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外交中的尴尬和温暖小事

 　　上海风味早餐“变味”

　　1964年9月底，越南总理范文同率党政代表团访华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5周年庆典。结束北京行程后，前往外地参观访问。当客人从上海赴杭州访问时，中方特意安排范文同一行在专列上品尝由锦江饭店提供的上海风味小吃。贵宾们在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的陪同下走进餐车，边交谈边等上海风味小吃上桌。宾主等了一刻钟，仍不见服务员端来早餐，大家都有点纳闷。这时，负责落实早餐的中方陪同猛然想起，由于自己的疏忽和工作过于忙乱，昨晚竟忘记了告诉锦江饭店准备今日早餐。无奈，只好向列车长求救。但由于事先没有通知让车上准备早餐，他们也没做准备，只好临时抱佛脚。餐车里还有少许大米、咸菜和几个鸡蛋，厨师赶紧去做。可惜，食材太少，只能满足少数人，其余人只能饿肚子了。此事传到正在上海视察工作的李富春副总理耳里，他十分恼火，但已无济于事。

　　没有挂上胶卷的拍照

　　1969年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中国十分重视这件事，除中共中央发唁电，周恩来专程到河内吊唁外，还派以李先念副总理为团长，李德生为副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出席9月8日举行的国葬仪式。中国驻越南使馆全馆动员，全力做好接待和配合代表团的工作。经分工，新华社驻河内的一位年轻摄影记者负责当日拍照。为了完成这次任务，他起大早赶到举行国葬仪式的现场巴亭广场。仪式进行期间，他精心选择角度，对好光圈和焦距，力求拍好这庄严时刻的每个镜头。仪式结束后，他满头大汗，冲进新华社图片洗印室。当打开相机的一刹那，他惊呆了，胶卷原封不动地躺在那里，根本没有挂上。年轻人急坏了，也吓坏了，知道闯了大祸，不知如何是好。幸亏代表团随行人员当时也拍了一些照片，选了几张清晰的发回国内，才保证第二天能够见报。

　　在外交工作中，一点疏忽，一件小事造成的影响，有时真是难以想象的。

　　陪客的尴尬

　　20世纪60年代末，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朝鲜归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办了盛大的欢迎宴会。除国家领导人出席外，外国驻华使节及北京市党政军民各界代表五六百人出席了这次活动。记得我作为外交部群众代表被安排在第八桌，陪南亚使节夫妇。该桌中方主人是外交部副部长符浩。这是我有生以来，也是我自1966年6月1日调入外交部后的第一次外事活动。当时正值“文革”初期，满脑子是“打倒刘邓陶”“狠批黑修养”，哪里懂得陪外宾啊!我坐在外宾中间，身上像有虱子爬一样不自在。翻译看出我的不安，就小声对我说：你可以给女外宾夹菜。我好像捞到了救命的稻草，赶紧给坐在我左右的两位夫人夹菜，客人脸上温温地笑着，向我点了点头，我似乎有了点安慰。但当我大快朵颐地吃肉时，却发现我身边的两位夫人未动刀叉，也未动筷子。我有些疑惑，便问译员她们为什么不吃我给她们夹的菜?译员伸头看了看，小声对我说，她们信伊斯兰教，不吃猪肉，我脸霎地红了。这件事对我教育很深，在后来的对外交往中，我一直铭记：一定要想方设法了解对方，不仅要了解大的方面，小的方面也绝不放过。

　　百密一疏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此后，余震不断。北京大多数街道两旁搭起了防震棚，人们都露宿街头。就在此时此刻，外交部的有关领导正在紧张地商讨着，要不要将当年9月2日至9日的萨摩亚(当时叫西萨摩亚)元首访华推迟。

　　访问近在眼前，事关重大。这是一起早已定好的外国元首来访，是中萨建交后首位南太平洋岛国元首访问，意义十分重大。由于该国元首未提出推迟访问，于是领导决定，访问照原计划进行。准备工作在防震棚里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我记得，防震棚位于东四老外交部南院墙根下，有几张桌椅，是专门为我们参加接待的同志准备的。那时候，礼宾尚未改革。双方领导人除会谈外，还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包括各国驻华使节、北京市有关负责人出席的大型欢迎和答谢宴会，北京市还要举办一场文娱晚会。三场大型活动的出席人数都在三五百人上下。如何保证来访的代表团和上述人员的安全，成了这次接待任务的重中之重。有关部门不知开了多少次会，仔细研究和制定了多项应急方案，以确保出现意外情况时的人身安全。我们接待人员小心翼翼，每次搞大型室内活动时，眼睛总是注意吊灯有无晃动，耳朵总是倾听室外有无异常声响。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当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当贵宾出现时，我惊呆了：代表团成员、元首的发言人亨金赤裸着上身，左手持一把拂尘，右手拿着一根权杖，紧随元首身后，昂首挺胸地走过来。当时我觉得客人有点失礼，后来我才得知，这是萨摩亚人最高的礼仪。

　　晚上，外交部在钓鱼台国宾馆设便宴欢迎贵宾。钓鱼台的菜肴，以汤和餐具著称，吃的是味和样。但对于萨摩亚人来讲，就不够实惠了。他们平时的食品多以面包果、芋头等薯类为主，淀粉含量大，胃口也就大，几小盅(碗)汤汤水水下去，过不了个把小时便饥肠辘辘了。晚上10点，元首副官来到接待室，说他们晚饭没吃饱，可否给他们弄点芋头、啤酒。接待人员脸红了，有点尴尬，赶快去餐厅搬来一箱啤酒，临时找不到芋头，只好拿些面包、香肠充饥。此事教育了我们。代表团去南方访问时，每顿都加了煮芋头、烤芋头等不能上宴会桌的“点心”，贵宾们非常满意。

　　一首怀乡曲的轰动效应

　　1978年6月，斐济总理马拉首次访华，笔者有幸参与接待并陪同访问。

　　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在马拉访华之际，斐济特别派遣了国家男子篮球队来华进行友谊赛。6月12日晚，首都体育馆洋溢着热烈气氛。在奏中斐两国国歌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同马拉和夫人一起步下主席台，跟中国国家男子篮球队和斐济国家男子篮球队亲切会见，并同他们一起合影留念。这时，全场1.8万名观众长时间热烈地鼓掌。

　　在为马拉举行的告别宴会上，中方也出人意料地演出了精彩节目。军乐团在席间乐中，突然奏出马拉父亲写的一首歌，名为《故乡的河》，斐济贵宾和斐济篮球队队员们自发地将军乐团围拢起来，用自己的家乡语尽兴地演唱起来。当第二首乐曲《告别歌》响起时，马拉走过去，接过乐团指挥的指挥棒，深情地指挥着临时合唱队和中国乐队演奏他父亲的遗作，以表达对中国朋友的依依惜别之情。这一细节就是在准备接待方案，了解马拉有何兴趣爱好时，偶然发现的，便请我驻斐济使馆找到了有关乐谱，使这次接待工作锦上添花。 　　

       委屈与错情

　　20世纪80年代，笔者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领事部负责前台接待。记得已到年末，一位工程师急匆匆地赶来办商务签证，还未等我们审查他的证件，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中国的新年(指春节)是哪一天?”我一下子被问住了。长期在国外工作，已习惯了公历，农历很少用，手头又无相互对照的年历。我似乎有点印象，便脱口而出：“可能是2月10日。”话音未落，他火了：“什么叫可能?我问的是确切日期。你们身为中国人，怎么连自己的新年都不记得!你可以问问西方人，哪个人不知道圣诞节是哪一天?”我觉得委屈，也有些火了，便大声辩解道：“西方圣诞节的日期是固定的，而按公历计算的中国春节的日期，每年都不相同，这怎么能相比呢?如果你必须知道它是公历的哪一天，那么请你稍等，我可以帮你查找。”他又不等我说完，便抱怨开了：“我是去做机器安装和培训的，按合同，应该是45天完成，如果中间遇上你们的新年，都放假了，我该怎么办?”看来他的焦虑有道理，我们做签证工作，应该熟记中瑞双方的重要节日，以方便顾客，便抱歉地说：“实在对不起，是我工作不细，我马上去查。”打了几个电话，终于查到了，还真是2月10日。于是我很肯定地说：“是2月10日。”客人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还有一件令我难忘的事：记得那是1986年圣诞节前两周的一个上午，一位某大公司的职员拿着中方的邀请函，申办两次入出境签证。因邀请函到得晚，而要求客人入境的时间又很急，只得办加急签证。我们前后台立即忙碌起来。下午一上班，他便来取签证，并再三表示感谢。当晚，我在核对签证表时，发现给那位客人做的是一次入出境签证，我有点慌了。按领事部规定，做任何证件(签证、护照、公证、认证等)必须要做到收件、做件、签字、发件仔细核查。为什么这四道关都未堵住这个错情?于是我立即按该人签证表上填写的家中电话号码打电话。他夫人说，他没有回家，已经去了中国。我又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她说，可能到圣诞节吧。我的心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我又一次给他家打电话说，由于我们工作疏忽，给客人带来不便，对此表示歉意。请他回来后，到领事部再补办一次签证。圣诞节前一天，我接到了那位客人的电话。他高兴地告诉我们：“由于你们给我办了加急签证，抢出了7天时间，我在中国的工作已完成了，不用再做一次签证了。”我的心像一块石头落了地，但这个错情，我却终生难忘。

　　误穿“猎装”

　　1981年，斯里兰卡议会开会，邀请驻斯的各国使节参加，中国大使应邀前往。当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高级轿车停下来，大使手持请柬要进入议会时，却被卫兵阻挡，不许入内。大使悻悻返回使馆，追查安排礼宾的办公室主任时，仔细查看请柬才发现，原来上面明明写着“着正装出席”。因事先无人提醒，大使未着正装，而是穿一般社交场合常穿的“猎装”(似短袖西装)。此事影响很不好，一是中国国家形象受损;二是让主办方认为中国似乎不太尊重人家的议会活动，有大国沙文主义之嫌。小小着装错误，竟可能会引出这样的后果。办公室主任痛定思痛，认真吸取教训，在后来的工作中，不放过任何细节。就连小小的请柬也要全文译出，附在请柬上，以便出席活动的外交官一目了然，不再出现类似错误。

　　国宴上的生日蛋糕

　　1998年11月16日，库克群岛总理杰弗里・亨利首次访华，这是中库建交后库克群岛首位领导人访华。

　　当亨利总理在朱镕基总理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并鸣19响礼炮后，二人并肩走进了大会堂。这历史性的时刻曾让亨利总理十分激动。但另一件小事却更让他心动不已。朱镕基总理在为他举行的宴会上，首先祝愿他访华成功，继而祝他生日快乐!望着桌上硕大的为他专门制作的生日蛋糕，这位刚满58岁的总理竟惊讶得不知该说什么感谢话好。他在国内外过了不知多少次生日，但有谁能在国宴上过生日?! 而且是12亿人口大国的总理为他过生日。无独有偶，当晚在他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的晚餐上，竟也有生日蛋糕等着他。

　　亨利总理访华日期与他生日巧合这件事，给接待工作增添了新的内容。一份生日蛋糕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礼物，但它表达了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真诚与好客。

　　中国同库克群岛建交后，双方达成协议，由中国驻新西兰大使兼驻库克群岛大使，不在库克群岛设使馆。我在新西兰使馆工作期间，主要负责库克群岛的工作，同时兼管南太平洋岛国的动态调研。库克群岛在新西兰设有高级专员公署，由于工作关系，我和专员公署的库克朋友联系比较多。当库克总理亨利访华提上日程后，我的工作便转入这个主题。各种文字资料、双方领导人会谈和会见的建议、双方可能签署的协议、国旗国歌、总理本人的血型、兴趣爱好及禁忌等方方面面都要仔细地逐一做好准备。正是在开列着一长串的清单中，我意外地发现了亨利总理的生日与他访华的日期竟巧合在同一天，于是建议外交部礼宾司以朱镕基总理名义，在欢迎他的宴会上送一份蛋糕，这一建议被采纳了。

　　亨利总理访华后，在库克群岛内引起了很大反响。《库克群岛新闻》、电视台、广播电台都做了报道，盛赞中国是礼仪之邦，是库克群岛最可信赖的朋友。

　　以上林林总总的“小事”，不管结果如何，尴尬也好，温暖也好，都一一说明了“外交无小事”是至理名言。

 　　上海风味早餐“变味”

　　1964年9月底，越南总理范文同率党政代表团访华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5周年庆典。结束北京行程后，前往外地参观访问。当客人从上海赴杭州访问时，中方特意安排范文同一行在专列上品尝由锦江饭店提供的上海风味小吃。贵宾们在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的陪同下走进餐车，边交谈边等上海风味小吃上桌。宾主等了一刻钟，仍不见服务员端来早餐，大家都有点纳闷。这时，负责落实早餐的中方陪同猛然想起，由于自己的疏忽和工作过于忙乱，昨晚竟忘记了告诉锦江饭店准备今日早餐。无奈，只好向列车长求救。但由于事先没有通知让车上准备早餐，他们也没做准备，只好临时抱佛脚。餐车里还有少许大米、咸菜和几个鸡蛋，厨师赶紧去做。可惜，食材太少，只能满足少数人，其余人只能饿肚子了。此事传到正在上海视察工作的李富春副总理耳里，他十分恼火，但已无济于事。

　　没有挂上胶卷的拍照

　　1969年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中国十分重视这件事，除中共中央发唁电，周恩来专程到河内吊唁外，还派以李先念副总理为团长，李德生为副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出席9月8日举行的国葬仪式。中国驻越南使馆全馆动员，全力做好接待和配合代表团的工作。经分工，新华社驻河内的一位年轻摄影记者负责当日拍照。为了完成这次任务，他起大早赶到举行国葬仪式的现场巴亭广场。仪式进行期间，他精心选择角度，对好光圈和焦距，力求拍好这庄严时刻的每个镜头。仪式结束后，他满头大汗，冲进新华社图片洗印室。当打开相机的一刹那，他惊呆了，胶卷原封不动地躺在那里，根本没有挂上。年轻人急坏了，也吓坏了，知道闯了大祸，不知如何是好。幸亏代表团随行人员当时也拍了一些照片，选了几张清晰的发回国内，才保证第二天能够见报。

　　在外交工作中，一点疏忽，一件小事造成的影响，有时真是难以想象的。

　　陪客的尴尬

　　20世纪60年代末，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朝鲜归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办了盛大的欢迎宴会。除国家领导人出席外，外国驻华使节及北京市党政军民各界代表五六百人出席了这次活动。记得我作为外交部群众代表被安排在第八桌，陪南亚使节夫妇。该桌中方主人是外交部副部长符浩。这是我有生以来，也是我自1966年6月1日调入外交部后的第一次外事活动。当时正值“文革”初期，满脑子是“打倒刘邓陶”“狠批黑修养”，哪里懂得陪外宾啊!我坐在外宾中间，身上像有虱子爬一样不自在。翻译看出我的不安，就小声对我说：你可以给女外宾夹菜。我好像捞到了救命的稻草，赶紧给坐在我左右的两位夫人夹菜，客人脸上温温地笑着，向我点了点头，我似乎有了点安慰。但当我大快朵颐地吃肉时，却发现我身边的两位夫人未动刀叉，也未动筷子。我有些疑惑，便问译员她们为什么不吃我给她们夹的菜?译员伸头看了看，小声对我说，她们信伊斯兰教，不吃猪肉，我脸霎地红了。这件事对我教育很深，在后来的对外交往中，我一直铭记：一定要想方设法了解对方，不仅要了解大的方面，小的方面也绝不放过。

　　百密一疏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此后，余震不断。北京大多数街道两旁搭起了防震棚，人们都露宿街头。就在此时此刻，外交部的有关领导正在紧张地商讨着，要不要将当年9月2日至9日的萨摩亚(当时叫西萨摩亚)元首访华推迟。

　　访问近在眼前，事关重大。这是一起早已定好的外国元首来访，是中萨建交后首位南太平洋岛国元首访问，意义十分重大。由于该国元首未提出推迟访问，于是领导决定，访问照原计划进行。准备工作在防震棚里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我记得，防震棚位于东四老外交部南院墙根下，有几张桌椅，是专门为我们参加接待的同志准备的。那时候，礼宾尚未改革。双方领导人除会谈外，还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包括各国驻华使节、北京市有关负责人出席的大型欢迎和答谢宴会，北京市还要举办一场文娱晚会。三场大型活动的出席人数都在三五百人上下。如何保证来访的代表团和上述人员的安全，成了这次接待任务的重中之重。有关部门不知开了多少次会，仔细研究和制定了多项应急方案，以确保出现意外情况时的人身安全。我们接待人员小心翼翼，每次搞大型室内活动时，眼睛总是注意吊灯有无晃动，耳朵总是倾听室外有无异常声响。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当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当贵宾出现时，我惊呆了：代表团成员、元首的发言人亨金赤裸着上身，左手持一把拂尘，右手拿着一根权杖，紧随元首身后，昂首挺胸地走过来。当时我觉得客人有点失礼，后来我才得知，这是萨摩亚人最高的礼仪。

　　晚上，外交部在钓鱼台国宾馆设便宴欢迎贵宾。钓鱼台的菜肴，以汤和餐具著称，吃的是味和样。但对于萨摩亚人来讲，就不够实惠了。他们平时的食品多以面包果、芋头等薯类为主，淀粉含量大，胃口也就大，几小盅(碗)汤汤水水下去，过不了个把小时便饥肠辘辘了。晚上10点，元首副官来到接待室，说他们晚饭没吃饱，可否给他们弄点芋头、啤酒。接待人员脸红了，有点尴尬，赶快去餐厅搬来一箱啤酒，临时找不到芋头，只好拿些面包、香肠充饥。此事教育了我们。代表团去南方访问时，每顿都加了煮芋头、烤芋头等不能上宴会桌的“点心”，贵宾们非常满意。

　　一首怀乡曲的轰动效应

　　1978年6月，斐济总理马拉首次访华，笔者有幸参与接待并陪同访问。

　　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在马拉访华之际，斐济特别派遣了国家男子篮球队来华进行友谊赛。6月12日晚，首都体育馆洋溢着热烈气氛。在奏中斐两国国歌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同马拉和夫人一起步下主席台，跟中国国家男子篮球队和斐济国家男子篮球队亲切会见，并同他们一起合影留念。这时，全场1.8万名观众长时间热烈地鼓掌。

　　在为马拉举行的告别宴会上，中方也出人意料地演出了精彩节目。军乐团在席间乐中，突然奏出马拉父亲写的一首歌，名为《故乡的河》，斐济贵宾和斐济篮球队队员们自发地将军乐团围拢起来，用自己的家乡语尽兴地演唱起来。当第二首乐曲《告别歌》响起时，马拉走过去，接过乐团指挥的指挥棒，深情地指挥着临时合唱队和中国乐队演奏他父亲的遗作，以表达对中国朋友的依依惜别之情。这一细节就是在准备接待方案，了解马拉有何兴趣爱好时，偶然发现的，便请我驻斐济使馆找到了有关乐谱，使这次接待工作锦上添花。 　　

       委屈与错情

　　20世纪80年代，笔者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领事部负责前台接待。记得已到年末，一位工程师急匆匆地赶来办商务签证，还未等我们审查他的证件，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中国的新年(指春节)是哪一天?”我一下子被问住了。长期在国外工作，已习惯了公历，农历很少用，手头又无相互对照的年历。我似乎有点印象，便脱口而出：“可能是2月10日。”话音未落，他火了：“什么叫可能?我问的是确切日期。你们身为中国人，怎么连自己的新年都不记得!你可以问问西方人，哪个人不知道圣诞节是哪一天?”我觉得委屈，也有些火了，便大声辩解道：“西方圣诞节的日期是固定的，而按公历计算的中国春节的日期，每年都不相同，这怎么能相比呢?如果你必须知道它是公历的哪一天，那么请你稍等，我可以帮你查找。”他又不等我说完，便抱怨开了：“我是去做机器安装和培训的，按合同，应该是45天完成，如果中间遇上你们的新年，都放假了，我该怎么办?”看来他的焦虑有道理，我们做签证工作，应该熟记中瑞双方的重要节日，以方便顾客，便抱歉地说：“实在对不起，是我工作不细，我马上去查。”打了几个电话，终于查到了，还真是2月10日。于是我很肯定地说：“是2月10日。”客人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还有一件令我难忘的事：记得那是1986年圣诞节前两周的一个上午，一位某大公司的职员拿着中方的邀请函，申办两次入出境签证。因邀请函到得晚，而要求客人入境的时间又很急，只得办加急签证。我们前后台立即忙碌起来。下午一上班，他便来取签证，并再三表示感谢。当晚，我在核对签证表时，发现给那位客人做的是一次入出境签证，我有点慌了。按领事部规定，做任何证件(签证、护照、公证、认证等)必须要做到收件、做件、签字、发件仔细核查。为什么这四道关都未堵住这个错情?于是我立即按该人签证表上填写的家中电话号码打电话。他夫人说，他没有回家，已经去了中国。我又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她说，可能到圣诞节吧。我的心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我又一次给他家打电话说，由于我们工作疏忽，给客人带来不便，对此表示歉意。请他回来后，到领事部再补办一次签证。圣诞节前一天，我接到了那位客人的电话。他高兴地告诉我们：“由于你们给我办了加急签证，抢出了7天时间，我在中国的工作已完成了，不用再做一次签证了。”我的心像一块石头落了地，但这个错情，我却终生难忘。

　　误穿“猎装”

　　1981年，斯里兰卡议会开会，邀请驻斯的各国使节参加，中国大使应邀前往。当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高级轿车停下来，大使手持请柬要进入议会时，却被卫兵阻挡，不许入内。大使悻悻返回使馆，追查安排礼宾的办公室主任时，仔细查看请柬才发现，原来上面明明写着“着正装出席”。因事先无人提醒，大使未着正装，而是穿一般社交场合常穿的“猎装”(似短袖西装)。此事影响很不好，一是中国国家形象受损;二是让主办方认为中国似乎不太尊重人家的议会活动，有大国沙文主义之嫌。小小着装错误，竟可能会引出这样的后果。办公室主任痛定思痛，认真吸取教训，在后来的工作中，不放过任何细节。就连小小的请柬也要全文译出，附在请柬上，以便出席活动的外交官一目了然，不再出现类似错误。

　　国宴上的生日蛋糕

　　1998年11月16日，库克群岛总理杰弗里・亨利首次访华，这是中库建交后库克群岛首位领导人访华。

　　当亨利总理在朱镕基总理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并鸣19响礼炮后，二人并肩走进了大会堂。这历史性的时刻曾让亨利总理十分激动。但另一件小事却更让他心动不已。朱镕基总理在为他举行的宴会上，首先祝愿他访华成功，继而祝他生日快乐!望着桌上硕大的为他专门制作的生日蛋糕，这位刚满58岁的总理竟惊讶得不知该说什么感谢话好。他在国内外过了不知多少次生日，但有谁能在国宴上过生日?! 而且是12亿人口大国的总理为他过生日。无独有偶，当晚在他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的晚餐上，竟也有生日蛋糕等着他。

　　亨利总理访华日期与他生日巧合这件事，给接待工作增添了新的内容。一份生日蛋糕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礼物，但它表达了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真诚与好客。

　　中国同库克群岛建交后，双方达成协议，由中国驻新西兰大使兼驻库克群岛大使，不在库克群岛设使馆。我在新西兰使馆工作期间，主要负责库克群岛的工作，同时兼管南太平洋岛国的动态调研。库克群岛在新西兰设有高级专员公署，由于工作关系，我和专员公署的库克朋友联系比较多。当库克总理亨利访华提上日程后，我的工作便转入这个主题。各种文字资料、双方领导人会谈和会见的建议、双方可能签署的协议、国旗国歌、总理本人的血型、兴趣爱好及禁忌等方方面面都要仔细地逐一做好准备。正是在开列着一长串的清单中，我意外地发现了亨利总理的生日与他访华的日期竟巧合在同一天，于是建议外交部礼宾司以朱镕基总理名义，在欢迎他的宴会上送一份蛋糕，这一建议被采纳了。

　　亨利总理访华后，在库克群岛内引起了很大反响。《库克群岛新闻》、电视台、广播电台都做了报道，盛赞中国是礼仪之邦，是库克群岛最可信赖的朋友。

　　以上林林总总的“小事”，不管结果如何，尴尬也好，温暖也好，都一一说明了“外交无小事”是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