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诸多重大事态一再证明，中国人的世界观和面对世界的精神状态等，都同我们接受的相关历史知识有密切关系。我们吸收的历史知识的质量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面对世界时的思考水平。
本文为牛军教授为樊超所著《合作与共赢：蜜月期的中国与美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所做的序言。该书所论里根时期中美关系，是改革开放史的关键环节，也是中国现代化史的重要侧面和篇章。感谢牛军教授和樊超博士慨允本公众号推送此文。
《合作与共赢：蜜月期的中国与美国》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于2016年7月出版
樊超博士的著作《合作与共赢——蜜月期的中国与美国》（以下简称《合作与共赢》）即将出版。我作为樊超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指导老师，首先向他表示由衷的祝贺，对于踏上学术旅途的青年学者，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近两年来，我指导过的博士研究生不断有著作问世，这些论著都是在他们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几年修改后成书。这一方面说明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学术努力；另一方面也是学术界和社会对他们研究成果的认可。我在指导研究生从开始博士论文的选题到艰苦收集资料和撰写论文的过程中，都会陈述这样的看法，即对于所涉研究领域的发展，每篇博士论文都应成为学科进步的一块坚实的铺路砖，要让后人可以比较放心的踏在上面向前进；对于个人的学术生涯，则应以能够基本达到出版水平为目的，要求和管理自己撰写博士论文的工作。至于获得博士学位，则是这个过程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取法乎上得其中”，较高的标准是写出较好质量的博士论文的必要条件。《合作与共赢》能够出版实际上反映了樊超博士一直在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并终于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果。我再次表达由衷的祝贺。
《合作与共赢》系统探讨了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及其之后一个时期中国对美国政策的缘起、形成和演变。1980年代的中国对美政策是一个富有挑战的研究课题。这首先是因为从中美关系正常化40年的历史看，1980年代无疑是中国对美政策奠基的时代。中国处理对美关系的诸多战略、策略、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各个方面，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它们后来虽然有很多复杂的发展，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但可以确定地说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迄今为止的所有变化都还没有超出当年形成的基本框架，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中国对美政策必定会是一成不变的，以及今后也不会有什么重大的变化。所以，如果不系统全面了解1980年代对美政策的各个方面，读者将缺少一个了解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到今天的至关重要的参考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合作与共赢》作为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中国对美政策的著作，为研究和了解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对美政策的缘起与形成等，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开端。
其次则是因为研究1980年代中国对美政策乃至整个对外政策，都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即缺乏足够丰富的历史档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曾经开放了1949年10月建国前后到1965年的部分历史档案，那之后的档案完全没有开放。对于从事历史研究特别是外交史研究的学者，这是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我在其他场合包括给其他类似论著所写的序言中每每提及此一困境，总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能逐步有所改变。这里不妨再次强调这个特殊的局面，即在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美国方面公布的档案相比较而言是很丰富的，这些年来国内出版的有关论著主要都是依据美国公布的外交档案。例如，美国政府已经解密了尼克松政府时期大量的外交档案，包括了中美两国领导人历次会谈的记录。最新的进展是去年美国政府公开了卡特政府时期有关对华政策的大量的重要档案，使历史学界可以利用来展开更深入的研究，一方面检验以往相关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则可以发现新的史实，并据以重新解读那段历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有理由预期，在不久的将来又会有一批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当然，这也从一个方面提出了那个老问题：中国的学者、学生们何时能够比较充分地利用中国的档案在这个领域做研究。这不仅对他们的学术发展至关重要，也对中国外交史研究至关重要。还可以不夸张的说，对中国人的历史观乃至世界观也很重要，毕竟中国人今天与世界相处的精神面貌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们阅读的中外关系历史决定的。当代诸多重大事态一再证明，中国人的世界观和面对世界的精神状态等，都同我们接受的相关历史知识有密切关系。我们吸收的历史知识的质量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面对世界时的思考水平。所以，我和所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中国学者、学生们一样，继续期待着中国外交档案能够依法依规对外界开放，尽管这看起来还是遥遥无期的。
《合作与共赢》能在此一时刻出版可谓正逢其时，这样说是因为中美关系史、中外关系史以及当代中国史等研究领域，都处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尤其是对1980年代的历史研究，由于越来越多的历史档案被发现和整理出版，促进了人们认识视野的大扩展和思考水平的大幅提升。以往的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被置于新发现的证据之中检验，并需要有新的补充和解读。《合作与共赢》的确有很多新的发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对丰富对这个时期中美关系尤其是中国对美政策等的理解，都是重要的贡献。这固然得益于有新的历文献被公布，樊超博士为完成他的博士论文，在查阅和收集历史档案和文献方面做出了巨大和艰苦的努力。他曾经用了一年时间，在华盛顿的各重要档案馆查阅档案和收集历史资料。我当时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做访问学者，亲见了他为查阅和收集历史档案所付出的艰苦努力，这对他完成自己的研究课题是必不可少的。更重要的是他一定由此切身体会和理解了何为脚踏实地、做扎扎实实、老老实实的研究，并能体会到有所发现、有所贡献的愉快。学术人生不过如此而已，凡在这个领域有成就、有真贡献的学者，必定要做艰苦的劳动并最终理解何为乐在其中。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能够相当高效地使用手机拍照档案，对他右手持手机、左手快速翻页然后拍照的动作很有些佩服。
我在其他场合也反复指出过，由于中美两国外交档案开放的进程存在太大的差距，很多有关中美关系历史的论著受到这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基本上可以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对中国的政策和行为缺少深入细致的叙述，更不要说对中国的决策过程展开深入的研究。樊超博士显然很重视这方面的问题，他不仅大量收集和利用美国方面新公布的档案和历史文献，也大量查阅和收集了中国方面的历史文献，在档案尚未公布的条件下，几乎尽其所能的利用了当事人的回忆录、年谱、文集和报刊资料，等等。樊超博士的这些努力反映在《合作与共赢》这本书中，读者可以读到不少鲜为人知或过去没有被人们重视的中国政策的变化、中国决策层思考和行动的历史细节。它们是从中方的历史文献中新挖掘出来的，其重要性一方面可以丰富对这个历史进程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纠正以往因缺乏历史档案而造成的一些误读误判。可以说对中国决策过程的重要史实的发掘并在此基础对以往一些误读的校正等，是《合作与共赢》的重要特点，也是该书在这个领域的重要贡献。
注重对历史事实的尽可能准确的叙述，是历史研究这个学科的最基本的要求。有些人对此似乎不以为然或难以理解，这其实是对“历史事实”之于研究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理解和重视。即便是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很多领域，“事实”以及对其了解和理解的准确性等等，也是至关重要的。现在有不少研究成果读着空洞乏味，属隔靴搔痒、无的放矢一类，这至少部分同研究者欠缺对掌握“准确的事实”这一根本原则的重要性的理解有很大关系。还有论著干脆就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的错误了解而得出结论的，这在中国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等研究领域，表现的比较显眼。特别是掌握了一些专业基本的理论知识，却不愿下工夫去尽可能准确地了解研究的对象，甚至错误地解读研究对象，往往就会有意无意地去随意切割事实，以便使一些片面的甚至是碎片化的事实适应单一理论视角的需要。这有些像有可能是饱读医书却不重视病人本身的大夫，他们对病人的症状、病史和家族病史等等“事实”缺乏系统、清楚和准确的了解，开出的药方轻者不能对症下药，重则误人性命。研究也没什么不同，那些不理解甚或轻视“事实”、不理解甚或轻视尽其可能的追问、追究和挖掘真相的极端重要性的人，很难做出有意义的研究成果。这并不是说每个研究者都要去做考证事实的工作，那首先应该是历史研究者必须完成的任务。但从事各种研究都需要足够的理解，尽可能地掌握“准确的事实”对于形成可靠的知识等，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所以，研究者就应该将研究建立于尽可能可靠的“事实”之上，并对自己的判断、结论等始终保持一份必要的谨慎。历史研究的发展一再证明，许多重要的结论会随着新的发现而作必要的修订，甚至被完全改写。那种轻视原始资料的收集和追究事实准确性的态度，会极大地损害甚至摧毁研究成果的质量，削足适履式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有所建树的。作为历史研究者，不仅要尽可能地掌握研究领域的历史资料，而且要熟读细读到了如指掌的程度。樊超博士在完成这本书后一定深有体会，惟其如此才会不断更上层楼。
樊超博士在撰写《合作与共赢》的过程中很重视叙事的准确性。不过这本书的贡献不仅于此。通过对这些历史文献的仔细深入的分析，并与美国方面公布的有关档案进行对比，樊超博士清晰地揭示出中国对美政策演变的过程和基本脉络。《合作与共赢》围绕1980年代中国对美政策这个主题，全面地叙述和分析了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它们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其中包括了1979年中美建交的过程、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启动与曲折、中国对印度支那地区政策的变动，等等。《合作与共赢》展示了这样一幅图景，即中国对美政策是在中国内部和外部诸多因素构成的复杂结构中形成和发展的。内部因素包括了中国国家战略的重大转变，即从结束“文革”到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围绕这项划时代的战略转变展开的持续变动的政治形势等等。外部因素则主要包括了苏联的扩张和中美苏战略三角的互动、中国周边地区当时主要是印度支那地区的安全形势变化，等等。由于研究视角比较开阔，樊超在《合作与共赢》中建构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它包括三个关键性因素，即“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进程对中美关系产生的影响”，“美苏冷战格局制造出一种排他性的国际关系逻辑”，以及中国“决策层内部具体的争论结果”等。尤其是在对决策层内部具体争论的分析，详细分析了三类不同的政策主张及其它们之间的互动和对政策的影响，从而初步建构了一个分析中国决策层的结构，这对研究这个时期的中国对外政策也很有启发。
作为历史研究的成果，首先要有清晰和准确的叙事，不过一些研究成果往往会到此为止，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就中国对美政策这个个案而言，所涉及的那些经过认真考证和整理的“事实”到底意义何在，还取决于研究者是否能提供一个有内在逻辑的分析框架，而且这个框架所涉及的一些关键要素对于中国对外关系的所有主要方面都应该是至关重要的。简而言之，如果不系统全面叙述那个时期对美政策的各个方面，读者将缺少对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到今天的完整理解；如果不提供一个清晰的大致合理的分析框架，读者也会难以理解那些叙述的意义何在，以及作者为什么会认为是这些而非那些事实更有价值。由于这个时期中美关系的特殊重要性，如果这个框架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各主要方面没有更广泛的解释力，这在逻辑上也是难以自洽的。所以，《合作与共赢》将中国对美政策研究向前推进了很有意义的一步。当然，这本书也留下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还可以在更为开放的架构中，理解和阐述中国对美政策所产生的重要背景、决策过程和决策机制，以及当年那些重大决定的历史性影响——不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
读过《合作与共赢》之后，也包括之前为其他博士的论文出版撰写序言之后，还是有很多感慨的。如同在为樊超博士之前的博士们的著作所写序言中说的一样，我在指导他们的博士论文过程中，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大量新的重要信息，也从他那里得到很多宝贵的历史资料，这对我的研究有非常大的帮助。指导博士研究生的过程的确是师生相互学习、探讨共同感兴趣的研究课题的过程。我真心希望这个过程能够延续下去，这当然是因为多年形成的师生之谊，但并不仅仅是为了延续之，更重要的是希望能为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研究领域当前那种很不能令人满意的现状，继续共同做出努力。毫不夸张的说，迄今为止，学术界甚至都没有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提供一个足够完整的画面，更谈不上丰富多彩。正如《合作与共赢》所说的，以往的成果“既无法呈现中国外交或对外关系的全部面貌，也会因为无法探究决策的细节而使结论发生偏差”。现有的成果中仍然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重新考察和订正，支撑一些重要结论的桩脚远谈不上稳固，还有太多的疑问需要经过重新探索和思考后，才能给出靠的住的回答。形象一些的说，我们现在都还是要做“拼图”的工作，每项研究都是在填补中国外交历史这块“拼图版”上的一块空白。总之任重而道远，换个角度也可以说这仍然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
《合作与共赢》是樊超博士学术生涯中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是他对这个领域的一个贡献，也是他为读者贡献的一份很有价值的历史参考。希望樊超博士以及他的同伴们继续努力，做出更多的贡献。“功夫不负有心人”，与樊超博士共勉。
牛军
2016年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