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科什纳：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并是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

　　一些观察家兴高采烈地宣称，特朗普若再次执政，将预示着美国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复兴。罗伯特·奥布莱恩曾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中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热情洋溢地预言“现实主义将以杰克逊式风格回归”。

　　这种观点大错特错。“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究竟为何物，其实很难界定，因为现实主义者在最佳行动方案上常常意见相左，有时甚至针锋相对。但我们很容易判断出什么不是现实主义——而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就绝非现实主义。

1月2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第一资本体育馆，人们观看美国第47任总统就职典礼的转播

　　现实主义立足于一个基本假设：世界政治的本质是无政府状态，不存在能够最终解决争端或维护秩序的至高权威。在这种背景下，务必警惕他国的实力及其潜在威胁。现实主义者还秉持着一系列关于权力和冲突的共同假设。他们认为，国家间的争端往往并非源于误解或可以轻易化解的分歧，而是彼此冲突的野心的体现。

　　现实主义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没有什么是真正一劳永逸的;各国都在持续不断地争夺地位和优势。旧的政治竞争告一段落，新的挑战又会浮出水面：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即而来的便是冷战。这使得现实主义者本能地保持谨慎，因为尽管人们无法预知未来，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是最具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新的、且往往出乎意料的政治冲突也会接踵而至。因此，现实主义者在考虑是否动用武力时，不仅会问“我们能赢吗?”，即我们参战的政治目标能否实现，而且还会进一步追问，即便取得成功，“之后会发生什么?”

　　这使得领导人能够做出明智的、有时甚至是令人遗憾的抉择，从而超越个别领导人或特殊利益集团的狭隘考量，维护更广泛的国家利益。这些国家利益包括：防止外来军事入侵，维护国内政策的自主性，以及营造一个既充满机遇又能降低风险的国际环境。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议程，从根本上就与这些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和原则背道而驰。因此，对于华盛顿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包括与中国的竞争、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全球经济稳定以及中东冲突——他可能采取的方针，不大可能符合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逻辑。

　　认清现实

　　尽管永远不会存在一套统一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但现实主义的倾向性是显而易见的。现实主义者通常对国际法的约束力持怀疑态度，在大多数(但非所有)情况下，他们不愿轻易对国际冲突中对立双方所宣称的道德制高点做出评判，并且对于通过武力干预遥远冲突以实现宏大目标的计划，往往持谨慎态度。这些倾向催生了一些核心原则。这些原则可以指导一系列政策选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对这些信条的背离程度。

　　现实主义可能包含冷静的算计和铁石心肠，但绝非不假思索地滥用武力，也并非对政策选择的道德影响漠不关心。国际政治舞台上那些肆无忌惮使用武力的角色，有时会被贴上“现实主义者”的标签(甚至受到推崇)。但正如克劳塞维茨所教导的那样，只有当武力的使用能够以可接受的代价达成政治目标时，才能称之为成功。“没有人会在不首先明确自己想要通过战争达成什么目的的情况下贸然开战——或者更确切地说，任何理智的人都不应该这样做，”他如是说。“政治目标才是战争的目的。”

　　外交政策的核心，就是在国际舞台上争取自身所需。粗略地解读马基雅维利，你或许会得出这样一句断章取义的格言：统治者最好是让人畏惧，而非爱戴;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被憎恨则绝对是愚蠢的。能否有效调动并明智运用自身政治影响力，是国际博弈成败的关键决定因素。然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在国际政治的实践中却显得捉襟见肘。以美中竞争为例。在冷战时期，华盛顿面临着上一次与主要大国之间的竞争，当时外交家乔治·凯南将美国面临的挑战和其追求的目标，定义为主要在政治层面而非军事层面的较量。主要的威胁并非苏联会通过武力征服将西欧纳入其帝国版图，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欧洲大陆将逐渐落入苏联的影响范围。无论今天的中美关系是否构成一场“新冷战”，凯南的分析依然适用。主要的风险不在于中国会鲁莽地接连入侵邻国，试图夺取地区霸权，最终却适得其反;真正的风险在于，中国可能在东亚地区取得政治主导地位。

　　因此，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尽管美国的军事实力至关重要，但应对中国挑战的明智之举，是与该地区主要国家建立紧密的政治伙伴关系(以及坚实的盟友体系)。然而，特朗普对盟友体系却表现出一种令人费解的态度。他并不认为盟友是巩固共同情感的工具，反而普遍将其视为赔钱且不值得信任的买卖，是由一群不领情的“搭便车者”提出的要求。如今，这些国家不得不重新评估华盛顿是否还是一个可靠的政治伙伴。如果美国显得反复无常且不可靠，中国就可能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并非通过军事征服，而是因为该地区国家会权衡利弊，认为唯有顺应中国的意愿才是最现实的选择。

　　特朗普对盟友体系的厌恶，也可能影响他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决策。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一个奉行扩张主义的专制政权发动的侵略战争走向失败，而非成功，显然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如果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加速其失败，并进一步巩固盟友关系，那就更是上策。而这正是自2022年俄罗斯首次入侵乌克兰以来所发生的情况——这也解释了为何特朗普的盟友们，会将他那种似乎倾向于按照俄罗斯的条件结束战争的姿态，解读为一种现实主义的克制，而非仅仅是愚蠢之举。

　　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现在也到了重新评估美国在波斯湾地区安全承诺的时候了。这种承诺在半个世纪前或许具有现实意义，但如今显然已经过时。同样难以理解的是，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扩张主义政策开出空头支票，究竟如何能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然而，在评估华盛顿的长期朋友和盟友时，特朗普似乎满足于延续华盛顿长期以来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支持。另一方面，特朗普似乎也并不担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反而姿态强硬地对抗华盛顿在该地区的主要对手伊朗。但今时不同往日，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出口国，并且在其他地区还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因此，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会建议华盛顿体面地撤回对海湾地区安全保障的承诺，并会警告称，美国(或由美国支持)试图以武力摧毁伊朗核设施的行动，将铸成灾难性的错误。

　　夸大的自我吹嘘

　　在人们的印象中，现实主义常常与强硬姿态联系在一起。尽管向对手传递坚定信号往往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私下场合，但现实主义者不屑于信口开河，他们也很少自我吹嘘。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朗普近几周的言论却尤其高调。除了多次扬言要夺回巴拿马运河外，特朗普还在圣诞致辞中贬损加拿大总理，甚至暗示加拿大若成为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人会过得更好。但现实主义者断然不会破坏美国作为世界强国长期以来享有的最大优势之一——与邻国极其友好的关系。特朗普甚至公开声称要胁迫盟友，以“吞并”格陵兰岛，并宣称“美国出于国家安全需要格陵兰岛”。尽管现实主义者不屑于花言巧语，但此类言论却可能适得其反——因为它会影响国际社会对美国意图的预期，进而损害美国的自身利益。试想一下，如果另一个大国的新任领导人也发表类似的言论，世界会作何反应?空谈容易，但往往会适得其反。

　　特朗普对美元国际地位的威胁尤其令人侧目。他在2024年竞选期间大放厥词，声称“许多国家正在抛弃美元”。他甚至夸口道：“他们休想摆脱美元。我会告诉他们，‘你们若弃用美元，就别想和美国做生意，因为我们将对你们的商品征收100%的关税!’” 然而，归根结底，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散的私人行为者的集体选择，而这些行为者中的绝大多数，身份都难以辨识。国际货币的地位，维系其关键在于信任：人们之所以使用它，是因为他们想要使用它(通常是为了规避风险，逃离其他货币，甚至是本国法币)。试图强迫他国使用美元，反而会适得其反，让他们更不愿意使用美元，并最终损害美元的信誉。

　　鉴于所有国家都将维护政策自主性和促进自身利益置于优先地位，现实主义者深知，任何国家都不愿受人摆布，必然会竭力反抗霸凌。傲慢自大和无谓的挑衅绝非现实主义。哲学家雷蒙·阿隆曾详尽阐述过这种行为的适得其反的本质，它必然会激起“其他国家的恐惧和嫉妒”，非但不能增强国力，反而会适得其反，并最终只会导致“盟友离心，中立者倒戈”。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际也观察到了相似的道理，并指出当时普遍存在“对雅典的怨恨”情绪。他写道，正是由于雅典长期的傲慢自大，“人心向背都转向了斯巴达”。最终，雅典也因此走向衰败。

　　特朗普标志性的“美国优先”理念，未能认识到这一规律：推行保护主义政策，无论是出于狭隘的自身利益考量，还是作为一种谈判策略，企图迫使他国屈从于美国的意志，都注定是行不通的。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势必招致报复，这将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要知道，美国每年出口总额高达约3万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且国内生产也高度依赖进口中间产品。保护主义政策还将最终导致国内可贸易商品价格飞涨。特朗普对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的偏爱，也会为其他国家创造可乘之机。去年12月，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的四个南美国家达成了贸易协定，构建了全球最大的贸易区之一。中国也在西半球取得了显著的经济进展。特朗普这种咄咄逼人的贸易政策，即使能够迫使他国在贸易上做出让步，但却会损害美国更广泛的外交政策目标，例如遏制中国不断扩张的政治影响力，加剧全球经济困境，还会让其他国家对华盛顿进一步施压的意图提高警惕，并转而寻求自保。

　　注定失败的策略

　　在考虑国家外交政策时，大多数现实主义者都会赞同外交家兼学者阿诺德·沃尔弗斯提出的观点，即“环境目标”理论。正如沃尔弗斯所言，尽管国家必须将自身生存置于首位，但它们“只有在极少数极端情况下才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与以往一样，现实主义者们在哪些具体策略最有利于实现这些“环境目标”上，常常意见相左;但他们都非常清楚，与友邦保持良好关系，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对竞争对手保持警惕和强硬姿态。

　　由此可见，“美国优先”政策再次背离了现实主义对长远战略的重视：这是一种目光短浅、实用主义至上且狭隘自私的策略。在特朗普看来，与任何国家(无论是友是敌)的每一次互动，都是一场零和博弈，其目的都是为了从短期利益中攫取最大好处。早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华盛顿就曾尝试过类似的“美国优先”策略。其在战争债务偿还问题上的短视，加剧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最终酿成了1931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其推行的保护主义政策(最终甚至导致出口降幅超过进口)，加速了世界贸易的全面崩溃。这两项政策共同促成了全球经济大萧条，并使其程度更为恶化，而这正是法西斯主义在德日两国崛起并最终上台执政的重要推手。最初版本的“美国优先”政策，可谓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它当然与现实主义原则毫不沾边。特朗普的版本同样如此——其最终结局，恐怕仍将是一场灾难。

　　作者简介：乔纳森·基什纳，波士顿学院政治学和国际研究教授。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一些观察家兴高采烈地宣称，特朗普若再次执政，将预示着美国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复兴。罗伯特·奥布莱恩曾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中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热情洋溢地预言“现实主义将以杰克逊式风格回归”。

　　这种观点大错特错。“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究竟为何物，其实很难界定，因为现实主义者在最佳行动方案上常常意见相左，有时甚至针锋相对。但我们很容易判断出什么不是现实主义——而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就绝非现实主义。

1月2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第一资本体育馆，人们观看美国第47任总统就职典礼的转播

　　现实主义立足于一个基本假设：世界政治的本质是无政府状态，不存在能够最终解决争端或维护秩序的至高权威。在这种背景下，务必警惕他国的实力及其潜在威胁。现实主义者还秉持着一系列关于权力和冲突的共同假设。他们认为，国家间的争端往往并非源于误解或可以轻易化解的分歧，而是彼此冲突的野心的体现。

　　现实主义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没有什么是真正一劳永逸的;各国都在持续不断地争夺地位和优势。旧的政治竞争告一段落，新的挑战又会浮出水面：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即而来的便是冷战。这使得现实主义者本能地保持谨慎，因为尽管人们无法预知未来，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是最具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新的、且往往出乎意料的政治冲突也会接踵而至。因此，现实主义者在考虑是否动用武力时，不仅会问“我们能赢吗?”，即我们参战的政治目标能否实现，而且还会进一步追问，即便取得成功，“之后会发生什么?”

　　这使得领导人能够做出明智的、有时甚至是令人遗憾的抉择，从而超越个别领导人或特殊利益集团的狭隘考量，维护更广泛的国家利益。这些国家利益包括：防止外来军事入侵，维护国内政策的自主性，以及营造一个既充满机遇又能降低风险的国际环境。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议程，从根本上就与这些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和原则背道而驰。因此，对于华盛顿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包括与中国的竞争、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全球经济稳定以及中东冲突——他可能采取的方针，不大可能符合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逻辑。

　　认清现实

　　尽管永远不会存在一套统一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但现实主义的倾向性是显而易见的。现实主义者通常对国际法的约束力持怀疑态度，在大多数(但非所有)情况下，他们不愿轻易对国际冲突中对立双方所宣称的道德制高点做出评判，并且对于通过武力干预遥远冲突以实现宏大目标的计划，往往持谨慎态度。这些倾向催生了一些核心原则。这些原则可以指导一系列政策选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对这些信条的背离程度。

　　现实主义可能包含冷静的算计和铁石心肠，但绝非不假思索地滥用武力，也并非对政策选择的道德影响漠不关心。国际政治舞台上那些肆无忌惮使用武力的角色，有时会被贴上“现实主义者”的标签(甚至受到推崇)。但正如克劳塞维茨所教导的那样，只有当武力的使用能够以可接受的代价达成政治目标时，才能称之为成功。“没有人会在不首先明确自己想要通过战争达成什么目的的情况下贸然开战——或者更确切地说，任何理智的人都不应该这样做，”他如是说。“政治目标才是战争的目的。”

　　外交政策的核心，就是在国际舞台上争取自身所需。粗略地解读马基雅维利，你或许会得出这样一句断章取义的格言：统治者最好是让人畏惧，而非爱戴;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被憎恨则绝对是愚蠢的。能否有效调动并明智运用自身政治影响力，是国际博弈成败的关键决定因素。然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在国际政治的实践中却显得捉襟见肘。以美中竞争为例。在冷战时期，华盛顿面临着上一次与主要大国之间的竞争，当时外交家乔治·凯南将美国面临的挑战和其追求的目标，定义为主要在政治层面而非军事层面的较量。主要的威胁并非苏联会通过武力征服将西欧纳入其帝国版图，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欧洲大陆将逐渐落入苏联的影响范围。无论今天的中美关系是否构成一场“新冷战”，凯南的分析依然适用。主要的风险不在于中国会鲁莽地接连入侵邻国，试图夺取地区霸权，最终却适得其反;真正的风险在于，中国可能在东亚地区取得政治主导地位。

　　因此，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尽管美国的军事实力至关重要，但应对中国挑战的明智之举，是与该地区主要国家建立紧密的政治伙伴关系(以及坚实的盟友体系)。然而，特朗普对盟友体系却表现出一种令人费解的态度。他并不认为盟友是巩固共同情感的工具，反而普遍将其视为赔钱且不值得信任的买卖，是由一群不领情的“搭便车者”提出的要求。如今，这些国家不得不重新评估华盛顿是否还是一个可靠的政治伙伴。如果美国显得反复无常且不可靠，中国就可能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并非通过军事征服，而是因为该地区国家会权衡利弊，认为唯有顺应中国的意愿才是最现实的选择。

　　特朗普对盟友体系的厌恶，也可能影响他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决策。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一个奉行扩张主义的专制政权发动的侵略战争走向失败，而非成功，显然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如果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加速其失败，并进一步巩固盟友关系，那就更是上策。而这正是自2022年俄罗斯首次入侵乌克兰以来所发生的情况——这也解释了为何特朗普的盟友们，会将他那种似乎倾向于按照俄罗斯的条件结束战争的姿态，解读为一种现实主义的克制，而非仅仅是愚蠢之举。

　　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现在也到了重新评估美国在波斯湾地区安全承诺的时候了。这种承诺在半个世纪前或许具有现实意义，但如今显然已经过时。同样难以理解的是，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扩张主义政策开出空头支票，究竟如何能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然而，在评估华盛顿的长期朋友和盟友时，特朗普似乎满足于延续华盛顿长期以来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支持。另一方面，特朗普似乎也并不担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反而姿态强硬地对抗华盛顿在该地区的主要对手伊朗。但今时不同往日，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出口国，并且在其他地区还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因此，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会建议华盛顿体面地撤回对海湾地区安全保障的承诺，并会警告称，美国(或由美国支持)试图以武力摧毁伊朗核设施的行动，将铸成灾难性的错误。

　　夸大的自我吹嘘

　　在人们的印象中，现实主义常常与强硬姿态联系在一起。尽管向对手传递坚定信号往往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私下场合，但现实主义者不屑于信口开河，他们也很少自我吹嘘。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朗普近几周的言论却尤其高调。除了多次扬言要夺回巴拿马运河外，特朗普还在圣诞致辞中贬损加拿大总理，甚至暗示加拿大若成为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人会过得更好。但现实主义者断然不会破坏美国作为世界强国长期以来享有的最大优势之一——与邻国极其友好的关系。特朗普甚至公开声称要胁迫盟友，以“吞并”格陵兰岛，并宣称“美国出于国家安全需要格陵兰岛”。尽管现实主义者不屑于花言巧语，但此类言论却可能适得其反——因为它会影响国际社会对美国意图的预期，进而损害美国的自身利益。试想一下，如果另一个大国的新任领导人也发表类似的言论，世界会作何反应?空谈容易，但往往会适得其反。

　　特朗普对美元国际地位的威胁尤其令人侧目。他在2024年竞选期间大放厥词，声称“许多国家正在抛弃美元”。他甚至夸口道：“他们休想摆脱美元。我会告诉他们，‘你们若弃用美元，就别想和美国做生意，因为我们将对你们的商品征收100%的关税!’” 然而，归根结底，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散的私人行为者的集体选择，而这些行为者中的绝大多数，身份都难以辨识。国际货币的地位，维系其关键在于信任：人们之所以使用它，是因为他们想要使用它(通常是为了规避风险，逃离其他货币，甚至是本国法币)。试图强迫他国使用美元，反而会适得其反，让他们更不愿意使用美元，并最终损害美元的信誉。

　　鉴于所有国家都将维护政策自主性和促进自身利益置于优先地位，现实主义者深知，任何国家都不愿受人摆布，必然会竭力反抗霸凌。傲慢自大和无谓的挑衅绝非现实主义。哲学家雷蒙·阿隆曾详尽阐述过这种行为的适得其反的本质，它必然会激起“其他国家的恐惧和嫉妒”，非但不能增强国力，反而会适得其反，并最终只会导致“盟友离心，中立者倒戈”。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际也观察到了相似的道理，并指出当时普遍存在“对雅典的怨恨”情绪。他写道，正是由于雅典长期的傲慢自大，“人心向背都转向了斯巴达”。最终，雅典也因此走向衰败。

　　特朗普标志性的“美国优先”理念，未能认识到这一规律：推行保护主义政策，无论是出于狭隘的自身利益考量，还是作为一种谈判策略，企图迫使他国屈从于美国的意志，都注定是行不通的。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势必招致报复，这将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要知道，美国每年出口总额高达约3万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且国内生产也高度依赖进口中间产品。保护主义政策还将最终导致国内可贸易商品价格飞涨。特朗普对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的偏爱，也会为其他国家创造可乘之机。去年12月，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的四个南美国家达成了贸易协定，构建了全球最大的贸易区之一。中国也在西半球取得了显著的经济进展。特朗普这种咄咄逼人的贸易政策，即使能够迫使他国在贸易上做出让步，但却会损害美国更广泛的外交政策目标，例如遏制中国不断扩张的政治影响力，加剧全球经济困境，还会让其他国家对华盛顿进一步施压的意图提高警惕，并转而寻求自保。

　　注定失败的策略

　　在考虑国家外交政策时，大多数现实主义者都会赞同外交家兼学者阿诺德·沃尔弗斯提出的观点，即“环境目标”理论。正如沃尔弗斯所言，尽管国家必须将自身生存置于首位，但它们“只有在极少数极端情况下才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与以往一样，现实主义者们在哪些具体策略最有利于实现这些“环境目标”上，常常意见相左;但他们都非常清楚，与友邦保持良好关系，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对竞争对手保持警惕和强硬姿态。

　　由此可见，“美国优先”政策再次背离了现实主义对长远战略的重视：这是一种目光短浅、实用主义至上且狭隘自私的策略。在特朗普看来，与任何国家(无论是友是敌)的每一次互动，都是一场零和博弈，其目的都是为了从短期利益中攫取最大好处。早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华盛顿就曾尝试过类似的“美国优先”策略。其在战争债务偿还问题上的短视，加剧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最终酿成了1931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其推行的保护主义政策(最终甚至导致出口降幅超过进口)，加速了世界贸易的全面崩溃。这两项政策共同促成了全球经济大萧条，并使其程度更为恶化，而这正是法西斯主义在德日两国崛起并最终上台执政的重要推手。最初版本的“美国优先”政策，可谓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它当然与现实主义原则毫不沾边。特朗普的版本同样如此——其最终结局，恐怕仍将是一场灾难。

　　作者简介：乔纳森·基什纳，波士顿学院政治学和国际研究教授。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