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奈：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取决拜登能否妥善管理“合作竞争”

　　面对分裂的政府和两极分化的公众，拜登在国内政治上的回旋余地有限，但在外交政策上有许多空间可以实现创造性构想。即便如此，他的议程仍将有很大一部分继承自特朗普政府。大国政治将继续存在，中国的实力正在增强。幸运的是，亚洲内部有着自身的力量平衡，虽然许多国家想要共享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红利，但它们也欢迎美国的存在带来的安全感，以保持它们的独立性。维持我们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联盟，改善与印度的关系，是外交政策的正确方向所在。恢复与欧洲的关系和对北约的信任也是如此。

12月28日，美国候任总统拜登呼吁在贸易和经济方面建立更强大的联盟来对抗中国，即使欧盟似乎已准备与北京达成双边投资协议

　　更棘手的问题是关于当下世界秩序的制度结构的，尤其是特朗普成为自1945年以来首位质疑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美国总统。那么，接下来，拜登应该尝试恢复这种秩序，还是把它作为一种遗迹存诸历史?

　　1945年之后，美国主导的秩序既不是全球性的，也不是总是自由主义的。它排除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国家(苏联集团和中国)，其中包括许多威权国家。美国霸权总是被夸大。尽管如此，最强大的国家必须在创造全球公共产品方面发挥领头羊作用，否则这些产品将得不到提供，美国人(以及其他国家)将遭受损失。当前的大流行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等问题也是如此。想象一下，在未来十年的外交政策议程，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可能会增加。拜登应该致力于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机构，因为这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但这与大国竞争有什么关系呢?答案可能在于国际机构中成员资格的灵活性。

　　冷战结束后，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无法平衡美国的力量，而美国在追求自由价值观的过程中超越了国家主权。美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就轰炸塞尔维亚和入侵伊拉克，并轰炸利比亚以保护在班加西的公民。俄罗斯和中国感觉被美国作为单极大国的傲慢所欺骗。自那以后，中国和俄罗斯实力的增长为随意地干涉他国带来了更严格的限制。

　　中俄两国强调了1945年《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准则。国家只有在自卫或得到安理会批准的情况下才能发动战争。自1945年以来，用武力夺取邻国领土的情况很少见，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会招致代价高昂的制裁(比如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在联合国内部，有限的合作是可能的，例如，在发生动乱的国家派遣维和部队，政治合作限制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基于规则的秩序在这个维度上仍然是重要的。

　　而在经济关系方面，许多规则将需要修订。中国混合的国家资本主义支撑了不公平的重商主义模式，扭曲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运作。其结果是，当安全受到威胁时，全球供应链将部分脱钩。虽然中国抱怨美国阻止华为等公司在西方建设5G通信网络，但美国的这一立场与中国本身在互联网领域所强调的主权和安全性是一致的。就新的贸易规则进行谈判，有助于防止“脱钩”升级为猖獗的贸易保护主义。同时，我们可以继续在至关重要的金融领域开展合作。

　　然而，生态上的相互依存对主权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这些威胁是跨国性的，而且遵循的是生物学和物理学的规律，而不是当代地缘政治的逻辑。这些问题威胁着每个人，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单独应对。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还必须考虑与他国一起行使权力，而不是凌驾于其他之上，这是许多美国人所不喜欢的一点。这与意识形态无关。《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对我们有好处，同时也有助于其他国家。拜登面临的难题是，美国和中国能否在传统的大国竞争领域展开竞争的同时，又能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我们能学会同时管理好合作和竞争吗?

　　网络空间是另一个新问题——部分是跨国的，但也受制于主权政府的控制。互联网已经部分分裂。关于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和隐私的规范可以在民主国家的内部圈子中发展，但不会被专制国家遵守。我是全球网络空间稳定性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Stability of Cyberspace)的成员之一，该委员会概述了一套禁止篡改互联网基本结构的规则，如果威权国家想要实现互联互通，就需要遵守这些规则，这也符合它们的利益。但是，当它们使用代理人干预选举(这违反了主权原则)时，就必须通过诸如在美国和苏联冷战期间(尽管意识形态上存在敌意)谈判的规则来加强规范，以限制事件的升级。美国和理念一致的国家将必须宣布它们打算维护的准则，并且进行必要的威慑将。自由国家必须全面参与国际电信联盟等机构，不能把制定标准的工作交给中国。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希望避免军事干预和特朗普所说的“无休止的战争”，但不希望退出我们的联盟或多边合作。公众仍然关心价值观。美国将继续批评独裁国家的人权记录。

　　拜登面临的问题不是是否要恢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毕竟，基于规则的国际机构仍是美国推进以下工作的重要基础：与重要盟国合作，促进民主和人权，同时与更广泛的国家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流行病、网络攻击、恐怖主义和经济不稳定等跨国威胁。问题是，美国能学会妥善管理“合作竞争”吗?

　　作者系美国知名政治学学者，曾任美国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及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最新著作是《道德重要吗?从罗斯福到特朗普的总统与外交政策》(牛津大学出版社，2020年)。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does-international-liberal-order-have-future-175117

　　面对分裂的政府和两极分化的公众，拜登在国内政治上的回旋余地有限，但在外交政策上有许多空间可以实现创造性构想。即便如此，他的议程仍将有很大一部分继承自特朗普政府。大国政治将继续存在，中国的实力正在增强。幸运的是，亚洲内部有着自身的力量平衡，虽然许多国家想要共享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红利，但它们也欢迎美国的存在带来的安全感，以保持它们的独立性。维持我们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联盟，改善与印度的关系，是外交政策的正确方向所在。恢复与欧洲的关系和对北约的信任也是如此。

12月28日，美国候任总统拜登呼吁在贸易和经济方面建立更强大的联盟来对抗中国，即使欧盟似乎已准备与北京达成双边投资协议

　　更棘手的问题是关于当下世界秩序的制度结构的，尤其是特朗普成为自1945年以来首位质疑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美国总统。那么，接下来，拜登应该尝试恢复这种秩序，还是把它作为一种遗迹存诸历史?

　　1945年之后，美国主导的秩序既不是全球性的，也不是总是自由主义的。它排除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国家(苏联集团和中国)，其中包括许多威权国家。美国霸权总是被夸大。尽管如此，最强大的国家必须在创造全球公共产品方面发挥领头羊作用，否则这些产品将得不到提供，美国人(以及其他国家)将遭受损失。当前的大流行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等问题也是如此。想象一下，在未来十年的外交政策议程，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可能会增加。拜登应该致力于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机构，因为这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但这与大国竞争有什么关系呢?答案可能在于国际机构中成员资格的灵活性。

　　冷战结束后，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无法平衡美国的力量，而美国在追求自由价值观的过程中超越了国家主权。美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就轰炸塞尔维亚和入侵伊拉克，并轰炸利比亚以保护在班加西的公民。俄罗斯和中国感觉被美国作为单极大国的傲慢所欺骗。自那以后，中国和俄罗斯实力的增长为随意地干涉他国带来了更严格的限制。

　　中俄两国强调了1945年《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准则。国家只有在自卫或得到安理会批准的情况下才能发动战争。自1945年以来，用武力夺取邻国领土的情况很少见，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会招致代价高昂的制裁(比如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在联合国内部，有限的合作是可能的，例如，在发生动乱的国家派遣维和部队，政治合作限制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基于规则的秩序在这个维度上仍然是重要的。

　　而在经济关系方面，许多规则将需要修订。中国混合的国家资本主义支撑了不公平的重商主义模式，扭曲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运作。其结果是，当安全受到威胁时，全球供应链将部分脱钩。虽然中国抱怨美国阻止华为等公司在西方建设5G通信网络，但美国的这一立场与中国本身在互联网领域所强调的主权和安全性是一致的。就新的贸易规则进行谈判，有助于防止“脱钩”升级为猖獗的贸易保护主义。同时，我们可以继续在至关重要的金融领域开展合作。

　　然而，生态上的相互依存对主权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这些威胁是跨国性的，而且遵循的是生物学和物理学的规律，而不是当代地缘政治的逻辑。这些问题威胁着每个人，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单独应对。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还必须考虑与他国一起行使权力，而不是凌驾于其他之上，这是许多美国人所不喜欢的一点。这与意识形态无关。《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对我们有好处，同时也有助于其他国家。拜登面临的难题是，美国和中国能否在传统的大国竞争领域展开竞争的同时，又能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我们能学会同时管理好合作和竞争吗?

　　网络空间是另一个新问题——部分是跨国的，但也受制于主权政府的控制。互联网已经部分分裂。关于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和隐私的规范可以在民主国家的内部圈子中发展，但不会被专制国家遵守。我是全球网络空间稳定性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Stability of Cyberspace)的成员之一，该委员会概述了一套禁止篡改互联网基本结构的规则，如果威权国家想要实现互联互通，就需要遵守这些规则，这也符合它们的利益。但是，当它们使用代理人干预选举(这违反了主权原则)时，就必须通过诸如在美国和苏联冷战期间(尽管意识形态上存在敌意)谈判的规则来加强规范，以限制事件的升级。美国和理念一致的国家将必须宣布它们打算维护的准则，并且进行必要的威慑将。自由国家必须全面参与国际电信联盟等机构，不能把制定标准的工作交给中国。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希望避免军事干预和特朗普所说的“无休止的战争”，但不希望退出我们的联盟或多边合作。公众仍然关心价值观。美国将继续批评独裁国家的人权记录。

　　拜登面临的问题不是是否要恢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毕竟，基于规则的国际机构仍是美国推进以下工作的重要基础：与重要盟国合作，促进民主和人权，同时与更广泛的国家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流行病、网络攻击、恐怖主义和经济不稳定等跨国威胁。问题是，美国能学会妥善管理“合作竞争”吗?

　　作者系美国知名政治学学者，曾任美国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及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最新著作是《道德重要吗?从罗斯福到特朗普的总统与外交政策》(牛津大学出版社，2020年)。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does-international-liberal-order-have-future-175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