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冷战：中美如何在第三世界展开竞争

　　八月美国瞭望杂志的一次采访中，白宫总战略师史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警告说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经济战争”。中国可以毫不遮掩地说出他们正在做什么。在未来25年到30年内，我们两国中的一个势必将成为世界霸主，而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那很显然这个角色将由中国来扮演。“班农称，“我想在五年后，最多不超过十年，美国就要迎来一个下滑的转折点，而我们将再也无法恢复元气。”与班农的言论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推行经济民族主义，并且已经对中国发起侵犯知识产权方面的调查。此举可能导致美国提高向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所征收的关税。然而，与此同时， 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官方又致力于取得与中国的合作。

《赢得第三世界：冷战期间的中美竞争》

　　特朗普政府时而将中国视为对美国霸权的威胁，时而又将其视为一个有力的合作伙伴，这种态度的游移已经屡见不鲜。事实上，就像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历史学家裴斗虎(Gregg Brazinsky)在他最近的著作《赢得第三世界：冷战期间的中美竞争》中所指出的那样，“华盛顿长期以来一直害怕的是，中国会带来一种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新模式，而这种模式将根本性地破坏美国现今维持的自由国际秩序。”

　　关于地位的问题

　　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与美国崛起为超级大国都发生在二十世纪早期。清朝，最后一个中国专制王朝，结束于1911年。之后，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都力图领导中国从西方列强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裴斗虎教授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领导者们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并不遵循共产主义思想，也与封建王朝的中国中心主义不同，而是强调中国需要恢复原来的地位，“尤其是在其他非殖民国家中的地位，作为结束中国被凌辱的历史，恢复过去的光荣与辉煌的途径。”

　　中国共产党与后殖民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使其站在美国的对立面，而后者在1916年就已经成为了世界领先的工业强国，并在二战之后实现了国际霸权。华盛顿，同北京一样，将自己视为帝国主义的取代者。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就立场鲜明地拥护民族自治。19世纪末，美国对自由贸易的承诺将其与欧洲(与之后的日本)帝国主义贸易集团对立起来。在二战中，中美结盟，共同对抗日本 。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评价，“中国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与繁荣的恰当作用。”在罗斯福的眼中，一个统一的中国，作为美国的盟友，将会“管理东南亚以及其他地区的托管统治，并帮助亚洲其他的地区实现独立。”1943年，蒋介石受罗斯福邀请参加开罗会议，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探讨亚洲的未来。

　　在美国的设想中，一个支持美国的、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国将会在亚洲的后殖民化中扮演领导角色。这与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显然是直接对立的。伴随着1937年的日本入侵中国，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及其后的党内整风运动确立了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并使得马列毛主义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适用。如同张如新，一位十分具有影响力的毛派支持者，在1941年所揭示的那样，中国的经验为“大多数的(如果不是全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提供了“及其珍贵的革命经验与资本”。1941年10月，中共在延安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18个国家的代表，包括缅甸，朝鲜，越南等。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不久之后，毛泽东下令要求中共与东南亚各个共产党达成统一战线，一致对抗日本。

　　中国共产主义的国际格局令美国感到吃惊。当时一些年轻的中国通认为共产党不过是土地改革者，与世界革命并无关系。基于这样的认识，美国派往延安的外交官建议华盛顿与共产党建立联系以支持其对抗日本，或者至少鼓励当时腐败、残忍的国民党的改革。但当时诸如美国驻中国大使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等高级官员拒绝了这样的提议，并在战后东亚的安顿中无视共产党，迫使其转而投向苏联寻求帮助。这使得共产党更为巩固了对美国的恶劣印象，如同在一份党内报告中所展现的那样，“美国将成为中国立足于中国与世界的阻碍。”

　　在日本投降，共产党赢得与国民党的内战后，共产党很快发现自己与美国处于对立的位置。这种对立不仅仅体现在美国拒绝承认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共和国，也体现在华盛顿和北京对后殖民时期国际秩序的不同设想上。华盛顿支持在自由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下的民族自决，但它认为后殖民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它在朝鲜和越南等国家进行托管统治。同时，华盛顿也积极地通过各种显性(如联合国安理会)和隐性的方式(如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或世界银行)来实现世界霸权。与之相对，中国强调经济独立，通过直接的军事手段解放越南和朝鲜，以及推进反殖民国家与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联结以替代联合国。裴斗虎认为，北京力图为后殖民国家集团打造一个非正式的，反霸权的霸权，而中国则是该集团的代表与领导者。这种对立，实际上也是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对抗的一种体现。

　　这两种对国际秩序的不同设想使得中国和美国形成了公开的对立，第一次体现在朝鲜战争中，中国支持北韩而美国支持南韩，后来又体现在越南战争中，中国支持越南共产党推翻原有政府，一开始与法国，后来与美国作战。在1955年促进亚非国家之间合作的万隆会议上，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表明了中国对台湾与美国的立场与其他领导人对亚非地区和平和稳定的期待是一致的，并获得了这些国家的信任。当华盛顿仍然承认台湾的国民党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时，北京已经获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支持，如埃及、伊拉克、几内亚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流亡政府等。裴斗虎展现了中国是如何求同存异，奉行促进反殖民主义的解放政策，而不是传播共产主义的政策。比如，毛泽东下令抗美援朝，将其描述为一场为了“所有东方民族”利益的战争，而不是仅仅为了中国或者朝鲜。

　　为什么马列毛主义会如此盛行?

　　本书最令人发聋振聩的观点是，华盛顿和北京基于对其二者之间矛盾的本质认识错误，导致它们做出了一系列适得其反的政策选择。美国的领导人们认为，反殖民化将南北种族冲突混入了东西方意识形态冲突之中，将原有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因此，毛领导下的中国是危险的。尽管中国没有苏联的资源，但相较于苏联统治下的俄国人而言，中国人却更像是激进的种族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的胜利者。

　　在美国的眼中，中国的挑战是如此根本与彻底，以致于中美之间很难达成妥协与让步。比如在越南战争中，美国为防守南越，甚至容忍西贡攻击越共在中立国柬埔寨的兵营。当反金边政府的柬埔寨游击队在南越进行广播活动，柬埔寨政府威胁除非广播停止，否则将拒绝所有西方在柬埔寨的援助计划，投靠中国。但美方没有任何回应，柬埔寨继而转向中国寻求军事和经济支援，并关闭了它在华盛顿的大使馆。美国是如此执着于阻止越南落入共产主义阵营，而不惜失信于其他小国。其作为一个公正的国际秩序的支持者的形象不再，而使得后者继而投向中国阵营。

　　在贸易和援助政策上，美国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从1950到1971年，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的贸易禁运以阻止其工业发展，并将其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朝鲜战争期间，美国还成功促使联合国做出了禁止向中国运送战略性物资的决定。但是印度、埃及等国家不承认联合国禁运决定的合法性，所以北京仍然能够与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的交易，避免了陷入绝对的孤立。贸易禁运并没有对北京的经济造成严重不良的影响，而在美国的重压之下北京经济的复苏与腾飞，不仅证实了其经济发展模型的可行性，也使得华盛顿被视作帝国主义。

　　尽管中美都为第三世界提供援助，中国的援助却更容易被视作具有象征意义。比如，在非洲南部，坦桑尼亚和内陆国家赞比亚提出建造一条连接赞比亚的铜矿到印度海港，不经过任何白人统治的国家的铁路。西方国家和苏联都质疑该工程项目的经济效用，拒绝资助。但中国在1967年同意资助该工程，认为该项目不仅能促进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还能对抗白人政权。为与中国竞争，美国建造了与该工程路线相同的公路，但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都没有足够的货车运输货物，因此该公路并没能发挥其作为主要商道的作用。讽刺的是，最终这条公路的最大功能是为中国建造的铁路运送补给。

　　但中国同样也犯了一些错误，使得它在第三世界的影响有所降低。裴斗虎指出，北京并没有意识到，马列毛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几乎所有领域的活动的统治地位，不仅使得外国人难以理解这个国家，也使得中国在海外的声望有所减损。

　　一个印度记者曾经在1954-55年的冬天观看中国剧团的舞蹈表演，最终因为无法忍受而选择离开。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在天使的脚上拷上了意识形态的锁链，毁掉了这样美丽的艺术。”与此同时，1959年北京对西藏起义的镇压也破坏了中国在那些佛教徒占多数的国家中的形象; 1962年对印度的战争使得后者转而向美国和苏联寻求更多的支持，也毁掉了中国在万隆会议上所树立起来的其作为亚洲的和平中坚力量的形象，亚非民族独立运动也因此更加四分五裂：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支持与超级大国的激进的军事对抗，而如印度、埃及等国家更赞成一种更为节制的“不结盟”，这就将共产主义的中国派出在外。1965年，中国试图在阿尔及尔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以推行其更为激进的反帝国主义构想，号召与美国、苏联等白人主权国家的军事对抗。但北京的激进使得许多国家对这种“中国国际主义”感到厌恶，这种情绪使得在阿尔及尔政变发生之前，这次会议就注定流产。

　　裴斗虎的叙述中一个核心的主题是，中国将马列毛主义作为反殖民游击队的核心革命准则的推广是如何阻碍北京在第三世界与华盛顿和莫斯科对抗的。自19世纪50年代中起，中国先后支持在阿尔及利亚、老挝、莱索托和越南等国家的武装游击队运动，为它们提供武器，资金与军事训练，并为其翻译了若干毛泽东对游击队作战策略的著作。但这些努力实际上是不利于其自身的。比如，中国最终导致了刚果起义的失败。1964年初，自称辛巴斯(the Simbas)的毛派激进分子占领了刚果一半的领土。在其领导人承认“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的解放者，也是全世界的解放者”之后，中国外交官仍然认为其实际上“与我们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拒绝支持辛巴斯。在中国犹豫之际，比利时和美国的军队最终瓦解辛巴斯。而北京显然没有从该事件中得到任何教训，将辛巴斯的失败归咎于其对马列毛主义的不接受。中国对其纯正马列毛主义的坚守使得刚果丧失了所有的革命基础。这之后，作为非洲最大的国家，刚果的统治权实际上落到了亲西方的蒙博托(Joseph Mobutu)手中。

　　而在越南，共产党人是如此高估马列毛主义对越南的价值，以至于并未意识到越南人事实上更关心如何打败美国帝国主义 。因此，北京高估了河内对抗被马列毛主义指为“社会帝国主义”势力的莫斯科的意愿，后者从苏联处得到了大量的军事支援。战后，河内甚至与莫斯科在1978年达成了正式的同盟。更为糟糕的是，越南有它自己的野心。1978年，越南侵略柬埔寨，取代了与北京同盟的红色高棉政府，代之以听任于河内和莫斯科的傀儡政府。1979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下令进攻越南，导致了在一个月内，约28，000中国士兵的死亡，几乎是20年越南战争中美国士兵死亡人数的一半。中国在保卫独立统一的越南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其对马列毛主义的痴迷最终损害了其在东南亚的地位。

　　八月美国瞭望杂志的一次采访中，白宫总战略师史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警告说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经济战争”。中国可以毫不遮掩地说出他们正在做什么。在未来25年到30年内，我们两国中的一个势必将成为世界霸主，而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那很显然这个角色将由中国来扮演。“班农称，“我想在五年后，最多不超过十年，美国就要迎来一个下滑的转折点，而我们将再也无法恢复元气。”与班农的言论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推行经济民族主义，并且已经对中国发起侵犯知识产权方面的调查。此举可能导致美国提高向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所征收的关税。然而，与此同时， 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官方又致力于取得与中国的合作。

《赢得第三世界：冷战期间的中美竞争》

　　特朗普政府时而将中国视为对美国霸权的威胁，时而又将其视为一个有力的合作伙伴，这种态度的游移已经屡见不鲜。事实上，就像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历史学家裴斗虎(Gregg Brazinsky)在他最近的著作《赢得第三世界：冷战期间的中美竞争》中所指出的那样，“华盛顿长期以来一直害怕的是，中国会带来一种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新模式，而这种模式将根本性地破坏美国现今维持的自由国际秩序。”

　　关于地位的问题

　　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与美国崛起为超级大国都发生在二十世纪早期。清朝，最后一个中国专制王朝，结束于1911年。之后，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都力图领导中国从西方列强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裴斗虎教授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领导者们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并不遵循共产主义思想，也与封建王朝的中国中心主义不同，而是强调中国需要恢复原来的地位，“尤其是在其他非殖民国家中的地位，作为结束中国被凌辱的历史，恢复过去的光荣与辉煌的途径。”

　　中国共产党与后殖民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使其站在美国的对立面，而后者在1916年就已经成为了世界领先的工业强国，并在二战之后实现了国际霸权。华盛顿，同北京一样，将自己视为帝国主义的取代者。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就立场鲜明地拥护民族自治。19世纪末，美国对自由贸易的承诺将其与欧洲(与之后的日本)帝国主义贸易集团对立起来。在二战中，中美结盟，共同对抗日本 。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评价，“中国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与繁荣的恰当作用。”在罗斯福的眼中，一个统一的中国，作为美国的盟友，将会“管理东南亚以及其他地区的托管统治，并帮助亚洲其他的地区实现独立。”1943年，蒋介石受罗斯福邀请参加开罗会议，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探讨亚洲的未来。

　　在美国的设想中，一个支持美国的、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国将会在亚洲的后殖民化中扮演领导角色。这与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显然是直接对立的。伴随着1937年的日本入侵中国，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及其后的党内整风运动确立了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并使得马列毛主义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适用。如同张如新，一位十分具有影响力的毛派支持者，在1941年所揭示的那样，中国的经验为“大多数的(如果不是全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提供了“及其珍贵的革命经验与资本”。1941年10月，中共在延安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18个国家的代表，包括缅甸，朝鲜，越南等。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不久之后，毛泽东下令要求中共与东南亚各个共产党达成统一战线，一致对抗日本。

　　中国共产主义的国际格局令美国感到吃惊。当时一些年轻的中国通认为共产党不过是土地改革者，与世界革命并无关系。基于这样的认识，美国派往延安的外交官建议华盛顿与共产党建立联系以支持其对抗日本，或者至少鼓励当时腐败、残忍的国民党的改革。但当时诸如美国驻中国大使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等高级官员拒绝了这样的提议，并在战后东亚的安顿中无视共产党，迫使其转而投向苏联寻求帮助。这使得共产党更为巩固了对美国的恶劣印象，如同在一份党内报告中所展现的那样，“美国将成为中国立足于中国与世界的阻碍。”

　　在日本投降，共产党赢得与国民党的内战后，共产党很快发现自己与美国处于对立的位置。这种对立不仅仅体现在美国拒绝承认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共和国，也体现在华盛顿和北京对后殖民时期国际秩序的不同设想上。华盛顿支持在自由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下的民族自决，但它认为后殖民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它在朝鲜和越南等国家进行托管统治。同时，华盛顿也积极地通过各种显性(如联合国安理会)和隐性的方式(如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或世界银行)来实现世界霸权。与之相对，中国强调经济独立，通过直接的军事手段解放越南和朝鲜，以及推进反殖民国家与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联结以替代联合国。裴斗虎认为，北京力图为后殖民国家集团打造一个非正式的，反霸权的霸权，而中国则是该集团的代表与领导者。这种对立，实际上也是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对抗的一种体现。

　　这两种对国际秩序的不同设想使得中国和美国形成了公开的对立，第一次体现在朝鲜战争中，中国支持北韩而美国支持南韩，后来又体现在越南战争中，中国支持越南共产党推翻原有政府，一开始与法国，后来与美国作战。在1955年促进亚非国家之间合作的万隆会议上，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表明了中国对台湾与美国的立场与其他领导人对亚非地区和平和稳定的期待是一致的，并获得了这些国家的信任。当华盛顿仍然承认台湾的国民党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时，北京已经获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支持，如埃及、伊拉克、几内亚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流亡政府等。裴斗虎展现了中国是如何求同存异，奉行促进反殖民主义的解放政策，而不是传播共产主义的政策。比如，毛泽东下令抗美援朝，将其描述为一场为了“所有东方民族”利益的战争，而不是仅仅为了中国或者朝鲜。

　　为什么马列毛主义会如此盛行?

　　本书最令人发聋振聩的观点是，华盛顿和北京基于对其二者之间矛盾的本质认识错误，导致它们做出了一系列适得其反的政策选择。美国的领导人们认为，反殖民化将南北种族冲突混入了东西方意识形态冲突之中，将原有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因此，毛领导下的中国是危险的。尽管中国没有苏联的资源，但相较于苏联统治下的俄国人而言，中国人却更像是激进的种族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的胜利者。

　　在美国的眼中，中国的挑战是如此根本与彻底，以致于中美之间很难达成妥协与让步。比如在越南战争中，美国为防守南越，甚至容忍西贡攻击越共在中立国柬埔寨的兵营。当反金边政府的柬埔寨游击队在南越进行广播活动，柬埔寨政府威胁除非广播停止，否则将拒绝所有西方在柬埔寨的援助计划，投靠中国。但美方没有任何回应，柬埔寨继而转向中国寻求军事和经济支援，并关闭了它在华盛顿的大使馆。美国是如此执着于阻止越南落入共产主义阵营，而不惜失信于其他小国。其作为一个公正的国际秩序的支持者的形象不再，而使得后者继而投向中国阵营。

　　在贸易和援助政策上，美国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从1950到1971年，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的贸易禁运以阻止其工业发展，并将其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朝鲜战争期间，美国还成功促使联合国做出了禁止向中国运送战略性物资的决定。但是印度、埃及等国家不承认联合国禁运决定的合法性，所以北京仍然能够与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的交易，避免了陷入绝对的孤立。贸易禁运并没有对北京的经济造成严重不良的影响，而在美国的重压之下北京经济的复苏与腾飞，不仅证实了其经济发展模型的可行性，也使得华盛顿被视作帝国主义。

　　尽管中美都为第三世界提供援助，中国的援助却更容易被视作具有象征意义。比如，在非洲南部，坦桑尼亚和内陆国家赞比亚提出建造一条连接赞比亚的铜矿到印度海港，不经过任何白人统治的国家的铁路。西方国家和苏联都质疑该工程项目的经济效用，拒绝资助。但中国在1967年同意资助该工程，认为该项目不仅能促进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还能对抗白人政权。为与中国竞争，美国建造了与该工程路线相同的公路，但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都没有足够的货车运输货物，因此该公路并没能发挥其作为主要商道的作用。讽刺的是，最终这条公路的最大功能是为中国建造的铁路运送补给。

　　但中国同样也犯了一些错误，使得它在第三世界的影响有所降低。裴斗虎指出，北京并没有意识到，马列毛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几乎所有领域的活动的统治地位，不仅使得外国人难以理解这个国家，也使得中国在海外的声望有所减损。

　　一个印度记者曾经在1954-55年的冬天观看中国剧团的舞蹈表演，最终因为无法忍受而选择离开。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在天使的脚上拷上了意识形态的锁链，毁掉了这样美丽的艺术。”与此同时，1959年北京对西藏起义的镇压也破坏了中国在那些佛教徒占多数的国家中的形象; 1962年对印度的战争使得后者转而向美国和苏联寻求更多的支持，也毁掉了中国在万隆会议上所树立起来的其作为亚洲的和平中坚力量的形象，亚非民族独立运动也因此更加四分五裂：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支持与超级大国的激进的军事对抗，而如印度、埃及等国家更赞成一种更为节制的“不结盟”，这就将共产主义的中国派出在外。1965年，中国试图在阿尔及尔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以推行其更为激进的反帝国主义构想，号召与美国、苏联等白人主权国家的军事对抗。但北京的激进使得许多国家对这种“中国国际主义”感到厌恶，这种情绪使得在阿尔及尔政变发生之前，这次会议就注定流产。

　　裴斗虎的叙述中一个核心的主题是，中国将马列毛主义作为反殖民游击队的核心革命准则的推广是如何阻碍北京在第三世界与华盛顿和莫斯科对抗的。自19世纪50年代中起，中国先后支持在阿尔及利亚、老挝、莱索托和越南等国家的武装游击队运动，为它们提供武器，资金与军事训练，并为其翻译了若干毛泽东对游击队作战策略的著作。但这些努力实际上是不利于其自身的。比如，中国最终导致了刚果起义的失败。1964年初，自称辛巴斯(the Simbas)的毛派激进分子占领了刚果一半的领土。在其领导人承认“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的解放者，也是全世界的解放者”之后，中国外交官仍然认为其实际上“与我们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拒绝支持辛巴斯。在中国犹豫之际，比利时和美国的军队最终瓦解辛巴斯。而北京显然没有从该事件中得到任何教训，将辛巴斯的失败归咎于其对马列毛主义的不接受。中国对其纯正马列毛主义的坚守使得刚果丧失了所有的革命基础。这之后，作为非洲最大的国家，刚果的统治权实际上落到了亲西方的蒙博托(Joseph Mobutu)手中。

　　而在越南，共产党人是如此高估马列毛主义对越南的价值，以至于并未意识到越南人事实上更关心如何打败美国帝国主义 。因此，北京高估了河内对抗被马列毛主义指为“社会帝国主义”势力的莫斯科的意愿，后者从苏联处得到了大量的军事支援。战后，河内甚至与莫斯科在1978年达成了正式的同盟。更为糟糕的是，越南有它自己的野心。1978年，越南侵略柬埔寨，取代了与北京同盟的红色高棉政府，代之以听任于河内和莫斯科的傀儡政府。1979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下令进攻越南，导致了在一个月内，约28，000中国士兵的死亡，几乎是20年越南战争中美国士兵死亡人数的一半。中国在保卫独立统一的越南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其对马列毛主义的痴迷最终损害了其在东南亚的地位。

　　转变的齿轮

　　裴斗虎叙述的重点主要放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但在其最后几章中，裴斗虎提到，在60年代末，中美领导人都意识到了合作，而非对抗，才能提高其二国的地位 。裴斗虎指出，美国对中国的看法的转折点是一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1966年6月的报告。报告中提到，“美国决不能容忍任何单一势力统治亚洲”，但它应当给中国适当的地位和尊重，以部分替代其无法实现的地区统治和超级大国地位的目标。“这份报告并没有改变美国的一贯政策，但是一个月之后，美国总统约翰逊的发言中流露出了孤立中国的政策松动的迹象，“如果中国大陆的七百万人民因为他们的领导人而被排除在世界之外，那么亚洲不可能有长久的和平。”

　　1969年上任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进而发展了这一愿景。裴斗虎写道，“当前任政府们使劲浑身解数孤立中国，力图毁灭其在第三世界中的声望时，尼克松政府却想让中国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并给予其作为世界主要力量应得的尊重。”尼克松认为，要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只有将华盛顿、北京和莫斯科打造成为地缘政治的三角。尼克松本人对于轻视的敏感和对尊重的坚持进而使其成为了与北京对话的理想人选。“将其视作皇帝，”尼克松在其1972年与毛泽东对话前的准备笔记中写道，“夸奖中华民族——艺术，古文明，诗歌，对国家的热爱。”更为重要的是，尼克松并没有提出将中国放弃其革命性的主张作为恢复中美邦交的条件。在他与周恩来的谈话中，尼克松解释道，“在你的国家，在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你都可以保有你的立场，一个我们预料之中的立场。”

　　对尼克松来说，幸运的是，在其访问中国时，中国共产党也调整了其对自身实现地位的认识。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和与苏联的摩擦之后，北京接受一个更为实务的外交策略，与其此前视为“反动”的伊朗，土耳其，扎伊尔等国家纷纷建交。尽管在联合国中，北京仍然以第三世界的领导者自居，但在80年代，其与美国在对抗第三世界阵营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权的合作愈加紧密。比如，中国与美国合作孤立南非，试图覆灭古巴与苏联支持的安哥拉政权，并与美国、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一起支持阿富汗圣战者推翻与莫斯科政权结盟的喀布尔政权。由此，裴斗虎所得出的结论之一是，苏联带来的威胁促进了中美在第三国家议题和全球经济方面的合作。

　　赢得二十一世纪?

　　《赢得第三世界：冷战期间的中美竞争》一书的出现正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对中美关系展开的热烈辩论。这本书认为，中美两国长时期冲突的根源并非对于共产主义所带来的颠覆的意识形态上的恐惧，而是在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这一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如今的中国或许已经与当时在马列毛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有所不同，但仍然将其自己视为亚非国家需效仿的的模范和新的非等级世界秩序的支持者。2017年5月，习近平开启了新的一带一路论坛，倡导“尊重所有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新型国际关系”。北京已经放弃了它曾经的激进主张，但其基本主张仍然是在非等级世界秩序中提高自己的地位 。

　　裴斗虎从那些与支持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人所关心的议题，如贸易等，出发，来看待中国追求其地位的主张，而不是简单地将中国对地位的追求视为一种威胁。比如，裴斗虎提出，尽管中国仍然将其视为发展中国家中的模范，许多亚非国家仍然对北京的意图充满怀疑。在2006年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一位中国的外交人员，同时也是研究非洲问题的学者说道，“中国绝不接受西方对其价值与政治体制的强制输出。我们专注于共同发展，而不是牺牲一个国家来发展另外一个国家。”但如尼日利亚前中央银行行长Lamindo Sanusi等一些在非洲十分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仍然批评中国是“造成非洲发展滞后和工业化退步的罪魁祸首。”他认为，中国大量廉价钢铁和消费商品涌入非洲市场，使得非洲的公司难以与之竞争，而中国在非洲的采矿作业并没有起到向本地居民转移技术的作用，完全依赖于进口的的中国劳动力与技术。他将这称之为“殖民主义的本质”。在东南亚，这样的争议也在各处发生。 自2011年以来，在老挝的由中国的一个铁路工程项目已经在其涉及的土地使用权和劳工标准问题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中国在斯里兰卡建造的港口和机场也因为工程贷款无法偿还而饱受争议。同样的争议还广泛存在于土地使用，环境影响等方面，这也使得中国在第三世界中的影响力进一步降低。

　　但是， 裴斗虎强调，当其他国家对中国表示失望时，美国不应对此表现得太过幸灾乐祸，像在冷战时期那样。中美之间的竞争并不会为亚非国家带来好处，二国如何在公共健康、疾病防治等领域的合作，才是更应当被关注的，就像2014年共同应对西非埃博拉疫病那样。特朗普政府提及对中国的“经济战争”时，将中国的低劳工标准、环境监管不力、出口倾销都理所当然地视作是中国服务于其的国家利益的体现，但裴斗虎认为，“中国只有制定与其地位相应的全球环境和劳工准则，缓和其过度的民族主义，才能恢复其曾经的中央王朝地位。”

　　这种做法能否在亚洲取得成功，前景尚不明朗。例如，北京可能被说服接受美国知识产权法或斯里兰卡劳工法典，借此以提高自己的声望。然而，裴斗虎在书中告诫，从在美国与中国曾经的联系中可以得出这样的观点，即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提高可以部分替代在“区域性的控制与超级大国的地位”上的野心，但如今已经很少有人怀疑中国在其区域的控制地位或其超级大国的地位。讽刺的是，在裴斗虎看来，中国要使美国的影响淡出其所控制的东亚区域，保护自己超级大国的地位，最好的办法是打造一个“慷慨的，自信的中国式的民族主义”，让美国在韩国和日本建立的基地显得多余。然而，中国的民族主义仍然被禁锢于被西方人和日本人所伤害的记忆中，这样的重新定义显得遥遥无期。并且，这种重新定义也同样要求对手的共情与想象力，而这样的品质只有冷战期间的少数几位美国总统才拥有，在如今的白宫已经难匿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