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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只有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那就是具有成为超级大国潜质的中国。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说,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仍然是欧盟官员的梦想。俄罗斯担心它的国际声望和边境安全,国力日渐下降。印度正处于上升趋势,但依然远没有达到大国地位。巴西、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确实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还远远没有全球影响力。
如今美中关系将何去何从必然对中国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假设北京的威胁和中国的野心可能会不断增长,那么美国就应该把中国看做一个对手。如果中美这两个伟大的国家能找到合适的方式沟通合作、求同存异,而非各执己见、互相对抗,世界格局将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美国新任总统将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问题。如何处理中国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找到美中合作的合适路径,尽管有时这种合作并不让人感到舒服。
那么新任总统应该怎么做?
第一,在以中国为政策目标的大背景下考虑问题和讨论解决方案。
在中国问题上,华盛顿有多个目标,但没法同时实现。要想全部实现得先制定优先顺序,学会妥协,以及考虑权衡。说服北京压制朝鲜可能需要承诺美军从韩国撤军;要中国在投资、网络安全和知识产权方面让步可能需要美国提供贸易优惠。华盛顿必须决定哪套方案给美国带来的价值最大。
第二,站在北京的角度看待问题,中国领导人可能是无情的专制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和他的政府无理草率行事。
实际上,中国政府在支持朝鲜、坚持两岸统一、拒绝接受香港民主化并声称拥有近海领土等问题上均有正当理由。如果下一届美国政府能在这些问题上表达对中国政府的合理关切,那么美中沟通将会更加顺畅成功。问题的关键不是让中南海的主人知道华盛顿想让北京做什么,而是说服北京这样做。
第三,承认美国的错误、虚伪和失败。
美国人不仅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坚持民族主义,而且经常拒绝承认他们政府的真面目,认为他们的政府是一个为大众利益铲除世间邪恶、堕落和不道德的无辜善良无私的纯洁的政府。华盛顿支持亚洲独裁,在中东制造血腥混乱,剥夺欧洲独立性,并且加剧了国内的经济危机。美国官员在向北京同行讲话之前应该表现得更为谦虚。
第四,加强美国经济以面对中国的产业政策。
尽管存在人为干预的操纵系统——如保持人民币低价、补贴国有企业,以及排斥外国势力等(通常损害中国消费者利益),但美国人却大大受益于自由贸易。所有这些,作为双边谈判和多边协定(如世贸组织)的一部分,必须给予关注。但是华盛顿的最佳回应应该是通过减少类似的特殊利益的经济操控,合理化且精简监管,减少不必要的联邦支出,降低公司税率,以及改善工人教育等来帮助美国公司增强竞争力。
第五,比试国际胆量。
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Kerry)恳求、主张、坚持甚至要求中国更多地关注平壤核计划,但毫无效果。尽管中国不希望朝鲜发展核武器,但中国认为这主要是美国的问题。的确,对中国来说,局势不稳定比朝鲜核武器的威胁更大。给朝鲜施加压力有导致其政权崩溃的风险,继而带来混乱,引发冲突,导致核武器失控、朝鲜难民跨过鸭绿江,最终使得朝鲜半岛上一个与美国结盟的统一政权诞生。华盛顿应该表明态度,不愿意永久保护中国,使其避免因反对韩国和日本的核计划而受到的后果。讨论核扩散与反扩散将使中国卷入美国的朝鲜噩梦。
第六,停止“捆绑”中国和俄罗斯。
也许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Nixon)政府将北京变成了一个平衡苏联地缘政治的力量。相比之下,奥巴马(Obama)政府扭转了方向,将两个最重要的潜在对手推到了一起。中俄两国存在巨大区别,俄罗斯显然更弱,担心中国在远东的战略布局,并已厌倦了北京的军事技术盗窃。尽管如此,通过积极努力,华盛顿实现了那句古老的格言: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一场伟大的比赛正在进行,美国需要更加注重行动策略,同时注意保持全球力量的均衡。
第七,为盟国解决更多问题和争议。
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Albright)称美国是核心力量。这需要分为几点来说。在亚洲,这意味着阻止中国在亚洲不太可能的军事统治。但是华盛顿不需要担任微观部署,不需要将意图施加于每一个可能的争议。比如亚洲有争议的海域领土就不需要给予主要关注。如果马尼拉选择与中国就黄岩岛的归属问题进行谈判,美国就应该选择避开。韩国有能力保护自己不受朝鲜侵犯,华盛顿就应该下令美国部队撤退,将韩国留给首尔政府,转而挑战北京、迫使其行动,因为那时平壤就无法再以美国“侵略”为由为其核计划做合理辩护。
第八,轻声讨论内部问题,例如人权和民主。
正如圣经中上帝关心麻雀落地一样,美国政府关心中国这个遥远国家最细微的缺陷——民主和人权。中国通常对这样的关心没有良好反应。这种情况也不仅仅存在于中国。比如最近美国对菲律宾法外处决毒品使用者和经销商的批评激起了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总统(RodrigoDuterte)的强烈反应。面对不公正时华盛顿不必沉默,而是应该谨慎务实地追求有价值的目标。相比之下,美国可以利用民间团体的公众批评来改善这种情况。
第九,认识到民主在中国同样可能产生很多问题。
我认识的中国青年都是追求思想自由的。他们当然不喜欢互联网管控,喜欢独立追求自己的生活。但他们大多数是高度民族主义的,反对外国干涉,并认为中国附近的水域都属于中国。想象一下候选人对数亿选民有吸引力的选举。一场对各种敌人宣战的煽动性政治运动估计是激起群众热情的首选。
第十,做好长期准备。
中国自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取得了巨大发展。然而却仍然受到统制经济和政治的制约。美国则保留了非凡的优势:对人类自由、平等和尊严的共同承诺;多样化、充满活力和热情参与的人群;竞争、创新和富有成效的经济;坚韧、开放的宪政民主。中国渴望富强,而美国已经实现了。相比之下,华盛顿的任务应该容易很多:保持使美国繁荣的价值观、政策和制度。
新任总统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将是如何对话中国。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盛顿和北京能否找到合作的合适路径,而非在破坏性对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意味着将双边关系作为处理的优先事项,并在必要时做出哪怕不得人心的决定以使美中关系积极发展。
美国只有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那就是具有成为超级大国潜质的中国。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说,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仍然是欧盟官员的梦想。俄罗斯担心它的国际声望和边境安全,国力日渐下降。印度正处于上升趋势,但依然远没有达到大国地位。巴西、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确实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还远远没有全球影响力。
如今美中关系将何去何从必然对中国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假设北京的威胁和中国的野心可能会不断增长,那么美国就应该把中国看做一个对手。如果中美这两个伟大的国家能找到合适的方式沟通合作、求同存异,而非各执己见、互相对抗,世界格局将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美国新任总统将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问题。如何处理中国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找到美中合作的合适路径,尽管有时这种合作并不让人感到舒服。
那么新任总统应该怎么做?
第一,在以中国为政策目标的大背景下考虑问题和讨论解决方案。
在中国问题上,华盛顿有多个目标,但没法同时实现。要想全部实现得先制定优先顺序,学会妥协,以及考虑权衡。说服北京压制朝鲜可能需要承诺美军从韩国撤军;要中国在投资、网络安全和知识产权方面让步可能需要美国提供贸易优惠。华盛顿必须决定哪套方案给美国带来的价值最大。
第二,站在北京的角度看待问题,中国领导人可能是无情的专制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和他的政府无理草率行事。
实际上,中国政府在支持朝鲜、坚持两岸统一、拒绝接受香港民主化并声称拥有近海领土等问题上均有正当理由。如果下一届美国政府能在这些问题上表达对中国政府的合理关切,那么美中沟通将会更加顺畅成功。问题的关键不是让中南海的主人知道华盛顿想让北京做什么,而是说服北京这样做。
第三,承认美国的错误、虚伪和失败。
美国人不仅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坚持民族主义,而且经常拒绝承认他们政府的真面目,认为他们的政府是一个为大众利益铲除世间邪恶、堕落和不道德的无辜善良无私的纯洁的政府。华盛顿支持亚洲独裁,在中东制造血腥混乱,剥夺欧洲独立性,并且加剧了国内的经济危机。美国官员在向北京同行讲话之前应该表现得更为谦虚。
第四,加强美国经济以面对中国的产业政策。
尽管存在人为干预的操纵系统——如保持人民币低价、补贴国有企业,以及排斥外国势力等(通常损害中国消费者利益),但美国人却大大受益于自由贸易。所有这些,作为双边谈判和多边协定(如世贸组织)的一部分,必须给予关注。但是华盛顿的最佳回应应该是通过减少类似的特殊利益的经济操控,合理化且精简监管,减少不必要的联邦支出,降低公司税率,以及改善工人教育等来帮助美国公司增强竞争力。
第五,比试国际胆量。
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Kerry)恳求、主张、坚持甚至要求中国更多地关注平壤核计划,但毫无效果。尽管中国不希望朝鲜发展核武器,但中国认为这主要是美国的问题。的确,对中国来说,局势不稳定比朝鲜核武器的威胁更大。给朝鲜施加压力有导致其政权崩溃的风险,继而带来混乱,引发冲突,导致核武器失控、朝鲜难民跨过鸭绿江,最终使得朝鲜半岛上一个与美国结盟的统一政权诞生。华盛顿应该表明态度,不愿意永久保护中国,使其避免因反对韩国和日本的核计划而受到的后果。讨论核扩散与反扩散将使中国卷入美国的朝鲜噩梦。
第六,停止“捆绑”中国和俄罗斯。
也许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Nixon)政府将北京变成了一个平衡苏联地缘政治的力量。相比之下,奥巴马(Obama)政府扭转了方向,将两个最重要的潜在对手推到了一起。中俄两国存在巨大区别,俄罗斯显然更弱,担心中国在远东的战略布局,并已厌倦了北京的军事技术盗窃。尽管如此,通过积极努力,华盛顿实现了那句古老的格言: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一场伟大的比赛正在进行,美国需要更加注重行动策略,同时注意保持全球力量的均衡。
第七,为盟国解决更多问题和争议。
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Albright)称美国是核心力量。这需要分为几点来说。在亚洲,这意味着阻止中国在亚洲不太可能的军事统治。但是华盛顿不需要担任微观部署,不需要将意图施加于每一个可能的争议。比如亚洲有争议的海域领土就不需要给予主要关注。如果马尼拉选择与中国就黄岩岛的归属问题进行谈判,美国就应该选择避开。韩国有能力保护自己不受朝鲜侵犯,华盛顿就应该下令美国部队撤退,将韩国留给首尔政府,转而挑战北京、迫使其行动,因为那时平壤就无法再以美国“侵略”为由为其核计划做合理辩护。
第八,轻声讨论内部问题,例如人权和民主。
正如圣经中上帝关心麻雀落地一样,美国政府关心中国这个遥远国家最细微的缺陷——民主和人权。中国通常对这样的关心没有良好反应。这种情况也不仅仅存在于中国。比如最近美国对菲律宾法外处决毒品使用者和经销商的批评激起了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总统(RodrigoDuterte)的强烈反应。面对不公正时华盛顿不必沉默,而是应该谨慎务实地追求有价值的目标。相比之下,美国可以利用民间团体的公众批评来改善这种情况。
第九,认识到民主在中国同样可能产生很多问题。
我认识的中国青年都是追求思想自由的。他们当然不喜欢互联网管控,喜欢独立追求自己的生活。但他们大多数是高度民族主义的,反对外国干涉,并认为中国附近的水域都属于中国。想象一下候选人对数亿选民有吸引力的选举。一场对各种敌人宣战的煽动性政治运动估计是激起群众热情的首选。
第十,做好长期准备。
中国自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取得了巨大发展。然而却仍然受到统制经济和政治的制约。美国则保留了非凡的优势:对人类自由、平等和尊严的共同承诺;多样化、充满活力和热情参与的人群;竞争、创新和富有成效的经济;坚韧、开放的宪政民主。中国渴望富强,而美国已经实现了。相比之下,华盛顿的任务应该容易很多:保持使美国繁荣的价值观、政策和制度。
新任总统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将是如何对话中国。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盛顿和北京能否找到合作的合适路径,而非在破坏性对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意味着将双边关系作为处理的优先事项,并在必要时做出哪怕不得人心的决定以使美中关系积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