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盛：世界秩序视角下的美国责任及其战略抉择

　　二、世界秩序视角下的容纳崛起

　　当前中美关系的文献中，容纳(accommodation)一词偶尔出现，但很少被明确界定，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容纳“能被分解为从温和到极端之间不同的意见、政策和战争”。(14)而曾任奥巴马政府第一任白宫国安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的杰弗里·贝德(Jeffrey A.Bader)在分析美国对华政策选择时，是这样界定“容纳”一词的：在这一政策的支持者看来，中国影响(特别是在西太平洋)的上升不可避免，出现一个作为地区重心(center of gravity)的中国也属必然，美国应该对此予以接受。(15)坦白地说，这一理解实际上把“容纳”和“绥靖(appeasement)”混为一谈。容纳一词应该有更加丰富和准确的内涵，而贝德对此也未加以阐述。这种理解可能是美国研究者为何很少在对华关系中使用容纳一词的原因，绥靖一词已经臭名昭著，谁愿意采取一种近似的政策呢?而贝德曾经在决策圈中的身份也暗示，对“容纳”概念的错误理解可能是导致美国政策人士不愿意对华采取容纳政策的部分原因。

　　因此，有必要对容纳一词进行翔实的分析与界定，这就需要从其词义谈起。在《新华词典》中，容纳是指在固定的空间或范围内接受(人或事物)的意思。(16)根据汉典网站的解释，容纳的基本含义包括：(1)方便地或不拥挤地装载;(2)能装下;(3)容许、听得进，引申为包容受纳之意。(17)在英语中，其对应的动词为accommodate，意思也与《新华词典》、汉典的解释类似，具体包括如下含义：第一，提供空间供生活和居住(to provide with a room in which to live or stay);第二，为某人或某物提供足够空间(to have enough space for);第三，使某事与另一事达成一致(to bring something into agreement with something else);第四，改变某人或其习惯、生活方式等以适应新的环境(to change oneself or one's habits，way of life，etc.to fit new conditions);第五，供应某物，帮助做某事(to supply with something;help by doing something)。(18)

　　综合上述意思但放在国际政治特别是双边关系下来理解的话，所谓容纳，实际上就是给予一定的权力与利益空间接受对方，以使其与自己同处一个秩序安排之下。由于国际秩序中的权力空间与利益总是相对固定的，这种接受可能也意味着接纳方要做出一定的让步，以此实现双方关系的和谐与整体秩序的保持。但是，容纳不是绥靖。绥靖仅仅意味着在权力与利益空间上做出让步，并不强调双方仍然处在同一秩序框架之下。事实上，绥靖往往发生在有重大冲突关系的对手甚至敌人之间，双方间缺少一个共同认可的秩序框架。但是，容纳恰恰强调，接纳方愿意让对方进入现有的秩序框架。而且，绥靖往往意味着绥靖方与被绥靖方的一种零和关系：前者出让一些利益，而后者接受一些利益。在容纳政策中，这种权力与利益的让渡可能存在，但并非全部，更重要的是，该政策强调在同一种秩序下的利益共享关系。正因如此，绥靖政策往往是临时的、短期的，大都体现在具体的政策上，而容纳则是一种长期的战略安排，直接指涉双方间的权力安排。

　　因此，当容纳一词用于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崛起的态度时，主要是指：守成大国愿意以适当减损自己权力、利益或调整规则的方式，在现有世界秩序框架中主动给予新兴大国以更多的空间，承认其拥有与其增长的实力相应的权力与地位，从而避免新老大国间发生重大冲突、避免世界秩序发生重大动荡。可见，容纳反映了守成大国对于自己与新兴大国在世界秩序中权力变化的态度。面对新兴大国的实力增长，守成大国理论上有三种选择：一种是全面放弃领导地位，可称之为弃权;二是全面坚守自己的权力，禁止任何权力让渡和规则变更，即完全不允许新兴大国将上升中的实力兑换为权力，因此可称之为扼杀;三是虽然坚持自己的领导地位，但愿意给予新兴大国更多的权力份额与利益空间，这就是容纳。根据守成大国对霸权的坚守程度，从扼杀到容纳再到弃权，这三种选择事实上形成了一道政策光谱。

　　图1 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战略（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当前讨论的很多政策选择都可以纳入这一光谱中。如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认为，各国对新兴大国的反应可以分成六组：(1)预防性战争;(2)平衡;(3)追随;(4)约束;(5)接触;(6)远离或推卸责任。他进而指出，“选择何种方案取决于既有大国的目标。那就是，这个国家是试图消灭新兴大国还是遏制它、从它身上获益、约束它、或者忽视它。”(19)对于守成大国来说，忽视大概是最不可能的一种选择。那些在地缘上远离新兴大国的中小国家，或许可以选择忽视一个新的世界大国的崛起，但守成大国却几乎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它的利益与权力必然会与新兴大国发生交集或者碰撞。因此，在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政策反应中，可以根据强硬程度分别列举为预防性战争、遏制、两面下注、接触、扶持、共治、禅让，这些政策均可以在“扼杀—容纳—弃权”光谱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图2)。预防性战争和遏制属于扼杀范围，它们分别意味着以战争和非战争手段扼杀新兴大国的崛起。“两面下注”则是接触、约束与制衡的组合体(20)，因此它介于扼杀与容纳之间。通常所讨论的接触政策属于容纳的范畴，兰德尔·施韦勒认为，接触政策指的是使用非强制性方法来改善一个崛起的主要大国行为中不满足于现状的因素，它包括将不满的国家吸纳入国际社会、接受现有国际秩序的各种尝试与努力。(21)更深层次的容纳体现为扶持，即守成大国帮助新兴大国成长。弃权的初级形式是共治，即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共同治理世界。美国曾有人提出G2的概念，如果这一提法的实质真如其字面所表明的那样，那么这就是守成大国的一种弃权政策，尽管放弃得并不彻底。彻底的弃权政策是禅让，即放弃领导权，而不是通过非和平的手段去制止新兴大国获得这种权力。英国到美国之间的霸权转移就是如此。

 　　图2 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战略与政策（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2显示出，守成大国对于新兴大国的态度往往与其政策手段的暴力程度相挂钩。一般来说，守成大国越是倾向于扼杀新兴大国，它就越有可能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它越是倾向于给予新兴大国更多的权力与空间，就越有可能使用和平的手段。这也是容纳政策为什么会更有利于世界秩序和平的原因。采取弃权战略当然更有利于和平，但在现实中这是很少被考虑的选择，因为基于现实主义的权力假定——这也是符合国际关系历史与现实的，极少有守成大国会自动放弃霸主地位。历史上这样的情况仅仅发生过一次，那就是霸权由英国向美国转移。但那发生在英国的实力地位早已被美国超过，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面临更加紧急的德国威胁和战后实力被极大削弱的情况之下。即使如此，两国仍然就如何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终英国的金融霸主地位被否定，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谈判中确立了新的金融霸权。(22)

　　基于国家的这种自私本质，不同的人可能会从不同的方面对容纳政策提出批评。站在新兴大国一边的人会说，为了换取守成大国的些许让步而承认其霸主地位是否值得?站在守成大国一边的人则会说，新兴大国的诉求必定会随着其实力增加而进一步增加，接纳只会进一步刺激而不是冷却它的欲望。而第三派意见可能指出，容纳注定只是新老大国间的暂时妥协，任何实力的变化都会轻易打破它们之间的平衡，从而爆发新的冲突。还有观点可能会主张，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是不妥协的权力斗争，容纳政策即使美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确实，容纳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新老大国之间的权力与利益冲突，也无法一劳永逸地制止两者走向战争。事实上，只要国际社会仍然处于一种本质上的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或权威机制解决权力转移问题，这样的解决方案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存在。容纳政策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两点：一是确实必要。一方面，国家间实力关系总是不断变化的，一个国家的实力兴衰由其国家成长规律所决定，只要这种实力增长没有被用于侵略，外力扼杀就是不正义的。而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实力的增长往往也会产生权力增长的需求。这不仅是新兴国家基于自己利益的要求，事实上也是一种国际治理框架的需要。很难想象拥有较大实力，能够做较大贡献的国家却只有很少的国际权力。就像约翰·哈姆雷(John J.Hamre)所指出的那样，当中国崛起为一个全球伙伴时，它自然地应该在全球制度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23)另一方面，大国之间核武器恐怖平衡的形成、经济相互依赖所造成的制约都使得新老大国间的战争成为一个代价巨大的选择。正如怀特所认为的，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而言，寻求亚洲统治地位的任何尝试都将导致持久尖锐的战略对抗，使双方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并面临打一场惨烈战争的现实风险。(24)综合这两方面，要维护秩序与正义、确保新的权力更替避免历史上的战争覆辙，新老大国就必须做出某种相互妥协，对霸权大国来说就是有必要采取容纳之道。

　　二是有其价值。在国际社会不存在中央政府和国际权威机制来管理权力转移的情况下，容纳政策如果被有效使用，将给很容易发生误解与冲突的新老大国提供磨合、回旋乃至最后达成和平的权力妥协的时间与空间，从而增加大国间和平竞争并实现权力和平转移的可能性。无论是对守成大国还是新兴大国来说，基于和平竞争基础上的权力转移是一项最为公平而且合理的选择。这意味着最终的权力赢家是那些能够把握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能够更好地发展自身综合实力的国家，如果做不到这些就只能成为输家。因此，容纳崛起并不等于新兴大国最终崛起本身，容纳政策的最终走向关键还是取决于新老大国对于容纳所带来机会的把握。对于新兴大国来说，和平竞争的权力转移实际上是提供了代价更小的和平发展机会。而对守成大国来说，则有可能不通过武力为代价继续保住自己的霸权。另外，由于权力的转移没有通过战争进行，失败者不会承受惨重的损失，国际社会也不会因此受到“池鱼之殃”。这样的选择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有利的，应该成为大国关系的一种新范式。

　　提出容纳概念的意义还在于它强调了守成大国在处理新老大国关系、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在以前常常被忽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新兴大国尚未全面超越守成大国以前，守成大国有着更强的实力与权力资源，在与新兴大国的关系上有着更多的战略选择权。在美式研究话语下，常常被强调的是新兴大国的“侵略政策”导致了权力战争。但是，很多人忽略了守成大国或是更加强大的一方在促成战争发生方面的作用。例如，20世纪初，当时的超级大国英国在面对一个新统一的民族主义德国时，就面临着是将其纳入既存国际体系中，还是采取对抗和遏制政策的两难选择。英国最终选择了后者，但结果是一场持续四年的毁灭性战争。(25)二战结束后，后人常常认定是英国的绥靖政策鼓励了德国的侵略，但同样无法否认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的对德政策也刺激了德国走上复仇扩张的道路，而美国的贸易禁运也是促使日本孤注一掷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部分原因。本文无意为德、日法西斯开脱，而是强调不能忽视守成大国的政策对于新兴大国的道路选择有着重要的塑造作用。

　　当然，容纳政策的形成也应该基于一个政策互动的过程，即新兴大国尊重既有国际秩序与规范也十分关键。“容纳不应被误解为绥靖和单边的让步。”(26)但是，考虑到新老大国之间仍然存在实力不对称性，占据优势的霸权国家有更多的实力基础与道义责任维护世界和平，这就要求它应该首先推行容纳政策，确保世界秩序的和平转移。在这方面，霸权国家确实有着更大的主动空间，并且应该做出正确的政策判断与选择。在一个大国间早已实现核武器甚至是常规武器的恐怖均衡、经济上相互依存、人文上相互交流以及国际和平规范日益深入的今天，守成大国奉行容纳政策进而在新老大国间形成良性竞争的关系也有了更大的可能性。

 　  从维护世界稳定与和平的角度观察，中国崛起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挑战需要解决：一是中国如何对待美国主导的所谓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二是现有的世界秩序框架尤其是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如何容纳一个体量与影响不断增加的中国。但是，第二个方面的挑战受到了忽视，而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在维护世界秩序方面的责任也被忽略。基于此，从学理上对容纳进行分析十分必要。所谓容纳，就是守成大国愿意以适当减损自己权力、利益或调整规则的方式，在现有世界秩序框架中主动给予新兴大国以更多的空间，承认其拥有与其增长的实力相应的权力与地位，从而避免新老大国间发生重大冲突、避免世界秩序发生重大动荡。容纳政策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转移的问题，但为很容易发生误解与冲突的新老大国提供了磨合、回旋乃至最后达成和平的权力妥协的时间与空间，从而增加了大国间和平竞争并实现权力和平转移的可能性。守成大国的选择与新老大国的互动是容纳政策生成的重要条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从初级的、态度反复的低程度的容纳，到仅仅强调中国单方面的责任，再到有意识地拒绝甚至压缩中国的权力空间，反映了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在对待新兴大国方面的消极态度。中国不应该坐等容纳政策的降临，而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去推动实现。

　　一、导论

　　处于权力转移中的世界秩序能否保持稳定与和平，作为主要互动者的新老大国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围绕中国崛起这一历史性现象，有一个应该近乎常识的认知，即当前世界秩序的维系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中国如何对待美国主导的所谓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二是现有的世界秩序框架尤其是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如何容纳一个体量与影响不断增加的中国。然而，在美国主导下的学术、政策与公众话语中，尽管不乏中美如何共处的讨论，但受关注的主要是第一个方面即“中国责任”，讨论中国应该如何融入美国主导的秩序，甚至是如何去获得美国的容纳。①另一个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的方面——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如何容纳中国的崛起——却相对受到了忽视。正如休·怀特(Hugh White)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近年来美国出版了大量有关美中关系的著作，但几乎没人深入探讨美国如何学会以伙伴身份与有极大分歧的中国合作，“他们更为关注的是中国应该如何做出选择”。②

　　当然，一些美国政策人士曾经提出给予中国某种地位的建议。例如，小布什政府的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于2005年9月提出了“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的论断③，2007年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提出“中美国(Chimerica)”，2009年任常任副国务卿的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B.Steinberg)提出了“战略再保障(strategic reassurance)”概念④，而前国务卿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则提出了“两国集团(G2)”⑤，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提出共同进化论。但这些不断涌现的概念只是在术语上不断翻新，在内涵上无非是强调中美之间要建立更多的互信、合作，对于世界秩序转换中的关键性问题——规则设置和权力分配——则保持模糊态度。例如，有评论者指出，战略再保障这一概念“打开了通向更多、更大交易的大门”。⑥但对新老大国来说，这种更大的交易应该涉及权力的重新安排，否则“再保障”最终将沦为空话。从中国的视角来看，这些概念更像是促使中国承担更多责任而非分享更多权力的倡议。而且，这些建议基本上都在奥巴马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后无果而终。奥巴马政府拒绝这些概念，甚至对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也不感兴趣，他在规则设置与权力分配上的想法是：不能让中国设置规则以及以更加强硬的姿态捍卫美国领导的、排斥中国的同盟体系。正因如此，尽管美国政府公开的声明总是“欢迎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但“白宫与五角大楼时而给人以尽力遏制或是扼杀这一亚洲巨人(指中国——引者注)的印象”。⑦特朗普上台后，其对华政策在大部分时间里都被朝核问题、贸易争端等这样的议题所困扰，更加缺少战略性，美国的对华政策变得更加不确定。

　　一些学者的方案触及了中美在未来世界秩序中的权力分配问题。如陆伯彬(Robert S.Ross)几年前提出了美国管海洋、中国管陆地的权力分配方案。他认为，中国的优势与利益在大陆，美国的优势及其利益在海上，两国应该利用这种地理学因素避免侵犯对方的利益，即美国不在东亚大陆寻求战略影响，中国则不通过发展海军力量挑战美国的海上优势。⑧而休·怀特也希望走出要么抵制中国、要么退出亚洲的两极化选择，主张美国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留在亚洲，从而使中国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也保持自身的强大影响力。其具体办法是主张美国应该同中国、印度和日本一起，形成一种权力分享的大国协调机制。⑨这些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美国中心论的视角和仅仅考虑美国利益的束缚，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考虑中美间的权力与利益分配问题。但怀特方案的缺点在于，除了在容纳中国方面持比较肯定的态度之外，对容纳的理论基础探讨不够，对于如何推动实现他所说的大国协调机制缺乏具体的方案设计。⑩还有一些容纳中国的讨论，其具体的内涵与政策体现往往没有说清楚，或是没有与新老大国权力矛盾挂钩。例如，有的分析讨论的是中国周边国家以及澳大利亚这样的中等强国对中国崛起的容纳政策，而不是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如何容纳中国。(11)

　　在这种情况下，更加有必要探讨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中均被忽视、在道义上又十分重要的问题：美国作为当前世界秩序的领导者，它如何容纳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国领导人一直呼吁中国加入当前的全球体系(12)，但是美国作为全球体系的领导者，又打算如何容纳一个正在不断融入全球体系的中国呢?如果要维护世界秩序的稳定与和平，不只要强调中国该怎么做，也要同样甚至更加强调美国该怎么做，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构建一种互动关系。享有更多结构性权力与实力优势的美国如果总是以一种怀疑、排挤、牵制甚至遏制的政策对待中国，很难想象中美两国间能够建立起良好的政策互动，世界秩序的和平变迁将因此而蒙上阴影。这方面，英国学者的判断可能更加客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科克尔(Christopher Coker)认为，“当今国际秩序的核心目标是阻止大国之间发生战争，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适应中国崛起的能力。”(13)

　　基于此，本文将重点分析：从维护世界秩序的角度出发，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对于新兴大国崛起该承担什么样的容纳责任。文章将先从理论上阐述容纳概念及其重要性，特别是强调守成大国容纳新兴大国的崛起对于世界秩序及新老大国关系的意义，并分析容纳生成的条件。然后以理论分析为基础，对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回顾，在研判其对华政策是否为容纳的同时，强调其角色对于中美关系与世界秩序和平的关键性作用。另外，这一部分还将分析未来美国能否以及该如何采取容纳政策的问题。在结论部分，笔者呼吁中美关系的实践与研究均应摆脱维护美国霸权的潜在目的，而以维护世界秩序与和平为最终依归，中美作为新老大国均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在分析中，文章的理论底色是现实主义，即认同权力斗争在决定国际政治特别是新老大国关系中的作用，但也有其他理论范式的影响，如强调权力行为体间互动对彼此行为的塑造作用以及期望制度构建能够缓解和管理中美间的权力矛盾等。

　　二、世界秩序视角下的容纳崛起

　　当前中美关系的文献中，容纳(accommodation)一词偶尔出现，但很少被明确界定，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容纳“能被分解为从温和到极端之间不同的意见、政策和战争”。(14)而曾任奥巴马政府第一任白宫国安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的杰弗里·贝德(Jeffrey A.Bader)在分析美国对华政策选择时，是这样界定“容纳”一词的：在这一政策的支持者看来，中国影响(特别是在西太平洋)的上升不可避免，出现一个作为地区重心(center of gravity)的中国也属必然，美国应该对此予以接受。(15)坦白地说，这一理解实际上把“容纳”和“绥靖(appeasement)”混为一谈。容纳一词应该有更加丰富和准确的内涵，而贝德对此也未加以阐述。这种理解可能是美国研究者为何很少在对华关系中使用容纳一词的原因，绥靖一词已经臭名昭著，谁愿意采取一种近似的政策呢?而贝德曾经在决策圈中的身份也暗示，对“容纳”概念的错误理解可能是导致美国政策人士不愿意对华采取容纳政策的部分原因。

　　因此，有必要对容纳一词进行翔实的分析与界定，这就需要从其词义谈起。在《新华词典》中，容纳是指在固定的空间或范围内接受(人或事物)的意思。(16)根据汉典网站的解释，容纳的基本含义包括：(1)方便地或不拥挤地装载;(2)能装下;(3)容许、听得进，引申为包容受纳之意。(17)在英语中，其对应的动词为accommodate，意思也与《新华词典》、汉典的解释类似，具体包括如下含义：第一，提供空间供生活和居住(to provide with a room in which to live or stay);第二，为某人或某物提供足够空间(to have enough space for);第三，使某事与另一事达成一致(to bring something into agreement with something else);第四，改变某人或其习惯、生活方式等以适应新的环境(to change oneself or one's habits，way of life，etc.to fit new conditions);第五，供应某物，帮助做某事(to supply with something;help by doing something)。(18)

　　综合上述意思但放在国际政治特别是双边关系下来理解的话，所谓容纳，实际上就是给予一定的权力与利益空间接受对方，以使其与自己同处一个秩序安排之下。由于国际秩序中的权力空间与利益总是相对固定的，这种接受可能也意味着接纳方要做出一定的让步，以此实现双方关系的和谐与整体秩序的保持。但是，容纳不是绥靖。绥靖仅仅意味着在权力与利益空间上做出让步，并不强调双方仍然处在同一秩序框架之下。事实上，绥靖往往发生在有重大冲突关系的对手甚至敌人之间，双方间缺少一个共同认可的秩序框架。但是，容纳恰恰强调，接纳方愿意让对方进入现有的秩序框架。而且，绥靖往往意味着绥靖方与被绥靖方的一种零和关系：前者出让一些利益，而后者接受一些利益。在容纳政策中，这种权力与利益的让渡可能存在，但并非全部，更重要的是，该政策强调在同一种秩序下的利益共享关系。正因如此，绥靖政策往往是临时的、短期的，大都体现在具体的政策上，而容纳则是一种长期的战略安排，直接指涉双方间的权力安排。

　　因此，当容纳一词用于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崛起的态度时，主要是指：守成大国愿意以适当减损自己权力、利益或调整规则的方式，在现有世界秩序框架中主动给予新兴大国以更多的空间，承认其拥有与其增长的实力相应的权力与地位，从而避免新老大国间发生重大冲突、避免世界秩序发生重大动荡。可见，容纳反映了守成大国对于自己与新兴大国在世界秩序中权力变化的态度。面对新兴大国的实力增长，守成大国理论上有三种选择：一种是全面放弃领导地位，可称之为弃权;二是全面坚守自己的权力，禁止任何权力让渡和规则变更，即完全不允许新兴大国将上升中的实力兑换为权力，因此可称之为扼杀;三是虽然坚持自己的领导地位，但愿意给予新兴大国更多的权力份额与利益空间，这就是容纳。根据守成大国对霸权的坚守程度，从扼杀到容纳再到弃权，这三种选择事实上形成了一道政策光谱。

　　图1 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战略（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当前讨论的很多政策选择都可以纳入这一光谱中。如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认为，各国对新兴大国的反应可以分成六组：(1)预防性战争;(2)平衡;(3)追随;(4)约束;(5)接触;(6)远离或推卸责任。他进而指出，“选择何种方案取决于既有大国的目标。那就是，这个国家是试图消灭新兴大国还是遏制它、从它身上获益、约束它、或者忽视它。”(19)对于守成大国来说，忽视大概是最不可能的一种选择。那些在地缘上远离新兴大国的中小国家，或许可以选择忽视一个新的世界大国的崛起，但守成大国却几乎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它的利益与权力必然会与新兴大国发生交集或者碰撞。因此，在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政策反应中，可以根据强硬程度分别列举为预防性战争、遏制、两面下注、接触、扶持、共治、禅让，这些政策均可以在“扼杀—容纳—弃权”光谱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图2)。预防性战争和遏制属于扼杀范围，它们分别意味着以战争和非战争手段扼杀新兴大国的崛起。“两面下注”则是接触、约束与制衡的组合体(20)，因此它介于扼杀与容纳之间。通常所讨论的接触政策属于容纳的范畴，兰德尔·施韦勒认为，接触政策指的是使用非强制性方法来改善一个崛起的主要大国行为中不满足于现状的因素，它包括将不满的国家吸纳入国际社会、接受现有国际秩序的各种尝试与努力。(21)更深层次的容纳体现为扶持，即守成大国帮助新兴大国成长。弃权的初级形式是共治，即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共同治理世界。美国曾有人提出G2的概念，如果这一提法的实质真如其字面所表明的那样，那么这就是守成大国的一种弃权政策，尽管放弃得并不彻底。彻底的弃权政策是禅让，即放弃领导权，而不是通过非和平的手段去制止新兴大国获得这种权力。英国到美国之间的霸权转移就是如此。

 　　图2 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战略与政策（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2显示出，守成大国对于新兴大国的态度往往与其政策手段的暴力程度相挂钩。一般来说，守成大国越是倾向于扼杀新兴大国，它就越有可能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它越是倾向于给予新兴大国更多的权力与空间，就越有可能使用和平的手段。这也是容纳政策为什么会更有利于世界秩序和平的原因。采取弃权战略当然更有利于和平，但在现实中这是很少被考虑的选择，因为基于现实主义的权力假定——这也是符合国际关系历史与现实的，极少有守成大国会自动放弃霸主地位。历史上这样的情况仅仅发生过一次，那就是霸权由英国向美国转移。但那发生在英国的实力地位早已被美国超过，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面临更加紧急的德国威胁和战后实力被极大削弱的情况之下。即使如此，两国仍然就如何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终英国的金融霸主地位被否定，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谈判中确立了新的金融霸权。(22)

　　基于国家的这种自私本质，不同的人可能会从不同的方面对容纳政策提出批评。站在新兴大国一边的人会说，为了换取守成大国的些许让步而承认其霸主地位是否值得?站在守成大国一边的人则会说，新兴大国的诉求必定会随着其实力增加而进一步增加，接纳只会进一步刺激而不是冷却它的欲望。而第三派意见可能指出，容纳注定只是新老大国间的暂时妥协，任何实力的变化都会轻易打破它们之间的平衡，从而爆发新的冲突。还有观点可能会主张，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是不妥协的权力斗争，容纳政策即使美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确实，容纳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新老大国之间的权力与利益冲突，也无法一劳永逸地制止两者走向战争。事实上，只要国际社会仍然处于一种本质上的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或权威机制解决权力转移问题，这样的解决方案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存在。容纳政策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两点：一是确实必要。一方面，国家间实力关系总是不断变化的，一个国家的实力兴衰由其国家成长规律所决定，只要这种实力增长没有被用于侵略，外力扼杀就是不正义的。而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实力的增长往往也会产生权力增长的需求。这不仅是新兴国家基于自己利益的要求，事实上也是一种国际治理框架的需要。很难想象拥有较大实力，能够做较大贡献的国家却只有很少的国际权力。就像约翰·哈姆雷(John J.Hamre)所指出的那样，当中国崛起为一个全球伙伴时，它自然地应该在全球制度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23)另一方面，大国之间核武器恐怖平衡的形成、经济相互依赖所造成的制约都使得新老大国间的战争成为一个代价巨大的选择。正如怀特所认为的，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而言，寻求亚洲统治地位的任何尝试都将导致持久尖锐的战略对抗，使双方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并面临打一场惨烈战争的现实风险。(24)综合这两方面，要维护秩序与正义、确保新的权力更替避免历史上的战争覆辙，新老大国就必须做出某种相互妥协，对霸权大国来说就是有必要采取容纳之道。

　　二是有其价值。在国际社会不存在中央政府和国际权威机制来管理权力转移的情况下，容纳政策如果被有效使用，将给很容易发生误解与冲突的新老大国提供磨合、回旋乃至最后达成和平的权力妥协的时间与空间，从而增加大国间和平竞争并实现权力和平转移的可能性。无论是对守成大国还是新兴大国来说，基于和平竞争基础上的权力转移是一项最为公平而且合理的选择。这意味着最终的权力赢家是那些能够把握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能够更好地发展自身综合实力的国家，如果做不到这些就只能成为输家。因此，容纳崛起并不等于新兴大国最终崛起本身，容纳政策的最终走向关键还是取决于新老大国对于容纳所带来机会的把握。对于新兴大国来说，和平竞争的权力转移实际上是提供了代价更小的和平发展机会。而对守成大国来说，则有可能不通过武力为代价继续保住自己的霸权。另外，由于权力的转移没有通过战争进行，失败者不会承受惨重的损失，国际社会也不会因此受到“池鱼之殃”。这样的选择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有利的，应该成为大国关系的一种新范式。

　　提出容纳概念的意义还在于它强调了守成大国在处理新老大国关系、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在以前常常被忽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新兴大国尚未全面超越守成大国以前，守成大国有着更强的实力与权力资源，在与新兴大国的关系上有着更多的战略选择权。在美式研究话语下，常常被强调的是新兴大国的“侵略政策”导致了权力战争。但是，很多人忽略了守成大国或是更加强大的一方在促成战争发生方面的作用。例如，20世纪初，当时的超级大国英国在面对一个新统一的民族主义德国时，就面临着是将其纳入既存国际体系中，还是采取对抗和遏制政策的两难选择。英国最终选择了后者，但结果是一场持续四年的毁灭性战争。(25)二战结束后，后人常常认定是英国的绥靖政策鼓励了德国的侵略，但同样无法否认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的对德政策也刺激了德国走上复仇扩张的道路，而美国的贸易禁运也是促使日本孤注一掷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部分原因。本文无意为德、日法西斯开脱，而是强调不能忽视守成大国的政策对于新兴大国的道路选择有着重要的塑造作用。

　　当然，容纳政策的形成也应该基于一个政策互动的过程，即新兴大国尊重既有国际秩序与规范也十分关键。“容纳不应被误解为绥靖和单边的让步。”(26)但是，考虑到新老大国之间仍然存在实力不对称性，占据优势的霸权国家有更多的实力基础与道义责任维护世界和平，这就要求它应该首先推行容纳政策，确保世界秩序的和平转移。在这方面，霸权国家确实有着更大的主动空间，并且应该做出正确的政策判断与选择。在一个大国间早已实现核武器甚至是常规武器的恐怖均衡、经济上相互依存、人文上相互交流以及国际和平规范日益深入的今天，守成大国奉行容纳政策进而在新老大国间形成良性竞争的关系也有了更大的可能性。

　　三、权力转移、世界秩序与美国责任

　　根据上面的分析，守成大国在新老大国关系中扮演着更加主动的角色，对于世界和平承担着更加重要的责任。因此，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就中美关系而言，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履行了这一责任吗?除了正确地看待过去外，更重要的是面对未来：为了维护世界秩序的和平，美国在未来的新老大国互动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它是否可能采取容纳政策?为了推动美国实行容纳政策，中国又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一)美国政策变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杰弗里·贝德曾声称，自从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在容纳中国方面着力甚多。(27)事实真是如此吗?本部分将对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考察，判断美国在新老大国关系背景下的对华政策本质及其变迁。至于冷战结束之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因为当时并未面临中国崛起的背景，因此不属于本文考察的内容。根据前面的概念分析，确认容纳政策主要包括两点：第一，美国是否给予与中国实力增长相应的地位与权力?这就需要我们把注意力从双方在具体事务上的合作与斗争转移开来，关注权力共享这样的实质性重大事务。第二，当美国这样做时，是否属于主动给予?如果美国是在国际或中国的压力下被迫给予，而没有采取武力或强制措施，仍然属于容纳政策。但这是一种被动的容纳，与主动的容纳相比，其政策的“成色”当然要减掉不少。

　　1.克林顿时期

　　1993年到2001年担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正好经历了中国在1989年后稳住阵脚并走向崛起这一段时期。在这八年的时间里，美国对华政策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王建伟指出，“克林顿的第一任内对中国政策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而是任凭国会和其他利益集团来左右对华政策的议事日程，所以，在克林顿当政的最初几年里，美国没有一个首尾一贯的、明确的对华政策”。(28)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当时中国走向与中美关系都处于冷战结束冲击带来的过渡期，中国的未来和中美双边关系的走向都不明显。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在邓小平视察南方之后重新强有力地走向改革开放，实力日益增长，西方对于“中国垮台”的幻想破灭，开始以一种现实的态度与中国打交道。克林顿政府从1993年9月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实行“全面接触”政策。1995年10月24日，克林顿在与江泽民会谈时表示要同中国发展建设性的伙伴关系。这一时期，“有时一种基辛格式的共管论点被提了出来”，有时美国似乎接受中国在南亚、台湾地区、中南半岛的临近地带和朝鲜半岛有合法的安全利益。“但是并不清楚的是，美国是否愿意提供给中国与其扩展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相称的更大的全球或地区掌管的权力。”(29)能够说明这一态度的例子是美国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态度。1994年中国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关于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谈判加速。但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成员漫天要价，不断加高关贸的门槛，随着关贸总协定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1995年中国的“复关”谈判不得不转为“入世”谈判，中美之间的谈判直到1999年11月才在双方最高领导人的介入下达成。而1999年5月8日美国空军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以及后来“李文和案”、李登辉的“两国论”等事件的发生，也使得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有名无实。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美国奉行的所谓接触政策具有初步的容纳色彩，但其方向是含糊的，内容比较抽象，美国政策也有反复，在接纳中国的态度上比较被动。更重要的或许是，克林顿的所谓接触政策并没有得到国内的共识支持。例如，代表保守势力的传统基金会当时发表了一份报告，批评对华“接触一团糟”，主张在外交背后必须有威慑，从而才能有足够的力量阻止其他国家威胁美国在世界重要地位的利益。(30)

　　2.小布什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的崛起速度明显加快。小布什执政前的200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美国的1/9，排在世界第六位。而到了他卸任前的2008年，中国的GDP为美国的1/3强，世界排名第三。但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并非随着中国的实力增加而趋于敌对，而是出现了低开高走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九一一事件。小布什政府一上台就埋葬了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而将中国视为可与美国“匹敌的战略竞争者”，对华实行“预防性遏制”，为此批准对台军售、宣布保护台湾地区，甚至把中国列为潜在的核打击对象。(31)但是，由于2001年九一一事件的发生，美国把反恐视为头等大事，并发动了持续至今的阿富汗战争。结果，中美关系迅速从战略竞争转变为战略合作关系。小布什任内共出访中国四次，而在他之前，美国总统在任期内访华均没有超过一次。在小布什2001年10月首次访华时，他对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说：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他把中国看成是美国的朋友，美国致力于同中国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32)此后直到小布什2009年年初卸任，中美关系都保持了基本稳定，甚至被双方认为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这一局面固然主要出于美国面对反恐形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也与中国的政策选择有关。中国仍然延续了韬光养晦政策，2005年，中国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事实上表明了绝不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意图。正如一位前中国外交官员撰文所说：“中国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友好相处。只要美国方面不主动与中国为敌，中国必定是美国可以信赖的朋友和合作伙伴。”(33)

　　但是，稳定的中美关系并不等于美国对中国的容纳。小布什政府接受中国崛起的前提是希望中国接受现有秩序，而不是为之做出调整。其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的“利益攸关者”一词其实最能说明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随着小布什政府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由‘匹敌竞争者’转变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美国的对华安全政策目标在强调确保中国没有能力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同时，逐步转向促使中国主动接受美国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成为国际体系中的现状国而不是修正国。”(34)而所谓的现状国概念，主要是片面强调中国遵守国际秩序，接受美国的领导，但在如何对待与中国实力增长相适应的权力、地位问题上，小布什政府的态度并不清楚。2008年6月发表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也主要强调的是中国的义务而不是权利：“美国欢迎和平与繁荣的中国崛起，鼓励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为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灵活和发展承担更多的义务。”(35)而且，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也有着复杂的一面。例如，有中方学者认为，“两面下注”战略是小布什政府时期逐渐发展成熟的一种对华战略思想，该战略是建立在美国对中国既有战略上的需求与借重，又因双方互信缺乏导致相互猜疑的现状之上的，其核心内容是美国对华战略应该双管齐下，两手准备，即接触与防范并举，但其重心是对华防范、牵制甚至是围堵。(36)“如果北京挑战美国主导的亚洲秩序，例如削弱美国盟友的力量或为威胁美国而加强自身的力量，美国将会把接触政策改为遏制政策，中国将会被阻挡在全球经济之外。”(37)

　　3.奥巴马时期

　　奥巴马执政的八年是把小布什对华政策的两面性进一步发挥，并在对华进行战略牵制方面开展重大部署的时期。与小布什政府一致的是，“奥巴马政府指望中国发挥‘负责任的领导作用’，但其前提是中国必须与美国和国际社会合作一道发挥作用，中国还要遵守各种国际规范，与美国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保持一致。”(38)更进一步，奥巴马以东亚为重心，进行了牵制中国的战略部署，这便是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该政策下，奥巴马不但强化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的关系，还以东南亚为重心，以南海问题为抓手，鼓励相关国家开展牵制中国的行动。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东盟地区论坛上表示“南海航行自由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结果随后几年就先后出现了越南、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抗。特别是菲律宾于2013年正式提出的仲裁案就得到了美国的公开支持。此外，美国还派军舰在南海开展所谓“自由航行计划”，甚至进入中国控制岛礁12海里范围之内，挑衅的意味十分明显。正如休·怀特所概括的那样，奥巴马主义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美国将动用全部力量抵抗中国对亚洲现有秩序的挑战。“这是一项声明：美国正在对中国做出选择，这个选择就是对抗。”(39)

　　这一时期，中国的实力继续上升。2010年，中国的GDP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于当时美国刚刚遭遇金融危机不久，国际社会也急切地希望中国在世界经济事务上发挥更多的领导作用。但是，中国增加与其实力相应权力的诉求却受到了美国的冷遇，特别是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宣称其目标是让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但其所作所为却使得中国融入既存的国际秩序变得更难。(4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改革方案波折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诞生最能反映出美国的这一心态。2010年12月，IMF理事会通过了美国主导的IMF份额和治理一揽子改革方案即“2010年IMF改革方案”，方案中包括增加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投票权的内容。这个时候，美国还希望得到中国在克服金融危机方面的帮助，因此对方案持赞成态度。但是，美国国会出于国内政治原因，一直不予以批准通过，直到2015年才最终通过相关法案。部分是出于对美国拖延IMF改革进程的不满，中国于2013年发起成立亚投行，多数国家对此表示支持，亚投行的筹备迅速进入快车道。但是，“奥巴马总统也不太情愿多给中国一些空间”，亚投行的发起被他“视之为中国要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奥巴马政府不但自己不赞成，而且动员其盟国也不要参与”。(41)除了消极抵制中国增加自身影响力的努力，美国还试图主动出击，试图将中国排挤在美国确立的新秩序之外，其中的重要手笔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TPP成员主要包括中国的周边国家，表明美国已不安于东亚国家“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的局面，而是试图在经济领域也保持主导权。尽管美国官员宣称欢迎中国加入TPP，但美国事实上设置了中国不进行政权变化就无法满足的前提，而这样的前提并没有用于排挤新加坡与越南。(42)　　

 　　图3 冷战后历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二)容纳政策：美国的责任与可能

　　通过上述时期的回顾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守成大国的自利本质。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再到奥巴马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从初级的、态度反复的低程度的容纳，到仅仅强调中国单方面的责任，再到有意识地拒绝甚至压缩中国的权力空间，反映了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在对待新兴大国方面的消极态度。美国意识到了遏制中国不可行(43)，但又不愿意接纳中国。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言，“不幸的是，中国所面对的大国拒绝放弃对国际体系的领导地位。美国对于中国处境的重要方面鲜有换位思考。”(44)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2015年的一份报告中宣称：“美国将中国‘一体化’到全球国际秩序之中的努力已经威胁到了美国在亚洲的首要地位——这最终可能导致对美国全球权力的挑战。美国需要一个新的对华大战略，其核心是平衡中国权力的崛起，而不是继续帮助它提升权力。”(45)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在2016年年初的一份报告中要求整合再平衡战略，维持和扩大美国的军事存在。(46)支持对华强硬的人甚至主张，应当对现行政策进行实质性的改变，加强对中国的牵制和平衡，减少与中国的合作。其中包括强化美国的同盟体系，把“再平衡”战略拓展到“印太地区”，把印度洋包括进来。(47)2017年，特朗普执政后，对华关系仍主要在朝核问题、经贸问题、对台问题、南海问题等具体议题上纠葛，尚未对对华关系进行战略定位。特朗普在容纳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是否与前任有所不同，还需要继续观察。但可以相信，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美国的总体态度与趋势仍然是不愿意容纳中国的崛起。

　　第二，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的实力变化密切相关。一个直观的初步推论是：由于结构性的权力矛盾以及国家的自利本性，一旦美国认定中国的实力增长危及其霸权地位，就会采取一种更加不容纳的政策。但是，实力增长到不同阶段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当新兴大国实力仍相对弱小时，守成大国的政策可能取决于具体的问题，较少有系统的遏制政策(如克林顿时期)。一旦新兴大国实力明显地快速增长但还远达不到与守成大国平起平坐的地步，守成大国可能会采取警惕甚至围堵的政策，这就是小布什为什么一上台即对中国气势汹汹的重要原因。但如果新兴大国实力继续增长，守成大国的政策往往会在遏制(即部分地扼杀)与接触(即部分地容纳)之间徘徊，这是因为：其一，新兴大国的实力一旦达到足以遏制守成大国采取武力手段的地步，守成大国意识到通过武力手段打败新兴大国不可能，就无法采取武力的遏制政策。其二，因为新兴大国的实力增长很快，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守成大国发现自己在很多方面需要得到新兴大国的支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长期来看，容纳是唯一的现实选择。中国太大，增长太快，使得遏制成为不可能。”(48)但是，守成大国不大可能主动将霸权地位禅让给新兴大国，除非新兴大国的实力已绝对性地超过守成大国，守成大国才有可能和平地交出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权(就像英国在布雷顿森林谈判中最终屈服于美国一样)。

　　第三，基于权力互动论的视角，新兴大国即中国的政策也会对美国的政策选择起到一定程度的塑造作用。“未来的美国对华战略不仅仅取决于美国对中国走向的判断，也取决于中美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49)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兴大国的政策将影响到守成大国对于新兴大国的意图评估，而结合实力与意图，是一个国家评判其他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重要因素。例如，埃米泰·埃茨奥尼(Amitai Etzioni)主张，西方应该允许中国获得与其增长中的权力相匹配的地区影响，但其判断前提是中国很少有(如果不是没有的话)全球雄心和能力。(50)当克林顿、小布什政府后期奉行一种总体接触政策时，不应忘记当时中国对美国以及国际事务的态度是温和、低调的，韬光养晦仍然是这一时期的基调。自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以来，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观念进一步增强，美国利用周边国家牵制中国的行动进一步增加，两者一度相互强化。所幸的是，如何保持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最主要的适用对象就是美国，所以即使是中美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或明或暗的竞争，两国仍能保持重要的工作关系。

　　第四，重要国际事件的影响。美国在对外关系上面对的不只是权力矛盾，而与之有权力矛盾的也不只是中国一国。所以，美国的对华政策还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国家与国际事件的干扰。小布什上台后不久即发生九一一恐怖事件，对华政策低开高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前，朝核问题成为特朗普最关注的国际议题，从而使得这一议题成为左右中美关系的重要变量。美国与其他大国特别是俄罗斯的关系，也可能会影响到对华政策。例如，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冲突等问题上与西方的对抗立场，也在某种程度上牵制了美国的对华立场。阿富汗战争、气候变化等美国关心而中国作用又至关重要的议题上的变化，也会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

　　如果上述因素均有利于推动美国实现对华容纳政策，这种政策应该是怎样的呢?对美国来说，制定政策的一个前提就是要正确判定中国崛起的性质，将中国简单类比为以前的新兴大国是失之草率的。正如有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所有革命性的国家都是不满于现状的，但不是所有不满的国家都是革命性的……一项旨在对付一个崛起的、不满大国的战略，成功的关键是准确地区分仅仅在现存秩序内寻求变化的、目的有限的修正主义国家和目的在于推翻体系的革命性大国。”(51)而中国崛起的过程恰恰是一个融入主要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的过程，在一些领域中国比美国自己还要更加坚决地捍卫现有体系(如在自由贸易方面)。意识到这一点，容纳政策就有了基础，其具体内容则可根据前述容纳定义(核心是承认新兴大国应该拥有与其增长的实力相应的权力与地位，避免新老大国间发生重大冲突)包括如下方面：第一，支持中国在全球经济领域发挥更多影响。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地位，中国在全球政治安全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正如前述IMF改革所表明的那样，在经济领域中国的声音远不符合其快速增长中的实力地位。第二，在地区安全秩序方面构建包容性的框架。目前，美国担心崛起后的中国会把它排挤出东亚，中国则担心美国会利用亚洲同盟体系牵制其崛起，而双赢的方案是构建一个包括双方在内的地区安全秩序框架，为两国在东亚的持久共存提供制度性安排。第三，在军事领域采取减少对抗的具体措施。美国减少在中国近海进行情报搜集活动，当然中国也保证其拦截方式必须符合规则。(52)在做到上述方面的同时，重要的是给中国一个清晰的信号。信号不清晰，就会让中国产生误判，从而增加冲突的风险。在这方面，李光耀的智慧仍然值得借鉴。他曾说过：“是接触中国，还是孤立中国，美国必须做出根本性的抉择。你不可能两样都做，不可能说在某些问题上接触中国，却在其他问题上孤立它。你的信号不能模糊。”(53)从此角度看，一些美国政界和学界人士所乐道的两面下注政策并不可取。

　　要实施上述容纳政策，美国自己的选择最为关键。但考虑到守成大国在容纳新兴大国崛起方面的消极本性，特别有必要从中国的角度分析我们该做些什么。有学者从身份的角度分析中国如何争取美国的容纳(54)，但本文的分析仍然基于现实主义。根据上述分析，以下几个方面或许是重要的。

　　第一，继续坚定地发展综合国力，包括能够有效阻遏美国扼杀中国的军事力量。这种力量不但应该做到足以制止美国产生任何以武力直接扼杀中国崛起的企图，而且还能够有效防止美国在中国周边进行挑衅，如武力支持台湾地区“独立”、站在日本一方所谓协防钓鱼岛等。这些事件虽然并不意味着美国直接扼杀中国崛起，但却是对中国核心利益的直接侵犯。中国的军事力量应该是阻遏性而不是进攻性的，这种军事上的阻遏能力不必超越中国周边，主要发展“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而不是挑战美国的全球军事霸权地位。中国发展全球性军事力量应该是适当的，其基本需要应该立足于承担反恐、维和、反海盗和保护海外公民利益等国际责任。

　　第二，继续展示和平发展的意图，推动与美国和平共处、和平竞争的政策。其中的重点是如何处理好东亚国际秩序的问题。对于前面提到的包括中美在内的地区安全秩序安排，考虑到目前美国的优势地位以及消极本质，中国有必要主动接触、积极推动，特别是在秩序设计方面提出自己的包容性构想。一方面以机制的形式承认美国在东亚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迫使美国给予中国在东亚地区机制特别是政治安全机制中应有的地位。

　　第三，利用国际事件推动中美实现战略合作。当前最突出的可能就是朝核问题。中美已在这方面丧失太多机会，彼此之间的战略“漏洞”是导致朝核问题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的重要原因。目前，中美应该立足于战略而非战术视角看待和解决这一问题，最高目标是共同施压朝鲜弃核，但美国同意给予朝鲜安全保证和外交承认，并在半岛上建立起包括朝韩中美在内的地区和平机制。最低目标则是两国协同管控好朝核议题，使之不扩散成一个危及地区安全与中美关系的爆炸性议题。

　　从中国角度看，上述措施或有利于推动美国实施容纳政策，但更关键的是美国自己的认识与选择。许多美国人经常认为，中国的军事扩张正在增加中美冲突的可能性。但是美国的很多政策制定者忽视了这一点：中国有充足的理由为美国在其周围留下的军事足迹感到困扰。(55)美国只有改变霸权的傲慢，抑制自利的本性，从维护世界秩序以及中美关系的共同长远利益这一更高角度出发，主动实施对华容纳政策，推动中美竞争进入良性循环，未来的世界秩序才更有可能维持可持续的和平与稳定。

　　四 结语

　　2017年年初，一份中美智库联合研究报告指出，“中美关系正在经历过去三十多年来最深层次转型，两国对彼此的能力、意图和动向都难以做出明确判断，由此带来巨大的不适应和不确定感。”“中美对抗可以坏大事、合作可以成大事。”(56)这种合作需要双方的努力，但美国作为拥有硬权力与软权力优势的守成大国，掌握着这种互动的主导权。问题是，“现在也不清楚美国是否愿意调整自己并适应其他正在扩大影响力的大国以及美国是否能够应对希拉里·克林顿所说的‘全球实力构成’的新变动。”(57)维护世界秩序和平和实现中美良性竞争的双重目标都需要美国对中国的崛起采取一种容纳的政策。正如休·怀特所说，在建立一个包括中美在内的协调机制的过程中，“美国或许是最需要做出改变的国家。为了在亚洲建立一个协调机制，美国必须愿意以平等身份对待中国，它必须承认中国以及其他大国是军事和政治伙伴，愿意为满足其他大国的利益诉求而做出让步。”(58)加拿大的艾伦·亚历山德罗夫(Alan Alexandroff)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当今的主要挑战不是遏制中国，也不是形成一个针对中国的均势体系，而是吸引中国加入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集团。”(59)当然，中国不应也无法坐等这一前景降临到中国和中美关系的头上，而是应该采取积极的姿态去推动实现。

　(本文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