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塔皮&纳斯尔：抵抗轴心崩塌之后，中东将走向何方?

　　长期以来，国际舆论普遍认为：2025年以色列与美国对伊朗本土的空袭，以及以色列对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及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连续毁灭性打击，已彻底摧毁伊朗苦心经营数十年的“抵抗轴心”，德黑兰在中东的影响力从此一蹶不振。

　　这种看法严重低估了“抵抗轴心”真正的生命力，也低估了伊朗在废墟上重新集结的能力。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伊朗趁乱构建了一个横跨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和巴勒斯坦地区的什叶派意识形态与武装网络。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曾忧心忡忡地将其称为“什叶派新月地带”。到2014年，分析人士已普遍认为德黑兰事实上控制了巴格达、贝鲁特、大马士革、萨那四个阿拉伯国家的首都。

　　如今，从纯粹军事角度看，这条轴心确实已支离破碎：伊朗缔造者们年事已高，阿拉伯世界的代理人网络在以色列的精准打击下损失惨重。与此同时，过去两年伊朗与沙特之间谨慎的缓和，似乎也在宣告教派冲突时代即将落幕。

　　然而，即使抵抗轴心的军事帷幕正在徐徐落下，什叶派的政治与宗教认同却依然完整且充满活力。伊朗的代理人网络固然赋予了德黑兰巨大的跨国影响力，但这条轴心真正的韧性，来自信仰、社群与家庭纽带数百年积累的深厚力量。

　　在加沙战争的废墟之上，海湾阿拉伯国家与美国为重建中东稳定所做的所有努力，都无法回避一个根本问题：这个地区数以亿计的什叶派人口，未来将被安置在何处?任何自诩为“和平缔造者”的力量，都必须极其谨慎地将伊朗境内与境外的什叶派社群，真正纳入新区域秩序的构想之中。

　　否则，今天看似被击溃的抵抗轴心，明天就可能以更激烈、更具动员力的方式卷土重来。

　　一、什叶派认同的惊人跃升

　　尽管什叶派仅占全球穆斯林的15%–20%，却在中东占据了近一半穆斯林人口。他们在伊朗、伊拉克、巴林是绝对多数，在也门接近多数，在黎巴嫩则是最大的单一宗教社群。然而整个20世纪，中东的统治权力始终掌握在逊尼派手中。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首次打破了这一格局，引发逊尼派国家的强烈警惕，也点燃了什叶派政治觉醒的火种。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进一步催化了什叶派的跨国联系——后来成为伊拉克最重要民兵领袖的阿布·马赫迪·穆罕迪斯，正是在那场战争中逃往伊朗，与伊朗革命卫队并肩作战。

　　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后，这些原本潜伏的跨国什叶派网络迅速膨胀，宗教认同迎来爆炸式复兴：数以百万计的什叶派信徒前往纳杰夫、卡尔巴拉、库姆、大马士革的圣地朝圣;伊朗革命卫队则在伊拉克寻找可靠的伊拉克与黎巴嫩真主党伙伴，组建拒绝解除武装的什叶派民兵。

　　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叙利亚与也门内战再次为伊朗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尽管叙利亚阿拉维派政权与正统什叶派教义关系疏远，但共同面对逊尼派伊斯兰主义的威胁，使其成为伊朗与真主党的铁杆盟友。2013年起，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的什叶派青年被成建制输送到叙利亚战场;2014年，革命卫队司令卡西姆·苏莱曼尼亲自指挥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对“伊斯兰国”发动全面反攻。

　　连一向反对伊朗军事化动员的伊拉克最高什叶派权威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也在2014年6月“伊斯兰国”兵临巴格达城下时罕见发布宗教法令，号召青年加入苏莱曼尼的民兵。这场反ISIS战争最终被塑造成一场全什叶派的圣战，战场上的胜利又反过来巩固了什叶派在伊拉克的统治、胡塞在也门的扩张，以及阿萨德政权的存续，并将哈马斯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对以色列的战斗，纳入抵抗轴心更大的叙事。

　　伊朗因此得以在以色列四周筑起一道从德黑兰到地中海、从红海到戈兰高地的“火环”。

　　二、轴心的军事崩塌与认同的顽强存续

　　2019年“伊斯兰国”彻底覆灭，成为轴心衰落的转折点。年轻什叶派加入民兵的热情骤减，宗教活动与军事动员开始被严格区分。西斯塔尼公开与抵抗轴心的军事行动划清界限，强调什叶派在伊拉克的持久力量在于对国家与政治的影响力，而非枪杆子。

　　什叶派民兵虽在反ISIS战争中控制了大片领土与经济资源，却因参与暴行、镇压2019年反腐败抗议而声誉扫地。2020年苏莱曼尼与穆罕迪斯被美军无人机击杀，2021年亲伊朗政党在伊拉克议会席位从48席暴跌至17席，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本欲展示轴心威力，却反而暴露其虚弱——2024年9月以色列引爆真主党传呼机、11月暗杀纳斯鲁拉、12月阿萨德政权闪崩、2025年6月美以联合空袭伊朗本土……一连串打击接踵而至，什叶派代理人竟无一能够有效回援德黑兰。

　　伊朗被迫转向国内动员，伊拉克与黎巴嫩的什叶派盟友也放弃了跨国宗教口号，转而拥抱各自的民族主义。曾经的“中心—辐射”模式，如今更像是一盘目标一致却各自为战的松散联盟。

　　然而，军事力量的衰落并不等于宗教认同的消退。2025年8月纪念第三伊玛目殉难的阿尔巴因朝圣，依然有2100万什叶派信徒涌入卡尔巴拉，人数逐年递增而非下降。

　　三、被围困的什叶派与可能的反弹

　　当前叙利亚新政权由昔日与真主党浴血奋战的逊尼派武装主导，并得到土耳其、沙特支持，正寻求与以色列建交;黎巴嫩南部仍被以色列占领，真主党面临被单方面解除武装的压力;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不断被美军打击……什叶派社群前所未有地感到被围困。

　　历史证明，当什叶派在国家建设与外交中被系统性边缘化时，他们最可能的反应不是顺从，而是退回社群政治与武装抵抗。如果黎巴嫩只解除真主党武装，却不重建什叶派聚居区、不替代真主党提供的社会服务、不给予什叶派更大的政治发言权，实际上等于剥夺其基本权利，只会催生新一轮抵抗。

　　在伊拉克，如果华盛顿继续逼迫巴格达在“亲美”与“亲伊”之间做零和选择，反而会削弱温和派什叶派领导人，巩固武装派系的影响力。

　　在叙利亚，如果新政权重蹈覆辙、排斥阿拉维派、什叶派与德鲁兹等少数族裔，内战与极端主义死灰复燃只是时间问题——而伊朗正是依靠这样的乱局才建立起当年的抵抗轴心。

　　四、重建必须以和解为前提

　　若想真正终结中东乱局，美国与阿拉伯国家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将什叶派社群(无论在伊朗境内还是境外)纳入新区域秩序，而非继续边缘化;

　　在黎巴嫩，解除真主党武装的同时，必须同步推进什叶派聚居区重建、赋予其政治权利，并不遗余力维持真主党—以色列停火——因为任何新的占领都将被视为生存威胁，从而点燃新一轮抵抗;

　　支持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关系正常化，并最终重启核谈判——2025年6月战争并未摧毁伊朗核野心，只会让德黑兰更坚定发展核武器;

　　通过宪法改革与经济机会，瓦解伊拉克、黎巴嫩由民兵转型政客构成的庇护网络，为什叶派中产阶级提供民兵体系之外的上升通道;

　　海湾国家在投资叙利亚、黎巴嫩中央政府的同时，绝不能牺牲与伊朗的缓和进程，并应摒弃“所有什叶派都是伊朗附庸”的偏见，将他们视为平等公民。

　　只有当什叶派相信自己能在各自国家拥有体面的政治与经济前景，他们才会放弃对跨国意识形态的盲从，也只有到那时，抵抗轴心才算真正走向终结。

　　否则，今天看似被击碎的轴心，明天就可能在更绝望、更具宗教动员力的形态下浴火重生。

　　作者简介：玛丽亚·范塔皮(Maria Fantappie)，罗马国际事务研究所(Istituto Affari Internazionali)地中海、中东和非洲项目负责人；瓦利·纳斯尔(Vali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马吉德·哈杜里国际事务与中东研究教授；著有《伊朗大战略：政治史》。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

　　长期以来，国际舆论普遍认为：2025年以色列与美国对伊朗本土的空袭，以及以色列对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及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连续毁灭性打击，已彻底摧毁伊朗苦心经营数十年的“抵抗轴心”，德黑兰在中东的影响力从此一蹶不振。

　　这种看法严重低估了“抵抗轴心”真正的生命力，也低估了伊朗在废墟上重新集结的能力。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伊朗趁乱构建了一个横跨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和巴勒斯坦地区的什叶派意识形态与武装网络。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曾忧心忡忡地将其称为“什叶派新月地带”。到2014年，分析人士已普遍认为德黑兰事实上控制了巴格达、贝鲁特、大马士革、萨那四个阿拉伯国家的首都。

　　如今，从纯粹军事角度看，这条轴心确实已支离破碎：伊朗缔造者们年事已高，阿拉伯世界的代理人网络在以色列的精准打击下损失惨重。与此同时，过去两年伊朗与沙特之间谨慎的缓和，似乎也在宣告教派冲突时代即将落幕。

　　然而，即使抵抗轴心的军事帷幕正在徐徐落下，什叶派的政治与宗教认同却依然完整且充满活力。伊朗的代理人网络固然赋予了德黑兰巨大的跨国影响力，但这条轴心真正的韧性，来自信仰、社群与家庭纽带数百年积累的深厚力量。

　　在加沙战争的废墟之上，海湾阿拉伯国家与美国为重建中东稳定所做的所有努力，都无法回避一个根本问题：这个地区数以亿计的什叶派人口，未来将被安置在何处?任何自诩为“和平缔造者”的力量，都必须极其谨慎地将伊朗境内与境外的什叶派社群，真正纳入新区域秩序的构想之中。

　　否则，今天看似被击溃的抵抗轴心，明天就可能以更激烈、更具动员力的方式卷土重来。

　　一、什叶派认同的惊人跃升

　　尽管什叶派仅占全球穆斯林的15%–20%，却在中东占据了近一半穆斯林人口。他们在伊朗、伊拉克、巴林是绝对多数，在也门接近多数，在黎巴嫩则是最大的单一宗教社群。然而整个20世纪，中东的统治权力始终掌握在逊尼派手中。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首次打破了这一格局，引发逊尼派国家的强烈警惕，也点燃了什叶派政治觉醒的火种。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进一步催化了什叶派的跨国联系——后来成为伊拉克最重要民兵领袖的阿布·马赫迪·穆罕迪斯，正是在那场战争中逃往伊朗，与伊朗革命卫队并肩作战。

　　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后，这些原本潜伏的跨国什叶派网络迅速膨胀，宗教认同迎来爆炸式复兴：数以百万计的什叶派信徒前往纳杰夫、卡尔巴拉、库姆、大马士革的圣地朝圣;伊朗革命卫队则在伊拉克寻找可靠的伊拉克与黎巴嫩真主党伙伴，组建拒绝解除武装的什叶派民兵。

　　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叙利亚与也门内战再次为伊朗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尽管叙利亚阿拉维派政权与正统什叶派教义关系疏远，但共同面对逊尼派伊斯兰主义的威胁，使其成为伊朗与真主党的铁杆盟友。2013年起，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的什叶派青年被成建制输送到叙利亚战场;2014年，革命卫队司令卡西姆·苏莱曼尼亲自指挥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对“伊斯兰国”发动全面反攻。

　　连一向反对伊朗军事化动员的伊拉克最高什叶派权威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也在2014年6月“伊斯兰国”兵临巴格达城下时罕见发布宗教法令，号召青年加入苏莱曼尼的民兵。这场反ISIS战争最终被塑造成一场全什叶派的圣战，战场上的胜利又反过来巩固了什叶派在伊拉克的统治、胡塞在也门的扩张，以及阿萨德政权的存续，并将哈马斯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对以色列的战斗，纳入抵抗轴心更大的叙事。

　　伊朗因此得以在以色列四周筑起一道从德黑兰到地中海、从红海到戈兰高地的“火环”。

　　二、轴心的军事崩塌与认同的顽强存续

　　2019年“伊斯兰国”彻底覆灭，成为轴心衰落的转折点。年轻什叶派加入民兵的热情骤减，宗教活动与军事动员开始被严格区分。西斯塔尼公开与抵抗轴心的军事行动划清界限，强调什叶派在伊拉克的持久力量在于对国家与政治的影响力，而非枪杆子。

　　什叶派民兵虽在反ISIS战争中控制了大片领土与经济资源，却因参与暴行、镇压2019年反腐败抗议而声誉扫地。2020年苏莱曼尼与穆罕迪斯被美军无人机击杀，2021年亲伊朗政党在伊拉克议会席位从48席暴跌至17席，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本欲展示轴心威力，却反而暴露其虚弱——2024年9月以色列引爆真主党传呼机、11月暗杀纳斯鲁拉、12月阿萨德政权闪崩、2025年6月美以联合空袭伊朗本土……一连串打击接踵而至，什叶派代理人竟无一能够有效回援德黑兰。

　　伊朗被迫转向国内动员，伊拉克与黎巴嫩的什叶派盟友也放弃了跨国宗教口号，转而拥抱各自的民族主义。曾经的“中心—辐射”模式，如今更像是一盘目标一致却各自为战的松散联盟。

　　然而，军事力量的衰落并不等于宗教认同的消退。2025年8月纪念第三伊玛目殉难的阿尔巴因朝圣，依然有2100万什叶派信徒涌入卡尔巴拉，人数逐年递增而非下降。

　　三、被围困的什叶派与可能的反弹

　　当前叙利亚新政权由昔日与真主党浴血奋战的逊尼派武装主导，并得到土耳其、沙特支持，正寻求与以色列建交;黎巴嫩南部仍被以色列占领，真主党面临被单方面解除武装的压力;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不断被美军打击……什叶派社群前所未有地感到被围困。

　　历史证明，当什叶派在国家建设与外交中被系统性边缘化时，他们最可能的反应不是顺从，而是退回社群政治与武装抵抗。如果黎巴嫩只解除真主党武装，却不重建什叶派聚居区、不替代真主党提供的社会服务、不给予什叶派更大的政治发言权，实际上等于剥夺其基本权利，只会催生新一轮抵抗。

　　在伊拉克，如果华盛顿继续逼迫巴格达在“亲美”与“亲伊”之间做零和选择，反而会削弱温和派什叶派领导人，巩固武装派系的影响力。

　　在叙利亚，如果新政权重蹈覆辙、排斥阿拉维派、什叶派与德鲁兹等少数族裔，内战与极端主义死灰复燃只是时间问题——而伊朗正是依靠这样的乱局才建立起当年的抵抗轴心。

　　四、重建必须以和解为前提

　　若想真正终结中东乱局，美国与阿拉伯国家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将什叶派社群(无论在伊朗境内还是境外)纳入新区域秩序，而非继续边缘化;

　　在黎巴嫩，解除真主党武装的同时，必须同步推进什叶派聚居区重建、赋予其政治权利，并不遗余力维持真主党—以色列停火——因为任何新的占领都将被视为生存威胁，从而点燃新一轮抵抗;

　　支持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关系正常化，并最终重启核谈判——2025年6月战争并未摧毁伊朗核野心，只会让德黑兰更坚定发展核武器;

　　通过宪法改革与经济机会，瓦解伊拉克、黎巴嫩由民兵转型政客构成的庇护网络，为什叶派中产阶级提供民兵体系之外的上升通道;

　　海湾国家在投资叙利亚、黎巴嫩中央政府的同时，绝不能牺牲与伊朗的缓和进程，并应摒弃“所有什叶派都是伊朗附庸”的偏见，将他们视为平等公民。

　　只有当什叶派相信自己能在各自国家拥有体面的政治与经济前景，他们才会放弃对跨国意识形态的盲从，也只有到那时，抵抗轴心才算真正走向终结。

　　否则，今天看似被击碎的轴心，明天就可能在更绝望、更具宗教动员力的形态下浴火重生。

　　作者简介：玛丽亚·范塔皮(Maria Fantappie)，罗马国际事务研究所(Istituto Affari Internazionali)地中海、中东和非洲项目负责人；瓦利·纳斯尔(Vali Nas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马吉德·哈杜里国际事务与中东研究教授；著有《伊朗大战略：政治史》。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