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是否做好了艰难协调的准备

　　负面消息的沸反盈天启人思考

　　近来，关于中美关系的负面消息可谓沸反盈天。在经济领域，“贸易战”已是一触即发，“金融战”的雷声也在天边响起。军事安全领域，美舰常态化巡航使得自去年初已基本平静下来的南海局势重现对立因子。围绕台湾问题，先是特朗普签署“与台湾交往法案”，后是美国国务院为向台湾出售常规潜艇技术“开绿灯”，严重损害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地区战略层面，美国酝酿多时的“印太战略”即将正式出炉，牵制“一带一路”和中国海上前出战略的意图昭然若揭。

　　而这背后，是特朗普政府出台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到《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审议报告》《中国履行世界贸易组织承诺报告》的一系列官方文件，断言过去20年美国历届政府奉行的通过将中国融入全球体系促使中国转变为“温和行为体”和“值得信赖的伙伴”的接触政策归于“失败”，进而把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者”和“国际秩序修正主义国家”，宣告将美国对外战略优先目标从反恐回调至应对传统大国挑战。

　　4月中旬开始发酵的美国全面制裁封杀中兴通讯案、特朗普政府考虑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敏感领域”投资、美司法部开始就华为公司涉嫌与伊朗进行“非法交易”展开调查等消息犹如热锅上泼油，使得中国国内对美情绪进一步升温，两国关系氛围更加糟糕。

　　中美关系陷入严重焦躁状态，生动表现在太平洋两岸精英们的思维中。在中国，“美国对华摊牌”说日盛，有人呼吁“丢掉幻想、准备战斗”，“中国要把近40年来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烈影响的既有世界观抛弃掉”。在美国，渲染对华竞争的调门俨然形成共识，政商两界人士不再像以往两国发生摩擦时那样主动站出来为中美关系大声疾呼。笔者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和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会期间向与会美国企业家提出的采访要求均被婉拒，他们显然觉着自己无论怎么说都会得罪一方。

　　结合特朗普政府核心决策圈人事持续变动传导出的讯号——从《致命中国》一书作者彼得·纳瓦罗牢牢掌控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保守派经济评论家拉里·库德罗接替反对对外加征钢铝关税的加里·科恩出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到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蓬佩奥接替在特朗普看来立场过于“建制派”的雷克斯·蒂勒森出任国务卿，以及曾经的新保守主义“铁三角”之一、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约翰·博尔顿替换中规中矩的赫伯特·麦克马斯特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贸易鹰派”与“军事鹰派”正在形成共振，使得众多中国观察者们不能不对特朗普政府今后的对华政策趋向深感担忧。

　　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不是对抗冲突即将甚至已经取代对话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流，乃至“新冷战”可被视作当今世界的一大主要特点了?3月初，笔者与中美两国一些知名学者有过交谈，他们当中不少人认为中美事实上已经进入“新冷战”状态，“半个身子都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了。笔者并不情愿匆忙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笔者心底，维系中美合作的基本因素并未发生全面坍塌，促进中美友好的善意仍然拥有温度，美国的国内政治及其对对外政策的影响也仍有周期规律。

　　诚然，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进入一个把中国当作必须认真对待的头号竞争对手的阶段，中美关系的积极面迅速缩小，性质正在发生从“合作大于竞争”到“竞争大于合作”的转折。这恐怕是一个现实趋势，将带来双方心理轨迹和行为方式的重大变化。但这并非本文所要重点讨论的。笔者还是希望通过本文发出一个提醒：并不存在绝对可复制的“修昔底德陷阱”或者冷战，制约中美关系滑向全面对抗乃至恶性冲突的因素仍是多方面的，至少包括政策理性、利益纠葛、国力对比、民意基础，以及在一些全球性问题上的共同需求等，而且这些因素不是孤立存在着的。要想充分发挥它们的效用，还需重拾对话协调的力量。

　　深受辩证唯物主义思维影响的中国人相信意识决定行动。今天的中国并非当年的苏联，而是已经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新时代，成为在全球经济体系当中发挥重要影响力的枢纽性国家。中国再强盛，主观意志上也没有挑战和取代美国的动机。中国的核心利益在于保家卫国、实现民族复兴，正如驻美大使崔天凯4月初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强调的，绝没有称霸世界的计划，也无意用中国的“新时代”取代美国的“旧时代”。与此并行的是，今天的美国尽管自我宣称已进入“竞争的新时代”，但并不比冷战刚刚结束时的那个美国更得意猖狂。特朗普及其幕僚多次宣称奉行“新理性外交”，援引特朗普本人的话解释，就是凡事必须“基于美国的利益”，“当生意人看不到他们的核心利益时，生意就不会成功，国家也是一样”。事物发展的另一面是，本届美国政府并没有像小布什当政初期那样在新保分子操控下恣意伸张，而是在搞适度回缩，“精准出击”。当然，回缩又是为了什么，另当别论。

　　负面消息的沸反盈天启人思考

　　近来，关于中美关系的负面消息可谓沸反盈天。在经济领域，“贸易战”已是一触即发，“金融战”的雷声也在天边响起。军事安全领域，美舰常态化巡航使得自去年初已基本平静下来的南海局势重现对立因子。围绕台湾问题，先是特朗普签署“与台湾交往法案”，后是美国国务院为向台湾出售常规潜艇技术“开绿灯”，严重损害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地区战略层面，美国酝酿多时的“印太战略”即将正式出炉，牵制“一带一路”和中国海上前出战略的意图昭然若揭。

　　而这背后，是特朗普政府出台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到《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审议报告》《中国履行世界贸易组织承诺报告》的一系列官方文件，断言过去20年美国历届政府奉行的通过将中国融入全球体系促使中国转变为“温和行为体”和“值得信赖的伙伴”的接触政策归于“失败”，进而把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者”和“国际秩序修正主义国家”，宣告将美国对外战略优先目标从反恐回调至应对传统大国挑战。

　　4月中旬开始发酵的美国全面制裁封杀中兴通讯案、特朗普政府考虑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敏感领域”投资、美司法部开始就华为公司涉嫌与伊朗进行“非法交易”展开调查等消息犹如热锅上泼油，使得中国国内对美情绪进一步升温，两国关系氛围更加糟糕。

　　中美关系陷入严重焦躁状态，生动表现在太平洋两岸精英们的思维中。在中国，“美国对华摊牌”说日盛，有人呼吁“丢掉幻想、准备战斗”，“中国要把近40年来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烈影响的既有世界观抛弃掉”。在美国，渲染对华竞争的调门俨然形成共识，政商两界人士不再像以往两国发生摩擦时那样主动站出来为中美关系大声疾呼。笔者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和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会期间向与会美国企业家提出的采访要求均被婉拒，他们显然觉着自己无论怎么说都会得罪一方。

　　结合特朗普政府核心决策圈人事持续变动传导出的讯号——从《致命中国》一书作者彼得·纳瓦罗牢牢掌控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保守派经济评论家拉里·库德罗接替反对对外加征钢铝关税的加里·科恩出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到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蓬佩奥接替在特朗普看来立场过于“建制派”的雷克斯·蒂勒森出任国务卿，以及曾经的新保守主义“铁三角”之一、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约翰·博尔顿替换中规中矩的赫伯特·麦克马斯特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贸易鹰派”与“军事鹰派”正在形成共振，使得众多中国观察者们不能不对特朗普政府今后的对华政策趋向深感担忧。

　　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不是对抗冲突即将甚至已经取代对话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流，乃至“新冷战”可被视作当今世界的一大主要特点了?3月初，笔者与中美两国一些知名学者有过交谈，他们当中不少人认为中美事实上已经进入“新冷战”状态，“半个身子都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了。笔者并不情愿匆忙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笔者心底，维系中美合作的基本因素并未发生全面坍塌，促进中美友好的善意仍然拥有温度，美国的国内政治及其对对外政策的影响也仍有周期规律。

　　诚然，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进入一个把中国当作必须认真对待的头号竞争对手的阶段，中美关系的积极面迅速缩小，性质正在发生从“合作大于竞争”到“竞争大于合作”的转折。这恐怕是一个现实趋势，将带来双方心理轨迹和行为方式的重大变化。但这并非本文所要重点讨论的。笔者还是希望通过本文发出一个提醒：并不存在绝对可复制的“修昔底德陷阱”或者冷战，制约中美关系滑向全面对抗乃至恶性冲突的因素仍是多方面的，至少包括政策理性、利益纠葛、国力对比、民意基础，以及在一些全球性问题上的共同需求等，而且这些因素不是孤立存在着的。要想充分发挥它们的效用，还需重拾对话协调的力量。

　　深受辩证唯物主义思维影响的中国人相信意识决定行动。今天的中国并非当年的苏联，而是已经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新时代，成为在全球经济体系当中发挥重要影响力的枢纽性国家。中国再强盛，主观意志上也没有挑战和取代美国的动机。中国的核心利益在于保家卫国、实现民族复兴，正如驻美大使崔天凯4月初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强调的，绝没有称霸世界的计划，也无意用中国的“新时代”取代美国的“旧时代”。与此并行的是，今天的美国尽管自我宣称已进入“竞争的新时代”，但并不比冷战刚刚结束时的那个美国更得意猖狂。特朗普及其幕僚多次宣称奉行“新理性外交”，援引特朗普本人的话解释，就是凡事必须“基于美国的利益”，“当生意人看不到他们的核心利益时，生意就不会成功，国家也是一样”。事物发展的另一面是，本届美国政府并没有像小布什当政初期那样在新保分子操控下恣意伸张，而是在搞适度回缩，“精准出击”。当然，回缩又是为了什么，另当别论。

　　但是，遏制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核心利益了吗?特朗普政府并非一届基于军事建构和冒险主义的政府，其对全球和亚洲地区的兴趣主要投放在经济事务上，再放大一步讲也许是重振美国的领导地位，这固然需要压制中国过快增长的竞争力，但也离不开与中国的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说中美两种核心利益——一种是成长为真正意义世界强国的核心利益，一种是守住世界超级强国地位的核心利益——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摩擦，而且摩擦面还在扩大，但不能说两种核心利益已经开始正面相撞，也不能现在就断言特朗普政府正在谋划针对中国的全面战略围堵。

　　精英和大众视角的异质性也不容忽视。媒体在热炒中美关系负面新闻的同时不要忘记了：目前有30多万中国大陆留学生在美学习，持续位居美国吸引海外留学人员数量首位，与此同时有2万多美国人在华学习;2017年中国赴美游客在赴美国际游客大幅下降的情况下逆势增长，总数接近400万人次，美国公民赴华旅游人次突破200万，很难想象中美两国的教育制度和文化包容性会把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培养、发展成极端反对对方国家的人。也很难想象特朗普政府收紧签证政策的趋势可以压制住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交流的愿望。2018年3月美国盖洛普公司民调结果显示，美民众对中国持正面看法者占总接受调查人数的53%，为近30年来首次超过50%。无独有偶，2017年4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美国人对华好感度调查显示，超半数美国人虽然把因中国而损失工作岗位视为严重问题，但比例较2015、2012年的两次调查都显著降低。皮尤中心最近的另一项调查显示，有一半中国人对美国抱有好感。两国大多数民众的意愿仍是阻止中美关系坠入全面对抗深渊的平衡力量。

　　“议题导向”的中美关系没有更好

　　一个更为真实的图景是，中美关系已进入一个议题导向的阶段，这倒不完全是由特朗普本人的“商人本色”决定的，而是中美两国基本形态和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发生的——世界已经变得太过复杂，国家无论多强大都无法再套用“老剧本”，以排他或对抗的方式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早在奥巴马执政后期，笔者便撰文提醒过，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会更多体现“事务驱动、成果驱动”(ISSUEDRIVEN)特征，“美方无意过多纠缠于所谓的战略思维和宏观理念，而是急迫需要看到具体合作协议和项目的达成，特别是在其投入巨大的领域”。特朗普的当政加剧了这一趋势的发展。

　　2016年12月，笔者曾与美国有180多年历史的《费城问询者报》“世界观点”栏目撰稿人特鲁迪·鲁宾女士有过一次交流。在那场对话中，笔者和鲁宾把从当时角度看即将牵动中美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四大问题归纳为“BIGFOUR”(四大挑战)。静心观察，可以看出经过一年多的连串折腾，特朗普把四件事更加突出地摆在中美关系面前。更复杂的是，这“四大挑战”有着内在关联性，一个问题处理不好，就有可能激发其它某个或某两个问题的恶化，导致中美关系整体螺旋下滑。换个角度讲，如果美方决意不再“就事论事”，想用一个问题撬动其他问题，就要做好中方全面不合作的准备。

　　第一件是台湾问题。笔者不认为特朗普是要颠覆美国对台政策基本架构，这套架构由以台制华和避免台海发生可能将美国直接卷入的重大战事为基本内容，在中国重要性日益上升、两岸军力对比日益失衡的背景下并不存在发生根本性扭转的空间。特朗普当然会继续美国对台军售，继续与台发展实质往来，但他也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一面，是想利用敢于触碰涉台敏感问题抬高自己在其他议题上与中方谈判的地位。所以，对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性”举动，中国要能看出其中的虚虚实实，既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又避免被误判拖入一场“提前到来的冲突”。

　　第二件是经贸问题，包括与之直接相关的汇率和科技竞争力问题。这才是特朗普真正在意的事。特朗普一方面需要在刺激美国经济增长、推动制造业回流、创造就业等经济议程上有所作为，拿到选民可见的具体进展，兑现他最大的竞选承诺;另一方面需要迎合美国国内业已形成的“共识”，通过贸易限制手段和似是而非的“货币战”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抑制中国科技创新主导能力从全球产业链条中低端向高端急速蔓延，维护美国的核心竞争力。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政府以公平贸易和减少对华贸易逆差为名，却在做削弱美国对华出口潜力的事。

　　这样的两面性决定了，他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摆出的强硬姿态同样需要两面的回应：一方面通过谈判达成相互妥协，共同维系一个大面上过得去的中美和全球经贸合作局面，另一方面以硬碰硬，通过在精心选定的领域实施有效反制，尽量减少经贸摩擦和科技竞争加剧给中国改革与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牵制保护主义势头，这样的斗争也终将为中国在世界上赢得理解和支持。

　　至于特朗普具体在向中国索取什么，综合各方信息，压力主要存在于五个方面：一是坐实针对中国钢铁产品加征的关税，以保护美国江河日下的钢铁产业，在这方面中方主动去产能已无法阻挡特朗普的决心，但由于中国输美钢铁产品在中美贸易结构中占比并不太大，且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确有去产能的需求，所受冲击将是有限的。二是压促中国降低进口关税水平和减少对出口产品的补贴，以扩大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从而达到扩大美国出口的目标。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再三表明大幅放宽市场准入、主动扩大商品进口、降低汽车等进口产品关税的决心。三是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由于美国对人民币汇率并无主导作用，且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基于“进口-加工-出口”模式的雄厚实力形成了人民币升值与出口增长的“正向协同”，所以特朗普政府没有选择汇率问题作为对华施压的切入点，但可以接受有关名义效果，也即原材料源自国内供应的中国输美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竞争力下降。四是强化知识产权执法，五是给予徘徊于中国国门之外的美企“准入前国民待遇”并取消美方认定的所谓“强制性技术转让要求”，在此方面中国领导人和相关部门亦有政策宣示和澄清，此不多言。所有这些，固然预示着中美新一轮尖锐经贸摩擦的长期化，但也都不是不可谈判的，双方仍存在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空间，美国的金融、服务、信息等行业也相当期待从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中获益。

　　第三件是朝核问题。特朗普上台后，调整美国的对朝政策，摒弃“战略忍耐”，大搞“极限施压”，不是因为他抵触民主党的政策，而是因为朝鲜的核导能力逼近能够威胁美国本土的“红线”，美国已到了不得不调整的时刻。中国的观察家们一直对特朗普上台后的美国对朝政策调整有种期待，希望他能不拘一格冲破华盛顿的“政治正确”，与朝谈起来。现在这种期待似乎正在得到“回报”，特朗普以灵活务实的态度接过橄榄枝，同意与金正恩会晤。

　　由朝韩联手“自主”推动重启的，是一个围绕朝鲜半岛弃核和和平问题重新谈判与监督落实的进程。特朗普会把外交功夫做到最后一刻，因为只要实现会晤，他就可以做到“青史留名”。实现朝美峰会并取得显著成果是大概率事件。以统一对无核化的定义为前提，美朝即将谈出的“路线图”并无太大想象空间，大致的可能是：第一步，朝以可核查方式停止推进其核导计划，美朝相互给予口头安全承诺;第二步，朝在国际监督下开始拆卸部分核导设施和材料，双方分别引入第三方对朝弃核步骤的担保和双边援助，以及安理会制裁的逐步松动;第三步，美朝签署建交意向书甚至互不侵犯条约，互设代表处，同意重返中美朝韩四方会谈或直接重启六方会谈;第四步，正式开启停和机制转换进程。

　　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真正的风险蕴藏于美朝首脑会晤之后落实共识的步骤。要看到，美朝在以“全面”和“不可逆”方式弃核方面各怀心思，互信基础薄弱，局势发展仍存在巨大变数。朝核问题上不存在“一锤子买卖”，半岛停和机制转换也不能只由美朝或美朝韩说了算，特朗普和金正恩是做不到把作为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一方和六方会谈主席国的中国的利益和主张甩到一边的，中美在此方面的合作远还没有走到尽头。用不了多久，美国将不得不主动邀请“中国担保”和“中国智慧”进入。

　　第四件是南海问题。美国军方高度关注在全球海上要冲的战略利益，借炒作南海问题强调重塑美军的必要性，套取庞大军费建造更多战舰。美国的军事战略具有强大惯性，美军介入南海问题开展“航行自由宣示行动”并在南海周边增加先进武器装备部署的步伐还会继续。特朗普本人对南海问题并无太多兴趣，把技术性决策权放手交给军方。但在这一问题上，中美两军仍存在进一步完善彼此危机控管和避碰规则的必要性。据悉，双方仍在就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年中访华事宜进行沟通，相信届时这将是主要议题之一。

　　坚持发挥中美关系维系因素的作用

　　中美建交近40年来极罕见的，担忧和焦虑情绪主导了两国关系氛围。这背后的共通点是对美国对外政策传统操作架构的专业性、延续性发生坍塌和两国沟通协调失焦、失效的不安与恐惧。

　　目前最值得警觉的，一是美国对华政策长期以来的可预见性已被打破，今后几年两国最高领导人建立信任所必须的初始环境如果被破坏，重建它恐怕要比打破它多花费几倍功夫。二是随着美国对华竞争思维的定调，以及竞争核心区域向经济、科技领域的集中，素有中美关系“压舱石”之称的经贸合作似乎正在失去效用。三是学界和媒体、特别是自媒体对中美关系和对方制度的认知转趋负面，这终将消蚀两国合作的历史性积淀，压制双方政府协商解决问题的空间，重塑两国公众的国民心态，进而塑造两国关系的未来形态。四是在中国继续把美国当作意识形态威胁的同时，美国也开始把中国当作意识形态挑战。

　　中美关系又一次站到“十字路口”。这一次，变化由美方一系列言行触发，但必须承认中国近年快速崛起所产生的内外综合效应是根本原因，我们的应对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决定性意义。继2015至2016年美国对华政策辩论之后，中国也已开始重新讨论对美政策。如果说竞争正在成为两国关系的主轴，那么双方是否决意同中美关系的传统告别?主动竞争的思维是否也应占据中国对美政策的内核?我们的对美和对外政策应该在哪些方面坚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哪些方面强调积极有为，如何做好彼此统筹?中美双方是否应该思考在彼此沟通中存在哪些误传和误解，两国关系是否已经陷入“相互刺激的循环”，是否存在对一些现象匆忙下结论的问题……

　　特朗普不断宣扬的两条核心价值“美国优先”“让美国再度伟大”将继续真实体现于他的外交政策，未来中美关系不会平静。但笔者仍然认为，还不到彻底失去信心的时候。美国国内的政治规律自然会重新发挥作用，中国在从历史中寻找经验教训、向世界学习借鉴和与国际社会做好沟通方面也还有很长路要走。当你对一件事不抱指望、失去信念，转而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那这件事一定会朝着最坏的方向滑落，走向当初你曾为之努力的反面。这个道理适用于中美关系，也是促使笔者在当下这样一个非同寻常时期写下本文的原因。

　　(本文定稿于2018年5月3日。是日，由财政部长姆努钦等人组成的美国代表团启程访华商谈经贸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