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中美经济竞争的核心正在向数字经济集中，技术而非意识形态才是关键

　　当前的国际格局，正从美国一超独大的单极格局向中美两超的两极格局转变，即两极化。在冷战后的单极格局下，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原则上都跟着美国这一极走。伊朗、朝鲜和古巴少数国家例外，它们只能跟美国对着干。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和国际格局两极化形成，中小国家面临着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困难。3月30日的博鳌论坛南海分论坛上就讨论到这个问题。

　　日本政府不久前允许日本公司采购华为5G，随即蓬佩奥怒问日本到底站在哪边。在类似这种“选边”的压力下，多数国家采取中立策略应对，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度。印度在加入美国的“印太战略”后，2018年又重新回到不结盟政策。德国、日本也面临选边的压力，它们的选择也是在中美之间搞平衡。

阎学通

　　现在“对冲”一词很流行，即在中美之间的A问题上站美国一边，B问题上站中国一边，所谓对冲即平衡。在中美两强之间维持平衡是很多国家的基本原则，只是维持平衡的方式不一样。东南亚国家采取的是“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

　　中美两极的战略竞争与之前美苏竞争不同，其性质不是冷战，冷战在当下不会发生。一战和二战间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和平，这一时期也有大国竞争;一战之前也有类似的情况，但这些历史时期的大国竞争都不被认为是“冷战”。冷战是特指二战结束后的四十年里，以意识形态对抗为核心，通过代理人战争的方式进行的大国战略竞争。

　　此次中美两极化与美苏冷战时的竞争还有一个区别，中美两国似乎都不重视同盟。当下的美国，已不热衷于维系同盟体系，与其盟友之间的关系更像是“镖局”与顾客，即盟友付费来享受安全服务。“镖局”是生意，“结盟”是组织。美国的这种做法使美国的盟友需要重新考虑选边站队的问题。3月26日我国领导人访问法国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却前往法国参加会晤，释放出的政治讯息耐人寻味。

　　这些现象，都在说明国际社会已更加回归本源——无政府体系。在无政府体系下每个国家都要寻求自保，因为无政府状态下，每个国家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在中美两大国都不为他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条件下，中小国家只能靠自己，这预示着国际社会将更为混乱，国家之间的信任度降低，实用主义成为主流。在美国带头不遵守国际规则的情况下，将有更多的国家不遵守规则，不履行国际承诺。

　　目前看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美国“印太战略”所实行的内容主体上是经济为主，中美竞争的核心在经济竞争上而不是在军事竞争上。这并不是说中美之间没有军事竞争，而是说军事竞争并非最核心。“一带一路”倡议和“印太战略”都是以其他国家的配合为必要条件，即若没有他国的配合，这两个方案都将无法实施。

　　关于“一带一路”，很多人还停留在传统观念，用农业思维理解“一带一路”，强调陆地和海洋的连接作用，将重点置于国家间交通，特别是道路的畅通。在此思维指导下，“一带一路”项目中一些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运营出现了问题，因为这些项目只能由主权国家运营，如水坝、港口、火车站等;关于“印太战略”，作为美国国防部报告里提到的一项战略，当然是军事战略。不过特朗普却不把印太战略当作军事战略实施。在这个问题上，白宫和国防部仍然存在分歧。五角大楼意图推进军事竞争却无法有效实现，面临着必须调整“印太战略”的内涵问题。印度不允许澳大利亚参加马拉巴尔演习，降低了对话等级，而且还暂停了军方的对话，这使印太战略的美日印澳“四国同盟”难以发挥作用。此外，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关系也面临挑战，因为美国要求日韩为美国驻军增加费用投入，维持美的存在以维护该地区安全。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同盟关系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当前中美两国的竞争，其时代和背景与美苏当年的竞争已完全不同。冷战时没有网络，而如今网络早已成为生活的必要条件。目前数字经济占美国经济总量不少于58%，占中国经济总量不少于38%，大型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为数字经济占经济总量的40%以上。未来社会财富将主要来自于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创造的财富相比任何其他经济类型都更多。而数字经济的核心技术是通讯技术，美国现在意识到它可能会失去通讯技术方面的优势，显著案例就是5G。

　　美国全面围堵技华为5G技术，抓捕孟晚舟，事实上已经凸显了美国的无奈和紧迫感。西方国家对此并非都与美国一条战线，很多国家已批准5G，虽然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参加美国围堵华为5G，但是西澳大利亚州已经明确表示批准5G进入该州。

　　中美贸易谈判也与此相关，目前贸易谈判中有两个难点：一是美国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二是美国网络公司在中国独资经营。如今大国竞争已经不是争夺自然资源，自然资源在人类财富增长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人类可以搞人造材料，人造的化学元素越来越多，从积累财富角度讲，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随着科技发展在相对下降。经济竞争的核心正在向数字经济集中，而数字经济的核心技术就是通讯领域。

　　网络时代，意识形态之争日益弱化，技术而非意识形态将受到更多的关注。民粹主义之所以在西方非常流行，究其原因是人们对于政治家们的“政治正确”不满。人们认为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限，“政治正确”影响了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是靠技术进步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在中国也是一样。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多国家将不按意识形态而是按技术(技术水平和技术价格)需要决策和政治选边。欧洲之所以不能轻易排除5G，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华为4G在欧洲市场已占有很大市场份额，在华为4G的基础上继续升级，这对很多国家来讲是最理性的选择。

　　在网络时代，通过技术，可采用不杀人的方式实现政治目标。通过网络技术打击对方，实现本国的利益，这已经不是未来的可能，而是已经成为现实。大国战略竞争的“战场”在无限的网络世界而不是在自然地理上进行。网络战争其实已经开始：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水电系统的攻击;美国对伊朗的核试验室采取网振行动;部分俄罗斯人利用网络攻击报复爱沙尼亚拆除苏军雕塑……等等。

　　现在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会对地缘政治产生什么影响?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焦点在东亚，因为世界中心正从欧洲向东亚转移，尤其是东北亚。韩国是第一个宣布实行5G的国家，东北亚地区的技术创新增长速度最快，包括了技术创新和技术商业化两个方面。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世界有可能再次出现三个世界，即第一世界由中美两个技术创造国构成;第二世界由日本、德国、法国等少数技术商业化国构成;其他绝大多数国家会是技术使用国，成为第三世界。今后两极格局的发展还会带来国际社会的社会两极化，即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将进一步增大。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本文系作者于3月31日在中国南海研究院举办的主题为“‘一带一路’、印太战略和大国关系”的学术沙龙活动上的演讲

　　当前的国际格局，正从美国一超独大的单极格局向中美两超的两极格局转变，即两极化。在冷战后的单极格局下，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原则上都跟着美国这一极走。伊朗、朝鲜和古巴少数国家例外，它们只能跟美国对着干。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和国际格局两极化形成，中小国家面临着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困难。3月30日的博鳌论坛南海分论坛上就讨论到这个问题。

　　日本政府不久前允许日本公司采购华为5G，随即蓬佩奥怒问日本到底站在哪边。在类似这种“选边”的压力下，多数国家采取中立策略应对，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度。印度在加入美国的“印太战略”后，2018年又重新回到不结盟政策。德国、日本也面临选边的压力，它们的选择也是在中美之间搞平衡。

阎学通

　　现在“对冲”一词很流行，即在中美之间的A问题上站美国一边，B问题上站中国一边，所谓对冲即平衡。在中美两强之间维持平衡是很多国家的基本原则，只是维持平衡的方式不一样。东南亚国家采取的是“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

　　中美两极的战略竞争与之前美苏竞争不同，其性质不是冷战，冷战在当下不会发生。一战和二战间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和平，这一时期也有大国竞争;一战之前也有类似的情况，但这些历史时期的大国竞争都不被认为是“冷战”。冷战是特指二战结束后的四十年里，以意识形态对抗为核心，通过代理人战争的方式进行的大国战略竞争。

　　此次中美两极化与美苏冷战时的竞争还有一个区别，中美两国似乎都不重视同盟。当下的美国，已不热衷于维系同盟体系，与其盟友之间的关系更像是“镖局”与顾客，即盟友付费来享受安全服务。“镖局”是生意，“结盟”是组织。美国的这种做法使美国的盟友需要重新考虑选边站队的问题。3月26日我国领导人访问法国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却前往法国参加会晤，释放出的政治讯息耐人寻味。

　　这些现象，都在说明国际社会已更加回归本源——无政府体系。在无政府体系下每个国家都要寻求自保，因为无政府状态下，每个国家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在中美两大国都不为他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条件下，中小国家只能靠自己，这预示着国际社会将更为混乱，国家之间的信任度降低，实用主义成为主流。在美国带头不遵守国际规则的情况下，将有更多的国家不遵守规则，不履行国际承诺。

　　目前看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美国“印太战略”所实行的内容主体上是经济为主，中美竞争的核心在经济竞争上而不是在军事竞争上。这并不是说中美之间没有军事竞争，而是说军事竞争并非最核心。“一带一路”倡议和“印太战略”都是以其他国家的配合为必要条件，即若没有他国的配合，这两个方案都将无法实施。

　　关于“一带一路”，很多人还停留在传统观念，用农业思维理解“一带一路”，强调陆地和海洋的连接作用，将重点置于国家间交通，特别是道路的畅通。在此思维指导下，“一带一路”项目中一些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运营出现了问题，因为这些项目只能由主权国家运营，如水坝、港口、火车站等;关于“印太战略”，作为美国国防部报告里提到的一项战略，当然是军事战略。不过特朗普却不把印太战略当作军事战略实施。在这个问题上，白宫和国防部仍然存在分歧。五角大楼意图推进军事竞争却无法有效实现，面临着必须调整“印太战略”的内涵问题。印度不允许澳大利亚参加马拉巴尔演习，降低了对话等级，而且还暂停了军方的对话，这使印太战略的美日印澳“四国同盟”难以发挥作用。此外，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关系也面临挑战，因为美国要求日韩为美国驻军增加费用投入，维持美的存在以维护该地区安全。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同盟关系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当前中美两国的竞争，其时代和背景与美苏当年的竞争已完全不同。冷战时没有网络，而如今网络早已成为生活的必要条件。目前数字经济占美国经济总量不少于58%，占中国经济总量不少于38%，大型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为数字经济占经济总量的40%以上。未来社会财富将主要来自于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创造的财富相比任何其他经济类型都更多。而数字经济的核心技术是通讯技术，美国现在意识到它可能会失去通讯技术方面的优势，显著案例就是5G。

　　美国全面围堵技华为5G技术，抓捕孟晚舟，事实上已经凸显了美国的无奈和紧迫感。西方国家对此并非都与美国一条战线，很多国家已批准5G，虽然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参加美国围堵华为5G，但是西澳大利亚州已经明确表示批准5G进入该州。

　　中美贸易谈判也与此相关，目前贸易谈判中有两个难点：一是美国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二是美国网络公司在中国独资经营。如今大国竞争已经不是争夺自然资源，自然资源在人类财富增长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人类可以搞人造材料，人造的化学元素越来越多，从积累财富角度讲，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随着科技发展在相对下降。经济竞争的核心正在向数字经济集中，而数字经济的核心技术就是通讯领域。

　　网络时代，意识形态之争日益弱化，技术而非意识形态将受到更多的关注。民粹主义之所以在西方非常流行，究其原因是人们对于政治家们的“政治正确”不满。人们认为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限，“政治正确”影响了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是靠技术进步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在中国也是一样。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多国家将不按意识形态而是按技术(技术水平和技术价格)需要决策和政治选边。欧洲之所以不能轻易排除5G，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华为4G在欧洲市场已占有很大市场份额，在华为4G的基础上继续升级，这对很多国家来讲是最理性的选择。

　　在网络时代，通过技术，可采用不杀人的方式实现政治目标。通过网络技术打击对方，实现本国的利益，这已经不是未来的可能，而是已经成为现实。大国战略竞争的“战场”在无限的网络世界而不是在自然地理上进行。网络战争其实已经开始：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水电系统的攻击;美国对伊朗的核试验室采取网振行动;部分俄罗斯人利用网络攻击报复爱沙尼亚拆除苏军雕塑……等等。

　　现在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会对地缘政治产生什么影响?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焦点在东亚，因为世界中心正从欧洲向东亚转移，尤其是东北亚。韩国是第一个宣布实行5G的国家，东北亚地区的技术创新增长速度最快，包括了技术创新和技术商业化两个方面。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世界有可能再次出现三个世界，即第一世界由中美两个技术创造国构成;第二世界由日本、德国、法国等少数技术商业化国构成;其他绝大多数国家会是技术使用国，成为第三世界。今后两极格局的发展还会带来国际社会的社会两极化，即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将进一步增大。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本文系作者于3月31日在中国南海研究院举办的主题为“‘一带一路’、印太战略和大国关系”的学术沙龙活动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