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慧生：如何把握历史机遇推进中日合作?

　　中日关系前景乐观，但绊脚石仍在，历史遗留问题尤其需要警惕

　　尽管中日关系回暖，前景看好，但毕竟刚刚开始，中日合作依然面临挑战。目前中日在经济合作方面没有太多根本性障碍，但如前述，中国依然需要做很多调整。在安全问题上，美国的安全保障对日本依然不可缺少。但这些矛盾从根本上讲并不妨碍中日友好关系和在经贸与安全方面的合作，也都可以通过更好的中日关系得到缓解，使日本向中国倾斜。

　　两国间最为根本也最为棘手的矛盾是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两国互信缺失。可以说，经贸和安全问题都服从于这个根本性问题。过去几年的经验证明，在互信缺失的前提下，两国领导人会面临巨大国内压力，更容易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而彼此难以让步，错失机遇。

　　目前的态势利好中日合作，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个特殊因素。一是因为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不顾及日本作为盟友的利益，让日本再一次陷入上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后的身份困境，在对西方国家的失望不满中重新关注亚洲共同体。

　　二是得益于安倍首相执政能力的变化。安倍在2012年当选首相之时，中日关系正处在冰点，安倍以民族主义的强硬对华形象获得民众的支持，在外交上主要依赖以安全为核心考量、长期亲美的外务省，疏远以区域经济合作为主要考量、对华友好的经产省。但此后安倍多次连选连任，执政地位日益巩固，支持率保持平稳，给予他足够的政治资本在外务省和经产省之间寻求平衡，扩大执政基础。由于自民党在2017年将党总裁的任期上限由两届提升至三届，使安倍有望担任首相至2021年。如果安倍的执政地位保持稳定，甚至进一步巩固，安倍的外交政策有可能进一步趋于平衡，会积极利用中日经贸合作和区域经济合作增强他的影响。

　　但这两个有利因素都受制于两国内部环境的制约，因此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从长远看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日互信缺失的深层问题。因此中国应该利用这两个因素创造的窗口期，尽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通过官方和民间力量，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角度推动两国政府和民众的交流，改变民众对二战历史的认知，重新塑造两国关系，让“一衣带水”这个主导两国历史的概念成为民众记忆中的核心部分。只有两国人民在认知层面建构互信，长远的中日合作和区域合作才有可能，也才能让中国利用东亚经济共同体来平衡美国在东亚的力量。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大国策智库高级研究员。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调整，特别是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不仅仅令中国面临压力，对地区内其他各国的外交政策也都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美日关系的变化令日本产生唇亡齿寒之感。

　　在此背景下，中日两国积极调整双边关系，尤其是在中国总理李克强5月初访日之后，两国关系出现多年来未有的友好态势，为中日全面恢复并改善关系创造了历史条件。而中日关系的改善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因此李克强总理同时参加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也标志着重启和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可能性。这些变化都对中国及东亚地区的稳定繁荣有深远影响，也会直接影响美国在东亚的战略部署。因此中国应该积极把握此次历史机遇，进一步推进中日友好合作以及东亚区域合作。

　　日本的战略困境：“脱亚入欧”还是“重返亚洲”?

　　直到最近，日本战后的战略外交一直非常明晰——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来维护日本安全，同时与中国保持友好的经贸关系。这个战略可以用一个与日本有关的旧词来描述：“脱亚入欧”，其核心是保持与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亲密盟友关系，在安全问题上对美国言听计从，甚至不惜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此战略有两个重要基础，一是美国提供安全保障，二是日本战后高度依赖美国市场。

　　但随着中美两国国力的消长，这一战略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增长乏力让日本意识到与中国和东亚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尽管美国市场对日本依旧重要，但相比之下重要性正在下降。这种变化使日本外交战略面临两难：继续延续“脱亚入欧”的战略，还是“重返亚洲”，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寻求适当平衡，而不是一味听从美国?

　　自特朗普上台之后，安倍晋三首相频繁访美，多次与特朗普会晤，甚至以牺牲个人形象为代价来讨好特朗普。但是安倍并没有能够在中美冲突中保全日本的利益。日本目前的主要顾虑，一是特朗普处理朝鲜半岛问题的不谨慎方式可能会破坏日本赖以生存的稳定环境;二是贸易战破坏全球产业链会伤及日本。但尽管安倍多次努力，日本的顾虑在华盛顿基本不被理睬。用一位日本专家的话说，“在华盛顿，没人听我们的”。

　　这些变化促使日本产生“重返亚洲”的战略调整，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显然这个选择并不容易，因此为中国的战略调整提供了机遇。

　　中国的合理应对：让日本对美日同盟关系举棋不定

　　对中国而言，最根本的也是最有效的策略并非是强行打压日本，迫使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因为日本完全脱离美国的保护并不现实，强势打压只会适得其反，令日本不安而进一步寻求美国的保护。中国的最佳策略应该是让日本在处理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时产生犹豫，举棋不定，从而为自己所用。

　　前述李克强总理访日的结果说明，中国应该利用特朗普的贸易战，让日本对牢不可破的盟友关系产生幻灭感，同时在安全和经济两方面为日本重返亚洲提供诱饵，从而使其对过去的脱亚入欧战略产生怀疑。

　　在安全问题上，中国应该继续沿用此次李克强总理访日中的策略，对能够处理的敏感问题提供积极的风险管控合作机制，例如启动“海空联络机制”避免东海冲突;对钓鱼岛之类难以短时期内解决的争端予以搁置，以此解除日本的顾虑。同时中国也应该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主动给日本更多发言权，令其产生对东亚共同体的认同，以此获得日本的信任。

　　在安全问题以外，中国和日本的合作空间更为巨大。经贸合作自不必说。“一带一路”合作的广阔前景对振兴日本经济的重要性已经被日本政府完全接受，中国应该给予日本更多的参与空间。在社会民生方面，日本政府、企业、民间机构长期以来都对中国的环保、养老、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发展持有极高的热情，希望能提供有别于欧美国家的独特经验。所以此次李克强总理访日期间两国同意在这些方面开展创新发展合作。

　　但中国应该清醒意识到，特朗普对中国经济结构的不满在日本和欧洲是有共鸣的，尽管这些国家不赞同特朗普的处理方式。中国应该积极调整自身在经济方面的政策和结构，以保证中日合作的持久性。如果中国能够在这方面适当调整，向日本和欧盟进行利益倾斜，会令美国与日本欧盟之间产生利益冲突，抵消美国的压力。

　　中日关系前景乐观，但绊脚石仍在，历史遗留问题尤其需要警惕

　　尽管中日关系回暖，前景看好，但毕竟刚刚开始，中日合作依然面临挑战。目前中日在经济合作方面没有太多根本性障碍，但如前述，中国依然需要做很多调整。在安全问题上，美国的安全保障对日本依然不可缺少。但这些矛盾从根本上讲并不妨碍中日友好关系和在经贸与安全方面的合作，也都可以通过更好的中日关系得到缓解，使日本向中国倾斜。

　　两国间最为根本也最为棘手的矛盾是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两国互信缺失。可以说，经贸和安全问题都服从于这个根本性问题。过去几年的经验证明，在互信缺失的前提下，两国领导人会面临巨大国内压力，更容易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而彼此难以让步，错失机遇。

　　目前的态势利好中日合作，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个特殊因素。一是因为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不顾及日本作为盟友的利益，让日本再一次陷入上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后的身份困境，在对西方国家的失望不满中重新关注亚洲共同体。

　　二是得益于安倍首相执政能力的变化。安倍在2012年当选首相之时，中日关系正处在冰点，安倍以民族主义的强硬对华形象获得民众的支持，在外交上主要依赖以安全为核心考量、长期亲美的外务省，疏远以区域经济合作为主要考量、对华友好的经产省。但此后安倍多次连选连任，执政地位日益巩固，支持率保持平稳，给予他足够的政治资本在外务省和经产省之间寻求平衡，扩大执政基础。由于自民党在2017年将党总裁的任期上限由两届提升至三届，使安倍有望担任首相至2021年。如果安倍的执政地位保持稳定，甚至进一步巩固，安倍的外交政策有可能进一步趋于平衡，会积极利用中日经贸合作和区域经济合作增强他的影响。

　　但这两个有利因素都受制于两国内部环境的制约，因此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从长远看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日互信缺失的深层问题。因此中国应该利用这两个因素创造的窗口期，尽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通过官方和民间力量，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角度推动两国政府和民众的交流，改变民众对二战历史的认知，重新塑造两国关系，让“一衣带水”这个主导两国历史的概念成为民众记忆中的核心部分。只有两国人民在认知层面建构互信，长远的中日合作和区域合作才有可能，也才能让中国利用东亚经济共同体来平衡美国在东亚的力量。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大国策智库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