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华：1949年司徒雷登与中共的接触

 　　1949年4月中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党中央书记任弼时同志要我到团中央工作，调我来北京参加成立大会。在会上，周恩来副主席见到了我，说：“这几天南京就要解放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你还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我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周恩来与任弼时商量后，令我立即参加南下工作队赶赴南京。我动身前，周副主席找我谈话，要我特别注意了解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态度，并嘱咐我要事事谨慎，多请示报告。对此，我的理解是，当时中央十分关注美国是否会对新中国政权进行武装干涉，因此在南京、上海一带集中了刘、邓、陈、粟指挥的第二、第三野战军一百多万的强大兵力。

　　我于4月20日由北平乘火车出发，先在天津东站下车，乘外事处的轿车回我的宿舍匆匆取了行李，再赶到天津西站，上了同一趟火车南下。在火车上，我看见许多熟人，其中胡定一、崔烈等英语很好的同志和他们的夫人是准备到南京外事处工作的。车上还有我很敬重的《大公报》的名记者范长江。因铁路被战争破坏，火车到了蚌埠，不能再向南行驶了。我们换乘解放军的大卡车沿着铁路线到浦口，过江进城，这时南京已经解放两天了。

　　刚解放的南京，情况复杂，市面冷落。由刘伯承、邓小平进驻和领导的南京军管会的工作万分繁忙。我作为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参加了邓小平同志主持的市委会会议，汇报了北平的情况和周恩来同志关于外事方面的指示，市委对南京的外事工作进行了研究。

　　南京外事处设在原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内，我根据周恩来副主席交代的任务，组建外事处，开始工作。一面接管旧政府外交部，安置其留下的人员，将大量档案运往北京;一面着手打理留在南京的外国使馆人员和侨民的工作。

　　我一到南京就听说有几名解放军战士进入了司徒雷登的住处，引起一些外国使节的不安。在外国人的心目中，中共可能比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派还要厉害，所以他们很紧张。后来他们逐渐明白了，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既是革命之师，又是文明之师。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宣布不承认国民党时期的任何外国驻华人员的外交身份和特权，对留在南京的外国原外交人员均按一般外侨看待，同时宣布保护外侨的一切合法利益及人身安全。关于建交问题，我们声明按照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执行经过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为了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我召集南京军管会各单位的干部开了一次会，传达中央的对外政策，宣布了几项外事纪律和注意事项。

　　司徒雷登于1949年5月6日派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中国人)求见我。7日，我接见了傅泾波。他首先为司徒雷登辩解一番，说司徒一年来渐渐了解过去对国民党的认识是错误的，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这次国民党撤退前，何应钦希望他去广州，而他决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国共产党接触，这点已获得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同意。傅泾波表示，司徒雷登甚盼与我会见，并说现在是“美国对华政策改变的时期，能在‘老校长’手中完成这一转变，比换另一个人好些。”我告诉他，会见的事待考虑后再说，并表示，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政策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极深的创痛，美国现在尚未放下屠刀，怎能期望中国人民恢复好感。空言无用，需要美国首先做些实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

　　我是1932年到1936年在北平燕京大学上学时认识司徒雷登的。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中国杭州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十一岁时被送回美国上学，主修神学，1905年又被美国教会派到中国传教。1919年到北京创办燕京大学，担任校务长长达二十七年，治校颇有方略和成就。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后，他在日军占领的北平被秘密软禁。日本投降后，因他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经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推荐，1946年7月他被任命为美国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大使。根据他的日记和回忆录可以看到，他出任大使后，尽管也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但他的着眼点是加强援蒋压共，维护国民党的统治。

　　至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开始，国民党在东北的处境万分危急，他还频频致电美国国务院推动援蒋。国务卿马歇尔不愿美国更深卷入中国内战，未同意他的要求。看到解放军南进，所向披靡，国民党大势已去，司徒雷登便改变为美国效劳的做法。他于1949年3月致电美国国务院请求留在南京，以便同新政权接触，建立美中新的关系。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于4月6日复电，授权他与我党领导进行会谈，要他不要把话说得太肯定，并注意保密，免得走漏风声，引起国会中反对派的反对。因而在国民党政府要求外国使馆同他们南迁广州时，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不走。4月21日，我军渡过长江，23日南京解放。当时除苏联大使随同国民党政府去了广州外，其余国家的使节，包括梵蒂冈的代表仍留在南京。但苏联在南京还留有一秘A.M.列多夫斯基外交官，同南京外事处时常保持联系。我们就有些国际法和外交惯例的问题时常向他们请教。

　　经批准，我以私人身份于5月13日前往司徒雷登住处，同他会晤。我先问他解放军进入他住宅的情况。他对此事表现平静，只说有几个年轻士兵进来了，他见到了他们，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看一看，态度还好。我对司徒雷登说，在军管期间，解放军有权进入一切可疑的中外居民住宅检查。在未同新中国建交前，原外国使节不再享有外交特权，但作为外侨，安全自会得到保护，请他放心。司徒雷登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并说，美国已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参与中国内战。他已建议将美国在上海的经济合作分署所存的援助蒋介石的面粉、棉花等物资，待上海解放后统统移交我方，以支援上海恢复生产。我当即表示，关于中国政府的组成，我国人民有权自己决定，不需要外人干涉。粮食、棉花等我不接受(因为我们即将解放上海，可从国民党手中接收)。美国既然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该将美国驻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司徒答应转告有关方面。

　　这次会见以后，司徒雷登又派傅泾波来见过我两次。傅泾波除谈了有关上海解放和司徒雷登申请去沪外，还说司徒雷登对上次所谈军事问题采取负责任态度，美国舰队已于5月21日撤离青岛，一部分驶往日本，一部分驶往其他地方。在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前，美国舰队即行撤走。你们打到别的地方，美国舰队也将自该处撤走。他还说，麦克阿瑟主张青岛美舰不撤，国务院后来决定撤。现在美国舰队的中心已不在中国。我说，美国如愿同中国人民重新交好，打开双方的外交关系，首先必须撤退美国在华的一切武装力量，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放弃一切有损中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策。

　　我与司徒雷登会晤后，南京原外交界人士中传说，司徒雷登已与我取得联系，要求其他外国使馆同美国使馆一致行动;还传说我带来了周恩来的信。这引起其他使节疑问，纷纷要求与我见面。10月3日，我以南京市军管会委员兼外事处处长名义把留在南京的所有前外国外交官召集到外事处会客厅，宣布我党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以及对待在南京原各国使馆和外交人员的具体政策，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一些外国人是第一次同中共军管会官员接触，颇感紧张。当时，我只用普通话宣布我方政策，有些外国人不懂中国话。这时在中国樊城出生的加拿大大使馆临时代办切斯特•朗宁(穰杰德)用普通话问我，是否允许他把我的话译成英文，我点头同意，会场气氛立刻变得更加活泼。

　　经请示中央，我于6月6日又约司徒雷登和傅泾波，请他们到外事处第二次会晤。司徒雷登首先提出去上海和回美国问题。我告诉他可按侨民身份来外事处申请。司徒雷登又说，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曾允许将台湾交中国托管，待对日和约签订后归还中国，但对日和约因种种原因，特别是因美苏间存在误解，迟迟未召开，何时召开无法肯定。我说，台湾历来是中国的领土，被日本侵占后，中国政府从未予以承认，人民也从未停止过斗争，而且二战后台湾已经归还中国，决不容许国民党政府出卖台湾或外国政府借口和约另生枝节。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我表示，中美要建立新关系，美国首先应停止援助并断绝同国民党逃亡政府的一切关系。司徒雷登说，各国使节留在南京，这就表示了对国民党的态度。如今后国民党政府再由广州他迁，则可肯定美国代表也不拟随往。但因目前尚无一个新政府成立，没有承认对象，国共两党各占一部分地区，美国对许多地区的情况很不了解，按照国际法，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如果过去对美国有所谓干涉内政的评论，今天美国更宜慎重从事，不能表明拥护或反对哪一方面。故美国采取被动态度，等待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的民主政府，而这个政府也证明了愿意并有力量担负起国际义务时，问题自然解决。至于美援问题，现在所运来的，已所剩无几，今后再无援助。我对他说，根据我个人观察，中国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可能不久就要召开，联合政府将由新政治协商会议产生。最后司徒雷登表示，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美中关系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世界大局的大事。他希望努力使中美关系完善解决，对苏美关系及世界和平均是一大贡献。

　　6月8日，傅泾波再次来见我说，经与司徒雷登研究，他们认为美国现在就美国对同新中国的关系上很难做出正式表示，需要司徒雷登返美后做出努力。但他需要知道中共更高级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力量。他并问我同周恩来有无联系，能否转达意见。我告诉他有什么话都可以谈，不必顾虑。傅泾波说，马歇尔、艾奇逊和司徒雷登同属一派，对周恩来先生甚为敬重。司徒雷登近期接到副国务卿魏伯来电，希望他在返美前能赴北平与周恩来先生会见一次，了解中共方面的意见，返美活动更有力量，请我代为转达。我问有何具体考虑，傅泾波说，今年华北旱灾，粮食棉花供应将有困难，司徒雷登希望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物资能运回中国。此外，如提供大批借款和进行贸易，对中国工业化会有帮助。我告诉他，美国在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上至今没有正式表示，我个人认为他去北平并非易事，铁路在战争中被损坏严重，目前交通尚未恢复，旅途不便。他说，司徒雷登在明孝陵机场有一小型飞机可用。我表示这事恐不可行。

　　会见后，我将司徒雷登的要求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考虑通过非官方渠道同他接触较方便，于是通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去信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京大学(据说每年6月24日司徒雷登都要回燕大过生日)。

　　6月27日，傅泾波再次来访，携来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6月16日给司徒雷登的英文信一封。信中说陆志韦已见过周恩来先生，周恩来感谢司徒雷登的问候，并说司徒雷登如要来北平，可获当局同意。司徒雷登不知是何用意，望我去电问明北平意见。经报告周恩来并获得指示后，6月28日我告诉司徒雷登，已获北平来电，同意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与当局会晤一事亦有可能。他可在我人员护送下乘汽车和火车北上，不可乘坐他的飞机。司徒雷登表示，获此消息极为高兴。但国会于7月底即将休会，时间恐怕来不及，同时国会内部派别复杂，此时去北平很易引起一些抨击，于事不利。他决定将此事再报艾奇逊，由艾奇逊决定。

　　估计美国政府的主流派因怕司徒雷登北平之行可能提高新中国的威信和造成美国即将承认新中国政权的错觉，指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

　　7月2日，傅泾波来访，告诉我，艾奇逊来电指示司徒雷登于7月25日以前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并决定司徒雷登现在不去北平，以免引起各方评论。

　　7月25日，司徒雷登为办出境手续，又找我谈了一次，他问我对美国今后对华政策有何希望。我告诉他，现在首先需要美国放弃错误的政策，证明它具有对中国人民堪称友好的诚意。司徒雷登说，他认为美国政府最近也不能做什么，过一个时期看发展情形再谈。他并说，中国内战原非美国政府所愿，但是它对形势的看法有错误。他对毛主席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和6月30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评论说，前者容纳各国，后者偏于一方。此外，司徒雷登还提出上海美侨问题。我回答说，我们对一切外国侨民同等看待，凡愿意留在中国并遵守法律的，我们都保护其生命及财产安全。

　　在这里，我想追述一件有关的事，这是几年后我才从周总理那里知道的。司徒雷登在1949年非常想到北平见中共领导人。当年6月，司徒雷登获悉陈铭枢和罗隆基等民主人士将于月中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他请陈铭枢向中共中央转达他想见中共领导人的意愿。他还对罗隆基说，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借给新政府五十亿美元，接近印度十五年所得的贷款。陈铭枢到北京后，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转达了司徒雷登的要求。6月24日，陈铭枢在给司徒雷登的信中表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明智的、正确的和坚定不移的，并转达毛泽东的口信：“政治上必须严肃，经济上可以做生意。”六月下旬罗隆基到北京时，得知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即将发表(其中有“一边倒”的方针)，未敢向毛泽东转达司徒雷登的口信，许多年以后只是告诉了周恩来。

　　最终，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偕傅泾波一行八人，乘美国运输机按我南京军管会指定的出境航线，从南京登机返美。司徒雷登一回到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立即向他下令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猖獗期间，司徒雷登又遭到监控和盘查。

　　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三年，正值国共关系破裂，内战激烈，革命力量全线向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进行大规模解放战争并取得胜利之时。国际上，美苏冷战日益加剧。司徒雷登忠实地执行了美国政府扶蒋反共、力图阻止中国完全为共产党所控制的政策。从司徒雷登托人向中共传话说，只要中共不完全亲苏，美国愿向中共提供巨额货款这一点即可看出，美国政府中一部分人妄想阻止中共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进而影响新中国成为亲美政权。自从1948年秋辽沈战役打响之时起，解放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美国当权派意识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再用几十亿美元和庞大的军事顾问团给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政府撑腰打气已无济于事，于是酝酿脱身政策。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公布了美中关系白皮书，在退却中为美国的对华政策辩护，实际上宣布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大失败，司徒雷登则被限期召回，并被严禁公开发表言论，以免妨碍美国政府的反共反华的政策。毛泽东写了尽人皆知的五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尖锐地批评美国政府反动愚蠢的对华政策，其说理之透辟，令人折服。

　　白皮书的主旨是讨论谁失去了中国。更确切地应该说是谁失去了在中国的机会。在1944年，美国在同中共的关系中，曾有过难得的历史机会。毛泽东原是很看重美国的，他欣赏美国人在独立战争中表现的革命精神，高度评价美国发达的经济和先进的技术，曾表示愿在战后同美国合作，促进中国的工业化。但是美国的当权者根本不听美国一批十分有远见的年轻外交官和记者的分析和建议，无视中共和中国人民的力量，一味支持国民党，并直接参与了中国的内战。在蒋介石逃到台湾后，美国仍支持蒋介石政权，军方把台湾看做是不沉的航空母舰，不惜与新中国为敌。1949年10月，美国政府发表声明，正式宣布继续承认蒋台政府。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推行反共和培植亲美政权而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极端错误的对华政策。在美国，对历史的反思长达二十二年，直到1971年基辛格博士秘密来访，冰雪才开始融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将近三十年之时，中美才建立了外交关系。

　　如何评价司徒雷登?他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扮演过多种角色，达数十年之久。他把燕京大学这所教会大学办成一所出色的世俗大学，使它不愧为名校之一，声誉甚佳。他对中国了解甚深，社会联系宽广，1947年，司徒雷登被马歇尔推荐出任驻华大使，颇有人望。但他是美国利益至上主义者，执行美国政府政策，扶蒋灭共。淮海战役之后，蒋介石率残部迁至台湾，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司徒雷登转退一步，伫守南京，观察动静，企望与中共领导层接触，摸清底细。说到底，司徒雷登、艾奇逊等是为在美苏争夺中打中国牌，意在把新中国拉到美国方面。但是，历史的车轮未按照司徒雷登的意志转动，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本文节选自《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1949年4月中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党中央书记任弼时同志要我到团中央工作，调我来北京参加成立大会。在会上，周恩来副主席见到了我，说：“这几天南京就要解放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你还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我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周恩来与任弼时商量后，令我立即参加南下工作队赶赴南京。我动身前，周副主席找我谈话，要我特别注意了解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态度，并嘱咐我要事事谨慎，多请示报告。对此，我的理解是，当时中央十分关注美国是否会对新中国政权进行武装干涉，因此在南京、上海一带集中了刘、邓、陈、粟指挥的第二、第三野战军一百多万的强大兵力。

　　我于4月20日由北平乘火车出发，先在天津东站下车，乘外事处的轿车回我的宿舍匆匆取了行李，再赶到天津西站，上了同一趟火车南下。在火车上，我看见许多熟人，其中胡定一、崔烈等英语很好的同志和他们的夫人是准备到南京外事处工作的。车上还有我很敬重的《大公报》的名记者范长江。因铁路被战争破坏，火车到了蚌埠，不能再向南行驶了。我们换乘解放军的大卡车沿着铁路线到浦口，过江进城，这时南京已经解放两天了。

　　刚解放的南京，情况复杂，市面冷落。由刘伯承、邓小平进驻和领导的南京军管会的工作万分繁忙。我作为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参加了邓小平同志主持的市委会会议，汇报了北平的情况和周恩来同志关于外事方面的指示，市委对南京的外事工作进行了研究。

　　南京外事处设在原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内，我根据周恩来副主席交代的任务，组建外事处，开始工作。一面接管旧政府外交部，安置其留下的人员，将大量档案运往北京;一面着手打理留在南京的外国使馆人员和侨民的工作。

　　我一到南京就听说有几名解放军战士进入了司徒雷登的住处，引起一些外国使节的不安。在外国人的心目中，中共可能比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派还要厉害，所以他们很紧张。后来他们逐渐明白了，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既是革命之师，又是文明之师。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宣布不承认国民党时期的任何外国驻华人员的外交身份和特权，对留在南京的外国原外交人员均按一般外侨看待，同时宣布保护外侨的一切合法利益及人身安全。关于建交问题，我们声明按照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执行经过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为了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我召集南京军管会各单位的干部开了一次会，传达中央的对外政策，宣布了几项外事纪律和注意事项。

　　司徒雷登于1949年5月6日派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中国人)求见我。7日，我接见了傅泾波。他首先为司徒雷登辩解一番，说司徒一年来渐渐了解过去对国民党的认识是错误的，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这次国民党撤退前，何应钦希望他去广州，而他决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国共产党接触，这点已获得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同意。傅泾波表示，司徒雷登甚盼与我会见，并说现在是“美国对华政策改变的时期，能在‘老校长’手中完成这一转变，比换另一个人好些。”我告诉他，会见的事待考虑后再说，并表示，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政策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极深的创痛，美国现在尚未放下屠刀，怎能期望中国人民恢复好感。空言无用，需要美国首先做些实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

　　我是1932年到1936年在北平燕京大学上学时认识司徒雷登的。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中国杭州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十一岁时被送回美国上学，主修神学，1905年又被美国教会派到中国传教。1919年到北京创办燕京大学，担任校务长长达二十七年，治校颇有方略和成就。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后，他在日军占领的北平被秘密软禁。日本投降后，因他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经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推荐，1946年7月他被任命为美国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大使。根据他的日记和回忆录可以看到，他出任大使后，尽管也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但他的着眼点是加强援蒋压共，维护国民党的统治。

　　至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开始，国民党在东北的处境万分危急，他还频频致电美国国务院推动援蒋。国务卿马歇尔不愿美国更深卷入中国内战，未同意他的要求。看到解放军南进，所向披靡，国民党大势已去，司徒雷登便改变为美国效劳的做法。他于1949年3月致电美国国务院请求留在南京，以便同新政权接触，建立美中新的关系。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于4月6日复电，授权他与我党领导进行会谈，要他不要把话说得太肯定，并注意保密，免得走漏风声，引起国会中反对派的反对。因而在国民党政府要求外国使馆同他们南迁广州时，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不走。4月21日，我军渡过长江，23日南京解放。当时除苏联大使随同国民党政府去了广州外，其余国家的使节，包括梵蒂冈的代表仍留在南京。但苏联在南京还留有一秘A.M.列多夫斯基外交官，同南京外事处时常保持联系。我们就有些国际法和外交惯例的问题时常向他们请教。

　　经批准，我以私人身份于5月13日前往司徒雷登住处，同他会晤。我先问他解放军进入他住宅的情况。他对此事表现平静，只说有几个年轻士兵进来了，他见到了他们，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看一看，态度还好。我对司徒雷登说，在军管期间，解放军有权进入一切可疑的中外居民住宅检查。在未同新中国建交前，原外国使节不再享有外交特权，但作为外侨，安全自会得到保护，请他放心。司徒雷登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并说，美国已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参与中国内战。他已建议将美国在上海的经济合作分署所存的援助蒋介石的面粉、棉花等物资，待上海解放后统统移交我方，以支援上海恢复生产。我当即表示，关于中国政府的组成，我国人民有权自己决定，不需要外人干涉。粮食、棉花等我不接受(因为我们即将解放上海，可从国民党手中接收)。美国既然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该将美国驻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司徒答应转告有关方面。

　　这次会见以后，司徒雷登又派傅泾波来见过我两次。傅泾波除谈了有关上海解放和司徒雷登申请去沪外，还说司徒雷登对上次所谈军事问题采取负责任态度，美国舰队已于5月21日撤离青岛，一部分驶往日本，一部分驶往其他地方。在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前，美国舰队即行撤走。你们打到别的地方，美国舰队也将自该处撤走。他还说，麦克阿瑟主张青岛美舰不撤，国务院后来决定撤。现在美国舰队的中心已不在中国。我说，美国如愿同中国人民重新交好，打开双方的外交关系，首先必须撤退美国在华的一切武装力量，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放弃一切有损中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策。

　　我与司徒雷登会晤后，南京原外交界人士中传说，司徒雷登已与我取得联系，要求其他外国使馆同美国使馆一致行动;还传说我带来了周恩来的信。这引起其他使节疑问，纷纷要求与我见面。10月3日，我以南京市军管会委员兼外事处处长名义把留在南京的所有前外国外交官召集到外事处会客厅，宣布我党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以及对待在南京原各国使馆和外交人员的具体政策，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一些外国人是第一次同中共军管会官员接触，颇感紧张。当时，我只用普通话宣布我方政策，有些外国人不懂中国话。这时在中国樊城出生的加拿大大使馆临时代办切斯特•朗宁(穰杰德)用普通话问我，是否允许他把我的话译成英文，我点头同意，会场气氛立刻变得更加活泼。

　　经请示中央，我于6月6日又约司徒雷登和傅泾波，请他们到外事处第二次会晤。司徒雷登首先提出去上海和回美国问题。我告诉他可按侨民身份来外事处申请。司徒雷登又说，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曾允许将台湾交中国托管，待对日和约签订后归还中国，但对日和约因种种原因，特别是因美苏间存在误解，迟迟未召开，何时召开无法肯定。我说，台湾历来是中国的领土，被日本侵占后，中国政府从未予以承认，人民也从未停止过斗争，而且二战后台湾已经归还中国，决不容许国民党政府出卖台湾或外国政府借口和约另生枝节。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我表示，中美要建立新关系，美国首先应停止援助并断绝同国民党逃亡政府的一切关系。司徒雷登说，各国使节留在南京，这就表示了对国民党的态度。如今后国民党政府再由广州他迁，则可肯定美国代表也不拟随往。但因目前尚无一个新政府成立，没有承认对象，国共两党各占一部分地区，美国对许多地区的情况很不了解，按照国际法，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如果过去对美国有所谓干涉内政的评论，今天美国更宜慎重从事，不能表明拥护或反对哪一方面。故美国采取被动态度，等待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的民主政府，而这个政府也证明了愿意并有力量担负起国际义务时，问题自然解决。至于美援问题，现在所运来的，已所剩无几，今后再无援助。我对他说，根据我个人观察，中国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可能不久就要召开，联合政府将由新政治协商会议产生。最后司徒雷登表示，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美中关系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世界大局的大事。他希望努力使中美关系完善解决，对苏美关系及世界和平均是一大贡献。

　　6月8日，傅泾波再次来见我说，经与司徒雷登研究，他们认为美国现在就美国对同新中国的关系上很难做出正式表示，需要司徒雷登返美后做出努力。但他需要知道中共更高级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力量。他并问我同周恩来有无联系，能否转达意见。我告诉他有什么话都可以谈，不必顾虑。傅泾波说，马歇尔、艾奇逊和司徒雷登同属一派，对周恩来先生甚为敬重。司徒雷登近期接到副国务卿魏伯来电，希望他在返美前能赴北平与周恩来先生会见一次，了解中共方面的意见，返美活动更有力量，请我代为转达。我问有何具体考虑，傅泾波说，今年华北旱灾，粮食棉花供应将有困难，司徒雷登希望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物资能运回中国。此外，如提供大批借款和进行贸易，对中国工业化会有帮助。我告诉他，美国在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上至今没有正式表示，我个人认为他去北平并非易事，铁路在战争中被损坏严重，目前交通尚未恢复，旅途不便。他说，司徒雷登在明孝陵机场有一小型飞机可用。我表示这事恐不可行。

　　会见后，我将司徒雷登的要求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考虑通过非官方渠道同他接触较方便，于是通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去信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京大学(据说每年6月24日司徒雷登都要回燕大过生日)。

　　6月27日，傅泾波再次来访，携来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6月16日给司徒雷登的英文信一封。信中说陆志韦已见过周恩来先生，周恩来感谢司徒雷登的问候，并说司徒雷登如要来北平，可获当局同意。司徒雷登不知是何用意，望我去电问明北平意见。经报告周恩来并获得指示后，6月28日我告诉司徒雷登，已获北平来电，同意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与当局会晤一事亦有可能。他可在我人员护送下乘汽车和火车北上，不可乘坐他的飞机。司徒雷登表示，获此消息极为高兴。但国会于7月底即将休会，时间恐怕来不及，同时国会内部派别复杂，此时去北平很易引起一些抨击，于事不利。他决定将此事再报艾奇逊，由艾奇逊决定。

　　估计美国政府的主流派因怕司徒雷登北平之行可能提高新中国的威信和造成美国即将承认新中国政权的错觉，指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

　　7月2日，傅泾波来访，告诉我，艾奇逊来电指示司徒雷登于7月25日以前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并决定司徒雷登现在不去北平，以免引起各方评论。

　　7月25日，司徒雷登为办出境手续，又找我谈了一次，他问我对美国今后对华政策有何希望。我告诉他，现在首先需要美国放弃错误的政策，证明它具有对中国人民堪称友好的诚意。司徒雷登说，他认为美国政府最近也不能做什么，过一个时期看发展情形再谈。他并说，中国内战原非美国政府所愿，但是它对形势的看法有错误。他对毛主席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和6月30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评论说，前者容纳各国，后者偏于一方。此外，司徒雷登还提出上海美侨问题。我回答说，我们对一切外国侨民同等看待，凡愿意留在中国并遵守法律的，我们都保护其生命及财产安全。

　　在这里，我想追述一件有关的事，这是几年后我才从周总理那里知道的。司徒雷登在1949年非常想到北平见中共领导人。当年6月，司徒雷登获悉陈铭枢和罗隆基等民主人士将于月中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他请陈铭枢向中共中央转达他想见中共领导人的意愿。他还对罗隆基说，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借给新政府五十亿美元，接近印度十五年所得的贷款。陈铭枢到北京后，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转达了司徒雷登的要求。6月24日，陈铭枢在给司徒雷登的信中表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明智的、正确的和坚定不移的，并转达毛泽东的口信：“政治上必须严肃，经济上可以做生意。”六月下旬罗隆基到北京时，得知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即将发表(其中有“一边倒”的方针)，未敢向毛泽东转达司徒雷登的口信，许多年以后只是告诉了周恩来。

　　最终，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偕傅泾波一行八人，乘美国运输机按我南京军管会指定的出境航线，从南京登机返美。司徒雷登一回到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立即向他下令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猖獗期间，司徒雷登又遭到监控和盘查。

　　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三年，正值国共关系破裂，内战激烈，革命力量全线向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进行大规模解放战争并取得胜利之时。国际上，美苏冷战日益加剧。司徒雷登忠实地执行了美国政府扶蒋反共、力图阻止中国完全为共产党所控制的政策。从司徒雷登托人向中共传话说，只要中共不完全亲苏，美国愿向中共提供巨额货款这一点即可看出，美国政府中一部分人妄想阻止中共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进而影响新中国成为亲美政权。自从1948年秋辽沈战役打响之时起，解放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美国当权派意识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再用几十亿美元和庞大的军事顾问团给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政府撑腰打气已无济于事，于是酝酿脱身政策。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公布了美中关系白皮书，在退却中为美国的对华政策辩护，实际上宣布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大失败，司徒雷登则被限期召回，并被严禁公开发表言论，以免妨碍美国政府的反共反华的政策。毛泽东写了尽人皆知的五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尖锐地批评美国政府反动愚蠢的对华政策，其说理之透辟，令人折服。

　　白皮书的主旨是讨论谁失去了中国。更确切地应该说是谁失去了在中国的机会。在1944年，美国在同中共的关系中，曾有过难得的历史机会。毛泽东原是很看重美国的，他欣赏美国人在独立战争中表现的革命精神，高度评价美国发达的经济和先进的技术，曾表示愿在战后同美国合作，促进中国的工业化。但是美国的当权者根本不听美国一批十分有远见的年轻外交官和记者的分析和建议，无视中共和中国人民的力量，一味支持国民党，并直接参与了中国的内战。在蒋介石逃到台湾后，美国仍支持蒋介石政权，军方把台湾看做是不沉的航空母舰，不惜与新中国为敌。1949年10月，美国政府发表声明，正式宣布继续承认蒋台政府。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推行反共和培植亲美政权而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极端错误的对华政策。在美国，对历史的反思长达二十二年，直到1971年基辛格博士秘密来访，冰雪才开始融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将近三十年之时，中美才建立了外交关系。

　　如何评价司徒雷登?他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扮演过多种角色，达数十年之久。他把燕京大学这所教会大学办成一所出色的世俗大学，使它不愧为名校之一，声誉甚佳。他对中国了解甚深，社会联系宽广，1947年，司徒雷登被马歇尔推荐出任驻华大使，颇有人望。但他是美国利益至上主义者，执行美国政府政策，扶蒋灭共。淮海战役之后，蒋介石率残部迁至台湾，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司徒雷登转退一步，伫守南京，观察动静，企望与中共领导层接触，摸清底细。说到底，司徒雷登、艾奇逊等是为在美苏争夺中打中国牌，意在把新中国拉到美国方面。但是，历史的车轮未按照司徒雷登的意志转动，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本文节选自《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