国切近的战略目标是将日本收纳到反苏的“一条线”之中。因为按照中方此时的话语，苏联正是这样一个意欲在亚太谋求霸权并且要以打击中国来实现这一目的的国家。
另一个目标则更为暧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能在亚太谋求霸权的除了苏联，只有美国。日本声明反霸权，当然指的是反苏(中美上海公报中也说“反霸权”)，但未来怎么阐释，其实留下了空间。
中国实现了这些目标，也拿出了令日方感到满意的筹码，中日之间惨痛的历史纠葛，用一种典型的“东亚礼数”得到了解决：日方表示深刻反省，中方表示宽宏大量，放弃战争赔偿。
这种方式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尽快解决中日政府最为关切的战略需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同时，该方式也相对契合那一代东亚人的心理感受模式，毕竟中国人在日本侵略中所遭受的苦难是金钱难以衡量的，重要的是争一口气，是有个说法。体现在文本上，就是《联合声明》中强调的：“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然而，这份“重情轻理”的方案也有十分明显的缺点。《联合声明》没有采用国际法术语清晰地界定日本侵华战争的战争责任和战争罪行，对于日本今后如何反省、如何改过自新没有提出任何制度性规定。甚至可以说，《联合声明》中的“深刻反省”可以是田中这一届日本政府的态度，而不是经过立法机关确认的国家态度。
说白了，这是中国政府基于所面临的国内外政治态势与日本政府进行的一次成功的利益交换。但双方都心照不宣地将它包裹在“东亚礼数”的华丽外衣之下。
有人说，后来日本给中国的大笔无息和低息贷款实际上替代了战争赔款。或许如此吧，但中日两国政府从来没有这样的表述。因为按照“东亚礼数”，这是不能说破的，就像你在回请人家吃饭时不能直说：这顿饭就是为了偿还某月某日你请我的那顿饭。
事后看来，作为权宜之计，当时的中日双方政治家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如果中方当时真的拿出一份像《凡尔赛和约》那样清晰且强硬的文件，田中政府势必不能接受，因为日本国会绝对不会通过。主张恢复中日邦交的田中在首相竞选中并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日本的大批政客和民众依然在反对田中的外交政策。
事急从权，无可厚非。但采用“权宜之计”本身也证明了中国对日本“国民二分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二
所谓“国民二分法”，指的是中国对日本侵华罪行的看法一向是：侵华战争是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广大的日本人民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以此为基础，才谈得上“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联合声明》第五条)
“国民二分法”是战后中国处理中日关系的基本态度。
日本投降之后，国共内战、美苏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相继爆发使得中日之间结束战争状态的问题久拖不决。美国为了扶植日本成为反共堡垒，安排受自己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单方面与日本签订合约，是为“旧金山和约”。
1952年，在美国安排下的“旧金山和约”和所谓的“日台和约”生效之后，周恩来发表声明称这两个非法合约完全无效，只不过是美国在将“一手培植的两个走狗联合起来”。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声明中，周恩来把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作了明确的区分。他指出：日本政府的行为，是与日本人民争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战争状态、恢复和平关系的愿望绝对违反的。”【1】
从周恩来的这则声明开始，以阶级斗争理论为骨架，接续抗日战争时期宣传口径，中国逐步形成了对日本“国民二分”的完整表述，并融入到各级宣传和教科书之中。
在这些宣传中，中国政府并没有从自身战略利益的角度去解释70年代初的对日政策和其他外交政策。好像中美破冰完全是因为美国有求于中国，中日邦交正常化完全是因日本有求于中国;好像面对苏联的威胁，中国不需要其他国家的帮助，更不需要去争取日本。与日本恢复邦交对中国经济和民生的巨大好处，更是只字未提。
所以，按照官方的逻辑，事情只能是这样：“广大的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一样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中国人民虽然无所求于日本，但宽宏大量，在日本已经认错的情况下“接受”日本要求恢复邦交的请求。
这样的逻辑和表述可以很好地让中国70-80年代的对日政策自圆其说，但也留下了一个极大的隐患：这个关于“一小撮坏人”的叙事明显偏离历史事实。
简单地说日本民众是战争的受害者，当然没问题。谁不是受害者呢?连日本天皇和军国主义分子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个别甲级战犯还因此送了性命呢。因为战争打输了嘛，挨原子弹了嘛。
但如果他们打赢了，他们还会是受害者吗?
区分军国主义者们与普通民众之间不同性质的责任是应该的。我们当然可以说，日本民众在当时没有多少选择，他们消息闭塞，也没有真正的民主权利。而军国主义者们则是咎由自取，死不足惜。
但日本民众是完全被动的吗?他们有没有受到人性阴暗面的蛊惑，希望日本能模仿西方列强，通过战争掠夺来获得发展的第一桶金?有没有拥抱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变种，将“支那人”视为可以欺压乃至屠杀的劣等种族?
从现在留存下来的档案、报刊、私人书信来看，这类心态在当时的日本民众里普遍存在。尽管很多日本老百姓也没有从侵略战争中得到多少好处，过得也很苦。可就是这些过得很苦的人，在官方宣传的煽动下，很多也支持了战争。
说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没有问题，但说罪责完全在“一小撮”军国主义精英身上，就等于为日本老百姓开脱了深刻反省的责任。
先且不去说日本人，如果他们不反思，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再次碰壁。对日本战争责任的“国民二分”叙事最大的缺点还不在这里，而在于这种严重偏离事实的说法难以长期取信于中国老百姓。
早在中日恢复邦交之初，很多群众乃至干部都不能理解中央的政策，需要上层去“说服”乃至施压。骂了这么多年的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怎么突然之间就“中日友好”了呢?不过，在那个时候，普通百姓在公共舆论中几乎是失声的，党的喉舌垄断了信息传播的主渠道，群众处于一种“受教育”的状态。
然而，一种逆反心态从一开始就埋在了中国人的心底。亲身经历、亲人经历和战后多年的宣传教育都让中国民众将日本人视为凶恶的敌人。在官方媒体的“国民二分”叙事和教育民众“宽宏大量”的巨大音量下，许多心怀不满的人只能忍气吞声，觉得自己是被逼迫着表现出一种“高姿态”。
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信息来源逐渐多元化，大量证否日本侵华战争“国民二分”叙事的事实开始在民众中传播。在这个过程中转播者有“揭示真相”的正义感，而听闻者则有多年来的主观印象获得印证的快感——小鬼子果然都不是好东西。
这一趋势因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达到了一个高潮，与抗日神剧一起构成了大众张扬民族主义的狂欢。因被官方叙事压抑而产生逆反心态使得“无差别仇日”逐渐发展为一种民间的主流意见。网上留言中，很少能看到有人完全相信官方的表述，将“广大的日本人民”视为无辜的受害者。极端者直接叫喊：“原子弹下无冤魂!”(似乎连那些被原子弹杀死的婴儿也有“原罪”，理应被株连九族。)
近日安倍晋三遇刺，有网友将仇日当作“最朴素的感情”，其渊源或许正在于此。而一些为行刺叫好的人遭遇批评时声称“我高兴是因为我素质低，与国家无关”，更是为了宣泄多年来被逼“高姿态”所积攒的憋屈。
三
在日本，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并恢复两国邦交可谓日本战后外交的一个里程碑，却并非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尼克松访华之后的几个月里，日本政治精英和公共舆论已经就对华政策经过激烈争论，田中角荣在争夺首相位置时也为自己亲华外交路线进行了充分的辩护。
田中可以寻找的理由很多，而且可以大大方方地谈国家利益。无论是作为原材料产地还是作为产品销售市场，中国大陆对于日本的意义实在太过重要。而且，尽管战后初期吉田茂、岸信介等右翼分子把持的日本政府敌视红色中国，中国政府还是从长计议，在协助日侨归国和特赦战犯方面赢得了许多日本民众的好感。在整个60年代，以“LT贸易”方式进行的联络处贸易(LT代指中日双方的半官方代表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给日本企业带来巨大的好处。“文革”初期，民主德国驻华外交官曾观察到，日本竟有好几百人来中国参加广交会，他们浩浩荡荡，与其他西方参会者一起在中国军队的护送下穿过写满“打倒美帝、打倒XX”的标语的街道步入会场，也是一道奇观。
1972年之前，日本右翼政客压制政敌的王牌就是：接近红色中国会惹恼美国呀。尼克松政府的“越顶外交”，不但为日本政府开了绿灯，也间接打了日本右翼政客的脸。田中的胜出，本身就说明日本政界已经为恢复中日邦交做好的准备。所以当田中带着《联合声明》返回东京时，日本舆论中有争议、有责难，却没有多少意外。
即便是这些责难也无法改变此后数年中日关系整体向好的趋势，以至于1978年与中方新一代领导人共同缔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的日本首相，正是当年田中角荣的头号对手福田赳夫。
90年代初，日本民众因此前的“风波”而对中国的好感有所下降，中日进入了所谓“经热政冷”的时代。与此同时，部分中国民众在90年代出于对官方“国民二分”叙事的逆反心理而进行的宣泄，又刺激了部分日本民众对华观感的进一步恶化：原来中国人对我国给予他们的援助全无感激之心(从1979年到2022年，日本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主要包括优惠贷款3.3万亿日元和无偿援助1,575亿日元，技术援助超过1,840亿日元，涉及367项大型项目)【2】。有了这样的民意基础，那些故意进行反华表演的日本政客就找到了自己的流量密码，而愿意对侵华战争罪行表示反省和谢罪的政治人物越来越难得势。
中国政府曾勉力扭转这样的趋势。2007年4月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日本国国会发表了题为《为了友谊与合作》的演讲，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三句话。
其一，接续从前的“国民二分”叙事：“中国老一辈领导人曾多次指出：那场侵略战争的责任，应该由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承担，广大日本人民也是战争受害者，中国人民要同日本人民友好相处。”
其二，有一定保留地承认日本已对其侵略行径道歉：“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公开承认侵略并对受害国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积极评价。”
其三，承认和感激1979年之后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与帮助，对此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
不得不说，由于多重原因，中国政府的这份努力并未取得期待中的效果。这些原因包括：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所引起的两国民众的心态变化、日本新一代政治家对战争记忆的陌生和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渴望。但部分中国民众近二十年来在舆论中所表达出强烈仇日情绪，无疑也是原因之一：日本人看得很清楚，所谓“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帮助的说法难以概括现实。
尾声
“中日若不友好，亚洲和平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语)【3】
可是，如果外交上的一场各取所需的利益交换不能如实陈述，抽象地谈“一衣带水”，谈中日应该友好，可能无助于两国人民相互理解。
政府为了切近的外交和内政目的而采用权宜之计或许可行，但接下来限制讨论，将历史叙事固化，只会加深民众已经产生误解，最终将缩小自己的外交回旋余地。
民众“最朴素的感情”无非是“惩恶扬善”。人皆有良知，是以知善知恶;政府提供一个开放的环境，使学者得以澄清真相，人们方能为善去恶。
参考文献：
【1】章百家：《长期积累，见机而作——新中国对日政策与中日关系正常化》，《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0期。
【2】《40年3.6万亿!日本将于3月停止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澎湃新闻，2022年1月23日，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6423621。
【3】《毛泽东年谱(1949—l976)》第2卷，第615页，转引自【1】。
【4】毛里和子教授关于日中关系五十年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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