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建波：中美关系的性质正在发生重大转变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圆满落下帷幕，中国推出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的新举措，持续多日的中美贸易摩擦可望逐步趋于平静。“贸易战”终将结束，但中美全面竞争时代可能才刚刚开始。

　　对时下中美关系在多个领域出现的显著复杂态势，国内学者和媒体多有议论，观点较为鲜明的，无外乎两种：一是认为“竞合”乃是中美关系的常态，我们无需大惊小怪兴师动众；二是认为中美矛盾空前尖锐，我们需要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前者看似对中美关系举重若轻，其实未能看到中美结构性矛盾从量变累积逐步上升到质变的巨大风险；后者则忽视了中国外交主动运筹的可能空间，容易把自己推到世界主要矛盾的焦点位置，对维护和延长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远目标极为不利。

　　中美矛盾持续累积并非一朝一夕。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美国战略界对华普遍抱有“期待”，他们自信地认为，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会充分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终将接受西方主导的观念、规范和价值观。简单地讲，美国及西方大国本能地希望把中国作为一个听话的“小伙伴”纳入西方设定的战略轨道。然而，西方大国显然过高估计了它们持续主导世界历史演进的能力，过低估计了中国人实现自身发展、主宰自身命运、探索自身道路、彰显自身价值的意愿。新时代中国人的根本性历史使命，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决心和能力在快速增长，中国推进世界体系变革的意愿和能力更加清晰展现，中国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自信也得到显著增强，中国的世界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在进一步提升。美国并不乐见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强盛，更不愿意看到中国道路、模式世界影响力的持续增长。

　　观察美国外交往往有两个视角，即利益和身份。美国主流战略思维深受现实主义的影响，深信权力和利益是国家的本能渴望和根本追求。有时候，身份认同在美国对外关系中也能发挥重要影响作用。朝鲜有核武器，英国也有核武器，但在美国看来，朝鲜的核武器对美国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而英国的核武器则被美国视为颇为重要的安全保障。这一国际政治教科书式的经典案例告诉我们，有时候身份认同能够极大影响美国对利益和安全的判断，进而决定其外交选择。作为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国外交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维护和增进美国的霸权利益，维系和巩固美国长期主导的世界秩序。这个秩序，是权力、规则和价值观的统一。求同存异是中国重要的文化思维传统，但在西方政治思维中，“朋友”和“对手”（乃至“敌人”）从来都是泾渭分明的。

　　就在几个月前，人们还在议论特朗普推出的《2017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可能对中美关系带来的影响。笔者始终相信，中美关系很全面，韧性很强，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极为重要，在若干重大全球性事务中也具有其他任何一组大国关系无法替代的“不可替代性”。而且，随着中国国力的显著增强，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与中国发生一场全面的正面冲突，即便是美国也不例外。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一报告对中国及中美关系可能带来的潜在性、长期性负面影响。美国对中国“修正主义国家”的定位及其把中国威胁显著置于俄罗斯之前，反映出美国战略界对华认知的重大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国际声誉、形象和信誉带来了某种负面影响。

　　中国学者也许认为，中国是一个对国际秩序总体满意的国家，我们无意于“另起炉灶”，更无意于“推倒重来”。这一观点其实并不新鲜，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Johnston）在十几年前就曾说过这样的话。但此种观点对美国战略界的主流观念影响不大，当前尤其如此。

　　在谈论中美矛盾的时候，人们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到贸易摩擦、朝核问题、南海问题等具体问题上，事实上，中美关系存在更为深刻的两重结构性矛盾：权力之争和秩序之争。中美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持续接近必然带来大国权力的竞争，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随后也将体现在各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的变化，而国际秩序安排的背后必然反映出各国在利益和观念方面的差异。如果说，以前美国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热议只是反映出它们对中美权力变化的关注，而近来“锐实力”概念的提出则把美国对华焦虑更为全面清晰地表达了出来。

　　在谈论中美矛盾的时候，人们还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到特朗普一人的所想所为。其实，美国对华战略政策的调整，有着相当的国内共识，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美国战略界对华的某种集体焦虑。在美国部分战略人士眼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梦想与美国的世界霸权梦想难以相容甚或存在显著冲突，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特朗普可能加剧了中美竞争性一面，甚或使中美全面竞争时代提前到来，但我们把怨气洒在特朗普一人身上，并不能反映出我们应有的战略远见。

　　人们常说“竞合”是中美关系的常态，这话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在于，它还难以描述出中美关系在性质和状态上的某些变化趋向。如果说以前中美关系是“合作+竞争”，以合作为主，那么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里，中美关系可能将是“竞争+合作”，以竞争为主。随着中美实力的接近及中国模式世界影响力的不断增长，中美矛盾可能会继续上升。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和战略准备。

　　本文的目的，并非刻意渲染中美矛盾的激烈程度，而在于指出中美关系性质的可能变化趋向，以及我们应有的认识和态度。笔者始终认为，那种认为中美即将爆发全面冲突，甚至认为中国外部环境空前严峻的说法，与事实并不相符，也对我们坚持以发展为重的战略选择极为不利。我们需要认真学习领会党中央对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外部环境所做的两点判断：第一，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第二，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中国发展仍然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面临的最大机遇，就是中国自身的不断发展。

　　今天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均已发生许多的新的变化。以前我们谈战略机遇期，视野大体上是朝外的，即着眼于客观外部环境的变化，甚至把美国的某些重大战略失误视为自身的战略机遇。现在谈战略机遇期，眼光则是内外并举的，即开始更多着眼于中国自身实力的增长和中国外交的运筹能力。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能力维护好自身的核心利益，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能力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能力运筹好中国外交大棋局。我们的眼界更宽了，朋友更多了，能力更强了，战略回旋空间事实上也更大了。

　　因此，对当前中美多领域的摩擦乃至今后可能持续存在的中美全面竞争，我们大体上可以以“两手”对“两手”，学会在竞争中求合作。用毛主席的话讲，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在对美交往中，我们需要展现适度的宽容和包容，也需要清晰表达中国的底线和原则。如果说中美对决最终难以避免，那么我们也要提前做好应对复杂困难局面的心理和战略准备。

　　我们还要努力发展好自己，不断提升自身经济和军事实力，这是对美竞争争取平等乃至赢得主动的关键。我们尤其需要内聚实力，不断推进国内的发展和改革进程，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不断增进民众福祉，稳步推进中华民族的富国和强国战略。回顾历史，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它的任何成就和重大机遇，从来都不是外部世界赐予的，而是自己创造的；它所经历过的痛苦和挫折，也多半首先源于自身的羸弱和内部纷争。正如章百家先生所言，改变自己，影响世界，是百余年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条根本规律。

　　中国还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进程，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这是改善和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重要一环。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方面推动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我们需要把世界的机遇转化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实现中国复兴与世界发展的携手并进。也许经贸合作还难以从根本上化解中美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但至少可以缓和中美竞争的烈度和广度，也可以从更大的世界范围内团结更多的合作伙伴，进一步增进中国在世界发展领域的影响力和引领力。

　　中国外交也要继续重运筹、讲策略。我们的初衷，仍然是要维护中美关系基本稳定的大局，维护和延长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这并非要我们主动示弱，而是说，我们在总体上继续保持适度的谦虚和谨慎，在对外政策选择上注重有力也要有利有节。今天中国正处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我们需要继续争取减轻乃至化解可能面临的重大外部风险和挑战，继续争取更多的伙伴和朋友进而拓展提升自身外交的回旋空间和运筹能力。在遭遇外交摩擦甚或外交困难时，我们自然需要提振民族自信和民族精神，但也要防止社会出现狂热的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排外主义，后者的巨大危害曾在历史上多次上演。

　　我们学者也肩负责任。向世界展现何种中国面貌、中国精神？向国际社会讲述何种中国故事、中国话语？值得我们每位中国学人深思。我们要知道，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从一开始就是以“他者”身份起步的，因此过早过多过度地阐述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就及其独特性，可能会引起西方大国的不适乃至警惕。如果像某些学者所鼓吹的那样，未来世界将是两个体系、两种制度、两种模式的斗争，这种言论无疑会过早地把中国置于整个西方世界的对立面，人为给自己制造许多对手甚或敌人。我们在继续阐述自身政治和制度特色的同时，也要善于向国际社会表达中国与世界的共享价值，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富有吸引力、引领力和感召力的观念、价值和道德伦理。我们要知道，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繁荣，中国政治的持续稳定有序，中国社会的开放包容以及我们对个人尊严、价值和自由精神的尊重，本身就是对中国模式世界价值的最好展现。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今天，我们尤其需要务实、谦虚地总结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需要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发展的优势和不足，需要理性、冷静地思考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学者需要有学识，更需要有良知。或许，这才是本文写作的真正目的所在。

　　（罗建波，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研究兴趣为中国外交、外交理论与战略。）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圆满落下帷幕，中国推出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的新举措，持续多日的中美贸易摩擦可望逐步趋于平静。“贸易战”终将结束，但中美全面竞争时代可能才刚刚开始。

　　对时下中美关系在多个领域出现的显著复杂态势，国内学者和媒体多有议论，观点较为鲜明的，无外乎两种：一是认为“竞合”乃是中美关系的常态，我们无需大惊小怪兴师动众；二是认为中美矛盾空前尖锐，我们需要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前者看似对中美关系举重若轻，其实未能看到中美结构性矛盾从量变累积逐步上升到质变的巨大风险；后者则忽视了中国外交主动运筹的可能空间，容易把自己推到世界主要矛盾的焦点位置，对维护和延长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远目标极为不利。

　　中美矛盾持续累积并非一朝一夕。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美国战略界对华普遍抱有“期待”，他们自信地认为，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会充分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终将接受西方主导的观念、规范和价值观。简单地讲，美国及西方大国本能地希望把中国作为一个听话的“小伙伴”纳入西方设定的战略轨道。然而，西方大国显然过高估计了它们持续主导世界历史演进的能力，过低估计了中国人实现自身发展、主宰自身命运、探索自身道路、彰显自身价值的意愿。新时代中国人的根本性历史使命，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决心和能力在快速增长，中国推进世界体系变革的意愿和能力更加清晰展现，中国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自信也得到显著增强，中国的世界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在进一步提升。美国并不乐见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强盛，更不愿意看到中国道路、模式世界影响力的持续增长。

　　观察美国外交往往有两个视角，即利益和身份。美国主流战略思维深受现实主义的影响，深信权力和利益是国家的本能渴望和根本追求。有时候，身份认同在美国对外关系中也能发挥重要影响作用。朝鲜有核武器，英国也有核武器，但在美国看来，朝鲜的核武器对美国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而英国的核武器则被美国视为颇为重要的安全保障。这一国际政治教科书式的经典案例告诉我们，有时候身份认同能够极大影响美国对利益和安全的判断，进而决定其外交选择。作为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国外交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维护和增进美国的霸权利益，维系和巩固美国长期主导的世界秩序。这个秩序，是权力、规则和价值观的统一。求同存异是中国重要的文化思维传统，但在西方政治思维中，“朋友”和“对手”（乃至“敌人”）从来都是泾渭分明的。

　　就在几个月前，人们还在议论特朗普推出的《2017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可能对中美关系带来的影响。笔者始终相信，中美关系很全面，韧性很强，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极为重要，在若干重大全球性事务中也具有其他任何一组大国关系无法替代的“不可替代性”。而且，随着中国国力的显著增强，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与中国发生一场全面的正面冲突，即便是美国也不例外。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一报告对中国及中美关系可能带来的潜在性、长期性负面影响。美国对中国“修正主义国家”的定位及其把中国威胁显著置于俄罗斯之前，反映出美国战略界对华认知的重大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国际声誉、形象和信誉带来了某种负面影响。

　　中国学者也许认为，中国是一个对国际秩序总体满意的国家，我们无意于“另起炉灶”，更无意于“推倒重来”。这一观点其实并不新鲜，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Johnston）在十几年前就曾说过这样的话。但此种观点对美国战略界的主流观念影响不大，当前尤其如此。

　　在谈论中美矛盾的时候，人们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到贸易摩擦、朝核问题、南海问题等具体问题上，事实上，中美关系存在更为深刻的两重结构性矛盾：权力之争和秩序之争。中美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持续接近必然带来大国权力的竞争，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随后也将体现在各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的变化，而国际秩序安排的背后必然反映出各国在利益和观念方面的差异。如果说，以前美国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热议只是反映出它们对中美权力变化的关注，而近来“锐实力”概念的提出则把美国对华焦虑更为全面清晰地表达了出来。

　　在谈论中美矛盾的时候，人们还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到特朗普一人的所想所为。其实，美国对华战略政策的调整，有着相当的国内共识，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美国战略界对华的某种集体焦虑。在美国部分战略人士眼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梦想与美国的世界霸权梦想难以相容甚或存在显著冲突，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特朗普可能加剧了中美竞争性一面，甚或使中美全面竞争时代提前到来，但我们把怨气洒在特朗普一人身上，并不能反映出我们应有的战略远见。

　　人们常说“竞合”是中美关系的常态，这话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在于，它还难以描述出中美关系在性质和状态上的某些变化趋向。如果说以前中美关系是“合作+竞争”，以合作为主，那么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里，中美关系可能将是“竞争+合作”，以竞争为主。随着中美实力的接近及中国模式世界影响力的不断增长，中美矛盾可能会继续上升。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和战略准备。

　　本文的目的，并非刻意渲染中美矛盾的激烈程度，而在于指出中美关系性质的可能变化趋向，以及我们应有的认识和态度。笔者始终认为，那种认为中美即将爆发全面冲突，甚至认为中国外部环境空前严峻的说法，与事实并不相符，也对我们坚持以发展为重的战略选择极为不利。我们需要认真学习领会党中央对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外部环境所做的两点判断：第一，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第二，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中国发展仍然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面临的最大机遇，就是中国自身的不断发展。

　　今天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均已发生许多的新的变化。以前我们谈战略机遇期，视野大体上是朝外的，即着眼于客观外部环境的变化，甚至把美国的某些重大战略失误视为自身的战略机遇。现在谈战略机遇期，眼光则是内外并举的，即开始更多着眼于中国自身实力的增长和中国外交的运筹能力。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能力维护好自身的核心利益，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能力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能力运筹好中国外交大棋局。我们的眼界更宽了，朋友更多了，能力更强了，战略回旋空间事实上也更大了。

　　因此，对当前中美多领域的摩擦乃至今后可能持续存在的中美全面竞争，我们大体上可以以“两手”对“两手”，学会在竞争中求合作。用毛主席的话讲，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在对美交往中，我们需要展现适度的宽容和包容，也需要清晰表达中国的底线和原则。如果说中美对决最终难以避免，那么我们也要提前做好应对复杂困难局面的心理和战略准备。

　　我们还要努力发展好自己，不断提升自身经济和军事实力，这是对美竞争争取平等乃至赢得主动的关键。我们尤其需要内聚实力，不断推进国内的发展和改革进程，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不断增进民众福祉，稳步推进中华民族的富国和强国战略。回顾历史，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它的任何成就和重大机遇，从来都不是外部世界赐予的，而是自己创造的；它所经历过的痛苦和挫折，也多半首先源于自身的羸弱和内部纷争。正如章百家先生所言，改变自己，影响世界，是百余年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条根本规律。

　　中国还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进程，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这是改善和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重要一环。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方面推动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我们需要把世界的机遇转化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实现中国复兴与世界发展的携手并进。也许经贸合作还难以从根本上化解中美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但至少可以缓和中美竞争的烈度和广度，也可以从更大的世界范围内团结更多的合作伙伴，进一步增进中国在世界发展领域的影响力和引领力。

　　中国外交也要继续重运筹、讲策略。我们的初衷，仍然是要维护中美关系基本稳定的大局，维护和延长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这并非要我们主动示弱，而是说，我们在总体上继续保持适度的谦虚和谨慎，在对外政策选择上注重有力也要有利有节。今天中国正处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我们需要继续争取减轻乃至化解可能面临的重大外部风险和挑战，继续争取更多的伙伴和朋友进而拓展提升自身外交的回旋空间和运筹能力。在遭遇外交摩擦甚或外交困难时，我们自然需要提振民族自信和民族精神，但也要防止社会出现狂热的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排外主义，后者的巨大危害曾在历史上多次上演。

　　我们学者也肩负责任。向世界展现何种中国面貌、中国精神？向国际社会讲述何种中国故事、中国话语？值得我们每位中国学人深思。我们要知道，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从一开始就是以“他者”身份起步的，因此过早过多过度地阐述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就及其独特性，可能会引起西方大国的不适乃至警惕。如果像某些学者所鼓吹的那样，未来世界将是两个体系、两种制度、两种模式的斗争，这种言论无疑会过早地把中国置于整个西方世界的对立面，人为给自己制造许多对手甚或敌人。我们在继续阐述自身政治和制度特色的同时，也要善于向国际社会表达中国与世界的共享价值，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富有吸引力、引领力和感召力的观念、价值和道德伦理。我们要知道，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繁荣，中国政治的持续稳定有序，中国社会的开放包容以及我们对个人尊严、价值和自由精神的尊重，本身就是对中国模式世界价值的最好展现。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今天，我们尤其需要务实、谦虚地总结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需要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发展的优势和不足，需要理性、冷静地思考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学者需要有学识，更需要有良知。或许，这才是本文写作的真正目的所在。

　　（罗建波，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研究兴趣为中国外交、外交理论与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