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尔迈·尼沙特：塔利班发展“伊斯兰学校”体系正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自2021年以来，塔利班大力鼓励建立伊斯兰学校，这引发了人们对宗教灌输和极端主义在阿富汗蔓延的严重担忧。

　　伊斯兰学校(即经学院)教育体系在伊斯兰世界，包括波斯文化圈，拥有悠久而受人尊敬的历史。一千多年来，这些机构培养了众多学者和哲学家，形成了丰富的学术传统。历史上，它们体现了包容多元、自由探索和世界主义的知识文化。然而，受殖民破坏、民族主义以及伊斯兰主义兴起的影响，伊斯兰学校的现代政治化已将这一学习传统转变为意识形态工具。

　　如今，这种政治化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达到了极致。与他们自身的神话相反，塔利班并不代表阿富汗或普什图族传统文化的延续。他们对伊斯兰教的诠释是一种伪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计划，其目的并非保护传统，而是篡改传统。

　　塔利班崛起于政治化的宗教机构，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遍布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的庞大伊斯兰学校网络。2021年8月重新掌权后，他们迅速加强对伊斯兰学校以及更广泛教育体系的政治化，试图将阿富汗的课堂转变为全球圣战长期议程输送受过洗脑战士的渠道。

　　2022年12月，网络日报《Hasht-e Subh》泄露了塔利班对阿富汗学校课程的内部评估报告。这份在多哈谈判期间出炉的报告提出了一项旨在“伊斯兰化”该体系的全面改革方案。塔利班明确表示，除非课程被替换为反映其意识形态的新内容，否则女子学校不会正常复课。而这种意识形态并非关乎真正教育，而是为了制造服从。

　　这里有一个在全球倡导运动中经常被忽视的关键点。我们理应要求重开女子学校，但我们也必须追问：这些女孩将接受怎样的教育?如果重开学校仅仅是为了灌输特定思想，那并非解放，而是巩固专制统治。如果塔利班成功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教育体系，他们不仅掌控了阿富汗的现在，也掌控了阿富汗的未来，并将这个未来武器化，用来对付该地区乃至全世界。

　　要了解这种威胁的深度，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塔利班声称其合法性所依据的知识渊源。

　　塔利班对伊斯兰学校传统的歪曲

　　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学校(经学院)提供涵盖法学、神学、哲学、宇宙学和文学等诸多领域的教学。像法拉比、比鲁尼和伊本·西那这样的学者都在这些学校中蓬勃发展。它们的存在驳斥了“知识的伊斯兰化”必然导致思想狭隘的说法。

　　土耳其政治学家艾哈迈德·库鲁认为，早期的伊斯兰学校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而是由商人和政治精英通过捐赠资助。塞尔柱王朝时期(1040-1194年)出现了首次将宗教学习集中化的尝试，随着时间的推移，乌里玛(伊斯兰教法学家)与国家的联盟逐渐巩固。19世纪，随着殖民统治的破坏，尤其是在南亚地区，德奥班德等改革运动兴起，旨在维护穆斯林身份认同。但正如芭芭拉·梅特卡夫在《英属印度的伊斯兰复兴：德奥班德，1860-1900》一书中记录的那样，这种转变也付出了代价：课程设置从理性转向传统，从哲学探究转向教条主义的僵化。

　　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主权与伊斯兰身份、民族主义或二者融合的结合，德奥班德体系进一步激进化，沦为国家和政治的工具。在这种世界观下，多样性和多元主义被视为一种荒谬的闹剧，等同于库夫尔(不信教)。

　　塔利班声称其伊斯兰教义根植于普什图农村文化，这种说法具有误导性。普什图(或阿富汗)农村伊斯兰教长期以来都是波斯文化世界的一部分，它包容多元务实的传统，正如穆扎费尔·阿拉姆所描述的那样，这种政治文化的理解已在此盛行数个世纪。事实上，塔利班代表了德奥班德发展轨迹的极端化阶段。他们的世界观与现代伊斯兰主义和圣战主义的相似之处，远多于他们声称所体现的普什图农村传统以及更广泛的阿富汗传统。他们捍卫的并非阿富汗文化，而是一种为地缘政治利益而人为制造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外国的伊斯兰学校中构建，旨在迎合地区强权政治，并由外部势力资助以达到其战略目的。

　　诚然，胜利者改写历史、重塑国家叙事或修订课程以反映其世界观并非罕见。我们在苏联、古巴、朝鲜和其他威权政权中都曾目睹过这种情况。但在阿富汗，危险性要严重得多。那些政权至少还强加了植根于国内政治历史的叙事。相比之下，塔利班的叙事并非植根于阿富汗丰富的文化、思想和宗教遗产。他们试图用一种外来的、排他性的、极端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来取代千年来波斯伊斯兰传统。

　　这使得阿富汗的局势不仅对阿富汗人民，而且对地区稳定和国际社会都构成独特的威胁。阿富汗正被重塑为跨国圣战分子动员的平台，而受洗脑的青年群体则成为这一计划的中坚力量。

　　阿富汗和世界面临的利害关系

　　泄露的文件显示，塔利班的“精神领袖”希巴图拉·阿洪扎达设想了一项长期的全球圣战使命。其战略与他们的盟友基地组织或竞争对手伊斯兰国并无太大差异：巩固对阿富汗的绝对控制，通过伊斯兰学校系统使民众，特别是青年人，激进化，然后将这种世界观输出到阿富汗境外。

　　联合国报告证实，塔利班与超过20个区域性和全球性恐怖组织保持着共生关系。基地组织领导人艾曼·扎瓦希里在臭名昭著的哈卡尼网络头目家中被击毙，暴露了这种关系的深度。塔利班与巴基斯坦之间持续不断的紧张关系，部分源于塔利班支持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TTP)，后者试图在巴基斯坦复制塔利班的统治模式。

　　塔利班统治下伊斯兰学校数量的激增，如今已超过23000所，但这绝非教育的真正扩张。粮食分配、就业机会和社会服务越来越与家庭是否愿意将子女送入塔利班认可的学校挂钩，这无疑确保了下一代接受圣战主义的灌输。

　　将塔利班的教育战略仅仅视为遥远国度的国内威权主义行径，是不明智的。它是一种跨国威胁，有可能破坏南亚和中亚的稳定，将极端主义网络扩展到中东和非洲，并激励远超该地区的意识形态相符的运动。

　　如果塔利班成功地将他们的意识形态融入阿富汗的教育体系，那么世界很快就会面临这样一代人：他们不是被培养出批判性思维或公民参与能力，而是被灌输了全球圣战是一种宗教义务的信念。

　　这是蓄意抹杀源于波斯伊斯兰传统的思想多样性、多元传统与和平共处的行动，其手段是利用教育打造一支忠诚的、受过灌输思想的干部队伍，以维持其国内统治和全球野心。

　　国际社会的应对措施必须超越象征性的运动，不能仅仅将问题简化为女孩或妇女的权利，而应正视当前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危机。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在塔利班统治下，孩子们究竟能接受怎样的教育?如果不解决正在进行的意识形态操纵问题，我们就有可能使一个旨在滋生极端主义、影响世世代代的体系正常化。

　　只有正面对抗塔利班的极权主义计划，国际社会才能保障阿富汗的未来，维护地区和平与全球稳定。

　　作者简介：扎尔迈·尼沙特是马赛克全球基金会的创始人和执行主席，该基金会是一家在英国注册的慈善机构，专注于阿富汗和中亚地区。此前，他曾担任托尼·布莱尔研究所中亚和南亚项目负责人。本文原载《国家利益》网站。

　　自2021年以来，塔利班大力鼓励建立伊斯兰学校，这引发了人们对宗教灌输和极端主义在阿富汗蔓延的严重担忧。

　　伊斯兰学校(即经学院)教育体系在伊斯兰世界，包括波斯文化圈，拥有悠久而受人尊敬的历史。一千多年来，这些机构培养了众多学者和哲学家，形成了丰富的学术传统。历史上，它们体现了包容多元、自由探索和世界主义的知识文化。然而，受殖民破坏、民族主义以及伊斯兰主义兴起的影响，伊斯兰学校的现代政治化已将这一学习传统转变为意识形态工具。

　　如今，这种政治化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达到了极致。与他们自身的神话相反，塔利班并不代表阿富汗或普什图族传统文化的延续。他们对伊斯兰教的诠释是一种伪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计划，其目的并非保护传统，而是篡改传统。

　　塔利班崛起于政治化的宗教机构，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遍布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的庞大伊斯兰学校网络。2021年8月重新掌权后，他们迅速加强对伊斯兰学校以及更广泛教育体系的政治化，试图将阿富汗的课堂转变为全球圣战长期议程输送受过洗脑战士的渠道。

　　2022年12月，网络日报《Hasht-e Subh》泄露了塔利班对阿富汗学校课程的内部评估报告。这份在多哈谈判期间出炉的报告提出了一项旨在“伊斯兰化”该体系的全面改革方案。塔利班明确表示，除非课程被替换为反映其意识形态的新内容，否则女子学校不会正常复课。而这种意识形态并非关乎真正教育，而是为了制造服从。

　　这里有一个在全球倡导运动中经常被忽视的关键点。我们理应要求重开女子学校，但我们也必须追问：这些女孩将接受怎样的教育?如果重开学校仅仅是为了灌输特定思想，那并非解放，而是巩固专制统治。如果塔利班成功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教育体系，他们不仅掌控了阿富汗的现在，也掌控了阿富汗的未来，并将这个未来武器化，用来对付该地区乃至全世界。

　　要了解这种威胁的深度，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塔利班声称其合法性所依据的知识渊源。

　　塔利班对伊斯兰学校传统的歪曲

　　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学校(经学院)提供涵盖法学、神学、哲学、宇宙学和文学等诸多领域的教学。像法拉比、比鲁尼和伊本·西那这样的学者都在这些学校中蓬勃发展。它们的存在驳斥了“知识的伊斯兰化”必然导致思想狭隘的说法。

　　土耳其政治学家艾哈迈德·库鲁认为，早期的伊斯兰学校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而是由商人和政治精英通过捐赠资助。塞尔柱王朝时期(1040-1194年)出现了首次将宗教学习集中化的尝试，随着时间的推移，乌里玛(伊斯兰教法学家)与国家的联盟逐渐巩固。19世纪，随着殖民统治的破坏，尤其是在南亚地区，德奥班德等改革运动兴起，旨在维护穆斯林身份认同。但正如芭芭拉·梅特卡夫在《英属印度的伊斯兰复兴：德奥班德，1860-1900》一书中记录的那样，这种转变也付出了代价：课程设置从理性转向传统，从哲学探究转向教条主义的僵化。

　　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主权与伊斯兰身份、民族主义或二者融合的结合，德奥班德体系进一步激进化，沦为国家和政治的工具。在这种世界观下，多样性和多元主义被视为一种荒谬的闹剧，等同于库夫尔(不信教)。

　　塔利班声称其伊斯兰教义根植于普什图农村文化，这种说法具有误导性。普什图(或阿富汗)农村伊斯兰教长期以来都是波斯文化世界的一部分，它包容多元务实的传统，正如穆扎费尔·阿拉姆所描述的那样，这种政治文化的理解已在此盛行数个世纪。事实上，塔利班代表了德奥班德发展轨迹的极端化阶段。他们的世界观与现代伊斯兰主义和圣战主义的相似之处，远多于他们声称所体现的普什图农村传统以及更广泛的阿富汗传统。他们捍卫的并非阿富汗文化，而是一种为地缘政治利益而人为制造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外国的伊斯兰学校中构建，旨在迎合地区强权政治，并由外部势力资助以达到其战略目的。

　　诚然，胜利者改写历史、重塑国家叙事或修订课程以反映其世界观并非罕见。我们在苏联、古巴、朝鲜和其他威权政权中都曾目睹过这种情况。但在阿富汗，危险性要严重得多。那些政权至少还强加了植根于国内政治历史的叙事。相比之下，塔利班的叙事并非植根于阿富汗丰富的文化、思想和宗教遗产。他们试图用一种外来的、排他性的、极端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来取代千年来波斯伊斯兰传统。

　　这使得阿富汗的局势不仅对阿富汗人民，而且对地区稳定和国际社会都构成独特的威胁。阿富汗正被重塑为跨国圣战分子动员的平台，而受洗脑的青年群体则成为这一计划的中坚力量。

　　阿富汗和世界面临的利害关系

　　泄露的文件显示，塔利班的“精神领袖”希巴图拉·阿洪扎达设想了一项长期的全球圣战使命。其战略与他们的盟友基地组织或竞争对手伊斯兰国并无太大差异：巩固对阿富汗的绝对控制，通过伊斯兰学校系统使民众，特别是青年人，激进化，然后将这种世界观输出到阿富汗境外。

　　联合国报告证实，塔利班与超过20个区域性和全球性恐怖组织保持着共生关系。基地组织领导人艾曼·扎瓦希里在臭名昭著的哈卡尼网络头目家中被击毙，暴露了这种关系的深度。塔利班与巴基斯坦之间持续不断的紧张关系，部分源于塔利班支持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TTP)，后者试图在巴基斯坦复制塔利班的统治模式。

　　塔利班统治下伊斯兰学校数量的激增，如今已超过23000所，但这绝非教育的真正扩张。粮食分配、就业机会和社会服务越来越与家庭是否愿意将子女送入塔利班认可的学校挂钩，这无疑确保了下一代接受圣战主义的灌输。

　　将塔利班的教育战略仅仅视为遥远国度的国内威权主义行径，是不明智的。它是一种跨国威胁，有可能破坏南亚和中亚的稳定，将极端主义网络扩展到中东和非洲，并激励远超该地区的意识形态相符的运动。

　　如果塔利班成功地将他们的意识形态融入阿富汗的教育体系，那么世界很快就会面临这样一代人：他们不是被培养出批判性思维或公民参与能力，而是被灌输了全球圣战是一种宗教义务的信念。

　　这是蓄意抹杀源于波斯伊斯兰传统的思想多样性、多元传统与和平共处的行动，其手段是利用教育打造一支忠诚的、受过灌输思想的干部队伍，以维持其国内统治和全球野心。

　　国际社会的应对措施必须超越象征性的运动，不能仅仅将问题简化为女孩或妇女的权利，而应正视当前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危机。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在塔利班统治下，孩子们究竟能接受怎样的教育?如果不解决正在进行的意识形态操纵问题，我们就有可能使一个旨在滋生极端主义、影响世世代代的体系正常化。

　　只有正面对抗塔利班的极权主义计划，国际社会才能保障阿富汗的未来，维护地区和平与全球稳定。

　　作者简介：扎尔迈·尼沙特是马赛克全球基金会的创始人和执行主席，该基金会是一家在英国注册的慈善机构，专注于阿富汗和中亚地区。此前，他曾担任托尼·布莱尔研究所中亚和南亚项目负责人。本文原载《国家利益》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