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兴杰：要从“华为事件”全面分析中美关系，否则两国恐陷入对抗螺旋上升的旋涡之中

　　中美关系四十年的实质是什么?经济的交流与融合，但是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上中美之间的分歧并没有缩小，关于中美“新冷战”的说法也是不绝于耳。中美关系的确已经出现了诸多“新冷战”的迹象，比如说意识形态的分歧、地缘政治的对抗、核武器等等，但是中美关系还不具备冷战最重要的特征那就是阵营式的对抗，只要还存在灵活的外交空间，就难以形成对垒的“阵营”。

　　我们看到，美墨加协议中所包含的“毒丸条款”的确是个“阵营化”的征兆，也是美国有意为之。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看法有可能导致两个平行市场，因此，企业的组织与管理，尤其是所有制的问题越来越具有了外交含义。

　　三

　　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定义和举措的确处于转折点上，问题在于，中国对中美关系是不是也是这么认识的。从1949年以来，中国的外交具有相当的自主性，与美国无论对抗还是友好都是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改革开放与中美建交几乎是同一时间，这并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逻辑的必然。

　　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那中国认为美国是战略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呢?对这一个问题的回答几乎决定未来的中美关系。无论从意愿还是能力来看，中国都没有理由与美国进入战略竞争状态。当年邓小平在中美关系处于紧张的时候还是认为，中美关系终归还是要好起来的。这一论断在今天是不是依然适用呢?

　　与四十年前的中美关系不一样，现在的中美关系是当下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没有之一。中美关系的性质、结构和议题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如果不进行全面的分析，恐怕会陷入“被动应对”而对抗螺旋上升的旋涡之中。

　　中美建交是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外交的革命，可以说，中美关系首先建立在战略需要的基础之上。四十年后，中美关系的重心从政府向市场以及社会转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审视华为事件就更有深意。未来中美关系需要在社会和市场方面进行努力，因为中美关系的战略纽带在松弛，甚至在消失。

　　中国改革开放的本质在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释放了个体的能量，创生了一大批具有活力和竞争力的企业，包括华为在内。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华为，更谈不上因为华为事件影响中美关系了。

　　企业是经济活动的细胞，也是创新的主体，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越来越直接地体现在企业竞争力方面。华为的成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同时，也不得不感叹，中国只有一个华为。企业的技术创新不仅会带来市场性质的红利，也不可避免地会改变技术的版图，而这又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企业的竞争已经不仅仅是经济竞争，也有战略竞争的含义。

　　企业不仅是经营和创新的主体，也是社会关系的主体。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跨国性的，不可避免地要与当地社会发生关系，进一步说，企业也需要具备外交能力，这就是任正非在华为的公共关系纲领中所阐述的观点。企业的未来前景不仅取决于是不是可以引领技术创新，也决定于能不能与世界多样化的价值和文化产生共鸣。是不断强调自己的特色，还是说要与当地的消费者共享价值观，这是华为走向世界企业的艰巨考验。

　　华为的成功并不是一枝独秀的技术创新的成果，需要承认的是，中国一直处于追赶的路上;华为的成功是开放地吸纳技术，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通过华为可以顺利进行。华为的发展本身就是全球化的缩影，它的92家主要供货商中，有33家是美国企业。可以看到企业之间的合作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全球秩序的一个缩影。

　　华为当下正处于从中国企业向世界企业的艰难转型之中。当今世界秩序正经历着急剧变迁，有保护主义、本土主义的抬头，但基本的逻辑还是在产业链上的合作，商业交换是谁都无法躲避的事实。在未来的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中，企业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可以断言，未来中国介入和引领全球治理最可能和最前沿的领域就是企业的合作。华为是中国企业的佼佼者，华为事件何尝不是给中国后来的企业提了个醒呢?而华为如果成功应对这次危机，躲过陷阱，这一经验也将是中国企业共同的宝贵财富。

　　全球治理的基础还是大国协调和大国治理，中美关系的发展本身就是中国介入全球治理的关键一环，甚至是前提条件。塑造和引导中美关系的发展是中国的国家治理尤其是外交战略能力提升的一部分，也是超越各种各样的陷阱的必由之路。

　　从华为事件，我们看到了一个企业进入“无人区”的孤独，也看到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目标也并非“敲锣打鼓”就能实现。

 　　原题《“华为事件”与中美关系的“大局”》

　　12月初，华为CFO孟晚舟在加拿大机场转机时被拘捕，随后引发了一系列讨论。无可否认，“华为事件”与现在的中美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以及中美建交四十周年之际， “华为事件”非常可能成为重要的历史事件。

　　对于孟晚舟女士、华为以及中美关系，我们都有理由进行认真的思考或者反思，就像前几年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先生所说的，华为进入了“无人区”，从追赶到超越，孤独、危机相伴相随。“华为事件”作为一个事情本身，需要更多的法律专家和技术专家来解决，而在中美关系层面也需要“就事论事”性质的一般性讨论，但更重要的是，要对华为未来的发展之路、中美关系的未来前景有所反思。

　　一

　　孟晚舟女士被拘留，以及随后几次听证会，引发了中国国内外媒体的热议。国内舆论，尤其是自媒体，进行了一轮轮爱国主义的动员。孟女士已经得到保释，未来是不是要引渡到美国，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尤其是法律领域的博弈，相信华为会寻找最好的律师打赢这场法律之战。

　　回到事件本身，在12月之前，美国已经发出了逮捕令。之所以拘捕孟晚舟，主要是认为华为涉嫌对伊朗出口违禁产品，这样的指控是不是合理?当然可能有不合理之处，但是美国一直就是这样“霸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法国的石油巨头道达尔就“及时”退出了。法国总统马克龙是非常坚定地支持伊核协议的，但他也承认，自己并不是道达尔的CEO，也管不了企业的决策。从这个事例也可以看出，美国的单边制裁是可以“霸道”全世界的;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说，顺势而为也是必须做出的明智选择。

　　华为公司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客观冷静。华为是专业的通讯公司，对孟晚舟被拘事件做出了合理有度的反应，在公共关系和沟通方面也是非常专业的。

　　事件聚焦到了孟晚舟女士的保释问题。经过两次辩论之后，孟晚舟最终获得了保释权。焦点也转移到了中加关系上面。可以说华为事件的第一个受害者是中加关系，从网络舆论的讨论来看，中国对这个相距遥远的北美国家的认识还是非常有限的。加拿大算不上超级大国，但也是G7成员国，是西方世界的重要构成部分，中国对加拿大的了解也需要不断深入。

　　未来一段时间的焦点可能是孟晚舟女士是不是要引渡到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有利于美国的利益就会干预此事，事实上也给这一可能的引渡案打上了政治色彩。

　　华为事件如果要止步于一个公司高管的问题的话，那么未来需要在法律方面做好充分准备，除了寻找和相信一流的律师之外，也需要在加拿大以及美加的引渡条约上做充分的准备。这对华为的法务部门以及高层决策者来说，都是不小的考验。

　　二

　　在中美元首阿根廷会晤的时候，孟晚舟女士被拘押，这可能是个巧合，但又引发了广泛关注，尤其是当中美关系处于一个分水岭的时刻。很多媒体认为，孟晚舟被拘押的本质就是因为华为的5G技术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美国为了阻遏中国通信技术的发展而采取这样的做法，很多人赞同这一说法。

　　与“华为事件”相并行的是，中美关系是不是已经转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几乎可以用这个理由解释在中美之间发生的所有事件。这样的想法或观念也有一定道理，尤其是在中美关系处于摩擦和冲突的时刻。

　　首先，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已经对中国的身份进行了界定，那就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是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的“修正主义国家”。特朗普上任之后不到一年，就出台了这样的报告，对中国以及中美关系也进行了界定。至少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这样的看法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其次，从今年3月开始，美国对全球的贸易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对中国的贸易战，当然，中美首脑达成了重大共识，能不能在90天内将共识落实为政策，关系到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美国为什么将中国作为贸易战的首要目标，浅层次的原因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 但贸易战半年以来，中美的贸易失衡结构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也说明中美贸易结构与两国的产业结构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出版的白皮书也充分说明和阐述了中美贸易关系问题。深层次的问题是，美国将中国视为未来一段时间里有可能对美国构成重大地缘经济挑战的国家， 甚至在某些领域可以超越美国的国家。特朗普在G20峰会之前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特朗普一再强调自己不会像以往几届政府一样，因为他认为过去几届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失败的。

　　最后，中美未来的竞争还是经济领域，进一步说就是生产率的竞争，核心其实就是技术。最具有创造力的组织是什么呢?当然是企业，因此，中美之间的技术竞争必然表现在企业上。特朗普认为中国企业的发展是因为强制技术转移以及知识产权盗窃。要改变特朗普的观念是非常困难的，他还停留在民族国家治理经济的时代。

　　中美关系正在“脱钩”，这一次“脱钩”是美国主动为之。中美建交四十年来在商品、资金、技术和人员等领域有了非常多的交流，也可以说这是中美关系的四大支柱。就像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所担心的，这四个支柱都出了问题。贸易战以及美国实施的严厉的投资审查让商品和资本的流动受到了极大限制，“华为事件”背后折射的是技术和人员交流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障碍。

　　中美关系四十年的实质是什么?经济的交流与融合，但是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上中美之间的分歧并没有缩小，关于中美“新冷战”的说法也是不绝于耳。中美关系的确已经出现了诸多“新冷战”的迹象，比如说意识形态的分歧、地缘政治的对抗、核武器等等，但是中美关系还不具备冷战最重要的特征那就是阵营式的对抗，只要还存在灵活的外交空间，就难以形成对垒的“阵营”。

　　我们看到，美墨加协议中所包含的“毒丸条款”的确是个“阵营化”的征兆，也是美国有意为之。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看法有可能导致两个平行市场，因此，企业的组织与管理，尤其是所有制的问题越来越具有了外交含义。

　　三

　　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定义和举措的确处于转折点上，问题在于，中国对中美关系是不是也是这么认识的。从1949年以来，中国的外交具有相当的自主性，与美国无论对抗还是友好都是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改革开放与中美建交几乎是同一时间，这并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逻辑的必然。

　　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那中国认为美国是战略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呢?对这一个问题的回答几乎决定未来的中美关系。无论从意愿还是能力来看，中国都没有理由与美国进入战略竞争状态。当年邓小平在中美关系处于紧张的时候还是认为，中美关系终归还是要好起来的。这一论断在今天是不是依然适用呢?

　　与四十年前的中美关系不一样，现在的中美关系是当下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没有之一。中美关系的性质、结构和议题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如果不进行全面的分析，恐怕会陷入“被动应对”而对抗螺旋上升的旋涡之中。

　　中美建交是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外交的革命，可以说，中美关系首先建立在战略需要的基础之上。四十年后，中美关系的重心从政府向市场以及社会转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审视华为事件就更有深意。未来中美关系需要在社会和市场方面进行努力，因为中美关系的战略纽带在松弛，甚至在消失。

　　中国改革开放的本质在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释放了个体的能量，创生了一大批具有活力和竞争力的企业，包括华为在内。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华为，更谈不上因为华为事件影响中美关系了。

　　企业是经济活动的细胞，也是创新的主体，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越来越直接地体现在企业竞争力方面。华为的成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同时，也不得不感叹，中国只有一个华为。企业的技术创新不仅会带来市场性质的红利，也不可避免地会改变技术的版图，而这又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企业的竞争已经不仅仅是经济竞争，也有战略竞争的含义。

　　企业不仅是经营和创新的主体，也是社会关系的主体。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跨国性的，不可避免地要与当地社会发生关系，进一步说，企业也需要具备外交能力，这就是任正非在华为的公共关系纲领中所阐述的观点。企业的未来前景不仅取决于是不是可以引领技术创新，也决定于能不能与世界多样化的价值和文化产生共鸣。是不断强调自己的特色，还是说要与当地的消费者共享价值观，这是华为走向世界企业的艰巨考验。

　　华为的成功并不是一枝独秀的技术创新的成果，需要承认的是，中国一直处于追赶的路上;华为的成功是开放地吸纳技术，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通过华为可以顺利进行。华为的发展本身就是全球化的缩影，它的92家主要供货商中，有33家是美国企业。可以看到企业之间的合作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全球秩序的一个缩影。

　　华为当下正处于从中国企业向世界企业的艰难转型之中。当今世界秩序正经历着急剧变迁，有保护主义、本土主义的抬头，但基本的逻辑还是在产业链上的合作，商业交换是谁都无法躲避的事实。在未来的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中，企业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可以断言，未来中国介入和引领全球治理最可能和最前沿的领域就是企业的合作。华为是中国企业的佼佼者，华为事件何尝不是给中国后来的企业提了个醒呢?而华为如果成功应对这次危机，躲过陷阱，这一经验也将是中国企业共同的宝贵财富。

　　全球治理的基础还是大国协调和大国治理，中美关系的发展本身就是中国介入全球治理的关键一环，甚至是前提条件。塑造和引导中美关系的发展是中国的国家治理尤其是外交战略能力提升的一部分，也是超越各种各样的陷阱的必由之路。

　　从华为事件，我们看到了一个企业进入“无人区”的孤独，也看到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目标也并非“敲锣打鼓”就能实现。

 　　原题《“华为事件”与中美关系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