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陈达飞：改革开放40周年——文明冲突与中国崛起

　　3.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

　　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两百兆以后始也。”从此，国人对中西文明的比较深入到制度和伦理层面。

　　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之间，东西文明之争体现在洋务派和守旧派的交锋之中，但两者的终极目的是一致的，即维护大清的皇权专制。甲午战争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从更深层次反思中华文明的弊端，倡导更全面地学习西方，不仅是科学文化，还包括政治体制，从而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如果说洋务派在第二阶段是中西文明冲突中的积极因素，那在本阶段，其与守旧派同属一个阵营，视康、梁之说为“异端邪说”，坚称“天不变，道亦不变”，主张维护君主专制。

　　甲午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派在朝廷失势。维新派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不只是因为洋务派所说的“器用不如人”，更在于君主专制制度之腐化。康有为上书清帝，痛斥皇权专制，“考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有体制尊隔之故”。皇权专制导致君臣之隔、官民之隔，信息传递不畅，政策决策扭曲。所以，维新派主张削君权、兴民权、设议院，仿照西欧建立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维新派还对君主专制的伦理基础——传统儒家“三纲五常”所确立的等级观念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提倡“民本君末、君由民择”思想。维新派认为，这两个层面是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传统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观给予了皇权专制以合法性。

　　在光绪帝的支持下，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维新派掀起了戊戌变法，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同时规定，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百日维新”宣告失败。

　　这促使国人再次反思救亡图存之道。维新派极力推崇在不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而维新变法又是因为体制内强大的守旧势力的阻挠而失败。这就形成了一个无解的闭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主张以美国的民主共和制为蓝本，主张以武力彻底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新的民主共和政府。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2月12日，清朝发布退位诏书。至此，2132年的帝制历史告终结。同时，1912年，也成为中华民国元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制政府。但是，中西文明的冲突并没有画上句号。

　　4.辛亥革命的失败与新文化运动

　　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孙中山退位，袁世凯即位，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经过一系列权力斗争，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经国会选举，正式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国民党人逐渐被排挤出政府体系。1915年，袁世凯废共和，复辟帝制和孔教，虽以失败而告终，但辛亥革命的理想也宣告破产，中国陷入了南北割裂、军阀混战的局面。正在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梁启超、梁漱溟等为代表的国内“文化保守主义者”借机批判西方的物质文明，主张在儒家文明的基础上，协调东西文明，形成了东方文化派。站在对立面的是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新文化派，竖起了西方“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以1915年创立的《新青年》为阵地，与东方文化派展开了辩论。

　　梁启超推动的维新变法在政治上是进步的，但在文化上仍是保守的。按照前述中西文明冲突的三个层次来说，仍属于第二个层次。维新派也对儒家思想的核心——“三纲五常”进行了批判，但仍旧是为其破专制、立宪制的政治主张服务的，他们并没有彻底否定儒家思想，这一点在于新文化运动的对比中看得更清楚。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文化革命，竖起的是“打倒孔家店”的大旗，这是要革孔教的命。所以，新文化派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比以前的改革派更加彻底，也走得更远。他们认为，中国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废弃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由的民主政治。在文化上，他们主张用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对待儒家文化，从宗教上、政治上和道德上打破守旧的、愚民的信仰，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打破一切传统“意缔牢结”(林毓生用词)的束缚，轻装上阵，向西方学习。

　　经过“问题与主义”、“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讨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之后，新文化派内部激进的俄国派和稳健的自由派分道扬镳。观念上的差异导致了革命道路的差异，最终，中国1949后开始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经过了近30年的曲折探索，1978年12月18-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任务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回望改革开放的40年，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我们发现，每一次有利于市场化和全球化的重大改革，都会释放新的改革红利，牵引着中国经济建设向上攀登。

 　　异质性不是文明冲突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但是，一旦文明的交流变成追逐权力的辅助性手段，或者只是权力冲突的伴生现象，那么，它也必然以一种“血与火”的暴烈形式展开。

　　工业革命之后，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古今“时代性差异”得以扭转，东西“民族性差异”继续存在，叠加东西分流和权力冲突，文明冲突得以产生。在外在压力与内在张力的双重作用之下，中华文明既保留了延续千年的儒家内核，又汲取了西方文明中的理性、自由、宪政、民主的养分，从而实现了“创造性转化”，走上了现代化之路。

　　鸦片战争以来，每一次东西文明的冲突，都会加深国人对西方文明之优点和儒家文明之弊端的认识，改革派与革命派不断试错，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1949年以来，建设新中国的路并不坦荡，直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才正式拉开了中国崛起的大幕。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除了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总结过去40年的成功经验，还应该从文明冲突的视角来审视中国从闭关锁国到“睁眼看世界”，再到引进西方“民主”与“科学”观念的过程，这对于全面认识中美博弈，坚定改革开放的决心，都有重要意义。

　　一、东西文明的三重冲突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明确指出，中国近代史，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明对抗，……从根本上讲，是一场广义的文明的冲突。”

　　文明的结构有三层，最外层是器物;中层是观念与物的结合，主要是指制度层面;内层的是精神内核，如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和民族性格等。鸦片战争之后，东西文明的冲突，以及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就是按照这三个层次，由表及里逐步展开的。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的，中国人首先是从器物上学习西方，如洋务运动时期兴办的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安庆内军械所等制造企业，目的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这说明，国人从鸦片战争中吸取的教训，只停留在器物层面。第二阶段，始于甲午中日战争到辛亥革命，维新派从政治制度层面开始反思，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虽然维新派批判儒家的“三纲五常”，但并没有。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是第三个阶段，国人开始从文明的更深层次——儒家文化伦理观进行反思，举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旗号。陈独秀在1916年发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中说的，“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二、东西文明冲突的四个阶段

　　导致文明冲突的原因，既可以是不同文明的异质性有关，也与传播文明的目的、传播手段的正当性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互补性密切相关，还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密不可分。“欧洲文明与儒家文明从根本性质上说是“极端相反”的，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十之八九拜两种文明的冲突所赐。”但是，每一次冲突都能加深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这经历了从器物和学术到政治体制，再到伦理道德观念的不断深入过程。

　　1.鸦片战争之前

　　“西学东渐”始于明末清初，持续了近百年，因雍正帝颁发“禁教令”和罗马教廷对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

　　鸦片战争之前，中西文化的交流主要以在华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为载体。1552年8月，耶稣会士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cus Xaverius)成为第一个到达中国的传教士，但他并没有在中国传教。直到1578年意大利籍传教士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抵达澳门，1580年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到达广州和1582年利玛窦(Matteo Ricci)奉命来到中国，才正式拉开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序幕。据统计，到1650年，耶稣会教友达15万。

　　利玛窦初来华时，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写到：“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赞。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这种“中国中心观”是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结果。从来就只有落后文明向先进文明学习的道理，哪有先进文明向野蛮文明学习的说法。所以，如何让中国接受基督教文明，成为摆在传教士面前的一道难题。

　　为了显示基督教文明的先进性，以使其被接受，传教士一边传播教义，还一边组织教友翻译大量西方著作，以较为先进的天文、数学、物理、地理和哲学方面的知识吸引关注。除此之外，还带来了一些最新的发明，如望远镜等。虽然基督文明与儒家文明归属于两种不同的文明，但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选择以士大夫阶层为切入点，以更加灵活和包容的策略——“以儒释耶”——来传播基督教，致使中西文明在相遇初期维持了一种相互学习、相互融合的状态。比如，为了传播基督教“爱”的理念，利玛窦将其嫁接到儒家中“仁”的思想，认为“仁”“爱”一体。儒家的“仁”指的是源自血缘关系而有分别的爱，而基督教的“爱”则讲的是博爱，平等的爱，本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爱，但利玛窦把儒家的“仁”从家庭关系扩展到了君臣关系，由自然纽带辐射到天下四方，这样就把两种文明糅合到一起了。中国士大夫阶层对基督文化整体上采取一种“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务实态度，东西文明因其互补而相容。

　　但是，即使是在初级阶段，东西文明的本质差异就已经显现，这集中表现为礼仪之争。 “从根本上说，崇敬上帝的基督教文明与敬祖事天的儒家文明是两大性质完全不同的文明系统。……基督教文明禁止偶像崇拜，而中国社会却普遍重视祭祀祖宗，设立祖宗牌位，祭悼亡灵;基督教排斥上帝以外的任何神袛，而中国社会‘自天地日月星雷风雨以至山川城社门行井溜，莫不有神’……基督教主张男女平等，对男女同堂听道，聚会，并无忌讳，而中国人则格外注重男女之大防;中国民众讲求风水、算命、占卜，基督教则反其道而行之;基督教主张‘人类一体’说和‘世界一家’说，儒家特别注重‘严夷夏之防’和‘尊王攘夷’，具有浓厚的排他性。”

　　利玛窦时期，基督会士对教友保留中华传统习俗持包容态度，甚至自己在学习儒家思想和用儒家思想来阐释基督教义的时候，也有一种被同化的倾向。利玛窦1610年去世之后，在华基督教内部不同教派对这种传教方式进行了广泛讨论，批评者众。礼仪之争逐渐扩展至国外，上升至罗马教廷与清王朝的对抗。

　　礼仪之争的背后，是两种文明基因的差异。这一点，在1793年马嘎尔尼使华事件中，更完整地体现了出来，并有观点将其与鸦片战争直接联系起来。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基督教与儒家文明的冲突将以更激烈的形式呈现。也正是在冲突过程中，部分受西方文明冲击的中国人开始反思儒家文明的缺陷，并开始吸收西方文明的先进成分来改造器物，改进制度，以及解放思想，以实现中华的复兴。只是，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屈辱中经历了长达百年的探索。屈辱的开端，就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

　　2.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

　　鸦片战争之后，雍正时期被禁的基督教又获准在中国内地传播，但一开始仅限于5口通商口岸。由于有地域限制，冲突事件较少发生。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北京条约》规定“入内地传教人士，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从而为基督教深入内陆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而且，通过不平等条约，传教活动被赋予了“合法性”，传教士更是骄横恣肆，为所欲为，甚至还欺压到当地政府官员头上，要新任官员要先到教堂登门拜访，每逢过节还要送礼。所以，激烈的冲突随之产生了，致使教案频发。

　　教案只是鸦片战争之后中西文明冲突的一个侧面。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之间，中西文明的冲突在知识、器物和生产领域全面展开，开明的洋务派和封闭的守旧派在“采西学”、“制洋器”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洋务派主张有选择的吸收西方技艺，“师夷长技以制夷”;后者则排斥一切西方文明，仍将西方国家视为“犬羊之国”，鄙视其政教风俗。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再一次“被开放”，中华文明更进一步地被纳入到世界近代文明体系之中。在朝廷掌权的洋务派主张改革以求生存，并抵御外敌入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清朝隔绝于外部世界的一个原因是语言不通，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首先要培养通晓西方语言文字的翻译人才。恭亲王奕䜣说到：“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所以，李鸿章等牵头设立了京师同文馆，教授英、法、俄三国语言。洋务派逐渐认识到，要想自己制造轮船枪炮，必须懂得起内部原理，这就需要将这类书籍引进中国，而这又得过文字这一关。

　　洋务派与守旧派争论的另一个领域是铁路。在1874年日本侵略中国台湾的事件中，中国落后的信息传递方式和军队运输方式延误了战机。再加上这段时间，煤炭开采行业也需要铁路运输。为此，李鸿章多次提议修筑铁路，但都遭到朝廷的反对。奕䜣虽然表示支持，但也无能为力。直到1880年12月，淮军将领、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正式向大清提议修建跌路，清廷才开始认真思考此事。出于运输煤炭的考虑，清廷于1880年建成了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长15里，这是中国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洋务派再次掀起了修筑铁路的讨论。

　　洋务运动最突出的成绩，是建成了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水军，这是中国海军近代化的开端，整体实力可与美国媲美，稳居亚洲第一。但是，这样先进的海军，在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时，却败给了日本。国人开始从器物层面，上升到政治体制和文化层面，来反思救亡图存之道。

　　3.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

　　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两百兆以后始也。”从此，国人对中西文明的比较深入到制度和伦理层面。

　　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之间，东西文明之争体现在洋务派和守旧派的交锋之中，但两者的终极目的是一致的，即维护大清的皇权专制。甲午战争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从更深层次反思中华文明的弊端，倡导更全面地学习西方，不仅是科学文化，还包括政治体制，从而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如果说洋务派在第二阶段是中西文明冲突中的积极因素，那在本阶段，其与守旧派同属一个阵营，视康、梁之说为“异端邪说”，坚称“天不变，道亦不变”，主张维护君主专制。

　　甲午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派在朝廷失势。维新派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不只是因为洋务派所说的“器用不如人”，更在于君主专制制度之腐化。康有为上书清帝，痛斥皇权专制，“考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有体制尊隔之故”。皇权专制导致君臣之隔、官民之隔，信息传递不畅，政策决策扭曲。所以，维新派主张削君权、兴民权、设议院，仿照西欧建立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维新派还对君主专制的伦理基础——传统儒家“三纲五常”所确立的等级观念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提倡“民本君末、君由民择”思想。维新派认为，这两个层面是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传统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观给予了皇权专制以合法性。

　　在光绪帝的支持下，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维新派掀起了戊戌变法，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同时规定，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百日维新”宣告失败。

　　这促使国人再次反思救亡图存之道。维新派极力推崇在不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而维新变法又是因为体制内强大的守旧势力的阻挠而失败。这就形成了一个无解的闭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主张以美国的民主共和制为蓝本，主张以武力彻底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新的民主共和政府。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2月12日，清朝发布退位诏书。至此，2132年的帝制历史告终结。同时，1912年，也成为中华民国元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制政府。但是，中西文明的冲突并没有画上句号。

　　4.辛亥革命的失败与新文化运动

　　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孙中山退位，袁世凯即位，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经过一系列权力斗争，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经国会选举，正式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国民党人逐渐被排挤出政府体系。1915年，袁世凯废共和，复辟帝制和孔教，虽以失败而告终，但辛亥革命的理想也宣告破产，中国陷入了南北割裂、军阀混战的局面。正在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梁启超、梁漱溟等为代表的国内“文化保守主义者”借机批判西方的物质文明，主张在儒家文明的基础上，协调东西文明，形成了东方文化派。站在对立面的是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新文化派，竖起了西方“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以1915年创立的《新青年》为阵地，与东方文化派展开了辩论。

　　梁启超推动的维新变法在政治上是进步的，但在文化上仍是保守的。按照前述中西文明冲突的三个层次来说，仍属于第二个层次。维新派也对儒家思想的核心——“三纲五常”进行了批判，但仍旧是为其破专制、立宪制的政治主张服务的，他们并没有彻底否定儒家思想，这一点在于新文化运动的对比中看得更清楚。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文化革命，竖起的是“打倒孔家店”的大旗，这是要革孔教的命。所以，新文化派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比以前的改革派更加彻底，也走得更远。他们认为，中国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废弃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由的民主政治。在文化上，他们主张用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对待儒家文化，从宗教上、政治上和道德上打破守旧的、愚民的信仰，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打破一切传统“意缔牢结”(林毓生用词)的束缚，轻装上阵，向西方学习。

　　经过“问题与主义”、“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讨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之后，新文化派内部激进的俄国派和稳健的自由派分道扬镳。观念上的差异导致了革命道路的差异，最终，中国1949后开始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经过了近30年的曲折探索，1978年12月18-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任务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回望改革开放的40年，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我们发现，每一次有利于市场化和全球化的重大改革，都会释放新的改革红利，牵引着中国经济建设向上攀登。

　　三、从文明的冲突看改革开放40周年

　　从文明的视角回看改革开放40周年，1840年以来东西文明的冲突转化为中国与世界文明的融合，而这又是以中美建交为起点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前两天，1978年12月16号，中美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仅半个月之后，1979年1月1号，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国迎来开放新局面。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再一次相遇，不仅内容决然不同，形式也是天壤之别，不再是“血与火”式的对抗，而是求同存异，共存共荣。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成就，经济上来说，概括起来，就是对内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的双向开放和彼此间的良性互动，而对外开放是构建在以WTO为代表全球多边体系基础之上的。从1995年创立时起，全球多边秩序就面临挑战，每一届WTO部长级会议(MC)都有众多抗议者，其中以1999年西雅图MC3最为典型，4万名美国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工会会员和民权活动家抗议童工制造的廉价商品，消费者团体对进口食品安全问题表示忧虑，环保主义者打扮成海龟的模样，抗议WTO取消对某种特定方式捕捞虾类产品所实施的禁令(因为这种捕捞方式会危及濒危海龟)。示威活动致使原定于西雅图进行的新一轮贸易谈判“出师未捷身先死”。

　　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开始反思全球化，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开始兴起。从经济层面来看，美国将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归于全球贸易失衡，她指责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不合理的政策实现长期顺差，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致使资金回流，压低利率，抬升风险偏好，吹起了资本市场泡沫。保守派特朗普上台之后，正式向中国和全球多边秩序发起挑战，中美关系面临挑战，WTO体系趋于崩溃，以自由贸易为主流价值观的全球化，正在回归到以国家主权和安全为核心的国际化。

　　美国在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责中国为“修正主义国家”，综合其它官方报告和发言来看，我们认为美国的指责有5层含义：经济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和“儒家重商主义”;一带一路等扩张计划是“新殖民主义”;政治上是“新威权主义”;而文化上，以孔子学院为代表，是“文化帝国主义”。

　　亨廷顿说，“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 。中美文明的差异是客观的，潜在冲突也是永恒的，但并非必然。即使冲突发生，也可以通过改革来实现“创造性转化”。由史观之，外部冲突带来的压力，正是中国“现代性”的起源。

　　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中国应该思考的问题，不是中美博弈的短期得失，而是全球秩序的新方位，和自身在其中想要扮演的角色，以及实现的方式。

       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为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