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尔&拉琴科：欧洲如何以克里姆林宫的方式来削弱俄罗斯

　　9月10日凌晨，波兰和北约部队击落了估计19架入侵波兰领空的俄罗斯无人机，这一前所未有的入侵事件在整个欧洲引发了震惊和警报。俄罗斯否认对此负责，暗示这些无人机只是“迷路”了;而北约和欧洲官员则认为此次侵犯是有意为之。无论真相如何，这场冲突标志着北约首次在盟国领土上与敌方交战。几天后，又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进入北约领空，这一次是在罗马尼亚上空，尽管罗马尼亚未采取行动，无人机最终飞入乌克兰。这些事件凸显了欧洲人面临的严峻前景：乌克兰持续的消耗战可能外溢，演变为欧洲与俄罗斯之间更广泛的冲突。

　　莫斯科显然决心继续在乌克兰作战，这加剧了欧洲领导人的焦虑。自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欧洲领导人费尽心思，通过外交斡旋、讨好和奉承，试图维持美国对乌克兰战争的关注，并遏制俄罗斯的威胁。然而，被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称为“门口的恶魔”的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却在八月于阿拉斯加举行的双边峰会上，受到特朗普的掌声欢迎，走上红毯。未被邀请的欧洲人只能进行危机管控。随后一周，欧洲领导人连同乌克兰总统沃洛季米尔·泽连斯基飞往华盛顿，以示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展示对抗俄罗斯的统一战线。特朗普对待这些客人就像对待《学徒》节目中的参赛者：时而热情洋溢，时而冷漠无视，始终不作承诺。以当前跨大西洋关系的低标准来看，这次会晤仅因未发生意外而被视为成功。

　　最近的美俄盛大外交活动再次提醒人们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欧洲的安全正由他人在别处决定。在修正主义的克里姆林宫和漠不关心的白宫之间，欧洲总是被绕过，甚至常常被边缘化。欧盟无法塑造全球地缘政治结果，源于其自身外交政策的不连贯，包括历史上对美国的过度依赖，以及无法制定一致的战略应对其主要对手俄罗斯。

　　因此，普京选择了持久战：通过利用跨大西洋的疲惫，威胁升级冲突，同时营造和平即将来临的幻象，以耗尽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普京将战场上的小胜利夸大为重大成功，并将俄罗斯过热的战争经济吹嘘为实力的象征。他的目标显而易见：将乌克兰变成一个受控的附庸国，分裂西方的团结，重塑世界秩序以支持俄罗斯长期追求的帝国霸业。与此同时，欧洲却寄希望于美国重新发现跨大西洋团结，或者俄罗斯在乌克兰主动收手。这两种情景都不太可能实现，也都不构成战略。欧洲需要做的是以克里姆林宫的方式直面它。

　　欧洲必须调整对俄策略，变得更加主动和精于算计。它应充分利用现有的经济工具，例如没收俄罗斯在海外的资产。与此同时，欧洲不应采取过于强硬的立场，使自己在未来的谈判中被边缘化——例如，坚持除非乌克兰恢复1991年的边界，否则不考虑解除对俄制裁，这样的立场只会让欧洲失去谈判席位。欧洲还应学会以普京的方式进行颠覆，鼓励俄罗斯精英叛逃和资本外流。欧洲领导人还应放眼未来，超越普京的时代，为未来的欧俄关系奠定基础。如果欧洲想帮助塑造俄罗斯的未来，就必须现在开始行动。否则，波兰和罗马尼亚上空的俄罗斯无人机可能只是更麻烦未来的预兆。

　　现状分析

　　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欧洲迅速团结起来援助乌克兰，至今在军事和经济援助上已投入超过2000亿美元。自入侵开始以来，欧盟已对俄罗斯实施了18轮制裁。欧盟还承诺扩大联盟，接纳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尽管成员国匈牙利对此表示反对。

　　俄罗斯的侵略和最近来自美国的压力，也促使欧盟进行更明智的防务投资，建设更强大的工业基础。欧盟设立了“欧洲安全行动”基金，规模达1500亿欧元，欧盟成员国及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外部伙伴可从中提取资金用于国防采购。新的防务联合生产计划，例如丹麦与乌克兰之间的协议，也将使欧洲建立起未来几十年所需的军事能力。总体而言，欧洲有理由对其长期威慑俄罗斯的能力保持信心。尽管目前存在一些障碍——包括军事生产瓶颈、成员国在反无人机和网络战能力上的不平衡，以及情报共享的差距——但如果爆发常规战争，欧洲已具备维持并赢得战争的能力。

　　欧洲的实力可能相当强大，但其意志却不坚定。各国缺乏集体紧迫感，无法塑造乌克兰战争的结局，也无法形成更广泛的欧洲安全理念。对于如何应对俄罗斯的挑衅，显然缺乏共识，波兰和罗马尼亚对无人机威胁的不同反应就是例证。欧洲各国甚至对俄罗斯最终征服乌克兰——无论是通过直接军事胜利还是普京主导的和解——对欧洲的意义，都没有共同的理解。

　　一种观点在公开场合很少提及，但在欧盟政策精英圈子中悄然流传：这种结果对欧洲来说不会带来根本性变化。欧洲可以与俄罗斯恢复有限的关系;毕竟，欧洲曾从控制乌克兰的苏联购买石油和天然气，甚至与之签署军控协议——这些缓和关系基于西德对共产主义国家的“通过贸易促变革”政策逻辑。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和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佐如今就持这种态度。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极右翼反对派如果掌权，也可能推动国家政策向与俄罗斯和解的方向倾斜。这种立场的逻辑很简单：一个敌对的俄罗斯不会消失，升级冲突的风险太高。因此，现在达成妥协更好。通过贸易和让步，欧洲应与一个正在欧洲东部边疆重建帝国的俄罗斯找到平衡。

　　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乌克兰战争以有利于俄罗斯的方式结束，将对欧洲构成生存威胁，因为这会使欧洲的东部边境暴露在俄罗斯的颠覆甚至直接入侵之下。这种观点认为，2014年假设普京会在克里米亚止步是天真的，现在假设他会在乌克兰止步同样危险。它将俄罗斯要求北约退回到1997年前边界的言论视为莫斯科将努力实现的极端目标，而非虚张声势。

　　在明显的分裂中，欧洲人——尤其是英国和法国——试图通过所谓“志愿联盟”来绕过匈牙利等反对国家，构建对乌克兰的支持共识。但实际上，几乎没有意愿制定由欧洲主导的安全保障措施。正如波兰外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最近所说：“谁想与俄罗斯作战?我没看到多少志愿者。”欧盟成员国之间也在内讧，例如波兰和匈牙利最近因乌克兰攻击向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输送俄罗斯石油的“友谊”油气管道而公开争吵。这种争吵展现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欧洲形象，无法统一发声。这也阻碍了欧洲利用已有的重要工具。

　　例如，欧洲人不愿没收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为乌克兰筹集更多资金，这反而赢得了克里姆林宫虚伪的赞扬。他们也不愿挑战向中国和印度走私石油的俄罗斯油轮，这些油轮帮助支撑了莫斯科的战争经济。作为欧盟主要成员国的德国，令人费解地不愿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而法国则含糊地威胁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尽管它并无真正意图。俄罗斯无人机入侵波兰和罗马尼亚至今仅引发了关切声明，而未能促成应有的结果：公开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重要的军事援助。因此，普京有充分理由相信，俄罗斯进一步的破坏或颠覆行为不会引发实质性后果。

　　在外交方面，欧洲也未能参与谈判进程。除少数例外，欧洲人避免与俄罗斯直接接触，而是通过远程宣传向克里姆林宫展示他们对普京残暴政策的看法。然而，宣布普京为战犯——尽管这在道义上正当——无助于结束战争的谈判。这也让欧洲人无法进入谈判场所。当美俄谈判代表在阿拉斯加等地闭门会晤时，欧洲人只能在场外旁观，无法介入谈判或提出俄罗斯设计的乌克兰和平方案的可行替代方案，也不愿利用经济杠杆迫使普京展开对话。

　　令人惊讶的是，即便特朗普政府与欧盟邻国(如白俄罗斯，由俄罗斯支持的独裁者亚历山大·卢卡申科领导)积极接触，欧洲人仍未采取行动。特朗普甚至促成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白宫签署和平协议，俄罗斯和欧洲均未参与。就在三年前，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还称阿塞拜疆为“关键能源伙伴”。然而，这种经济开放并未伴随政治跟进。在俄罗斯家门口错失与该国建立交易关系的机会，体现了欧盟在更广泛地区缺乏务实主义。随着莫斯科对其周边国家的控制减弱，欧洲可以提供有意义的替代方案，利用俄罗斯与其诸多不满邻国的紧张关系，从而在与克里姆林宫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占据上风。

　　展现欧洲实力不仅需要增加军备和向乌克兰承诺未来援助。欧洲还必须开始采用普京自己的策略对抗他。它必须实施自己的颠覆行动。

　　按规则行事

　　1990年代俄罗斯经济崩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资本大规模外流。据保守估计，超过1500亿美元被转移到海外账户，而普通俄罗斯人则面临经济崩溃。这加剧了1998年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加速了资本外逃，导致国内政治混乱。这种动荡反过来提升了普京的地位，他承诺恢复稳定、重建秩序并约束寡头。在油价飙升的推动下，俄罗斯的新领导人重建了经济，积累了强大的战争资金——如今这些资金支撑着他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并维持其政权的韧性。

　　2022年入侵乌克兰后，俄罗斯通过结合激进的财政刺激和严格的管控保护了经济，有效防止了资本大规模外流。俄罗斯寡头和商人因担心海外资产被没收，纷纷回归莫斯科的保护伞下。普京欢迎他们，嘲笑那些在海外损失财富的人天真，并说：“家里更安全。”他敦促他们“在这里投资”，并将转移资本到国外的人称为对其政权的“危险”。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制裁实际上强化了这种堡垒战略，使俄罗斯人更难将资产转移或藏匿到海外。结果，俄罗斯避免了1990年代那种瘫痪国家的收支平衡危机。

　　欧洲应认识到，削弱克里姆林宫的战争努力需要打破其内部平衡。为此，欧洲需要鼓励精英叛逃和资本外流。这并不意味着将欧洲变成非法财富的避风港。俄罗斯资本必须经过严格审查，以确保不被用来购买政治影响力。但为体制内人士创造选择性退出通道，以及为他们的资产转移提供安全渠道，可以作为一种针对性的颠覆手段。俄罗斯交通部长罗曼·斯塔罗沃伊特在7月被官方认定为自杀的死亡事件，表明俄罗斯统治阶层内部的偏执和压力正在加剧。欧洲必须为那些准备弃船的人提供逃生出口——让他们带走知识和财富。目标不是重塑俄罗斯衰弱的寡头体系，而是分裂仍在支撑普京统治的精英网络。

　　欧洲还应更积极地吸引准备脱离俄罗斯、放弃俄罗斯国籍并在欧洲定居的俄罗斯专业人士。他们的离开将从内部削弱俄罗斯政权。例如，科学家、医生和IT专家构成了俄罗斯战争经济的支柱。通过“用脚投票”，他们可以耗尽人才、加速衰退，并迫使克里姆林宫封锁边境——这一行为将暴露普京的威权主义，加速其衰落。促进他们的离开将有助于瓦解支撑战争的国内共识。

　　反对这种做法的一个关键论点是俄罗斯破坏者和间谍渗透的风险。但这种威胁被夸大了：俄罗斯情报人员已在欧洲大量存在，任何进一步增加都可以通过更好的反间谍工作和尽职调查部分抵消。这对欧洲来说风险可控，但对俄罗斯本已捉襟见肘的经济的潜在影响不可低估。

　　这种破坏还可能是政治性的。通过创造一个如此吸引人的避风港，迫使普京封锁边境并锁住公民，欧洲可以暴露他的弱点。这有先例可循。在冷战初期，东德向西方流失了大量技术工人，削弱了政权的经济基础。作为回应，共产主义领导层修建了柏林墙——这一地标成为失败的象征，证明该政权只能通过监禁公民来维持生存。这有助于使东德共产主义失去合法性，并为其最终崩溃铺平了道路。同样，欧洲应通过政策和公开信息明确表示，普京的战争已将俄罗斯与欧洲理念割裂开来，而那些愿意放弃战争的人将发现欧洲对他们敞开大门。

　　矛盾的是，欧洲国家可能比实施更传统的举措(如施加制裁)更容易协调和实施颠覆策略。这是因为颠覆依赖于国家权限，而非欧盟全体一致同意，因为许多移民和边境控制措施可以通过现有机制重塑，而无需完全共识。即使是匈牙利或斯洛伐克这样的怀疑者，也可以将选择性接纳高技能俄罗斯工人和精英视为人道主义和促进增长的措施，而非敌对行动的升级。

　　先战后和

　　任何可行的欧盟对俄战略都必须包含一个长期愿景，明确欧洲希望俄罗斯在未来十年或十五年的定位——无论普京是否继续掌权。没有这样的愿景，欧洲有陷入单纯对抗姿态的风险，将俄罗斯视为永恒的敌人。

　　苏联解体后，欧洲是最积极推动俄罗斯融入国际机构并与北约开展安全合作的倡导者。这一传统一直指导欧盟与俄罗斯的接触，直到乌克兰被入侵，尽管成员国本应更早改变路线。但现在不能用一种简化的遏制策略取代，即将俄罗斯关在熊笼里，远远地刺激它。目标必须是削弱并最终击败一个侵略性的对手，同时保留俄罗斯后帝国未来的可能性。

　　如果欧洲成功削弱克里姆林宫，它也将承担管理随之而来的不稳定性的部分责任。因此，欧盟的俄罗斯战略应包括规划俄罗斯的战后转型，届时它可能重新融入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国际框架。这样的战略将抵制宿命论的诱惑。俄罗斯并非天生敌对、不民主或帝国主义。即使欧洲以清晰和有力的方式对抗俄罗斯的侵略，它也必须追求双轨战略——一手持刀，另一手准备伸出。

　　作者简介：维罗妮卡·安格尔(Veronica Anghel)是欧洲大学研究所罗伯特·舒曼高级研究中心助理教授，以及欧洲学院客座教授。谢尔盖·拉琴科(Sergey Radchenko)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欧洲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威尔逊·E·施密特杰出教授。本文原载《外交事务》

　　9月10日凌晨，波兰和北约部队击落了估计19架入侵波兰领空的俄罗斯无人机，这一前所未有的入侵事件在整个欧洲引发了震惊和警报。俄罗斯否认对此负责，暗示这些无人机只是“迷路”了;而北约和欧洲官员则认为此次侵犯是有意为之。无论真相如何，这场冲突标志着北约首次在盟国领土上与敌方交战。几天后，又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进入北约领空，这一次是在罗马尼亚上空，尽管罗马尼亚未采取行动，无人机最终飞入乌克兰。这些事件凸显了欧洲人面临的严峻前景：乌克兰持续的消耗战可能外溢，演变为欧洲与俄罗斯之间更广泛的冲突。

　　莫斯科显然决心继续在乌克兰作战，这加剧了欧洲领导人的焦虑。自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欧洲领导人费尽心思，通过外交斡旋、讨好和奉承，试图维持美国对乌克兰战争的关注，并遏制俄罗斯的威胁。然而，被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称为“门口的恶魔”的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却在八月于阿拉斯加举行的双边峰会上，受到特朗普的掌声欢迎，走上红毯。未被邀请的欧洲人只能进行危机管控。随后一周，欧洲领导人连同乌克兰总统沃洛季米尔·泽连斯基飞往华盛顿，以示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展示对抗俄罗斯的统一战线。特朗普对待这些客人就像对待《学徒》节目中的参赛者：时而热情洋溢，时而冷漠无视，始终不作承诺。以当前跨大西洋关系的低标准来看，这次会晤仅因未发生意外而被视为成功。

　　最近的美俄盛大外交活动再次提醒人们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欧洲的安全正由他人在别处决定。在修正主义的克里姆林宫和漠不关心的白宫之间，欧洲总是被绕过，甚至常常被边缘化。欧盟无法塑造全球地缘政治结果，源于其自身外交政策的不连贯，包括历史上对美国的过度依赖，以及无法制定一致的战略应对其主要对手俄罗斯。

　　因此，普京选择了持久战：通过利用跨大西洋的疲惫，威胁升级冲突，同时营造和平即将来临的幻象，以耗尽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普京将战场上的小胜利夸大为重大成功，并将俄罗斯过热的战争经济吹嘘为实力的象征。他的目标显而易见：将乌克兰变成一个受控的附庸国，分裂西方的团结，重塑世界秩序以支持俄罗斯长期追求的帝国霸业。与此同时，欧洲却寄希望于美国重新发现跨大西洋团结，或者俄罗斯在乌克兰主动收手。这两种情景都不太可能实现，也都不构成战略。欧洲需要做的是以克里姆林宫的方式直面它。

　　欧洲必须调整对俄策略，变得更加主动和精于算计。它应充分利用现有的经济工具，例如没收俄罗斯在海外的资产。与此同时，欧洲不应采取过于强硬的立场，使自己在未来的谈判中被边缘化——例如，坚持除非乌克兰恢复1991年的边界，否则不考虑解除对俄制裁，这样的立场只会让欧洲失去谈判席位。欧洲还应学会以普京的方式进行颠覆，鼓励俄罗斯精英叛逃和资本外流。欧洲领导人还应放眼未来，超越普京的时代，为未来的欧俄关系奠定基础。如果欧洲想帮助塑造俄罗斯的未来，就必须现在开始行动。否则，波兰和罗马尼亚上空的俄罗斯无人机可能只是更麻烦未来的预兆。

　　现状分析

　　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欧洲迅速团结起来援助乌克兰，至今在军事和经济援助上已投入超过2000亿美元。自入侵开始以来，欧盟已对俄罗斯实施了18轮制裁。欧盟还承诺扩大联盟，接纳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尽管成员国匈牙利对此表示反对。

　　俄罗斯的侵略和最近来自美国的压力，也促使欧盟进行更明智的防务投资，建设更强大的工业基础。欧盟设立了“欧洲安全行动”基金，规模达1500亿欧元，欧盟成员国及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外部伙伴可从中提取资金用于国防采购。新的防务联合生产计划，例如丹麦与乌克兰之间的协议，也将使欧洲建立起未来几十年所需的军事能力。总体而言，欧洲有理由对其长期威慑俄罗斯的能力保持信心。尽管目前存在一些障碍——包括军事生产瓶颈、成员国在反无人机和网络战能力上的不平衡，以及情报共享的差距——但如果爆发常规战争，欧洲已具备维持并赢得战争的能力。

　　欧洲的实力可能相当强大，但其意志却不坚定。各国缺乏集体紧迫感，无法塑造乌克兰战争的结局，也无法形成更广泛的欧洲安全理念。对于如何应对俄罗斯的挑衅，显然缺乏共识，波兰和罗马尼亚对无人机威胁的不同反应就是例证。欧洲各国甚至对俄罗斯最终征服乌克兰——无论是通过直接军事胜利还是普京主导的和解——对欧洲的意义，都没有共同的理解。

　　一种观点在公开场合很少提及，但在欧盟政策精英圈子中悄然流传：这种结果对欧洲来说不会带来根本性变化。欧洲可以与俄罗斯恢复有限的关系;毕竟，欧洲曾从控制乌克兰的苏联购买石油和天然气，甚至与之签署军控协议——这些缓和关系基于西德对共产主义国家的“通过贸易促变革”政策逻辑。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和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佐如今就持这种态度。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极右翼反对派如果掌权，也可能推动国家政策向与俄罗斯和解的方向倾斜。这种立场的逻辑很简单：一个敌对的俄罗斯不会消失，升级冲突的风险太高。因此，现在达成妥协更好。通过贸易和让步，欧洲应与一个正在欧洲东部边疆重建帝国的俄罗斯找到平衡。

　　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乌克兰战争以有利于俄罗斯的方式结束，将对欧洲构成生存威胁，因为这会使欧洲的东部边境暴露在俄罗斯的颠覆甚至直接入侵之下。这种观点认为，2014年假设普京会在克里米亚止步是天真的，现在假设他会在乌克兰止步同样危险。它将俄罗斯要求北约退回到1997年前边界的言论视为莫斯科将努力实现的极端目标，而非虚张声势。

　　在明显的分裂中，欧洲人——尤其是英国和法国——试图通过所谓“志愿联盟”来绕过匈牙利等反对国家，构建对乌克兰的支持共识。但实际上，几乎没有意愿制定由欧洲主导的安全保障措施。正如波兰外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最近所说：“谁想与俄罗斯作战?我没看到多少志愿者。”欧盟成员国之间也在内讧，例如波兰和匈牙利最近因乌克兰攻击向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输送俄罗斯石油的“友谊”油气管道而公开争吵。这种争吵展现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欧洲形象，无法统一发声。这也阻碍了欧洲利用已有的重要工具。

　　例如，欧洲人不愿没收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为乌克兰筹集更多资金，这反而赢得了克里姆林宫虚伪的赞扬。他们也不愿挑战向中国和印度走私石油的俄罗斯油轮，这些油轮帮助支撑了莫斯科的战争经济。作为欧盟主要成员国的德国，令人费解地不愿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而法国则含糊地威胁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尽管它并无真正意图。俄罗斯无人机入侵波兰和罗马尼亚至今仅引发了关切声明，而未能促成应有的结果：公开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重要的军事援助。因此，普京有充分理由相信，俄罗斯进一步的破坏或颠覆行为不会引发实质性后果。

　　在外交方面，欧洲也未能参与谈判进程。除少数例外，欧洲人避免与俄罗斯直接接触，而是通过远程宣传向克里姆林宫展示他们对普京残暴政策的看法。然而，宣布普京为战犯——尽管这在道义上正当——无助于结束战争的谈判。这也让欧洲人无法进入谈判场所。当美俄谈判代表在阿拉斯加等地闭门会晤时，欧洲人只能在场外旁观，无法介入谈判或提出俄罗斯设计的乌克兰和平方案的可行替代方案，也不愿利用经济杠杆迫使普京展开对话。

　　令人惊讶的是，即便特朗普政府与欧盟邻国(如白俄罗斯，由俄罗斯支持的独裁者亚历山大·卢卡申科领导)积极接触，欧洲人仍未采取行动。特朗普甚至促成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白宫签署和平协议，俄罗斯和欧洲均未参与。就在三年前，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还称阿塞拜疆为“关键能源伙伴”。然而，这种经济开放并未伴随政治跟进。在俄罗斯家门口错失与该国建立交易关系的机会，体现了欧盟在更广泛地区缺乏务实主义。随着莫斯科对其周边国家的控制减弱，欧洲可以提供有意义的替代方案，利用俄罗斯与其诸多不满邻国的紧张关系，从而在与克里姆林宫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占据上风。

　　展现欧洲实力不仅需要增加军备和向乌克兰承诺未来援助。欧洲还必须开始采用普京自己的策略对抗他。它必须实施自己的颠覆行动。

　　按规则行事

　　1990年代俄罗斯经济崩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资本大规模外流。据保守估计，超过1500亿美元被转移到海外账户，而普通俄罗斯人则面临经济崩溃。这加剧了1998年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加速了资本外逃，导致国内政治混乱。这种动荡反过来提升了普京的地位，他承诺恢复稳定、重建秩序并约束寡头。在油价飙升的推动下，俄罗斯的新领导人重建了经济，积累了强大的战争资金——如今这些资金支撑着他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并维持其政权的韧性。

　　2022年入侵乌克兰后，俄罗斯通过结合激进的财政刺激和严格的管控保护了经济，有效防止了资本大规模外流。俄罗斯寡头和商人因担心海外资产被没收，纷纷回归莫斯科的保护伞下。普京欢迎他们，嘲笑那些在海外损失财富的人天真，并说：“家里更安全。”他敦促他们“在这里投资”，并将转移资本到国外的人称为对其政权的“危险”。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制裁实际上强化了这种堡垒战略，使俄罗斯人更难将资产转移或藏匿到海外。结果，俄罗斯避免了1990年代那种瘫痪国家的收支平衡危机。

　　欧洲应认识到，削弱克里姆林宫的战争努力需要打破其内部平衡。为此，欧洲需要鼓励精英叛逃和资本外流。这并不意味着将欧洲变成非法财富的避风港。俄罗斯资本必须经过严格审查，以确保不被用来购买政治影响力。但为体制内人士创造选择性退出通道，以及为他们的资产转移提供安全渠道，可以作为一种针对性的颠覆手段。俄罗斯交通部长罗曼·斯塔罗沃伊特在7月被官方认定为自杀的死亡事件，表明俄罗斯统治阶层内部的偏执和压力正在加剧。欧洲必须为那些准备弃船的人提供逃生出口——让他们带走知识和财富。目标不是重塑俄罗斯衰弱的寡头体系，而是分裂仍在支撑普京统治的精英网络。

　　欧洲还应更积极地吸引准备脱离俄罗斯、放弃俄罗斯国籍并在欧洲定居的俄罗斯专业人士。他们的离开将从内部削弱俄罗斯政权。例如，科学家、医生和IT专家构成了俄罗斯战争经济的支柱。通过“用脚投票”，他们可以耗尽人才、加速衰退，并迫使克里姆林宫封锁边境——这一行为将暴露普京的威权主义，加速其衰落。促进他们的离开将有助于瓦解支撑战争的国内共识。

　　反对这种做法的一个关键论点是俄罗斯破坏者和间谍渗透的风险。但这种威胁被夸大了：俄罗斯情报人员已在欧洲大量存在，任何进一步增加都可以通过更好的反间谍工作和尽职调查部分抵消。这对欧洲来说风险可控，但对俄罗斯本已捉襟见肘的经济的潜在影响不可低估。

　　这种破坏还可能是政治性的。通过创造一个如此吸引人的避风港，迫使普京封锁边境并锁住公民，欧洲可以暴露他的弱点。这有先例可循。在冷战初期，东德向西方流失了大量技术工人，削弱了政权的经济基础。作为回应，共产主义领导层修建了柏林墙——这一地标成为失败的象征，证明该政权只能通过监禁公民来维持生存。这有助于使东德共产主义失去合法性，并为其最终崩溃铺平了道路。同样，欧洲应通过政策和公开信息明确表示，普京的战争已将俄罗斯与欧洲理念割裂开来，而那些愿意放弃战争的人将发现欧洲对他们敞开大门。

　　矛盾的是，欧洲国家可能比实施更传统的举措(如施加制裁)更容易协调和实施颠覆策略。这是因为颠覆依赖于国家权限，而非欧盟全体一致同意，因为许多移民和边境控制措施可以通过现有机制重塑，而无需完全共识。即使是匈牙利或斯洛伐克这样的怀疑者，也可以将选择性接纳高技能俄罗斯工人和精英视为人道主义和促进增长的措施，而非敌对行动的升级。

　　先战后和

　　任何可行的欧盟对俄战略都必须包含一个长期愿景，明确欧洲希望俄罗斯在未来十年或十五年的定位——无论普京是否继续掌权。没有这样的愿景，欧洲有陷入单纯对抗姿态的风险，将俄罗斯视为永恒的敌人。

　　苏联解体后，欧洲是最积极推动俄罗斯融入国际机构并与北约开展安全合作的倡导者。这一传统一直指导欧盟与俄罗斯的接触，直到乌克兰被入侵，尽管成员国本应更早改变路线。但现在不能用一种简化的遏制策略取代，即将俄罗斯关在熊笼里，远远地刺激它。目标必须是削弱并最终击败一个侵略性的对手，同时保留俄罗斯后帝国未来的可能性。

　　如果欧洲成功削弱克里姆林宫，它也将承担管理随之而来的不稳定性的部分责任。因此，欧盟的俄罗斯战略应包括规划俄罗斯的战后转型，届时它可能重新融入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国际框架。这样的战略将抵制宿命论的诱惑。俄罗斯并非天生敌对、不民主或帝国主义。即使欧洲以清晰和有力的方式对抗俄罗斯的侵略，它也必须追求双轨战略——一手持刀，另一手准备伸出。

　　作者简介：维罗妮卡·安格尔(Veronica Anghel)是欧洲大学研究所罗伯特·舒曼高级研究中心助理教授，以及欧洲学院客座教授。谢尔盖·拉琴科(Sergey Radchenko)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欧洲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威尔逊·E·施密特杰出教授。本文原载《外交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