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克林顿到特朗普：中国在美国国安报告从“朋友圈”到“对手圈”的转变

　　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发布了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从报告中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用词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正处于大转型和大调整的阶段。作为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关系从未如此重要又如此脆弱。

　　美国画的圈

　　根据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的规定，美国总统需每年一次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目的是向美国公众公布美国政府对国家利益、可能威胁这些利益的因素的看法，以及相应的政策方案。

　　不过，报告延迟发布或者根本不予以发布，也是常有的事。以小布什和奥巴马为例，两位总统在各自8年的两个任期中都只发布了2份报告(分别是2002年、2006年、2010年、2015年)。克林顿政府则在两个任上发布了7份报告。

　　由于美国总统在同一任期内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所以本文主要分析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发布的第一份报告(1994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第二任期发布的第一份报告(199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第二任期发布的最后一份报告(2001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小布什政府发布的2002年和2006年的报告，奥巴马政府发布的2010年和2015年的报告，和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发布的第一份报告共8份报告。

　　此外，笔者还选取了2000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特朗普政府的《国防战略》和《核态势评估报告》共3份报告作辅助分析，通过分析这些报告中对中国战略定位使用词语的不同，梳理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

　　在上述报告中，美国“定位”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词语包括：同盟国(ally)、 友邦(friend)、伙伴(partner)、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竞争者(competitor)、竞争对手(rival)、对手(opponent)、敌手(adversary)、敌人(enemy)。

　　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罗格21世纪同义词词典》和《英语词语辨析词典》的解释，ally是指(尤其是战时)同意帮助和支持另一个国家的国家，即同盟国;friend是指和自己有着共同利益和观点、并会帮助和支持自己的人，即友邦;partner是指与另一个国家有协议关系的国家或组织，即伙伴;stakeholder是指某组织、工程、体系的参与人，即利益攸关方;competitor是指一般的或商业上的参赛者或竞争者;rival是指在体育竞技或商业上竞争的对手，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比较指向一对一的、为了某一个目标而进行厮杀的对手，还可指大范畴的竞争，如国家竞争、行业竞争等，有时含有敌对性质;opponent是指比赛、竞赛或辩论中持相反意见的人，即对手或者竞争者;adversary是比较正式的用词，指辩论、战斗中的敌手、对手，通常是指具有持之以恒决心的敌手，暗含长期的难以对付的敌手之意;enemy是指怀有恨意并与之作对的敌手。由此，可以把这些用词由亲密关系到疏远关系进行排序：

　　ally→friend=partner→stakeholde→competitor→rival→opponent→adversary→enemy。

　　为了简化和明确区分这些用词，结合这些用词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文本语境中的含义，笔者将这些用词归类为：“朋友圈”“中间地带”(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和“对手圈”(如图1)。

　　对手→朋友→对手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任政府相继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中国”“中国的”(China/Chinese)出现的次数、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用词的转变、对中国崛起的标准用语的改变、对中国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的认知，呈现出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从对手到朋友再到对手的演变过程。

　　(1)关于中国的战略定位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任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及中国的次数(如图2)虽然多少不一，但提及次数的多少并不一定与美国对中国战略定位的亲疏程度呈正相关。

　　例如，排在第二位的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及中国的次数高达36次，但所体现的美国对华政策却是最消极的;而克林顿任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及中国的次数一次比一次多，其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也确实越来越积极;小布什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及中国的次数比第一次的多，可是其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却不如第一次时积极;奥巴马政府的情况与小布什政府的情况类似。

　　但如果参考美国历任政府每次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及中国的次数，结合相关报告中对中国或直接或间接的战略定位用词，我们就能够明确看出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1994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克林顿执政后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份报告中提及中国的次数为11次，对中国的用词大部分是诸如“专制政权”“不确定性”“可能的威胁”等比较消极的词语，此时的中国属于美国的“对手圈”。

　　199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及中国的次数明显上升，达到23次，用词也明显比1994年的积极和充满希望。报告认为，“亚洲的和平与繁荣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heavily)依赖于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但能否与中国成为战略伙伴，要“取决于中美双方能否在稳定的国际秩序中建立起富有成效的关系”。此时的中国对美国来说，应该是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中间地带”的国家。

　　2001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到中国的次数最多，多达58次，而且用词是克林顿政府的7次《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最积极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中提到的与中国进行合作的领域覆盖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超过20多个领域，此时的中国是美国的“伙伴”，属于“朋友圈”的范畴。

　　到小布什政府时期，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及中国的次数下降到20次，但用词还是比较积极友好和有希望的。报告认为，与中国的关系是“我们战略的重要的一部分(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strategy)，能促进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平与繁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为我们重要的贸易关系(our important trade relationship)带来益处，也将为美国的农民、个人和公司带来更多的出口机会和工作岗位。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报告认为，9•11事件改变了世界形势，要在“与欧洲和亚洲的同盟国合作的同时，加强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合作”。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中国虽算不上是美国的“同盟国”，但毋庸置疑可以算作是接近同盟国的“友邦”或“伙伴”。

　　2006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及中国的次数为30次，用词上大体延续了2002年积极友善的基调，但也多了一些疑虑，认为中国必须充当“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此时的中国是美国的“利益攸关方”，虽属于“朋友圈”里，却不如之前的“伙伴”基调积极。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两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及中国的次数都不多(分别是10次和13次)，在谈及与中国的战略合作时，用的大多是正面词语，如“建设性”(constructive)“史无前例”(unprecedented)“有效的”(effective)“开创性”(ground-breaking)和“里程碑”(landmark)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政府在第二任期对中国的战略疑虑明显上升，使用了“竞争”“监视”“更强势的姿态”等比较消极的词汇。

　　如果说在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任期内，中国还属于美国的“朋友圈”，尚算作是美国意图拉拢改造的“朋友”的话，到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任期，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和担忧明显上升，此时的中国已经被划分出美国的“朋友圈”。但基于当时中美两国合作所占比重较大，所以中国此时应算作是处于战略十字路口“中间地带”的国家。

　　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中国的措辞愈发偏激，战略定位也愈发简单粗暴，亦即中国是美国的“竞争者”(competitor)“竞争对手”(rival)“敌手”(adversary)。特朗普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及中国的次数多达36次，只有一次提到“合作”(cooperate)，具体语境是——“尽管美国寻求继续与中国合作，但中国却运用经济诱惑和惩罚手段，以及使用军事威胁来迫使其他国家遵循其政治与军事议程”。除此之外，关于中国的用词都比较消极，如“敌手”“竞争对手”“挑战者”(challenger)“威胁”(threaten)“侵蚀”(erode)“限制”(limit)，等等。此时的中国属于美国的“对手圈”。

　　(2)关于中国崛起

　　1994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潜力有了一定的认识，但认为“即使中国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仍是一个专制政权”。此时的中国虽是美国的“敌手”，但经济实力尚未发展到能引起美国特别关注的程度，所以当年的报告没有对中国崛起有的相应反应和相关言论。

　　1997年起，有关中国崛起的言论开始出现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当年的报告两次提到“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开放和安定的中国的出现(emergence)符合美国的利益”，以及“美国首要的(overarching)利益是中国作为一个稳定、开放、安定和和平的国家的出现”。

　　直到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中国崛起都使用了类似的措辞，尽管每份报告会有些微妙的不同：2001年报告指出，“一个稳定、开放、繁荣和遵守法律法规，并在为建设一个更和平的世界上承担责任的中国，明显且深刻地(clearly and profoundly)符合美国的利益”;2002年报告强调，“我们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出现”;2006年报告则在“欢迎”前加了一个前提，“如果中国能遵守其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承诺，美国将欢迎一个和平、繁荣并与我们一起合作处理共同挑战的中国的出现”;2010年的报告指出，“在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和防核扩散的过程中，我们欢迎中国扮演一个负责任的领导者的角色(a responsible leadership role)”;2015年的报告继续强调，“美国欢迎一个稳定、和平及繁荣的中国的崛起”。

　　2017年报告彻底抛弃了这套措辞，直接对之前美国政府支持、欢迎中国崛起的态度进行了批驳和否定：“几十年来，美国支持中国崛起的政策，以及认为把中国融入战后秩序将使中国朝自由化的方向发展的做法，被证明是错误的”。

　　(3)关于对华政策

　　在1994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已开始关注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当时冷战刚结束，美国正意气风发，虽然在战略定位上仍把中国归入“对手圈”，但在对华政策上却认为应与中国接触(engage)，“有力地促使中国参与到地区安全机制中来，符合两国的经济战略利益”。

　　1997年报告延续了“接触”的方向，认为“一个孤立的、内向的中国，对美国和世界都是不利的”，所以“必须与中国进行更深入的对话(a deeper dialogue)，把中国融入进国际体系之中，是美国应对诸如核试验等共同面临的挑战的最佳方式”。

　　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发布了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从报告中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用词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正处于大转型和大调整的阶段。作为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关系从未如此重要又如此脆弱。

　　美国画的圈

　　根据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的规定，美国总统需每年一次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目的是向美国公众公布美国政府对国家利益、可能威胁这些利益的因素的看法，以及相应的政策方案。

　　不过，报告延迟发布或者根本不予以发布，也是常有的事。以小布什和奥巴马为例，两位总统在各自8年的两个任期中都只发布了2份报告(分别是2002年、2006年、2010年、2015年)。克林顿政府则在两个任上发布了7份报告。

　　由于美国总统在同一任期内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所以本文主要分析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发布的第一份报告(1994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第二任期发布的第一份报告(199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第二任期发布的最后一份报告(2001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小布什政府发布的2002年和2006年的报告，奥巴马政府发布的2010年和2015年的报告，和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发布的第一份报告共8份报告。

　　此外，笔者还选取了2000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特朗普政府的《国防战略》和《核态势评估报告》共3份报告作辅助分析，通过分析这些报告中对中国战略定位使用词语的不同，梳理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

　　在上述报告中，美国“定位”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词语包括：同盟国(ally)、 友邦(friend)、伙伴(partner)、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竞争者(competitor)、竞争对手(rival)、对手(opponent)、敌手(adversary)、敌人(enemy)。

　　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罗格21世纪同义词词典》和《英语词语辨析词典》的解释，ally是指(尤其是战时)同意帮助和支持另一个国家的国家，即同盟国;friend是指和自己有着共同利益和观点、并会帮助和支持自己的人，即友邦;partner是指与另一个国家有协议关系的国家或组织，即伙伴;stakeholder是指某组织、工程、体系的参与人，即利益攸关方;competitor是指一般的或商业上的参赛者或竞争者;rival是指在体育竞技或商业上竞争的对手，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比较指向一对一的、为了某一个目标而进行厮杀的对手，还可指大范畴的竞争，如国家竞争、行业竞争等，有时含有敌对性质;opponent是指比赛、竞赛或辩论中持相反意见的人，即对手或者竞争者;adversary是比较正式的用词，指辩论、战斗中的敌手、对手，通常是指具有持之以恒决心的敌手，暗含长期的难以对付的敌手之意;enemy是指怀有恨意并与之作对的敌手。由此，可以把这些用词由亲密关系到疏远关系进行排序：

　　ally→friend=partner→stakeholde→competitor→rival→opponent→adversary→enemy。

　　为了简化和明确区分这些用词，结合这些用词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文本语境中的含义，笔者将这些用词归类为：“朋友圈”“中间地带”(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和“对手圈”(如图1)。

　　对手→朋友→对手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任政府相继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中国”“中国的”(China/Chinese)出现的次数、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用词的转变、对中国崛起的标准用语的改变、对中国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的认知，呈现出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从对手到朋友再到对手的演变过程。

　　(1)关于中国的战略定位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任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及中国的次数(如图2)虽然多少不一，但提及次数的多少并不一定与美国对中国战略定位的亲疏程度呈正相关。

　　例如，排在第二位的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及中国的次数高达36次，但所体现的美国对华政策却是最消极的;而克林顿任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及中国的次数一次比一次多，其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也确实越来越积极;小布什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及中国的次数比第一次的多，可是其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却不如第一次时积极;奥巴马政府的情况与小布什政府的情况类似。

　　但如果参考美国历任政府每次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及中国的次数，结合相关报告中对中国或直接或间接的战略定位用词，我们就能够明确看出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1994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克林顿执政后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份报告中提及中国的次数为11次，对中国的用词大部分是诸如“专制政权”“不确定性”“可能的威胁”等比较消极的词语，此时的中国属于美国的“对手圈”。

　　199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及中国的次数明显上升，达到23次，用词也明显比1994年的积极和充满希望。报告认为，“亚洲的和平与繁荣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heavily)依赖于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但能否与中国成为战略伙伴，要“取决于中美双方能否在稳定的国际秩序中建立起富有成效的关系”。此时的中国对美国来说，应该是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中间地带”的国家。

　　2001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到中国的次数最多，多达58次，而且用词是克林顿政府的7次《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最积极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中提到的与中国进行合作的领域覆盖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超过20多个领域，此时的中国是美国的“伙伴”，属于“朋友圈”的范畴。

　　到小布什政府时期，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及中国的次数下降到20次，但用词还是比较积极友好和有希望的。报告认为，与中国的关系是“我们战略的重要的一部分(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strategy)，能促进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平与繁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为我们重要的贸易关系(our important trade relationship)带来益处，也将为美国的农民、个人和公司带来更多的出口机会和工作岗位。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报告认为，9•11事件改变了世界形势，要在“与欧洲和亚洲的同盟国合作的同时，加强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合作”。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中国虽算不上是美国的“同盟国”，但毋庸置疑可以算作是接近同盟国的“友邦”或“伙伴”。

　　2006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及中国的次数为30次，用词上大体延续了2002年积极友善的基调，但也多了一些疑虑，认为中国必须充当“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此时的中国是美国的“利益攸关方”，虽属于“朋友圈”里，却不如之前的“伙伴”基调积极。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两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及中国的次数都不多(分别是10次和13次)，在谈及与中国的战略合作时，用的大多是正面词语，如“建设性”(constructive)“史无前例”(unprecedented)“有效的”(effective)“开创性”(ground-breaking)和“里程碑”(landmark)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政府在第二任期对中国的战略疑虑明显上升，使用了“竞争”“监视”“更强势的姿态”等比较消极的词汇。

　　如果说在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任期内，中国还属于美国的“朋友圈”，尚算作是美国意图拉拢改造的“朋友”的话，到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任期，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和担忧明显上升，此时的中国已经被划分出美国的“朋友圈”。但基于当时中美两国合作所占比重较大，所以中国此时应算作是处于战略十字路口“中间地带”的国家。

　　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中国的措辞愈发偏激，战略定位也愈发简单粗暴，亦即中国是美国的“竞争者”(competitor)“竞争对手”(rival)“敌手”(adversary)。特朗普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及中国的次数多达36次，只有一次提到“合作”(cooperate)，具体语境是——“尽管美国寻求继续与中国合作，但中国却运用经济诱惑和惩罚手段，以及使用军事威胁来迫使其他国家遵循其政治与军事议程”。除此之外，关于中国的用词都比较消极，如“敌手”“竞争对手”“挑战者”(challenger)“威胁”(threaten)“侵蚀”(erode)“限制”(limit)，等等。此时的中国属于美国的“对手圈”。

　　(2)关于中国崛起

　　1994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潜力有了一定的认识，但认为“即使中国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仍是一个专制政权”。此时的中国虽是美国的“敌手”，但经济实力尚未发展到能引起美国特别关注的程度，所以当年的报告没有对中国崛起有的相应反应和相关言论。

　　1997年起，有关中国崛起的言论开始出现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当年的报告两次提到“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开放和安定的中国的出现(emergence)符合美国的利益”，以及“美国首要的(overarching)利益是中国作为一个稳定、开放、安定和和平的国家的出现”。

　　直到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中国崛起都使用了类似的措辞，尽管每份报告会有些微妙的不同：2001年报告指出，“一个稳定、开放、繁荣和遵守法律法规，并在为建设一个更和平的世界上承担责任的中国，明显且深刻地(clearly and profoundly)符合美国的利益”;2002年报告强调，“我们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出现”;2006年报告则在“欢迎”前加了一个前提，“如果中国能遵守其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承诺，美国将欢迎一个和平、繁荣并与我们一起合作处理共同挑战的中国的出现”;2010年的报告指出，“在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和防核扩散的过程中，我们欢迎中国扮演一个负责任的领导者的角色(a responsible leadership role)”;2015年的报告继续强调，“美国欢迎一个稳定、和平及繁荣的中国的崛起”。

　　2017年报告彻底抛弃了这套措辞，直接对之前美国政府支持、欢迎中国崛起的态度进行了批驳和否定：“几十年来，美国支持中国崛起的政策，以及认为把中国融入战后秩序将使中国朝自由化的方向发展的做法，被证明是错误的”。

　　(3)关于对华政策

　　在1994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已开始关注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当时冷战刚结束，美国正意气风发，虽然在战略定位上仍把中国归入“对手圈”，但在对华政策上却认为应与中国接触(engage)，“有力地促使中国参与到地区安全机制中来，符合两国的经济战略利益”。

　　1997年报告延续了“接触”的方向，认为“一个孤立的、内向的中国，对美国和世界都是不利的”，所以“必须与中国进行更深入的对话(a deeper dialogue)，把中国融入进国际体系之中，是美国应对诸如核试验等共同面临的挑战的最佳方式”。

　　克林顿时期最后一份国安报告，亦即2001年报告，肯定了八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所实施的“接触”政策，认为“这一政策成功地鼓励了中国和俄罗斯采取经济改革，防止了两国倒退到对抗关系中”。在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主要是合作，与中国进行合作的领域涵盖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超过20多个领域。

　　进入小布什时期，美中关系成为美国对外战略中重要的一部分。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中美两国在诸如恐怖主义、朝鲜半岛局势稳定和阿富汗问题上有许多共同利益。美国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充满期待，肯定中国既有的一些政治改革，希望中国能进一步改革，并寻求“与一个变化中的中国(a changing China)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2006年报告更中国界定为“全球增长引擎(global engines of growth)五大国家之一”，表示美国“将继续与中国合作，并确保中国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并保护知识产权”。

　　在2010年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份国安报告中，中国成了“21世纪的影响力中心(21st century of influence)之一”，美国将继续致力于与中国建立积极的、建设性的和全方位的关系。到了2015年的第二份报告，美国依旧“致力于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a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我们在应对共同的地区性和全球性的挑战，如气候变化、公共健康、经济增长，及朝鲜半岛无核化等问题上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但同时又认为美国应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保持着警惕，“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我们需要有更强势的姿态，坚持要求中国在海上安全、贸易及人权等方面遵守国际规则。我们将密切监视(monitor)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及其在亚洲地区不断扩大的军事力量”。

　　到了2017年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一切的客气话都消失了。报告直言美国面临的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挑战，而这些挑战来自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和跨国恐怖组织。报告认为，中国正在与美国及美国的同盟国和伙伴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各个领域进行激烈的竞争,并且寻求在印太地区替代美国。作为应对，美国将“与我们的伙伴合作共同对抗(contest)中国的不公平的贸易和经济的竞争，并限制中国获得敏感技术”。

　　结语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定位经历了从对手到朋友再到对手的调整过程(如图3)。这种调整并非转瞬之间，到特朗普执政才发生的，而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政策演变过程。

　　具体而言，克林顿政府时期的中美关系经历了一个低开高走的过程，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从第一任期时的认为中国是专制政权和潜在的地区性的威胁(“对手圈”)，到第二任期刚开始时的把中国定位为“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但是可以塑造和加强合作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朋友，再到执政后期把中国定位为“伙伴”。

　　到了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经历了由亲到疏的过程：从反恐战争刚开始的“朋友”“伙伴”，到“利益攸关方”，再到处于“中间地带的国家”。但总的来说，此时的美国对华政策是比较积极的，因为即使是在美国看来是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美国还是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中美关系在这个时期是以合作为主的。

　　在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任期，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美国迫切需要与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合作，而且也欢迎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奥巴马政府首次表达了希望中国“扮演一个负责任的领导者的角色”。此时，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毋庸置疑是“伙伴”。而到了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后期，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疑虑明显上升，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是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但由于奥巴马总统奉行强调合作多过强调竞争的自由主义政策倾向，2015年的报告指出，“(与中国的关系)尽管会有竞争，但我们会尽力避免对抗(confrontation)”。此时的中美关系还是以合作为主。

　　而到了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2017年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中国无论是在战略定位的用词，还是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战略认知，以及所主张的美国对华政策都是非常消极的，此时的中国显然属于美国的“对手圈”。

　　这一起伏演变的过程既非从特朗普而起，也不会随特朗普下台就戛然而止。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关系将经历动荡和波折不足为奇。

　　原题《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对华政策：文本解读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