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打造“一带一路”升级版——从顶层设计到国际共识

　　报告摘要：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期间，先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在回应各国响应的基础上，中方很快完成了“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纳入“十三五发展规划”，成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家十三五规划的总体布局来看，“一带一路”起点始于国内，呈现为“一体，两翼，八大高地，两大核心区，十五个港口”的布局。

　　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先后在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印度、APEC峰会、博鳌亚洲论坛、亚信峰会、G20峰会等双边和多边场合多次阐述“一带一路”的内涵和意义，得到了沿线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积极相应，“一带一路”逐渐从作为“中国倡议”的“国家版”转变为建立在国际共识基础上的“国际版”。

　　(一) 双边共识：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到互利合作网络

　　“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在本质上与强调推行西方国家模式的“华盛顿共识”有着明显差异。不同于后者强调规则一致，制度一统，甚至在价值观上接受欧美主流价值观，前者则强调不同国家自主对话基础上的和平合作、包容互鉴和合作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是一种渐进主义的共同发展思维，有着更大的回旋余地和发展空间。同时，“一带一路”必须聚焦重点，牢牢把握重点方向、重点地区、重点国家、重点项目，通过聚焦这些重点带动“一带一路”连成一条线，带动周围一大片。

　　重点方向。中国强调聚焦四面开放，打造六条经济走廊。其中，西南方向通往印度洋、东南方向通往东盟和东北方向通往俄罗斯是重点方向中的重点方面，只要打通向北开放、向西开放和向西南开放的的三面通道，中国东西双向开放的格局才能真正打开。

　　重点地区。从区域经济潜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来看，“一带一路”建设有两大重点地区：东南亚地区和中东欧地区。

　　重点国家。从地缘政治经济形势和中国自身发展需要来看，“一带一路”沿线的重点国家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吉布提、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希腊、捷克、英国等国家。

　　重点项目。从其战略意义和辐射带动效应来看，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项目、黑瞎子岛国际旅游岛项目、东盟产业特区项目、泛亚铁路项目以及若干境外产业园区项目应当是重点建设项目。

　　(二)多边维度：开启新型合作模式和打造多元合作平台

　　无论是互联互通，还是聚焦重点，中国最终的意图还是致力于构建互利合作的多边合作平台，特别是推动各国政府、企业、社会机构、民间团体开展形式多样的互利合作，共同打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主体、全方位、跨领域的互利合作新平台，主要包括四个维度：

　　一是绿色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是谋求共同发展之路，更是寻求绿色发展之路。共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共同打造“一带一路”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治理平台，筑起捍卫生态多样性的绿色长城。

　　二是健康丝绸之路。如何将疾病控制、疫情监测、医疗救护、联合医疗技术攻关、传染病隔离与控制以及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建立起来，将各国的资源整合起来共同筑造“一带一路”全球健康治理机制，是“一带一路”国际版的重要内容。

　　三是智力丝绸之路。从长远来看，需要全面加强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卫生、考古等人文诸领域合作，推进学科协同、专业协作和管理合作的全球人才培养平台，为“一带一路”培养复合型的专业人才。同时，在人才培养基础上，还要大力推动沿线国家的人才交流和智库合作，尤其是借助大数据交流平台、AR、VR和社交媒体的新基础，打造“一带一路”智库交流和人才交流合作网络。

　　四是和平丝绸之路。要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高度，推动沿线国家深化安保合作，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构建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治理模式，有效管控地区热点，全力维护海外安全，以发展促和平，以发展谋安全，共建和平发展的“和平丝绸之路”。

　　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与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面临的问题是类似的。从OECD的经验来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也具有类似的任务，中国完全可以借鉴美国创建OECD的经验，创建类似于OECD这样的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组织(OBOR)是值得考虑的选择项。筹建中的OBOR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运作要坚持以下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多方众筹(Crowd funding)。二是权责相当(Responsible Authority)。三是复合代表(Polylateralism)。四是包容开放(Inclusiveness)。

　　推动建立OBOR合作与发展组织，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汇集各方共识。为此，本报告提出以下几条政策建议。

　　一是建议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常态化，并把筹建OBOR合作与发展组织列入“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核心议题。目前，经过中方努力，已经有20多个国家领导人与会，还有一些国家部长级代表团、国际组织负责人、外国前政要、知名企业家和专家学者代表与会。在此起点上，中方可以考虑选择一批代表性国家一起发起成立“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组织(OBOR)，并设立筹备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工作组，具体负责章程起草、意见汇集和具体行政事务。筹备领导小组及其下设机构每年的工作可以以《工作报告》的形式向年度峰会汇报，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努力推动OBOR组织尽快成立。

　　二是建议依托“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的元首会议筹建理事会。元首峰会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最重要的部分，论坛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完全取决于元首们会晤时所达成的共识。建议中方充分发挥“主场外交”的优势，主动与参会的各国政府做好沟通联络工作，将各国政府的意见和建议整合起来，在元首峰会期间发表《多边联合公报》，将合作愿景和行动路线图确定下来，形成多边协同行动，并推动元首会晤机制化，依托元首峰会筹建OBOR理事会。

　　三是建议依托各种议题联盟建立专业委员会。专业委员会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一带一路”相关倡议得以落地的关键环节。建议中方调动各部门、各地方、工商界、智库和专家学者的积极性，在论坛期间对各议题领域的合作进行广泛讨论，并联合发布专题合作清单，引导后续的合作。同时，将各议题领域的政府部门代表和非官方代表采取重筹的方式，倡议设立若干专业委员会，为筹建OBOR所辖的各分委员会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四是建议筹建中的OBOR秘书处设立在香港。秘书处是OBOR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行政服务中心，为OBOR提供各方面的行政协调服务。建议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当今世界上最自由经济体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的地位，依托香港特区政府和相关机构，利用香港发达的服务体系，筹建OBOR秘书处。香港曾经是英国前殖民地，是沟通东西方的桥梁，依托香港建立连接亚洲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是极为恰当的选择。

　　五是建议设立专项研究基金和研究团队。作为一个新创设的沟通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多边合作平台，OBOR的筹建面临着大量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了做好筹建的各方面准备工作，建议中方和其他发起国共同商讨设立OBOR专项基金，并通过课题委托，组建相应的研发团队，充分利用国内外专家学者、智库、法学的智力资源，为创制多边合作平台提供智慧支持。

　　六是建议依托亚洲大学联盟建立OBOR人才培养基地。“一带一路”的建设，复合型高端人才是关键。目前，在清华大学所发起的倡议下，已经建立了包括15所亚洲最好大学的亚洲大学联盟，致力于促进亚洲大学之间的交流合作，共同培养面向未来的高素质人才。建议依托亚洲大学联盟，中方积极推动建立OBOR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基地，面向未来培养“一带一路”高端人才。

　　七是建议推动建立“一带一路”的行动型社会联盟。“一带一路”从愿景到行动，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共识”，需要打造“一带一路”升级版，更需要为“一带一路”升级版提供行动支持，推动相关重点项目尽快落地。配合“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需要推动建立国际性的“一带一路”工商理事会、大学联盟、智库联盟、社会组织联盟等行动型社会联盟，以国际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的方式，使“一带一路”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推进。

　　回顾历史，人类文明始终处于迁徙和漂移之中。早在两千多年前，受制于高山大川、戈壁沙漠、湖泊海洋等自然条件的制约，人类分居在地球表面的不同区域，长期处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孤立隔绝状态。但是，随着人类技术发展和能力提升，不同区域的人群竞相跨越地理局限，打通通往异邦的道路。从秦汉时期的张骞到郑和下西洋，从马背民族在欧亚大草原的纵横驰骋到阿拉伯商队穿越戈壁沙漠的声声驼铃，从在世界各地留下无数足迹的西洋传教士到开辟世界新航路的欧洲探险家，人类探寻互联互通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不同文明之间的每一次交流碰撞都将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发展水平，也由此开创了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所命名的伟大的“丝绸之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是此前人类历史的继承和发展，通过突破自然环境的束缚，使天堑变通途，实现人员相交，货畅其流，汇通天下，不断将人类文明推向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这既是人类社会的千年梦想，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

　　为什么两千年后我们重提“丝绸之路”?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倡导“丝绸之路经济带”以来，整个世界掀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这一倡议之所以引发整个世界的关注，最主要的原因是2008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整个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人们开始对近代五百年以来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产生了怀疑，就在整个世界为此苦恼不已的时候，中国经济的不俗表现令世界将目光瞄准中国，竭力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去寻求经邦济世的药方。此时中国领导人一改此前韬光养晦的低调风格，以奋发有为的面貌倡导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这犹如一颗“救命稻草”，让深陷经济复苏乏力的世界各国的舆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一带一路”的讨论从中国周边到欧亚大陆腹地，从非洲大陆到欧洲大陆，相关的讨论一浪高过一浪，呈现为汹涌澎湃的“一带一路”热潮。

　　其实，从中国的角度来讲，重提“一带一路”也绝非再现历史上中华帝国万国来朝的盛世辉煌，而是中国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使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重新恢复了活力，中国一跃成为当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都有了巨大的提升。然而，中国总量的发展也带来了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严峻挑战，中国经济步入了新常态。一方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形成的庞大先进产能与全球金融危机后复苏乏力的世界市场需求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就业形势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中国国内沿海与内陆、城市与乡村、经济发展和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等承载条件之间有着日益上升的张力，在环境、交通、人口等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挑战。如何调理中国发展自身出现的种种问题，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国际产能合作;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和中国自身发展的再平衡，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紧迫任务。这是中国之所以重提“一带一路”的根本原因所在。

　　此外，由于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互联网等交通通信技术的进步，自近代五百年以来，以海洋为中心的“海权时代”受到新的挑战，整个世界重新开始回归“陆权时代”。充分利用技术进步的优势，打通陆路交往的新纽带，有可能重新恢复陆权文明的活力，这对复兴“丝绸之路”也是一个客观上的推动。因此，今天重提“丝绸之路”，重心不在于打通“丝绸之路”，而在于合作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产能合作、产业再造、经济振兴，打造陆地经济走廊和海上合作支点，实现全球共同发展和世界经济再平衡，才是“一带一路”真正的落脚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中国方案”，反映了中国的古老智慧和实践经验。

　　一、顶层设计：“一带一路”的国家版

　　中国正处于全球共同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球共同发展成为中国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面临的一项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我国“十三五”时期和更长时期的发展形势，逐步明确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大的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成为统筹国际国内发展的重要抓手，标志着走在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中国已经坚定不移地走在全球共同发展的道路上。2017年1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时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面对日益升温的保护主义和排外情绪，中国将大力建设共同发展的对外开放格局，让“一带一路”建设更好造福各国人民。毫无疑问，“一带一路”是一条中国谋求全球共同发展之路，它不仅是新时期中国发展的顶层设计，更是全球发展的具体倡议。如何推动“一带一路”从中国发展的顶层设计走向全球发展的国际共识，打造“一带一路”的升级版，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

　　从2013年9月开始，习近平主席在众多国际国内场合阐述了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了“丝绸之路精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及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五通”路径等;“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都超出了各方面的预期。尤其是在中国国内，关于“一带一路”的讨论如火如荼，在不到三年的实践内，发表了4万多篇关于“一带一路”的论文，提出了许多建设“一带一路”的好想法和好建议，这些都为“一带一路”的推进和深化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

　　在社会各界热议“一带一路”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对“一带一路”的规划论证也在加紧推进，“一带一路”逐渐从理念到愿景，从思想到行动，逐步形成了“一带一路”的“中国版”。2014年，中共中央通过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2015年对外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年5月5日，制定和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把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三五规划》中，“一带一路”作为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强调“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投资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

　　从中国政府出台的官方文件和中国领导人的官方讲话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已经大致完成，强调要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推动建立三个共同体的过程中，并非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共鸣;并非是替代现有的各种地区合作机制和发展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按照习近平主席的解释，“一带一路”“在本质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从国家十三五规划的总体布局来看，“一带一路”起点始于国内，呈现为“一体，两翼，八大高地，两大核心区，十五个港口”的布局。所谓“一体”，就是包括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江上游城市群组成的“长江经济带”，构成了统筹东中西、沟通境内外的经济和生态大动脉;所谓“两翼”，就是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基础的珠三角经济圈和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基础的环渤海经济圈作为“一带一路”的南北两翼，辐射带动中国南北两路经济大军，发挥“一带一路”的引领、协同和带动效应。所谓“八大高地”是指包括西安、成都、重庆、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在内的八个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使之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增长极。为了支持“一体两翼，八大高地”，国家还确立了新疆和福建两个“一带一路核心区”和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等十五个港口，推进规划创新、治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基础设施互通、国际产能合作和人文交流三大任务，带动形成全方位开放、东中西部联动发展的局面。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迄今为止，综合有关讲话和政府文件，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规划路线图已经大致确定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实践中付诸实施了。

　　二、国际共识：“一带一路”的国际版

　　“一带一路”尽管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倡议”，但“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是中国寻求自身发展与沿线国家和国际社会谋求共同发展的战略举措，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模式的一种升级，更是一种对现有国际发展模式的一种创新。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先后在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印度、APEC峰会、博鳌亚洲论坛、亚信峰会、G20峰会等双边和多边场合多次阐述“一带一路”的内涵和意义，得到了沿线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积极相应，“一带一路”逐渐从作为“中国倡议”的“国家版”转变为建立在国际共识基础上的“国际版”。如何定位和建设作为“一带一路”升级版的“国际版”，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沿线国家的一个重要任务。

　　(一)双边维度：从战略对接到聚焦重点

　　推动“一带一路”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共识”，首要的是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双边层面的互联互通，构建互利合作网络。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参与其中，中国已经同3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2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发展战略对接和发展规划互联互通方兴未艾、发展很快。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与哈萨克斯坦“光明大道”新经济计划的对接、与越南“两廊一圈”计划的对接、与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的对接、与欧洲“容克投资计划”的对接，与文莱推出的“2035年愿景”蓝图的对接，与澳大利亚的“北部大开发”倡议和国家基础设施发展计划的对接，与欧盟提出的“欧洲投资计划”对接、与英国提出的“英格兰北部振兴计划”的对接、与土耳其在推动丝绸之路沿线的“中间走廊计划”对接、与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的对接、与印度尼西亚的“全球海洋支点”规划的对接等，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战略对接和互联互通取得了飞速进展。

　　其实，在自愿、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推动双边发展战略与发展规划的互联互通，构建务实进取、包容互鉴、开放创新、共谋发展的“一带一路”互利合作网络，意在共同致力于重振全球经济，化解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与国际合作的内在张力。在当今时代，全球化是一种普遍化的力量，它将整个世界的人口、资源、资本、劳动、信息、科技等卷入统一的全球化洪流中，按照资源优势、要素禀赋等因素进行优化配置，以产生更优的发展效率。但是，主权国家却是一种本土性力量，竭力利用全球化的积极因素，避免全球化的消极因素，尽可能通过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将资源和要素聚集在本地，阻挠其实现全球范围的重新配置。通过政策沟通和外交对话，推进不同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实现彼此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将彼此的资源整合起来，积极创造“1+1>2”的系统效果。“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在本质上与强调推行西方国家模式的“华盛顿共识”有着明显差异，不同于后者强调规则一致，制度一统，甚至在价值观上接受欧美主流价值观，前者则强调不同国家自主对话基础上的和平合作、包容互鉴和合作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是一种渐进主义的共同发展思维，有着更大的回旋余地和发展空间。

　　“一带一路”沿线涵盖60多个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在走出国门之后，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各异，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也存在着千差万别的情况，决定了它们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兴趣、认识以及参与水平等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不可能强求整齐划一，必须注重掌握轻重缓急。习近平主席强调，“一带一路”建设要遵循平等、追求互利，牢牢把握重点方向，聚焦重点地区、重点国家、重点项目，抓住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不仅造福中国人民，更造福沿线各国人民。显然，抓住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在此基础上上充分照顾不同国家的特殊性，增强“一带一路”的包容度和创新性，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形成国际共识的基本“路线图”。从宏观视野来看，“一带一路”是涵盖了欧洲经济圈、亚洲经济圈和两者之间广阔欧亚非三大洲的广袤地带，致力于谋求这一地区的共同发展。但是，无论是从经济规律来看，还是从具体国情来看，这一地区都不会实现同步发展，只能选择一两个突破口进行重点突破，由点及线，从面到片，逐步推广开展。因此，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必须聚焦重点，牢牢把握重点方向、重点地区、重点国家、重点项目，通过聚焦这些重点带动“一带一路”连成一条线，带动周围一大片。

　　重点方向。从地理特征和中国自身的发展需要来看，要想推动“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更好对接，需要聚焦四面开放，打造六条经济走廊。所谓“四面开放”，是指以东北地区为龙头的向北开放，以西北地区为基地的向西开放，以西南地区为基地的向南开放和沿海地区为基地的向海开放，向周边地区辐射带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所谓“六条走廊”，就是积极规划中蒙俄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六大经济走廊的建设，重在打通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四大开放门户，打通中国通向四面八方的经济大通道，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目前，西南方向通往印度洋、东南方向通往东盟和东北方向通往俄罗斯是重点方向中的重点方面，只要打通向北开放、向西开放和向西南开放的的三面通道，中国东西双向开放的格局才能真正打开。

　　重点地区。从区域经济潜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来看，“一带一路”建设有两大重点地区：东南亚地区和中东欧地区。东南亚地区涵盖柬埔寨、老挝、越南、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东帝汶等11个国家，国土面积接近500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6亿(其中，华侨华人3300多万)，经济总量超过1.8万亿美元，市场潜力广阔。该地区地处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交错地带，历来就是两大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场所，印度文明的婆罗门教和佛教等宗教精神与中华文明的儒商文化和世俗文化在东南亚地区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后来，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也加入了东南亚文化交融碰撞的行业，使得该地区人文灿烂，族群混居，文化包容，商业潜力广阔，发展空间优越，可持续发展后劲足，再加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绝佳试验场，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落地生根的最佳地区。中东欧地区涵盖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波黑、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等16个国家，人口超过1.2亿，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500亿美元，发展基础较好，发展潜力广阔。该地区地处欧洲经济圈的东部，毗邻经济实力强大、发展基础雄厚的西欧国家，在欧盟东扩的背景下，中东欧16国对中国对接欧洲经济圈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中东欧国家很多也经历过社会主义时期，与中国经济转型有着类似的精力，共同语言比较多，很容易在改革创新和共同发展问题上达成共识。因此，从2012年起，中国与该地区每年举办一次“16+1”总理会晤机制，还成立了秘书处和联络员，并召开每年两次的联络员会议，相关项目进展很快，是“一带一路”需要重点突破的地区。

　　重点国家。从地缘政治经济形势和中国自身发展需要来看，“一带一路”沿线的重点国家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吉布提、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希腊、捷克、英国等国家。从地缘政治经济形势来看，与中国接壤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家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北部、西部和西南部对外开放门户，如果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处理不好，不仅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无从谈起，中国自身发展都会受阻。在“一带一路”成为中国发展与全球共同发展的重大战略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自然在中国对外战略全局中的地位大大提升。同时，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吉布提、伊朗、土耳其、希腊、捷克等国家虽然与中国并不接壤，但这些国家是中国与东南亚、中东欧、中东等地区开展全方位合作的重要支点，且与中国有着很好的合作基础。这些国家要么地理位置重要，要么战略影响力大，无论是在陆路还是在海路，都对“一带一路”的拓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作用。英国是欧洲传统强国，曾经创造了大英帝国这一“日不落帝国”的辉煌，英国人有着比其他欧洲强国更广阔的全球视野，在对外关系上身段灵活，讲求实际，在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中欧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推动中英基础设施合作上，英国都发挥了显赫的作用。

　　重点项目。在“一带一路”的诸多建设项目中，从其战略意义和辐射带动效应来看，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项目、黑瞎子岛国际旅游岛项目、东盟产业特区项目、泛亚铁路项目以及若干境外产业园区项目应当是重点建设项目，推动这些项目尽快落地，实现“一带一路”的早期收获，让相关国家的民众具有获得感，是“一带一路”近期急需突破的重要任务。近几年来，随着雅万高铁、匈塞铁路、中老铁路等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工建设，给人们的感觉似乎这些项目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事实上，中国近期真正在沿线国家投资巨大的是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中巴两国政府在2015年签署了46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包括瓜达尔港口建设项目、拉合尔到卡拉奇的高速公路分段建设项目、卡拉奇核电项目等，都是“一带一路”倡议中最具代表性的重点项目。这些重点项目是“一带一路”的种子工程，对于推动其他重点项目和商业项目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言，通过聚焦上述重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发展规划对接为基础，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产能合作、人文交流为支柱，以金融互利合作为重要保障，积极开展双边和区域合作，努力开创“一带一路”新型合作模式，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开创新的共同发展道路。

　　(二)多边维度：多元合作平台

　　无论是互联互通，还是聚焦重点，中国最终的意图还是致力于构建互利合作的多边合作平台，特别是推动各国政府、企业、社会机构、民间团体开展形式多样的互利合作，共同打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主体、全方位、跨领域的互利合作新平台。2014年12月05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顶层设计、谋划大棋局，既要谋子更要谋势，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使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更加紧密、往来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此后，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3月28日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2015年11月18日菲律宾马尼拉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等多个场合都强调，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架构。尤其是2016年9月3日，习近平在杭州B20峰会上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这一阐述对“一带一路”的性质和定位进行了清晰的解释，集中表达了中国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解，即“一带一路”是一个多边合作平台，意在支持各国共同发展，欢迎各方共同参与，最终实现各国共享。

　　既然，“一带一路”最终要建立多边合作的平台，那么这一平台涵盖什么样的主要内容呢?对此，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8月17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进一步提出要聚焦构建互利合作网络、新型合作模式、多元合作平台，聚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容，肯定“一带一路”建设对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维护地区稳定发展的作用，这是连各国首次通过决议形式，明确支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2017年5月14日，中国将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为解决当前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寻找方案，为实现联动式发展注入新能量。不难看出，“一带一路”越来越从中国一国的“倡议”，转变为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跨国“双边共识”和“多边合作平台”。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四个维度：

　　一是绿色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是谋求共同发展之路，更是寻求绿色发展之路。生态环境是一切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是最基础的国际公共产品，任何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相反要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放在首位，严控生态红线和生态底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地理环境复杂，生态条件多样，冰川、湿地、戈壁、沙漠、河流、海洋，在一些地方生态十分脆弱，在全球气候变化形式日益严峻的时代背景下，如果不注意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一旦破坏就会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最终令发展成果得不偿失。同时，生态环境具有不依赖于任何一方意志为转移的天然不可分割性，紧靠一个国家和区域内几个国家的努力是无法做到保护生态，只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行动起来，共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共同打造“一带一路”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治理平台，筑起捍卫生态多样性的绿色长城，绿色丝绸之路才有希望。

　　二是健康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不是沿线国家的政府规划出来的，而是由沿线国家的亿万人用脚步走出来的，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才是“一带一路”的真正主人。对于沿线国家的人们来说，健康是与生态环境同等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不受任何地缘政治、族群和宗教背景的干扰。人类社会发展史同时是一部与疾病抗争的历史，源于中亚并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几乎改变了历史的方向，而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则直接被欧洲的传染病所击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涉及65个国家，总人口44亿，气候条件多样，在不同地区面临的医疗健康挑战不同，北温带沿线地区的疾病及其防控体系和热带、亚热带地区的疾病及其防控体系是不同的，各国的卫生体制和政策也千差万别，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有25亿人面临感染登革热的危险，东南亚的鼠疫、中亚的布鲁氏菌病、包虫病、以及各种流感病毒和大规模传染病等，都是“一带一路”的巨大威胁，爆发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的可能性高。因此，如何将疾病控制、疫情监测、医疗救护、联合医疗技术攻关、传染病隔离与控制以及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的机制建立起来，将各国的资源整合起来，共同筑造“一带一路”全球健康治理机制，是“一带一路”国际版的重要内容。

　　三是智力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古老文明的发源地，有着世界文明的四大文明古国，还有着波斯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欧洲文明、伊斯兰文明等众多文明，如何实现古老文明的创造性转化，释放出哺育现代世界文明新的生机和活力，是“一带一路”建设无法回避的重要使命。在这一过程中，人才培养是文化传承创新最重要的载体，培养一大批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高素质人才，是百年大计，是建设之本，更是对沿线各国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然而，培养符合“一带一路”建设要求的人才绝非一家所能为之，需要参与各方共同努力。中方倡议成立“一带一路”职业技术合作联盟，培养培训各类专业人才，只是当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面临的当务之急。从长远来看，需要全面加强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卫生、考古等人文诸领域合作，推进学科协同、专业协作和管理合作的全球人才培养平台，为“一带一路”培养复合型的专业人才。同时，在人才培养基础上，还要大力推动沿线国家的人才交流和智库合作，尤其是借助大数据交流平台、AR、VR和社交媒体的新基础，打造“一带一路”智库交流和人才交流合作网络，为“一带一路”储备人才，开发智力，不断拓展“智力丝绸之路”的开放平台。

　　四是和平丝绸之路。和平是最可宝贵的国际公共产品，没有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地区环境，“一带一路”建设便无从谈起。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形势来看，地区热点此起彼伏，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不仅有动荡不定的阿富汗问题、伊拉克问题、叙利亚问题、乌克兰问题等令世界各国头疼不已的地区热点问题，还有国际恐怖主义、政治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海盗、大规模难民、核安全问题、水安全问题、跨国犯罪势力、地方军阀势力等非传统安全保障压力。长远来看，如果“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总是战火纷飞，总是面临着高危的安全压力，不仅无法通过谋求共同发展而构建起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甚至连恢复一国内部的和平稳定都十分艰难。因此，要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高度，推动沿线国家深化安保合作，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构建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治理模式，有效管控地区热点，全力维护海外安全，以发展促和平，以发展谋安全，共建和平发展的“和平丝绸之路”。

　　三、制度设计：“一带一路”的话语权

　　打造“一带一路”升级版，核心是就是推动“一带一路”“国内版”转化成为“国际版”。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与美国在20世纪四十年代面临的问题是类似的，当时欧洲面临着艰巨的战后重建任务，美国提出了“马歇尔计划”支持欧洲复兴重建，为了帮助执行致力于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美国和加拿大在1947年发起并在1948年推动成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后来逐步扩大成员国到非欧洲国家，并于1961年改名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旨在帮助各成员国家的政府实现可持续性经济增长和就业，成员国生活水准上升，同时保持金融稳定，从而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迄今为止，OECD应成为全球35个发达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作为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论坛和框架，在此框架内彼此交流经济发展经验，为共同的问题寻找答案，协调在国内外政策中合作实践，有时候也可以达成没有约束性的建议(软法律)或是有约束性的条约，总部设在巴黎。多年以来，OECD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尤其是提供发展数据和政策建议、形成国际规范以及交流协调发展经验方面，也成功解决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并与一些发展中大国建立了“强化合作伙伴”关系，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

　　从OECD的经验来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也具有类似的任务，中国完全可以借鉴美国发起创建OECD的经验，整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将中国一方的“倡议”转化为国际社会共同接受的“共识”，特别是用制度设计转化为“一带一路”的国际版，以国际共同认可和接受的形式，不断提升“一带一路”的国际话语权。因此，创建类似于OECD这样的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组织(OBOR)是值得考虑的选择项。

　　(一)OCED对OBOR的制度性借鉴

　　从OECD的组织结构和功能来看，在过去的50多年时间内，它提供了成员国之间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信息交流与分享、减少贫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一个治理框架，包括成员国政府、企业、媒体、智库、非政府组织等众多社会行为体都有机会参与其中，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可靠的全球性经济和社会统计数据的来源之一。为履行上述职能，OECD创设了理事会、委员会和秘书处等机构，分别承担着战略导向和监测、议题讨论和执行以及信息分析与建议等功能。事实上，OBOR也完全可以借鉴OECD的组织结构模式，创设理事会、专门委员会和秘书处等机构。

　　理事会

　　理事会是OBOR的决策主体，会议由秘书长主持，采取共识决策制度，按照成员国一国一票的原则组织起来，每个国家可以派遣一名永久代表，也可以吸纳东盟、上合组织、SARRC、海合会、欧盟、非盟等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同时，理事会也可以在内阁部委层级上召开，以决定OBOR的战略方向。

　　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是OBOR在某一特定领域中的议事和协调机构，一般按照不同专门议题比如经济、贸易、科技、就业、教育、金融、医疗、环境保护、地区安全等设置，这些委员会一般只讨论该领域中的前沿思想和政策主张，对现有的政策进行评估，可以下设若干工作组和专家组，每个国家可以派遣高级官员参与相关议题的讨论，甚至可以吸纳商界人士和NGO参加对话，召开听证会、研讨会和各种论坛，为理事会决策提供建议和参考。

　　秘书处

　　秘书处是OBOR的行政机构，可以通过选举方式产生秘书长及其领导下的行政团队，包括经济学家、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负责OBOR的日常管理和运作，比如出版各种经济数据调查、研究报告。关于OBOR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经费预算，主要通过成员国认缴的会费解决，会费分担按照国家经济规模的大小来确定，经济规模越大的国家，承担会费比例越高。同时，也可以公开吸纳成员国或非国家行为体自愿捐款，为OBOR的专项任务提供财力支持。

　　(二)OBOR的运行规则

　　在借鉴和吸取OECD运作原则的基础上，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OBOR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运作要坚持以下四项基本原则：

　　一是多方众筹(Crowd funding)。OBOR是一个汇聚发起倡议方、响应方和多边合作平台组成，只要愿意参与OBOR的国家、国际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都可以参与其中，并在其中展示其倡议、创意和方案，争取参与方的关注和支持，进而通过筹资来推进响应的项目。众筹的的规则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项目，发起人必须在预设的时间内达到或者超过目标的行动资金和行动方案，有关各方可以商讨响应的投资回报安排，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确定彼此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并获得约定好的利益。

　　二是权责相当(Responsible Authority)。与OECD等现有的国际组织静态的权责关系不同，OBOR的成员国所享有的权威是与其承担的责任对等的，其在某一议题领域中承担的责任越大，众筹的股本越高，其权威也就越大，有的权威可以以正式组织身份确立下来，有的也可以用弹性规范来进行认证。在不同议题领域，有关各方的权责身份是不同的。在理事会层面，主要以主权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为其合法代表，彼此之间一律平等，不受规模大小、贫富和强弱的影响。

　　三是复合代表(Polylateralism)。与OECD完全强调与主权国家、欧盟和域外伙伴国的“主权中心”代表制不同，OBOR实行复合代表制度，既有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也可以允许具有一定条件和资格限制的工商协会代表、非政府国际组织代表等参与，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也可以有多重代表。所有这些代表以特定议题为核心，以创造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为目标，以多方众筹和约定规范为驱动，推进具体合作项目落地实施。

　　四是包容开放(Inclusiveness)。与OECD强调以欧美主流价值观为基础不同，OBOR尊重多元社会文化，不预设某一文明的价值观为前提，通过对话、交流、协商来达成共识，在不同议题上采取不同的安排，不强求统一方案。同时，OBOR不排斥任何一个国家、国际组织和社会组织，只要愿意参与OBOR共建，不管以何种身份，参与何种议题以及参与到何种程度，都持开放包容的立场。

　　四、主要措施建议

　　推动建立OBOR合作与发展组织，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汇集各方共识。中方倡议举办“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完全可以依托“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平台，推动有关各方围绕合作构建OBOR合作与发展组织展开讨论，不断扩大共识，稳妥推进多边合作平台的建设。

　　一是建议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常态化，并把筹建OBOR合作与发展组织列入“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核心议题。目前，经过中方努力，已经有20多个国家领导人与会，还有一些国家部长级代表团、国际组织负责人、外国前政要、知名企业家和专家学者代表与会。在此起点上，中方可以考虑选择一批代表性国家一起发起成立“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组织(OBOR)，并设立筹备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工作组，具体负责章程起草、意见汇集和具体行政事务。筹备领导小组及其下设机构每年的工作可以以《工作报告》的形式向年度峰会汇报，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努力推动OBOR组织尽快成立。

　　二是建议依托“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的元首会议筹建理事会。元首峰会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最重要的部分，论坛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完全取决于元首们会晤时所达成的共识。建议中方充分发挥“主场外交”的优势，主动与参会的各国政府做好沟通联络工作，将各国政府的意见和建议整合起来，在元首峰会期间发表《多边联合公报》，将合作愿景和行动路线图确定下来，形成多边协同行动，并推动元首会晤机制化，依托元首峰会筹建OBOR理事会。

　　三是建议依托各种议题联盟建立专业委员会。专业委员会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一带一路”相关倡议得以落地的关键环节。建议中方调动各部门、各地方、工商界、智库和专家学者的积极性，在论坛期间对各议题领域的合作进行广泛讨论，并联合发布专题合作清单，引导后续的合作。同时，将各议题领域的政府部门代表和非官方代表采取重筹的方式，倡议设立若干专业委员会，为筹建OBOR所辖的各分委员会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四是建议筹建中的OBOR秘书处设立在香港。秘书处是OBOR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行政服务中心，为OBOR提供各方面的行政协调服务。建议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当今世界上最自由经济体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的地位，依托香港特区政府和相关机构，利用香港发达的服务体系，筹建OBOR秘书处。香港曾经是英国前殖民地，是沟通东西方的桥梁，依托香港建立连接亚洲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是极为恰当的选择。

　　五是建议设立专项研究基金和研究团队。作为一个新创设的沟通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多边合作平台，OBOR的筹建面临着大量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了做好筹建的各方面准备工作，建议中方和其他发起国共同商讨设立OBOR专项基金，并通过课题委托，组建相应的研发团队，充分利用国内外专家学者、智库、法学的智力资源，为创制多边合作平台提供智慧支持。

　　六是建议依托亚洲大学联盟建立OBOR人才培养基地。“一带一路”建设，复合型高端人才是关键。目前，在清华大学所发起的倡议下，已经建立了包括15所亚洲最好大学的亚洲大学联盟，致力于促进亚洲大学之间的交流合作，共同培养面向未来的高素质人才。建议依托亚洲大学联盟，中方积极推动建立OBOR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基地，面向未来培养“一带一路”高端人才。

　　“一带一路”从愿景到行动，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共识”，需要打造“一带一路”升级版，更需要为“一带一路”升级版提供行动支持，推动相关重点项目尽快落地。配合“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需要推动建立国际性的“一带一路”工商理事会、大学联盟、智库联盟、社会组织联盟等行动型社会联盟，以国际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的方式，使“一带一路”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推进。

　　总之，作为一项百年大计，“一带一路”是一项充满着东方智慧的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方案，其长远理想秉承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打造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自倡议提出三年多来，双边和多边合作都取得了超出预期的发展。在双边层面，已经有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同30多个国家签署了共建合作协议，同20个国家签署了产能合作协议，同“一带一路”沿线17个国家共同建设了46个境外合作区，中国企业累计投资超过14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6万个就业岗位，中国每年资助1万名沿线国家新生来华学习或研修。在多边合作层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运营，57个国家积极参与其中;丝路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等顺利组建;联合国安理会、亚信峰会、APEC峰会、G20峰会等众多多边舞台都开始把“一带一路”作为重要课题，有的已经迈出了重要步伐。2017年5月，“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在北京召开，如何在此前双边合作和多元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一带一路”转化为多边合作机制，在制度上设计出一整套国际公共产品的实现形式，共建OBOR合作与发展组织，是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中方应和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不断将“一带一路”建设推向一个新水平。

　　作者简介：

　　赵可金，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秘书长

　　1975年生，复旦大学法学(国际关系)博士，现为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兼任教育部区域国别基地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理事、中国高校国际政治学会常务理事、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吉林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客座教授、《公共外交季刊》编辑部副主任、Journal of Political Marketing 编委等社会职务，2012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5年入选北京市四个一批人才。主要从事外交学、公共外交、中美关系等研究，先后出版《营造未来：美国国会游说的制度解读》、《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全球公民社会与民族国家》、《政治营销学导论》等著作十一部，在SSCI、CSSCI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120多篇，荣获省部级科研奖励一等奖三项，二等奖三项。

　　报告摘要：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期间，先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在回应各国响应的基础上，中方很快完成了“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纳入“十三五发展规划”，成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家十三五规划的总体布局来看，“一带一路”起点始于国内，呈现为“一体，两翼，八大高地，两大核心区，十五个港口”的布局。

　　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先后在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印度、APEC峰会、博鳌亚洲论坛、亚信峰会、G20峰会等双边和多边场合多次阐述“一带一路”的内涵和意义，得到了沿线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积极相应，“一带一路”逐渐从作为“中国倡议”的“国家版”转变为建立在国际共识基础上的“国际版”。

　　(一) 双边共识：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到互利合作网络

　　“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在本质上与强调推行西方国家模式的“华盛顿共识”有着明显差异。不同于后者强调规则一致，制度一统，甚至在价值观上接受欧美主流价值观，前者则强调不同国家自主对话基础上的和平合作、包容互鉴和合作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是一种渐进主义的共同发展思维，有着更大的回旋余地和发展空间。同时，“一带一路”必须聚焦重点，牢牢把握重点方向、重点地区、重点国家、重点项目，通过聚焦这些重点带动“一带一路”连成一条线，带动周围一大片。

　　重点方向。中国强调聚焦四面开放，打造六条经济走廊。其中，西南方向通往印度洋、东南方向通往东盟和东北方向通往俄罗斯是重点方向中的重点方面，只要打通向北开放、向西开放和向西南开放的的三面通道，中国东西双向开放的格局才能真正打开。

　　重点地区。从区域经济潜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来看，“一带一路”建设有两大重点地区：东南亚地区和中东欧地区。

　　重点国家。从地缘政治经济形势和中国自身发展需要来看，“一带一路”沿线的重点国家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吉布提、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希腊、捷克、英国等国家。

　　重点项目。从其战略意义和辐射带动效应来看，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项目、黑瞎子岛国际旅游岛项目、东盟产业特区项目、泛亚铁路项目以及若干境外产业园区项目应当是重点建设项目。

　　(二)多边维度：开启新型合作模式和打造多元合作平台

　　无论是互联互通，还是聚焦重点，中国最终的意图还是致力于构建互利合作的多边合作平台，特别是推动各国政府、企业、社会机构、民间团体开展形式多样的互利合作，共同打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主体、全方位、跨领域的互利合作新平台，主要包括四个维度：

　　一是绿色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是谋求共同发展之路，更是寻求绿色发展之路。共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共同打造“一带一路”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治理平台，筑起捍卫生态多样性的绿色长城。

　　二是健康丝绸之路。如何将疾病控制、疫情监测、医疗救护、联合医疗技术攻关、传染病隔离与控制以及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建立起来，将各国的资源整合起来共同筑造“一带一路”全球健康治理机制，是“一带一路”国际版的重要内容。

　　三是智力丝绸之路。从长远来看，需要全面加强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卫生、考古等人文诸领域合作，推进学科协同、专业协作和管理合作的全球人才培养平台，为“一带一路”培养复合型的专业人才。同时，在人才培养基础上，还要大力推动沿线国家的人才交流和智库合作，尤其是借助大数据交流平台、AR、VR和社交媒体的新基础，打造“一带一路”智库交流和人才交流合作网络。

　　四是和平丝绸之路。要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高度，推动沿线国家深化安保合作，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构建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治理模式，有效管控地区热点，全力维护海外安全，以发展促和平，以发展谋安全，共建和平发展的“和平丝绸之路”。

　　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与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面临的问题是类似的。从OECD的经验来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也具有类似的任务，中国完全可以借鉴美国创建OECD的经验，创建类似于OECD这样的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组织(OBOR)是值得考虑的选择项。筹建中的OBOR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运作要坚持以下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多方众筹(Crowd funding)。二是权责相当(Responsible Authority)。三是复合代表(Polylateralism)。四是包容开放(Inclusiveness)。

　　推动建立OBOR合作与发展组织，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汇集各方共识。为此，本报告提出以下几条政策建议。

　　一是建议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常态化，并把筹建OBOR合作与发展组织列入“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核心议题。目前，经过中方努力，已经有20多个国家领导人与会，还有一些国家部长级代表团、国际组织负责人、外国前政要、知名企业家和专家学者代表与会。在此起点上，中方可以考虑选择一批代表性国家一起发起成立“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组织(OBOR)，并设立筹备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工作组，具体负责章程起草、意见汇集和具体行政事务。筹备领导小组及其下设机构每年的工作可以以《工作报告》的形式向年度峰会汇报，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努力推动OBOR组织尽快成立。

　　二是建议依托“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的元首会议筹建理事会。元首峰会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最重要的部分，论坛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完全取决于元首们会晤时所达成的共识。建议中方充分发挥“主场外交”的优势，主动与参会的各国政府做好沟通联络工作，将各国政府的意见和建议整合起来，在元首峰会期间发表《多边联合公报》，将合作愿景和行动路线图确定下来，形成多边协同行动，并推动元首会晤机制化，依托元首峰会筹建OBOR理事会。

　　三是建议依托各种议题联盟建立专业委员会。专业委员会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一带一路”相关倡议得以落地的关键环节。建议中方调动各部门、各地方、工商界、智库和专家学者的积极性，在论坛期间对各议题领域的合作进行广泛讨论，并联合发布专题合作清单，引导后续的合作。同时，将各议题领域的政府部门代表和非官方代表采取重筹的方式，倡议设立若干专业委员会，为筹建OBOR所辖的各分委员会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四是建议筹建中的OBOR秘书处设立在香港。秘书处是OBOR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行政服务中心，为OBOR提供各方面的行政协调服务。建议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当今世界上最自由经济体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的地位，依托香港特区政府和相关机构，利用香港发达的服务体系，筹建OBOR秘书处。香港曾经是英国前殖民地，是沟通东西方的桥梁，依托香港建立连接亚洲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是极为恰当的选择。

　　五是建议设立专项研究基金和研究团队。作为一个新创设的沟通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多边合作平台，OBOR的筹建面临着大量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了做好筹建的各方面准备工作，建议中方和其他发起国共同商讨设立OBOR专项基金，并通过课题委托，组建相应的研发团队，充分利用国内外专家学者、智库、法学的智力资源，为创制多边合作平台提供智慧支持。

　　六是建议依托亚洲大学联盟建立OBOR人才培养基地。“一带一路”的建设，复合型高端人才是关键。目前，在清华大学所发起的倡议下，已经建立了包括15所亚洲最好大学的亚洲大学联盟，致力于促进亚洲大学之间的交流合作，共同培养面向未来的高素质人才。建议依托亚洲大学联盟，中方积极推动建立OBOR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基地，面向未来培养“一带一路”高端人才。

　　七是建议推动建立“一带一路”的行动型社会联盟。“一带一路”从愿景到行动，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共识”，需要打造“一带一路”升级版，更需要为“一带一路”升级版提供行动支持，推动相关重点项目尽快落地。配合“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需要推动建立国际性的“一带一路”工商理事会、大学联盟、智库联盟、社会组织联盟等行动型社会联盟，以国际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的方式，使“一带一路”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推进。

　　回顾历史，人类文明始终处于迁徙和漂移之中。早在两千多年前，受制于高山大川、戈壁沙漠、湖泊海洋等自然条件的制约，人类分居在地球表面的不同区域，长期处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孤立隔绝状态。但是，随着人类技术发展和能力提升，不同区域的人群竞相跨越地理局限，打通通往异邦的道路。从秦汉时期的张骞到郑和下西洋，从马背民族在欧亚大草原的纵横驰骋到阿拉伯商队穿越戈壁沙漠的声声驼铃，从在世界各地留下无数足迹的西洋传教士到开辟世界新航路的欧洲探险家，人类探寻互联互通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不同文明之间的每一次交流碰撞都将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发展水平，也由此开创了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所命名的伟大的“丝绸之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是此前人类历史的继承和发展，通过突破自然环境的束缚，使天堑变通途，实现人员相交，货畅其流，汇通天下，不断将人类文明推向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这既是人类社会的千年梦想，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

　　为什么两千年后我们重提“丝绸之路”?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倡导“丝绸之路经济带”以来，整个世界掀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这一倡议之所以引发整个世界的关注，最主要的原因是2008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整个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人们开始对近代五百年以来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产生了怀疑，就在整个世界为此苦恼不已的时候，中国经济的不俗表现令世界将目光瞄准中国，竭力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去寻求经邦济世的药方。此时中国领导人一改此前韬光养晦的低调风格，以奋发有为的面貌倡导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这犹如一颗“救命稻草”，让深陷经济复苏乏力的世界各国的舆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一带一路”的讨论从中国周边到欧亚大陆腹地，从非洲大陆到欧洲大陆，相关的讨论一浪高过一浪，呈现为汹涌澎湃的“一带一路”热潮。

　　其实，从中国的角度来讲，重提“一带一路”也绝非再现历史上中华帝国万国来朝的盛世辉煌，而是中国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使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重新恢复了活力，中国一跃成为当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都有了巨大的提升。然而，中国总量的发展也带来了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严峻挑战，中国经济步入了新常态。一方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形成的庞大先进产能与全球金融危机后复苏乏力的世界市场需求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就业形势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中国国内沿海与内陆、城市与乡村、经济发展和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等承载条件之间有着日益上升的张力，在环境、交通、人口等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挑战。如何调理中国发展自身出现的种种问题，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国际产能合作;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和中国自身发展的再平衡，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紧迫任务。这是中国之所以重提“一带一路”的根本原因所在。

　　此外，由于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互联网等交通通信技术的进步，自近代五百年以来，以海洋为中心的“海权时代”受到新的挑战，整个世界重新开始回归“陆权时代”。充分利用技术进步的优势，打通陆路交往的新纽带，有可能重新恢复陆权文明的活力，这对复兴“丝绸之路”也是一个客观上的推动。因此，今天重提“丝绸之路”，重心不在于打通“丝绸之路”，而在于合作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产能合作、产业再造、经济振兴，打造陆地经济走廊和海上合作支点，实现全球共同发展和世界经济再平衡，才是“一带一路”真正的落脚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中国方案”，反映了中国的古老智慧和实践经验。

　　一、顶层设计：“一带一路”的国家版

　　中国正处于全球共同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球共同发展成为中国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面临的一项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我国“十三五”时期和更长时期的发展形势，逐步明确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大的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成为统筹国际国内发展的重要抓手，标志着走在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中国已经坚定不移地走在全球共同发展的道路上。2017年1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时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面对日益升温的保护主义和排外情绪，中国将大力建设共同发展的对外开放格局，让“一带一路”建设更好造福各国人民。毫无疑问，“一带一路”是一条中国谋求全球共同发展之路，它不仅是新时期中国发展的顶层设计，更是全球发展的具体倡议。如何推动“一带一路”从中国发展的顶层设计走向全球发展的国际共识，打造“一带一路”的升级版，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

　　从2013年9月开始，习近平主席在众多国际国内场合阐述了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了“丝绸之路精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及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五通”路径等;“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都超出了各方面的预期。尤其是在中国国内，关于“一带一路”的讨论如火如荼，在不到三年的实践内，发表了4万多篇关于“一带一路”的论文，提出了许多建设“一带一路”的好想法和好建议，这些都为“一带一路”的推进和深化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

　　在社会各界热议“一带一路”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对“一带一路”的规划论证也在加紧推进，“一带一路”逐渐从理念到愿景，从思想到行动，逐步形成了“一带一路”的“中国版”。2014年，中共中央通过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2015年对外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年5月5日，制定和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把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三五规划》中，“一带一路”作为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强调“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投资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

　　从中国政府出台的官方文件和中国领导人的官方讲话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已经大致完成，强调要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推动建立三个共同体的过程中，并非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共鸣;并非是替代现有的各种地区合作机制和发展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按照习近平主席的解释，“一带一路”“在本质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从国家十三五规划的总体布局来看，“一带一路”起点始于国内，呈现为“一体，两翼，八大高地，两大核心区，十五个港口”的布局。所谓“一体”，就是包括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江上游城市群组成的“长江经济带”，构成了统筹东中西、沟通境内外的经济和生态大动脉;所谓“两翼”，就是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基础的珠三角经济圈和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基础的环渤海经济圈作为“一带一路”的南北两翼，辐射带动中国南北两路经济大军，发挥“一带一路”的引领、协同和带动效应。所谓“八大高地”是指包括西安、成都、重庆、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在内的八个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使之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增长极。为了支持“一体两翼，八大高地”，国家还确立了新疆和福建两个“一带一路核心区”和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等十五个港口，推进规划创新、治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基础设施互通、国际产能合作和人文交流三大任务，带动形成全方位开放、东中西部联动发展的局面。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迄今为止，综合有关讲话和政府文件，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规划路线图已经大致确定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实践中付诸实施了。

　　二、国际共识：“一带一路”的国际版

　　“一带一路”尽管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倡议”，但“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是中国寻求自身发展与沿线国家和国际社会谋求共同发展的战略举措，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模式的一种升级，更是一种对现有国际发展模式的一种创新。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先后在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印度、APEC峰会、博鳌亚洲论坛、亚信峰会、G20峰会等双边和多边场合多次阐述“一带一路”的内涵和意义，得到了沿线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积极相应，“一带一路”逐渐从作为“中国倡议”的“国家版”转变为建立在国际共识基础上的“国际版”。如何定位和建设作为“一带一路”升级版的“国际版”，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沿线国家的一个重要任务。

　　(一)双边维度：从战略对接到聚焦重点

　　推动“一带一路”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共识”，首要的是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双边层面的互联互通，构建互利合作网络。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参与其中，中国已经同3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2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发展战略对接和发展规划互联互通方兴未艾、发展很快。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与哈萨克斯坦“光明大道”新经济计划的对接、与越南“两廊一圈”计划的对接、与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的对接、与欧洲“容克投资计划”的对接，与文莱推出的“2035年愿景”蓝图的对接，与澳大利亚的“北部大开发”倡议和国家基础设施发展计划的对接，与欧盟提出的“欧洲投资计划”对接、与英国提出的“英格兰北部振兴计划”的对接、与土耳其在推动丝绸之路沿线的“中间走廊计划”对接、与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的对接、与印度尼西亚的“全球海洋支点”规划的对接等，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战略对接和互联互通取得了飞速进展。

　　其实，在自愿、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推动双边发展战略与发展规划的互联互通，构建务实进取、包容互鉴、开放创新、共谋发展的“一带一路”互利合作网络，意在共同致力于重振全球经济，化解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与国际合作的内在张力。在当今时代，全球化是一种普遍化的力量，它将整个世界的人口、资源、资本、劳动、信息、科技等卷入统一的全球化洪流中，按照资源优势、要素禀赋等因素进行优化配置，以产生更优的发展效率。但是，主权国家却是一种本土性力量，竭力利用全球化的积极因素，避免全球化的消极因素，尽可能通过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将资源和要素聚集在本地，阻挠其实现全球范围的重新配置。通过政策沟通和外交对话，推进不同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实现彼此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将彼此的资源整合起来，积极创造“1+1>2”的系统效果。“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在本质上与强调推行西方国家模式的“华盛顿共识”有着明显差异，不同于后者强调规则一致，制度一统，甚至在价值观上接受欧美主流价值观，前者则强调不同国家自主对话基础上的和平合作、包容互鉴和合作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是一种渐进主义的共同发展思维，有着更大的回旋余地和发展空间。

　　“一带一路”沿线涵盖60多个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在走出国门之后，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各异，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也存在着千差万别的情况，决定了它们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兴趣、认识以及参与水平等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不可能强求整齐划一，必须注重掌握轻重缓急。习近平主席强调，“一带一路”建设要遵循平等、追求互利，牢牢把握重点方向，聚焦重点地区、重点国家、重点项目，抓住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不仅造福中国人民，更造福沿线各国人民。显然，抓住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在此基础上上充分照顾不同国家的特殊性，增强“一带一路”的包容度和创新性，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形成国际共识的基本“路线图”。从宏观视野来看，“一带一路”是涵盖了欧洲经济圈、亚洲经济圈和两者之间广阔欧亚非三大洲的广袤地带，致力于谋求这一地区的共同发展。但是，无论是从经济规律来看，还是从具体国情来看，这一地区都不会实现同步发展，只能选择一两个突破口进行重点突破，由点及线，从面到片，逐步推广开展。因此，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必须聚焦重点，牢牢把握重点方向、重点地区、重点国家、重点项目，通过聚焦这些重点带动“一带一路”连成一条线，带动周围一大片。

　　重点方向。从地理特征和中国自身的发展需要来看，要想推动“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更好对接，需要聚焦四面开放，打造六条经济走廊。所谓“四面开放”，是指以东北地区为龙头的向北开放，以西北地区为基地的向西开放，以西南地区为基地的向南开放和沿海地区为基地的向海开放，向周边地区辐射带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所谓“六条走廊”，就是积极规划中蒙俄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六大经济走廊的建设，重在打通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四大开放门户，打通中国通向四面八方的经济大通道，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目前，西南方向通往印度洋、东南方向通往东盟和东北方向通往俄罗斯是重点方向中的重点方面，只要打通向北开放、向西开放和向西南开放的的三面通道，中国东西双向开放的格局才能真正打开。

　　重点地区。从区域经济潜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来看，“一带一路”建设有两大重点地区：东南亚地区和中东欧地区。东南亚地区涵盖柬埔寨、老挝、越南、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东帝汶等11个国家，国土面积接近500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6亿(其中，华侨华人3300多万)，经济总量超过1.8万亿美元，市场潜力广阔。该地区地处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交错地带，历来就是两大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场所，印度文明的婆罗门教和佛教等宗教精神与中华文明的儒商文化和世俗文化在东南亚地区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后来，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也加入了东南亚文化交融碰撞的行业，使得该地区人文灿烂，族群混居，文化包容，商业潜力广阔，发展空间优越，可持续发展后劲足，再加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绝佳试验场，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落地生根的最佳地区。中东欧地区涵盖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波黑、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等16个国家，人口超过1.2亿，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500亿美元，发展基础较好，发展潜力广阔。该地区地处欧洲经济圈的东部，毗邻经济实力强大、发展基础雄厚的西欧国家，在欧盟东扩的背景下，中东欧16国对中国对接欧洲经济圈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中东欧国家很多也经历过社会主义时期，与中国经济转型有着类似的精力，共同语言比较多，很容易在改革创新和共同发展问题上达成共识。因此，从2012年起，中国与该地区每年举办一次“16+1”总理会晤机制，还成立了秘书处和联络员，并召开每年两次的联络员会议，相关项目进展很快，是“一带一路”需要重点突破的地区。

　　重点国家。从地缘政治经济形势和中国自身发展需要来看，“一带一路”沿线的重点国家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吉布提、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希腊、捷克、英国等国家。从地缘政治经济形势来看，与中国接壤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家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北部、西部和西南部对外开放门户，如果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处理不好，不仅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无从谈起，中国自身发展都会受阻。在“一带一路”成为中国发展与全球共同发展的重大战略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自然在中国对外战略全局中的地位大大提升。同时，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吉布提、伊朗、土耳其、希腊、捷克等国家虽然与中国并不接壤，但这些国家是中国与东南亚、中东欧、中东等地区开展全方位合作的重要支点，且与中国有着很好的合作基础。这些国家要么地理位置重要，要么战略影响力大，无论是在陆路还是在海路，都对“一带一路”的拓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作用。英国是欧洲传统强国，曾经创造了大英帝国这一“日不落帝国”的辉煌，英国人有着比其他欧洲强国更广阔的全球视野，在对外关系上身段灵活，讲求实际，在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中欧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推动中英基础设施合作上，英国都发挥了显赫的作用。

　　重点项目。在“一带一路”的诸多建设项目中，从其战略意义和辐射带动效应来看，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项目、黑瞎子岛国际旅游岛项目、东盟产业特区项目、泛亚铁路项目以及若干境外产业园区项目应当是重点建设项目，推动这些项目尽快落地，实现“一带一路”的早期收获，让相关国家的民众具有获得感，是“一带一路”近期急需突破的重要任务。近几年来，随着雅万高铁、匈塞铁路、中老铁路等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工建设，给人们的感觉似乎这些项目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事实上，中国近期真正在沿线国家投资巨大的是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中巴两国政府在2015年签署了46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包括瓜达尔港口建设项目、拉合尔到卡拉奇的高速公路分段建设项目、卡拉奇核电项目等，都是“一带一路”倡议中最具代表性的重点项目。这些重点项目是“一带一路”的种子工程，对于推动其他重点项目和商业项目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言，通过聚焦上述重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发展规划对接为基础，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产能合作、人文交流为支柱，以金融互利合作为重要保障，积极开展双边和区域合作，努力开创“一带一路”新型合作模式，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开创新的共同发展道路。

　　(二)多边维度：多元合作平台

　　无论是互联互通，还是聚焦重点，中国最终的意图还是致力于构建互利合作的多边合作平台，特别是推动各国政府、企业、社会机构、民间团体开展形式多样的互利合作，共同打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主体、全方位、跨领域的互利合作新平台。2014年12月05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顶层设计、谋划大棋局，既要谋子更要谋势，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使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更加紧密、往来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此后，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3月28日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2015年11月18日菲律宾马尼拉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等多个场合都强调，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架构。尤其是2016年9月3日，习近平在杭州B20峰会上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这一阐述对“一带一路”的性质和定位进行了清晰的解释，集中表达了中国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解，即“一带一路”是一个多边合作平台，意在支持各国共同发展，欢迎各方共同参与，最终实现各国共享。

　　既然，“一带一路”最终要建立多边合作的平台，那么这一平台涵盖什么样的主要内容呢?对此，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8月17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进一步提出要聚焦构建互利合作网络、新型合作模式、多元合作平台，聚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容，肯定“一带一路”建设对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维护地区稳定发展的作用，这是连各国首次通过决议形式，明确支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2017年5月14日，中国将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为解决当前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寻找方案，为实现联动式发展注入新能量。不难看出，“一带一路”越来越从中国一国的“倡议”，转变为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跨国“双边共识”和“多边合作平台”。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四个维度：

　　一是绿色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是谋求共同发展之路，更是寻求绿色发展之路。生态环境是一切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是最基础的国际公共产品，任何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相反要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放在首位，严控生态红线和生态底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地理环境复杂，生态条件多样，冰川、湿地、戈壁、沙漠、河流、海洋，在一些地方生态十分脆弱，在全球气候变化形式日益严峻的时代背景下，如果不注意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一旦破坏就会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最终令发展成果得不偿失。同时，生态环境具有不依赖于任何一方意志为转移的天然不可分割性，紧靠一个国家和区域内几个国家的努力是无法做到保护生态，只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行动起来，共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共同打造“一带一路”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治理平台，筑起捍卫生态多样性的绿色长城，绿色丝绸之路才有希望。

　　二是健康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不是沿线国家的政府规划出来的，而是由沿线国家的亿万人用脚步走出来的，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才是“一带一路”的真正主人。对于沿线国家的人们来说，健康是与生态环境同等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不受任何地缘政治、族群和宗教背景的干扰。人类社会发展史同时是一部与疾病抗争的历史，源于中亚并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几乎改变了历史的方向，而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则直接被欧洲的传染病所击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涉及65个国家，总人口44亿，气候条件多样，在不同地区面临的医疗健康挑战不同，北温带沿线地区的疾病及其防控体系和热带、亚热带地区的疾病及其防控体系是不同的，各国的卫生体制和政策也千差万别，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有25亿人面临感染登革热的危险，东南亚的鼠疫、中亚的布鲁氏菌病、包虫病、以及各种流感病毒和大规模传染病等，都是“一带一路”的巨大威胁，爆发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的可能性高。因此，如何将疾病控制、疫情监测、医疗救护、联合医疗技术攻关、传染病隔离与控制以及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的机制建立起来，将各国的资源整合起来，共同筑造“一带一路”全球健康治理机制，是“一带一路”国际版的重要内容。

　　三是智力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古老文明的发源地，有着世界文明的四大文明古国，还有着波斯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欧洲文明、伊斯兰文明等众多文明，如何实现古老文明的创造性转化，释放出哺育现代世界文明新的生机和活力，是“一带一路”建设无法回避的重要使命。在这一过程中，人才培养是文化传承创新最重要的载体，培养一大批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高素质人才，是百年大计，是建设之本，更是对沿线各国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然而，培养符合“一带一路”建设要求的人才绝非一家所能为之，需要参与各方共同努力。中方倡议成立“一带一路”职业技术合作联盟，培养培训各类专业人才，只是当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面临的当务之急。从长远来看，需要全面加强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卫生、考古等人文诸领域合作，推进学科协同、专业协作和管理合作的全球人才培养平台，为“一带一路”培养复合型的专业人才。同时，在人才培养基础上，还要大力推动沿线国家的人才交流和智库合作，尤其是借助大数据交流平台、AR、VR和社交媒体的新基础，打造“一带一路”智库交流和人才交流合作网络，为“一带一路”储备人才，开发智力，不断拓展“智力丝绸之路”的开放平台。

　　四是和平丝绸之路。和平是最可宝贵的国际公共产品，没有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地区环境，“一带一路”建设便无从谈起。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形势来看，地区热点此起彼伏，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不仅有动荡不定的阿富汗问题、伊拉克问题、叙利亚问题、乌克兰问题等令世界各国头疼不已的地区热点问题，还有国际恐怖主义、政治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海盗、大规模难民、核安全问题、水安全问题、跨国犯罪势力、地方军阀势力等非传统安全保障压力。长远来看，如果“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总是战火纷飞，总是面临着高危的安全压力，不仅无法通过谋求共同发展而构建起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甚至连恢复一国内部的和平稳定都十分艰难。因此，要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高度，推动沿线国家深化安保合作，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构建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治理模式，有效管控地区热点，全力维护海外安全，以发展促和平，以发展谋安全，共建和平发展的“和平丝绸之路”。

　　三、制度设计：“一带一路”的话语权

　　打造“一带一路”升级版，核心是就是推动“一带一路”“国内版”转化成为“国际版”。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与美国在20世纪四十年代面临的问题是类似的，当时欧洲面临着艰巨的战后重建任务，美国提出了“马歇尔计划”支持欧洲复兴重建，为了帮助执行致力于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美国和加拿大在1947年发起并在1948年推动成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后来逐步扩大成员国到非欧洲国家，并于1961年改名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旨在帮助各成员国家的政府实现可持续性经济增长和就业，成员国生活水准上升，同时保持金融稳定，从而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迄今为止，OECD应成为全球35个发达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作为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论坛和框架，在此框架内彼此交流经济发展经验，为共同的问题寻找答案，协调在国内外政策中合作实践，有时候也可以达成没有约束性的建议(软法律)或是有约束性的条约，总部设在巴黎。多年以来，OECD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尤其是提供发展数据和政策建议、形成国际规范以及交流协调发展经验方面，也成功解决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并与一些发展中大国建立了“强化合作伙伴”关系，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

　　从OECD的经验来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也具有类似的任务，中国完全可以借鉴美国发起创建OECD的经验，整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将中国一方的“倡议”转化为国际社会共同接受的“共识”，特别是用制度设计转化为“一带一路”的国际版，以国际共同认可和接受的形式，不断提升“一带一路”的国际话语权。因此，创建类似于OECD这样的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组织(OBOR)是值得考虑的选择项。

　　(一)OCED对OBOR的制度性借鉴

　　从OECD的组织结构和功能来看，在过去的50多年时间内，它提供了成员国之间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信息交流与分享、减少贫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一个治理框架，包括成员国政府、企业、媒体、智库、非政府组织等众多社会行为体都有机会参与其中，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可靠的全球性经济和社会统计数据的来源之一。为履行上述职能，OECD创设了理事会、委员会和秘书处等机构，分别承担着战略导向和监测、议题讨论和执行以及信息分析与建议等功能。事实上，OBOR也完全可以借鉴OECD的组织结构模式，创设理事会、专门委员会和秘书处等机构。

　　理事会

　　理事会是OBOR的决策主体，会议由秘书长主持，采取共识决策制度，按照成员国一国一票的原则组织起来，每个国家可以派遣一名永久代表，也可以吸纳东盟、上合组织、SARRC、海合会、欧盟、非盟等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同时，理事会也可以在内阁部委层级上召开，以决定OBOR的战略方向。

　　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是OBOR在某一特定领域中的议事和协调机构，一般按照不同专门议题比如经济、贸易、科技、就业、教育、金融、医疗、环境保护、地区安全等设置，这些委员会一般只讨论该领域中的前沿思想和政策主张，对现有的政策进行评估，可以下设若干工作组和专家组，每个国家可以派遣高级官员参与相关议题的讨论，甚至可以吸纳商界人士和NGO参加对话，召开听证会、研讨会和各种论坛，为理事会决策提供建议和参考。

　　秘书处

　　秘书处是OBOR的行政机构，可以通过选举方式产生秘书长及其领导下的行政团队，包括经济学家、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负责OBOR的日常管理和运作，比如出版各种经济数据调查、研究报告。关于OBOR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经费预算，主要通过成员国认缴的会费解决，会费分担按照国家经济规模的大小来确定，经济规模越大的国家，承担会费比例越高。同时，也可以公开吸纳成员国或非国家行为体自愿捐款，为OBOR的专项任务提供财力支持。

　　(二)OBOR的运行规则

　　在借鉴和吸取OECD运作原则的基础上，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OBOR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运作要坚持以下四项基本原则：

　　一是多方众筹(Crowd funding)。OBOR是一个汇聚发起倡议方、响应方和多边合作平台组成，只要愿意参与OBOR的国家、国际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都可以参与其中，并在其中展示其倡议、创意和方案，争取参与方的关注和支持，进而通过筹资来推进响应的项目。众筹的的规则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项目，发起人必须在预设的时间内达到或者超过目标的行动资金和行动方案，有关各方可以商讨响应的投资回报安排，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确定彼此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并获得约定好的利益。

　　二是权责相当(Responsible Authority)。与OECD等现有的国际组织静态的权责关系不同，OBOR的成员国所享有的权威是与其承担的责任对等的，其在某一议题领域中承担的责任越大，众筹的股本越高，其权威也就越大，有的权威可以以正式组织身份确立下来，有的也可以用弹性规范来进行认证。在不同议题领域，有关各方的权责身份是不同的。在理事会层面，主要以主权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为其合法代表，彼此之间一律平等，不受规模大小、贫富和强弱的影响。

　　三是复合代表(Polylateralism)。与OECD完全强调与主权国家、欧盟和域外伙伴国的“主权中心”代表制不同，OBOR实行复合代表制度，既有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也可以允许具有一定条件和资格限制的工商协会代表、非政府国际组织代表等参与，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也可以有多重代表。所有这些代表以特定议题为核心，以创造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为目标，以多方众筹和约定规范为驱动，推进具体合作项目落地实施。

　　四是包容开放(Inclusiveness)。与OECD强调以欧美主流价值观为基础不同，OBOR尊重多元社会文化，不预设某一文明的价值观为前提，通过对话、交流、协商来达成共识，在不同议题上采取不同的安排，不强求统一方案。同时，OBOR不排斥任何一个国家、国际组织和社会组织，只要愿意参与OBOR共建，不管以何种身份，参与何种议题以及参与到何种程度，都持开放包容的立场。

　　四、主要措施建议

　　推动建立OBOR合作与发展组织，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汇集各方共识。中方倡议举办“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完全可以依托“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平台，推动有关各方围绕合作构建OBOR合作与发展组织展开讨论，不断扩大共识，稳妥推进多边合作平台的建设。

　　一是建议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常态化，并把筹建OBOR合作与发展组织列入“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核心议题。目前，经过中方努力，已经有20多个国家领导人与会，还有一些国家部长级代表团、国际组织负责人、外国前政要、知名企业家和专家学者代表与会。在此起点上，中方可以考虑选择一批代表性国家一起发起成立“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组织(OBOR)，并设立筹备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工作组，具体负责章程起草、意见汇集和具体行政事务。筹备领导小组及其下设机构每年的工作可以以《工作报告》的形式向年度峰会汇报，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努力推动OBOR组织尽快成立。

　　二是建议依托“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的元首会议筹建理事会。元首峰会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最重要的部分，论坛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完全取决于元首们会晤时所达成的共识。建议中方充分发挥“主场外交”的优势，主动与参会的各国政府做好沟通联络工作，将各国政府的意见和建议整合起来，在元首峰会期间发表《多边联合公报》，将合作愿景和行动路线图确定下来，形成多边协同行动，并推动元首会晤机制化，依托元首峰会筹建OBOR理事会。

　　三是建议依托各种议题联盟建立专业委员会。专业委员会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一带一路”相关倡议得以落地的关键环节。建议中方调动各部门、各地方、工商界、智库和专家学者的积极性，在论坛期间对各议题领域的合作进行广泛讨论，并联合发布专题合作清单，引导后续的合作。同时，将各议题领域的政府部门代表和非官方代表采取重筹的方式，倡议设立若干专业委员会，为筹建OBOR所辖的各分委员会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四是建议筹建中的OBOR秘书处设立在香港。秘书处是OBOR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行政服务中心，为OBOR提供各方面的行政协调服务。建议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当今世界上最自由经济体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的地位，依托香港特区政府和相关机构，利用香港发达的服务体系，筹建OBOR秘书处。香港曾经是英国前殖民地，是沟通东西方的桥梁，依托香港建立连接亚洲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是极为恰当的选择。

　　五是建议设立专项研究基金和研究团队。作为一个新创设的沟通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多边合作平台，OBOR的筹建面临着大量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了做好筹建的各方面准备工作，建议中方和其他发起国共同商讨设立OBOR专项基金，并通过课题委托，组建相应的研发团队，充分利用国内外专家学者、智库、法学的智力资源，为创制多边合作平台提供智慧支持。

　　六是建议依托亚洲大学联盟建立OBOR人才培养基地。“一带一路”建设，复合型高端人才是关键。目前，在清华大学所发起的倡议下，已经建立了包括15所亚洲最好大学的亚洲大学联盟，致力于促进亚洲大学之间的交流合作，共同培养面向未来的高素质人才。建议依托亚洲大学联盟，中方积极推动建立OBOR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基地，面向未来培养“一带一路”高端人才。

　　“一带一路”从愿景到行动，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共识”，需要打造“一带一路”升级版，更需要为“一带一路”升级版提供行动支持，推动相关重点项目尽快落地。配合“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需要推动建立国际性的“一带一路”工商理事会、大学联盟、智库联盟、社会组织联盟等行动型社会联盟，以国际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的方式，使“一带一路”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推进。

　　总之，作为一项百年大计，“一带一路”是一项充满着东方智慧的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方案，其长远理想秉承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打造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自倡议提出三年多来，双边和多边合作都取得了超出预期的发展。在双边层面，已经有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同30多个国家签署了共建合作协议，同20个国家签署了产能合作协议，同“一带一路”沿线17个国家共同建设了46个境外合作区，中国企业累计投资超过14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6万个就业岗位，中国每年资助1万名沿线国家新生来华学习或研修。在多边合作层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运营，57个国家积极参与其中;丝路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等顺利组建;联合国安理会、亚信峰会、APEC峰会、G20峰会等众多多边舞台都开始把“一带一路”作为重要课题，有的已经迈出了重要步伐。2017年5月，“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在北京召开，如何在此前双边合作和多元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一带一路”转化为多边合作机制，在制度上设计出一整套国际公共产品的实现形式，共建OBOR合作与发展组织，是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中方应和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不断将“一带一路”建设推向一个新水平。

　　作者简介：

　　赵可金，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秘书长

　　1975年生，复旦大学法学(国际关系)博士，现为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兼任教育部区域国别基地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理事、中国高校国际政治学会常务理事、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吉林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客座教授、《公共外交季刊》编辑部副主任、Journal of Political Marketing 编委等社会职务，2012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5年入选北京市四个一批人才。主要从事外交学、公共外交、中美关系等研究，先后出版《营造未来：美国国会游说的制度解读》、《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全球公民社会与民族国家》、《政治营销学导论》等著作十一部，在SSCI、CSSCI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120多篇，荣获省部级科研奖励一等奖三项，二等奖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