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副国务卿：即便对中国看法最负面的美国人也没把中国当成以前的苏联

　　按：11月19日上午，美国前副国务卿、基辛格智库事务所副主席罗伯特·霍马茨(Robert D. Hormats)到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就目前备受关注的中美贸易摩擦、知识产权合作等问题，与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及各领域专家进行坦诚、深入的交流。本文根据录音整理而成。

　　当前这段时间对中美关系非常关键。20世纪70年代，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有强烈的政治意愿，要使双边关系正常化。到了80年代，两国致力于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接下来中国加入IMF，成为全球经济秩序的一员。

　　在过去10年中，两国经济相互依赖越来越紧密。美国推动这一进程的动力是基于华盛顿共识，认为中国深度融入国际经济秩序会带来中国内部的改变，变成市场导向的社会，在制度设计方面也会变得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更接近，并且国际机制本身也会随着经济秩序的变化而自我演进。现在，我们发现，美国人这个想法太天真了。我们现在才明白过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保持中国特色，并不会让中国在制度上学习西方。此外WTO也没有发生改变，并没有变得更有效，没有发展出有效的规则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等新问题，已经不再适应现代全球经济的发展。

　　美国商界一贯非常乐意与中国合作，但现在，美国商人越来越觉得，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了具有强劲竞争力的经济体，中国的规则(例如有关补贴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规定)应该相应作出改变。但这些改变并没有发生。因此，美国企业担心的不是当下，而是将来。尤其是中国现在在高新技术领域竞争力越来越强，能与美国企业一争高下，中美在高新技术领域面临着”谁是世界第一”大国的问题，这种情况以前美国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局面让美国人震惊。因此，美国人开始寻找中国经济飞速崛起的原因，开始关注中国的国内政策。

　　目前，在很多方面，中国的高科技已经领先美国了，尤其是在数字经济领域。美国在相关领域没有任何工业政策、补贴或开放市场方面的限制。所以，中美当前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两国在规则、规范、标准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且相互不理解，两国都在以自认为正确的方式行事，而且两国之间并没有就此进行行之有效的对话。在上述方面，中美不可能完全一致，但至少应该就如何处理分歧达成一定程度共识。我认为，美国是无法压制中国的发展的，无论怎样中国都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美国也不能再以冷战思维对待中国，试图遏制中国，因为当今世界与上个世纪大为不同。美国需要找到一种全新的方式与中国相处。中美两国也需要紧密合作，以支撑全球经济体系正常运转。

　　中美两国关系正处于十字路口。尽管特朗普说，”贸易战很容易胜利”，然而回顾历史我们都知道，贸易战不可能有赢家。我认为，首先，关于知识产权保护，这不仅有利于美国，这对中国企业也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对创新者投入的脑力、精力、资源的尊重和鼓励;其次，关于投资，两国可以合作建立能够共同认可、遵守的原则和规则;第三，关于国际金融体系，2008年中美两国进行了成功的合作，携手应对了金融危机，现在两国更是有极大合作空间，共同努力防止世界陷入新一轮金融危机;最后，加强在医药研发等全人类受益的领域的合作。当前，医药领域的技术研发，很多都是建立在跨境合作基础上，不论是美国科学家研制出来的药物挽救了大量中国人的生命，还是反之，这都会对两国人民对彼此国家的认知产生极大影响。

　　美国担心的是，中国企业通过收购并购的方式，进行强制性技术转让。此外，长久以来华盛顿鹰派人士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就是认为中国一旦获得知识产权后，将不仅用于商业，还会用于军事，尤其是人工智能。这不是说现实中国就是这么做，而是他们认为存在这种可能性。因此，知识产权就从一个商业问题变成了安全问题。

　　关于G20，如果两国没有任何协议达成，将会是很糟糕的;如果两方将分歧公开，这将更糟。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应该进行工作组级别的会议，商谈具体问题如何解决。不是说要求中国在法律体系上妥协，而是增加透明度。关于投资问题，两国一定要避免投资保护主义。

　　关于中美”脱钩”，这的确是美国某些政客的观点。问题在于，高新技术的发展需要很长的周期，根本没法说脱钩就脱钩，全球供应链的重新分布更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但是，的确现在在美国，有部分人就是这样想的。现在，这代表了经济民族主义的思潮，不仅仅是经贸问题了。

　　现在很难预测G20两国元首见面会发生什么。因为元首间的私交与国家利益是两回事，而且特朗普在国内也面临不同压力，部分人希望他对中国强硬，另一部分人持反对意见，很难说到时候他会如何做。我担心的是，会面结束之后，特朗普宣称会见谈得很好，但实际上什么协议都没有达成。

　　中国在创新方面的长处在于，可以非常快地学习，中国大量进口半导体、电脑芯片，学习能力非常惊人，用比其他国家短得多的时间就完成了追赶、超越甚至是跨越式发展。美国企业重视中国市场，想参与创新与研发，但他们又担心自己技术的安全。

　　关于特朗普减税政策，问题在于，按照美国经济目前发展势头其实并不需要减税，而且减税对未来促进增长并没有显著作用，它只是短时间内让大家很开心。减税意味着政府债务水平大幅增加，到头来美元升值，只会让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更弱。

　　中美两国的前政府官员应该加强对话与沟通，因为说不准其中某个人就有对现任政府的影响力。此外，中美两国各层级的官员加强交流非常有必要，比如省州长、市长层级的交流，有助于加强地方层面的相互理解。

　　关于种族问题，我认为这不是单独针对中国的，而是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一部分人坚持民粹主义观念，敌视所有与自己不同的人，这种情绪也被他们用在非裔、犹太裔美国人上，不是专门针对中国。

　　即便是对中国看法最负面的美国人，也没有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中国，没人把中国当成以前的苏联。美国人长期以来坚持认为只有西方民主制度才能带来繁荣发展，但中国成了反例，中国政府在某些方面(应急、救灾等)表现出了比美国政府更优秀的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美国人的认知，需要花时间去消化解决这个问题。我不认为这是意识形态分歧，这仅仅是两国关于何种方式才是更好的治理方式的争论。

　　作者系美国前副国务卿、基辛格智库事务所副主席

　　按：11月19日上午，美国前副国务卿、基辛格智库事务所副主席罗伯特·霍马茨(Robert D. Hormats)到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就目前备受关注的中美贸易摩擦、知识产权合作等问题，与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及各领域专家进行坦诚、深入的交流。本文根据录音整理而成。

　　当前这段时间对中美关系非常关键。20世纪70年代，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有强烈的政治意愿，要使双边关系正常化。到了80年代，两国致力于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接下来中国加入IMF，成为全球经济秩序的一员。

　　在过去10年中，两国经济相互依赖越来越紧密。美国推动这一进程的动力是基于华盛顿共识，认为中国深度融入国际经济秩序会带来中国内部的改变，变成市场导向的社会，在制度设计方面也会变得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更接近，并且国际机制本身也会随着经济秩序的变化而自我演进。现在，我们发现，美国人这个想法太天真了。我们现在才明白过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保持中国特色，并不会让中国在制度上学习西方。此外WTO也没有发生改变，并没有变得更有效，没有发展出有效的规则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等新问题，已经不再适应现代全球经济的发展。

　　美国商界一贯非常乐意与中国合作，但现在，美国商人越来越觉得，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了具有强劲竞争力的经济体，中国的规则(例如有关补贴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规定)应该相应作出改变。但这些改变并没有发生。因此，美国企业担心的不是当下，而是将来。尤其是中国现在在高新技术领域竞争力越来越强，能与美国企业一争高下，中美在高新技术领域面临着”谁是世界第一”大国的问题，这种情况以前美国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局面让美国人震惊。因此，美国人开始寻找中国经济飞速崛起的原因，开始关注中国的国内政策。

　　目前，在很多方面，中国的高科技已经领先美国了，尤其是在数字经济领域。美国在相关领域没有任何工业政策、补贴或开放市场方面的限制。所以，中美当前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两国在规则、规范、标准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且相互不理解，两国都在以自认为正确的方式行事，而且两国之间并没有就此进行行之有效的对话。在上述方面，中美不可能完全一致，但至少应该就如何处理分歧达成一定程度共识。我认为，美国是无法压制中国的发展的，无论怎样中国都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美国也不能再以冷战思维对待中国，试图遏制中国，因为当今世界与上个世纪大为不同。美国需要找到一种全新的方式与中国相处。中美两国也需要紧密合作，以支撑全球经济体系正常运转。

　　中美两国关系正处于十字路口。尽管特朗普说，”贸易战很容易胜利”，然而回顾历史我们都知道，贸易战不可能有赢家。我认为，首先，关于知识产权保护，这不仅有利于美国，这对中国企业也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对创新者投入的脑力、精力、资源的尊重和鼓励;其次，关于投资，两国可以合作建立能够共同认可、遵守的原则和规则;第三，关于国际金融体系，2008年中美两国进行了成功的合作，携手应对了金融危机，现在两国更是有极大合作空间，共同努力防止世界陷入新一轮金融危机;最后，加强在医药研发等全人类受益的领域的合作。当前，医药领域的技术研发，很多都是建立在跨境合作基础上，不论是美国科学家研制出来的药物挽救了大量中国人的生命，还是反之，这都会对两国人民对彼此国家的认知产生极大影响。

　　美国担心的是，中国企业通过收购并购的方式，进行强制性技术转让。此外，长久以来华盛顿鹰派人士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就是认为中国一旦获得知识产权后，将不仅用于商业，还会用于军事，尤其是人工智能。这不是说现实中国就是这么做，而是他们认为存在这种可能性。因此，知识产权就从一个商业问题变成了安全问题。

　　关于G20，如果两国没有任何协议达成，将会是很糟糕的;如果两方将分歧公开，这将更糟。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应该进行工作组级别的会议，商谈具体问题如何解决。不是说要求中国在法律体系上妥协，而是增加透明度。关于投资问题，两国一定要避免投资保护主义。

　　关于中美”脱钩”，这的确是美国某些政客的观点。问题在于，高新技术的发展需要很长的周期，根本没法说脱钩就脱钩，全球供应链的重新分布更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但是，的确现在在美国，有部分人就是这样想的。现在，这代表了经济民族主义的思潮，不仅仅是经贸问题了。

　　现在很难预测G20两国元首见面会发生什么。因为元首间的私交与国家利益是两回事，而且特朗普在国内也面临不同压力，部分人希望他对中国强硬，另一部分人持反对意见，很难说到时候他会如何做。我担心的是，会面结束之后，特朗普宣称会见谈得很好，但实际上什么协议都没有达成。

　　中国在创新方面的长处在于，可以非常快地学习，中国大量进口半导体、电脑芯片，学习能力非常惊人，用比其他国家短得多的时间就完成了追赶、超越甚至是跨越式发展。美国企业重视中国市场，想参与创新与研发，但他们又担心自己技术的安全。

　　关于特朗普减税政策，问题在于，按照美国经济目前发展势头其实并不需要减税，而且减税对未来促进增长并没有显著作用，它只是短时间内让大家很开心。减税意味着政府债务水平大幅增加，到头来美元升值，只会让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更弱。

　　中美两国的前政府官员应该加强对话与沟通，因为说不准其中某个人就有对现任政府的影响力。此外，中美两国各层级的官员加强交流非常有必要，比如省州长、市长层级的交流，有助于加强地方层面的相互理解。

　　关于种族问题，我认为这不是单独针对中国的，而是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一部分人坚持民粹主义观念，敌视所有与自己不同的人，这种情绪也被他们用在非裔、犹太裔美国人上，不是专门针对中国。

　　即便是对中国看法最负面的美国人，也没有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中国，没人把中国当成以前的苏联。美国人长期以来坚持认为只有西方民主制度才能带来繁荣发展，但中国成了反例，中国政府在某些方面(应急、救灾等)表现出了比美国政府更优秀的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美国人的认知，需要花时间去消化解决这个问题。我不认为这是意识形态分歧，这仅仅是两国关于何种方式才是更好的治理方式的争论。

　　作者系美国前副国务卿、基辛格智库事务所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