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根：从出发点就注定的中美分歧

　　中美互信不成立，注定了中美的分歧无解，这并非是交流交往能够解决。中国已有众多的中美关系领域里的专家学者，也拥有在美最大的留学生数量，这都无济于事。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与美国的话语体系不同，如同鸡同鸭讲，根本就没有进入到对方的语言逻辑中去。中国的语言是推理，即以当下的事实，从历史的事实中推论取得。美国的语言是以三段论的逻辑方式，从当下的事实出发，用三段论解决。

　　以下列举出几个中西认识的分歧之处：

　　1、政治是利益与利益是政治

　　“政治是利益”中国社会是普遍这么理解，众多的专家、学者们也是如此叙述。这在中国非常好理解，有句俗话“有奶便是娘”，从而认为一切政治是为了利益，以界定政治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还是少数人的利益，从而认定是好的政治还是坏的政治。“利益是政治”西方社会是从希腊城邦生活中理解，即城邦的生活是政治，对此认为利益是政治。换而言之，是由社会生活来决定政治，还是政治在决定社会生活。

　　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威尔逊基本原则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对中国人耳熟能详。威尔逊基本原则之一, “同时，以我们本身而论，我们看得十分清楚，除非正义施及他人，否别正义也不能独施予我”。

　　3、历史事实之间是相互关联还是辩解关系

　　历史事实之间是相互关联还是辩解关系，中国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历史规律不可抗拒，故历史事实之间是具有辩解关系。西方认为历史事实之间是存在着众多的相互关联，但不存在辩解关系。

　　一、政治上中美分歧无解，基于历史观与价值观之争

　　历史观是如何面对自己，而价值观是要处理与邻国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对外话语的困境，中国与美国、西方国家的分歧，无不源于历史观和价值观之争。作为历史观与价值观的固有矛盾，价值观的认知本身就是对历史观的矫正。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其大多源于以价值观看待历史的结果。历史观可以叙述出多种文明之解，而价值观则只有文明与不文明之说。历史观叙述的是历史长河的道德感观，而价值观是当下的法律规则的认同。历史观需要的是他者对我的认同，而价值观需要的是双方对社会规则产生共识。

　　中国传统儒家的“王道政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国都在强调着历史观的重要。儒家传统的“华夷天下”和“朝贡体制”，追求的是中华帝国的认同，以此来确立两国关系与能否贸易往来。如今，中国的对外交往也是强调要对中国历史观的认同，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国现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代中国现实发展的客观需要，在中国搞西方的多党制，既不符合我国国情，也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此，联合国的承认，国家间双方的建交都不能解除中国的认同焦虑。要知道，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几乎没有一个不试图通过经由解读历史来操弄民族感情的，每一个国家都有一套自我正义的历史观，用来面对本国国民，这在各国屡见不鲜。如此一来，要求他国国民做着历史的认同，如天方夜谭，什么故事也没法打动，更别提历史的视角不同。哪怕是不远的过去，一起并肩战斗、流血牺牲，也不会对当下历史观的认同有所帮助。

　　价值观才是处理邻国关系的，价值观更是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确立社会的基本价值原则，能够使国与国的关系有法可依，不会随道德情感而发生改变。中国目前无法对外输出价值观，故希望用历史观解决价值观的问题。

　　中国是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无法对外输出，其一是，当初社会主义的红色革命浪潮，令世界大多数国家心有余悸，东南亚国家更是避之不及，就连香港也在过去用“洗脑赢心”工程，力将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拒之门外。其二是，本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核心价值观本应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以确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原则，目前还没有见到可以依靠的法律原则，是个没有以法律固定下来的价值观，只能看做是对国民的道德要求。

　　西方的普世价值观，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为口号的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其理论源自三个文件。1689年通过的《权利法案》，1776年美国发布的《独立宣言》以及随后的《联邦党人文集》，1789年法国通过《人权宣言》，这三个法案将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确立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原则。目前中国并不认同普世价值观，更谈不上对外输出这个价值观了。

　　世界上公认的是，要用价值观处理与邻国关系，中国拿不出来可用的价值观体系，只好推出历史观即“王道政治”以求认同，用以协调双边关系。而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带一路”、亚投行、对外贸易等，都是要处理国与国的关系，需要输出价值观，大国的标志是要能输出价值观。在实践上，自我正义的历史观没能说服邻国，对本国的国民倒是作用不凡，在他国高唱国歌显威风、集体狂躁倒是奏效。我们都希望对方做我们喜欢的事，而不是做他们喜欢的事，历史观严重趋同于这一思维。当价值观被历史观所替换，世界观变成了“天下观”，不同的认知会被称为是历史虚无主义，正常的贸易变成了“朝贡”解释，中国竟然在现代，依旧在追求着中国传统的儒家价值。

　　当中国在用历史观，要求得到价值观的待遇，只能是陷入儒家的“天下观”， 即：由儒家经典“公羊传”确定的中华大一统的意识，天子居天下中央，武力可直接统治四方，儒家的“天朝思想”，是皇权之下，天下中央，只有一个秩序“大一统”，朝贡体制是秩序的保证。中华传统文化一直把“德治”、“仁政”作为合法性的标志，儒家的道德理想是使人的欲望趋于同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的到，也不能分给每一个人，其结果是强者得之，且这个欲望往往需要通过战争来获取。

　　也就是说，中国推出的历史观“王道政治”、历史的选择、必然的道路等，是想用历史观对外输出，以获得价值观的效果。但这都不会令中美分歧化解，更与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挑战现存大国的理念无关。除非中国能够推出的价值观是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用以确立社会的基本价值原则，否则，中美的分歧将无解。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反对普世价值观，并不是因为我们恨他，相反，我们在市场经济领域里，是严格的遵守和要求采用普世价值观的。

　　二、经济上中美分歧无解，基于普世价值观的应用范围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采用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理论是自由竞争，竞争必须遵守自由的规则，而自由的规律则是偏向于现代化的，这个规律就是普世价值观。市场经济的共同特征是：第一、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经济。商品生产者必须是独立的市场主体。第二、市场经济是平等的经济。它只承认等价交换，不承认任何超市场的特权。第三、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为了各自的价值的实现，市场主体之间必然激烈竞争，优胜劣汰。因而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机会和风险是并存的。这一机制促使企业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经营规模，以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第四、市场经济是开放性经济。企业为了获取利润，实现产品的价值，会不遗余力地开拓市场。

　　中国模式的成功关键一点，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效仿的，是能将普世价值观只应用于市场经济，而没有延伸到社会政治等其他领域，这在西方看来是不可思议。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将社会活动与经济活动的价值观分离，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最为头疼的是工会的强大、NGO的监督、罢工的自由、福利的增长等，这都是价值观带来的产品，且有法律保护和社会的共识。对于中国模式来说则属于国家的主权范围，社会活动，需要稳定、敬业、和谐和爱国，不能干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属于市场竞争的范畴，本应是公民的权利变成了政府的权力，被关进了制度的笼子里，市场自由在此时最为强大且所向披靡。

　　关键在于全球一体的市场经济，只是强调了交换正义，无法对主权国家的体制做出要求。在一个国家里，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其必然是要遵守本国的法律、法规，其竞争主体受到的是同一法律体系的约束，具有起点平等。然而，在全球一体化的市场经济下，其竞争主体是受到各国不同的法律制度约束，影响竞争主体的强弱，也决定了其市场竞争地位，而可以不受市场规律的惩罚。众所周知，中国的体制与美国的体制不同，也与世界上大多数国不同。这就决定了分歧点的无解，因为，除非其中一个改变体制，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故退出另起炉灶是唯一的选择。

　　中美互信，双方都无法做到，威尔逊的原则“同时，以我们本身而论，我们看得十分清楚，除非正义施及他人，否别正义也不能独施予我”，决定了美国的干涉主义的必然性。中国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的必然选择，决定了任何对中国的干涉就是破坏历史的必然规律，是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决定了劳动的光荣性质，即人的劳动是人的权利，劳动致富使得无法认同西方国家规定对人劳动时间限制，认为是对人劳动致富正义性的否定。中美分歧是基础性、结构性造成，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推翻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其以对立的方式产生。修修补补的权宜之计，是双方都不会有互信的建立基础，除了让政府的威信与信誉受损。

　　中美互信不成立，注定了中美的分歧无解，这并非是交流交往能够解决。中国已有众多的中美关系领域里的专家学者，也拥有在美最大的留学生数量，这都无济于事。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与美国的话语体系不同，如同鸡同鸭讲，根本就没有进入到对方的语言逻辑中去。中国的语言是推理，即以当下的事实，从历史的事实中推论取得。美国的语言是以三段论的逻辑方式，从当下的事实出发，用三段论解决。

　　以下列举出几个中西认识的分歧之处：

　　1、政治是利益与利益是政治

　　“政治是利益”中国社会是普遍这么理解，众多的专家、学者们也是如此叙述。这在中国非常好理解，有句俗话“有奶便是娘”，从而认为一切政治是为了利益，以界定政治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还是少数人的利益，从而认定是好的政治还是坏的政治。“利益是政治”西方社会是从希腊城邦生活中理解，即城邦的生活是政治，对此认为利益是政治。换而言之，是由社会生活来决定政治，还是政治在决定社会生活。

　　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威尔逊基本原则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对中国人耳熟能详。威尔逊基本原则之一, “同时，以我们本身而论，我们看得十分清楚，除非正义施及他人，否别正义也不能独施予我”。

　　3、历史事实之间是相互关联还是辩解关系

　　历史事实之间是相互关联还是辩解关系，中国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历史规律不可抗拒，故历史事实之间是具有辩解关系。西方认为历史事实之间是存在着众多的相互关联，但不存在辩解关系。

　　一、政治上中美分歧无解，基于历史观与价值观之争

　　历史观是如何面对自己，而价值观是要处理与邻国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对外话语的困境，中国与美国、西方国家的分歧，无不源于历史观和价值观之争。作为历史观与价值观的固有矛盾，价值观的认知本身就是对历史观的矫正。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其大多源于以价值观看待历史的结果。历史观可以叙述出多种文明之解，而价值观则只有文明与不文明之说。历史观叙述的是历史长河的道德感观，而价值观是当下的法律规则的认同。历史观需要的是他者对我的认同，而价值观需要的是双方对社会规则产生共识。

　　中国传统儒家的“王道政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国都在强调着历史观的重要。儒家传统的“华夷天下”和“朝贡体制”，追求的是中华帝国的认同，以此来确立两国关系与能否贸易往来。如今，中国的对外交往也是强调要对中国历史观的认同，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国现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代中国现实发展的客观需要，在中国搞西方的多党制，既不符合我国国情，也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此，联合国的承认，国家间双方的建交都不能解除中国的认同焦虑。要知道，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几乎没有一个不试图通过经由解读历史来操弄民族感情的，每一个国家都有一套自我正义的历史观，用来面对本国国民，这在各国屡见不鲜。如此一来，要求他国国民做着历史的认同，如天方夜谭，什么故事也没法打动，更别提历史的视角不同。哪怕是不远的过去，一起并肩战斗、流血牺牲，也不会对当下历史观的认同有所帮助。

　　价值观才是处理邻国关系的，价值观更是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确立社会的基本价值原则，能够使国与国的关系有法可依，不会随道德情感而发生改变。中国目前无法对外输出价值观，故希望用历史观解决价值观的问题。

　　中国是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无法对外输出，其一是，当初社会主义的红色革命浪潮，令世界大多数国家心有余悸，东南亚国家更是避之不及，就连香港也在过去用“洗脑赢心”工程，力将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拒之门外。其二是，本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核心价值观本应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以确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原则，目前还没有见到可以依靠的法律原则，是个没有以法律固定下来的价值观，只能看做是对国民的道德要求。

　　西方的普世价值观，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为口号的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其理论源自三个文件。1689年通过的《权利法案》，1776年美国发布的《独立宣言》以及随后的《联邦党人文集》，1789年法国通过《人权宣言》，这三个法案将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确立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原则。目前中国并不认同普世价值观，更谈不上对外输出这个价值观了。

　　世界上公认的是，要用价值观处理与邻国关系，中国拿不出来可用的价值观体系，只好推出历史观即“王道政治”以求认同，用以协调双边关系。而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带一路”、亚投行、对外贸易等，都是要处理国与国的关系，需要输出价值观，大国的标志是要能输出价值观。在实践上，自我正义的历史观没能说服邻国，对本国的国民倒是作用不凡，在他国高唱国歌显威风、集体狂躁倒是奏效。我们都希望对方做我们喜欢的事，而不是做他们喜欢的事，历史观严重趋同于这一思维。当价值观被历史观所替换，世界观变成了“天下观”，不同的认知会被称为是历史虚无主义，正常的贸易变成了“朝贡”解释，中国竟然在现代，依旧在追求着中国传统的儒家价值。

　　当中国在用历史观，要求得到价值观的待遇，只能是陷入儒家的“天下观”， 即：由儒家经典“公羊传”确定的中华大一统的意识，天子居天下中央，武力可直接统治四方，儒家的“天朝思想”，是皇权之下，天下中央，只有一个秩序“大一统”，朝贡体制是秩序的保证。中华传统文化一直把“德治”、“仁政”作为合法性的标志，儒家的道德理想是使人的欲望趋于同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的到，也不能分给每一个人，其结果是强者得之，且这个欲望往往需要通过战争来获取。

　　也就是说，中国推出的历史观“王道政治”、历史的选择、必然的道路等，是想用历史观对外输出，以获得价值观的效果。但这都不会令中美分歧化解，更与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挑战现存大国的理念无关。除非中国能够推出的价值观是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用以确立社会的基本价值原则，否则，中美的分歧将无解。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反对普世价值观，并不是因为我们恨他，相反，我们在市场经济领域里，是严格的遵守和要求采用普世价值观的。

　　二、经济上中美分歧无解，基于普世价值观的应用范围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采用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理论是自由竞争，竞争必须遵守自由的规则，而自由的规律则是偏向于现代化的，这个规律就是普世价值观。市场经济的共同特征是：第一、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经济。商品生产者必须是独立的市场主体。第二、市场经济是平等的经济。它只承认等价交换，不承认任何超市场的特权。第三、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为了各自的价值的实现，市场主体之间必然激烈竞争，优胜劣汰。因而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机会和风险是并存的。这一机制促使企业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经营规模，以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第四、市场经济是开放性经济。企业为了获取利润，实现产品的价值，会不遗余力地开拓市场。

　　中国模式的成功关键一点，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效仿的，是能将普世价值观只应用于市场经济，而没有延伸到社会政治等其他领域，这在西方看来是不可思议。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将社会活动与经济活动的价值观分离，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最为头疼的是工会的强大、NGO的监督、罢工的自由、福利的增长等，这都是价值观带来的产品，且有法律保护和社会的共识。对于中国模式来说则属于国家的主权范围，社会活动，需要稳定、敬业、和谐和爱国，不能干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属于市场竞争的范畴，本应是公民的权利变成了政府的权力，被关进了制度的笼子里，市场自由在此时最为强大且所向披靡。

　　关键在于全球一体的市场经济，只是强调了交换正义，无法对主权国家的体制做出要求。在一个国家里，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其必然是要遵守本国的法律、法规，其竞争主体受到的是同一法律体系的约束，具有起点平等。然而，在全球一体化的市场经济下，其竞争主体是受到各国不同的法律制度约束，影响竞争主体的强弱，也决定了其市场竞争地位，而可以不受市场规律的惩罚。众所周知，中国的体制与美国的体制不同，也与世界上大多数国不同。这就决定了分歧点的无解，因为，除非其中一个改变体制，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故退出另起炉灶是唯一的选择。

　　中美互信，双方都无法做到，威尔逊的原则“同时，以我们本身而论，我们看得十分清楚，除非正义施及他人，否别正义也不能独施予我”，决定了美国的干涉主义的必然性。中国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的必然选择，决定了任何对中国的干涉就是破坏历史的必然规律，是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决定了劳动的光荣性质，即人的劳动是人的权利，劳动致富使得无法认同西方国家规定对人劳动时间限制，认为是对人劳动致富正义性的否定。中美分歧是基础性、结构性造成，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推翻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其以对立的方式产生。修修补补的权宜之计，是双方都不会有互信的建立基础，除了让政府的威信与信誉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