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的结构性问题：特朗普想迫使中国在经济制度上做出让步和改变

　　美国对华贸易战有特朗普“美国优先”对外政策的浓厚思想背景。而这一保护主义加孤立主义的思潮绝非特朗普独创，而是美国在经济空心化、制造业向海外流失、社会贫穷差距不断加大、政府赤字高企、财政积重难返等结构性问题不断发酵背景下寻求改变的结果。特朗普的药方是: 退出令美国人民“利益受损”的TPP，重新谈判NAFTA及美韩自贸协定，与“所有愿意在公平、对等基础上与美发展贸易关系的国家签署双边贸易协定”，反对WTO等使美国利益受到损害的多边机制并搁置其争端解决机制。此外，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伤及美国利益的“不公正市场行为”采取制裁、报复等强制措施。

　　其背后的逻辑是，通过多种经济强制措施迫使别国主动削减对美贸易盈余，特别是排在最前面的德国、中国、日本、韩国等，从而为美国农业、能源、汽车等产品寻找更大市场，以平衡赤字;通过强调原产地规则、提高别国环保和劳工标准，以及给在美企业减税，提高美国制造业与工人的国际竞争力，使更多企业赴美或返美投资，以实现“雇佣更多美国人”的竞选承诺。可以说，美国对华贸易战也渗透着这些考量。首先，中国是对美第二大贸易顺差国，仅次于德国，是美国改造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不喜欢德国，反对欧盟，以及对日本、韩国、加拿大、墨西哥等盟友“反目”的原因。其次，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防范的重点对象，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已经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换言之，对华贸易战不仅出于经济利益本身，也是应对美国视野中21世纪最大战略挑战的结果。美国对华贸易战不仅要实现贸易的平衡，更批评和聚焦中国所谓“国有企业补贴”、“强制技术转让”以及“一带一路”造成的“掠夺性经济”等国际经济规则问题，实际上反映出的是对中国主导国际经济以及美国主导能力下降的担忧。第三，特朗普本人利用高要价迫使对方就范、将经济与安全互为筹码等冒险倾向与交易性人格使其更易于利用贸易战等强硬手法挤压经济好处，这不仅用于对中国，也针对其盟友，尽管在共同对华方面美国有与盟友合作的战略需求，但从特朗普本人的逻辑看，“美国优先”是凌驾于一切别国之上的，包括盟友。

　　鉴此，美对华贸易战有其结构性的内在原因，也有特朗普本人价值观与个性偏好的影响。对于中美贸易暂时达成的协议，美国依然放风表示不满，其理由一是美国国内生产能力有限，难以满足中方通过购买而解决赤字问题的要求;二是美国更为关注的国企、技术转让、国家主导性创新以及以“输出产能和债务”为特征的“一带一路”等问题远未触及和解决。而后者才是事关中美长远竞争与国力较量的核心问题。而从中方看，目前中国能够给予的让步主要是购买美国农产品、能源等，中兴事件折射出的乃是美国对中国国企行为表达不满并试图监控与塑造的第一步。未来，特朗普不仅要中国更多“买、买、买”，也会软硬兼施迫使中国在经济制度上做出让步和改变。

　　对中国而言，一是需认清特朗普对外经贸政策的本质，同时需看到其局限性与国际社会的反弹。特朗普想从全球化形成的国际产业链着手扭转乾坤，动的是世界的奶酪，这从欧盟、日本、加拿大等盟友的强烈反弹中可见一斑。二是仅从购买美国产品着眼解决中美经贸的结构性问题不会令美国满意，未来中国在结构性变革上恐怕要面临更多压力，而这只能通过更深度的改革开放才能解决。三是需平衡好经济与战略利益，防止“一带一路”造成美方过度的战略反弹。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外交研究室主任；原题《美国对华贸易战的背后逻辑及其影响》

　　美国对华贸易战有特朗普“美国优先”对外政策的浓厚思想背景。而这一保护主义加孤立主义的思潮绝非特朗普独创，而是美国在经济空心化、制造业向海外流失、社会贫穷差距不断加大、政府赤字高企、财政积重难返等结构性问题不断发酵背景下寻求改变的结果。特朗普的药方是: 退出令美国人民“利益受损”的TPP，重新谈判NAFTA及美韩自贸协定，与“所有愿意在公平、对等基础上与美发展贸易关系的国家签署双边贸易协定”，反对WTO等使美国利益受到损害的多边机制并搁置其争端解决机制。此外，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伤及美国利益的“不公正市场行为”采取制裁、报复等强制措施。

　　其背后的逻辑是，通过多种经济强制措施迫使别国主动削减对美贸易盈余，特别是排在最前面的德国、中国、日本、韩国等，从而为美国农业、能源、汽车等产品寻找更大市场，以平衡赤字;通过强调原产地规则、提高别国环保和劳工标准，以及给在美企业减税，提高美国制造业与工人的国际竞争力，使更多企业赴美或返美投资，以实现“雇佣更多美国人”的竞选承诺。可以说，美国对华贸易战也渗透着这些考量。首先，中国是对美第二大贸易顺差国，仅次于德国，是美国改造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不喜欢德国，反对欧盟，以及对日本、韩国、加拿大、墨西哥等盟友“反目”的原因。其次，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防范的重点对象，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已经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换言之，对华贸易战不仅出于经济利益本身，也是应对美国视野中21世纪最大战略挑战的结果。美国对华贸易战不仅要实现贸易的平衡，更批评和聚焦中国所谓“国有企业补贴”、“强制技术转让”以及“一带一路”造成的“掠夺性经济”等国际经济规则问题，实际上反映出的是对中国主导国际经济以及美国主导能力下降的担忧。第三，特朗普本人利用高要价迫使对方就范、将经济与安全互为筹码等冒险倾向与交易性人格使其更易于利用贸易战等强硬手法挤压经济好处，这不仅用于对中国，也针对其盟友，尽管在共同对华方面美国有与盟友合作的战略需求，但从特朗普本人的逻辑看，“美国优先”是凌驾于一切别国之上的，包括盟友。

　　鉴此，美对华贸易战有其结构性的内在原因，也有特朗普本人价值观与个性偏好的影响。对于中美贸易暂时达成的协议，美国依然放风表示不满，其理由一是美国国内生产能力有限，难以满足中方通过购买而解决赤字问题的要求;二是美国更为关注的国企、技术转让、国家主导性创新以及以“输出产能和债务”为特征的“一带一路”等问题远未触及和解决。而后者才是事关中美长远竞争与国力较量的核心问题。而从中方看，目前中国能够给予的让步主要是购买美国农产品、能源等，中兴事件折射出的乃是美国对中国国企行为表达不满并试图监控与塑造的第一步。未来，特朗普不仅要中国更多“买、买、买”，也会软硬兼施迫使中国在经济制度上做出让步和改变。

　　对中国而言，一是需认清特朗普对外经贸政策的本质，同时需看到其局限性与国际社会的反弹。特朗普想从全球化形成的国际产业链着手扭转乾坤，动的是世界的奶酪，这从欧盟、日本、加拿大等盟友的强烈反弹中可见一斑。二是仅从购买美国产品着眼解决中美经贸的结构性问题不会令美国满意，未来中国在结构性变革上恐怕要面临更多压力，而这只能通过更深度的改革开放才能解决。三是需平衡好经济与战略利益，防止“一带一路”造成美方过度的战略反弹。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外交研究室主任；原题《美国对华贸易战的背后逻辑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